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私分明的荷兰人（论文文献综述）
郝雪[1]（2021）在《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结束地方割据,实现中央集权,武士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达到顶峰的时代。与此同时,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渐和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封建统治逐渐动摇,因此,江户时代又是日本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代。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户时代的教育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机构包括幕府直辖学校、藩校、寺子屋、乡校和私塾。其中私塾作为私立教育机构,因其办学形式灵活多样,更明显地体现了时代变化的特征。日本的私塾最早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儒学传入日本后学者针对贵族子弟开展的私学教育,后在圣德太子（574-622）的提倡下逐渐兴旺。历经奈良、平安、吉野、室町等几个朝代得以延续并一直成为日本古代教育的重要形式。但直到江户时代之前日本私塾并未形成大发展的局面,且始终未能突破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贵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培养上层统治阶级接班人为培养目标;二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教育内容;三是经营者往往自任教师。进入江户时代,特别是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伴随社会发展对教育需求的扩大,日本私塾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不但数量空前增长,其教育对象、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江户时代私塾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江户早期的汉学塾一元化发展的阶段。中央集权的实现使政治相对安定,经济随之发展,加之元禄文化的兴起和“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为源于中国的汉学在日本的进一步推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汉学塾的兴盛。第二个阶段是江户中期的汉学塾、国学塾和兰学塾多样化发展的阶段。享保改革使幕府统治步入极盛时期,随后,商业资本的发展促使农民阶级开始分化,富裕庶民兴起,贫困农民不满剥削频繁暴动,幕府统治基础开始动摇。阶级矛盾的激化使思想领域不再满足于朱子学独尊的局面,日本本土产生的国学开始抬头。加上享保改革放宽了“闭关锁国”政策,兰学开始大量传入。这些因素促使国学塾和兰学塾大量涌现。第三个阶段是江户后期私塾发生激烈变革和洋学塾快速兴盛的阶段。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国内外矛盾日益加剧,武士阶层生活困苦,对幕府统治日益不满,西南强藩加快学习西方的改革步伐并形成倒幕力量,水户学兴起成为尊皇攘夷势力,加上西方列强频频扣关,使日本各种思想日益活跃和矛盾加剧。在这种形势下,传播汉学、国学、兰学和洋学的私塾日益明显地带上政治色彩,特别是代表先进科技和革命色彩的洋学塾快速兴盛起来。整个江户时代,日本私塾不但数量上空前增加,办学类型和办学特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私塾类型在单一的汉学塾基础上增加了国学塾、兰学塾和洋学塾,教育对象由武士阶级向庶民阶级扩展,培养目标由统治阶级接班人向政治、经济、科技等多类型人才转变,教育内容上增加了国学和洋学。具备了这些新式特征的私塾,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在日本的交流融合与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还为明治维新的改革成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许多私塾在明治维新后更是直接被改造成为近代教育机构。
阮慧玲[2]（2020）在《蓝鼎元古文研究》文中指出蓝鼎元学问,纯正不杂,崇正是其一大特点。其追溯儒学源流,辨析理学学统,明确反对佛老陆王学说。崇实特质更是其事功行践一生的最好注解。做学问要秉承“道不用则虚而无寄”的道用思想,有识之士应内淑“身家性命非空谈”的修养精神,而在自己有可为、能建树的履任上更应推行“经世理物”的应用实践,这三位一体的实学思想透彻表现出其作为清初理学大家内圣外王的追求与风范。蓝鼎元的教育思想体系,以濂洛关闽之学为主体,教育学子不应以弋获科名作为求学目的,做雕章绘句之缛文与空疏无用之浮文,而应将习得学问放到广阔的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实践,以求匡世济民之实效。其教育实践包含书院及义学的倡建、创办、授课,培育学子的品行及学问,又于莅民敷政期间淳化风俗之教,以此做为解决部分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其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古代教育史上值得记录的一页,既致力于学术经遒,又有功于推贤育才,是当之无愧的理学教育大家。在蓝氏的文学思想中,理学之内核是其显着特征,其教育其门生,需将理学之覃思贯注到文章之中,写文章来阐发理学要义,“理学,文章之根本;功名道德之绪余”。其于文中惯用三代典故,喻指其事,无忘道统,彬彬乎存先王礼乐之意,足可见其执着卫道的精神。其自谓“经济者,文章之大本领也”,强调文章与经济、学术与致用必须达到统一,“经济文章皆为有用实学”,实用实学为本,寓目所及所作皆是经济。“文所以载道也,必有益于天下国家,身心性命”,这便是蓝氏的文道观。道需取之于外,“沉浸于四子六经,以正其本,讲究性理先儒诸书,以清其源”;又需取之于内,在及物中求道,“非穷高极远,幽渺难行之谓,即在尔室屋漏,人伦日用之间”。其谓“文以气为主”,特指弥散在天地间、在作家胸襟磊怀吐纳的浩然正气,强调“善养浩然之气则发为文章,正大雄厚,无靡曼邪僻之习”。其于史传散文的记迹传意方面有实践心得,强调“据实直书,而善否自见”,考察现实是个前提。在修史制度观、史书体例方面皆有创见,行文常蕴春秋笔法,是一位具备史之三长并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史学学者。其部分古文,受明清小品文的影响,能从幽微处发议,叙事中含衔真理,理趣风致,咸惬流盎,是点睛与拔高之笔。其对场屋之章能够持辩证的态度,认为制义一科,在训诂上补苴罅漏,义理上融会众说;主张以古文为时文,切中时弊,立主脑合体式,其中“必有中正和平昌明驯雅之气象,匪高、匪深、匪新、匪奇,炼不造作,刻不伤气,镕经铸史,不见饾饤”,且应准以绳墨,规范并不影响创作才能的发挥;至于帖括,则为文辞之末,不可取。其平日鲜少作诗然对品鉴诗歌有独到的认识,“诗以道性情,必真挚而后工焉”,但“真”与“情”还需要有约束和统摄的力量,其于此强调的是儒家义理,“诗必有义理,惟深于道者能知之”,“道心”以义理为内容,“道心”统摄“人心”,亦统摄情与性。诗文虽词章之学,可以觇人品,验德性,人品与诗（文）品相统一的思想根源是中国美学高度强调“美”“善”相统一的特征。蓝氏着述中的记（纪）文,包括山水游记、涉台山水考察纪、斋室记、杂记、亭台楼阁修造记、书画记。记体可以自由地写物、抒情、叙事、说理,这些文体功能和审美特征在蓝文中皆有体现,有记述天地间奇景,笔墨悠长,情兴无极;有记述险恶世情,清冷荡漾,似一泓秋水;有记述生活平凡事,微处着笔,擘肌分理;有记述想象中的世界,含蓄旨远,笔力矫拔……其还别出心裁地变换叙事视角描述人物、铺设环境使人物活动和性格发展有特殊空间,借言他之笔展现自己的宏才大略……这些不得不说是蓝氏于古文书写方面的思考和创见。蓝氏着述中的论说文,博赡前史,议论宏发,虽时移世易,但其中所透析的理与义亦可深刻鉴今;其于地方建置沿革颇为用心,对黔粤闽多地的区划和地志深思细量,所议析其物土,概其人文,统筹兼顾;其诱掖后进,署以字说,内含儒家修齐治平学说,饱藏儒家立人的价值期望。其论说文一意摄之,雄快警辟,文势流走,高低错落,无牵枝蔓叶的冗沓感,在质辞关系上面把握得当,擅长剪裁材料,于架堂立柱外,亦得益于其对时空跨度极大的历史经验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把握。蓝氏着述中的六条奏疏,有古懋自勉、言从肺腑的履历条奏;有卓识远见、裨益地方的经理台湾条奏;有擘析舟楫利涉,飞挽漕粮流通百货的畅兴海运条奏;有移风易俗,力田务农,变流徙民为恒产民的富教条奏;有益吏治民生,改变行政区划的封疆条奏。