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越时点意义上的千年——为《税收与企业》新千年开篇写几句话（论文文献综述）
谢文韬[1]（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认为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韩文羽[2]（2020）在《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三个平面”的语法观为理论基础,结合“两个三角”、情态系统,借鉴语体语法、语法化、主观性与主观化、认知语法等相关理论的研究,运用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微观角度对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作出描写与分析。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了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与范围（共12个成员）,并将其分为“必”类（必、必定、必然、必将、势必）、典型“定”类（定、定然）、“准”类（准、一准、准保、准定）、边缘“定”类（一定）四类。本文的着重研究对象是“必”类。全文共有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内容是回顾选题缘起,说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综述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在副词和情态系统中的研究现状;介绍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第二章为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与类别。一方面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总结,以五条参考标准来界定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和范围:1.状位性:位置固定,不能位于主语前,基本出现在句中,大多为VP副词。2.一般出现在“是”的前面。3.表否定情况时,通常出现在“不”的前面。4.主观性:主观评注不是表现在句法位置的最外层,而是命题意义的最外层。5.前置性:和他类副词（指情态副词以外的他类副词）共现、连用时基本位于最前面。另一方面结合句法分布特征、语体和原型理论为根据上述标准确定的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成员划分类别:1.“必”类:必、必定、必然、势必、必将2.典型“定”类:定、定然3.“准”类:准、一准、准保、准定4.边缘“定”类:一定第三章为必然类情态副词“必”的语法功能。我们从三个平面入手,考察了“必”最常见的句法位置、“必”与他类词的同现关系（如“必”可以后接光杆动词和光杆形容词,并可以用【+持续性】对其后接动词进行归纳）、“必”的古今词义对比、“必”的语义活跃因子、“必”的语义指向（提出间隔后指和紧邻后指的区别）,“必”与语体、句类、句态、“体”以及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的语用关系,并通过这些语用关系透视“必”在句法形式上的表现,分析“必”能够出现在广告语体中的原因。第四章为必然类情态副词“必定”的语法功能。这一章同样从句法层面、语义层面、语用层面三个角度分析“必定”的语法功能,在描写“必定”与否定词、他类副词、动词、形容词及句末语气词的同现情况时,对比“必定”与“必”的共性与个性,分析“必定”与“一定”具有相似功能的原因,并通过“必定”的词典释义、语义活跃因子、语义指向和所分布的语体、句类、句态、“体”规律,可连接的三种背景信息与焦点信息真值程度的关系,发现并解释“必定”句法现象的产生原因,对比“必定”与“必”语法功能的异同。第五章通过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研究“必然”的语法功能。“必然”是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核心成员,因此我们采用与“必然”相关的语义特征对这一类情态副词进行命名。“必然”既能够显现大多数成员具备的典型特征,也会表现自己的独特个性。现代汉语中的“必然”因为具有不同的词性,所以根据它与否定词、他类副词、情态动词的连用情况,可以对其副词词性作出界定。句法形式不仅和普遍语法理论相关,根本上直接受到交际意图的影响,甚至交际意图可以对语言形式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对“必然”的词典释义、语义活跃因子、语义指向进行归纳和总结,发现它与“知道”、“认为”、“想到”等认知类谓宾动词及后面解释说明内容的语义关系,说明其对连谓结构、兼语结构的指向辖域,并探讨“必然”与句类、句态、语体、“体”以及“必然”连接因果关系下背景信息与焦点信息的能力,并总结“必然”、“必定”、“必”的语法功能差异。第六章为必然类情态副词“势必”的语法功能。为方便“势必”同其他“必”类作出对比,本章的考察项目和“必定”、“必然”一致。但因“势必”是由跨层结构凝固而成的副词,具有特殊的词汇化过程,所以我们对此作出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势必”和“必然”、“必将”是共性较强的三个副词,所以在本章会加强“势必”同“必然”的对比,并在下一章继续对“势必”和“必将”作出对比。由于“势必”可能具有消极的情态倾向,所以它在交际中可以发挥交互主观性的作用,即消极意义不一定作用于当前句,可能作用于听话者也可能作用于交际双方（详见第六章第二节）。在考察“势必”和语体的关系时,我们发现少见于文艺语体的“势必”以最大比例出现在日本翻译文学作品中。第七章为必然类情态副词“必将”的语法功能。本章采用与前面相同的研究思路考察“必将”的语法功能,说明“必将”的个性,并在此基础上,从“必将”、“必然”、“势必”与情态动词搭配时的语义指向和被正负向语境的选择倾向出发,对比“必将”、“必然”、“势必”的语法功能。第八章为结语。这一章我们对全文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朱厢炜[3]（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杨化冰[4]（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指出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毕松[5]（2019）在《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统一俄罗斯党（Всер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ая партия<<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可以简称为“统俄党”)成立于2001年12月,是俄罗斯相对“年轻”的政党。统俄党是在时任总统普京的直接授意下组建的,是普京时代的“政权党”,也是当今俄罗斯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政权党”,并长期保持俄罗斯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自叶利钦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获胜并以1993年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当代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一直是在多党制的制度框架内发展演进。为了保持对全局的控制,执政当局一直尝试建立亲政府的政党以求控制立法权。结合俄罗斯特殊的政治制度设计,“政权党”这一富有俄罗斯特色的政党概念于1993年出现,并于当年的第一届国家杜马大选期间就转化为政治实践。但叶利钦时代的“政权党”因执政当局国家治理的失败而没有发挥其本身应该起到的作用,叶利钦时期的几个“政权党”都是昙花一现,一直被以俄共为代表的反对派所压制。普京接管克里姆林宫后延续了 1993年宪法规定的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在其复兴国家、稳定局势和凝聚人心的俄罗斯新国家治理构想中,“政权党”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是其治国理政的重要帮手。在普京亲自授意下,由总统办公厅主导,统一俄罗斯党这一新的“政权党”经过相对漫长和复杂的组建过程应运而生。为了应对1999年的国家杜马大选和2000年的总统大选,克里姆林宫组建了“团结”联盟,经过多轮磋商和政治博弈,原本是“团结”联盟对手的“祖国”组织和“全俄罗斯”联盟同意了以上述三个组织为主的、多个派别的合并。合并后成立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执政当局的支持和监控之下,经过持续不断的理论探索、组织建设、政策更新和选举获胜,逐渐从一个仅以选举为指向的竞选联盟发展成为了当代俄罗斯第一大政党,对于普京国家治理的实施、俄罗斯从混乱走上有序发展以及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分化和整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新千年俄罗斯政坛的第一大党,人们自然会问,统俄党是一个什么样政党,它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怎样的特殊性?统俄党在俄罗斯政治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作为“政权党”的统俄党,它将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统俄党进行全面的研究,对统俄党的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政权党”这一政党现象几乎只存在于俄罗斯,也是俄罗斯政党政治具有标签意义的特征。通过对统俄党这一俄罗斯持续时间最长和最成功的“政权党”的研究,可以丰富已有的政党理论和政治制度理论,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总结政党政治发展的共性规律,跳出西方政党理论的局限,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演进规律、政党政治发展规律和民族国家成长规律的有机统一对于具体国家政治发展的重大意义。统俄党是普京时代的“政权党”,它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和执政当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统俄党为普京国家治理的推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本身也是普京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俄党的组织变动、理论更新、政策调整和政治实践直接反映普京执政当局对于俄罗斯内外局势和国家总体发展的看法和举措。对统俄党的研究有助于把握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趋向和执政当局的最新动向。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借鉴西方政党理论,并结合俄罗斯历史、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来对统俄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分析。从发展史、组织建设、理论探索、政策主张、地位和作用以及近况前景等五个方面展开分析,重点回答“统俄党是什么样的党,它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统俄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其组织结构与组织建设有何特征?”“统俄党是一个举什么旗的组织,其思想和理论有何特点?”“统俄党要实现怎样的奋斗目标、完成怎样的明确任务、采取怎样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统俄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什么作用,存在什么问题,未来到哪里去?”这五个涉及统俄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如下:第一,从统俄党的发展历程来看,统俄党的成立不是产生于普京这一英雄人物的头脑之中的,而是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与当局执政的主观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从本质上说是主观符合客观的结果。俄罗斯多党制的发展为统俄党的组建设置了根本制度,“政权党”在叶利钦时代的发展为统俄党的成立提供了直接经验,普京团队的执政规划加速了统俄党的组建。可以说,统俄党的出现有着充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这一新千年俄罗斯的“政权党”由普京授意、总统办公厅主导组建而成,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执政当局为该党赢得在全国各级选举创造了有利的规则环境,给予其媒体、财政和行政等各类资源的支持。可以说,统俄党是和普京国家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产于生普京国家治理的需要,发展于普京国家治理的深化,完善于普京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统俄党的发展史就是俄罗斯新千年国家治理的缩影。第二,从统俄党的组织建设来看,不管是统俄党的组织结构的设置与调整,还是重要领导岗位的人事变动,亦是统俄党对党内思想观点差异和分歧的管控都体现的是一个政党的发展逻辑与当局控局需求的结合。统俄党组织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一个由忠诚度高、业务能力强和代表性广的政治精英组成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很强的纪律性、很高的团结度和很强的战斗力。第三,从统俄党的意识形态探索来看,统俄党指导思想从最初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中派主义思想,经“主权民主”思想的过渡,发展成为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普京执政所坚持的俄罗斯新思想一直主导和决定着统俄党意识形态的探索过程,可以说,统俄党是普京思想的组织载体。统俄党始终将自己的指导思想定位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并坚持对俄罗斯各主流思想的积极部分进行吸收。作为工具性和功能性极强的“政权党”,统俄党各个阶段的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浓厚的实用性和明确的针对性。