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以前东北地区华夏族人口考索——汉族先世北上东徙（论文文献综述）
李明浩[1]（2021）在《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濊貊是古代从中原东部与北部迁徙到东北中南部及朝鲜半岛地区生活的民族,与东胡系民族、肃慎系民族及汉民族共同构成古代东北的四大族系。在古代文献中,濊貊时常被合并称谓,但实际上在秦汉之前的“濊”与“貊”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并且存在较大的生计方式上的差异。通过文献整理,可以清晰地发现濊与貊两个民族的迁徙、融合过程,以此可以洞悉整个东北民族、历史的发展变化。本论文以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濊”（追、薉、秽、獩）与“貊”（貉、发、亳、狢、貈、狛）的多种文字书写和事件记述为研究内容,系统考证了古代东北民族“濊貊”的迁徙、发展、融合等情况。本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与第二章,首先是分别对古代历史文献中“濊”与“貊”的多种文本记载进行辨析,明确文献中出现的“濊”与“貊”如何从单独使用发展到混合为“濊貊”使用的演进过程。其次以《诗经·韩奕》等古代文献为研究主体,辨析在一些文献中二者单独及混合出现和使用时各自代表的民族主体情况。最后分别考证“濊”与“貊”在未融合之前,各自的居地所在以及早期迁徙情况。第三章,是以《逸周书·王会解》为研究重点,辨析“成周大会”时前来中原朝贡的“东夷”“东北夷”诸族分别同“濊”“貊”二族之间的关联情况,考证了文献中因何会将此时的东夷、东北夷诸族与后来的濊貊民族混同。尤其是箕氏朝鲜（古朝鲜）为何没有出现在《王会解》记载的中成周大会内,以及濊人、貊人与古朝鲜人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山海经》中的“貊国”“濊国”的考证。首先,考证了貊国的方位、其与古朝鲜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其次,通过出土的与濊有关的印章、封泥考证了汉设置苍海郡情况以及濊人在朝鲜半岛乐浪郡的生存情况。第六章,是通过东北濊貊分支民族共同语言区的形成、农业生产方式的建立,以此考证貊人的东迁过程以及与濊人的融合情况。证明了汉代对以濊貊为代表的东北民族的有效管理,濊貊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东北边疆管理机构紧密的政治联系。第七章,是对域外汉籍高丽文献《三国史记》中出现的“靺鞨”记载的考证,证明了朝鲜半岛文献中很早便出现的“靺鞨”,大多数情况实质上是对“濊貊”民族的错误标记。并且随着高句丽、渤海的崛起,加速了对濊貊民族的融合,尽管有少量濊貊一直存续到了辽代,但因为自身体量上的微弱,最终消亡在生女真的南下之中。
马立志[2]（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林海涛[3]（2019）在《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文中认为春秋战国是古代中国从王国转向帝国的重要时期,中国在空间整合政治一统的同时,进入文化交融繁盛的新时期。“庄蹻入滇”历来被视为中原与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史的大事,素有“西南外徼,庄蹻首通”之说。然自唐代即有史家对其可信度提出质疑,延至当今,学界依旧论说纷纭、聚讼不休。随着时代推移,传说中的主要人物愈放愈大,而历史真相愈加模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庄蹻入滇与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历史作用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个人浅见,以期对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边疆开发史、中国大一统发展史的研究有所裨益。庄蹻入滇是云南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史学家对庄蹻入滇历来存在不同看法。本文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历史上确有庄蹻入滇一事。庄蹻不是农民起义领袖而是楚国将军,在此基础上对庄蹻入滇的历史背景、入滇原因、庄蹻在中国国家统一上的贡献诸问题,提出个人的研究心得。云南在汉朝以前堪称亚洲的泛第三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即有民间自发开通的“蜀身毒道”与印度等南亚诸国有经济、文化联系。秦国通过汉中、巴、蜀与西南夷相通;楚国通过黔中、牂舸与西南相连。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奉使西征。不辱使命,了解西南夷的社会历史,撰着可信可靠的《西南夷列传》等着述,故司马迁所着录的庄蹻入滇一事的应当可信。考订庄蹻入滇的原因。通过对战国后期,秦、楚相争,统一天下的背景,通过“庄蹻暴郢”和“楚子灭巴”相关文献及考古报告的综合分析,确定楚国面临秦国腹背夹击危险,于楚顷襄王十八年（前281）为纵长遣将军庄蹻伐秦,灭枳巴。这是秦楚相争的关键一步,对天下一统影响极大。通过梳理文献,对巴黔中地、楚黔中郡、秦洞庭郡、汉武陵郡地望演变做了考订,依托考古报告由点及面研究,绘制出秦、楚黔中控制区域示意图,首次提出《华阳国志》与《后汉书》所述楚庄蹻溯沅水,“既灭夜郎,而秦夺楚地,无路得归”的记述存在着与庄蹻伐秦行经路线自相矛盾之处,因而不足为信。