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人事干部要正“五官”（论文文献综述）
老藤[1]（2021）在《铜行里》文中研究说明《铜行里》,是一幅描绘百年沈阳社会文化大变迁的风俗画;《铜行里》,是一部为沈阳大国工匠精神溯源追踪的铜匠史;《铜行里》,是一面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核心价值观的浮雕墙。楔子如今许多人不知沈阳城曾经有一处铜心,金银铜铁锡的铜,若在街上问行人,十人有十人会摇头,这让富发诚铜雕艺术有限公司的创办人石国卿十分不悦,才多少年哪,一座城市就如此健忘。据说当年四贝勒皇太极登基后,下令把城内外制作铜器的店铺均集中于内城中心,形成了一条铜行胡同,又将分散市井的铁匠铺置于城垣四周,由此赋予了盛京城所谓的"铜心""铁胆"。这么大的事能轻易忘记吗?
老藤[2]（2021）在《北地》文中提出谷穗回顾根部,不仅仅是致谢大地。——题记第一章引子榻上呓语:我是一条快要风干的鱼,躺在龟裂的湖底,能听到地下河哗哗的响声,我和流水间隔着板结的大地。如果时光能够倒流,鱼将改写历史。不可否认,有些名垂青史的思想家竟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也许一个人健康时所有的言论都不足为奇,甚至废话连篇,当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而且病入膏肓时却语出惊人,能道出许多离奇的观点,这种人应该是大器晚成的哲学家。
于瑶[3]（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提出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于欣[4]（2019）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重要价值。挖掘、阐发和传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系统梳理和探究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全面而深入地呈显其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这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由宗法分封的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深刻经济背景,生产方式大变革所必然引发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激化加剧是其政治背景,思想文化领域内新旧理念碰撞交织、百家异说的文化繁荣是其文化背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及其学派的形成发展和重要地位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奠定了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于一体的古代德育思想体系的基调和轮廓,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构成了先秦儒家德育活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了重振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和教化传统的生机活力,先秦儒家不断内求“礼乐之原”,由礼而仁,由仁而性,由此开启了对“欲”、“群”、“心”等人性问题的探究与阐发。人之“欲”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礼义道德及其教化则是满足人欲之必需。人之“群”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人之生不能无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所必需。人之“心”是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主宰性的意志之心、情感性的德性之心、理性的认知之心分别为人之受教修德提供了主体性依据、内在情感根基和内在理性根基。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体现了立足于人本身为德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撑的理论自觉。关于德育活动的目的,先秦儒家秉持治国安民与“为己”“成人”互为目的手段、社会性目的和个体性目的互渗统一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主张以教求治求安,力求通过德教达成治国安民、维护差序和谐理想秩序的社会性目的;另一方面主张教以“成人”,力求通过德教修身来美身化性、成就君子圣人的德性理想人格,达成提升人性、发展完善人本身的个体性目的。从德育内容上看,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德育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高度融合与统一。仁、义、礼、孝、悌、忠、信、知、勇等道德规范是其道德观教育的主要内容。明分正名的社会等级观念和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是其政治观教育的主要内容。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是其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作为受教者自教方法的自我修身之道和作为教育者施教方法的社会教化之道。自我修身之道侧重于受教者对自身之“志”、“学”、“思”、“行”等能动性的主动发挥,包括“志于仁”、“学以致道”、“思以致圣”、“躬行践履”。社会教化之道侧重于教育者对受教者之主体意识自觉的激发和引导,包括注重运用“愤启悱发”、“举一反三”、“以问为教”等方法的对话式思想宣讲,强调教育者以身体道、自反修己的身教示范,把良好环境的选择培育作为促进人性完善之重要着手处的环境熏陶,引导受教者在“礼”的践履和切己的日常生活中激发其情、悟得其理的生活体验,强调教化以情感为起点和根基的因情设教。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先秦儒家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为中华道德文明和古往今来的德育活动贡献了具有“永久魅力”的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因其得以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对庶民地位作用的贬低、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严守等思想局限性。辩证分析和客观评价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是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及实现的首要前提。综而观之,作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之典型代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深蕴着“儿童的天真”,彰显着具有“永久魅力”的鲜明特色和优秀“基因”,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先秦儒家的主体性德育理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相契合,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教育者主体性的首要着力点是激发受教者的主体意识自觉,教育者必须密切结合受教者积极的“前理解”给予切己的启发和引导。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德育内容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具有相契合性,为涵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了宝贵资源,主要体现为“仁”、“礼”对于社会公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信”和“为政以德”对于职业道德和政治品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对于家庭美德教育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孝德观、推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涵养作用。先秦儒家的德育方法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高度的相契合性,能够在原则方法、具体实施方法等方面提供诸多有益借鉴,可以以其和谐守礼的师生关系为借鉴,确立“序差互动”的基本原则;以“对话式”思想宣讲为借鉴,推进“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以因情设教和生活体验为借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教育和生活化。