这些奏疏,都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于政事诸端陈利弊切方案,心系社稷黎庶,思安置运筹划,讲究疏谏策略,诚如旷敏本评价“一腔忠爱之忱,与笔俱飞,与墨俱流,于此见真”,亦足可见蓝氏素日砺乃锋刃,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识。蓝氏着述中的序跋文,序体繁复多样,包含诗文序（诗序、文序、时文序）、颂序、赠序（饯别序、宴集序）、寿序等等。其擅从“人物品藻”的古典美学出发,揭示创作主体与他们各自的品德才性、身世际遇的必然联系。其借为闽学前贤、师长作序之契,崇正学斥异学,溯真儒薮道,倡经济文章,行文笔法,气势如虹。其颂序于润色洪业之余,巧妙融入“以我观瞻”的视角,且不忘借盛世之景论道,阐释皇极经纬之精义。其赠序既表达与友人惜别绸缪之意,并致敬爱陈忠告,甚至协以解决具体问题,指陈弊实,剀切淋漓。其寿序自觉规避夸毗谀词,树风帜淳美俗。其为他人作序,亦言己之心声,从这些序跋文中真切可见其学问、人品、志向和笔力。蓝氏着述中的书牍,绝大多数议政言事,其经略海疆,包括标本兼治、消弭海盗之策,鉥心刿目、呼吁开禁之声,深惟重虑、台湾尤殊之筹,海运要道、辟则利宜之议四个部分,可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海洋防卫体系,其中不乏近代化启蒙的思想意识,其独特的海洋思维与经世实功的韬晦,代表了有清一代知识分子敢于推陈纳新,着意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风范。其言多切台事,内容涵盖台湾军事部署、海疆经济的开发、移民社会的治安、文化教育的发展、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睦邻共处等问题在内的筹台建言,皆是以台地重要的战略地位及独特的社会形态为治策出发点,因地制宜,可视为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治体系,其兹谏当局数事足见其揆时度势与谋略之长。从书牍中亦可见其奉亲至孝的情怀和对冤狱事件的审思。我们将蓝文放到清代文坛中,尝试着予以定位,并推究其影响力。清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收束期（1644—1911）,有部分名家、名作;有少数个性突出的流派;散文理论细致、深入、具体化。我们观蓝鼎元的散文书写,经世之思想、理学之述辩与古文显着结合,经世之文、理学之文构成蓝氏古文的主体。论道、论经济文章或者说学者之文是其特色,明清之际散文流派之争,很大一部分也导源于学术而非散文本身,言事切政与考证察补的文章是其讲求经世实学精神的必然,亦是其匡济天下的儒家学者的担当。蓝鼎元的古文创作是在时代和地域双重因素影响下展开的。蓝鼎元的着述,文体纷繁多样,内容错综复杂,与清初局部战事频仍、文人崇尚经济事功、闽粤台边疆海洋环境等外在因素相关,也与其自小接受的儒家教育、深沈多智的个性气质、经世济民的胸襟和抱负等内部因素相关。其古文形成自己独有的风貌,在闽地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陈翔宇,常士訚[3]（2020）在《民族和解与包容性发展:南非政治整合的经验与挑战分析》文中认为南非的政治整合是一个渐进曲折的过程,历经多次反复,达至新南非建立方才真正完成对国家领土与国族认同的整合。本文立足南非的历史与现实,从利益视角切入,通过对南非各族群历史矛盾的解构,对民族和解及包容性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各行为主体,于不同向度在政治整合过程中的作法行为进行分析,试图探寻包容性发展在作为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新南非的民族国家建构及政治整合过程中的经验与遇到的问题,为当今仍具有相似问题情况的国家,提供一条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整合路径。
赵金娥[4]（2019）在《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文中提出史论:中国有海防,自明代始。面对来自海洋的威胁,朱元璋时期就完成了我国沿海一万三千余里的全国海防建设。广东海防是最后完成的一段,占五千里。广东海防的建设,吸纳了全国海防建设的经验,结合了广东沿海的斗争经验和地域环境特点,满足了保卫辽阔南海及岛屿、保障海上丝绸之路安全的海防任务,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广东海防卫所体系。本文在发展“一带一路”与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对其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是形成对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支持,丰富广东海防卫所的学术研究,同时对海防卫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以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为研究对象,从建筑学的角度,结合历史学、军事学、地理学、社会学、人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梳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自然条件、社会状况、海防制度、建置概况的基础上,对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进行系统性研究,由宏观至微观从省域、区块、卫所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着眼于明代广东全省域的海防,对其整体防御架构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沿海地方社会形势、军事地理环境、受侵扰程度和各海防卫所设置情况,从宏观角度归纳出广东沿海8卫28所总体呈现出的四种防御形态:在整个广东沿海选择战略要点设防的“沿海珠链型防御”;确保省府广州安全,沿珠江两岸梯次纵深设防的“向心拱卫型防御”;针对海南岛与南澳岛等沿海大型岛屿的“海岛型防御”;以环绕北部湾的雷、廉、琼联防为基础,维护南中国海区域稳定,形成对海上丝绸之路严密控扼的“南洋海路控扼型防御”。通过对四种防御形态的分析,揭示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选点精准、结构性布局合理对整体海防功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关注各海防卫所的防区控制,归纳出了海防卫所在自身防区范围内形成的主要功能空间。在实现生存功能时,通过海防卫所的合理选址及建设,甚至迁址,使海防卫所处于一个与地形相契合,与气候相适应,能战斗、宜生活的自然环境空间中。在实现军事功能时,海防卫所构筑了巡守的水军基地,预警、通信的烽堠,分守的墩台,及所城自身的多重防御空间。在实现被赋予的行政功能时,海防卫所城承担着保卫地方政权、与巡检司配合维护社会治安,与驿路配合完成物资转运等职责,形成了其社会功能空间。通过以上分析,揭示了各海防卫所在防区范围内,是如何立足并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区块控制的。再次,聚焦于海防卫所城,展开城池内部构成要素的分析。借鉴中西方研究理论与方法,形成了更针对于海防卫所城空间形态的“城—布局组织—建筑”的多层次要素解析法。以实际调研和历史文献为基础,研究了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池的存在模式、规模大小、轮廓形状、街巷布局、防御组织的形态特征及设计思想;探讨了防御建筑、衙署建筑、居住建筑、祭祀建筑、学宫建筑、商业建筑的形制及其文化内涵。在分析时,同时呈现了海防卫所城由军事堡垒向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各个要素表现出的时空特征;揭示了古代军事防御型城池的布局理念;探寻了军事建筑对防御及生活的物质保障、文化建筑对海防卫所将士的思想文化教育和战斗精神激励作用。最后,针对空间形态的根基,即:保障空间形态完整及合理的营建技术与建筑艺术等方面,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阐述了主体结构营造的可靠性;总结了在卫所制度与军事文化影响和地域环境条件与资源限制下,海防卫所建筑的防御智慧与宜居要求;呈现了卫所装饰由简入繁的表现特征及深层原因;探讨了建筑技术的传承稳定且一致,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海防卫所城的坚固。正是由于这些落到实处的建筑细节,才保证了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由宏观到微观的完美。