在对长江、清江、乌江及沅水流域的地理地貌和历史时期通航情况、夜郎地望及巴蜀入滇道路考察的基础上,分析出庄蹻率军离楚都郢循长江上或间走清江,可调集巫郡、黔中郡的驻军,水陆并进合力伐秦克枳。秦将司马错断庄蹻返郢归路后,庄蹻出符关,沿赤水河南下入夜郎地,渡乌江,远至滇池。通过对历史时期楚国的水陆交通线,及舟师、车辆、疫病等涉及后勤保障的因素进行考察。计算出:如庄蹻率军陆行,平均每日行军约为40里。每二万战斗人员日均所需2000石口粮,需十数倍的后勤保障人员和80辆运车方可运送。又行军沿途猛兽毒虫频出,且后勤保障很难通过就地筹集的方式获得,因此庄蹻远征大军必须借助水道以通粮。在长江流域雨季所形成的下泄水流来临前的五月,趁东亚夏季风对流层下层较强的偏南风,从楚郢都逆流而上。并调集峡江楚巫郡和酉水上游楚黔中郡的驻军,分别从长江、清江、乌江及间道,水陆并进攻占了位于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的枳,经符关,沿赤水河南下,进入夜郎地区,势力扩展到秦蜀郡。而沅水流域及巴蜀地区,总体上通航能力不强,且为蛮烟瘴雨之乡,大军通过极易爆发大规模的疫病。在考察汉承秦制推进天下一统,秦汉王朝与“西南夷”关系的基础上,探析历来被视为研究华夏与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史大事的庄蹻入滇的深远意义。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司马错率军阻断庄蹻从峡江退回楚故地归路后,庄蹻经符关,沿赤水河南下,进入今贵州黔西地区,南渡乌江进入黔中地区后南下,经黔西南入滇东南,拉开华夏王朝统一西南夷,开发云贵高原的序幕。庄蹻以兵威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楚人和滇人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为汉武帝招徕西南夷,将大一统的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西南夷在楚、秦王国争夺天下,秦、汉王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在与华夏相互依存、相互交融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为天下一统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韩旭,张汪[4]（2019）在《辽河流域与古商族关系考论》文中提出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的王朝。关于商族的起源,自古至今主要有陕西说、东方说、河北说、冀鲁豫说、山西说、东北说等六大类观点。随着近年来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等不断的考古发掘,古商族起源辽河流域的证据不断出现,进而对古商族的起源问题作一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陈筱娇[5]（2018）在《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自古以来由多民族构成,各文化在不断的朝代更迭、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不段的冲突、融合,产生出新的艺术风格。对于中国史的研究中,在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关于“汉化”内容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于“胡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在全球史视野下,“汉化”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胡化”也不容忽视,或言之“同化”更为恰当。作为外来文化,它曾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如胡服、胡食、胡乐、胡舞、胡骑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的研究“汉化”和“胡化”能够更客观的反映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格局与特征。所谓胡与汉并非是独立的两个民族概念,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的相互影响、兼并、融合、发展,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文化体系或文化面貌,不可简单地评价为此之琼浆,彼之糟粕。事实上,两者没有贵贱之分、高低之别,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本文立足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边疆艺术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对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与元代四个时期里要的文化融合时期中的边疆文化艺术现象进行研究,从政治格局、思想环境、边疆艺术现象的杂糅等角度进行分析,探讨这些文化现象在物质文化层面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反映出习俗观念对这些边疆文化的接受,求异尚乐层面对这些边疆文化的推崇,以及功利需求角度对这些边疆文化的追求。
