生死观中的人的智慧——中西哲学对生死意义的比较

一、生死观上的人类智慧——中西古代哲学关于死亡之于人生意义的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刘怡^[1]（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提出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吕狂飚^[2]（2020）在《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现代社会,爱与教育的命运是同步的:当作为关系性的善的友爱被冷落时,教育便不再注重对人之友爱的培育,而是转向了对遵守、信任制度之人的培育;当作为人的本体论的爱被降格为欲望时,教育亦不再致力于提升人的爱欲,而是在肯定人的欲望的前提下,使自己沦为了培育和增强人满足其欲望的能力的“技术教育”。本文的目的并不只在于呈现爱与教育的这一现代命运;而更在于去思考爱和教育如何才能摆脱这一命运,进而恢复人的爱以及相应的教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选择“回返”到柏拉图,研究《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的思路则是将爱的教育哲学放到灵魂论中来考察。为此,本文首先明确了柏拉图的爱欲论与灵魂论的关系,即对爱欲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何为好灵魂或好生活”的理解之上。接着,本文转向了《理想国》前四卷,并在“灵魂的形式秩序”的意义上阐明柏拉图对“好灵魂”的一种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的“爱欲的命运”。而通过对护卫者的友爱教育的分析,本文发现,这种教育并不能实现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形式的好灵魂”;并且,通过对“高贵的谎言”的求助,柏拉图暗示了某种区别于“形式的好灵魂”的“实质的好灵魂”。为了澄清与理解柏拉图所暗示的“实质的好灵魂”,本文转向了《理想国》第八、九卷。在这两卷中,柏拉图考察了四种恶的城邦政体、灵魂和生活,并论证了“哲学家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通过对柏拉图的“考察”的分析,本文发现,“灵魂的爱的秩序”正是柏拉图用来考察城邦政体、灵魂和生活的“解释性和规范性的原理”;这种“爱的秩序”之实质在于“价值的秩序”。而通过对柏拉图的“论证”的分析,本文认为,哲学家的生活之所以是最好的生活,不是因为哲学家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而是因为哲学家的爱欲始终向着“真理和存在”敞开;而其他人的“爱欲”则在不同的意义和程度上关闭了“真理和存在”。为了厘清柏拉图所说的“真理和存在”以及致力于培育“实质的好灵魂”的“哲学家教育”,本文最后转向了《理想国》第五、六、七卷。通过对“哲人王”设想的解读表明,在“哲学家的灵魂的秩序”作为城邦的政治秩序和人的灵魂的秩序的“规范性的原理”的意义上,“哲学家教育”即是教育的“规范性的原理”,“教育之本质”。而借助于从海德格尔对“真理和存在”的理解中所获得的“解释框架”,本文进一步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澄清了柏拉图在对“哲学家”的界说中所说的“真理”,其通过“太阳比喻”和“线段比喻”所暗示的“善”,以及通过“洞穴比喻”所暗示的“教育之本质”。

位涛^[3]（2020）在《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探索自然已经成为了人类永恒的话题,自然的不断揭密使得人们足以相信（自然）科学技术能够给予人类幸福生活以最大的保证。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来的是人类理性（智）的“膨胀”和对自然的“控制”欲望,当自我理性成为我们生活和探索的唯一基础之时,其结果就是人的生活缺乏对更高（自然）原型的关照。也即人类的教化——通过“摹仿”原型来化育自身的活动所企及的高度的降低,同时这也意味着人的德性的平庸。或者说,正是由于整体性的“自然”从人类生活中的隐退,使得理性对“自然的物”的探索成为主流,人类追求卓越的教化之路被掩盖在物质欲求的满足之中。这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自然、德性与教化之间的关系,而其前提就是回到它们之间发生联系的初始性境遇之中。通过回溯我们发现,古希腊教化世界的演变正是人类理性不断觉醒,对更高意义上的、整体性的自然的观看,逐渐被人类理智和技艺的“控制”所取代的过程,而人类所创造的技艺世界却并没给个体的心灵秩序以及生活带来持续和稳定的意义,人的卓越被“误导”和消解,以至于平庸。面对这些问题,柏拉图做出了他的教化性的回应,而这种回应无疑对于当今我们的思考具有某种价值。在柏拉图的教化哲学体系中,整体性的“自然”充当了个体德性养成的根基,且自然的整体目的（善）使得个体人性的卓越体现于整体的生活之中,个体超越性的“整全成人”得以可能。他以宇宙论作为人的德性养成的背景和依据,以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深刻认识来作为教化的起点,并通过对城邦的自然的理解来认识人的教化的现实空间。在他的理解中,所谓的整体自然即是人——城邦——宇宙的一种整体性秩序,而人的德性就体现在对这种秩序的认识和理解所带来的个体灵魂秩序的和谐——“自然作为德性之源”。同时,凝聚和联结这种秩序的纽带就在于超越性的自然目的——善的理念成为个体在对自然的追问中寻求德性的价值引领。也即,柏拉图以目的论使得人的德性的养成既关注了自身的自然（有限性）,同时也关照到那些神圣性的宇宙自然目的,使人的教化成为一条贯通整体性自然的道路。在具体的教化路径中,他首先从对人的自然的教化开始。通过对人的身体的诗歌和体育的训练,使得个体的灵魂具备初步的秩序性,在此基础上提升个体的身体性的德性;接着,通过理智性科目的引导,使得个体不断超越其有限性。