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二律背反的怪圈——论政府过度集权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吴凯[1]（2020）在《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作为20世纪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多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辩证理性成为了其毕生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主要坐标系。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中,他全方位运用和展现了辩证思想,从而使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辩证理性的特征。具体看来,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整体演进,立足现实实践,面向未来思考,不将其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概念。社会形态的变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处在不断演进、依次嬗递的逻辑与规律中。其次,科学理性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科学社会主义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抽象谈论发展,而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根本上保证了劳动阶级解放的社会条件。再次,以整体视角研究社会发展。某一个社会构成要素不能决定社会发展命运,要坚持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反对经济决定论,重视人民主体作用,以全方位视角考察社会发展。最后,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命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谋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从历史演变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一词正式被经济学家广泛使用应该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美国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斯、本杰明·沃德和阿伯拉姆·伯格森的经济学着作中,市场社会主义开始作为象征着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术语出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详细论述了这一术语包括的内涵和外延,市场社会主义得到了普遍认同并开始了广泛的使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和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思想理念,不同学者运用相异的研究方法,从各种角度出发,对苏联和东欧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析研究,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寻找方向和目标,并设计出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在这一理论争鸣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等方面的理论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选择可借鉴的重要思想财富。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看作是对高度集中模式的否定,逐渐接受运用市场机制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莫里斯·多布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进展轨迹和变革精神。他以辩证理性的方法和思想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从最初支持中央计划局严密控制生产和消费,集中管理全部经济活动,到50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向国家应该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推崇一种相对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试图建立一个在规模、目标和法定权威等方面都更加合理的国家。多布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并不需要泾渭分明的严格区分,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空中楼阁,而是始终要以社会历史发展为生长土壤,这体现了多布坚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认识框架,始终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自己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第一,介绍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缘起。主要有四大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近代经济学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理论上看,多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解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看法,采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阶级分析等基本理论范畴。同时多布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提倡将经济研究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看,多布多次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因而熟知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互平衡的发展模式对当时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说明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他的思想是从比较与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为理论视角,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演进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前进的首要动力。任何一种生产力都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生产力能否有效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有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具有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对资本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始终处于被压迫之中,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无论资本主义发生怎样地变化,都不能改变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追求符合历史进步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正是在扬弃资本主义后的逻辑指向。市场社会主义不论表现出哪一种理论形态,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理论只有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找到体现价值的根基,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两方面探讨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辩证发展和实践过程。批判性地考察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结合改革实践提升理论内涵,这正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路。第三,论述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通过提炼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彰显其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世界上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任何一个学者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基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立场,代表着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自觉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为资本家和富人服务,不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会促成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兴起,导致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最终生产出资本主义自身的掘墓人。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理性批判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经济秩序,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市场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为多布辩证理性地思考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空间。兰格模式、分权模式、工人自治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通过挖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和理论观点,为当代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有益思考。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职能、价值成为了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论域。反思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国家职能如何合理有效地发挥、怎样理解国家治理的价值和逻辑,在当代依然是一项非常紧迫的政治议题。第四,评价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通过对《资本论》科学价值的考察中,多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使其在当代焕发出了新的理论生命力。通过与兰格模式的比较,凸显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对理论演绎与经济现实发展双重问题的关注,使得多布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第三国际正统经济学框架的突破,以对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关系的理性探讨形式表现出来。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地辩证考察,引领了英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同时也为多布经济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本文着眼于多布对社会发展辩证理性地思考,通过对多布以人为本的理念的阐释,体现出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还力图凸显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出的国家治理这一理念的前瞻性,并从哲学角度揭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在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和逻辑关系中,多布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以发展的视角和整体性的眼光看待社会的运行结构和秩序。通过总结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能够充分说明多布将社会主义作为自身的政治理想,是理性思考的客观结论,同时,也能够为当代的社会主义全面有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王斐[2]（2019）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文中指出从19世纪末俄国的民粹派运动、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开始,民粹主义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尤其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政治潮流。拉丁美洲作为典型的民粹主义发生地之一,其民粹主义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拉丁美洲的20世纪,被看作是“民粹主义的世纪”。从发展历程来看,民粹主义贯穿南美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几度兴衰而绵延不绝,其兴起、发展、兴盛、衰败和复苏与政权变迁和政治利益斗争密切相关,反映了拉美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变化与价值评判的多样性。无论根源如何,是好还是坏,民粹主义始终是拉美国家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拉美国家,民粹主义作为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现代化相伴而行并休戚相关。从现代化进程来说,拉美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实验室”,其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组成。19世纪末期以来,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种现代化战略,即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经济模式,即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多种政治模式,即寡头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当前,拉美国家仍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基于此,本研究力图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探究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影响,通过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考察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概括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理清产生和发展的深刻根源,呈现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尝试给出作者对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导论部分突出依据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这一研究主题,着重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意义所在。