要想实现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新发展、新实践,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抓住三个基本环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传承弘扬先秦儒家德育的优秀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合理因素进行科学的加工改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优秀“基因”;以实践为导向,实践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价值实现的动力与源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实现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宏观实践导向,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为微观实践导向;坚持综合创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既要批判地继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精华,又要广泛学习、借鉴西方有益的德育文化,将中西优秀的德育思想资源融通于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陈文林[5]（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重要地位、发展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性应对社会公正新情况、新问题的行动指南。它对于有效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和有力克服在公正问题上的错误观念,进一步形成新时代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开创和谐文明公平正义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正观、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毛泽东公正观以及西方社会公正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民族文化渊源、理论基石、理论准备和有益借鉴。中国传统公正观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防止两极的中庸思维方法、“民本,”、“均平”、“抑高举下”等重要思想,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科学合理成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文化因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强调要从生产方式本源来认识社会公正,应当把保障人民平等权利、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公平正义的根本目的,把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根基。毛泽东公正观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和制度及其在权利和经济利益上的平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提供了理论准备。西方社会公正观重视个人权利,尊重和保障人的自由,在实现个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方面也有不少合理成分,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有益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文化和社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依据。从不同发展阶段的主题与理论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经历了从形成到丰富、再到新发展的历史过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一脉相承,不断推进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四重基本内涵,即发展是前提,共同富裕是目标,人民民主、按劳分配和适度平衡是基本原则,制度建设是保障,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基本形成。江泽民、胡锦涛逐步把公平正义提升到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历史任务和本质要求层面,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主张通过建设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反腐败、治党、保护人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极大丰富。习近平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纳入到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既从理论上深刻阐释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一矛盾统一体的性质和结构,又在实践中通过整体性战略谋划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和方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实现了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主要由六大板块构成:即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论;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论;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论;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全覆盖论;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论,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内在理论系统。从公平正义的地位看,中国共产党在认识的高度和深度上均超越了西方对公平正义的定位,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责任。从公平正义的目标看,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提出了公平正义的远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从公平正义的规则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经济视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将效率与公平相统一作为处理发展经济与促进社会公平这两个社会主义重大任务关系的基本原则;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三位一体”视为公平正义的运行性规则;并以共享规则、短板规则和兜底规则的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促进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从公平正义的覆盖领域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和政策已经全面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和群体,领域全覆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指导思想。从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条件和组织保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体制机制。从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看,引导人民形成公平正义共识,以改革为手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营造理性、有序、渐进追求公平正义的良好社会氛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心聚力,为迎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走出公平正义困境指明了方向。