第四,从统俄党的政策主张来看,该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政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协调性和侧重性,直面俄罗斯的重大问题,力求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幸福,突出体现对于总统和总理观点、方针和命令的绝对支持以及强调全党对协助执政当局完成既定任务和目标的工作方向,深刻地体现了统俄党“政权党”的工具性、依附性和实用性的本质。第五,从统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来看,不管是组织状况和还是选举战绩,统俄党都是当之无愧的俄罗斯第一大党,但它只是“政权党”和“普京党”,不是执政党和多数人的党,其地位的获得与当局给予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统俄党主要作用是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协助克里姆林宫控制整个国家-社会局势。也正是由于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异常紧密,统俄党出现了党内关系复杂、缺乏自主性和自身形象不佳等影响其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统俄党在新普京时代的面临了新的政治形势,该党也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提出了党的全面更新和保持全国领导地位的任务,着眼于为后普京时代谋划布局。在短期、中期和远期,统俄党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其未来会因自身能否满足俄罗斯内外局势和领导人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而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运行轨迹。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世界不同类型政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以上五个基本观点是对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五大问题的回答,在对上述观点分析和总结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统俄党因普京国家治理的需要而产生,随着普京国家治理的不断推进渐渐从纯粹的选举联盟发展为有一定思想内涵、完备组织结构和系统政策体系的俄罗斯第一大党,但伴随俄罗斯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和后普京时代的到来,统俄党将面临深刻的政党现代化挑战和“政权党”机制不能适应俄罗斯政治发展现代化要求的困境,统俄党适应性变革任务艰巨。就其性质和特征来看,统俄党是“政权党”,它就有强依附性和低自主性、强工具性和低本体性、强实用性和低价值性等特征,更多的是充当当局治国理政的工具,而非代表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政党。
宋飞[6]（2019）在《论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的现代性问题》文中指出“现代性”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现代国家躲不开的概念,它辐射了社会、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性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愈演愈烈。当下,现代性的问题已铺展于小说文本中,透过小说文本,能够感受到在现代性影响下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现代性是自启蒙运动开始,生成的新的世界体系,新的秩序,新的格局,与传统割裂,一切都进入到了重新洗牌、重新调整与重新规划之中,这当然也包括中国,以及中国的文学。现代性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意义重大,正是在日益表现出现代性特征的社会制度、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环境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思想理论、文学作品、价值取向、形式手法等也随之变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较难归类的一位作家,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亦需在现代性的背景下来理解。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常常是鸿篇巨制,体量庞大,内容繁杂,这与时代有关。贾平凹成长于新中国之下,其小说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风雨历程。他紧扣时代的脉搏,脚踏实地书写,使得作品更具社会历史意义和价值。在每一时间节点上,贾平凹总能敏锐地捕捉到社会中微妙的变化,《浮躁》《废都》《秦腔》以及最新出版的《山本》更是脚踩时间点的代表作品,起到了点到线,线到面的效应与作用。贾平凹长篇小说文本呈现出变动了的乡土风貌,乡俗民情,以及在其上面突显的各种现代性问题。启蒙进步思想与守旧势力的较量,灵与肉的纠葛,现代文明对传统民间文化的挤压,本土特性与世界共性的力量调和。这些显示了现代性问题广泛而深刻,传递出了亟待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迫切感。本文共分六章。绪论部分首先对“现代性”的概念作简要说明,理清脉络。接下来是对研究现状的介绍,包括现代性的研究现状,贾平凹长篇小说研究现状,以及区别于以往广泛侧重于贾平凹乡土风俗的研究。重点探讨贾平凹作品中显现出的现代性问题,以及他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深刻体会、认识与思考,突出论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第一章是对现代性的概念作详细地阐释,从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现代性的文学反映,现代性的中国化特点,这三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梳理概括。第二章从现代性的变革出发,结合文本《浮躁》作具体分析,作品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诞生。它继承了五四启蒙精神,又与时代要求相结合,新的启蒙精神使理性复苏,带动人们思想意识的革新。然而,改革中难免会遇到的阻力,也暗藏了一些不良消极的因素。第三章以现代性的迷失为显着特点。结合文本《废都》作具体分析,作品展现了市场经济所带来价值取向的变化,这导致了本能欲望的释放和宣泄,知识分子的心灵失落,形成了空虚寂寞的世纪末精神废墟。第四章以现代性的困境为主要内容,结合文本《秦腔》作具体分析。这是在全球化新形势下,现代文明势如破竹,传统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遭受挤压,面临巨大挑战,急需转型。第五章以现代性的重审为题,结合文本《山本》作具体分析。新世纪来临,西方现代性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大范围地影响和渗透,各民族国家如何守住本民族优良传统和宝贵资源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于是,贾平凹在《山本》中对本土经验进行了挖掘,并用世界性的眼光,对现代人的身心状态给予了深切关注。第六章阐明贾平凹长篇小说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包括现代性冲击下知识分子辗转求索的心路历程,现代性影响下小说人物主体性的演变过程,以及现代性境遇下以生死呼唤神性的精神追求。结语部分是对贾平凹长篇小说的现代性问题进行总结,展现了现代性环境下对于人性、爱情的考验,以及战争、死亡对于生命的考验。
陈茜[7]（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提出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郝佩林[8]（2018）在《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州评弹,包括评话和弹词,俗称大书和小书,孕育于江南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南宋以降,民间说书逐渐萌发、成型,奏演于江南城乡社会。明代中期之后,江南乡镇勃兴,乡村工商业繁盛,商品经济活跃,文化和社会风气丕变,城乡娱乐需求骤增,为苏州评弹的成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时至晚清,苏州评弹演艺渐臻成熟。清前期出现的光裕公所在太平天国乱后得以恢复,它以组织的力量整顿评弹行业,规范江南城乡演出秩序。20世纪20、30年代前后,江南乡镇评弹说唱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乡镇书场炽盛,艺人咸集,演出络绎不绝,普通民众以欣赏评弹为乐,苏州评弹由此逐渐融入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日常生活。抗战爆发后,在沦陷区以及国民党政权统治末期的江南城乡,苏州评弹的演出或者畸形繁荣,或者乱象丛生,艰难存在。从近世以来江南乡镇评弹演出的演变脉络,不难看出,苏州评弹始终是江南乡村民众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评弹艺人主要在乡镇茶馆展示才艺,是为茶馆书场。乡镇书场是江南文化生态的伴生物,以其经营及承演性质的不同而分为专营书场、兼营书场、混场子和临时书场等不同类型,满足了不同情况下的民众需求。乡镇民众多把乡镇茶馆作为获取资讯的平台、休闲娱乐的空间和社区政治的园地。其间相对稳定的客源、小本经营之道和经济实惠的消费水平,促成了茶馆与书场的结缘。由此,密布的水乡茶馆不仅为评弹展演提供了物化空间,也因为这种展演蔚成江南乡镇社会崇文重艺、知音谙吕的评弹民间生态。从空间格局考察,乡镇书场具有不同层次,评弹风尚浓郁、名家响档荟集的乡镇“老码头”联络成网,侧面反映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发达程度,而在广阔的城乡,密布的水网、错落的乡镇和便捷的舟楫又十分有利于各层次书码头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城乡之间不断传递着社会文化信息。在乡镇书场运作中,作为经营者,场东负责打理书场日常运作的各项业务。场东常常远赴苏州、上海等都市茶会礼聘说书先生;同时,场东努力妥善处理各方人脉关系,营造安稳的运营环境,训练手下堂倌,着力提升书场服务质量。场东与远道而来的评弹艺人关系复杂,或愉快合作,或互相抵牾,不一而足。凡此种种,在江南乡镇社会呈现出城乡交流的生动面相。另一方面,场东对书场设施的安排以及空间的布置,尤其是“状元台”、“戤壁客”等书场安排体现了特定的社会价值与象征意义。场东的书场运作在江南乡镇社会营造了多种社会角色沟通的社会空间,演绎出江南城乡交流的多样化方式。艺人是乡镇评弹演艺的主体与核心要素。在江南乡镇码头上,既有往来于城乡的响档名家,也有初试啼声的新手,更有长期驻留乡镇的码头老虎和乡村漂档。他们在演艺、谋生的同时,不断汲取地方性知识,将共同体生活元素化入说唱艺术,形成了独特的评弹民间技艺,亦底定了评弹艺术面向乡村的艺术旨趣。艺人在精进艺术的同时,也参与了地方生活。艺人们儒雅稳健的台风和感恩慕义的行谊在乡镇社会中型构出“先生”般的形象;书场内外,艺人与听客、地方威权等群体围绕艺术品鉴、演出秩序等方面展开互动、角逐;艺人同道之间结纳资助,敌档竞艺。活跃于乡码头上的诸种角色表演显现了江南城乡社会关系的鲜活态。最后,作为江南乡民日常休闲的听书,在娱乐乡民的同时,亦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苏州评弹的展演节律深度嵌入了乡村日常生活之中,衍为水乡民众慢板化的生活样式。听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乡村的社会纽带,艺人、听客之间交游唱和同时生成以听书为乐的听众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评弹说唱不仅模铸乡民生活样式,而且陶冶着乡民的观念情趣。评弹说唱使江南乡民们在艺术审美中体悟着忠、孝、节、义的精英思想,沟通了大小传统两个思想境域。鉴于乡镇社会生活的传统性,部分民国知识精英致力于缩短文明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距离;江南乡镇评弹的近代改良正体现了这样的努力。本文重点关注的既非评弹的文学艺术特性,亦非单纯述说苏州评弹的近代演变过程,而是将其置于近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中,确认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历史方位和社会功能。透过苏州评弹在江南乡镇社会中的实态运作,揭示其与江南乡民日常生活的关系;通过苏州评弹在江南城乡之间的流动,考察其在沟通江南城乡生活中的历史作用。惟其如此才能显示社会史的整体视野。
吴福平[9]（2018）在《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自由和自由意志,同时必须要有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和能力。批判和反思可以为自由意志筑起一道“防火墙”,可以防止自由意志溢出现实世界或者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之外,进而失去交往的合理性和行动的合理化。这也正是本研究以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和批判（求美）作为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的根本原因。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唯有马克思主义在对古典哲学和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让“自由”进入了有血有肉的人的历史的实践长河,也让我们认清了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对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文化观表明,共产主义社会昭示的真、善、美的理想是真正的、内容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在此基础上,首先是致力于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其次,构建了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模型图,试图揭示文化原动力的核心要素:自由意志、批判和反思在“超”（S）文化态”、“合”（I）文化态、“和”（H）文化态、“纯”（P）文化态等四种“文化形态”,以及在学习力、革新力、凝聚力、传播力等四种文化软实力中的传导机制和基本规律,揭示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的传播路径和作用机理;其三,运用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模型,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与老子“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动力的分析,试图进一步奠定国家文化动力分析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思路。同时,对以基督新教为核心的美国多元文化动力、以“理性”铸就“辉煌”的德意志精神文化动力、以“大和”精神为核心的日本文化动力以及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动力的核心要素、运行机制、传播路径展开了深入剖析和探索性案例研究。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本质的认识,有助于扬长避短,吸收一些发达国家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明成果,丰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为我国当前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学理基础和文化支持。
