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因、负因及两者的超越

一、论肯定的理性与否定的理性以及对二者的超越（论文文献综述）

郭鹏飞^[1]（2021）在《唐代禅宗“心性论”的生态审美智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心性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中国心性思想的核心是人的主体存在与本体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唐代禅宗心性论继承发展了印度佛教心性思想、儒道玄三家心性思想以及中土佛教初传时期对心性问题的探讨,将主体之心性与本体之心性统一起来,标志着佛教心性论的成熟,具有无情有心、体用不二以及心性自然三大思想内涵。唐代禅宗心性论认为人与自然是平等、对话、圆融的。人与自然具有共同的生命本源,人们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能够了悟生命的智慧。从今天来看,这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生态的,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智慧,与深层生态学思想有着共通性。当这种智慧进入文学艺术等审美领域中,影响到人们的审美活动时,则转变为一种极具生态智慧的审美方式。禅宗心性论对唐代审美活动的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审美活动关注人的存在,强调审美主客体间的交融状态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生态审美智慧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等齐如一的审美境界、圆融无碍的审美方式、空灵淡泊的审美观照。禅宗心性美学与生态美学之间既存在着联系也存在着区别。从整合的角度来看,两者的相通性在于都强调审美与道德、此在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禅宗心性美学也存在有纵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非生态因素。西方生态思潮也对禅宗思想予以了关注,禅宗心性美学的境界与交融美学的审美场在审美主客体交融方面存在着相通性,以禅宗心性美学反观肯定美学,我们也能更好地认识到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立场对审美直观的忽略。总结而论,将人的本体存在与主体存在、自我与“大我”相统一的唐代禅宗心性论正是一种超越艺术与宗教的生生之思。禅宗心性美学亦是一种强调审美主客体的圆融与审美境界的创造,具有丰富生态审美智慧的生生美学。

管观锋^[2]（2021）在《马尔库塞的理性观研究》文中指出

冯争^[3]（2021）在《个体自由的两个向度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由是哲学与宗教探讨的永恒主题。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自由是一种超越层面的自由,他们对理性主体的过分强调导致了现实主体的缺席,而这种理性主义自由一旦接触到现实个体的生存就会出现悖谬。对上述理性主体与理性自由观批判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主题。其中,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立足于现实个体对理性主义自由观的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反思理性主义自由观的两个向度:内心性向度与社会性向度。无论是内心性的自由还是社会性的自由最终都体现在真实的个体之上,自由事关自我实现。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代表着青年黑格尔派对自由主体理解的两种不同倾向。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个人”,克尔凯郭尔则走向“单一者”。克尔凯郭尔开启了对生存个体的心理学分析。他将“自我”规定为“精神”,“自我”首先体现为肉体与灵魂、有限与无限、现世与永恒等对立因素的综合,但“自我”并不是这综合关系本身,而是与自身发生关系的关系。克尔凯郭尔将自我规定为精神,这就决定了他更加强调“单一者”的内心性、主体性以及“单一者”面向生存的激情与决断。马克思则致力于对“现实的个人”的社会性解剖。他从社会历史的视野审视个体的生存,人是自为的自然存在物,在人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人也生产着社会,正是这种社会关系塑造着“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性。“现实的个人”并非个体主义的,其内含有个体性与普遍性、内在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单一者”,其生存都是在时间场域中生成,克尔凯郭尔强调生存的“瞬间性”,马克思则强调个体生存的实践性,他认为实践是人与自身、与自然、与他人建立本源性关系的关键,同时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对斯芬克斯之谜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他们对个体自由的不同认知。与他们对自由主体的规定相对应,克尔凯郭尔以内心性和精神性为中心展开对个体自由的分析。人的精神定性决定了其能意识到超越有限与现世的种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性,也就是“虚无”,“虚无”是一种生存规定性,是对存在的超越性意识。“虚无”产生“忧惧”,“忧惧”是“自由的眩晕”,亦即自由的可能性,这种自由的可能性促使人进行决断,而决断就是自由的彰显。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自由的眩晕中进行决断,于是出现了对自由的逃避。自由事关“成为自我”,而对自由的逃避则被规定为自我在自身之外的生存状态。克尔凯郭尔从“绝望”（人与自身的错误关系）以及“公众”的抽象夷平两个层面揭示了人宁愿成为他人而不愿成为自我的时代状况,并试图唤醒时人麻痹的精神,使人重新进入生存。马克思则揭露了虚无的社会现实根源,即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人的偶然性。马克思对个体自由的讨论是本体论的,而非认识论的。他对个体自由的讨论立足于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身的三重关系之中,脱离自然界和他人来谈论内在性自由是一种本末倒置。人的意识的超越性是自由的可能性,而人的活动性则是自由的现实性,它是对自由的确证,个体自由与其实践活动互相印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自由同样事关自我实现,换言之,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然而在商品、货币与资本构成的物化（Sache）关系中,人的自由、甚至人的自我都要通过对物的占有才能实现,马克思进一步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必然性揭露了人在物化关系中的非自由状态。