贺文华[6]（2018）在《从吕柟四起四落论当代官德建设》文中研究指明明朝中叶状元吕柟,一生为学从政,学而优则仕,仕途之上四起四落沉浮跌宕数十载,自幼立志于圣贤之学,以关学开创者张载提出的"横渠四句"为毕生的追求与抱负,也成为先生在官场内外坚守气节、敢于担当、忠诚履职、廉洁一生的精神动力。虽然吕柟生活的年代距今有四百多年,但是相通的人性,决定了可以从吕柟的为官之道镜鉴到今天反腐倡廉的官德建设。领导干部官德的败坏是社会道德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藉以明朝状元吕柟官德修养的珍贵资源,为今天的官德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杨立[7]（2018）在《清代文官升转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清代文官升转制度是在沿袭明制的基础上,结合了自身统治的需要而形成的具有清代特色的人事管理制度。自入关以后,清代文官升转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磨合与调整,直到乾隆和嘉庆朝才基本定型。清代中后期,内外局势之变迫使清政府对包括文官升转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本文从清代文官官缺的授职方式入手,结合《大清会典》中所载的授官班次的内容,将清代文官的升转分为开列具题升迁、拣选升迁、月选升迁、请旨升迁、保举升迁等几大类,再以品级和职务的高低及职司为顺序,主要从升迁方式、升迁办法、升迁路径等几个方面对清代文官升转制度加以分析和研究。晚清时期,一方面,制度本身运行已久,积累了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时易世变,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的政治制度及相关学说被引进,中国人也走向世界,开始了解和学习西方文明。为了挽救王朝统治危机,清政府在其统治末期发起了新政和预备立宪改革,对官制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延续了二百多年的清代文官升转制度开始向有着近代科层制特点的文官升转制度转型。本文分为七章,加上结语共八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申明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归纳了近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以及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是介绍与文官升转有关的相关内容。包括清代文官的品级、官职和官缺,分析文官升转的内在涵义,以及归纳文官升转的标准和要求等。第三章和第四章,研究以开列具题方式升转的文官。京官自大学士以下,五品京堂以上,外官之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均以开列具题方式升转,因为篇幅较大,分为两章。另外,清代翰、詹、科、道官员升转异与他官,其升转包含了几种方式,又以开列为主,所以一并放在第三章。对开列具题升转的文官主要从升转方式、升转办法、升转路径和升迁程序等方面分别予以分析,同时结合实例,对影响开列具题升转的诸多因素加以探析。第五章,主要研究以拣选、月选、请旨和保举这四种方式升转的文官。开列具题升转以外的其他文官的升转,均归入以上四种升转方式中予以研究,通过对京、外具体官缺的分类,从升转方式、办法、程序等方面研究各类官缺的升转。第六章,归纳清代文官升转线路。从不同出身的入仕官职开始,以《品级考》为依据,整理出其逐级升迁的升转线路。文官升转线路归纳的意义在于了解出身和入仕官职对以后升转的影响。第七章,分析介绍清末文官升转制度的变化。清末官制改革导致了文官升转制度较之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本章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改制后的文官入仕、品级和官职、授职方式、升迁管理、升迁路径和程序等方面的近代化转型情况。清代文官的升转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文官升转章程和机制,首先,它的升转方式多样,不同类别官缺实行相应的升转方式和办法。其次,它的升转线路也是公开透明的,通过《品级考》可以列出每一个官职的升转线路。再次,文官升转程序严密,每一官缺的升转都有着流程清晰、管理统一、监督有责、注重时限等特点。清代文官升转制度运行了二百多年,作为清代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它还是起到了识拔合格文官,稳定文官队伍,促进文官新陈代谢等方面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项封建王朝的官僚管理制度,君权至上的专制政体、官员们的朋党派系斗争、人事管理中的各种隐性规则等始终在干扰和影响着文官升转制度。
迟学芳[8]（2017）在《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的诠释和重建》文中研究说明为了建构中国本土化的生命伦理学,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生命伦理传统进行诠释与重建的定位。为此,首先,确证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在借鉴恩格尔哈特先验的“道德传统”以及马克思“实践理性标准”的基础上,提出“四维结构”的生命伦理理想模型,作为诠释和重建的理论基础,即自然生命系统、文化生命系统、道德传统和非线性复杂性科学理论判据以及系统内在选择和外在选择判例。其中,自然生命系统可以指谓一切个体生命,包括人和其他非人类动植物等个体形态;文化生命系统指代的是类比生命实体形成的生命文化,包括家庭生命、社会生命、国家生命和宇宙或自然界生命等集合体形态,集合体形态的生命并不是不存在,是以组织结构关系在人们的头脑中作为一种影响行为或决策的意识观念,或法律制度,或器物习俗等有形无形的印记存在;道德传统是“文化遗传”的历史尺度,非线性复杂性科学理论判据包括耗散结构、协同学和超循环思想认识和分析方法,还有系统的内外选择判例,共同构成了对自然生命系统,或文化生命系统对象的理论评价体系。这个体系是梳理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的理想模型,具有联结过去与现时代,并实现古今思想、方法和理论融合等功能。其次,把这个理想模型作为一种认识模式和思维方式,考察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并从中发现和梳理中国生命伦理传统思想,初步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到明清的生命伦理传统思想的概括:（1）从原始社会到西周的生命伦理思想,以“民以食为天”、“生育即善”的观念以及“孝”和“德”为特征的“家-国生命一体”的血缘和宗法制度为特征;（2）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生命伦理传统形成,其标志是儒、道、法、墨的生命伦理传统,以“生生之道”、“生生之仁”、“治国之命在富民”、“劳动谋生权不可剥夺”等传统思想为特征;（3）秦至唐代的生命伦理传统得到大发展,出现生命伦理思想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医药体系建立,凸显“大医精诚”、“治未病”的生命道德文化;《礼记》第一次把人情、人义与人利、人患结合起来作“身-心分析”,为制约人欲并维护家-国生命健康奠定基础;陆贾的“民是万世之本”、《吕氏春秋》的“顺民心就是行大义”、《太平经》的和气生财与平均共享的太平盛世理想,以及葛洪的“自然有命”、“安其所长”具有代表性;此外,“养生安生”生命伦理传统形成。阮籍、嵇康,以及陶弘景、孙思邈和《严氏家训》为代表。（4）宋元明清的生命伦理思想,深化“明哲保身”与“舍生取义”联系和区别,还突出扩展了生命关怀的范围和仁者的生命责任。见诸“民胞物与”、“仁者天地万物一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等观点。（5）中国佛教生命伦理思想见诸“法界缘起论”与宇宙整体性阐释,其“众生平等”、“净土情怀”、“涅盘理想”以及“素食”和“放生”身体厉行,特别是“苦”的世态及“无明”心态和“六道轮回”的“冥界”过程,为戒杀生、普渡众生、提供特殊的“思想实验”或“成佛训练”。为了使上述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现时代化,就要把现今存在的公共生命理解的典型问题,放到中国生命伦理传统中加以解释和说明,坚持认为生命源于“生生之道”,止于自然之道,自杀不仅对不起家庭还违背“天命不可违”的原则;临终关怀,就是要讲好“听天由命”的故事;虐杀动物,是造孽的行为,不应当;刘海洋伤熊事件,归根结底是缺少对生命的相情同感;同学之间相互伤害生命的现象,本质上是人的“异化”,缺乏儒家“做人”之道。生殖技术、生育控制、人类基因组破译研究、器官移植、人体实验、死亡控制等生命科技与人体自然生命的关系问题,体现了利用生命科技干预生命自然进程的现实,主张“自然最有智慧”,除非不得已,尽量不要用那些科技手段。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除了有对待上述个体生命的态度外,还包括对待集合体生命的观念。首先,关于家庭生命健康发展的观念,主张:（1）生育是对的;（2）保证劳动者劳动是基础和前提;（3）倡导孝道是关键。其次,关于国家生命健康发展的观念,认为:（1）弘扬优秀儒家生命伦理传统是基础;（2）得民心是根本;（3）有法必依且执法严明是大事;有国格人格是核心。再次,宇宙或自然界生命健康发展的观念,认为老子道的生成论宇宙观具有现时代价值:（1）它提供总体认识宇宙或自然界生命的生物理论模型;（2）它不等于自然规律,是一切生成之总规律;（3）它是“自然界最懂自然”之“道”,要求人们尊重和敬畏自然。进而,根据中国生命伦理传统中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学说范式,把中国生命伦理传统分为“十大生命道德共同体”。即“家-国生命一体”、“道法自然”、“依法治国”、“仁义为怀”、“治未病”、“身-心分析”、“以民为本”、“尊重自然”、“民胞物与”以及“养生安生”等生命道德共同体。