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理性逐渐养成,对宇宙自然秩序的认识逐步清晰,理智德性不断增长,也使得个体灵魂的秩序与宇宙的自然秩序建立起了有意义的联结,灵魂不断上升;最后,通过哲学的学习和训练,使得个体灵魂超越身体性的束缚,而上升到善的理念关照之中,个体沉思性的德性得以养成;同时,个体的教化还有一个下降到现实城邦之中的过程,也即不断实现城邦秩序的和谐。这条教化之路最终的目的即是以个体的“灵魂之旅”把人的自然,城邦自然与宇宙自然贯通起来,从而实现个体德性的完善以及整体自然目的完成,使人成为一个基于而又超越“可朽”的身体自然,同时灵魂高贵、不朽的存在。由此,柏拉图通过对“自然”的追问建立起了一种整体性的德性之教的体系。在这种教化哲学中,个体的成长本身即是人的自然性（人性）的“生长”,一种灵魂中美善的引导和引发——灵魂秩序的不断和谐体现了人在整体宇宙运行之中的德性,是一种“人性”的教化。同时,人的自然通过与整体自然的关联与秩序的协调而超越了其有限性,从而实现了立足于自身自然,在整体自然目的关照中的人的卓越之路。在对终极目的——“善”的追问中,人的自然根基与神圣性同时显现在德性养成之中,无疑这是柏拉图所给予我们现时代教化的最大启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解决现时代的教化问题需要不断反思他的道路。

于欣^[4]（2019）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重要价值。挖掘、阐发和传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系统梳理和探究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全面而深入地呈显其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这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由宗法分封的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深刻经济背景,生产方式大变革所必然引发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激化加剧是其政治背景,思想文化领域内新旧理念碰撞交织、百家异说的文化繁荣是其文化背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及其学派的形成发展和重要地位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奠定了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于一体的古代德育思想体系的基调和轮廓,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构成了先秦儒家德育活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了重振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和教化传统的生机活力,先秦儒家不断内求“礼乐之原”,由礼而仁,由仁而性,由此开启了对“欲”、“群”、“心”等人性问题的探究与阐发。人之“欲”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礼义道德及其教化则是满足人欲之必需。人之“群”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人之生不能无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所必需。人之“心”是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主宰性的意志之心、情感性的德性之心、理性的认知之心分别为人之受教修德提供了主体性依据、内在情感根基和内在理性根基。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体现了立足于人本身为德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撑的理论自觉。关于德育活动的目的,先秦儒家秉持治国安民与“为己”“成人”互为目的手段、社会性目的和个体性目的互渗统一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主张以教求治求安,力求通过德教达成治国安民、维护差序和谐理想秩序的社会性目的;另一方面主张教以“成人”,力求通过德教修身来美身化性、成就君子圣人的德性理想人格,达成提升人性、发展完善人本身的个体性目的。从德育内容上看,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德育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高度融合与统一。仁、义、礼、孝、悌、忠、信、知、勇等道德规范是其道德观教育的主要内容。明分正名的社会等级观念和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是其政治观教育的主要内容。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是其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作为受教者自教方法的自我修身之道和作为教育者施教方法的社会教化之道。自我修身之道侧重于受教者对自身之“志”、“学”、“思”、“行”等能动性的主动发挥,包括“志于仁”、“学以致道”、“思以致圣”、“躬行践履”。社会教化之道侧重于教育者对受教者之主体意识自觉的激发和引导,包括注重运用“愤启悱发”、“举一反三”、“以问为教”等方法的对话式思想宣讲,强调教育者以身体道、自反修己的身教示范,把良好环境的选择培育作为促进人性完善之重要着手处的环境熏陶,引导受教者在“礼”的践履和切己的日常生活中激发其情、悟得其理的生活体验,强调教化以情感为起点和根基的因情设教。