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面对“抽象夷平”与“物化统治”时的不同态度。克尔凯郭尔诉诸内心性的激情与信仰,认为只有在悖谬性的信仰中作为永恒可能性的自由才能实现,关键在于“单一者”必须与上帝建立某种悖谬性的关系。换言之,单一者正是要在不确定性中与信仰对象建立关系。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中关于少数与多数的问题可以构成对克尔凯郭尔的质疑,显然,悬置理性的悖谬性信仰无法为大多数人接受,难道他们就注定无法得到自由吗?幸运的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社会历史的视域中追问人的自由与解放。自由王国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只有在自由王国之中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得以实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则依托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建构。然而,实践并非万能的问题之谜底,只要是行动和实践,就势必面临诸多困难和考验,需要经受犹疑、彷徨、绝望的侵袭,这就使激情变得十分重要。此时,克尔凯郭尔对于内心性与主体性的阐发就显得十分重要。总之,社会性与内心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强调社会性的马克思并没有拒斥个体的内在性,而是为内在主体打入了社会性、能动性、实践性、历史性的楔子。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对个体生存的生存心理学分析也可以构成对马克思的补充。只有在内心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中,个体自由才是可能的。

谢静^[4]（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系统解读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将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理论特色和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以政治美学为核心线索将其一生的致思理路与政治运动实践贯穿起来,开显马尔库塞美学思想中的革命潜能和政治批判功能。选定此主题的原因在于感性、理性、美与政治作为关键范畴充斥于马尔库塞着作文本之中,本文致力于将这些看似孤立且矛盾的范畴放置于马尔库塞的学术经历中加以联系,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演变。马尔库塞回到“美”与“知觉”同源的古希腊哲学中,探索美与感性欲望的关系。在“美”的原初语境中,它指的是柏拉图所认定的那种低级的、发源于肉体的感性欲望。而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指出美不只代表着少年的肉体之美,更意味着超越一切形体之美的美的原则,而美的原则是爱欲之神的化身,是生命的源泉。马尔库塞在此意义上,发现了感性欲望与爱欲的关系,重新挖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与肉体欲望的关系,使爱欲超越性欲成为一种更大的生物本能,将体验快感的感官范围从生殖器官扩张到人的整个身体,实现身体的爱欲化。马尔库塞认为积淀在个体血肉之躯中的审美心理结构是爱欲的存在场域,爱欲是情欲的人化,是对人的动物性的生理情欲的理性塑造与陶冶过程,它以生物根源为基础,但其中具有理性的渗透,从而超越了动物的性质。他利用弗洛伊德关于的心理分析,挖掘审美中情欲因素与复杂性,在对“艺术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的理解中,确定了美感是爱欲这个人性总体结构中的心理本体,并以此为依托,建立起新感性这个情感心理本体。马尔库塞从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力比多）与自我、生欲与死欲的对抗中发现了爱欲作为人类集体的生命本能所蕴含的强大政治效力。因原本自由的主体意识与精神过程在权威国家的公共生存中被同化了,个人精神的失调、爱欲的压抑更直接地反映了社会总体的失调,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学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美体现了反抗现实原则的快乐原则,是人类爱欲本能的最高精神产物,美学与艺术是审美形式的外化结果,是爱欲、快乐本能解放动力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反叛统治秩序的革命潜能。可见,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改变了传统意义上非功利的美学,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在人的审美本质基础上将人类爱欲的解放界定为广义的政治学。他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有明确的批判指向——理性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技术理性。受理性主义文化的影响,主体性原则与现代科技体系合谋将人性之中的感性丰富性从生存理性中排挤出去,人类以技术理性取代包含感性之维的生存理性,使理性中的自由、否定之义消失,导致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极权统治将历时的感性生命本身整合进压抑性的文明进程与消费性的社会生产领域。这种感性生存境况造成了爱欲与新感性作为情感本体的审美之维的缺失,是人类单向度的精神危机的根源。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审美人性的复归为批判理论的切入点与理论旨归,融合多种对抗技术理性与理性主义文化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了以爱欲满足为中心的新感性政治革命路线。以人的自然生物本能为物质基础,将深藏于“类本质”之中导源于快乐原则的反叛激情挖掘出来,在理性的否定性推动力下,使人的整个身体重新回归到代表游戏与闲暇的审美冲动中去。发挥想象力对感性与理性的沟通作用与为感性秩序立法的革命潜能,重建象征着完整人性的新感性。在不满于固定规训的审美形式的更迭性运动中寻求重建通往幸福与自由的新秩序的可能。这也是马尔库塞整个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不能否认马尔库塞以艺术与美学为解放之途的批判方式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缺少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与批判,这使他的政治美学批判最多达到意识形态批判的水平,不能深入到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所扭结而成的社会结构领域,削弱了其理论的现实性,造成了其理论中历史性与先验性之间的矛盾。但是,他承认与积极利用审美感性的多样性、偶然性、多变性,以此拯救感性力量的否定性和批判功能,这种对本真生命的尊重态度,是值得现代人反思与借鉴的。