对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定位,既适应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对“公共生命文化建设”的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也借鉴和融合了国内外相关学术观点。可以把重建概括为“一个逻辑起点,两大基石。”“一个逻辑起点”,是以“生生之道”的自然生命秩序和“生生之仁”的文化生命秩序的协同进化,作为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出发点、立论的基础和评价的标准,以及最终实现的目的。它与现行的规范生命伦理学不同:（1）它以公共生命文化和民族生命文化素质为视阈,把人对生命的行为和态度与做人、与家、国和自然界的生命健康发展联系起来讨论,作为重建的出发点;（2）主张科学技术无论怎样发展,都不可能脱离人类生命的自然秩序和文化秩序,更不可能脱离与地球“道”的生命秩序的协同进化,以此基点作为重建的基础和评价的标准;（3）人类个体生命的状态,生命质量、生命健康和幸福状态,与家庭生命、社会生命、国家生命、地球自然生命的状态紧密相关。在人类社会内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小家与国家、国家与小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体自然“小宇宙”是“大宇宙”自然状态的“窗口”,对自然的索取与保护、利己与利他的对立统一,是重建的最终目的。“两大基石”,即生命道德哲学和生命道德学,构成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体系结构的定位。在生命道德哲学层面,探讨了生命世界观、生命价值观、生命权利观和生命利益观,主张要知命、任命、顺命;身体生命的固有价值决定文化生命的内在价值;有追求生命质量,健康生活和幸福生活的权利;要保证人们基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利益,抵制奢侈需求的利益,保证平等的医疗条件、医疗机会和基本医疗利益的主张。在生命道德学定位的研究方面,提出了基本框架构想,以及“孝悌原则”、“三纲五常”、“仁义”原则、“大医精诚”等基本原则;在基本范畴方面,提出生命道德共同体、生命道德考虑、生命道德重要性、生命过期、人的自然性与文化性、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自然生命秩序与文化生命秩序。在生命道德基本规范的定位方面,提出以“生命的社会大义”和“医疗公正”为特征的促进医改规范的定位;在科技与生命关系上,提出“科技辅助生命的功能”、“尊重生命、尊重患者及其家庭选择和上级裁决”以及“要考虑到不确定性风险与责任和免责条款”的主张。在工作、生活和休闲规范的定位方面,提出适度工作、要注意吸收“明哲保身”思想、健康生活和适当休闲等观点。在制定卫生保健和养生规范的定位方面,提出要注意到“人体‘小宇宙’是麻烦的根源”问题、要包括动静结合、知足知止的生命脉动原则、要区分身内之物和身外之物,主张生命势弱。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的伦理学,是与我国流行主张的“以解题为目的和归宿”的生命规范伦理学不同,是“以做人为目的”、“以朝着生命健康的方式生活为归宿”、“家-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生命美德伦理学。无论什么样的生命伦理学,如果离开了中国优秀生命伦理传统,仅仅突出伦理学的工具价值,忽视或不顾其内在价值,那么它就是不完善的。这也是我们倡导建构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的伦理学的本意。
柴永昌[9]（2014）在《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君道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动时代,寻求政治秩序重建是诸子立说的基本用意。如何重建政治秩序?解决治道的根本在哪里?先秦诸子几乎一致认为君主在国家治乱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把对重建政治秩序的思考重心放在为君之道的论说上,这是先秦诸子普遍讲“君道”根本原因。君道是君主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是先秦诸子思考解决治道问题的核心。君道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在君主为政活动中。君主怎样维护势位、怎样运用制度、怎样用人、怎样修德等构成君主活动的主要内容,先秦儒、道、法君道论主要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目前学术界对先秦儒、道、法君道论的研究尚不够深入、系统。论文第一章主要说明先秦诸子君道论的理论渊源。周初统治者强调“王”是否有“德”是天下治理的关键。周初形成的“德治”观念成为先秦诸子思考政治秩序重建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春秋时期“礼坏乐崩”,面对“臣弑君”、“子弑父”的乱局,时人仍将国家治乱的原因归结于君主是否有“德”,他们对君主为政活动做出的初步探讨可看作是先秦儒、道、法君道论的前奏。第二、三、四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分别对儒家、道家、法家君道论作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儒家方面,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为治思路,主张“为国以礼”,肯定“刑”的作用,在君德修养上强调“仁”的重要性。孔子君道论为先秦儒家君道论建立了基础。《大学》《中庸》君道论的突出特点是通过对天道、心性问题的探讨,深化了儒家对君德修养问题的认识。孟子把“为民”作为君主为政的根本目的,强调“仁政”和“得人”在实现君德方面的作用。荀子君道论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基本立场基础上,提出“君者,能群也”的命题,并以“分”释“礼”吸收法家思想,在君德修养上则提出“虚壹而静”的看法,明显地受到来自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影响。道家方面,老子提出“为无为则无不治”的为治思路,强调“虚静”是君德之根本,认为侯王具备“虚静”之德就能收到民“自化”的治理效果。老子君道论为先秦道家君道论建立了基础。《黄帝四经》根本上继承了老子的治国思路,提出“秋毫成之,必有形名”的命题,为引出君主为政所必备的制度提供了形名论上的依据。《管子》“四篇”则明确提出“心治是国治”命题,把君主治国平天下之事归结于君心,进而提出“内静外敬”修养原则,在君德修养上体现出融合道、儒思想的特点。《吕氏春秋》提出“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为天子”的命题,在君主制臣、运用赏罚、君德修养上体现出明显的融合道家、儒家、法家思想的特点。法家方面,慎到认为君主的作用在于“通理止争”,基于“人情自为”的特点,他提出了君主以“势”才能“服人”的观点,强调“法”在君主治国中的作用。商鞅对君主运用赏罚、治官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君主“壹”赏罚才能使人民用力于农战、实现富国强兵,最终使人民感受到君主的德惠。《管子》“君臣篇”从“主画之”、“官人”、“稽之以度"三个方面阐释君主为政活动的特点,明确提出以君主为首的组织图式,在君主运用赏罚和君德修养方面明显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韩非子认为君主以虚静为德,以形名为具,以因循为用,就能真正做到用人防奸、公正执法,克服自身局限,最终维护势位。论文第五章主要对儒家、道家、法家君道论体现的为治思想进行总结分析,认为三家君道论的共同特点是强调君主在治国平天下中的根本性作用,把治道问题归结在君道问题上,把天下国家的治乱寄托在君主德性修养上,体现出非常独特的秩序思维。与这一秩序思维密切相伴的是,诸家通过君臣关系论述,形成了大一统的权力结构观,认为政治权力有机体的有序运行在于君权的有效运作,而制约君权的一切制度设施均旨在维护君权,帮助君主“聪明”,实质上使君权处于无权力制衡的境地,天下安危势必仰赖一人之“明”,体现出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君道论在解决治道问题上的理论局限性。
老藤[10]（2014）在《腊头驿》文中研究指明引子平心而论,我对好友尹五羊的情感十分纠结,如果我是一只蛹,他则是薄薄的那层茧,在保护我的同时又在束缚着我。几十年了,尽管我化我的蝶,他织他的壳,但我十分清楚,我们之间有一根丝连着,这根丝时张时弛,却从不会扯断。我很清楚自己可以脱离尹五羊,但脱离了尹五羊的我还会是我吗?尹五羊高考落榜后当了厨子,一步步发达起来,成为富甲一方的老板。在社会上,尹五羊呼风唤雨却十分低调,
二、组织人事干部要正“五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组织人事干部要正“五官”（论文提纲范文）
（1）铜行里（论文提纲范文）
| 楔子 |
| 第一章软铜册 |
| 第二章葑菲 |
| 第三章软绣 |
| 第四章九佬 |
| 第五章门外徒 |
| 第六章十八匠 |
| 第七章街坊（上） |
| 第八章街坊（下） |
| 第九章号嘴 |
| 第十章老雪 |
| 第十一章令狐平 |
| 第十二章韩干部 |
| 第十三章下西南 |
| 第十四章七七级 |
| 第十五章泥稿 |
| 第十六章陶金 |
| 第十七章活墙 |
| 尾声 |
（2）北地（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引子 |
| 第二章格拉秋山 |
| 第三章红花尔基 |
| 第四章墨尔根 |
| 第五章八里桥·五间房 |
| 第六章奇克 |
| 第七章无名一寒村 |
| 第八章五大连池 |