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先秦儒家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为中华道德文明和古往今来的德育活动贡献了具有“永久魅力”的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因其得以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对庶民地位作用的贬低、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严守等思想局限性。辩证分析和客观评价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是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及实现的首要前提。综而观之,作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之典型代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深蕴着“儿童的天真”,彰显着具有“永久魅力”的鲜明特色和优秀“基因”,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先秦儒家的主体性德育理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相契合,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教育者主体性的首要着力点是激发受教者的主体意识自觉,教育者必须密切结合受教者积极的“前理解”给予切己的启发和引导。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德育内容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具有相契合性,为涵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了宝贵资源,主要体现为“仁”、“礼”对于社会公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信”和“为政以德”对于职业道德和政治品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对于家庭美德教育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孝德观、推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涵养作用。先秦儒家的德育方法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高度的相契合性,能够在原则方法、具体实施方法等方面提供诸多有益借鉴,可以以其和谐守礼的师生关系为借鉴,确立“序差互动”的基本原则;以“对话式”思想宣讲为借鉴,推进“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以因情设教和生活体验为借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教育和生活化。要想实现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新发展、新实践,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抓住三个基本环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传承弘扬先秦儒家德育的优秀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合理因素进行科学的加工改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优秀“基因”;以实践为导向,实践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价值实现的动力与源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实现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宏观实践导向,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为微观实践导向;坚持综合创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既要批判地继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精华,又要广泛学习、借鉴西方有益的德育文化,将中西优秀的德育思想资源融通于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王琦^[5]（2019）在《让-吕克·南希的书写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让-吕克·南希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着述涉及领域包括宗教、政治、伦理、艺术等,主题包括意义、存在、书写、身体、共同体、不确定性以及全球化等重要问题,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解构的理论领域和实践范围。在意义的世界化、书写的触感化、存在论的重构等方面,南希的思想正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世界性影响。南希也将共在、身体、触感、艺术等思想,融入到对书写的思考之中,扩展了书写理论的研究论域,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本文以南希书写思想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其思想渊源、哲学基础、主要命题、理论内涵等,发掘其对于建构中国特色书写话语体系的学术意义。本文以南希书写思想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其思想渊源、哲学基础、主要命题、理论内涵等,发掘其对于建构中国特色书写话语体系的学术意义。本文依次对南希所理解的书写问题的缘起、书写的本质、书写的特征、书写的艺术形式等做出辩证的理论把握,进而充分挖掘南希书写思想的学术价值。