因此,对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情势变更的理论选择之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满足物质匮乏的经济革命不再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的主旋律,更令人关注的是人民的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人生而为人所一直追求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研究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能够让我们在物质财富迅猛增长的今天,去冷静地分析资本的逻辑与审美的价值之间的博弈,尝试解答如何在市场洪流中不迷失自我和初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统一,个体自身的身心协调发展,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张贝丽^[5]（2020）在《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岩佐茂是日本当代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其环境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他结合日本现实环境问题,通过对西方主流环境伦理思想的反思与批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审视。他认为,环境问题实质上体现为人的经济活动方式问题。为此,他主张探寻不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方式,构建经济活动和环境保护相统一的环境伦理学。其中关于人与自然共生观、环境正义观、环境实践观、可持续发展观等思想的提出,充分揭示了岩佐茂环境思想中蕴含的深厚的伦理意蕴。因此,深入研究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有助于为生态文明建设中构筑环境伦理维度,进而对探析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途径有所裨益。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通过文本解读法、比较研究法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对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阐释和评析。基本内容由绪论、七章系统性论述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简要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研究现状,阐明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创新之处及目的和意义。第一章系统梳理了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一方面,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危机以及日本国内高速工业化发展带来的严重产业公害等现实问题,为岩佐茂关注环境问题及其中涉及的社会性因素提供了社会历史背景。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世界范围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的批判以及日本环境伦理学的整体主义立场等,为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提供坚实的基础。第二章明确指出了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视域。岩佐茂通过对学界关于自然道德地位论证的辩证思考,确立了超越中心之争的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立场。在这一逻辑前提下,他展开了对环境问题中存在的价值问题以及环境问题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经济活动等的思考,形成了岩佐茂以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实现人与人之间环境正义、构建合理的实践方式以及达成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指向的环境伦理思想。第三章深入分析了岩佐茂的人与自然共生观。岩佐茂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中建立起人与自然共生的研究视角。人与自然共生的整体主义实质,不仅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纷争,合理地将人的道德关怀扩展至自然,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选择,而且凸显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指向,试图通过纠正人对待自然的方式来构建人与自然的共生。第四章全面考察了岩佐茂的环境正义观。岩佐茂通过对现存的环境不公正问题的分析,深入挖掘出环境不公正的根本原因,提出通过明确环境责任、抑制资本逻辑、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来实现环境正义,展现出他将分配性正义和生产性正义、制度变革和价值批判相统一的环境正义向度。第五章合理诠释了岩佐茂的环境实践观。“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是岩佐茂环境实践观的核心概念。岩佐茂通过辨析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实质,进一步明确了资本逻辑、生活逻辑与环境保护的深层关系,进而提出其超越资本逻辑、遵循生活逻辑的环境实践观。第六章深刻论证了岩佐茂的可持续发展观。岩佐茂主张不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方式的环境伦理思想,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意蕴的诠释,论述了以人与自然共生推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环境正义引导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以生活逻辑确保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提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脱离异化的工业化以及构建环保型循环社会等现实路径。第七章简要评析了岩佐茂的环境伦理思想,并指出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启示。