| 第九章锦河 |
| 第十章卧虎山 |
| 第十一章麦海 |
| 第十二章双泉 |
| 第十三章小临沂 |
| 第十四章朝元鼎 |
| 第十五章马路弯 |
| 第十六章伊林密 |
| 第十七章铁西 |
| 第十八章凤鸣街 |
| 第十九章西瓦窑 |
| 第二十章老鳖湾 |
| 第二十一章文化街14号 |
| 尾声 |
（3）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条件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 (一)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经济背景 |
| (二)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 |
| (三)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 (一) 儒家及其根本思想特征 |
| (二) 先秦儒家及其发展 |
| (三) 先秦儒学的特色及重要历史地位 |
| 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 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 |
| (二) 西周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 |
| (三) 先秦儒家对西周德教传统的继承发展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一、人性论是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一) 探求“礼乐之原”:开启人性问题的逻辑必然 |
| (二) “礼”—“仁”—“性”:开启人性问题的逻辑理路 |
| 二、人之“欲”: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 |
| (一) “欲生于性”:“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 |
| (二) 以礼“制欲”“养欲”:礼义道德及其教化是满足人欲之必需 |
| 三、人之“群”: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 |
| (一) “人之生不能无群”:人是“能群”的社会存在物 |
| (二) “仁爱”和群、“明分使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之必需 |
| 四、人之“心”: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 |
| (一) 物质性的好利之心:通过“心官”表现出来的“物欲” |
| (二) 主宰性的意志之心:受教成德的主体性依据 |
| (三) 情感性的德性之心:受教成德的内在情感根基 |
| (四) 理性的认知之心:受教成德的内在理性根基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目的和内容 |
| 一、先秦儒家德育的双重目的 |
| (一) 以教求治求安的社会性目的 |
| (二) 教以“成人”的个体性目的 |
| 二、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内容 |
| (一) 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 |
| (二) 明分正名、为政以德的政治观 |
| (三) 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 |
| 一、自我修身之道:受教者的自教方法 |
| (一) “志于仁”:受教者的自觉选择与坚守 |
| (二) “学以致道”:受教者的主动学习 |
| (三) “思以致圣”:受教者的积极思考与内省 |
| (四) 躬行践履:受教者的力行与实践 |
| 二、社会教化之道:教育者的施教方法 |
| (一) 思想宣讲:启发性的对话式教学 |
| (二) 身教示范:以身体道的不言之教 |
| (三) 环境熏陶:良好环境的潜移默化 |
| (四) 生活体验:与人伦日用相融合 |
| (五) 因情设教:以情感为教化起点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 |
| (一) 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 |
| (二) 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 |
| (三) 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 |
| (四) 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 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 |
| (二) 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 |
| (三) 对庶民地位和作用的贬低 |
| (四) 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执守 |
| 第六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 德育理念的当代价值 |
| (二) 德育内容的当代价值 |
| (三) 德育方法的当代价值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当代价值的实现路径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 以实践为导向 |
| (三) 坚持综合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理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理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4.1 历史的方法 |
| 1.4.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
| 1.4.3 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
| 1.5 基本概念 |
| 1.5.1 公正 |
| 1.5.2 公正观 |
| 1.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 |
| 1.6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问题指向 |
| 2.1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成就 |
| 2.2 社会各领域的不公正问题 |
| 2.2.1 区域、城乡、行业和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
| 2.2.2 腐败问题 |
| 2.2.3 民生问题 |
| 2.2.4 生态正义问题 |
| 2.3 思想领域的错误公正观 |
| 2.3.1 平均主义的公正观 |
| 2.3.2 效率至上的公正观 |
| 2.3.3 个人权利至上的公正观 |
| 第3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思想来源 |
|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民族文化渊源 |
| 3.1.1 中国古代公正观 |
| 3.1.2 中国近代公正观 |
| 3.1.3 中国传统公正观评析 |
|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基础 |
| 3.2.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批判性思维 |
| 3.2.2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主要内容 |
| 3.2.3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逻辑进路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准备 |
| 3.3.1 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公正的根本保障 |
| 3.3.2 权利平等是社会公正的主要内容 |
| 3.3.3 按劳分配、利益兼顾是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重要借鉴 |
| 3.4.1 批判视域下的新自由主义公正观 |
| 3.4.2 借鉴视域下的社群主义公正观 |
| 第4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历史发展 |
| 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形成与发展的依据 |
| 4.1.1 经济依据 |
| 4.1.2 制度依据 |
| 4.1.3 文化依据 |
| 4.1.4 社会依据 |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发展阶段划分的依据 |
| 4.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主题的变化 |
| 4.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理论内容的变化 |
|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形成 |