郑美良[5]（2019）在《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研究 ——基于政策执行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台湾地区是一个拥有包括原住民族在内的多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元民族文化和语言。但是由于受政治环境、语言政策等的影响,台湾原住民族语言遭遇发展危机,多种原住民族语言濒临消失。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受多元文化思潮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台湾地区开始调整原住民族语言政策,强调保护和弘扬多元化语言文明。基于这样的背景,本研究尝试通过政策研究,考察和分析台湾地区在保护和恢复原住民族语言上所采取的实践行动及其效果。首先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梳理和回顾不同历史时期台湾地区原住民族语言政策的历史脉络,整合和分析原住民族语言政策的基本过程和基本内容。其次,通过田野调查,实地考察三所不同类型学校的族语教育政策执行和效果。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台湾的原住民族群约有55万人,占全台湾总人口数约2%,大多居住在山地地区。原住民学生数已达到136371人,占了全体总学生数的3.05%。虽然自2013年以来原住民学生族语交谈频率略有提升,但频率仍然较低;约半数原住民学生认为使用族语不便于与人沟通且缺乏族语学习兴趣;在族语使用能力方面,学生在听力、口语和歌谣歌颂能力均较弱;中学阶段通过族语认证的原住民学生人数也呈逐年递减态势。第二,为切实保护濒临消失的原住民族语言,台湾地区形成了不同层次、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一是形成了以台湾“教育部”和“原住民族委员会”为主体的政策制定主体,全面规划和制定原住民族语言政策;二是建构了以《原住民族教育法》和《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为标志性文件的语言政策体系,包括相关课程规划、师资培训规划、教材编辑制度、语言认证制度等政策;三是优化了原住民族语言政策的行动路径,更加强调通过学校系统层面推动和深化。第三,台湾各地方、各学校依据政策规划,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执行方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课程编排上,台湾在《九年一贯制课程纲要》和《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都规定了一定时数的族语课程;在师资选拔和培育上,建立原住民族语能力认证考试制度,实施族语师资培训规划;在教材编写上,制定族语《九阶教材》等学习材料。此外,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还通过“母语日”、开展族语活动等方式营造语言学习环境,借助族语评价与认证机制诊断和促进学生族语学习,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调整教学方式,采取族语教师协同示范、深入部落体验文化与生活等方式提升教学效果。第四,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执行在学校行政上面临着资源整合的难题;师资方面存在师资老化、年龄断层的问题;在课程实施上面临教材难以统一的局面;家校社合作难以唤起家长的认同与主动意识,也难以营造良好的社区支持氛围。在后续的政策修正与发展中,还应该在尊重语言存续发展的基本逻辑之上,增强相关主体的能动性和自决性,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注重师资建设。此外,需要着力解决政策执行所需的配套措施,争取社会文化支持,加大相关投入,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合作的语言教育共同体关系。
赵鹏程[6]（2019）在《冯梦龙“情理观”文艺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冯梦龙是晚明着名的文学家、戏曲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冯梦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学作品上,对其“情理观”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三言”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之作。冯梦龙受当时思想解放潮流的影响,在“三言”的编撰过程中,将自己的“情理观”渗透其中。本文试图在美学的视角下,通过收集、整理冯梦龙零散的文艺思想,结合晚明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审美背景,探讨冯梦龙“理为情之范,情为理之维”情理观的审美内涵,及冯氏“情理观”在“三言”中的体现。本文主要从情理冲突入手,通过对冯梦龙“三言”宋元话本改编篇目及其他篇目的研究,具体分析“三言”作品体现出的中和审美价值观;从情理冲突的角度切入,具体阐释审美范畴——喜剧与悲剧,并且分析冯氏“情理观”影响下“三言”作品中体现出的喜剧与悲剧。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从宏观的角度介绍明朝中后期政治、经济背景,及其对当时时代审美风尚及文艺审美风格的影响。第二,重点分析冯梦龙“理为情之范,情为理之维”之“情理观”的审美内涵,并通过对“三言”文本内容的研究,将冯梦龙零散的理论与文本结合起来,阐释冯梦龙“情理观”的审美内涵及其在“三言”中的体现。第三,从哲学思潮、文学思潮、冯梦龙个人经历等三方面分析冯梦龙“理为情之范,情为理之维”之“情理观”的成因。第四,从情理冲突的角度出发,对审美范畴——悲剧与喜剧作出简单的论述。
郑名烈[7]（2018）在《马来西亚永春社群研究》文中指出清末至民国期间,大批福建和广东的移民往英属马来亚迁徙,在当地建构了华侨社会。这些中国移民选择南迁,一方面是因为家乡受民军和土匪的扰乱,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加上闽粤沿海地区的人民拥有出洋的便利性。另一方面是英属马来亚有大面积适于种植农产品的土地,以及丰富的锡矿苗,需要大批劳工的进驻,因而英属马来亚成为闽粤人民的主要移民地之一。笔者以永春社群为研究对象,尝试透过永春社群来解析华人从中国移民到英属马来亚的历史发展变迁过程。南来的永春移民从事的职业深受离乡前的谋生方式所影响。离乡前住在永春商业活动最发达的县城附近地区者,南来后大部分仍旧以经商为业。而原先以务农耕作谋生者,尤其居住在远离县城的乡区者,南来后多半继续依靠劳力投入拓殖垦荒的活动来维持生活。永春人在移民过程中,原乡的血缘和地缘的纽带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亲带亲、邻带邻的亲族移民模式,让永春移民在英属马来亚产生群聚作用。在英殖民政府的半自治政策下,本着克勤克俭的精神,永春移民在马来半岛站稳脚跟后建构了永春会馆,同时也投入创建坟山和学校的社会建设。在大多数情况下,永春移民是融合在福建社群内,整合各个福建次方言群的力量进行社会建设。永春会馆、家族会组织,以及桃源俱乐部和坟山组织为永春社群建构的社会组织。各地方的永春移民即是透过这些组织把永春同乡凝聚在一起。马来亚独立前,各地永春会馆之间鲜少互动,唯在中国永春发生匪祸之后即掀起新、马两地的永春移民展开救乡运动,各地方的永春会馆开始有了连接。日本侵华期间,英属马来亚掀起支援祖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多个地方的永春会馆领导人均参与筹赈运动,其中尤其吉隆坡永春移民更落力的推展购买国债救国的活动。马来亚独立后,全国各地22个永春属会联合组织了马来亚永春联合会,分散各地的永春社群正式整合在一起。1993年,世界永春联谊会也宣告建立,永春社群也进行跨国网络的建构。从移民到落地生根,自落地生根到建设在地社会,从立足英属马来亚到关怀祖籍地,参与孙中山革命运动和支援祖国抗日救亡运动,到整合马来亚永春社群,最后又反馈乡里、参与乡里的投资建设工作,除了呈现出永春社群的认同变迁之外,也反映了中国移民到英属马来亚后因应社会变迁而作出必要的调适,从中亦可窥探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变迁的轨迹。