岩佐茂的环境伦理思想深化了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加强了环境伦理的实践指向,对现实问题解决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我国正处于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阶段,通过汲取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中人与自然共生观、环境正义观、环境实践观及可持续发展观的先进性观念,进而对我国构建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文化、践行环境正义的生态伦理规范、超越资本逻辑的生态伦理理路以及实现绿色发展的生态伦理目标等,具有一定的启示。结语部分总结了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的整体性、社会性与实践性特质,并指明论文回应了一些学界对岩佐茂的误解,为今后的岩佐茂人物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进而提出今后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其背后蕴含的日本环境伦理学理论特质以及与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特质的对比研究。

马萍萍^[6]（2020）在《“相与为体”与“继善成性” ——王船山人性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船山的人性生成论是与其理气观联系在一起,船山的理气观与宋明理学的理气关系表现出根本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性是由体用观所彰显的这二个时期思维模式的转变。以朱熹而言,虽然赞同二程“体用一源”,但是他认为超越的天理与形而下的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理为根本,气为理的显现,超越的理决定、主宰万物的存在这表现出重理轻气、重体轻用的倾向。而船山的“相与为体”则是关注到宋明理学由于本体论建构造成的这一问题,所以船山既肯定体用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同时,也强调用之于体的重要性,亦即经验存在可以影响形而上的存在本体。船山的人性生成论的根本目的是要肯定作为真实存在的人的价值与意义,所以相对于宋明理学对于天理本体的推崇,船山对于气以及以气为基础产生的人的感性存在的一面表现出相当的肯定。从船山的“相与为体”的思维模式理解其人性论,根据船山对于体用的两层含义,就本体与本体之显现而言,船山承认性作为形而上之本体,人性的显现须通过形而下的人的经验活动来实现,在此之外,船山还肯定经验意义上的实体与功用的含义而言,人之形质由气凝聚而成,代表了人的真实存在。而人之感官之视听言动则是人之形体的功用。人之性凝结在人的形质中,其显现必须要借助人的感性存在的一面才能得以实现,而人的感性存在则是以实践为导向的,所以性的显现不是单向决定人的感性活动,而是人能够于其实践活动中能动地体现性,自觉地遵循道德准则。如此以来,人的感性存在亦能反过来对性产生影响。形而上之本体与形而下之存在之间的互动往来正是船山体用思维方式的真实体现。

朱冲冲^[7]（2020）在《审美与否定的双重奏 ——马尔库塞的否定性美学研究》文中指出技术社会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世界完全被技术掌控,异化成为社会常态;二是新的美好世界出现,社会和谐自由地向前发展。出于对第一种可能性的思虑,马尔库塞急切地寻找能够消除异化的方式,而对“否定”意义的研究成为其理论的起点,否定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即是他初期的研究成果。从第二种可能出发,马尔库塞意识到改变社会不仅要消除异化,更重要的在于如何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建立自由世界。在马尔库塞看来,外在的暴力革命不能真正变革现实,要想彻底打破技术极权的控制,必须从意识入手,依靠美建设非压抑性的文明社会。审美艺术的否定力量以及对艺术世界的美好构想,推动着马尔库塞否定性美学思想的形成。研究马尔库塞的否定性美学思想,主要涉及两个问题:拯救异化社会的希望在哪里?社会的未来走向是怎样的?本文以这两个问题为线索,探寻马尔库塞的理论建构过程。从否定性美学思想的起源、否定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否定性的美学思想体系、否定性审美乌托邦世界四个方面,揭示马尔库塞否定性美学思想的内涵。第一,从否定性的美学思想起源看,马尔库塞深受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席勒等人的思想影响。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他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奠定了马尔库塞“以人为本”的理论研究基础。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特质,带给马尔库塞“否定性”的理论支点。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能学说相综合,初步形成了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另外,以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家,让马尔库塞重新感受到审美的重要性,希冀以审美的力量解放社会。第二,从否定性的社会批判理论看,社会批判革命是马尔库塞前期的探索成果,旨在拯救社会异化。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异化现状,揭示出社会的整体异化;从个体的否定性思维、爱欲本能和劳动异化出发,批判了资本社会对个体的压抑。正是基于社会和个体的全面异化,马尔库塞提出了否定革命,为既存现实开出了解放爱欲、文化、思维的药方。第三,从否定性的美学思想体系看,否定性的社会批判革命未能让否定力量作用于异化社会,而审美艺术作为否定力量与社会变革之间的桥梁,庇护着否定性的革命力量的存在。外在的语言、审美形式和内在的异在性、自律性,使得艺术能够独立于异化社会。审美艺术对思想意识的影响能够打破理性的控制,赋予社会以新感性。简言之,马尔库塞的否定性美学思想找寻的救赎之路就是审美艺术。最终,否定性美学思想体系在审美乌托邦中得以完成,并指向一个自由解放的艺术型新社会。因为艺术世界是一个充满幸福、快乐的自由世界,是以美为标准建构的乌托邦。换言之,马尔库塞希望艺术世界能够投射到未来的现实中。然而,审美乌托邦既体现着马尔库塞的人本主义关怀,也是其理论的缺陷所在。