| 4.3.1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公正的根本前提 |
| 4.3.2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公正的实现过程和目标 |
| 4.3.3 人民民主、按劳分配、适度平衡是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
| 4.3.4 制度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 |
| 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丰富 |
| 4.4.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 |
| 4.4.2 从严治党、保护人权、民主法制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大举措 |
| 4.4.3 实现科学发展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前提 |
| 4.4.4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
| 4.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新发展 |
| 4.5.1 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理论剖析 |
| 4.5.2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探索 |
| 4.5.3 习近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内在结构 |
| 5.1 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论 |
| 5.1.1 社会主义本质体现论 |
| 5.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 |
| 5.1.3 中国共产党执政责任论 |
| 5.2 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论 |
| 5.2.1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党认识公平正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武器 |
| 5.2.2 远期目标论 |
| 5.2.3 阶段性目标论 |
| 5.3 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论 |
| 5.3.1 发展经济论 |
| 5.3.2 效率公平统一论 |
| 5.3.3 “三位一体”论 |
| 5.3.4 共享论 |
| 5.3.5 短板论 |
| 5.3.6 兜底论 |
| 5.4 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全覆盖论 |
| 5.4.1 城乡区域公平 |
| 5.4.2 收入分配公平 |
| 5.4.3 教育公平 |
| 5.4.4 社会保障公平 |
| 5.4.5 公民权利公平 |
| 5.5 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论 |
| 5.5.1 党的领导保障论 |
| 5.5.2 制度保障论 |
| 5.5.3 法治保障论 |
| 5.6 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论 |
| 5.6.1 共识论 |
| 5.6.2 改革论 |
| 5.6.3 环境论 |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价值意蕴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价值 |
| 6.1.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 |
| 6.1.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实践价值 |
| 6.2.1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强国凝聚力量 |
| 6.2.2 为迎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奠定思想基础 |
| 6.2.3 为走出公平正义困境指明方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从吕柟四起四落论当代官德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一、吕柟四起四落的仕途沉浮 |
| 二、吕柟为官从政的官德思想析论 |
| (一) 自幼信奉崇德敦品, 为做一名好官种下了优质的品德基因 |
| (二) 在朝做官, 刚正不阿、坚守气节永不改色 |
| (三) 在仕途起落跌宕, 敬业勤政从不抱怨 |
| (四) 能上能下, 讲学美俗造福百姓获点赞 |
| 三、吕柟官德修养的当代借鉴 |
| (一) 做官先做人, 以德为先、信念坚定是前提 |
| (二) 做官有所作为, 敢于担当、忠诚履职是基础 |
| (三) 在其位谋其政, 责在人先、造福百姓为本分 |
| (四) 为官能上能下, 进退怡然、为学乐活为归宿 |
（7）清代文官升转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清代文官升转制度概述 |
| 2.1 文官体系 |
| 2.1.1 京、外文官 |
| 2.1.2 文官品级与官职 |
| 2.1.3 文官官缺 |
| 2.2 文官升转的方式和涵义 |
| 2.2.1 文官流动方式 |
| 2.2.2 升转的涵义 |
| 2.3 文官升转的标准和要求 |
| 2.3.1 论俸 |
| 2.3.2 考绩 |
| 2.3.3 事故 |
| 2.3.4 回避 |
| 2.3.5 文官升转的形式和程序上要求 |
| 第3章 开列具题升转京官 |
| 3.1 大学士、部院尚书、左都御史、侍郎、内阁学士 |
| 3.1.1 升迁内阁大学士 |
| 3.1.2 升迁部院尚书、左都御史 |
| 3.1.3 升迁侍郎 |
| 3.1.4 升迁内阁学士 |
| 3.2 三品京堂 |
| 3.2.1 升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
| 3.2.2 升迁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 |
| 3.2.3 升迁太常寺卿 |
| 3.2.4 升迁光禄寺卿、太仆寺卿 |
| 3.2.5 升迁顺天府尹和奉天府尹 |
| 3.2.6 升迁宗人府府丞 |
| 3.3 四品和五品京堂 |
| 3.3.1 升迁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 |
| 3.3.2 升迁太常寺少卿 |
| 3.3.3 升迁鸿胪寺卿 |
| 3.3.4 升迁太仆寺少卿 |
| 3.3.5 升迁内阁侍读学士 |
| 3.3.6 升迁通政使司参议 |
| 3.3.7 升迁光禄寺少卿 |
| 3.3.8 升迁鸿胪寺少卿 |
| 3.3.9 升迁顺天府丞、奉天府丞 |
| 3.3.10 升迁钦天监监正 |
| 3.4 翰林院和詹事府文官升转 |
| 3.4.1 清代翰林院和詹事府文官的入仕 |
| 3.4.2 翰、詹文官的内升 |
| 3.4.3 翰、詹文官的外转 |
| 3.4.4 清代翰、詹文官升转的特点 |
| 3.4.5 清末官制变革后的翰林官升转 |
| 3.5 清代科、道的选任与升转 |
| 3.5.1 科、道官员的任用 |
| 3.5.2 科、道官员的升转 |
| 3.5.3 清代科、道官员选任与升转的特点 |
| 3.5.4 清末官制变革后的科、道官员升转 |
| 第4章 开列具题升转外官及开列具题升转诸因素分析 |
| 4.1 总督 |
| 4.1.1 直省总督沿革 |
| 4.1.2 授职方式和升迁办法 |
| 4.1.3 升迁路径 |
| 4.2 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 |
| 4.2.1 沿革 |
| 4.2.2 授职方式和升迁路径 |
| 4.3 巡抚 |
| 4.3.1 沿革 |
| 4.3.2 授职方式和升迁办法 |
| 4.3.3 升迁路径 |
| 4.4 布政使 |
| 4.4.1 沿革 |
| 4.4.2 授职方式和升迁办法 |
| 4.4.3 升迁路径 |
| 4.5 按察使 |
| 4.5.1 沿革 |
| 4.5.2 授职方式和升迁办法 |
| 4.5.3 升迁路径 |
| 4.6 开列升转程序 |
| 4.6.1 开列前提 |
| 4.6.2 开列具题 |
| 4.6.3 开列本章之运行及处理 |
| 4.7 开列升转诸因素分析 |
| 4.7.1 按例升迁 |
| 4.7.2 论功叙劳升迁 |
| 4.7.3 君主的权衡 |
| 4.7.4 党争因素 |
| 第5章 拣选升迁、月选升迁、请旨升迁、保举升迁 |
| 5.1 拣选升迁 |
| 5.1.1 拣选升迁宗人府和陵寝宗室司员 |
| 5.1.2 拣选升迁京师各衙门司官题缺 |
| 5.1.3 拣选升迁其他司官、小京官 |
| 5.1.4 拣选升迁外官题、调等缺 |
| 5.2 月选升迁 |
| 5.2.1 推升和即升 |
| 5.2.2 月选升迁的流程 |
| 5.2.3 月选升迁的选法 |
| 5.3 请旨升迁 |
| 5.3.1 请旨升迁盐运使 |
| 5.3.2 请旨升迁道、府 |
| 5.4 保举升迁 |
| 5.4.1 京察一等保举记名外放道、府 |
| 5.4.2 俸满截取保举记名外放道、府 |
| 5.4.3 特旨保举记名内、外官升道、府 |
| 5.4.4 保举记名主事升直隶州知州 |
| 5.4.5 保举记名小京官升同知、通判 |
| 5.4.6 保举拣选记名升迁 |