李军锋[8]（2018）在《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文中认为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形象是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语境下晚清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想象,是中西关系的晴雨表。作为一种对“他者”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绘。但这种描绘并不是本土文明对异域城市准确无误的真实反映,这中间有着诸多的情感因素和想象过程。在这种复杂的认知想象过程中,不管是对其肤浅化或丑化认知,还是理想化想象,或者理性客观的体认,都反映了近代社会知识精英在对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寄寓对西方城市的认知或理解,对自身文明的评价和对中西关系的态度。因此,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是如何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去建构“异域城市”的,也可以看到其中误读的成分;既可以看到不断变迁的异域文明形象在中西文化史上是如何被利用的,也可以看到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想因素。在晚清知识精英笔下,西方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他者”,也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效仿对象和榜样力量。每一位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着一个个发达的域外城市之时,个人体验意识与民族家国情感必然会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异域城市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蕴。在近代文学有关域外书写的不同文体中,诸多晚清使官和知识分子对他们建构的异域城市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城市景观的表象,即异域城市中的建筑风貌、街道布局,行人容貌等成为作家们描述的对象;其次是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反映城市文明特质的伦理道德、民俗风情、异域行人的衣食住行等;最后是反映城市或社会政治制度的表征,如海关、议会、政党以及华人状况的描绘。当然每种文体在书写域外城市过程中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如近代诗歌更多展现的是域外风土人情的人文景观;近代游记注重描绘的是西方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近代小说侧重呈现的是在西方城市文明前国人的心理感受与行为举止。因此,本论文以1840年作为开端,至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结束的时间节点,通过对近代文学中诗歌、游记、小说的具体研读,揭示出不同作家在其作品中对西方城市的认知差异,探讨他们在面对不同西方城市景象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情感倾向,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文化意蕴。总之,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展现出本土化、奇异化、妖魔化以及理想化的复杂特征,折射了晚清知识分子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西方城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既是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载体,也是近代晚清学习的榜样。同时,近代文学中反映异域城市的游记、诗歌、小说等文体,因其内容上的异域情调、叙事策略的本土化、语言上的简练易懂等特点,在民间传播更为广泛,其影响也较为深远。这些不同文体所建构的“异托邦”城市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城市的多元化认知和想象,也体现了在民族危机严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家国情怀,对于建构自己理想的独立民族国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王志红[9]（2018）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运行体制研究（1565-1642）》文中研究指明1519-1521年的麦哲伦远征队虽然成功地完成了环球航行,但却并未能够开辟出太平洋的返程航线,因而全球意义上的海道大通依然是不完整的。直到1565年乌尔达内塔领航的圣巴布洛号大帆船从宿务航行到了阿卡普尔科,才成功地开辟出北太平洋的返程航线,从而使得全球性的航线最终扣上了缺失的一环。1571年西班牙人将菲律宾殖民地的首府从宿务移驻马尼拉,进而将其发展成为西班牙帝国在整个西属东印度的中心枢纽。1573年两艘载有中国商品的大帆船从马尼拉成功地航行到阿卡普尔科,从而标志着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正式开始。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建立虽然历时半个多世纪,但自其开辟之初便因中国丝绸和美洲白银的交换所带来的丰厚利润而享誉全球,进而引发西班牙母国与殖民地之间、殖民地与殖民地之间,殖民地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关系。1580年西班牙吞并了葡萄牙,从那时起直到1640年葡萄牙复国,伊比利亚半岛原来各自分立的两个王国进入了由哈布斯堡王朝君主统治下的共主时期。但是,根据《托马尔协定》,原先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基本上维持统治现状,行政与贸易俨然各自独立。虽然马尼拉方面一直存在着吞并澳门的企图,但是马德里当局对于托马尔协定基本上持尊重态度。然而,西葡两国的合并也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提供了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争夺大帆船贸易利润的契机,进而引发了西葡联合王国各大殖民地的连锁反应,再加上16世界之交荷兰人与英国人的介入,进一步使得围绕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利润争夺更趋白热化。本文主要以1565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建立,到1642年西葡联合王国解体的消息传到东方这一期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运行体制为研究对象,先行论述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建立及其运行的基本要素,然后以殖民地或母国的利益集团为单位,主要论述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以墨西哥和秘鲁为代表的美洲西班牙人、以塞维利亚为代表的西班牙母国既得利益集团、以及联合王国时期澳门的葡萄牙人之间,围绕利润丰厚的大帆船贸易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并以此为突破口,对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的内部关系进行探讨。
陈永华（Chan Wing Wah）[10]（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二、公私分明的荷兰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私分明的荷兰人（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江户时代 |
| (二)私塾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私塾教育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汉学、佛教的传入与日本早期私塾教育的产生和扩展 |
| 一、汉学的传入与私塾教育的初现 |
| 二、佛教的传播对私塾教育的促进 |
| 第二节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私塾教育的变迁 |
| 一、奈良时代的私塾教育 |
| 二、平安时代的私塾教育 |