李小艳^[8]（2020）在《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及其后期的政治学转向》文中指出20世纪法国哲学星空,绚丽多彩。德勒兹是一颗闪耀照人的星,勋绩卓着。吉尔·德勒兹是法国20世纪与福柯、德里达齐名的着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影响遍及哲学（政治哲学）、精神分析、电影评论、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语言学、绘画和戏剧等领域。德勒兹极为重视创新性的哲学关键概念,他与合作者迦塔利创造了一系列如“内在性平面”“无器官身体”“块茎”“解辖域化”“游牧”以及“千高原”等富于思想穿透力的理论观念,他的哲学更广泛地影响了电影、城市规划、建筑和教育等诸多领域。总体来说,本论文分四大部分研究德勒兹哲学与其政治学思想。第一章论述德勒兹对传统同一性哲学的批判与解构。作为一种建构性的思想,德勒兹建构其差异哲学的起点源自何处,这是探讨差异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论文首先从差异与同一的比较入手,分析柏拉图的理念论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作为有限表象与德勒兹差异哲学的联系,德勒兹在对二者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论证了差异不是同一的思想;从差异与矛盾的比较入手,分析黑格尔的矛盾哲学、莱布尼茨的“副次的矛盾”作为无限表象与德勒兹差异哲学思想的联系与区别。在德勒兹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借由表象对差异进行思考,这一点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莱布尼茨等一系列思想家身上均有体现。柏拉图的理念论为表象思维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对差异表象的具体展开,但两者均是对差异的有限表象,而黑格尔和莱布尼兹他们的差异思想成为了差异的无限表象。德勒兹认为,四重依据构成表象,它们分别是概念的同一性、感知的相似、谓项的对立及判断的类比,但表象思维根本无法真正地思考差异本身,根本无法把握差异,因为差异已经被消除,并被归属于同一性的支配之下。因此,在德勒兹的理论体系中,差异不是同一。如果从系统哲学和分析哲学的观点详细比较差异与对立和差异协同与对立统一之间的区别性,则可以发现,差异是普遍的,而对立与矛盾是特殊的,因此差异不是矛盾。第二章论述德勒兹的差异哲学,本论文试图通过探讨“未分化的差异与混沌”“个体化差异”以及“存在之单义性”等概念,阐明德勒兹的差异思想之内涵。在德勒兹看来,世界是一个生成式的匿名世界,这是一个混沌的差异世界,差异即一切。德勒兹认为,个体化是一个存在物既给予出它自身特征的统一性又将其自身与其它个体区分开来的过程,所以,差异在个体化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德勒兹强调“混沌世界”是一种“无人称的个体化”和“前个体的奇异性”的世界,在这一世界——自然中,最终设定了作为无限存在者和有限存在者的共同存在论条件的自然——世界。显然,这个世界是不为神或人造的,德勒兹为了抵抗一切皆为同一这种理论,他提出了存在之单义性理论。本论文同时在此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分析“差异的时间化机制”“力本论与权力意志”与“永恒轮回与差异性重复”等问题以阐明德勒兹的差异性重复思想。在德勒兹哲学中,差异的差异化即重复。差异与重复有着重要的联系,通过重复差异才得以表现,差异在重复中产生,重复再现的是差异而并不是同一物,在差异中重复实现了循环往复,这种重复的循环往复可以看作是差异的再生。德勒兹利用时间的三次综合的差异时间化机制理论论证了“差异性重复何以可能”这一命题。德勒兹对权力意志的阐述构成了他阐释尼采哲学的核心。德勒兹运用权力与差异的基本概念来阐释权力意志理论,澄清了许多对权力意志的误解,同时挖掘出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可利用的思想资源,进而发展了自己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同时又与尼采哲学不同的力本论哲学。在德勒兹看来,永恒轮回是一种综合,它综合了无限未来与无限过去,使它们都聚合、轮回与回归于“当下”这一时刻,并被综合为现在、生成为新的差异。永恒轮回是一种重复,但不是同一物的重复,而是差异化的重复。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与探讨,本论文试图对差异本体论做出系统的解析,探讨差异的“内在平面性”和“差异的理念辩证法”等问题。第三章论述德勒兹的差异政治学,从“事件”“实用主义”等角度入手分析哲学的政治功能,并结合德勒兹“风格——口吃:革命的潜能”理论阐释其生成哲学中的微观政治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生成——少数”“生成——民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德勒兹认为,哲学的重要性在于哲学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是对世界的一种干预,发挥哲学的政治功能,可以创造一个开放的未来。德勒兹所说的生成的“少数主义者”是一种多元化的政治主体,这种多元化的政治主体与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性的政治主体有着根本的区别,而这也是德勒兹政治哲学所构建的未来的新的政治主体的方向。德勒兹的“生成——民主的”不能看作是批判当代民主国家或者拒绝或谴责民主本身,而是以某种潜在的民主或未来的民主之名反抗现在。德勒兹的差异政治学构建了诸多特别的政治概念和理论,为我们未来探究政治哲学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宝贵资源。论文最后对德勒兹思想进行了评价,分析了其贡献与不足。

熊亮^[9]（2020）在《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文中研究指明现代社会,人们既处于资本逻辑的强制下,也处在机器体系的程式里,更处于现代性的流变中。何谓现代性的流变?现代性如何流变?现代性流向何方?众说纷纭、各家不一。从人类四次工业革命的角度来探究现代性逻辑预设、反思与批判以及未来去向,可以深刻地阐释现代性的诸多元素嬗变的来龙去脉,而四次工业革命的“机器”为探究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向度。18世纪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这是对神的挑战;今天有人又说“机器是人”,这是对人的挑战,现代性就是在人与机器的关系里孕育了历史进步观念、历史整体性、自然范畴、工具理性以及主体性等特征,也正是诸多的特征特质让人们感受到今天仍然生活在现代性的流变框架里。因此,一部现代性的流变史,就是一部人与机器的关系史,探究人与机器的关系,既可以追溯现代性的发育生成,也可以反思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更可以探索现代性的未来旨趣。从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一部名着谈起,拉美特利的重要着作《人是机器》掀起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一个历史直觉:西方人从神学转向人学,从中世纪的圣经故事转向近代工业革命的人—机器—自然的故事,在工业革命驱动背后的机器革命,告示了一种世界观转化“人是上帝儿子”转化为“人是机器”。“人是机器”现代性起源的解读:一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存在论本体论。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和建构的图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要素,涵盖了“物”的开发和激活、资本的嬗变和转型、土地要素的改变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范式的显现。二是自然是现代性起源的工具理性。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倡导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历史性作用,一种新观念已经进入现代意识,动力这个概念不具有政治意义,它不是控制人们的能力,而是征服自然的能力,“机器”的实质就是反映人类对传统自然观念的颠覆,是改变并利用自然创造新事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新事物的能力。