通过回顾学界相关研究,期望在民粹主义的内涵界定、表现特征、产生根源、积极作用、消极影响、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第一章从历史角度对拉美民粹主义进行纵向梳理,主要从三个阶段入手,即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时期、30年代至80年代末的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本文选取不同时期的典型代表国家与代表人物,结合时代背景、政策取向等进行梳理,形成对拉美民粹主义的初步判断。第二章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总结了世界民粹主义普遍存在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普遍性特征主要有草根性、非理性、批判性与易变性;独特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城市为主要阵地,领袖个人崇拜且带有卡里斯马式的领导特点,普遍采取的是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第三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一是从经济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后发国家,由于依附性经济地位难以改变,加之市场经济的缺失和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经济出现增长性贫困,基础薄弱的现状难以改变;二是从政治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美国的“后院”,受美国影响较大,加之自身政治体制的缺陷、政党力量较为弱小、军队强大与活跃等问题,致使威权有余而民主不足,“政治钟摆”早已成为常态;三是从思想文化根源来看,拉美国家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影响较大,缺乏科学民主文化传统,国家认同存在危机,加之外来文化冲击,致使民粹主义长期存在;四是从社会根源来看,拉美国家贫富分化严重,纵向的社会分层化和横向的社会结构流动,导致社会冲突频发,为民粹主义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肥沃土壤。第四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的影响。一是从政治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关怀民众、维护弱势社会群体利益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也加剧了政治领袖专断,煽动性的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转型,加深了政治体制危机;二是从经济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采取的经济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从社会视角而言,民粹主义的施政维护了部分民众利益,提高了民众生活质量,但因福利赶超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和收入分配不公,与民粹主义的政治口号背道而驰。第五章着重分析了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试图剖析其未来发展趋势。内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政党自身建设不足、政治生态恶化、经济发展问题突出和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暴力升级等方面;外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美国政策影响拉美地缘政治等。面对这些问题,拉美国家需从指导理论、政治选举、政党建设等方面完善自身建设,根据实际情况推进改革,拉动现代化发展进程,以重新获得地区主导权。结语部分对本研究做了回顾性总结与反思,得出基本结论并探讨了可能的研究空间与理论生长点。
毕铁居[3]（2018）在《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模式及转换机制研究 ——一个从分立到融合的过程逻辑》文中指出开发区是由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在特定行政区域内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工业园区等,实行政府特定优惠政策和区域治理方式;也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载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发展的主要驱动空间。行政区是国家为便于行政管理而分级划分的有确定界线的区域,是国家权力在空间上的划分,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主要载体。从空间上,各类开发区置于各级行政区内,并有自己特定的管理空间;从管理方式上,开发区注重驱动经济高速发展,服务企业。开发区的设立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政策之一,是制度创新的过程。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开发区进入发展成熟期,社会管理服务成为了转型创新的必要部分。开发区创新发展需要资源和权限支撑,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发挥综合城市功能。在渐进增量改革的驱动下,开发区与行政区在既有的激励约束条件开始探索多类型的融合发展。本论文主要集中研究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模式和转换机制研究。运用类型分析,政策文本分析和Dea-Malmqiust方法研究开发区与行政区发展的一体化融合。本论文试图将开发区的实践与制度主义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相结合,集中研究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的三种模式,探讨中国开发区与所在行政区分立与融合过程的规律,制度变迁的内在因素及外在驱动力,解析开发区的发展趋势与政策走向。同时探讨开发区管委会向行政区、区政合一与行政托管模式的转换机制。开发区与行政融和发展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理清开发区这一特殊事物的特质,为更好地引导、管理和治理开发区提出恰当的意见和建议,推动开发区与行政区理论研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充实和完善。本研究所指开发区主要是指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高新术开发区。开发区发展来龙去脉是开发区融合发展研究的逻辑起点,分阶段梳理了开发区历史变迁中政策变换。开发区历经初始建构的放权阶段、政策的重整与优惠让利阶段、规范与普惠阶段、开发区创新转型与政策融合发展阶段。对1984至2017年间的开发区政策文本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开发区这一特殊经济政策区受政策驱动变换影响较大;开发区政策聚焦点从单一的招商引资,出口加工转向产业聚集,城市综合功能;治理方式从地方统合型向发挥市场决定作用转变,更加注重政府的有效作用。中央政府、省级政府、所属地政府、驻地政府、开发区与开发区的权力结构及利益关系影响着开发区发展,开发区治理碎片化与复杂结构变化迫切要求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高效率是开发区特定优势,以湖北省省辖市开发区为例,运用Dea-Malmqiust指数管窥开发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历时性变化,把握开发区发展效率现实状况。开发区的目标、结构主体和外部制度性关系是开发区基本要素构成。开发区目标与结构主体利益关联产生了融合发展的主要内容。开发区融合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基于产业的经济增长和基于城市功能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开发区目标与外部制度性关系适应互动确定了融合发展方向。开发区与行政区之间的融合发展方向是行政化方向,与准行政化方向。行政化方向意味着开发区将基于产业的经济增长和基于城市功能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并列为同等重要发展价值诉求,准行政化表明开发区将产业增长作为主要目标。融合发展方向与内容的两维度互动组合,建构了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基本模式。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上的基本模式有下列几种:开发区扩权加责,在管委会主导体制下,托管行政区;开发区与行政区合一,实现组团发展;开发区发展到后成熟期,直接设立行政区。本研究问题就是对三种基本模式进行抽象提炼建构,解读开发区融合发展模式的逻辑、现实绩效表现,并厘清不同融合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现实绩效表现与潜在的政策风险。正式设立行政区是一种干预式融合发展,体现了鲜明的战略倾向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思路;行政托管是一种吸纳式融合发展,主要目标是通过开发区“增长点”的不均衡增量增长,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秉持一种“谁的孩子谁抱走”治理思维;区政合一是一种双向互嵌式融合发展,目的是建构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资源共用的合作治理体制。正式行政区融合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顶层设计色彩。该模式具有下列特征:第一,开发区体量大,辐射外溢性强。正式行政区融合发展模式中开发区层级更高,如转换为正式行政区的浦东新区与滨海新区均高于一般的国家级开发区,新区面积与人口也是一般的国家级开发区所不可比的。二者对区域经济带动辐射效应明显。第二,开发区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有机部分。如前所述,浦东新区与滨海新区都得到党和国家重视,在党和政府重要会议都曾明确提出支持其开发发展。第三,中央政府给予了有力支持。这些支持不仅仅包括更加优惠的经济政策,而且包括从政治行政上给予开发区法定行政区地位,用充分充足权限支持开发区加速发展。区政合一是地方调适规范性与效率的产物。双向互嵌式融合发展是区政合一模式的亮点所在。该模式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区政合一融合发展模式中开发区是地方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开发区所在地政府并不是一家开发区,而是有多家层级不一,类型不同的开发区。能够进入到区政合一模式的开发区通常是同级别中实力强,影响大的。第二,开发区地理临近或包含于行政区,二者处于长期均衡状态。采取区政合一模式的开发区边界通常不跨越两个以上行政区,否则,行政管辖难以协调。行政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或较多的人口,行政托管会大大增加开发区社会管理服务压力。因此,开发区与行政区合一,彼此共享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分担责任,共同发展。第三,开发区资源与权限需求更加必要迫切。在为增长而竞争的驱动下,与对社会管理服务的“保底执行”策略选择截然不同,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强激励,对开发区资源与权限需求十分敏感,会积极主动借助区政合一模式满足开发区经济发展所需。行政托管表现为开发区逆向吸纳行政区,是一种吸纳式融合发展模式。该模式具有下列特点:第一,开发区与行政区之间实力不对称性。行政托管模式是开发区为主导,吸纳行政区,实现一体化发展。其前提就是开发区相对于行政区具有压倒优势,开发区有实力和能力实现对行政区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和一体发展。第二,开发区带动发展与行政区“责任转移”。开发区行政托管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开发区扩容扩张。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托管一方面满足了开发区资源空间的需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借此契机,实现对被扩容行政区的带动发展,也实现了被托管行政区社会管理服务等责任转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在既定地方产权框架下治权的变换或转移。第三,准行政区的实体化。开发区是经济功能区,发展至今后多数成为综合型功能区。但地域规划权、土地产权及社会管理等权限仍归属行政区实体,开发区是经济实体,而非行政实体。通过行政托管,开发区逐渐趋向实体化,拥有了一定行政权限。开发区在未来中国区域发展中仍具有重要功能地位。在多种方案选择情况下,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根据不同发展差异实现了多模式并行,渐进试点,局部成熟突破。其背后是目标治理先导性驱动,制度成本关键性驱动和资源保障性驱动等互动整合的结果。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目标战略,成本风险与资源依赖性。开发区融合发展是国家空间重组的有机部分。目标战略体现了国家空间干预策略政策,成本风险展示了权力空间组织的理性选择,资源依赖则表明国家自有资源空间配置的自主空间。从目标层次、成本风险及资源依赖建构一个开发区融合发展的转换机制解释框架。基于西方实践和语境,未来开发区最终归宿是企业化和行政化,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正逐渐探索试点一种新的开发区组织形式:法定机构,这或许是开发区融合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张敏[4]（2015）在《非均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与逻辑》文中指出论文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发展动力的基本观点、国内外学者对于政治发展动力相关阐述的基础之上,提出并论证了“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这一基本观点,试图在宏观层面探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与逻辑。通过非均衡的学理解读；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的原因分析、关系解读以及逻辑梳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非均衡动力体系的具体阐述；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的国际经验分析以及非均衡作为政治发展动力的价值分析这几个方面的阐述,论证并支持了“非均衡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和逻辑”这一观点,这也是本文所倡导的一种常常被忽视乃至片面否定的动力观。当然,研究政治发展的动力的理论与视角多元而复杂,论文仅仅是选择一个特殊的理论视角对政治发展的动力问题进行研究,而不是对这一理论问题进行全景式的研究。正是基于以上研究思路,论文除了导论部分以外,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其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大致如下：第一章导论部分说明了本文的研究缘起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发展动力的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关于政治发展动力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了论文的基本观点、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重点在于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西方学者以及国内关于政治发展动力的相关理论和主要论点,反思并归纳出现有研究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论点,明确研究的主题和意义,并对论文的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进行建构和介绍。第二章对非均衡进行学理解读。