| 三、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时代的私塾教育 |
| 第三节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私塾教育的主要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江户时代早期汉学塾的一元化发展及其办学活动(1603-1716) |
| 第一节 江户时代早期日本私塾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江户时代封建政治秩序的建立 |
| 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重农政策的实施 |
| 三、禁教锁国政策的施行 |
| 四、元禄文化的繁荣与庶民意识的觉醒 |
| 五、儒家学说的广泛传播和正统地位的确立 |
| 六、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发展 |
| 第二节 江户时代早期汉学塾的一元化发展 |
| 一、朱子学派的教育思想及忍冈塾的办学活动 |
| 二、阳明学派的教育思想及藤树书院的办学活动 |
| 三、古学派的教育思想及古义堂的办学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江户时代中期私塾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及其办学活动(1716-1789) |
| 第一节 江户时代中期私塾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幕藩政治体制的巩固 |
| 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 |
| 三、教育领域的空前发展 |
| 第二节 江户时代中期汉学塾的发展及其教育活动 |
| 一、忍冈塾等既有汉学塾的发展与变化 |
| 二、町人学问所的创办——怀德堂 |
| 第三节 江户时代中期国学塾的创设及其教育活动 |
| 一、国学的诞生与确立 |
| 二、融入庶民阶级的国学塾 |
| 三、扎根市井的国学塾——铃之屋 |
| 第四节 江户时代中期兰学塾的创设及其教育活动 |
| 一、兰学塾的创设 |
| 二、初创期的兰学塾——杉田玄白的天真楼塾 |
| 三、自由开放的兰学塾——大槻玄泽的芝兰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江户时代后期私塾教育的激烈变革及其办学活动(1789-1867) |
| 第一节 江户时代后期私塾教育激烈变革和发展的社会背景 |
| 一、激烈社会矛盾下的政治改革 |
| 二、西南强藩的改革与倒幕力量的形成 |
| 三、国民意识的觉醒和对西方教育的摄取 |
| 四、江户诸校的快速发展 |
| 五、水户学中近代国家主义的萌发 |
| 第二节 江户时代后期汉学塾实用主义和政治色彩的加强 |
| 一、忍冈塾和怀德堂等既有汉学塾的发展与变化 |
| 二、能力主义汉学塾的代表——咸宜园 |
| 三、政治型汉学塾的代表——松下村塾 |
| 第三节 江户时代后期国学塾内尊皇思想的发酵 |
| 一、铃之屋等既有国学塾的发展与变化 |
| 二、平田笃胤与気吹舍的创办 |
| 第四节 江户时代后期洋学塾的兴盛与科技人才的培养 |
| 一、洋学的兴盛 |
| 二、天真楼塾和芝兰堂等既有兰学塾的发展与变化 |
| 三、西医教育的先驱——鸣泷塾的创办及其教育活动 |
| 四、西医教育的壮大——适塾的创办及其教育活动 |
| 五、兵学热与洋式兵学塾的兴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江户时代私塾教育的特点及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江户时代私塾教育的特点 |
| 一、私塾教育的自由性 |
| 二、私塾塾主往往自任教师 |
| 三、私塾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
|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自由就学形态 |
| 五、以汉学为基础的课程设置 |
| 六、缺乏统一的学费管理制度 |
| 第二节 江户时代私塾教育的历史影响 |
| 一、对提升民众文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
| 二、促进了东西文化的融合和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 |
| 三、奠定了日本近代化的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 |
| 四、成为了明治时期近代学校体系的组成部分 |
| 五、提供了日本军国主义毒素产生的“温床” |
| 附录 |
| 附录一 私塾和寺子屋的开办数量一览表 |
| 附录二 江户时代日本学校性质的书院情况表 |
| 附录三 江户时代着名兰学塾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蓝鼎元古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蓝鼎元生平及理学、教育、文学思想 |
| 第一节 蓝鼎元生平 |
| 一、书香世家 |
| 二、青少年求学时期(1690-1708) |
| 三、杜门耕读时期(1709-1720) |
| 四、参赞戎伍时期(1721-1723) |
| 五、拔贡入京时期(1723-1728) |
| 六、知邑普潮时期(1729-1733) |
| 第二节 蓝鼎元理学、教育思想 |
| 一、崇“正”之学 |
| 二、崇“实”之学 |
| 三、书院、义学教育活动 |
| 四、民众教育与风俗教化 |
| 第三节 蓝鼎元文学思想 |
| 一、理学,文章之根本 |
| 二、经济者,文章之大本领 |
| 三、文所以载道,必有益于天下国家 |
| 四、善养浩然之气则发为文章 |
| 五、平实典要的语言风格 |
| 六、记迹传意的史传散文观 |
| 七、从幽微处发议的理趣文 |
| 八、对场屋之章的看法 |
| 九、情理气的诗论 |
| 第二章 奇峻幽邃之记、纪 |
| 第一节 山水游记 |
| 一、山水游记之“游” |
| 二、心境、心志下的景语 |
| 第二节 涉台山水考察纪 |
| 一、事实察补,考据真伪 |
| 二、本用实学,心系民生 |
| 三、理趣风致,咸惬流盎 |
| 四、雄劲可追,简净可率 |
| 五、结庐山水,家焉之想 |
| 第三节 斋室记 |
| 一、遥忆涧峦,可室可斋 |
| 二、坎凛咏怀,穷途一恸 |
| 三、出尘之想,济世之怀 |
| 第四节 杂记 |
| 一、及物求道——《除庭草记》 |
| 二、奇骇之记——《饿乡记》 |
| 三、多个视角下的叙事——《怪尹记》 |
| 四、借题发挥——《盘陀宜城记》 |
| 第五节 修造记与书画器物记 |
| 一、亭台楼阁修造记 |
| 二、书画记 |
| 小结 |
| 第三章 警策多慨之论、说 |
| 第一节 不述而作,辞不胜理 |
| 第二节 论说之“势” |
| 第三节 一意摄之,雄快警辟 |
| 一、一意摄之 |
| 二、雄快警辟 |
| 第四节 道南学养 |
| 第五节 诱掖后进之字说 |
| 小结 |
| 第四章 雅驯典实之奏疏 |
| 第一节 经国之枢机 |
| 一、谋谟与略猷 |
| 二、思人臣效职 |
| 第二节 雅正 |
| 一、形式上的“雅正” |
| 二、内容上的“雅正” |
| 第三节 主文谲谏 |
| 一、美盛德之形容 |
| 二、依违谲谏之策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深醇古茂之序、跋 |
| 第一节 铨文与叙引共纪 |
| 一、叙引与铨文两种功能 |
| 二、“传者转师”的意义 |
| 第二节 诗文序 |
| 一、诗序 |
| 二、文序 |
| 三、时文序 |
| 第三节 颂序 |
| 一、记事记象 |
| 二、颂帝王、颂盛世 |
| 三、与作者的联系 |
| 四、皇极经纬,理学之论 |
| 第四节 赠序 |
| 一、致绸缪之意 |
| 二、致敬爱,陈忠告 |
| 第五节 寿序 |
| 一、树风帜淳美俗 |
| 二、规避夸毗谀词 |
| 第六节 跋 |
| 一、窥评学问与人品 |
| 二、借他人事言心声 |
| 小结 |
| 第六章 议政言事之书牍 |
| 第一节 宦海沉浮 |
| 一、竭力奉亲以尽孝行 |
| 二、冤狱事件之起伏思量 |
| 第二节 修史志观 |
| 一、增修明史纲目 |
| 二、蓝氏之三史之长 |
| 三、显微阐幽,维持风教 |
| 第三节 经略海疆 |
| 一、蹈厉之志,海疆蓝图 |
| 二、标本兼治,消弭海盗 |
| 三、足国裕民,呼吁开禁 |
| 第四节 筹台宗匠 |
| 一、雷者震也,震东方也 |
| 二、海外明珠,扼略海疆 |
| 三、台地筑城,缓急自固 |
| 四、兵单地广,半线作县 |
| 五、开放渡台,积极垦辟 |
| 六、情法相辅,治民安民 |
| 七、怀柔铁血,徕顺和番 |
| 八、保甲团练,守望相助 |
| 九、振励文教,观感奋兴 |
| 十、风动时雍,教成美俗 |
| 十一、整饬吏治,提高效能 |
| 十二、洞悉战事,运筹帷幄 |
| 第五节 析县辖地 |
| 小结 |