三是分工与交换是科学技术与商业进程作了最好的统一,在斯密看来,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即市场、人人皆商人”的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关键的要素就是科学技术能否普遍应用到社会,英国早期兴盛的成功奥秘就在于此。“人是机器”机器崇拜在这一时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它不仅展现了人类通过对象化劳动创造的工具征服和改造自然,给人类带来丰裕的物品,也揭开了被神学所遮蔽的自然界和人,更是人类从附魅的神性自然转向了祛魅的机械自然观,人类逐渐追求理性、崇尚秩序以及构建制度,追求一种确定性、精准性以及因果关系的进步。近代工业革命,在机器崇拜的视域下孕育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一是物性,激活人的欲望。二是人的主体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分离。三是理性主义,追求确定性的方案。四是历史进步观念,历史发展的趋势。五是历史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进程。由于理工工具的过度膨胀以及人类主体性的无穷欲望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忧患,现代性的忧患也就引发人类对现代性的诊断,开启了一种机器异化的历史哲学沉思。卢梭基于科学技术与人类道德的角度来诊断现代性,提出自然人向文明人的过渡是一种历史化进程。人的秉性是自然的、是趋善的,科学技术、理性机器泯灭了人天然的善与爱,给人类带上“伪善的面具”,遮蔽了人类相互之间的猜疑、斗争和奴役,腐化了人的心灵与斗志,给人类带来了惩戒,消解了人类美德的民族性、独特性和魅力性,助长人的闲适与骄逸,给人类带来了惰性,造就了人类时间的多余、多事和多败,科学进步每前进一步,人类道德就堕落一步。科学技术发明的“机器”所打造的社会状态都是人类带着“伪善的面具”去追求带着“枷锁的自由”,人类的行为和道德被对象化的工具所异化,人类失去了道德至善的禀赋,理性工具是产生异化的根源之所在,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二律背反。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二律背反的发生,既是合理的,又是需要扬弃的,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两大重要范畴,就是处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市民精神与国家精神以及历史特殊性与普遍性。现代世界的核心特征市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背离,这种背离是在市民社会里产生的,而扬弃这种背离主要是靠思辨的精神来进行调和。在微观的市民社会领域中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人性、欲望、财富、机器、劳动以及分工等范畴,在宏观的国家领域中也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普遍精神、普遍利益、自由、必然等范畴,对于现代性的发生既要看到其合理性,又要扬弃其不合理的成分。马克思通过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异化劳动以及剩余价值论的分析,深刻地分析到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技术与现代性的关系,更为深刻的则是技术背后的资本力量对现代性产生的作用。资本就是现代性的本质以及内在的规定,通过对资本这一范畴的深刻剖析,认识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矛盾关系,从而揭示现代性深刻的一对又一对二律背反范畴。从现代性本质的批判来看,《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中的五种对立关系: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资本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资本的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对立、资本的主体间性的内在竞争与对立、资本追求剩余的秉性与文明发展的极限的对立等。从货币史、交换史、工业史以及世界交往史来视角来考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规律,同时也澄明了在现代性过程中资本的内在紧张与外在竞争必然要回答人与劳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以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性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没有间断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作为对象化工具—机器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在享受机器的便利同时,机器也在“酸蚀”着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一时期对“机器”的现代性批判旨趣:一是工具理性的批判,工具理性把“机器”作为工具肆意破坏自然,将自然“被宰制”的对象,带来了深刻的自然危机;工具理性把一切都加以量化、价值化,使得人的需求唯一性,导致“单向度”的人;工具理性将一切事实纯粹化,导致目的的“无意义”,侵蚀着人的心智。二是“机器”世界观的异化:人生活在流水线上,每天都要从事同一单调的工序,但是又不能造成工序任何一环节的错误,使得人失去了创造性,造成人的心理紧张压抑的状态。三是消费的异化从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转向景观拜物教,景观打造的幻象催生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使得人们偏离消费本身。“机器”本身是可以创造物质财富的,但是过于追求“机器”,“机器”权力逐渐主导并限制着人的生活,使得人失去生活的意义目的。“机器”形态、性质在发生着变化,人与“机器”之间也随之发生变化,现代性发生着流变,然而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并没有停止。智能化科技革命迅速发展,认识论的转换发生了转换,由“人是机器”转向“机器是人”。进入“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的物性、主体性、理性主义、历史整体主义以及历史进步观念在经历着思维方式的转化,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化构建了智能化时代的价值观。