曲艺[10]（2017）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中提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迅速发展时期所出现的一个理论学派,是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新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类型,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之一。被誉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旨趣在于,它展开了对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现状和历史的总体性研究,反映了要求化解南北矛盾、超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构世界和谐的人类理想和社会发展愿景。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沃勒斯坦奠定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理解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其中之一,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上此理论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修正,并且用折衷的形式对马克思与卢森堡关于资本累积理论、列宁与卢森堡剩余价值理论等进行了继承。此外,阿瑞吉和弗兰克等西方其他学者在探讨世界体系问题上也都分别做出了自己的探讨和独特的学术贡献。阿瑞吉在探究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发展动力问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实质,以及对反体系运动的理论认识,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体系的更迭,关于马克思学说有效性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弗兰克在世界体系的主要周期节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内源性动力问题上进行了独特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具体言之,本论文主要探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本论文阐述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涵义及其理论渊源问题。论文梳理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迈入了较为和平稳定的发展阶段,脱离了西方殖民主义掌握的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努力探索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们把主要精神放在了推动自己国家的社会变化迁移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家对此不断的开展了讨论。关于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是率先由沃勒斯坦所提出来的,实际上,卢森堡的依附理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资本积累的理论等都是较早地探讨了这一概念。在卢森堡看来,世界体系其实就是世界的整体,其生存前提是以资本主义的世界和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为基础的,由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并非通过自身内部的力量,而是主要依靠着非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原材料、市场及资本的积累多方面因素的支撑才能够得以实现的。虽然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是率先由沃勒斯坦提出的,但却是沃勒斯坦赋予了这一概念比较明确的含义,沃勒斯坦提倡一定要由体系的整个部分或者总体准则上面开展察看世界体系。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渊源问题上,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汲取了马克思的一些理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经济的角度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分析方法来阐述理解近代世界历史的变化迁移;其次,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世界体系理论与20世纪的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汲取了20世纪史学的新成果;再次,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耗散结构论的影响,吸收和借鉴了普里高津的社会物理学;最后,步入发展理论的新时期,世界体系理论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了依附理论与对现代化理论的驳斥。世界体系理论就是建立在上述四种思想渊源基础上而构建自己的理论基本框架的。第二,论文重点分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沃勒斯坦的理论,论文梳理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历史背景及产生的理论渊源,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了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沃勒斯坦通过游历加纳、法属阿尔及利亚以及西非海岸等国家,实地考察了解到了非洲的殖民主义的统治之现状,通过研究非洲殖民主义这样的现实切入点沃勒斯坦从马克思原着之中获取了灵感,达到了对世界体系的理论解析。沃勒斯坦认为,资本的主要的社会组织的形式便是其所谓的世界体系。当代的世界体系其实属于世界经济的体系,始于16世纪欧洲的世界体系逐渐扩展到了当代全球所有的地区与角落;沃勒斯坦认为变化中的世界体系会呈现出周期性结构,体系当中制度也在不断地进行创新。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需要采用历史性之态度去看待问题,去理解社会的体制变化;在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问题上,沃勒斯坦发展了三个地带划分理论。关于三个地带划分理论,沃勒斯坦深受法国年鉴派和拉美独立学派的影响,沃勒斯坦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和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对世界进行了划分,即核心—半边缘—边缘三个地带的划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方面,沃勒斯坦预言世界体系最终将会解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未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人们所得利润都将会越来越少,另一个方面就是衰败的政治因素,可以说国家的作用愈来愈弱,社会当中人口数量激增,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人们对于未来的发展充满了迷茫;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来以后,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呼应和反映很强烈。在世界体系的研究学者之中,最着名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弗兰克,弗兰克原本是属于依附理论之代表性的学者,而在沃勒斯坦创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他便转变为对世界体系进行研究。第三,论文深入研究了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论文对阿瑞吉思想形成的背景与理论渊源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内容进行了探究和阐释。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发展动力的问题上,阿瑞吉主张,资本主义的金融扩张才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扩张的内部动力,霸权基本上源于这种扩张体系的需求,倘若没有资本的扩张,霸权也就没有产生的可能;阿瑞吉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实质,就是实现所谓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自由的贸易体制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之载体。若想对世界不平等的状况进行消除,首先必须要消灭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体系;在对反体系运动的认识上,阿瑞吉提出,反体系的运动与阶级斗争是不同的,与民族的解放斗争也不相同。对于阶级斗争来说,它不但在现代的世界体系当中存在,并且成为日趋复杂的一种力量,反体系的运动就是要求建立一种平等的世界新秩序、新的世界体系;在当今的世界体系的演进中,处于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的崛起影响世界体系巨变的新生变量。阿瑞吉研究了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体系的更迭的关系。阿瑞吉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是其世界体系理论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阿瑞吉研究了世界体系演进过程中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尝试揭示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独特价值,做出了现代的世界体系极有可能会朝着中国崛起的道路前行的判断;关于马克思学说的现实有效性问题,阿瑞吉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着眼于马克思学说对生产场所的劳动过程和阶级冲突的解释效力,却忽视了对“隐蔽的生产场所”及阶级冲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阿瑞吉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思考实质上是最早的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探索。在资本主义问题上,阿瑞吉肯定了马克思所作的理论描述在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时仍然有一定的效力;阿瑞吉的世界主义视域是他研究世界体系结构的独特分析视角,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世界体系中的东亚纳贡体系的价值定位问题上,在他看来,东亚的纳贡体系存在远远要比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早,带动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阿瑞吉在受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启示之后,运用“长时段分析法”和“中心—边缘”结构模式来阐释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根源;阿瑞吉对市场经济的多样性进行了理论论证,阿瑞吉根据斯密市场经济理论原理对斯密以来的市场经济作出系统性考察,试图揭示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史的规律性。与沃勒斯坦相比较,阿瑞吉赋予世界体系分析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经济学维度上,这也是阿瑞吉世界体系分析的特质所在,阿瑞吉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有着复杂的社会内容的历史发展过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经济体系,但也是一个历史体系和社会体系。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探索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主张资本主义扩张体系的内动力为金融的扩张,霸权主要基于其扩张体系的需求,欣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世界体系论具有明显的新左派理论性质。