本章在梳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学界关于非均衡理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非均衡做出学科意义的基本界定,提出了“非均衡既是对政治发展动力体系总体特征的表述和概括,又是特定政治主体设计和主导之下政治发展过程和发展逻辑写照和体现”这一基本观点。具体体现为：首先,政治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合力的结果,在这些动力因共同构建的动力体系中,总有某种要素居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引导和控制着其他因素共同推动着政治的发展,这种总体的特征和运行逻辑是为“非均衡”；其次, “非均衡”强调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政治过程因人为的选择和设计而呈现出序列性和差异性的状态和格局,并由此带来发展的连锁反应,形成发展的理想格局。第三章提出了“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的基本观点。这一部分主要是遵循分析问题的基本逻辑,在引入并初步界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解答“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是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简言之,即要分析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本章从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通过探讨非均衡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政治发展中非均衡的存在方式及作用形式、非均衡的特征以及原则,进而揭示了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第四章具体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非均衡动力体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系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即国际社会杠杆效应的驱动力、党和政府的领导与设计、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驱动这三大现实动力。非均衡是这三大动力的存在方式和作用的内在逻辑。对我国而言,非均衡就是指在党和政府在领导和设计之下,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根据现实需求呈主次有别、先后有序的发展态势,并由此形成推动政治发展的理想格局。建国以来,我国的政治发展之路一波三折,非均衡推动我国的政治发展既是发展的规律使然,更是党和政府认识和运用规律的具体体现。理论和事实均证明非均衡推动我国政治发展是发展之路上的必然选择。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推动我国政治发展的非均衡动力体系有自己的特征,对推动我国的政治发展意义重大。第五章进行“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的国际经验分析”。西方在研究政治发展的相关问题时,研究的对象是明确的,简单说来,特指50、60年代以来亚非拉等贫穷落后国家的政治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和经验则被看成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理想型”。基于这种观点,本文选取的分析典型主要集中于对同属后发追赶型东亚及东南亚典型国家,通过对这些国家政治发展动力体系总体特征及内在逻辑的分析,说明政治发展中即便非均衡的具体内容和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的基本观点依然成立。通过对这些模型的分析和经验总结也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启示和借鉴。第六章“政治发展中非均衡的价值分析及路径选择”。论文的前几个部分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大致对研究的主题进行了解释说明,初步阐释了非均衡视域下“政治变迁与发展何以产生,又何以持续”,本章作为论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进一步阐述了非均衡的价值理性及路径选择。一共探讨三个问题：一是论证非均衡在政治发展中的价值理性；二是基于非均衡的内在逻辑总结我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三是探讨当代中国政治非均衡发展模式的选择与优化。总之,我们一方面要追问政治发展中非均衡的价值意蕴,当然更主要的是要探究和选择通过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的现实路径,即通过非均衡发展,建构民生政治,在有效性中积累合法性,这才是我国大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与路径。
龚津仪[5]（2014）在《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中央政府职能转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部制改革为适应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日益高涨的公共服务诉求而诞生，通过合并重构政府部门、调适明晰政府权责，从而优化政府行政流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在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上，我党对大部制改革做了全面部署，强调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改革的关键节点，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中央政府机构设置。目前，我国已步入改革深水区和攻坚区，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难题都是改革的“硬骨头”。所以，本文以探索“大而联、简而优”的大部门体制为背景，对我国中央政府职能转变的现状、遇到的困境及成因等要素进行分析，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中央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解决方案，试图探索出一条在2020年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总目标的中央政府职能转变之路。
白云龙[6]（2013）在《基于经济权力结构视角的包容性增长研究》文中认为自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始终不能确定,而欧洲各国不但没有走出经济增长趋缓的阴影,反而步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多米诺”雷区。以“占领华尔街”为标志的民众抗议浪潮遍及整个西方世界。在世界经济格局日益体现整体性同时,民族与国家的既有秩序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以前所未有冷峻的目光,反思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剧；反思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发展真谛的短期行为,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反思近30年来,自新自由主义滥觞,直至占领国家经济权力的全部阵地,逐渐形成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并以此为标尺,衡量各个国家的自由化程度,同时,以其终极形态的“华盛顿共识”作为解决非自由经济国家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的“手术刀”,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所谓自由经济秩序,给世界经济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的繁荣进步,而是巨大的社会灾难。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其中具有标志性的生产动力、公平交易、自由竞争和技术创新等因素,不仅体现出经济增长的现实可能,也体现出社会发展的良性预期。但是,贫富两极分化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注定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孽宿,这一点不仅为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而且为当下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困境所证明。与传统经济增长只重过程,不重结果,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观念不同,包容性增长是兼顾机会平等与结果正义、兼顾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观,其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这一全新的经济增长理念,不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空喊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是要将这一原则,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充分体现于市场经济行为之中,这就要求经济增长的方式,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革命性转变。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成果,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命题,纳入社会生产方式的价值理性分析框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社会正义作为经济增长价值理性分析的起点,将经济权力结构,这一包容性增长最为核心的条件要素,作为贯穿全文的主线,试图通过传统经济增长分析范式工具理性的突破,对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法系背景和不同国家中,所形成的经济权力结构,加以系统的分析与研究,进而论证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社会正义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得以充分地体现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已有的历史充分证明,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单一通过市场权力乃至其最大化,或单一通过国家权力乃至其最大化,都不可能为体现社会正义原则的经济增长,提供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实现的基本路径,唯有通过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均衡作用机制,即经济权力结构的不断创新,才能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找到符合社会生产方式客观规律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充分利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包容性增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为这一领域研究范式的确立提供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视域以及结论,既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也是本文的价值追求。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从总体意义上就本文选题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加以概括,首先从现实和理论背景上,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失败成因,进行梳理,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的说明,则为全文的主旨奠定了分析研究的基础。第二章是关于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分析。重点围绕西方主流经济学功利主义、唯心主义的抽象的、静态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人”概括所存在的不同,强调包容性增长的方法论基础,必须建立在将原本属于人的类本质的主体行为分析,回归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第三章是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重点阐述经济权力是包容性增长研究的切入点,只有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权力集成方式形成社会意义的价值评判,才能对市场与国家经济权力在包容性增长经济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理性分析和认识。而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生产要素与经济权力要素有效整合的分析,是传统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权力分析范式的根本分歧所在。其中,一般性市场、冻结化市场和外部性市场模式的划分,论证了只有通过外部性市场模式选择,才能为包容性增长提供经济运行的载体。第四章是意识形态与包容性增长。分析了市场正义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强调意识形态对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而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维护社会正义,以此为依据,对包容性增长意识形态再造的基本原则予以界定。第五章是经济权力结构创新与包容性增长。重点是对生产要素最大化所造成的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加以分析,并对经济权力结构创新的基本原则予以明确。以此为依据,对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经济权力结构创新的基本原则予以界定。第六章是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阐述所谓自由经济秩序是帝国主义霸权的工具,而国家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是针对自由秩序说教的反向运动。同时,分析了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约束。而社会成本对合理竞争秩序的影响,意在通过外部性均衡的视角,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经济权力的介入机制及其效用加以分析,由此阐发符合社会成本控制的市场模式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以此为依据,对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国家权力机制的基本原则予以界定。第七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包容性增长。通过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实践历程的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增长的目标予以明确,同时,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增长相对应的经济权力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予以概括。