由于现代性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现代性场域里的唯物史范畴也在面临着质疑:生命、意识以及伦理道德是否只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分工、交换、无人车间是否在改变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继续在被人征服,还是在与人日趋和谐?资本逻辑是在宰制人类,还是在造福人类?工具理性是导致目的的丧失,还是意义的再现?人的主体性是愈渐丧失,还是愈加巩固?异化理论是继续深化,还是走向终结?“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被筑堤愈加巩固,还是被掘墓走向终结?这有待于人类在智能化时代不断地验证,有待于人类在现代性的流变里反思着人类未来的三种抉择:人类被智能化机器圈养、人类战胜智能化机器以及人类与智能化机器共生。不可否认的是“机器是人”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一连串的机遇,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挑战。“机器是人”时代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一连串的机遇:一是生产过程的多样性、多元化以及闲暇性。二是交换形式的便捷性、跨时空性以及颠覆性。三是消费方式的瞬时性、多样性以及快捷性。四是分配结果的公平性、公开性以及公正性。五是人类自身的改造。高科技可以把自身作为技术手段,使人类能用技术手段来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成为自我进化的新手段。“机器是人”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一是人机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与机器鸿沟在缩小。二是机器越来越智能化,自我控制的能力越来越强,对人的依赖性越来愈小。三是机器取代人的体力劳动,未来将会取代人的脑力劳动,如果人类一旦将全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交给机器,人类将一无是处,并且人的器官都将退化。四是人类对机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失去了对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关注,自然和外部世界成为机器主宰的对象,人类失去了对客体的反思。五是人类在智能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时间将智能手机、电脑作为“身体的部件”,越来越沉浸在虚拟空间里生活,人类失去交往的意义。六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好奇心,无视道德规则的底线,践踏人类生命,如基因编辑婴儿,是对人类行为规范底线的践踏,在深层次的好奇心就是一种权力。现代性场域里人、机器、社会以及国家的理论观念在发生着嬗变,也引发了人类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面对现代性的流变,人类未来何处何从?德日进在《人类的未来》里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基督教方案,唯有在统一世界内在深处的顶峰上最终出现的一个自主集合中心,才能从结构上和功能上在仍然分崩离析的人类群体内部充分激起,维持并释放出期待的促进共识力量,也就是真正的超级爱,要有真正的大我。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方案,使人类个体在人类起源与发展终结的地方隐约地看到集体思考和同情提升到某种状态,使每个个体从参与中得益,就足以激励人类个体并使其确定前进的方向。”在德日进的马克思主义方案里,可以看出个人进入到集体的思考和同情就是为了获得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今天人类社会处于马克思第二大形态“人对物的依赖”前提下,人类无法摆脱资本的逻辑和机器的体系,但是追求人类的历史进步、历史整体性、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以及自由精神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之所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对“机器是人”所引发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悲观者担忧人类会遭受对象化智能化机器的灭绝,人类会走向终结局面,乐观者认为智能化机器为人类减轻了劳动的负担,人类会实现全面解放。尽管如此,人类生产力还在发展,人类社会还在前进,人类探索自然、外部世界乃至发明创造智能化机器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方案,不仅为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指引了行动的方向,而且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贡献了智慧,更为重要的是成为人类在现代性前进路上的“明灯”。

陆慧颖^[10]（2020）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适格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人工智能机器人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扮演者替代人类的角色,其甚至在某一方面有着超越人类的能力。着名物理学家霍金曾指出:“人类大脑与计算机电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有时电脑可以模仿甚至超越人脑”。但未来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真的能和人类拥有一样的社会地位和法律评价吗?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人类命运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遥远而不确定的话题,但是未来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问题绝不再是技术等表面问题,其可以演变为伦理以及与法律相关的深层次问题,其中给人类造成最深远影响的可能会是涉及利益诸多的刑事领域。本文通过对现有的材料进行收集检索和分析,旨在探究人工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适格性,在整理关于人工智能与法学研究材料后通过逻辑思考,将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进行阐述。文章第一部分提出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现状,人工智能技术方兴未艾,向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性发展,类人化趋势逐渐增强,人类对其产生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为何刑法学界将本质范畴属于物的内容归为刑事责任主体问题来探讨?