| 第七章 蓝鼎元古文的价值和影响 |
| 第一节 经世之文 |
| 一、叙事条理,录次简净 |
| 二、议论警策,逻辑清晰 |
| 三、阳刚雄浑,多有奇气 |
| 第二节 理学之文 |
| 一、理学家的古文 |
| 二、古文家的理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蓝鼎元年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民族和解与包容性发展:南非政治整合的经验与挑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南非民族矛盾历史解构 |
| 二、强离心力下的脆弱整合 |
| (一) 领土整合———南非白人的冲突到和解 |
| (二) 分力与合力的较量———南非政治分离尝试的极盛与转衰 |
| 1. 种族隔离———白人政府政治分离的野心与实践。 |
| 2. 各方合力———种族隔离走向瓦解。 |
| 三、新南非———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化建构 |
| (一) 制宪谈判与新宪政体制的确立 |
| (二) 以“权力分享”为原则的机制体制设计 |
| (三) 缓和贫富差距 |
| (四) 多元一体的情感文化建构 |
| 四、南非政治整合的挑战 |
| (一) “庙堂”拱顶石的裂纹 |
| (二) 主客观层面限制性因素 |
| (三) 被“柔性排挤”的阿非利卡白人群体 |
| (四) 民粹主义与排外情绪的兴起 |
| 五、总结 |
（4）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对象 |
| 1.5 研究目的 |
| 1.6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建设背景与卫所概况 |
| 2.1 明代广东的自然环境状况 |
| 2.1.1 区位特征:区位特点影响总体防御的布局 |
| 2.1.2 地形地貌:屏山障水据险扼要的防御择址 |
| 2.1.3 交通状况:陆海交通影响物资及军情传递 |
| 2.1.4 气候环境:建筑适应性及倭寇的择时规律 |
| 2.2 明代广东的社会环境状况 |
| 2.2.1 海防卫所震慑了敌对政治势力 |
| 2.2.2 海防卫所保驾了沿海经济发展 |
| 2.2.3 海防卫所保障了国际政策执行 |
| 2.2.4 海防卫所打击了沿海走私贸易 |
| 2.2.5 海防卫所进行的重要军事斗争 |
| 2.3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军事管理制度 |
| 2.3.1 军队制度:层级性的卫所制度 |
| 2.3.2 军户制度:父子相继的世袭制度 |
| 2.3.3 屯田制度:自给自足的供养方式 |
| 2.4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的建设概况 |
| 2.4.1 建立海防卫所 |
| 2.4.2 形成海防体系 |
| 2.4.3 军事聚落的发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群体的防御空间形态 |
| 3.1 沿海八府区域环境下的海防卫所布局概况 |
| 3.2 沿海珠链型防御形态 |
| 3.2.1 布防海湾——海湾是内地的门户 |
| 3.2.2 占据海门——海门是城镇的咽喉 |
| 3.2.3 严守内河——内河是城镇集聚处 |
| 3.2.4 重视商贸——商贸地是劫掠重点 |
| 3.2.5 高可达性——距离适中策应联防 |
| 3.3 向心拱卫型防御形态 |
| 3.3.1 广州的中心地位 |
| 3.3.2 珠江口沿岸的复杂地理环境 |
| 3.3.3 以广州为中心的防御结构 |
| 3.3.4 向心防御构造的可靠性 |
| 3.4 海岛防守型防御形态 |
| 3.4.1 广东近岸海岛海防形势 |
| 3.4.2 海南岛的沿岸环形防御 |
| 3.4.3 南澳岛的节制两省防御 |
| 3.5 南洋海路控扼型防御形态 |
| 3.5.1 历史上雷廉琼的联防 |
| 3.5.2 明代加强对南洋海路的控扼 |
| 3.5.3 郑和下西洋壮大了海上丝绸之路 |
| 3.5.4 雷廉琼海防体制的转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个体的防区空间形态 |
| 4.1 利于海防卫所各项功能发挥的自然环境空间 |
| 4.1.1 沿海所城一般性的选址环境条件 |
| 4.1.2 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所城建设原则 |
| 4.1.3 据军情形势发展后的迁址与调整 |
| 4.1.4 实例:大鹏所城的环境空间特征 |
| 4.2 保障了海防卫所防区安全的军事功能空间 |
| 4.2.1 海防结构主体卫所城 |
| 4.2.2 沿岸的预警设施烽堠 |
| 4.2.3 外延的分守设施墩堡 |
| 4.2.4 海上所城船队的巡防 |
| 4.3 扩大了海防卫所影响力的社会功能空间 |
| 4.3.1 通过巡检司履行部分社会功能 |
| 4.3.2 通过驿路扩大了社会功能空间 |
| 4.3.3 海防卫所向城镇化的转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池的模式与平面形态 |
| 5.1 海防卫所城平面形态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
| 5.1.1 巩固海防的紧迫性对同一化建设的要求 |
| 5.1.2 海防形势的复杂性对地域适应性的要求 |
| 5.2 与线性长城明显区别的点式的城池模式 |
| 5.2.1 抵御异族与防范贼寇的心理界线之别 |
| 5.2.2 北方边地与东南沿海的山川地势之别 |
| 5.2.3 定向防守与腹背受敌的防御工事之别 |
| 5.3 层级性的军制特点决定层次性的城池规模 |
| 5.3.1 “模数制”的城池规划与建设思想 |
| 5.3.2 层级规模有区间,同级差异也明显 |
| 5.3.3 户均面积为基准,驻兵数目作变量 |
| 5.4 以方形为基调结合地形微调的城池轮廓形态 |
| 5.4.1 “礼制”与“有机”结合的地形应用思想 |
| 5.4.2 稍有变通的方形轮廓是主体 |
| 5.4.3 借山造势的变通轮廓是补充 |
| 5.4.4 蕴意吉祥的意象轮廓是点睛 |
| 5.5 以田字形为主成棋盘状划分的街巷布局 |
| 5.5.1 “类里坊”的街巷布局思想 |
| 5.5.2 棋盘状的街巷空间平面形态 |
| 5.5.3 层级细分的街巷类型及特征 |
| 5.5.4 卫所城街巷承担的多重功能 |
| 5.6 多层设防的城池防御平面形态 |
| 5.6.1 护城河与城墙形成的外围主防线 |
| 5.6.2 环城路与十字街构成的内部防线 |
| 5.6.3 所城中四大区块各自独立的防守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城内建筑特征 |
| 6.1 海防卫所城内的建筑构成 |
| 6.2 城防建筑 |
| 6.2.1 不同时期的卫所城防建设 |
| 6.2.2 以城墙为主体的城防设施 |
| 6.2.3 城墙的防御意象表达 |
| 6.3 衙署建筑 |
| 6.3.1 衙署建筑在卫所城中的空间分布 |
| 6.3.2 衙署建筑的平面布局与建筑规制 |
| 6.3.3 衙署建筑空间中体现的礼制文化 |
| 6.4 居住建筑 |
| 6.4.1 旗军营房和将领府邸的建筑规制 |
| 6.4.2 居住位序体现军户责任及权利归属 |
| 6.4.3 府邸庭院反映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 |
| 6.4.4 旗军营房变迁:从营房向民房发展 |
| 6.5 祀佑建筑 |
| 6.5.1 祀佑建筑的建设意义 |
| 6.5.2 卫所城中的祀佑建筑 |
| 6.5.3 祭拜场所的空间形式 |
| 6.5.4 祭祀文化的现代传承 |
| 6.6 学宫建筑 |
| 6.6.1 学宫建筑的基本建筑形制 |
| 6.6.2 卫所中的学堂和社学建置 |
| 6.6.3 海防卫所卫学教育的实效 |
| 6.7 商贸区域 |
| 6.7.1 卫所的商业发展 |
| 6.7.2 所城发展为县城 |
| 6.8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广东海防卫所营建技术与装饰艺术 |
| 7.1 主体结构的营造技术 |
| 7.1.1 城墙的营造 |
| 7.1.2 城内道路的营造 |
| 7.1.3 城内供排水系统的营造 |
| 7.2 改善环境的科学设计 |
| 7.2.1 卫所群落对风的利用 |
| 7.2.2 建筑组团对温度的改善 |
| 7.2.3 住宅内湿热环境的改变 |
| 7.3 民居防御的特色设计 |
| 7.3.1 “五门通”防卫院落 |
| 7.3.2 登顶了望的高耸山墙 |
| 7.3.3 富宅大院自守的碉楼 |
| 7.4 建筑细部的装饰艺术 |
| 7.4.1 体现等第的装饰制度 |
| 7.4.2 多样的装饰表现形式 |
| 7.5 建筑技术的传承稳定 |
| 7.5.1 技术核心是军匠和民匠 |