张雅勤[7]（2013）在《行政公共性的演进逻辑与再造向度》文中研究说明公共行政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治理活动,其公共属性以及公共利益实现的宗旨都决定了它的发展绝不可能避开对其基本价值——“公共性”的探寻与追求。随着人类社会迈入后工业化时代,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性危机日益凸现,加之“技术主义”路线在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盛行,更是将“公共性”的价值追问置于边缘地位。公共性的陨落不仅使公共行政学因面临身份危机而难以良性发展,也给当今政府治理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构成了严峻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通过自觉建构行政公共性的理论内涵并客观解析其历史演进逻辑,从而对公共性在公共行政中的复兴与重塑进行探析和畅想。本文认为,行政公共性是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属性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出现领域化分类的产物。以公共利益为基点,行政公共性可以从形而上概括为一种维护公共利益至上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其共识,在形而下则凸显为行政主体在制度和行为上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作为思考与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旨归。通过历史回溯分析,可以看到行政公共性迄今为止经历了“共同性”形态的萌芽阶段、“形式公共性”的生成阶段和“实质公共性”的萌动阶段这样一个历史轨迹。从生成逻辑上讲,行政公共性是“管理行政”取代“统治行政”模式所取得的成果,它的生成是以工业社会为历史起点,以民主法治为政治前提,以公共生活为运行保障,以公共利益为逻辑主线,以行政主体的价值选择为内在动力的。可以预见,未来行政模式的转换必然意味着形式公共性的式微与实质公共性的彰显。沿着行政公共性的历史轨迹与演进逻辑,本文紧扣“公共生活的兴衰”和“行政模式的演进”两大主线,基于对20世纪社会治理模式中形式公共性的批判性考察,来自觉地探寻实质公共性的建构路径。通过对管理行政模式中所蕴含的现代性、工具理性和“中心—边缘”治理结构进行反思,以及对行政公共性的形式与实质之间的契合逻辑的探究与把握,本文尝试从三个向度来对行政公共性的回归进行探寻和畅想：其一,在制度维度上,通过解析当代民主困境的深层机理,提出以协商、对话与合作来形成行为共识,用合作治理这一新的制度形式来替代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其二,在组织向度上,从产生于工业社会的官僚制组织已经极不适应后工业社会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事实出发,探寻合作制组织这一新型组织形态并阐释其公共性与合法性对于官僚制的超越；其三,在伦理向度上,基于对官僚制下伦理关系状况的反思,探索一种新型的“伦理精神”来超越官僚制中“职业意识”的形式公共性。总之,本文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回归不可能通过现有行政模式的修缮而获得,而是需要一场以社会合作体系的构建为目标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型来加以实现。本文主要是对行政公共性问题作出的一项基础性与宏观性的理论研究,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在理论上通过对行政公共性概念内涵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的诠释,为这一主题的研究进行进一步系统和深入的学理分析；另一方面,在实践上通过把握行政公共性的发展脉络及其演进逻辑,从而畅想公共性价值在公共行政领域得以实现的远景。虽然本文未曾在具体、微观的操作性层面对行政公共性的回归进行对策性分析,但是这并不妨碍本文对当代社会治理变革提供一个行政哲学视野的战略性思考。
彭正波[8]（2013）在《地方政府公司化中的增长联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回顾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百分之九以上的GDP年均经济增速,使中国一举完成了解决温饱问题和达到初步小康的两个历史性阶段跨越。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加引人注目,俨然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发展“引擎”,中国被誉“世界工厂”。如此迅猛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充当了动力和引擎,毫无疑问,这是学术界非常关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以至于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当前已经成为思想界和学术界追捧的研究对象。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力量和变革主体,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经济发展函数的基本变量之一。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部分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自身却在发展中蜕变成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经济实体,逐步显示出公司化的倾向,具备了公司的诸多本质特征。在公司化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等利益主体结成增长共同体,形成了“总体性精英”,损害了其他主体的利益。集中显现为以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终极目标,追求经济增长,以GDP为营业额,以财政收入为政府利润。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中的行政集团利益最大化,政绩表现为政府官员群体的升迁。而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应扮演的角色退缩为单一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民生事业被忽视。自秦以降,中国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期间也出现过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此消彼长的格局,但总体而言,发展到今天,中央集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分权式的改革,但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仍然中央一体独大,地方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执行中央的意志,中央和地方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虽然中央一再三令五申,强调要为人民服务,地方政府必须要代表公众利益。但是更多的事实则证明,一些地方政府完全视中央政策于无视,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保持政令统一的最佳结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出现微乎其微。但现实却是在中央的政策和民众的利益双重制约下,一些地方政府成功的与经济利益集团形成了增长联盟。通过检视改革开放后地方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以房地产等几个领域为突破口,通过制度变迁分析和利益考量,希望回答地方增长联盟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地方增长联盟是如何形成的,各个主体之间是如何作用的?如何遏制地方增长联盟的非正常蔓延?机会主义与利益博弈侵蚀着政党官僚制的根基,如何改变这种传统的动员型治理模式,形成现代的治理结构?中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充满着博弈,但这种博弈是力量非对称的。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国际资本的转移,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上级考核指标的层层加码和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加快发展经济的压力不断增加,强烈的发展冲动使得地方政府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来完成政治和经济任务,以此实现政绩;而残酷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也希望通过地方政府的支持来获取超额利润。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联姻出现了,二者组合成增长共同体,实现“双赢”的发展目标。地方治理的“公司化”倾向逐渐明晰,最终促使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益集团的联姻,由此产生的增长联盟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地方行政精英与经济精英增长联盟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政治经济体制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选择了和企业利益集团结成增长联盟,其结果是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利益的代表的角色被遗忘和忽视,反倒是“经济人”的角色被不断强化,其结果是一些地方政府成为赤裸裸的利益追求者,这是房地产市场以及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异化的症结所在。在地方增长联盟的形成过程中,由于社会的强势主体: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因为利益“交集”而走到了一起,打破了利益均衡,对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公开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问题是,地方增长联盟的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复杂关系中,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越走越近,反而把中央政府排斥在外,中央政府越来越被边缘化,政策执行中的地方“梗阻”越来越明显。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经济利益集团结成联盟,为了追逐联盟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抵制中央政府的政策,无视民众的呼声和要求,虽然经济的迅猛发展有地方增长联盟的功劳,但总体而言,对于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危害和影响,成为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最大障碍。既得利益集团为了长期拥有高额稳定利润,阻碍改革的深入和拓展,导致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政府的合法性,造成政治性治理危机。在中国,由于中国事实上存在的长期“官本位”体制的影响和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相对落后,城市的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实力仍然极其弱小,所以反增长联盟并没有形成西方所特有的力量,整体上还非常微弱,中国语境下反增长联盟的主体变成了农民。由于地方增长联盟在征地过程中的过分剥夺,而且是以法律和政策的名义进行的,地方增长联盟对反增长联盟的利益侵蚀和打压越来越明显,利益冲突越来越激化,加上生活方式的巨变以及缺乏制度性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这些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反增长联盟在寻求合法化和制度化利益表达无果后,只得选择通过集体行动的体制外维权方式来进行。部分农民的抗争意识比较淡薄,一些不愿意抗争的和一些地方增长联盟的利益实现对自身伤害不大的农民不会选择抗争,这就与集体行动产生了分歧,农民内部的利益冲突使抗争行为陷入困境。要想走出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困境,实现地方政府公司化向公共化的转变,单纯的技术层面的革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根本的制度层面出发思考,着眼于全局,从深层次去解决问题。从政治体制改革和基层民主健全、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的改革重建、财政预算的民主与公共财政的建立、绩效评估的完善与问责制度的构建几个视角去分析应对地方增长联盟的措施。
袁媛淑[9]（2012）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发展探讨 ——基于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视角》文中提出本论文旨在阐述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应当保障与实质平等相结合的形式平等,达到建立兼有个人自由和集体福利（社会权的主要体现）,效率与公平的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宪法发展的模式。由于既往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有了实质平等的理念与举措,所以,当今主要的问题是怎样把形式平等逐步引入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他们补充提出了社会主义还应该保存“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断,可以说,这个论断已经蕴含着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应该存在着形式平等的思想的要素；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论断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应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存在着形式平等的思想的萌芽；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巨大的理论贡献,这一理论表明,中国不能超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实质平等,而实质平等以社会权的形式体现出来,通过社会保障的方式去实现,同时,社会主义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补建形式平等,而形式平等则以自由权的形式体现出来,通过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来实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应该把实质平等与形式平等结合起来,实现自由权和社会权的结合。围绕这个中心,本论文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法,具体探讨了：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的思想。这是社会主义宪法的理论源头,但其存在某些不足与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实践中出现失误与偏差；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宪法思想的实践和发展。旨在比较客观、动态地展现社会主义宪法及宪法实践追求实质平等的特色和缺陷,失误以及失误的原因；第三,各国发生社会主义改革所采取的修正措施。即：一、苏联的作法,主要从赫鲁晓夫等的“全民国家”理论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两个方面展开,检视了根据这两个理论推行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对于补建社会主义形式平等的影响与局限；二、中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进行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改革,这是引进形式平等的具体体现。第四,当代世界宪政发展的大趋势——自由权和社会权的结合。旨在论证当代世界宪政发展的大趋势是：既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促进个人自由,又要加强社会保障,实现社会公平,使自由权和社会权均衡结合起来,构建一个最佳的政治结构；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发展的模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继承的方面是实质平等依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追求目标,发展的方面是把形式平等引入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在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结合起来,二者相互促进,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发展与完善的两股推动力。通过对上述五个方面内容的探讨,比较完整准确地揭示出社会主义宪法模式的发展轨迹,从而证成本文确立的中心思想。