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激进成分相对多些,革命色彩浓厚一些,反抗精神强烈一些。从这个意义上看,阿瑞吉算得上一位新左派人物,他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属于新左派思想的代表。阿瑞吉研究世界体系的方法也是具有方法论意义,阿瑞吉所采用的研究的方法具有多重性质,包含了周期性的分析法、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矛盾和差异研究法、东西方对比的研究方法等。第四,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进行了比较性研究。论文分析了弗兰克世界体系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本是依附论的主要创立者,其对依附论的完善有着很大的学术贡献。弗兰克的思想成长大概可以划为西方正统的发展理论、依附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与世界体系论四个时期,在不同的各个时期,他都有很多的作品诞生。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人类中心主义是弗兰克构建其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基础和独特的概念分析框架、问题研究的分析方法。弗兰克一直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石,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世界发展的源泉在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不是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所专有,而是在此之前就存在着;替代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弗兰克构建其世界体系论的新视域与新的分析方法。弗兰克认为,把人类作为中心而不是把欧洲作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可以给新的全球实践供应新的基础性知识,他摒弃了实体论者所秉持的文明与民族的想法,还运用结构主义方式解析不停变化的经济政治的情形。论文是在弗兰克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分析中来确认弗兰克在构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新贡献的。在对世界体系的内涵与特征方面的不同界定方面,沃勒斯坦认为,全球体系应该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与世界帝国两部分,二者都是把1500年作为其分水岭;而弗兰克世界体系仅是一个,1500年的前后并无质的差别,并且为连续的。关于世界体系的主要结构方面二人也存在差异性认识。由于对世界体系界定的标准有所不同,五百年的世界体系与五千年的世界体系在其结构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沃勒斯坦主张不同地带存在着明显的依附关系;弗兰克认为不同地带依附的关系并不是很明显;关于世界体系的主要周期节奏的不同看法,周期节奏与长期趋势反映出现代世界体系具有动态的性质,其中的周期包含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与特长周期。与沃勒斯坦相比较而言,弗兰克对世界体系周期更为关注,五千年的世界体系动态性主要表现在五百年的周期交替;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内源动力问题上,按照弗兰克的观点,世界体系发展的动力便是资本霸权与资本积累,而这并非资本主义扩张体系所独有的动力源。阿瑞吉主张,资本主义扩张体系的内动力为金融的扩张,霸权主要基于其扩张体系的需求,倘若金融的扩张不存在,是不可能产生霸权的。第五,论文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概括性的总体评价。论文分析了其理论价值和理论局限性。本文认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价值在于深化了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评。沃勒斯坦曾认为:“就我或者就任何人而言,这样的寻求不仅为学术性的还是政治性的,我一直认为这样寻求的政治性与学术性是同时存在的,不会是单独存在的。”阿瑞吉主张,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基本针对的是物质的扩张,理论主要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从表面看来,此种理论在当代的经济危机前似乎已经没有解释力了,但是从实际的情况去看,马克思危机的理论主要建立于马克思资本一般公式基础上,这就使马克思危机理论不但要对物质的扩张进行探讨,并且还需要对金融的扩张进行探讨;弗兰克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竭尽全力的神化与美化西方的道路与价值观念,且明显的把世界范围的依附性的积累说与两极分化认为是理所当然,把不公平的交易与资本主义的霸权行径看成是保护世界民主与和平秩序,这是十分荒谬的。第二,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修正和创新性构建了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突破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方法论里面的欧洲中心主义分析视域。沃勒斯坦解析了1945年之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不同境遇的时候谈过,社会科学产生于现代世界体系,并且还是以欧洲作为中心;修改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探究方式里面的普遍主义。西方的社会科学探究崇向的是普遍主义,确信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一般有效的方式,也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放之四海都可以的方法。正如沃勒斯坦所解析的那样,不管是有规则的社会科学家的不是历史的时间逆转的方式里面还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性阶段方式里面,西方欧洲社会科学完全坚决的建议普遍主义;修改了关于主流西方社会科学的文明论的思维模式。沃勒斯坦指出,这样的文明理论里面存在的优越感不是单独而存的,它早已渗入了西方社会科学创建的用来解析问题的含义里面,并且表现在那些用来权衡那些含义标准之中;修改了主流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理论的思维模式,沃勒斯坦指出,20世纪原来的老左派所提的阶段理论大部分是针对西方进步理论展开的一种驳斥,此类说法常常为马克思主义的变异主张,原因是马克思在最初时就严肃的批评了欧洲的中心主义的进步理论;第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整合了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年鉴学派以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最后,论文分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鲜明的理论局限,虽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本身仍然存在理论的困境与分裂的因素。理论局限性主要表现三个方面:第一,没有最终突破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窠臼,虽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与借鉴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对于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现状与制度展开了有力的批判,尤其是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为研究欧洲问题提出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框架。但是由于其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理解产生偏差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片面化认识,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等同,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性进行等同,最终使现代的世界体系生成与发展依然是依照中心国家当中的资产阶级愿望去塑造。所以,他并没有跳出欧洲的中心主义之窠臼,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被蒙蔽的欧洲中心主义,依旧处在欧洲中心主义笼罩的阴影下,且最后在历史体系之构建方面陷入到欧洲中心主义困境当中却不能自拔。第二,历史观中的虚无主义与消极悲观主义,因其忽略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创建基础的了解,最后导致了关于将来社会主义世界秩序的规划上面很大程度上不遵守真实,抽象虚无好似海市蜃楼,并且再次陷进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窘况;第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模糊的乌托邦理论特质,过分地强调了世界体系的链条相同性,忽略了此链条当中薄弱的环节,进而在某种程度中忽视了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思想,这极有可能把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重新抛入到新乌托邦的幻想之中。从总体上来看,以沃勒斯坦为代表所创建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其独特之视角,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展开了深刻的论述,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预示着社会发展的理论学说进入到了一个全新时期。沃勒斯坦创建的世界体系理论宏伟的框架、博大精深的理论,阿瑞吉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以及弗兰克5000年世界体系理论均吸引了很多理论学家的重视。
二、跨越时点意义上的千年——为《税收与企业》新千年开篇写几句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跨越时点意义上的千年——为《税收与企业》新千年开篇写几句话（论文提纲范文）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回顾 |
| 二、基本概念、边界与方法 |
| 三、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变革的近代都市对旧体诗坛的吸引力 |
| 第一节 近代都市物质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交通方式:活动距离限制的解除 |
| 二、通讯媒介:谋生、求知与济世的三重诱惑 |
| 三、交际场所:诗歌互动新型空间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都市的社会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政治环境:提供为理想奋斗的便利 |
| 二、教育体系:求学、任教成为普遍经历 |
| 三、思想风潮:走向偏离传统士人的人生道路 |
| 第三节 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状态 |
| 一、长住都市 |
| 二、环绕都市活动 |
| 三、混合型 |
| 第二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 |
| 第一节 传统联系从强化到中断: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 |
| 一、晚清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延续发展 |
| 二、民国时期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断裂 |
| 三、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联系从强化到断裂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诗兴起带来命运转折:都市报刊与旧体诗坛 |
| 一、新诗兴起前旧体诗坛对报刊空间的接受 |
| 二、新诗兴起对报刊空间中旧体诗坛的冲击 |
| 三、旧体诗坛中坚力量的论辩方式与局限:对《学衡》杂志的再考察 |
| 四、旧体诗坛基层反击的早期困境:以上海《学生文艺丛刊》为例 |
| 五、旧体诗坛基层的策略转变与局部成功:以天津《益世报》为例 |
| 六、旧体诗坛的反击对新诗阵营基层之影响 |
|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后的生命延续:都市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一、新文化运动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二、新文化运动后大学课程设置对旧体诗坛的制度保障 |
| 三、新文化运动后大学教师对旧体诗歌互动风气的引导 |
| 四、新文化运动后大学刊物对旧体诗歌创作成果的呈现 |
| 第三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歌创作潮流 |
| 第一节 都市政治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政治书写模式 |
| 一、典型积极者的转变:以郑孝胥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二、典型消极者的转变:以陈衍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三、非典型诗人的转变:以沈瑜庆、易顺鼎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第二节 都市物质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名物”书写模式 |