除绪论外,论文主体部分主要包括五章,依次回答书写问题的缘起、书写的本质、书写的特征、书写的艺术形式、南希书写思想的意义和局限等五个理论问题。绪论在简要论述南希哲学主要命题的基础上,阐释本文的选题意义;综述南希思想、书写思想以及南希书写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主要创新点。第一章传统与超越:南希书写思想的缘起。本章历史地叙述书写思想的传统,揭示南希书写思想的逻辑起点,阐发南希书写思想的哲学基础,从思想渊源、逻辑起点和哲学基础三个层面分析南希书写思想的问题意识。从柏拉图开始的形而上学将书写作为语言（尤其是语音）的派生物,其作用仅在于避免遗忘,因而总是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直到德里达等人开启“书写革命”,书写才被认为是真理和意义得以生发的本原。南希的书写思想就奠基在这个思想传统之上。南希对书写的思考是以意义为逻辑起点、以共在为哲学基础的,其意义理论是在意义普遍失落或悬置之后展开的哲学思考。他将意义发展为包括意义、方向和感受在内的多重概念,把书写作为重建意义世界、避免堕入虚无主义深渊的重要途径。南希的书写范畴并不仅仅指涉着作为某种活动的行为,也不仅仅涉及某种文字或书面的艺术或风格,而是直接与意义相关,与对意义的生存论思考相关,书写因而与我们、世界、意义三者构成了共生同构的关系。同时,南希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共在和共同此在概念,把存在理解为始终是“存在—于—共通”之中的独一多样存在。书写就是对独一多样存在的意义的敞开,是不断朝向边界、突破域外的意义的外展、间隔和延异,共在赋予了书写以浓厚的存在论色彩。在这个意义上,南希的书写之思,也可以说是一种存在论。第二章书写与意义:南希论书写的本质。本章紧密结合南希的意义理论和共在思想,阐发南希关于书写之本质的思想。以意义为逻辑起点,南希把书写的本质理解为意义的共同显现。从共在概念出发,南希在我们、世界和意义之间建立起共生同构的关系,“共”成了意义乃至一切存在的根本方式。南希将意义的发生理解为独一多样存在如其本然的自我显现,书写就是这种共同显现的主要方式。南希发展出“外铭写”这个新的概念来解释书写的本质。外铭写即意义的溢出自身,即是说书写始终是意义起源的可能性条件,而且始终是“向着那里到来”的未完成性。书写因此摆脱了意指或表象的限制,它始终使意义不断朝向自身之外展露,不断向着在场发生,这表明书写或意义永远不会走向终结。这种书写思想体现了南希浓郁的现实伦理关怀。书写不只是表达或溢出意义,它也能创造意义,但这是一种独特的“从无创造”。南希用无—物、无意义和创造来解释这个“无”,认为“无”标识了独一多样存在本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并使意义永远面向未来敞开。通过对福楼拜小说《圣安东的诱惑》的分析,南希认为,除了对空无的敞开之外,书写根本上一无所示。因此,南希所理解的书写在本质上是意义的共同显现、外铭写和意义的空无敞开,是对意义的生存论解释。第三章非实在性与触感化:南希论书写的特征。本章紧密结合南希的身体思想和触感理论,阐发南希关于书写的特征的认识。自德里达和罗兰·巴特之后,作为书写主体的“作者”已经被置于“死亡”的地位。南希放弃了“作者”这个范畴转而探讨身体作为书写主体的可能,从而从身体维度对书写的特征进行了生存论分析。在形而上学传统那里,身体和书写一样被贬抑成不被重视的非实在之物。南希在身体现象学的基础上,将身体作为哲学思考的中心议题之一,进而发现了书写的非实在性和触感化特征。他认为书写本质上是对非实在性场域的打开,是对身体的触及,而且与阅读的触感化密切相关。因为书写始终发生于界限之上,在身体的触感中建构了一个意义的非实在性场域,突破和超越了内在性的绝对限制,因而它对意义的共同显现具有某种非实在性特征。同时,书写又始终与感受密切相关。而对于南希来说,触感是更为根本的感官机制,因为它是身体得以外展的可能性条件,触感或者身体的触及构成了世界意义的起点。正是在触感的维度上,书写与阅读既处于共同存在的状态之中,又具有彼此分享和相互外展的特性。书写因而总是触感化的意义的共同显现,因而总具有触感化的特征。通过对书写非实在性和触感化特征的思考,南希实际上凸显了书写概念中的身体维度,更深层次地深化了书写的存在论意义。第四章文学与绘画:南希论书写的艺术形式。本章紧密结合南希关于艺术的理论,阐释和分析南希对书写形式的思考。除了常见的作为艺术样式的文学书写之外,南希将书写宽泛地理解为一切生成意义或外展自身的行为,绘画因而也被南希理解为特殊形式的书写。就文学而言,南希将共在思想和共同体理论整合进对文学书写的理解之中。在他看来,“文学共通体”首先是以神话的方式存在的,但是现代社会的意义危机已经彰显出神话被打断的基本事实。这不是说文学书写已经不存在了,而是说“文学共通体”只能以一种“非功效”的方式进行运作,文学书写只能在共通或共在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南希还将书写作为意义的共同显现的思想,用在对基督教绘画的分析之中。在他的理解中,绘画作为留下痕迹的行为和表达意义的载体,是一种凝结着身体触感的外铭写,即意义向着自身之外的溢出。在绘画这种触感化书写中,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自身的内在性之中向着一个“在外的彼在”无限地外展,也就是南希所理解的基督教绘画的真理。南希还发现,书写范畴可以实现对艺术的多样性等基本命题的重构,为我们重识艺术自主性和艺术终结论提供了新的启示。第五章意义与局限:南希书写思想的评价。本章主要回答的是南希书写思想对于今天的理论和实践有怎样的学术意义,其理论局限何在。本章从总体上概括南希书写思想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理念,分析南希书写思想在理念、话语和批评三个维度上的文论借鉴意义,挖掘其对于中国特色书写话语体系建构的学术价值,总结南希书写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南希的书写首先是建立在他者和关系维度上的,与它相关的共在、身体、外铭写、触感或共通体等概念,都强调朝向外部的无限敞开,以外展、沟通和分享为基本特征。这决定了南希的书写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生存论思想。