| 5.4.7 效力期满保题注册升迁 |
| 第6章 清代文官升转线路 |
| 6.1 京官升转线路 |
| 6.1.1 文官入仕 |
| 6.1.2 《品级考》中的京官升转线路 |
| 6.1.3 京官实际升转线路—以《清史列传》为分析中心 |
| 6.2 外官升转线路 |
| 6.2.1 《品级考》中的外官升转线路 |
| 6.2.2 外官实际升转线路——以《清史列传》为分析中心 |
| 第7章 晚清官制改革和文官升转制度的变化 |
| 7.1 清代文官升转制度的局部调整 |
| 7.1.1 清代中后期的升途变动 |
| 7.1.2 清廷的局部适应性调整 |
| 7.1.3 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的官制更张与转型 |
| 7.2 清末官制改革后的文官制度概述 |
| 7.2.1 文官体系与架构 |
| 7.2.2 清末文官品级与官职 |
| 7.2.3 清末入仕之径的变化 |
| 7.3 清末文官升转制度的转变 |
| 7.3.1 升转方式的变化 |
| 7.3.2 设置新职官和调整文官品级以疏通升转 |
| 7.3.3 升转的各自为政 |
| 7.3.4 升转重考核、明保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的诠释和重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概况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概况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概况 |
| 1.3 简要评述 |
| 1.3.1 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理论 |
| 1.3.2 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
| 1.3.3 中医理论中的生命伦理研究 |
| 1.3.4 其他各家的生命伦理思想 |
| 1.3.5 存在的难题和研究的基点 |
| 1.3.6 本论文使用的生命伦理学概念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2. 我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诠释的理论基础 |
| 2.1 对生命伦理学产生影响的典型文本的分析 |
| 2.1.1 分析的立论基点 |
| 2.1.2 恩格尔哈特俗世生命伦理学文本分析 |
| 2.2 20世纪影响生命文化及生命伦理学建构的问题 |
| 2.2.1 20世纪影响生命文化的重大事件 |
| 2.2.2 影响我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问题 |
| 2.3 我国生命伦理学的性质和研究方式的争论 |
| 2.3.1 我国生命伦理学性质的争论 |
| 2.3.2 我国生命伦理学研究方式的争论 |
| 2.3.3 基于“异中之同”的简要评述 |
| 2.4 不可忽视的生命文化问题及我国传统生命伦理学建构的任务 |
| 2.4.1 不可忽视的生命文化问题 |
| 2.4.2 我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任务 |
| 2.5 我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定位及创新意义 |
| 2.5.1 我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定位 |
| 2.5.2 我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创新意义 |
| 2.6 本章小结 |
| 3. 原始社会到西周的生命伦理思想 |
| 3.1 原始社会与生命道德的产生 |
| 3.1.1 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生命道德演变 |
| 3.1.2 原始社会生命文化秩序的确立 |
| 3.1.3 维系家庭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孝”与“德”的产生 |
| 3.1.4 原始社会的中医生命伦理思想萌芽 |
| 3.2 夏、商、西周时期的生命伦理思想 |
| 3.2.1 《周易》中的生命伦理思想 |
| 3.2.2 《尚书》“五行说”的生命伦理方法 |
| 3.2.3 夏、商、西周时期生命文化的特点 |
| 3.3 本章小结 |
| 4. 春秋战国时期的生命伦理思想 |
| 4.1 道家的生命伦理学 |
| 4.1.1 老子“道”的生命伦理学说 |
| 4.1.2 庄子自然中心论的生命伦理思想 |
| 4.1.3 杨朱的人类个体生命伦理思想 |
| 4.2 儒家的生命伦理学 |
| 4.2.1 孔子的家庭、政治、社会生命伦理学说 |
| 4.2.2 孟子的生命伦理思想 |
| 4.2.3 荀子的家国生命健康伦理思想 |
| 4.3 墨家的生命伦理思想 |
| 4.4 法家维护国家生命的法制伦理思想 |
| 4.4.1 管仲的社会生命健康管理的法制伦理思想 |
| 4.4.2 商鞅的社会生命健康管理的法制伦理思想 |
| 4.4.3 韩非子维护国家生命的法制伦理思想 |
| 4.5 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的生命文化 |
| 4.5.1 精、气、神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 |
| 4.5.2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疗法规和制度 |
| 4.5.3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疗技术 |
| 4.6 本章小结 |
| 5. 秦朝至唐代的生命伦理思想 |
| 5.1 秦汉时期的生命伦理思想 |
| 5.1.1 《吕氏春秋》中“人生基本需求”的生命伦理意蕴 |
| 5.1.2 “黄老之学”与“休养生息” |
| 5.1.3 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建立及其彰显的生命文化 |
| 5.1.4 《皇帝内经》中的生命伦理思想 |
| 5.1.5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生命伦理思想 |
| 5.1.6 维持家庭和社会生命秩序的“三纲五常” |
| 5.1.7 陆贾、贾谊国家生命健康管理的伦理思想 |
| 5.1.8 《礼记》《淮南子》《太平经》中的生命伦理思想 |
| 5.1.9 扬雄、王充的生命伦理思想 |
| 5.2 魏至唐的生命伦理思想 |
| 5.2.1 王弼、阮籍和嵇康以及郭象的生命伦理思想 |
| 5.2.2 《颜氏家训》重人贵生、保身全家的生命伦理思想 |
| 5.2.3 “隐逸现象”凸显的“保全身心”的生命文化 |
| 5.2.4 葛洪的生命伦理思想 |
| 5.2.5 陶弘景的生命伦理思想 |
| 5.2.6 孙思邈的生命伦理思想 |
| 5.3 本章小结 |
| 6. 宋元明清时期的生命伦理思想 |
| 6.1 宋元时期的生命伦理思想 |
| 6.1.1 张载“民胞物与”的生命关怀 |
| 6.1.2 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说”的生命伦理境界 |
| 6.1.3 朱熹的“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的生命伦理责任 |
| 6.1.4 刘完素医学中的生命伦理思想 |
| 6.2 明清时期的生命伦理思想 |
| 6.2.1 王阳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伦理自觉 |
| 6.2.2 王艮“明哲保身”的生命大义 |
| 6.2.3 王夫之“知耻、立志”的生命品位 |
| 6.2.4 “温病四大家”医学中的生命伦理思想 |
| 6.3 本章小结 |
| 7. 中国佛教生命伦理思想 |
| 7.1 “法界缘起论”与宇宙的整体性 |
| 7.1.1 佛教的缘起论 |
| 7.1.2 宇宙万物无碍自在 |
| 7.2 众生平等与万物平等的价值观 |
| 7.2.1 众生平等 |
| 7.2.2 万物平等的价值观 |
| 7.3 业报论与对生命及其环境的尊重 |
| 7.3.1 业报论 |
| 7.3.2 业报论传说 |
| 7.3.3 素食 |
| 7.3.4 放生 |
| 7.3.5 净土 |
| 7.4 苦生与涅盘 |
| 7.4.1 苦及原因 |
| 7.4.2 涅盘 |
| 7.5 本章小结 |
| 8.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思想的诠释 |
| 8.1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对待个体生命的态度 |
| 8.1.1 现今青少年的自杀问题 |
| 8.1.2 “临终关怀”的问题 |
| 8.1.3 虐杀动物的问题 |
| 8.1.4 刘海洋“伤熊事件” |
| 8.1.5 同学之间的杀人事件 |
| 8.1.6 生殖技术、生育控制、人类基因组破译研究、器官移植、人体实验、死亡控制等生命科技与人体自然生命的关系问题 |
| 8.2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对待集合体生命的观念 |
| 8.2.1 家庭生命健康发展的观念 |
| 8.2.2 国家生命健康发展的观念 |
| 8.2.3 宇宙或自然界生命健康发展的观念 |
| 8.3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中生命道德共同体 |