| 一、初步接触时作为诗歌主题 |
| 二、认知成熟后作为表意单位及书写模式复合 |
| 三、回避冲击意识下作为创作背景 |
| 第三节 都市文化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概念”书写模式 |
| 一、与传统典故混同的书写模式 |
| 二、文化普及意识下的书写模式 |
| 三、对不同书写模式的兼采 |
| 第四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学批评活动 |
| 第一节 形式的变异:近代报刊空间中诗话文本生成机制的转型 |
| 一、传统载体上诗话文本的生成机制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素材来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反馈修正 |
| 四、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创作标准 |
| 五、传统批评形式的变革对近代诗坛之影响 |
| 第二节 资源的再挖掘:以黄景仁《绮怀》诗的近代传播为典例 |
| 一、传统的诗学话语权与《绮怀》诗的流传程度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中的二次创作与《绮怀》诗的公开流行及范式形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中的学术批评与《绮怀》诗的讨论升温及地位上升 |
| 四、都市话语空间对前代诗歌资源再挖掘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质的重构:从学校教育角度的考察 |
| 一、学校教学制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二、教科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三、“一般知识分子”诗歌知识的实际表现 |
| 四、诗学本质重定位与诗歌知识体系重构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五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组织结构 |
| 第一节 诗坛流派的兴替:从“门存唱和”谈起 |
| 一、“门存唱和”参与诗派与主导权之间的分离 |
| 二、湖湘诗派被分化与湖湘诗学传承被阻断 |
| 三、桐城诗派被吸收与桐城诗学体系被覆盖 |
| 四、“门存唱和”与“都市型诗派”对诗坛的主导 |
| 第二节 诗坛社群的异变:以都市报刊空间为中心 |
| 一、士人私谊网络内的传统诗人社群 |
| 二、报刊诗人社群组建对士人私谊关系的突破:以“同人录”等文件为中心 |
| 三、报刊诗人社群活动的进一步公开化:以诗歌竞赛为中心 |
| 四、报刊诗人社群的新型结构特征 |
| 第三节 诗坛个人的生存选择:由诗歌交易活动观照 |
| 一、晚清都市与诗歌交易的体系形成 |
| 二、民国都市与诗歌交易的观念变化 |
| 三、诗歌交易活动对诗坛结构之影响 |
| 结语 近代都市变革对旧体诗坛的独特影响 |
| 一、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 |
| 二、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 |
| 三、知识谱系层面的多元专门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1.3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基础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情态副词研究回顾 |
| 1.4.2 必然类情态副词研究回顾 |
| 1.5 语料来源 |
| 第二章 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与类别 |
| 2.1 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 |
| 2.1.1 已有研究确定必然类情态副词性质的依据 |
| 2.1.2 本文确定必然类情态副词性质的依据 |
| 2.2 必然类情态副词的类别 |
| 2.2.1 已有研究的分类依据 |
| 2.2.2 本文对必然类情态副词的分类依据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必”的语法功能 |
| 3.1 “必”的句法功能 |
| 3.1.1 “必”的句法位置 |
| 3.1.2 “必”与否定词的连用 |
| 3.1.3 “必”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 3.1.3.1 “必”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 3.1.3.2 “必”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 3.1.3.3 “必”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 3.1.3.4 “必”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 3.1.3.5 “必”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 3.1.3.6 “必”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 3.1.4 “必”与动词的连用 |
| 3.1.4.1 “必”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 3.1.4.2 “必”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 3.1.4.3 “必”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 3.1.5 “必”与形容词的连用 |
| 3.1.6 “必”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 3.2 “必”的语义功能 |
| 3.2.1 “必”的词典释义 |
| 3.2.2 “必”的语义活跃因子 |
| 3.2.3 “必”的古今词义对比 |
| 3.2.4 “必”的语义指向 |
| 3.3 “必”的语用功能 |
| 3.3.1 “必”与句类 |
| 3.3.2 “必”与口气 |
| 3.3.3 “必”与句态 |
| 3.3.4 “必”与语体 |
| 3.3.5 “必”与“体” |
| 3.3.6 “必”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必定”的语法功能 |
| 4.1 “必定”的句法功能 |
| 4.1.1 “必定”的句法位置 |
| 4.1.2 “必定”与否定词的连用 |
| 4.1.3 “必定”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 4.1.3.1 “必定”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 4.1.3.2 “必定”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 4.1.3.3 “必定”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 4.1.3.4 “必定”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 4.1.3.5 “必定”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 4.1.3.6 “必定”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 4.1.4 “必定”与动词的连用 |
| 4.1.4.1 “必定”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 4.1.4.2 “必定”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 4.1.4.3 “必定”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 4.1.5 “必定”与形容词的连用 |
| 4.1.6 “必定”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 4.2 “必定”的语义功能 |
| 4.2.1 “必定”的词典释义 |
| 4.2.2 “必定”的语义活跃因子 |
| 4.2.3 “必定”的语义指向 |
| 4.3 “必定”的语用功能 |
| 4.3.1 “必定”与句类 |
| 4.3.2 “必定”与口气 |
| 4.3.3 “必定”与句态 |
| 4.3.4 “必定”与语体 |
| 4.3.5 “必定”与“体” |
| 4.3.6 “必定”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 4.4 “必定”与“必”的语法功能对比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必然”的语法功能 |
| 5.1 “必然”的句法功能 |
| 5.1.1 “必然”的句法位置 |
| 5.1.2 “必然”与否定词的连用 |
| 5.1.3 “必然”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 5.1.3.1 “必然”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 5.1.3.2 “必然”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 5.1.3.3 “必然”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 5.1.3.4 “必然”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 5.1.3.5 “必然”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 5.1.3.6 “必然”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 5.1.4 “必然”与动词的连用 |
| 5.1.4.1 “必然”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 5.1.4.2 “必然”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 5.1.4.3 “必然”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 5.1.5 “必然”与形容词的连用 |
| 5.1.6 “必然”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 5.2 “必然”的语义功能 |
| 5.2.1 “必然”的词典释义 |
| 5.2.2 “必然”的语义活跃因子 |
| 5.2.3 “必然”的语义指向 |
| 5.2.3.1 与认知类谓宾动词 |
| 5.2.3.2 与特殊格式共现 |
| 5.3 “必然”的语用功能 |
| 5.3.1 “必然”与句类 |
| 5.3.2 “必然”与口气 |
| 5.3.3 “必然”与句态 |
| 5.3.4 “必然”与语体 |
| 5.3.5 “必然”与“体” |
| 5.3.6 “必然”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 5.4 “必然”、“必定”、“必”的语法功能对比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势必”的语法功能 |
| 6.1 “势必“的句法功能 |
| 6.1.1 “势必”的句法位置 |
| 6.1.2 “势必”与否定词的连用 |
| 6.1.3 “势必”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 6.1.3.1 “势必”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 6.1.3.2 “势必”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 6.1.3.3 “势必”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 6.1.3.4 “势必”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 6.1.3.5 “势必”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 6.1.3.6 “势必”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 6.1.4 “势必”与动词的连用 |
| 6.1.4.1 “势必”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 6.1.4.2 “势必”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 6.1.4.3 “势必”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 6.1.5 “势必”与形容词的连用 |
| 6.1.6 “势必”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 6.2 “势必”的语义功能 |
| 6.2.1 “势必”的词典释义 |
| 6.2.2 “势必”的语义活跃因子 |
| 6.2.3 “势必”的语义指向 |
| 6.3 “势必”的语用功能 |
| 6.3.1 “势必”与句类 |
| 6.3.2 “势必”与口气 |
| 6.3.3 “势必”与句态 |
| 6.3.4 “势必”与语体 |
| 6.3.5 “势必”与“体” |
| 6.3.6 “势必”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 6.4 “势必”、“必然”、“必定”、“必”的语法功能对比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必将”的语法功能 |
| 7.1 “必将”的句法功能 |
| 7.1.1 “必将”的句法位置 |
| 7.1.2 “必将”与否定词的连用 |
| 7.1.3 “必将”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 7.1.3.1 “必将”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 7.1.3.2 “必将”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 7.1.3.3 “必将”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 7.1.3.4 “必将”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 7.1.3.5 “必将”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 7.1.3.6 “必将”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 7.1.4 “必将”与动词的连用 |