南希书写思想对人类中心主义、同一化、本质主义的批判,对共在、独一性、外展、分享等概念的强调,以及对他者维度的重视等,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可以推动生态美学、生态文论、生态批评的建设和发展。南希对书写的非实在性和触感化特征的揭示,敞开了书写作为意义的共同显现的无尽可能性,使我们可以从意义和身体的角度,重新理解并建构中国特色的书写话语体系。但是,将共在、分享、触感、身体乃至西方话语的普遍主义倾向等维度,融入书写范畴之中,在扩大书写话语的致思范围、将书写提升至生存论的高度的同时,也有将书写范畴泛化或乌托邦化、使书写范畴脱离日常经验的理论缺陷。通过对南希书写思想的传统渊源、逻辑起点和哲学基础的揭示,本文将南希哲学的基本命题与书写范畴整合起来,并以发掘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书写话语体系的理论意义为现实旨归,从而从理论上回答了书写何由、何谓书写、谁在书写、何种书写、书写何为等问题,对南希所理解的书写问题的起源、书写的本质、书写的特征、书写的形式等做出辩证的理论把握,一定程度上构建了南希书写思想的理论体系。

刘莉^[6]（2019）在《重溯起源：柏拉图的教化哲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统神话乃是先人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多端变幻、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所形成的想象,其本质乃在于人类对自我生命起源的探索与对理想生活样式的想象。在口耳相传的时代,神话承担着人类代际传承的教化之责。以赫西俄德的《神谱》为代表,正是古希腊传统神话所追问的神圣起源开启并奠定了古希腊人的习俗生活,具体表现为神圣起源的神秘性促生了古希腊人的信仰生活,其崇高性塑造了古希腊人的政治生活。随着文字的广泛使用,悲剧诗人通过改编神话在传承神意的同时有意引导人们思考现实生活的艰难,其神话内容也在凸显神之至高无上的同时传达了人类情感的真挚与可贵,可以说悲剧诗人时代的神话还保有对神圣起源的追忆。然而随着对言辞技艺的推崇,神话逐渐成为智术师追逐名誉与利益的工具,对传统神话的恣意重构也对古希腊传统教化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可以说智术师时代的神话已经完全遗失了神圣起源。从而随着神圣起源的遗忘与衰落,古希腊传统教化在逐渐走向衰微,城邦秩序也在逐渐走向混乱。这正是柏拉图所面对的教化困境,为了解决这一困境重建雅典城邦秩序,柏拉图在对诗人与智术师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回到对起源的追问,在重溯起源的过程中,以秘托斯和逻格斯两种言说方式提出“善的理念”这一概念,并重建了起源的神圣性。万物作为对理念的分有与摹仿,围绕“善的理念”柏拉图建立了新的世界观、灵魂观;并以追求“善的理念”作为最高教化目的,柏拉图统一了和谐城邦政治与完善个体灵魂的道路,由此开启了新的教化之路。遗忘起源后,人类灵魂的基础境遇犹如洞穴。因此在重溯起源的教化过程中,教化的起点即认识自我的局限,教化的本质即灵魂的转向,教化的过程即完成从洞穴到洞外的攀升。这一认识、转向与攀升统一于灵魂的上升之中,即在追问起源的过程中,个体灵魂从观看影像出发经由实物与数学上升到式样本身,其认知方式也随之从想象、意见、理智过渡到理性。上升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下降,即在上升得以认识起源之后,再以下到洞穴的方式将起源带入当下,从而完成对城邦政治秩序的重建,也以此达成自我灵魂的整全。在柏拉图的这条教化之路上,重溯起源的方法乃是辩证法,即在开端与结论之间循环往复以求不断趋近理念本身。同时辩证法也是柏拉图进行哲学教化的主要方式,即通过辩证式对话来帮助个体逐步认识自己的无知、并进而走向求知。论文通过对具体的辩证对话进行情境分析,提出辩证式对话的核心在于:以创造闲暇为前提,在回到开端与重新出发之间敞开个体的心灵,从而帮助个体在回忆中完成自我教化。柏拉图所面对的教化难题,也正是技术化时代个体成人的根本困境所在。遗忘起源使得个体精神生命游离于国家民族、人类历史,使得个体的生命境界变得渺小与狭隘。因此,重溯起源,以民族文化之源泉重育个体生命之根基,才是个体得以健全、人类得以整全的关键之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习即回忆。

杨志龙^[7]（2019）在《徐花潭气论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徐花潭是朝鲜性理学的代表人物,在朝鲜儒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他在吸收、借鉴中国宋明理学的基础上,构建起以太虚为形上本体的气论思想,标志着朝鲜哲学走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新阶段,对朝鲜性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气”为中心,对徐花潭的气论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首先是对花潭哲学的核心概念“气”的含义进行梳理,考察了徐花潭气论的思想来源,并理清其气论思想的内在理路。接着从形上、形下两个方面探讨了徐花潭气论的具体内容,深入研究了气的形上前提、理气关系、气化理论、人性理论等内容,详细解答了气与太虚、气与理、气与万物、气与性、性与情等问题,认为太虚是统摄理气的万物原始构成境域,性体亦根源于太虚本体,理与气互为体用。然后从欧洲与东亚哲学的比较视域探讨了徐花潭气论思想的特征,其气论思想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即体即用的体用思维模式、以太虚为核心的系统结构、以气为纽结的天人观念三个方面。最后是对徐花潭气论思想的评价,详细考察了徐花潭气论思想的价值以及朝鲜思想家对其思想的责难。其对佛道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并为朝鲜性理学开辟出理气论辩的新局面,但也存在着认气为理和陷入佛教轮回观念的弊端。不同的思想家、不同的学派都可以从花潭哲学中得到启发,花潭哲学是进入朝鲜性理学的桥梁与关隘,避无可避,而这亦是花潭哲学的“一气长存”精神。