邱国良[10]（2011）在《转型时期我国农民的政治信任及其重建》文中研究说明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利益、观念和势力不断摩擦和碰撞,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凸显,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尤其是,农村社会矛盾仍旧十分突出,农民的利益需求未能得到及时满足,针对基层政府组织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既反映了各方利益和势力的冲突,也表明了农民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不信任程度不断加深。然而同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均离不开农村社会和政治的稳定。“郡县治,则天下安”,增强农民对地方和基层政府的信任感,将有利于改善基层政府的治理环境,提高农村治理绩效,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有力地促进农村社会和谐与稳定,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基于上述背景和理由,本文综合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对江西省贵县、泰县的二十多个村庄的部分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农民的政治信任状况与个体变量具有关联性,在不同的群体、宗教组织之间,农民政治信任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社会传统与信任心理对农民政治信任状况有着显着影响,分别表现出“关系网络”和“层级结构”的信任心理特征；农民政治信任具有“人格化”特征,即农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人格化”为其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农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很不相同,呈现出“递进式”的层级结构特征。本文分为三大部分：导论、止文和结论与展望。其中,正文共有六章,分别从信任概念和类型、农民政治信任的群体特征、层级差异、组织分化、机理和逻辑以及重建路径等六个方面进行讨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缘由、价值、研究现状、研究样本、研究方法、篇章结构及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一章首先阐释了信任与政治信任的概念,指出,政治信任是指公民个体或群体对政治行为者、政府、政党、政治制度和政治系统的一种心理和态度,一般不包括政府对公民的信任。在此基础上,还从社会分层、政府分层、群体分布、组织分化等方面讨论了农民政治信任的分层标准和依据。第二章分析了农民政治信任的群体特征。指出,农村精英和大众的政治信任状况具有显着差异,即社会地位更高的农村精英,其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而社会地位较低的普通大众,则信任程度较低；对于高层政府、基层政府及执政党,农村男性比女性均表现出更高的信任度,显示了“普遍信任”与农民政治信任之间的正关联性；对于执政党和高层政府,流动农民和普通农民信任差异不显着,但对于基层政府和一般官员,流动农民的信任程度明显较低。第三章分析了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特征。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形成了显着的“递进式”分层结构特征,即农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依次为省级政府、县（市）政府、乡镇政府。由于在普通农民与政府官员之间、政府官员相互之间形成了权力的“关系网络”,大多数农民更为信任距离自己较远的政府,而对自己身边的政府则不太信任。这也使得大多数上访农民倾向于选择“越级上访”。第四章分析了农民政治信任的组织分化。认为,大姓和小姓宗族的信任差异主要表现在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上,而对于高层政府,两者并无显着的信任差异；佛教徒比基督教徒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略高,随着政府层级的递减,两者差异更加明显。而未信教农民与佛教徒则无显着的信任差异；对待基督宗教及其信徒,要规范、引导、包容和扶助,以增强其政治认同。第五章归纳和揭示了农民政治信任的基本特征、体制环境、心理结构和社会基础。并认为,农民政治信任具有多样性与统一性、道德化与理性化及人格化与制度化的特征,其中,其“人格化”特征甚为显着；农民对政府官员的信任表现出“关系网络”特征,即农民对与自己关系愈亲近的官员及其所代表的政府机构愈加信任。农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表现出递进式的“层级结构”特征,即农民通常对距离自己越远的政府越信任,而对自己身边的政府则不太信任。高层政府利用其对财政和信息资源的掌控优势,成功地塑造了其良好的政治形象,从而反衬出基层政府糟糕的政治形象,最终导致农民对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农民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深受社会信任状况的影响,这种信任是个别的、特殊的而非普遍的信任,因而无法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稳定的政治信任。相反,制度或规则具有稳定、理性的优势,对其信任可以成为一种结构性的信任。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以“人格化”为特征的信任结构亟待转变为以“制度化”为特征的信任结构。第六章指出了重建农民政治信任的路径。本文从民生、民权和民主三个维度讨论了农民政治信任的重建路径,即要构建民生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要进一步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牢固树立法制的权威,以确保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要积极推行协商民主,鼓励和支持农民参与公共治理,进而提升政府公信力。
二、走出二律背反的怪圈——论政府过度集权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走出二律背反的怪圈——论政府过度集权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四、核心理念 |
| 五、莫里斯·多布的学术历程 |
| 第一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
| 1.1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守 |
| 1.1.1 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 |
| 1.1.2 以阶级分析为基本方法 |
| 1.1.3 《资本论》理论价值再考察 |
| 1.2 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反思 |
| 1.2.1 对列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客观评价 |
| 1.2.2 以经济计划性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 1.3 融合近代经济学传统 |
| 1.3.1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吸收和批判 |
| 1.3.2 传承与发展经验主义传统 |
| 1.4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总体理论环境 |
| 1.4.1 人民阵线运动的时代契机 |
| 1.4.2 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功用 |
| 1.4.3 1956年危机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
| 2.1 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
| 2.1.1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动力 |
| 2.1.2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 2.1.3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指向 |
| 2.2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视角 |
| 2.2.1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理念或商业形式 |
| 2.2.2 资本主义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制度 |
| 2.2.3 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暂时性 |
| 2.3 以经济与政治双重演进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 |
| 2.3.1 市场作为社会形态的一种表征 |
| 2.3.2 政府与市场的理性组合模式 |
| 2.3.3 苏东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 |
| 3.1 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
| 3.1.1 作为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 |
| 3.1.2 作为哲学立场的意识形态 |
| 3.2 阶级意识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反映 |
| 3.2.1 阶级意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
| 3.2.2 阶级斗争对于阶级意识发展的促进 |
| 3.2.3 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增强 |
| 3.3 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 |
| 3.3.1 商业化模式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掩饰 |
| 3.3.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展现 |
| 3.3.3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后果 |
| 小结 |
| 第四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 |
| 4.1 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哲学基础 |
| 4.1.1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
| 4.1.2 否定之否定原则 |
| 4.2 对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辩护 |
| 4.2.1 深刻反思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历史意义 |
| 4.2.2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范畴 |
| 4.2.3 集中管理与分散决策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合理设想 |
| 4.3 对计划与市场辩证关系的重新审视 |
| 4.3.1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必须认真总结 |
| 4.3.2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现实可行的 |
| 4.3.3 落后国家要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
| 小结 |
| 第五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 |
| 5.1 现代化国家治理职能的主要内涵 |
| 5.1.1 坚持国家的治理主体地位 |
| 5.1.2 坚持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相结合 |
| 5.2 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增强 |
| 5.2.1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能力悖论 |
| 5.2.2 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中国家能力的弱化与重构 |
| 5.2.3 工人自治作为改善国家治理效果的可行模式 |
| 5.3 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多维价值 |
| 5.3.1 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 |
| 5.3.2 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客体价值 |
| 5.3.3 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协同价值 |
| 小结 |
| 第六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和评价 |
| 6.1 丰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
| 6.2 深化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性认识 |
| 6.3 整体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 |
| 6.4 科学阐释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规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
（2）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 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 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民粹主义的概念梳理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相关概念辨析 |
| 四、理论工具 |
| (一) 现代化理论 |
| (二) 社会公正理论 |
| (三) 社会分层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拉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初)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政策取向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改革取向 |
| 第三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改革取向 |
| 第二章 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的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 |
| 一、草根性 |
| 二、非理性 |
| 三、批判性 |
| 四、易变性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 |
| 一、城市为主要阵地 |
| 二、卡里斯马式的上层领导 |
| 三、妥协的改良主义 |
| 第三章 拉美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 |
| 第一节 经济根源 |
| 一、经济基础薄弱 |
| 二、市场经济不完善 |
| 三、土地改革不彻底 |
| 第二节 政治根源 |
| 一、美国干涉与控制 |
| 二、威权主义盛行 |
| 三、政治体制缺陷 |
| 四、军队强大且活跃 |
| 五、政党力量相对弱小 |
| 第三节 思想文化根源 |
| 一、缺乏科学民主的文化传统 |
| 二、国家认同危机 |