| 7.5.2 主要劳力是旗军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研究结论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研究 ——基于政策执行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濒临消失 |
| 二、语言保护政策措施成效低下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多元文化与教育 |
| 二、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相关研究 |
| 三、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研究问题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资料搜集整理与分析 |
| 四、研究信效度与研究伦理 |
| 五、研究范围与限制 |
| 第二章 台湾原住民族及其语言教育 |
| 第一节 台湾原住民族概述 |
| 第二节 台湾原住民族学生背景分析 |
| 一、学生人数构成 |
| 二、原住民学生就学人数 |
| 三、各县市原住民学生分布情况 |
| 四、各级学校原住民学生族籍分布情况 |
| 第三节 台湾原住民族学生族语使用情形分析 |
| 一、使用族语状况 |
| 二、族语能力自评 |
| 三、参加族语认证情况 |
| 第三章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二战”前族语教育政策发展 |
| 一、“荷西”时期(1624-1662 年) |
| 二、“明郑”时期(1662-1683 年) |
| 三、“清领”时期(1683-1895 年) |
| 四、“日据”时期(1895-1945 年) |
| 第二节 “二战”后到解严前的族语教育政策 |
| 一、社会环境变迁推动政策修订 |
| 二、实施国语政策削弱原住民族语言 |
| 第三节 解严后到《原住民族教育法》的族语教育政策 |
| 一、族群意识兴起促使政策转变 |
| 二、多元文化下的原住民族语言教育 |
| 第四节 《原住民族教育法》后的族语教育政策发展 |
| 一、正视本土文化完善政策制定 |
| 二、振兴原住民族语言教育 |
| 第四章 台湾当前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分析 |
| 第一节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法律基础 |
| 一、原住民族教育法 |
| 二、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
| 三、对现行原住民族语言保护规范的分析 |
| 第二节 台湾原住民族教育管理体系 |
| 一、台湾“教育部” |
| 二、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 |
| 第三节 台湾当前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价值分析 |
| 一、法源基础 |
| 二、信念价值 |
| 三、现有问题分析 |
| 四、计划目标 |
| 五、执行策略 |
| 六、预期效果 |
| 第四节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规划 |
| 一、台湾原住民族语言课程规划 |
| 二、台湾原住民族语言师资培育规划 |
| 三、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材编辑 |
| 四、台湾原住民族语言认证制度 |
| 第五章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实施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台湾国民中小学族语教育基本状况分析 |
| 一、台湾国民中小学族语师资结构 |
| 二、台湾国民中小学族语课程编排方式 |
| 三、台湾国民中小学族语教材使用情况 |
| 第二节 学校执行族语教育政策行政管理分析 |
| 一、学校执行相关配套措施 |
| 二、学校政策执行成效评鉴 |
| 第三节 学校族语教学分析 |
| 一、族语教师教学信念引导教学实践 |
| 二、族语教学策略分析 |
| 第四节 学校执行族语教育政策的效果检视 |
| 一、学校行政的困境 |
| 二、教师面临的困境 |
| 三、执行族语教育政策的成效与困境分析 |
| 第六章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执行的归因分析 |
| 第一节 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
| 一、跨族群通婚带来的语言困境 |
| 二、部落的文化经营的变化 |
| 第二节 教育政策因素分析 |
| 一、语言同化政策的影响遗留 |
| 二、菁英族人族语危机意识淡薄 |
| 第三节 学校教育因素分析 |
| 一、学校氛围的营造 |
| 二、族语师资老化与断层问题 |
| 三、族语教师信念影响教学实践 |
| 四、族语认证引导族语教学策略 |
| 五、教学策略影响教学成效 |
| 第四节 家庭教育因素分析 |
| 一、部分家庭对族语教育的重视 |
| 二、遭受家长漠视的族语教育 |
| 第七章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传承的文化意蕴 |
| 第一节 多元文化与教育 |
| 一、坚持平等尊重的教育理念 |
| 二、坚持理解共荣的发展路径 |
| 第二节 语言与语言教育 |
| 一、多元文化中语言的地位 |
| 二、语言教育的政策规划 |
| 三、多元文化中的语言教育 |
| 第三节 语言教育问题 |
| 一、语言教育的功利性强 |
| 二、有语无言的教育生态 |
| 三、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的资源匮乏 |
| 四、原住语言教育的受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
| 第四节 语言教育政策的修正 |
| 一、遵循语言存续发展的基本逻辑 |
| 二、完善课程体系建设 |
| 第五节 语言教育政策执行的支持与保障 |
| 一、培育社会文化 |
| 二、增加资源投入 |
| 三、建构社区-家庭-学校的语言共同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族语师资是落实政策的关键主体 |
| 二、族语教材是实施政策的重要载体 |
| 三、家庭是实践政策的核心力量 |
| 四、族语认证分级制度是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重要政策工具 |
| 五、使用族语的场域与机会是保障政策效果的必要条件 |
| 第二节 保护和发展原住民族语言的政策建议 |
| 一、增加成年人学习族语的途径 |
| 二、提高族人对族语的重视 |
| 三、创新族群语言文化教育 |
| 四、保障族语教师职业发展 |
| 五、优化族语教师团队结构和专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九年一贯课程纲要(原住民族语) |
| 附录二:十二年国教课程纲要原住民族语文 |
| 附录三:台湾《原住民族教育法》 |
| 附录四:台湾《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
| 附录五:访谈邀请函 |
| 附录六:访谈同意书 |
| 附录七:访谈大纲 |
| 后记 |
（6）冯梦龙“情理观”文艺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第一章 冯梦龙所处时代及其作品简介 |
| 第一节 冯梦龙所处的经济、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冯梦龙生平及其作品简介 |
| 第二章 冯梦龙“情理观”文艺美学思想及其在“三言”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冯梦龙“情理观”文艺美学思想的内涵 |
| 第二节 以情为本:冯氏“情理观”文艺美学思想的逻辑起点 |
| 第三节 情之表现:冯氏“情理观”文艺美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之一 |
| 第四节 情理二难:冯氏“情理观”文艺美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之二 |
| 第五节 情理融合:冯氏“情理观”文艺美学思想的逻辑终点 |
| 第三章 冯梦龙“情理观”文艺美学思想的成因 |
| 第一节 程朱理学对“理为情之范”的影响 |
| 第二节 陆王心学及尊情思潮对“情为理之维”的影响 |
| 第三节 冯梦龙个人经历对其“情理观”的影响 |
| 第四章 冯梦龙“情理观”对“三言”作品审美范畴的影响 |
| 第一节 冯梦龙“情理观”影响下的喜剧 |