徐陶^[8]（2019）在《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东学西渐”——历史回溯与当代启示》文中认为20世纪,诸多一流的西方哲学家有意识地关注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其中有杜威、罗素、雅斯贝尔斯、斯宾格勒、汤因比、海德格尔、马丁·布伯、鲁道夫·奥托、荣格、弗洛姆、李约瑟等世界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不仅表现出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向往和认同,还择取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进行哲学创建。除此之外,众多西方学者更是以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倡导中西哲学的对话与融创。

蒋冬双^[9]（2018）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和德性互化问题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如何厘定?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对于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中、西方学术界思考、把握和处理方式有什么不同?形成对其不同的思考方式的原因是什么?能否用知识与德性互化作为概念和范畴来梳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与逻辑?这些问题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本研究从知识教育与德性教育的关系以及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中的意义问题入手,对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关于知识和德性的关系问题的思考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进而确定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当代尺度。论文第一部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于知识与德性互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结合西方和中国思想家关于知识、德性及其关系的思想史流变,寻找新时代知识与德性互化的思想史的资源。通过知识、德性及其关系的思想史考察,为进一步研究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内在机理和机制提供思想史基础。论文第二部分,对知识与德性互化的一般问题给予理论说明,进而确定知识与德性有效融合和互动的理论支撑。具体来讲,一是对知识的指向进行说明并对知识的意义进行探寻,为德性的出场提供学术理路基础;二是通过知识意涵所指向的德性出场,分析知识教育过程中德性的迷失,并基于对德性本相的确定,梳理知识与德性的内在关联;三是立足于知识与德性关系的明晰,对知识与德性互化的一般原理进行概括,即知识是德性的载体:知识为德性的养成提供可能;德性是知识的灵魂:德性为知识的使用提供方向;知识与德性关系的明晰:知识与德性互化一般原理确定的原则。论文第三部分,依据知识与德性互化的思想史考察与知识与德性互化的一般问题的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维度进行厘定。第一,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进行梳理和归因,明确了知识与德性互化的问题情境、问题表现和问题原因;第二,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问题进行了反思,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的维度进行了厘定,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进行了语境分析、矛盾分析和向度分析。论文第四部分,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问题求解策略,并结合对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基础和依据进行阐释。一是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知识教育求解策略,对从知识教育视角求解知识与德性互化提出了基本思路和问法的转换;二是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德性教育求解策略,提出基于人的整体性和生命的整全为目标的知识与德性的互动的指向;三是阐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基础和依据,为进一步剖析思想政治教育的机理和机制提供逻辑基础和理论依据论文第五部分,基于知识与德性互化一般问题的概括和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的审视以及知识与德性互化求解策略的阐释,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机理和机制进行建构。