| 7.1.4.1 “必将”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 7.1.4.2 “必将”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 7.1.4.3 “必将”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 7.1.5 “必将”与形容词的连用 |
| 7.1.6 “必将”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 7.2 “必将”的语义功能 |
| 7.2.1 “必将”的词典释义 |
| 7.2.2 “必将”的语义活跃因子 |
| 7.2.3 “必将”的语义指向 |
| 7.3 “必将”的语用功能 |
| 7.3.1 “必将”与句类 |
| 7.3.2 “必将”与口气 |
| 7.3.3 “必将”与句态 |
| 7.3.4 “必将”与语体 |
| 7.3.5 “必将”与“体” |
| 7.3.6 “必将”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 7.4 “势必”、“必然”、“必将”的语法功能对比 |
| 7.4.1 “势必”、“必然”、“必将”与情态动词搭配时的语义指向对比 |
| 7.4.2 正负向语境对“势必”、“必然”、“必将”的语用选择对比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内容回顾 |
| 8.2 创新之处 |
| 8.3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各家虚词词典对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收录情况表 |
| 附录B 第一套问卷《语境的正负向程度判断》 |
| 附录C 第二套问卷《必然类情态副词选择》 |
| 作者简介及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2 研究的目与意义 |
| 1.2.1 课题研究目的 |
| 1.2.2 课题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建筑历程层面 |
| 1.3.2 地域建筑层面 |
| 1.3.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3.4 国外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及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4 国内研究现状 |
| 1.4.1 建筑历程层面 |
| 1.4.2 地域建筑层面 |
| 1.4.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4.4 国内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5.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6 主要概念界定 |
| 1.6.1 界定 |
| 1.7 本论文写作说明 |
| 1.7.1 本文对“历史”与“叙事”问题的回应 |
| 1.7.2 阅读建议 |
| 2 建设背景 |
| 2.1 中国建筑创作环境概述 |
| 2.1.1 1949年至1964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2 1965年至1976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3 1977年至1989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2 自贡的地域文化 |
| 2.2.1 自贡恐龙的故事 |
| 2.2.2 自贡彩灯的故事 |
| 2.3 本章小结 |
| 3 建筑设计组织策划 |
| 3.1 我们为何建造 |
| 3.1.1 兴建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设想 |
| 3.1.2 兴建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设想 |
| 3.1.3 讨论:兴建设想 |
| 3.2 研究落实修建博物馆 |
| 3.2.1 确定修建自贡恐龙博物馆 |
| 3.2.2 确定修建中国彩灯博物馆 |
| 3.2.3 讨论:不同的投资模式,不断努力得以确定兴建 |
| 3.3 设计竞赛的组织安排 |
| 3.3.1 自贡恐龙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2 中国彩灯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3 讨论:组织经验的延续和发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建筑竞赛及后续进展 |
| 4.1 方案评选与审定 |
| 4.1.1 乱石——“恐龙群窟”与“洪荒时代”的抽象 |
| 4.1.2 灯的群组——“南国灯城”的新星 |
| 4.1.3 讨论:创作与评审 |
| 4.2 方案确定及后续进展 |
| 4.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3 讨论:后续进展 |
| 4.3 本章小结 |
| 5 建筑创作回响 |
| 5.1 官方新闻媒体的关注 |
| 5.1.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1.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1.3 讨论:媒体关注 |
| 5.2 大众的声音 |
| 5.2.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2.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3 业内人士的评价 |
| 5.3.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评价 |
| 5.3.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评价 |
| 5.4 获奖情况 |
| 5.4.1 自贡恐龙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4.2 中国彩灯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5 本章小结 |
| 6 建筑评析 |
| 6.1 建筑策划 |
| 6.1.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 6.1.2 设计任务书阶段 |
| 6.1.3 自贡恐龙博物馆所带来的建筑策划启示 |
| 6.2 建筑后评估 |
| 6.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后评估带来的启示 |
| 6.3 建筑设计竞赛 |
| 6.3.1 建筑竞赛的方案组织 |
| 6.3.2 建筑评选中的“长官意志”与“明星建筑师”问题 |
| 6.3.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方案组织与评选带来的启示 |
| 6.4 建筑设计 |
| 6.4.1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2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3 建筑设计师 |
| 6.4.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所带来的启示 |
| 6.5 建筑伦理 |
| 6.5.1 建筑精神与价值判断 |
| 6.5.2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3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表达的建筑伦理及其启示 |
| 6.6 建筑与城市文化 |
| 6.6.1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对自贡城市文化的意义 |
| 6.6.2 自贡恐龙博物馆与中国彩灯博物馆带来的城市文化启示 |
| 6.6.3 自贡城市文化及其认同 |
| 6.7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此两案例建筑设计全过程及其评析对当代的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 7.3 论文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4）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下的物质流通 |
| 第一节 早期的物质流通研究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派的物质研究 |
| 第三节 物质流通研究新走向 |
| 第三章 安化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梅山地域与族属 |
| 第三节 “梅山”历史沿革 |
| 第四章 安化黑茶的商品化发端 |
| 第一节 资江水运及货物运输 |
| 第二节 《茶经》与梅山茶事 |
| 第三节 商品茶定名 |
| 第五章 茶政变迁与黑茶贸易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君王们的点金术:榷茶与税茶 |
| 第二节 几经波折:湖茶跻身茶马政 |
| 第三节 不断拓展疆域的黑茶贸易 |
| 第四节 传统专卖体制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
| 第六章 安化黑茶的贸易拓展 |
| 第一节 千年前的茶叶商贸活动 |
| 第二节 黑茶在蒙古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黑茶在新疆的商贸往来 |
| 第四节 黑茶在俄国的商贸往来 |
| 第七章 口述史中的“产”与“制” |
| 第一节 炊烟袅袅:沸腾的雪峰山麓 |
| 第二节 黑毛茶初制的传统工艺 |
| 第三节 千两茶: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
| 第八章 地方社会中的茶业人和茶事 |
| 第一节 茶叶流通环节的社会性适应 |
| 第二节 茶政管理者 |
| 第三节 中间商 |
| 第四节 茶叶生产者 |
| 第九章 安化黑茶与生态扶贫 |
| 第一节 黑茶产业与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安化黑茶产业面临的的困境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对策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 :安化黑茶制作技艺 |
| 附录二 :安化地方有关茶的民歌 |
| 附录三 :茶亭 |
| 附录四 :民间传说 |
（5）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PEΦEPA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五、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成立的背景 |
| 一、俄罗斯多党制的确立与发展 |
| 二、“政权党”在俄罗斯的产生与演进 |
| 第二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初创时期 |
| 一、两大中派组织的对抗阶段 |
| 二、三大政治组织的合并阶段 |
| 第三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时期 |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上升阶段 |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波动阶段 |
| 第四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危机时期 |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低谷阶段 |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革新时期 |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新发展 |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实践新举措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建设 |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概况 |
|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基本价值 |
| 二、统一俄罗斯党的使命、目标和任务 |
| 三、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员 |
| 四、统一俄罗斯党的组织结构 |
| 五、对统一俄罗斯党组织概况的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体系的调整与完善 |
| 一、中央领导机关关系的协调 |
| 二、党主席的设置 |
| 三、普京党内核心地位的强化 |
| 第三节 党内团结的加强与巩固 |
| 一、左右翼之争引发党内团结问题 |
| 二、党内俱乐部的产生加深统俄党分裂的隐患 |
| 三、意识形态平台的完善力求增强党内团结 |
| 第四节 外围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一、“青年近卫军”的形成与发展 |
| 二、“青年近卫军”主要作用 |
| 三、“青年近卫军”组织发展的评价 |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愈发重视政党革新 |
| 一、政党革新的方向是打造现代化“数字政党” |
| 二、政党革新的重点在于党内外交流沟通体制的完善 |
| 三、政党革新的目标是保持全国的优势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初始阶段:中派主义思想 |
| 一、中派主义思想形成的背景 |
| 二、中派主义的主要内涵 |
| 三、对中派主义思想的评价 |
| 第二节 发展阶段:主权民主思想 |
| 一、主权民主思想形成的背景和过程 |
| 二、主权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对主权民主思想的评价 |
| 第三节 成熟阶段:俄罗斯保守主义 |
| 一、俄罗斯保守主义形成的背景和原因 |
| 二、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主要内容 |
| 三、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的评价 |
| 第四节 对统一俄罗斯党理论探索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统一俄罗斯党的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政策 |