| 三、传统的一体化团结思想 |
| 四、外来文化冲击 |
| 第四节 社会根源 |
| 一、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
| 二、社会分层趋势显着 |
| 三、社会结构流动多变 |
| 四、社会冲突激烈且常态化 |
| 第四章 民粹主义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治视角 |
| 一、维护社会群体利益 |
| 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性 |
| 三、煽动性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进程 |
| 四、加剧领袖政治专断 |
| 第二节 经济视角 |
| 一、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 |
|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三、加深经济发展不平衡困境 |
| 第三节 社会视角 |
| 一、提升民众利益和生活质量 |
| 二、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
| 三、福利赶超加重中等收入陷阱 |
| 第五章 拉美民粹主义的挑战与趋势 |
| 第一节 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一、拉美的新民粹主义 |
| 二、内部问题与挑战 |
| 三、外部问题与挑战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 |
| 一、民粹主义的政治选举 |
| 二、民粹主义的指导理论 |
| 三、民粹主义的改革 |
| 结语 |
| 一、基本结论 |
| (一) 拉美民粹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相伴而行 |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并存 |
| (三) 拉美民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尚未终结 |
| 二、研究展望 |
| (一) 拉美民粹主义政府、军队和民众互动的机制研究 |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国别研究和区域的比较研究 |
| 参考文献 |
（3）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模式及转换机制研究 ——一个从分立到融合的过程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的价值 |
| 四、基本概念界定 |
| 五、研究内容 |
| 六、研究方法 |
| 七、研究的创新点与限度 |
| 第一章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总结 |
| 二、国内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开发区融合发展理论基础 |
| 一、行政分权理论 |
| 二、资源依赖理理论 |
| 三、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
| 四、公共价值管理理论 |
| 第三节 研究分析框架 |
| 一、开发区发展中的政府作用机制 |
| 二、开发区融合发展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开发区政策流变与政策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开发区发展与开发区政策阶段 |
| 一、开发区政策初始建构的放权阶段 |
| 二、开发区政策重整与优惠让利阶段 |
| 三、开发区政策规范与普惠阶段 |
| 四、开发区创新转型与政策融合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开发区政策演变文本量化分析 |
| 一、政策文本选择 |
| 二、政策文本数量时间序列分析 |
| 三、开发区政策主体结构分析 |
| 四、政策主体联合发文与政策网络分析 |
| 五、讨论与结论 |
| 第三章 分立形态下开发区与行政区关系、结构和效率偏离 |
| 第一节 开发区融合发展中的政府间关系 |
| 一、开发区特殊空间中的中央政府部委与开发区 |
| 二、省级政府与开发区 |
| 三、所在地政府与开发区 |
| 四、驻地政府与开发区 |
| 五、开发区准政府间的逐底竞争 |
| 第二节 开发区治理碎片化与复杂结构变化 |
| 一、混合治理与多层代理并存 |
| 二、从经济类公共产品提供转向基本公共服务提供 |
| 三、开发区统合治理走向嵌入式自主治理 |
| 四、开发区结构主体多元复杂,发展整体趋于成熟 |
| 五、政策权限、资源优势转向权限资源约束 |
| 第三节 开发区发展效率偏离 |
| 一、数据包络分析(DEA)与曼奎斯特指数 |
| 二、样本与变量选择 |
| 三、湖北省开发区税收收入效率评估实证分析 |
|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
| 第四章 开发区转换为行政区的干预式融合发展模式 |
| 第一节 开发区发展与地方政府干预主导 |
| 一、初始建构的第一行动人 |
| 二、发展演变中的路径依赖 |
| 三、政府权力与经济发展繁荣密切关联 |
| 四、战略与管理结构的匹配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新区转换正式行政区 |
| 一、案例概述 |
| 二、新区转换行政区:战略与结构匹配 |
| 三、新区转换行政区:城市经济需要行政权力保障 |
| 第三节 新区转换为行政区的绩效表现 |
| 一、经验的观察 |
| 二、绩效计量分析与讨论 |
| 第四节 新区建政后的现实问题与渐进调解 |
| 一、保持效率与规范的平衡 |
| 二、新区政府体制机制自主创新与依法行政的适度兼容 |
| 三、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的兼顾平衡 |
| 四、行政区权力强势,寻租腐败的预防与治理 |
| 第五章 开发区行政托管的吸纳式融合发展模式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强激励与制度供给分散化 |
| 一、开发区是地方经济增长“强激励”的主要平台 |
| 二、开发区资源制度供给碎片化 |
| 三、行政托管是开发区吸纳行政区的灵活性选择 |
| 第二节 结构性约束与能动性行为:行政托管的实施过程 |
| 一、土地空间:开发区发展中的核心资源依赖 |
| 二、经验参照:经验借鉴中的渐进决策 |
| 三、利益与竞争:行政托管的双重驱动 |
| 四、可行性:领导高配与高赋权以保障融合顺畅 |
| 五、调适创新:行政区划的刚性与行政托管的柔性 |
| 第三节 武汉开发区托管行政区典型分析 |
| 一、开发区治理结构与空间约束 |
| 二、利益互惠与开发区外部激烈竞争 |
| 三、开发区既定约束下的调适性选择 |
| 四、开发区经验复制与灵活选择 |
| 五、长期均衡协同的战略考量 |
| 第四节 行政托管模式的现实绩效、内在张力与外在调适 |
| 一、行政托管现实绩效表现 |
| 二、行政托管的内在张力与渐进调试 |
| 第六章 区政合一的互嵌式融合发展模式 |
| 第一节 文献回顾与互嵌式融合发展分析 |
|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
| 二、开发区脱嵌与互嵌式融合发展 |
| 第二节 融合发展制度性困境与双向互嵌理性选择 |
| 一、宏观政策的模糊、叠加、多元与开发区制度供给 |
| 二、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取向与开发区经济增长极定位 |
| 三、开发区管理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双向互嵌式整合 |
| 四、开发区权力不完全内生关联与双向互嵌融合发展 |
| 第三节 区政合一模式案例比较分析 |
| 一、案例选择 |
| 二、案例描述 |
| 三、区政合一案例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区政合一模式现实问题 |
| 一、向传统行政区回归的风险增大 |
| 二、行政文化融合的渐进性 |
| 三、行政协调的三重困境 |
| 第五节 区政合一模式评价与未来走向 |
| 一、区政合一模式的经济逻辑 |
| 二、区政合一模式的政治逻辑 |
| 三、区政合一模式的社会逻辑 |
| 四、区政合一模式模式前景思考 |
| 第七章 开发区融合发展模式的转换机制 |
| 第一节 开发区融合发展模式基本特征 |
| 一、融合发展模式的共性 |
| 二、融合发展模式的差异 |
| 第二节 开发区融合发展转换的驱动力 |
| 一、开发区融合发展的目标治理先导驱动 |
| 二、开发区融合发展的制度性成本关键驱动 |
| 三、开发区融合发展的资源保障性驱动 |
| 第三节 开发区融合发展选择与模式转换解释框架 |
| 一、开发区融合发展的可能选择方案 |
| 二、既定约束下开发区融合发展模式转换 |
| 第四节 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 |
| 一、融合发展多模式并行互补 |
| 二、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策略组合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企业化与行政化:开发区的最终归宿? |
| 三、法定机构型:融合发展的第三条路径 |
| 四、创新超越:开发区与行政区发展的变与不变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非均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与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的缘起 |
| 1.1.2 本文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关于政治发展动力研究的现状及本文的思考 |
| 1.2.1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发展动力的基本观点 |
| 1.2.2 西方学者关于政治发展动力研究的概况 |
| 1.2.3 国内学者关于政治发展动力的相关研究 |
| 1.2.4 简要述评以及本文的思考 |
| 1.3 本文的基本逻辑及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基本逻辑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非均衡的学理解读 |
| 2.1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非均衡理论的基本观点 |
| 2.1.1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中关于非均衡的基本观点 |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非均衡观点 |
| 2.1.3 马克思主义非均衡理论的世界眼光和宏观视角 |
| 2.2 西方学界关于非均衡理论的主要观点 |
| 2.2.1 对古典“瓦尔拉均衡”的批判及非均衡思想的提出 |
| 2.2.2 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非均衡的主要观点 |
| 2.3 本文关于非均衡的基本规定 |
| 2.3.1 非均衡的界定 |
| 2.3.2 非均衡对政治发展的意义分析 |
| 第3章 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 |
| 3.1 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的原因分析 |
| 3.1.1 非均衡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之源 |
| 3.1.2 非均衡是政治发展过程的生动写照 |
| 3.2 非均衡：政治发展动力体系的存在方式及内在逻辑 |
| 3.2.1 非均衡：政治发展的动力体系的存在方式 |
| 3.2.2 非均衡：政治发展动力体系作用的内在逻辑 |
| 3.3 非均衡的特征及原则 |
| 3.3.1 非均衡的特征 |
| 3.3.2 非均衡的限度及原则 |
| 3.4 小结：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 |
| 第4章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非均衡动力分析 |
| 4.1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非均衡动力体系 |
| 4.1.1 国际现代化杠杆的驱动：我国政治发展的外在动力 |
| 4.1.2 党和政府的发动与设计：我国政治发展的核心动力 |
| 4.1.3 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我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
| 4.2 非均衡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性分析 |
| 4.2.1 以政府为核心动力推动我国政治发展的必然性分析 |
| 4.2.2 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基于建国以来我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回顾 |
| 4.3 非均衡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 |
| 4.3.1 党和政府的核心动力保证了我国政治发展的有效进行 |
| 4.3.2 注重效能为政治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
| 4.3.3 政治价值、制度及行为的非均衡发展推动政治转型 |
| 4.4 非均衡发展与政府关注 |
| 4.4.1 非均衡发展与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基于微观的考察 |
| 4.4.2 非均衡发展与政府关注——基于解决路径的考察 |
| 第5章 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的国际经验分析 |
| 5.1 选择分析典型及选择原因 |
| 5.2 日、韩等东亚国家转型时期政治发展动力的选择与经验分析 |
| 5.2.1 日韩模式中动力体系的特征分析 |
| 5.2.2 日韩模式中非均衡动力的选择与经验分析 |
| 5.3 东南亚国家转型时期非均衡动力的作用及效应——以新加坡为分析样本 |
| 5.3.1 新加坡模式中动力体系的特征分析 |
| 5.3.2 新加坡模式中非均衡动力的作用及效应分析 |
| 5.4 小结：国内外非均衡推动政治发展的共性和基本经验 |
| 第6章 政治发展中非均衡的价值分析及路径选择 |
| 6.1 非均衡在政治发展中的价值理性分析 |
| 6.1.1 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认识 |
| 6.1.2 非均衡的价值理性分析 |
| 6.2 我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与路径选择：非均衡发展创设有效政治 |
| 6.2.1 政治发展的路径分析：有效性与合法性 |
| 6.2.2 我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非均衡发展创设有效政治 |
| 6.2.3 非均衡发展推动政治转型：在有效性中积累合法性 |
| 6.2.4 非均衡发展推动政治转型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
| 6.3 我国政治发展非均衡模式的选择与优化分析 |
| 6.3.1 民生政治：基本政治价值诉求基于“合法性”的逻辑演进 |
| 6.3.2 以民生建设促民主发展：政治发展非均衡模式的选择与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中央政府职能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关于大部制改革背景下政府职能研究述评 |
| （二） 国外关于大部制改革及政府职能研究述评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大部制改革的内涵及意义 |
| 一、 大部制改革的内涵 |
| 二、 大部制改革的意义 |
| 第二节 政府职能的内涵及转变依据 |
| 一、 政府职能的内涵 |
| 二、 政府职能的转变依据 |
| 第三节 大部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 |
| 一、 政府职能转变是大部制改革的核心依据 |
| 二、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组织保证 |
| 第二章 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中央政府职能转变目标 |
| 第一节 合并重构中央政府机构 |
| 一、 合并重构中央政府机构的意义 |
| 二、 合并重构中央政府机构的历程 |
| 三、 合并重构中央政府机构的新动向 |
| 第二节 调适明晰中央政府权责 |
| 一、 我国中央政府权责划分的现状 |
| 二、 调适明晰中央政府权责意义 |
| 第三节 构建服务型政府模式 |
| 一、 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
| 二、 构建服务型政府意义 |
| 第三章 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中央政府职能转变困境 |
| 第一节 既得利益困境 |
| 一、 中央政府机构既得利益固化 |
| 二、 官员既得利益触动难 |
| 第二节 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困境 |