第一,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内在机理建构,确定了内在机理的基础和逻辑前提;第二,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原则和价值取向;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机制进行建构,指出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改善与知识与德性互化的良性互动,并对多样化价值诉求与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赵琴芬^[10]（2018）在《道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生死观比较研究》文中提出生死是每个人一生之中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对死亡持有的态度大多能反映在人生态度之上。其中,道家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伊斯兰教影响下诞生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是世界文明之一,这两种文化中的生死智慧对人们的精神思想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譬如,道家看生死如日夜转换般自然而然,其代表人物庄子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直面生死问题的哲学家,在《庄子》一书中大量内容描写了其对死亡的思考,道家基于对死亡的自然认识而表现出来的豁达生活态度历来被人所崇尚效法。又如在伊斯兰文化中,倡导信真主、信后世,以及在现世中要依照安拉的法则行事,但依然追求后世的永久幸福,对于穆斯林而言,生命属于安拉,人们在现世为善以期望末日审判后进入乐园,这种观点与态度,影响着世界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内容主要由四章构成,第一章对生死的基本内容和历史发展作简要介绍,对常见死去的方式进行简单归纳,并阐述部分主要文化中对生死的基本观点。第二章详细研究道家文化中的生死思想,先梳理道家文化产生的背景渊源及其主流思想,再分别从老子和庄子的着作出发,仔细分析《道德经》和《庄子》中有关生命或生死的论述,最后对其生死观思想作出总结。第三章阐述伊斯兰文化中的生死观思想,主要以伊斯兰教哲学思想为依托,从其教义和穆斯林的信仰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和概述。最后,第四章对道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生死观思想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其异同之处,并归纳两种文化中生死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所在。总之,本论文主要研究了道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生死观思想,在对大量资料进行梳理之后,对两种文化中生死观内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总结异同之处及其智慧思想对当今社会的重要价值。

二、生死观上的人类智慧——中西古代哲学关于死亡之于人生意义的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死观上的人类智慧——中西古代哲学关于死亡之于人生意义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2）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让-吕克·南希的书写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重溯起源：柏拉图的教化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徐花潭气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道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生死观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生死观上的人类智慧——中西古代哲学关于死亡之于人生意义的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2]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D]. 吕狂飚.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3]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D]. 位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于欣. 山东大学, 2019(02)
• [5]让-吕克·南希的书写思想研究[D]. 王琦. 西南大学, 2019(05)
• [6]重溯起源：柏拉图的教化哲学研究[D]. 刘莉.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徐花潭气论思想研究[D]. 杨志龙. 宁夏大学, 2019(02)
• [8]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东学西渐”——历史回溯与当代启示[J]. 徐陶. 外国哲学, 2019(01)
• [9]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研究[D]. 蒋冬双.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10]道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生死观比较研究[D]. 赵琴芬. 西北民族大学, 2018(04)

标签：柏拉图论文;  哲学家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人生价值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