| 8.3.1 “家-国生命一体”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 8.3.2 “道法自然”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 8.3.3 “仁义为怀”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 8.3.4 “依法治国”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 8.3.5 “治未病”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 8.3.6 “身-心分析”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 8.3.7 “以民为本”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 8.3.8 “尊重自然”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 8.3.9 “民胞物与”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 8.3.10 “养生安生”的生命道德共同体 |
| 8.4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思想诠释的现时代需求和根据 |
| 8.4.1 科技疯狂发展的失控,对生命构成严重的风险 |
| 8.4.2 “赶超现代化的世界性角逐病” |
| 8.4.3 控制毁灭生命的战争需要生命健康文化的支撑 |
| 8.4.4 复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纵欲且废人体自然之功 |
| 8.4.5 社会保障改革需要“本土化”的生命伦理定位 |
| 8.5 中医兴废争论中中国生命伦理传统之诠释 |
| 8.5.1 修正中医或废除中医中药的观点 |
| 8.5.2 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医,中药有西药不具备的疗效 |
| 8.5.3 从中国生命伦理传统诠释中医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
| 8.6 本章小结 |
| 9.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定位 |
| 9.1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逻辑起点 |
| 9.1.1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出发点 |
| 9.1.2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立论基础和评价标准 |
| 9.1.3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终极关怀 |
| 9.2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道德哲学定位 |
| 9.2.1 生命世界观 |
| 9.2.2 生命价值观 |
| 9.2.3 生命权利观 |
| 9.2.4 生命利益观 |
| 9.3 中国生命伦理传统重建的道德学定位 |
| 9.3.1 道德观念 |
| 9.3.2 中国生命道德学的基本框架构想 |
| 9.3.3 中国生命道德学的基本原则 |
| 9.3.4 中国生命道德学的基本范畴初探 |
| 9.3.5 中国生命道德学基本规范的前提和定位 |
| 9.4 构建“诗意地栖居”的中国生命伦理学 |
| 9.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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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点说明 |
（9）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君道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先秦诸子普遍讲君道 |
| 一、儒家以讲“王道”的形式讲“君道” |
| 二、道家与“君人南面之术” |
| 三、法家讲的“术”主要是指“主术” |
| 四、关于阴阳家、墨家和名家 |
| 五、先秦诸子普遍讲“君道”的原因 |
| 第二节 先秦诸子君道论的理论结构 |
| 一、天道人性：君德养成的理论基础 |
| 二、臣下：君德实现的人才队伍 |
| 三、制度：君德实现的媒介 |
| 四、势位：君德实现的客观基础 |
| 第三节 先秦诸子君道论研究现状述评 |
| 一、萧、徐、刘诸先生观点述评 |
| 二、先秦诸子君道论专门性研究的述评 |
| 三、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意义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诸子君道论的前奏 |
| 第一节 周初统治者的王道观念 |
| 一、王与治乱 |
| 二、“德治”的理念 |
| 三、王道的实现 |
|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君道观念 |
| 一、君主与乱亡 |
| 二、对君主活动的初步探讨 |
| 三、君主服民之法 |
| 四、对君德的阐述 |
| 第二章 儒家的君道论 |
| 第一节 孔子的君道论 |
| 一、“为政以德”的“为治”思路 |
| 二、为国以礼与用刑 |
| 三、举人与用人问题 |
| 四、正身修己：君德及其修养 |
| 第二节 《大学》《中庸》的君道论 |
| 一、《大学》、《中庸》以“务为治”为立言宗旨 |
| 二、《大学》、《中庸》“为治”思路分析 |
| 三、齐家：通向治道的必经之路 |
| 四、正心诚意：君德及其修养 |
| 第三节 孟子的君道论 |
| 一、为民：君主为政的根本目的 |
| 二、仁政：君主仁德实现途径之一 |
| 三、得人：君主仁德实现途径之二 |
| 四、尽心知性：君德及其修养 |
| 第四节 荀子的君道论 |
| 一、君主是治乱的根源 |
| 二、能群：君主活动的本质 |
| 三、“审之礼”：肯定“势”与“法” |
| 四、得人、用人问题 |
| 五、积德与解蔽：君德及其修养 |
| 第三章 道家的君道论 |
| 第一节 老子的君道论 |
| 一、“为无为则无不治”治道范式 |
| 二、侯王的决定性作用 |
| 三、君德修养论 |
| 四、君德实现论 |
| 第二节 《黄帝四经》的君道论 |
| 一、《四经》的核心是讨论君道 |
| 二、形名：对君道实现的制度的肯定 |
| 三、文武之政：君道实现 |
| 四、位：对势的肯定及其运用 |
| 五、德积者昌：君德论 |
| 第三节 《管子》“四篇”的君道论 |
| 一、“心治是国治”的为治思路 |
| 二、修心正形：君德修养 |
| 三、名正法备：君德实现 |
| 第四节 《吕氏春秋》的君道论 |
| 一、君主在治乱中作用 |
| 二、养天之所生：君主活动的本质 |
| 三、正名审分与教：君主制臣之法 |
| 四、托爱利以行威：君主运用刑罚的原则 |
| 五、反诸己：君德及其修养 |
| 第四章 法家的君道论 |
| 第一节 慎到的君道论 |
| 一、立君：止争通理 |
| 二、人情自为与势位 |
| 三、蓄臣与用人 |
| 四、君主与法 |
| 五、“无知之物”：君主的内在素养 |
| 第二节 商鞅的君道论 |
| 一、为政是君德的实现过程 |
| 二、抟民力之道 |
| 三、赏罚之道 |
| 四、治官之道 |
| 五、自得者得天下 |
| 第三节 《君臣》篇的君道论 |
| 一、君主活动的特点 |
| 二、以君为首的组织图式 |
| 三、赏罚与礼教 |
| 四、治家问题 |
| 五、上之人务德 |
| 第四节 韩非子的君道论 |
| 一、“术论”针对的问题与“君术”的功用 |
| 二、“君术”以虚静为体 |
| 三、“君术”以形名为具 |
| 四、“君术”以因循为用 |
| 第五章 儒、道、法君道论体现的为治思想 |
| 第一节 君道与治道：由德性通往秩序 |
| 一、“德治”是儒、道、法的共识 |
| 二、治国归于治心 |
| 三、由内圣到外王 |
| 第二节 儒、道、法的“大一统”权力结构观 |
| 一、心、形维度 |
| 二、父、子维度 |
| 三、师、友维度 |
| 四、“大一统”权力结构观的启示 |
| 第三节 先秦约束君权的制度与理念 |
| 一、先秦约束君权的制度设施 |
| 二、支撑君权约束制度设立的理念 |
| 三、由诸家谏论进一步看先秦君权约束制度与理念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组织人事干部要正“五官”（论文参考文献）
- [1]铜行里[J]. 老藤. 芒种, 2021(06)
- [2]北地[J]. 老藤.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21(02)
- [3]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4]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于欣. 山东大学, 2019(02)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D]. 陈文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6]从吕柟四起四落论当代官德建设[J]. 贺文华.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03)
- [7]清代文官升转制度研究[D]. 杨立. 上海师范大学, 2018(12)
- [8]中国生命伦理传统的诠释和重建[D]. 迟学芳.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7(05)
- [9]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君道论研究[D]. 柴永昌. 西北大学, 2014(12)
- [10]腊头驿[J]. 老藤. 中国作家,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