| 第二节 冯梦龙“情理观”影响下的悲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7）马来西亚永春社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论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文献史料与架构说明 |
| 第二章 马来(西)亚历史演化与华人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英殖民政府时期与华侨社会 |
| 第二节 独立建国以来的马来(西)亚与华人社会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闽南到马来亚:永春社群的南来与拓荒 |
| 第一节 清末至民国的永春与永春移民南来 |
| 第二节 永春移民在英属马来亚的拓荒 |
| 第三节 马来亚建国以来永春社群经营行业的变迁 |
| 小结 |
| 第四章 永春社群组织 |
| 第一节 会馆 |
| 第二节 家族会 |
| 第三节 俱乐部与坟山 |
| 小结 |
| 第五章 多元时空下的马来(西)亚永春社群 |
| 第一节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的永春社群 |
| 第二节 马来西亚永春社群与中国的关系 |
| 第三节 跨国网络:从马来亚永春联合会到世界永春联谊会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概念、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瀛海谈荟:近代之前史料笔记中的西方镜像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史料笔记中的“大秦国” |
| 一、大秦琳琅满目的物产 |
| 二、大秦理想化的社会图景 |
| 三、大秦与汉魏六朝的友好往来 |
| 第二节 隋唐文献中的拂菻景象 |
| 一、拂菻地理方位的再认知 |
| 二、拂菻都城的独特风貌 |
| 三、拂菻的风俗民情 |
| 四、拂菻与隋唐的交往 |
| 第三节 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认知与想象 |
| 一、明代史料中的“佛郎机”、“大吕宋”与“红毛番” |
| 二、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虚妄认知 |
| 三、西方认知背后的文化解读 |
| 第四节 清初樊守义《身见录》及谢清高《海录》——乡土天人观向多元史地观的嬗变 |
| 一、固守传统:明清之际中国人的乡土天人观 |
| 二、亲历欧美:樊守义《身见录》对欧洲都城的多元呈现 |
| 三、放眼世界:谢清高《海录》对西方社会的全面观照 |
| 第二章 结契海外:近代诗歌中的异域城市抒写 |
| 第一节 黄遵宪“足遍五洲多异想”的新体诗与日本城市文化 |
| 一、文化移译:东洋都市所折射的西洋文明镜像 |
| 二、混杂与调适:日本城市民俗风情的独特景观 |
| 三、模仿及开放:大和民族的文化特性 |
| 第二节 康有为“大地环三周”的海外诗与域外城市 |
| 一、流亡者眼中的异域之城 |
| 二、欧美城市的历史名人 |
| 三、文明面纱下的生存困境 |
| 四、异域城市想象中的维新改良梦想 |
| 第三节 晚清海外竹枝词与欧州城市风情 |
| 一、伦敦的女性风貌 |
| 二、柏林的民俗风情 |
| 三、圣彼得堡的市民生活 |
| 四、海外竹枝词城市书写的语言策略 |
| 第三章 乘槎西游:近代游记中的城市面相 |
| 第一节 郭嵩焘域外游记的城市建构及其文化解码 |
| 一、英伦、法京的物质文明 |
| 二、泰西之城的人生百态 |
| 三、繁华都市的文化景观 |
| 四、文化认同的密码解读 |
| 五、盛世中华的想象建构 |
| 第二节 美国大都会与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城市观 |
| 一、异域城市的政治图景 |
| 二、美国都市双面性的揭橥 |
| 三、爱之深与责之切:移民之城的华人群像 |
| 四、从革命到保皇:美国之行对作者思想之影响 |
| 第三节 单士厘游记中的异域城市镜像 |
| 一、俄国城市的社会图景 |
| 二、意大利之城的艺术氛围 |
| 三、域外城市的文化名人 |
| 四、女性城市书写的艺术特质 |
| 第四章 都市叙事:近代小说中的西方城市想象 |
| 第一节 《孽海花》中的海外都市想象及书写 |
| 一、域外城市风情的想象 |
| 二、西方英雄人物的描绘 |
| 三、欧洲城市想象性建构的文化意蕴 |
| 第二节 《文明小史》与文人的域外情怀 |
| 一、东洋之城建构下的媚日丑态 |
| 二、西洋城市书写中的违和叙事 |
| 三、出洋之旅叙写的众生相 |
| 第三节 《海上尘天影》与中国文人的域外壮游愿景 |
| 一、异域都市的文明气象 |
| 二、欧洲城市之飞地:上海与邹弢西学知识的习得 |
| 三、文人域外壮游的愿景 |
| 第五章 人到海西头:王韬《漫游随录》中的欧洲城市 |
| 第一节 “在场”——伦敦、爱丁堡的文化空间 |
| 一、大学、教堂与本土文化的弘扬 |
| 二、博物馆、图书馆与西方文明的呈现 |
| 三、道义之交与人文关怀 |
| 四、娱乐文化场域与民众的开放意识 |
| 五、异域文化空间对作者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西洋有美——王韬游记中的女性书写 |
| 一、十九世纪中晚期国人对异域女性的认知 |
| 二、 《漫游随录》建构的新型西方女性形象 |
| 三.理解与认同:颠覆的异域女性观 |
| 第三节 《漫游随录图记》对西方城市的中土化描摹 |
| 一、异域城市景观的古典式呈现 |
| 二、西方人物书写的本土化意识 |
| 三、域外插图中的东方性想象 |
| 四、中土化描摹的文化心理 |
| 总论:跨文化视阈下的城市异托邦构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近代文学中涉及西方城市着作一览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运行体制研究（1565-164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动机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章节架构 |
| 第一章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建立 |
| 第一节 西班牙人海外扩张的动因 |
| 第二节 西班牙人的美洲事业 |
| 第三节 西班牙人对菲律宾的征服 |
| 第四节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建立 |
| 第二章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运行要素 |
| 第一节 港口与航线 |
| 第二节 大帆船的建造与管理 |
| 第三节 贸易商品 |
| 第三章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运行特点 |
| 第一节 马尼拉内部的斗争 |
| 第二节 塞维利亚的立场 |
| 第三节 墨西哥与秘鲁的权衡 |
| 第四节 澳门的介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四、公私分明的荷兰人（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D]. 郝雪. 河北大学, 2021(09)
- [2]蓝鼎元古文研究[D]. 阮慧玲. 闽南师范大学, 2020(12)
- [3]民族和解与包容性发展:南非政治整合的经验与挑战分析[J]. 陈翔宇,常士訚.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0(01)
- [4]明代广东海防卫所空间形态研究[D]. 赵金娥.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5]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研究 ——基于政策执行的分析[D]. 郑美良.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冯梦龙“情理观”文艺美学思想研究[D]. 赵鹏程.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7]马来西亚永春社群研究[D]. 郑名烈. 厦门大学, 2018(06)
- [8]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D]. 李军锋.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9]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运行体制研究（1565-1642）[D]. 王志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 [10]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