| 一、巩固国家基本制度 |
| 二、构建负责任的政府 |
| 三、保障俄罗斯的统一与安全 |
| 四、完善大国外交战略 |
| 第二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经济政策 |
| 一、维护现行经济制度,支持执政当局的经济战略 |
| 二、施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构建公正的税收体系 |
| 三、构建旨在提高民族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 |
| 第三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社会政策 |
| 一、提高收入水平 |
| 二、完善医疗系统 |
| 三、改善住房条件 |
| 第四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文化政策 |
| 一、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
| 二、提升科学技术的水平 |
| 三、保存和培育民族文化 |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政策主张的分析与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的评价及启示 |
| 第一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地位 |
| 一、长期控制国家杜马 |
| 二、历届总统选举的获胜者 |
| 三、牢牢掌握地方权力 |
| 四、统一俄罗斯党优势地位形成的原因 |
| 第二节 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
| 一、在党政关系层面,统俄党控制和监督中央和地方权力 |
| 二、在政党关系层面,统俄党协助执政当局对抗反对派 |
| 三、在党社关系层面,统俄党是连接当局和民众双向沟通的桥梁 |
| 四、在政党外交层面,统俄党为俄罗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
| 第三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主要问题 |
| 一、党内关系复杂 |
| 二、缺乏自主性 |
| 三、政党形象不佳 |
| 第四节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趋向 |
| 一、统一俄罗斯党面临的最新形势 |
| 二、统一俄罗斯党最新立场的分析 |
| 三、统一俄罗斯党的未来走向 |
| 第五节 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启示 |
| 一、政党要正确处理公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
| 二、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灵魂 |
| 三、政党要合理协调集中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
| 四、人才队伍建设是政党的核心课题 |
| 五、政党建设应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相适应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菊及答辩情况表 |
（6）论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的现代性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概念阐释 |
| 0.2 研究现状 |
| 0.3 研究价值与方法 |
| 1 现代性的整体阐释 |
| 1.1 现代性的生发过程 |
| 1.2 现代性的文学反映 |
| 1.3 现代性的中国化特点 |
| 2 现代性的变革：启蒙与守旧的对抗 |
| 2.1 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 |
| 2.2 理性的觉醒 |
| 2.2.1 启蒙理性的自觉彰显 |
| 2.2.2 工具理性的内在驱动 |
| 2.3 改革的阻力 |
| 2.3.1 因循守旧的权力窠臼 |
| 2.3.2 追名逐利的浮躁情绪 |
| 2.4 积极的入世精神与消极的权钱崇拜 |
| 3 现代性的迷失：欲望与心灵的纠葛 |
| 3.1 市场经济下的价值取向 |
| 3.2 本能欲望的宣泄释放 |
| 3.3 西京文人的集体失语 |
| 3.4 欲望放纵与心灵空虚的世纪末精神废墟 |
| 4 现代性的困境：传统与现代的失衡 |
| 4.1 全球化影响下的乡土中国 |
| 4.2 非理性的“疯子”视角 |
| 4.3 “秦腔”的衰落隐喻 |
| 4.3.1 秦腔的守业人：夏天智 |
| 4.3.2 秦腔的传承人：白雪 |
| 4.4 传统民间伦理的失落状态与民间文化的现代转型 |
| 5 现代性的重审：本土与世界的调和 |
| 5.1 新世纪背景下的本位坚守 |
| 5.2 民间野史的就地取材 |
| 5.3 绿林英雄的非典型塑造 |
| 5.4 本土的中国经验与现代人的共同体验 |
| 6 贾平凹长篇小说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
| 6.1 现代性冲击下知识分子辗转求索的心路历程 |
| 6.2 现代性影响下小说中人物主体性的演变过程 |
| 6.3 现代性境遇下以生死来呼唤神性的精神追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苗族文化的概念界定 |
| 二、生态贫困的概念界定 |
| 三、生态扶贫的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 二、文化与贫困的研究 |
| 三、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研究 |
| 四、民族文化与生态扶贫的研究 |
| 第二章 子腊村概况 |
| 第一节 选点理由 |
| 第二节 子腊村的生态、生产与生计 |
| 一、子腊村的生态 |
| 二、子腊村的生产 |
| 三、子腊村的生计 |
| 第三节 子腊村的民族与文化 |
| 一、子腊村的民族 |
| 二、子腊村的文化 |
| 第四节 子腊村的“贡米” |
| 一、“子腊贡米”的含义 |
| 二、“子腊贡米”的发现 |
| 三、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 第三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系统嵌合关键环节的衰落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价值兑现受阻推动偏离 |
| 第三节 外来不契合文化的偏离影响 |
| 第四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 |
| 第一节 无法成钢的废铁与自然灾害的频发 |
| 第二节 工业文化的冲击与生态污染的加剧 |
| 第三节 苗族织绣的衰落与生物多样性的弱化 |
| 第四节 苗族歌舞边缘化与相关文化传承隐忧 |
| 第五章 国家权力的误伤与民族文化的无序 |
| 第一节 国家粮食政策变迁与贡米文化混乱 |
| 第二节 国家林业政策实行与传统林、猎文化衰败 |
| 第三节 过往扶贫政策的遗憾与传统文化的错位 |
| 第四节 国家权力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六章 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 |
| 第一节 市场需求锐减与传统文化产品裁汰 |
| 第二节 经济观念影响与传统教育观念改变 |
| 第三节 市场资本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四节 民间力量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七章 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贡米”系统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复兴“子腊贡米”系统促进生态扶贫的对策 |
| 第二节 苗族织绣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织绣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苗族织绣助推生态扶贫潜力的挖掘 |
| 第三节 苗族歌舞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歌舞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开发苗族歌舞产业推进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四节 苗族宗教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宗教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苗族宗教参与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五节 生态扶贫的文化资本 |
| 一、文化资本与生态扶贫 |
| 二、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原则 |
| 三、生态扶贫中文化资本的运用和转化 |
| 第八章 生态扶贫中的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生态扶贫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
| 一、各级国家权力机构的角色定位、权力及职能 |
| 二、国家权力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借助国家权力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二节 生态扶贫中的市场资本 |
| 一、市场资本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市场资本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市场资本参与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三节 生态扶贫中的民间力量 |
| 一、民间力量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民间力量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民间力量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花垣县森林年末实有面积表 |
（8）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江南乡镇评弹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明清评弹的乡村成长 |
| 一、苏州评弹的乡村起源 |
| 二、明清市镇勃兴与评弹成长 |
| 三、晚晴评弹行业规范的确立 |
| 四、明清时期评弹流播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乡镇评弹的繁盛 |
| 一、乡镇书场炽盛 |
| 二、艺人咸集乡镇 |
| 第三节 民国中后期乡镇评弹演艺衰像 |
| 一、沦陷时期乡镇评弹的畸形存在 |
| 二、民国末期乡镇评弹的艰难维持 |
| 第二章 书场：乡镇社会公众空间 |
| 第一节 江南文化生态中的茶馆书场 |
| 一、茶馆：公众空间之节点 |
| 二、茶馆与书场的结缘 |
| 三、评弹的民间社会生态 |
| 第二节 乡镇书场的类型 |
| 一、专营书场 |
| 二、兼营性书场 |
| 三、混场子和临时书场 |
| 第三节 乡镇书场的空间格局 |
| 一、乡镇“老码头” |
| 二、乡码头网络 |
| 第三章 乡镇场东的经营策略 |
| 第一节 场东的运作 |
| 一、书场环境的营造 |
| 二、艺人延聘与利益分配 |
| 三、“龙园”标准：梅李场东瞿老四的经营 |
| 第二节 场东经营的社会性表达 |
| 一、书场陈设的社会性 |
| 二、“状元台”的象征意义 |
| 三、“戤壁客”的社会价值 |
| 第三节 场东与艺人的关系 |
| 一、场东与艺人的合作 |
| 二、场东与艺人的抵牾 |
| 第四章 评弹艺人的乡镇演艺生涯 |
| 第一节 艺人的乡野生存 |
| 一、艺人群体的生活状态 |
| 二、乡镇艺人的身份表达 |
| 第二节 曲艺的乡村取向 |
| 一、地方性知识 |
| 二、共同体生活的参与 |
| 三、独特的民间技艺 |
| 第三节 同埠艺人的关系模式 |
| 一、同道之结纳 |
| 二、乡码头上的敌档 |
| 第四节 往来于江南城乡 |
| 一、新手试艺乡码头 |
| 二、名家响档出码头 |
| 三、“码头老虎”与乡镇漂档 |
| 四、会书与乡村书艺 |
| 第五节 艺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
| 一、书台上下的艺术品鉴 |
| 二、艺人与地方威权角力 |
| 第五章 乡镇评弹展演的社会功能 |
| 第一节 听书与乡民休闲 |
| 一、听书与休闲节律 |
| 二、作为休闲方式的听书 |
| 第二节 听书与乡民交往 |
| 一、乡村听众共同体 |
| 二、听书与日常交往方式 |
| 第三节 乡镇评弹与日常教化 |
| 一、别样的“非现代性”体悟 |
| 二、民间艺术的观念陶冶 |
| 三、融入共同体的艺术感知 |
| 四、说书改良与乡民教化 |
| 余论：民间艺术与近代江南城乡生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评弹专用术语集释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序言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文化长征:一种文化研究的历史回顾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2.1 理论意义 |
| 1.1.2.2 实践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文化和文化动力的内涵 |
| 1.2.1.1 文化的内涵 |
| 1.2.1.2 文化动力的内涵 |
| 1.2.2 文化动力研究的基本路径 |
| 1.2.2.1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研究路径 |
| 1.2.2.2 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研究路径 |
| 1.2.3 文化动力研究的学科视野 |
| 1.2.3.1 经济学视角 |
| 1.2.3.2 社会学视角 |
| 1.2.3.3 政治学视角 |
| 1.2.3.4 人类学视角 |
| 1.2.4 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1.1 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研究 |
| 1.3.1.2 文化动力的功能性研究 |
| 1.3.1.3 文化动力的规律性研究 |