| 一、 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
| 二、 传统党政关系转变难 |
| 第三节 配套体制发展困境 |
| 一、 市场经济体制滞后 |
| 二、 政治体制改革缓慢 |
| 三、 社会组织发展不足 |
| 第四节 政府绩效评估及权力监督困境 |
| 一、 政府绩效评估发展失衡 |
| 二、 政府权力监督机制单一 |
| 第四章 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中央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 |
| 第一节 化解既得利益困境 |
| 一、 建立权力清单制度 |
| 二、 实施利益补偿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
| 第二节 更新传统政治文化观念 |
| 一、 突破官本位思想束缚 |
| 二、 创建党政关系新模式 |
| 第三节 系统推进配套设施发展 |
| 一、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
| 二、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 三、 建全社会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优化政府绩效评估及强化权力监督体系 |
| 一、 改进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
| 二、 加强政府权力监督体系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基于经济权力结构视角的包容性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现实背景和意义 |
| 1.1.2 选题的理论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包容性增长的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包容性增长的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包容性增长与政府经济职能创新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3.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3.2 本文的主要内容 |
| 1.3.3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3.4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关于-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观 |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硬核——“经济人”假设 |
| 2.1.2 纯粹工具理性研究范式的成因 |
| 2.1.3 纯粹工具理性研究范式的缺陷 |
| 第二节 其他经济学流派的经济增长观 |
| 2.2.1 发展经济学的增长观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的增长观 |
| 2.2.3 演化经济学的增长观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增长观 |
| 2.3.1 经济增长研究范式突破的必要性 |
| 2.3.2 包容性增长的含义、内容和特征 |
| 2.3.3 包容性增长的本质和实现路径 |
| 第三章 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 |
| 第一节 经济权力释义 |
| 3.1.1 权力的含义 |
| 3.1.2 经济权力的含义 |
| 第二节 经济权力结构及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
| 3.2.1 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概念的区别 |
| 3.2.2 包容性增长视角的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 |
| 3.2.3 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 |
| 3.2.4 包容性增长的分析维度 |
| 第三节 经济权力与市场模式选择 |
| 3.3.1 一般性市场(Normal Market) |
| 3.3.2 冻结化市场(Frozen Market) |
| 3.3.3 外部性市场(Externality Market) |
| 第四章 意识形态与包容性增长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含义与作用 |
| 4.1.1 意识形态的含义 |
| 4.1.2 意识形态的作用 |
| 4.1.3 意识形态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由主义市场正义论批判 |
| 4.2.1 市场正义论的历史背景 |
| 4.2.2 市场正义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包容性增长意识形态再造的基本原则 |
| 4.3.1 “普世价值”的含义和实质 |
| 4.3.2 扞卫社会正义 |
| 4.3.3 超越“道德至上主义” |
| 第五章 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及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生产要素单一最大化与经济权力结构 |
| 5.1.1 劳动要素最大化 |
| 5.1.2 土地要素最大化 |
| 5.1.3 资本要素最大化 |
| 第二节 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与社会发展“双重羁绊循环” |
| 5.2.1 “英国病”思辨 |
| 5.2.2 资本权力最大化与社会危机 |
| 5.2.3 传统经济增长的经济权力结构约束 |
| 第三节 经济权力结构创新的基本原则 |
| 5.3.1 促进社会分工 |
| 5.3.2 优化劳动禀赋 |
| 5.3.3 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的融合 |
| 5.3.4 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融合 |
| 第六章 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 |
| 第一节 自由竞争秩序是帝国主义霸权的工具 |
| 6.1.1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虚伪性和庸俗性 |
| 6.1.2 私有化、市场化和民主化是帝国主义霸权逻辑的延续 |
| 第二节 自由竞争秩序的反向运动 |
| 6.2.1 国家经济学对国家需要的满足 |
| 6.2.2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约束 |
| 第三节 合理竞争秩序的外部性市场 |
| 6.3.1 社会成本是合理竞争秩序的均衡点 |
| 6.3.2 竞争秩序体现国家意志 |
| 6.3.3 国家权力与外部性市场均衡 |
| 第四节 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下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 |
| 6.4.1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
| 6.4.2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融合 |
|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包容性增长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7.1.1 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国家理论 |
| 7.1.2 斯大林的国家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 |
| 7.1.3 毛泽东的国家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
| 7.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 |
| 7.2.2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
| 7.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
| 7.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的经济权力结构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增长的实现途径 |
| 7.3.1 完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 |
| 7.3.2 强化政府监管职能 |
| 7.3.3 完善市场宏观调控体系 |
| 7.3.4 完善企业组织的合理竞争秩序 |
| 7.3.5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
| 7.3.6 优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方式 |
| 7.3.7 以发展教育、福利改善和税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
| 7.3.8 经济权利与自然权利的融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行政公共性的演进逻辑与再造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主题阐释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
| 二、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西方学界关于行政公共性的理论回顾 |
| 二、中国学者关于行政公共性的研究现状 |
| 三、对文献的总结与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建构 |
| 一、本文主要研究方法 |
| 二、本文主要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研究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公共性：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 |
| 第一节 历时性与共时性视野下的公共性 |
| 一、历时性：公共性概念的历史演进 |
| 二、共时性：公共性意蕴的现代解读 |
| 三、交融与重合：公共哲学视野中的公共性 |
| 第二节 描述性与规范性定义中的行政公共性 |
| 一、公共行政内涵的重新审视 |
| 二、行政公共性的描述性阐释 |
| 三、行政公共性的规范性建构 |
| 第三节 公共行政学：寻求公共性的灵魂之旅 |
| 一、公共性：公共行政学的灵魂 |
| 二、价值中立：湮没于技术理性中的公共性 |
| 三、宪政主义：公共性价值的重拾与复兴 |
| 第三章 萌芽与生长：从“共同性”到“公共性” |
| 第一节 统治行政中的“共同性” |
| 一、城邦中的狭隘“全民性” |
| 二、王权专制中的“代表型公共性” |
| 三、“共同性”的理论解构 |
| 第二节 在领域的分化中萌芽的行政公共性 |
| 一、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成长 |
| 二、绝对国家的建立与共同利益边界的扩展 |
| 三、行政公共性的萌动 |
| 第三节 行政公共性的生成 |
| 一、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公共生活的发生 |
| 二、现代国家的建立与公共行政的滥觞 |
| 三、行政公共性的生成逻辑 |
| 第四章 衰微与迷失：管理行政的“形式公共性” |
| 第一节 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公共性的异化 |
| 一、公共生活良性存续的基本条件 |
| 二、行政国家的兴起与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
| 三、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公共性的异化 |
| 第二节 孕育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管理行政” |
| 一、现代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
| 二、管理行政的现代性叙事 |
| 三、管理行政的价值迷失与公共性的畸变 |
| 第三节 形式合理性追求中的公共性危机 |
| 一、行政工具化与民主价值间的冲突 |
| 二、官僚制中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割裂 |
| 三、行政主体人格异化与伦理精神的丧失 |
| 第五章 复苏与勃兴：服务行政的“实质公共性” |
| 第一节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与公共生活的重建 |
| 一、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转型 |
| 二、领域融合与新市民社会的兴起 |
| 三、公共生活的重建与公共性价值的复兴 |
| 第二节 形式公共性的式微与实质公共性的萌动 |
| 一、突破“形式公共性”的理论追求 |
| 二、趋向“实质公共性”的行政改革 |
| 三、民主的困境与公共性的扩散 |
| 第三节 服务行政对实质公共性的渴求 |
| 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时代危机 |
| 二、后工业化催生的服务型政府 |
| 二、服务行政中的公共性 |
| 第六章 反思与展望：再造行政公共性的向度 |
| 第一节 突破行政“公共性危机”的理论反思 |
| 一、反思一：现代性的批判性继承与超越 |
| 二、反思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路径 |
| 三、反思三：“中心—边缘”治理结构的打破 |
| 第二节 制度向度的行政公共性再造 |
| 一、代议制民主的现代困境 |
| 二、协商民主：表达自由中的形式公共性 |
| 三、在合作治理构建中再造公共性 |
| 第三节 组织向度的行政公共性再造 |
| 一、官僚制组织的“控制悖论” |
| 二、突破官僚制组织的理论努力 |
| 三、合作制组织：以公共性补救合法性 |
| 第四节 伦理向度的行政公共性再造 |
| 一、政府治理类型及其伦理关系 |
| 二、对理性官僚制的伦理反思与救治 |
| 三、在伦理精神的张扬中回归公共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 |
（8）地方政府公司化中的增长联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五节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公司化中的增长联盟研究缘起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地方政府 |
| 二、地方政府公司化 |
| 三、增长联盟 |
| 四、企业家政府 |
| 五、城市经营 |
| 第二节 中西方地方政府转型的异同 |
| 一、转型的总体背景 |
| 二、转型的目标 |
| 三、转型的内容与方式 |
| 第三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理论基础 |
| 二、论文的分析框架:制度——行为分析 |
| 第三章 转型过程中地方增长联盟的生成逻辑 |
| 第一节 地方增长联盟的形成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变迁 |
| 二、中国语境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复杂化 |
| 三、地方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摇摆”: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逻辑起点 |
| 四、双重行为: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复杂关系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
| 一、经济全球化: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外部环境 |
| 二、政治分权化: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内部环境 |
| 三、财权与事权的不均衡: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必然选择 |
| 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思维方式 |
| 五、地方政府角色的转换: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催化剂 |
| 第三节 土地公有背景下使用权的市场化改革: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制度因素 |