之所以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地位提到如此高度,主要因其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刑事风险,对我国刑事责任主体范畴认知产生巨大挑战。当前我国刑法学者们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人争论的焦点有很多,但最为激烈、分歧最大的是应否将其纳入刑事责任主体范畴。由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自主性和深度学习能力等一系列特征,其法律属性在国内外范围中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不赋予人工智能机器人责任主体地位。围绕这一争论主要存在两种立场:人工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肯定论和否定论。笔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部分详细论述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肯定论”与“否定论”的主要观点,并论述了两方对彼此的评价。“肯定论”学者坚持,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社会和法律要持开放的态度,其能够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主体,人工智能机器人具有法律人格;“否定论”学者对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应被赋予主体地位持否定态度,坚持人工智能与人类无法等同,且存在巨大的鸿沟,1他们强调肯定论所说的参照单位赋予人工智能机器人主体地位并无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不同观点之间的沟通乃至碰撞不足为奇,但笔者认为法理原则仍应强调“以人为核心”,学术的争论也应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故在文章的最后笔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支持人工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否定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定位始终应为人类可控的“物”,肯定论观点支持者所预测的奇点未必能真正到来。我们应着眼于实际,不忘初衷,人类研发人工智能机器人是为了解放自身劳动力,实现脑力体力自由,追求更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生活。人类不应对机器人所谓的“智能”陷入恐惧。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人造成的社会危害,我们应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实现对人工智能机器人致害的规制从刑法层面转向技术等其他层面,如按阶段化模式责任主体分配原则承担其致害责任。本文期待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明确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定位,为未来强人工智能时代乃至超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隐患提供借鉴意义。不论人工智能技术将如何发展,其都不可能具有和人类一样的思考能力和意志能力,更不会有同人类相当的伦理道德感情,对人工智能机器人施以刑罚进行追责不利于刑罚目的和价值的实现。我们应跳出恐惧和猜想,转向规范且正确的使用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技术去创造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

二、论肯定的理性与否定的理性以及对二者的超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肯定的理性与否定的理性以及对二者的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1）唐代禅宗“心性论”的生态审美智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个体自由的两个向度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论文提纲范文）

（4）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相与为体”与“继善成性” ——王船山人性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审美与否定的双重奏 ——马尔库塞的否定性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及其后期的政治学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9）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论文提纲范文）

（10）人工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适格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肯定的理性与否定的理性以及对二者的超越（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代禅宗“心性论”的生态审美智慧研究[D]. 郭鹏飞. 山东大学, 2021(02)
• [2]马尔库塞的理性观研究[D]. 管观锋.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3]个体自由的两个向度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D]. 冯争. 山东大学, 2021(11)
• [4]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D]. 谢静.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5]岩佐茂环境伦理思想研究[D]. 张贝丽. 山西大学, 2020(08)
• [6]“相与为体”与“继善成性” ——王船山人性论研究[D]. 马萍萍. 山东大学, 2020(12)
• [7]审美与否定的双重奏 ——马尔库塞的否定性美学研究[D]. 朱冲冲. 河南大学, 2020(02)
• [8]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及其后期的政治学转向[D]. 李小艳. 内蒙古大学, 2020(09)
• [9]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D]. 熊亮.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10]人工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适格性研究[D]. 陆慧颖. 辽宁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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