| 1.3.1.4 多国视角下的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研究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1.3.3 本研究技术路线 |
| 1.3.4 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
| 1.3.4.1 研究的重点 |
| 1.3.4.2 研究的难点 |
| 1.3.4.3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文化动力研究:哲学基础与可能路径 |
| 2.1 “'零'存在机制”及其存在论意义 |
| 2.1.1 中西哲学中的“差别-联系”论 |
| 2.1.2 “'零'存在机制”的哲学基础和数理内涵 |
| 2.2 中西哲学中的“一”及“同一” |
| 2.2.1 从老子的“抱一为天下式”到西方的“同一”哲学 |
| 2.2.2 “同一”哲学与西方理性精神的四次飞跃 |
| 2.2.3 “同一”哲学与西方哲学思想的四度提升 |
| 2.3 虚数I与-I及老子的“道” |
| 2.3.1 群论的哲学内涵:多等于多,多即是一,一即是零 |
| 2.3.2 虚数i与-i及《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新解 |
| 2.4 老子的“三”及“势成之” |
| 2.4.1 老子“三”的形式意义 |
| 2.4.2 老子的“三”的内容意义 |
| 2.4.3 老子的“三”和“势” |
| 2.5 基于“'零'进制”的“易图”推演 |
| 2.5.1 “'零'进制”的基本内涵 |
| 2.5.2 基于“'零'进制”的河图、洛书、五行及其生克解读 |
| 2.5.3 基于“'零'进制”的周敦颐《太极图说》解读 |
| 2.6 本章小结 |
| 3 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 |
| 3.1 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及其哲学基础 |
| 3.1.1 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自由意志” |
| 3.1.2 黑格尔“对事物作思维着的考察”———“反思” |
| 3.1.3 哈贝马斯“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可批判性” |
| 3.2 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及其意义阐释 |
| 3.2.1 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 |
| 3.2.2 文化原动力模型意义阐释 |
| 3.3 本章小结 |
| 4 文化暴动力传导机制模型构建 |
| 4.1 文化的实践性定义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
| 4.1.1 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文化的实践性定义和文化动力分类 |
| 4.1.2 文化实践性定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
| 4.1.3 文化动力功能的“具体普遍形式”:文化价值与文化效用价值 |
| 4.1.4 社会“异质性互动”与文化“公地悲剧” |
| 4.2 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路径及模型构建 |
| 4.2.1 文化流变的四种形态 |
| 4.2.2 基于两个对立价值维度的文化软实力新型分类 |
| 4.2.3 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模型构建 |
| 4.3 本章小结 |
| 5 “理想国”与“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原动力及传导机制分析 |
| 5.1 柏拉图“理想国”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分析 |
| 5.1.1 “理想国”文化原动力分析:哲人王是否可以承担起治理城邦的重任 |
| 5.1.2 理想国”文化软实力分析:“哲人王”治下的“理想国”是否“理想” |
| 5.1.3 《理想国》“五种政制”文化形态分析:五种政制流变的内在必然性 |
| 5.2 老子“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原动力传机制分析 |
| 5.2.1 老子为什么不推出“哲人王”来治理“小国寡民”社会 |
| 5.2.2 “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美国、德国、日本文化原动力及传导机制分析 |
| 6.1 以基督新教为核心的美国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分析 |
| 6.1.1 美国文化原动力的建构与解构 |
| 6.1.2 “财富供养自由”:美国文化形态分析 |
| 6.1.3 “使人成其为人”:美国文化软实力分析 |
| 6.2 以“理性”铸就“辉煌”的德国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分析 |
| 6.2.1 “理性”的建构与解构:德国文化原动力分析 |
| 6.2.2 纳粹帝国产生的文化根源:德国文化形态分析 |
| 6.2.3 “理性”何以铸造辉煌:德国文化软实力分析 |
| 6.3 以“大和”精神为核心的日本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分析 |
| 6.3.1 “大和”不“和”:日本文化原动力分析 |
| 6.3.2 军国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日本文化形态分析 |
| 6.3.3 “内外有别”的“大和式”思维:日本文化软实力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原动力及传导机制分析 |
| 7.1 基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原动力分析 |
| 7.2 新中国以来国家文化形态分析 |
| 7.2.1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种典型的“纯”文化态 |
| 7.2.2 邓小平时期:一种高活力、高风险的“超”文化态 |
| 7.2.3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成功进入了“合”文化态 |
| 7.2.4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功打造出和谐有序、稳中求进的“和”文化态 |
| 7.3 新中国文化软实力分析 |
| 7.3.1 “内敛-认异”的学习力 |
| 7.3.2 “外张-认异”的革新力 |
| 7.3.3 “内敛-认同”的凝聚力 |
| 7.3.4 “外张-认同”的传播力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文化是否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科学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研究的主要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涵义与理论渊源 |
| 2.1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涵义 |
| 2.1.1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进程 |
| 2.1.2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界定 |
| 2.2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
| 2.2.1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及其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 |
| 2.2.2 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研究范式及其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 |
| 2.2.3 中心与边缘的依附理论及其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 |
| 2.2.4 耗散结构理论的系统开放性思维方法及其影响 |
| 第3章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1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生成的背景及其理论渊源 |
| 3.1.1 沃勒斯坦思想形成的背景 |
| 3.1.2 沃勒斯坦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3.2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 |
| 3.2.1 沃勒斯坦从马克思原着之中获取灵感的世界体系解析理论 |
| 3.2.2 变化中的世界体系的周期性结构 |
| 3.2.3 关于三个地带划分理论 |
| 3.2.4 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 |
| 3.2.5 西方学者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 |
| 第4章 阿瑞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
| 4.1 阿瑞吉思想形成的背景及发展过程 |
| 4.1.1 阿瑞吉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 |
| 4.1.2 阿瑞吉世界体系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
| 4.2 阿瑞吉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
| 4.2.1 关于世界体系的发展动力问题 |
| 4.2.2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实质 |
| 4.2.3 对反体系运动的理论认识 |
| 4.2.4 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体系的更迭 |
| 4.2.5 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有效性问题 |
| 4.2.6 阿瑞吉的世界主义视域 |
| 4.2.7 阿瑞吉对市场经济多样性的理论论证 |
| 4.3 阿瑞吉世界体系理论之评析 |
| 4.3.1 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新左派理论性质 |
| 4.3.2 关于世界体系中的东亚纳贡体系的价值定位问题 |
| 4.3.3 阿瑞吉研究世界体系的方法评析 |
| 4.3.4 阿瑞吉世界体系论的特质 |
| 第5章 弗兰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
| 5.1 弗兰克思想形成的背景及渊源 |
| 5.1.1 弗兰克世界体系论形成的背景 |
| 5.1.2 弗兰克世界体系论形成的过程及渊源 |
| 5.2 弗兰克构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分析框架 |
| 5.2.1 弗兰克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视域 |
| 5.2.2 替代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分析方法 |
| 5.3 弗兰克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分析 |
| 5.3.1 世界体系的内涵与特征方面的不同界定 |
| 5.3.2 关于世界体系的主要结构的差异性认识 |
| 5.3.3 关于世界体系的主要周期节奏的不同看法 |
| 5.3.4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内源动力问题 |
| 第6章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评析 |
| 6.1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 |
| 6.1.1 深化了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评 |
| 6.1.2 修正和创新性构建了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 |
| 6.1.3 整合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资源的总体性方法 |
| 6.2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 |
| 6.2.1 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 |
| 6.2.2 历史观中的虚无主义与消极悲观主义 |
| 6.2.3 模糊的乌托邦理论特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跨越时点意义上的千年——为《税收与企业》新千年开篇写几句话（论文参考文献）
-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2]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研究[D]. 韩文羽. 吉林大学, 2020(01)
- [3]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4]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5]统一俄罗斯党理论与实践研究[D]. 毕松. 山东大学, 2019(08)
- [6]论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的现代性问题[D]. 宋飞. 辽宁大学, 2019(01)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
- [8]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D]. 郝佩林. 苏州大学, 2018(01)
- [9]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吴福平. 浙江大学, 2018(12)
- [10]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D]. 曲艺. 吉林大学, 2017(09)
标签：现代性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