| 一、地方政府所有:土地所有制的异化 |
| 二、“名为市场,实为计划”:公有制条件下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 |
| 三、地方政府的盛宴:土地财政 |
| 四、寻租:土地市场上地方政府干预管制经济的超额收益 |
| 五、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内源驱动力 |
| 第四节 增长联盟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一、地方公有制企业:直接的地方保护主义 |
| 二、外来投资的特殊政策:招商引资 |
| 三、房地产市场:稳固的增长联盟 |
| 第四章 地方增长联盟的复杂关系 |
| 第一节 地方增长联盟博弈的出发点 |
| 一、政党官僚制的整合与机会主义的冲突 |
| 二、委托——代理理论下的地方政府 |
| 三、政治交易过程中的“经济人” |
| 四、权力的稀缺性和利益性 |
| 五、褒贬不一的利益集团 |
| 第二节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博弈 |
| 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增长联盟的博弈 |
| 二、房地产市场调控:一个典型样本的分析 |
| 第三节 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内部的博弈关系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博弈关系 |
| 第五章 地方增长联盟的政治经济影响 |
| 第一节 地方增长联盟的积极作用 |
| 第二节 地方增长联盟的消极影响 |
| 一、行政区经济 |
| 二、权力寻租与增长联盟利益最大化 |
| 三、地方政府债务的剧增和公共服务的严重滞后 |
| 四、城乡经济的割裂式发展 |
| 五、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进程 |
| 第六章 地方政府公司化中的反增长联盟 |
| 第一节 中国语境下西方式反增长联盟未形成的原因 |
| 一、地方政府的无契约约束与非对称政治结构 |
| 二、市民社会的不健全与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微弱 |
| 三、工会组织的体制性困境与无助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公司化中反增长联盟的主体:农民 |
| 一、经济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 |
| 二、显失公平的土地收益分配: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 |
| 三、自身合法权益的无力维护:无组织化的力量 |
| 第三节 反增长联盟的运作方式:农民的集体性抗争 |
| 一、农民抗争的原因 |
| 二、农民抗争的方式 |
| 第四节 反增长联盟的抗争:“阿凡达式”的个体悲剧 |
| 一、弱者地位的强化:合法化的诉苦与协商 |
| 二、构建合法化:寻找拆迁的漏洞 |
| 三、制造舆论效应:弱势群体的非均衡博弈 |
| 四、进入司法程序:难以奏效的抗争方式 |
| 第五节 反增长联盟的集体行动逻辑 |
| 一、从日常对抗走向集体行动 |
| 二、反增长联盟的集体行动困境 |
| 第七章 遏制地方增长联盟非正常蔓延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妥推进与基层民主的健全 |
| 一、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 二、健全基层民主制度 |
| 第二节 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改革与重构 |
| 一、界定市场与政府边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权划分 |
| 二、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划分,实现财权与事权统一 |
| 三、建立和完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 四、保持国家治理结构与财政制度的协调 |
| 五、政府管理级次和财政管理级次的适度简化 |
| 第三节 财政预算的民主与公共财政的建立 |
| 一、财政预算的民主 |
| 二、公共财政:转型时期财政运行模式的合理选择 |
| 第四节 绩效评估的完善与问责制度的构建 |
| 一、绩效评估制度的完善 |
| 二、问责制度的健全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发展探讨 ——基于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0.1 社会主义宪法发展简史 |
| 0.2 相关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
| 0.2.1 关于宪法思想、宪法与宪政的相互关系 |
| 0.2.2 关于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相互关系 |
| 0.3 文献综述 |
| 0.3.1 国外研究现状 |
| 0.3.2 国内研究现状 |
| 0.4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 |
| 0.4.1 研究方法 |
| 0.4.2 主要内容 |
| 0.4.3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的思想 |
| 1.1 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 |
| 1.1.1 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 |
| 1.1.2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 |
| 1.1.3 法将随着人类中对立关系的消除而消亡 |
| 1.2 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不平等的批判 |
| 1.2.1 资本主义政治的平等是商品生产要求的平等关系的反映 |
| 1.2.2 形式上的平等给劳动者带来的苦难 |
| 1.2.3 应当以阶级斗争的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法制 |
| 1.3 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法的思想 |
| 1.3.1 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实现人们实质平等的社会制度 |
| 1.3.2 实行人民民主 |
| 1.3.3 维护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 |
| 1.4 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想,包含着可被社会主义宪法吸取的因素 |
| 1.4.1 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 |
| 1.4.2 共产主义是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原则的社会 |
| 1.4.3 自由人联合体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国家对马、恩宪法思想的实践和发展 |
| 2.1 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宪法思想的实践和发展 |
| 2.1.1 列宁领导创建苏维埃国家和制订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 |
| 2.1.2 斯大林领导制订1936年宪法和实践情况 |
| 2.2 毛泽东领导制订1954年宪法和实践情况 |
| 2.2.1 毛泽东的宪法思想概述 |
| 2.2.2 制定1954年宪法的历史背景 |
| 2.2.3 1954年宪法的基本内容和历史意义 |
| 2.2.4 1954年宪法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
| 2.3 既往社会主义国家宪政建设的成果和缺失 |
| 2.3.1 既往社会主义国家宪政建设的成果 |
| 2.3.2 既往社会主义国家宪政建设的缺失与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各国发生社会主义改革采取的修正措施 |
| 3.1 苏联的作法 |
| 3.1.1 赫鲁晓夫等的“全民国家”理论 |
| 3.1.2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 |
| 3.2 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革 |
| 3.2.1 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 |
| 3.2.2 进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革 |
| 3.2.3 中国实施多方面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
| 第四章 当代世界宪政发展的趋势：自由权和社会权的结合 |
| 4.1 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平等容纳实质平等因素——采行公民社会权 |
| 4.2 社会主义国家：实质平等容纳形式平等因素——采行公民自由权 |
| 4.3 什么是自由权 |
| 4.3.1 自由权的定义 |
| 4.3.2 自由权理论的历史及其演变过程 |
| 4.3.3 自由权的宪法保护和社会意义 |
| 4.4 什么是社会权 |
| 4.4.1 社会权的定义 |
| 4.4.2 社会权理论的历史与演进过程 |
| 4.4.3 社会权的主要内容及法律保护、社会意义 |
| 4.5 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均衡结合导致最佳政治结构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发展的模式 |
| 5.1 市场经济与宪政的相互促进 |
| 5.1.1 市场经济是滋生自由、平等等宪政精神的土壤 |
| 5.1.2 市场经济既要制约国家权力,又要授予国家权力 |
| 5.1.3 宪法与宪政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
| 5.2 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的相互作用 |
| 5.2.1 社会保障需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
| 5.2.2 市场经济造成的实质不平等需要社会保障予以化解和消除 |
| 5.2.3 社会保障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
| 5.2.4 市场经济对社会保障同样具有促进作用 |
| 5.3 社会保障与宪政的相互影响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博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10）转型时期我国农民的政治信任及其重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二、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三、研究样本与研究方法 |
| 四、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信任与迷信:政治信任及其类型 |
| 第一节 迷信与信任:信任的概念阐释 |
| 一、信任的语义与学理解释 |
| 二、迷信抑或信任:信任的内涵与特征 |
| 第二节 政治信任及相关概念的厘定 |
| 一、政治信任与政府信任 |
| 二、政治信任与政府公信力 |
| 三、政治信任与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信任与政治信任的类型 |
| 一、信任的类型 |
| 二、农民政治信任的类型划分 |
| 第二章 共识与差异:农民政治信任的群体特征 |
| 第一节 阶层分化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
| 一、精英与大众:"断裂"社会的阶层分化 |
| 二、农村阶层利益冲突及其特征 |
| 三、农民政治信任的阶层分化 |
| 第二节 性别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
| 一、从传统到现代:男女性别差异与弥合 |
| 二、男女之别:农民政治信任的性别特征 |
| 第三节 社会流动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
| 一、转型期的社会流动与农民职业转型 |
| 二、流动农民的政治信任 |
| 第三章 中央与地方: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 |
| 第一节 农民政治信任的分层状况 |
| 一、"递进式"结构: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特征 |
| 二、"赢利人"与"保护人":农民政治信任分层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越级上访:农民政治信任与行动策略 |
| 一、个案背景:关系网络与羊村的上访故事 |
| 二、越级上访:农民的上访偏好与行动策略 |
| 第四章 宗族与宗教:农民政治信任的组织分化 |
| 第一节 宗族视闽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
| 一、族群认同与宗族参与分析 |
| 二、宗族规模与农民的政治信任 |
| 三、宗族与国家的互动 |
| 第二节 宗教信仰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
| 一、建国前后的宗教政策变迁 |
| 二、农村宗教信仰的表现与特征 |
| 三、宗教信仰与农民政治信任差异 |
| 四、宗教与国家的互动 |
| 第五章 农民政治信任的机理与逻辑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农民政治信任的基本特征 |
| 一、多样性与统一性 |
| 二、道德化与理性化 |
| 三、人格化与制度化 |
| 第二节 农民政治信任的体制环境和影响因素 |
| 一、权力体制下的财政资源分配 |
| 二、信息传播与政府形象塑造 |
| 第三节 农民政治信任的心理结构和社会基础 |
| 一、由亲及疏:农民政治信任的关系网络 |
| 二、由上至下: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结构 |
| 三、人际信任与组织信任:信任机制的交义与融合 |
| 第六章 民生、民权与民主:农民政治信任的构建 |
| 第一节 重民生:用服务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 |
| 第二节 保民权:维护法制的权威和社会公正 |
| 第三节 强民主:通过民主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
| 结论与展望 |
| 一、农民政治信任的基本状况 |
| 二、农民政治信任的"人格化"特征 |
| 三、农民政治信任的关系网络和层级结构 |
| 四、农民政治信任的体制环境 |
| 五、农民政治信任的重建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调查问卷 |
| 后记 |
四、走出二律背反的怪圈——论政府过度集权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吴凯. 山西大学, 2020(12)
- [2]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D]. 王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3]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模式及转换机制研究 ——一个从分立到融合的过程逻辑[D]. 毕铁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4]非均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与逻辑[D]. 张敏.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5]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中央政府职能转变研究[D]. 龚津仪. 黑龙江大学, 2014(10)
- [6]基于经济权力结构视角的包容性增长研究[D]. 白云龙. 南开大学, 2013(07)
- [7]行政公共性的演进逻辑与再造向度[D]. 张雅勤. 武汉大学, 2013(07)
- [8]地方政府公司化中的增长联盟研究[D]. 彭正波. 南京大学, 2013(04)
- [9]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发展探讨 ——基于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视角[D]. 袁媛淑. 中南大学, 2012(12)
- [10]转型时期我国农民的政治信任及其重建[D]. 邱国良.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6)
标签：拉美国家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