刘森垚[6]（2018）在《中古西北胡姓与边疆经略研究 ——以墓志文献为主要素材》文中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既是目前现状、也是历史过程。在华夏主体族群形成的汉朝与华夏中原政权疆域达到极值的唐朝之间的中古时期,其所表现出来的各个族群的汇聚与融合正是“多元一体”生成历史上极为关键且鲜明生动的阶段。恰在汉唐之间,涌现出一类较为特殊的历史资料:墓志文献,其在勾勒历史细节、追索历史痕迹方面展现了很高的资料价值。以墓志文献为基本面,以西北边疆为着眼点,重新梳理和观察中古时期诸多族群汇聚与融合的历史、“多元一体”生成与扩张过程中的细节与痕迹,无疑是可行的学术通路。欲达到上述大目标,还需从两个具体且“相对”方面入手:第一,依靠胡族墓志所载之远近祖、卒葬地等信息廓清以尉迟、独孤、郁久闾等为代表的中古西北边疆胡姓的源起、迁徙、分布的流变情况,尤其是他们自身所体现出的胡族意识及其融于华夏认同中的历程。偏重的是胡族内迁场景下的文化性、社会性、自觉性。第二,凭借墓志中记载的涉及中古西北边疆的对外交往、职官设置、军事行动等信息,以点带面梳理中古时期中原政权经略西北边疆的尝试努力和成败细节。更关注的是“胡汉共同体”外扩时的军政性、国家性、进取性。鲜卑是连接草原霸主匈奴和突厥的中介,故先从鲜卑姓氏着手。自孝文帝以来的胡姓改汉姓的活动并非一帆风顺,北周拓跋氏墓志所见的元魏宗室的改复旧姓,是宇文泰改制整军的举措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弱小的西魏实现了政权的安全和发展。源氏和吐谷浑氏,都是鲜卑大范围西迁的族群,又都因为较强的族群意识而专改他姓,当然最终都于盛唐时融入华夏。尉迟氏与早期鲜卑已有联系,“西方尉迟氏”与于阗尉迟无多大关系。对北朝隋唐尉迟墓志的再考察,有助于我们厘清中古时期尉迟一族的发展脉络及其身上所体现出的“边疆”元素、华夏认同以及“胡汉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与鲜卑相关但较为疏远的贺兰氏、成氏、彭氏也在其不断发展、迁徙的变化中深深打上了华夏化、中央化的烙印。汉唐间的独孤一族,其族名、氏名历久的延续性说明它本身带有中古中国的“边疆性”。“独孤”经历了由河西休屠到并州屠各,再到塞北独孤的发展之路,直至公元六世纪达到顶峰。以独孤信为代表的中古独孤氏身上具有的“边疆性”似乎正是对隋唐大帝国形成所作历史贡献的必然表现。不断内迁的柔然一族,以郁久闾氏为代表,也是在盛唐时从血缘和文化上一起完成了汉化。粟特安氏与米氏入华后在往复迁徙、汇聚互动中,其与华夏渐融。安氏后裔墓志信息所反映的追认黄帝的姓源拟构、高度的国家认同情怀,无疑是华夏文化包容度、东亚秩序长期有效的体现。北魏对西北边疆的拓展,是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墓志文献中反映的军镇长期设置和元魏宗室的历久镇守,都说明了中央政府对河西、西域等西北边疆的重视。由于内部不稳定等因素,北魏对西北边疆的经略缺乏内在的持续动力。当然,北魏的经略,尤其是西域校尉的设立,也为隋唐时对西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出土的数方墓志文献反映出隋代曾有“安西都护”之设。隋代“安西都护”的出现与隋炀帝、裴矩等人企图“掩吞秦汉”的西域经略有密切的联系,它的设立可能正是为了弥补裴矩离开西域之后此区域的高层权力真空。隋代“安西都护”与此区域内扮演重要角色的粟特人有直接的关联,这可能也为其从幕后推动高昌“义和政变”提供了有利条件。利用墓志文献颇能对唐代西北边疆经略的细节进行考订。墓志所见唐代西北边疆的经略,始自关中西部,历经消灭和吸收边疆地区分散割据势力,最终持续经营西域,盛极一时。后有唐蕃鏊兵而双方未见高下。然而中原生变,陇右空虚,整个唐代的西北边疆经略随即付之东流,最后只能蜷缩回关中地区,其原因之一正是以“安史之乱”为表现的胡汉共同体的破裂。与此相反的是,在疆域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北朝以来融合而成的胡汉共同体恰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总之,墓志所见中古西北胡姓流变及边疆经略,正可从内外两方面窥见中古胡族华夏认同的形成、西北边疆经略的细节,以及胡汉共同体为隋唐帝国形成、唐代极盛疆域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这也是在描述中古时期“多元一体”格局的成长性与稳定性、东亚秩序下边疆的旺盛生命力与整体安全度。借由梳理文献、观察历史而以史为鉴、知古审今,以期为当今的边疆文化安全、周边关系、边疆治理、边疆学的理论构筑提供可参考的信息。
赵鹏璞[7]（2018）在《战国政治地理格局研究》文中提出在方兴未艾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领域,断代政治地理研究刚刚开始,本研究是关于战国政治地理研究的首次尝试。从事象研究向关系研究的转换,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上升为规律研究的必经阶段,艰辛之处不在量的累积,而在范式转换。本研究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归纳考证、比较考证、会通考证,率先提出影响战国政治地理甚巨的纵横两条“脊”线概念——即今第二级、第三级阶梯分界线和今秦岭—淮河分界线,及由这两条线所划分的三大政治地理单元——大致为今黄土高原、今黄淮海平原和今长江中下游平原。战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口、移民等大事,几乎无一例外在这两条“脊”线两侧集中展开。两条“脊”线交汇处,为历史地理的大舞台和时代转折的风向标,战国的治乱兴衰系于此处,此处安则天下安,此处乱则天下乱。以两条“脊”线为轴,可以尝试寻找战国政治地理重心所在。“脊”线所隔开的三大地理单元内,战国混乱局面拉开帷幕和社会震荡、族群融合加剧,是与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核心区的移动相伴相生的。即,战国开始时,在今黄土高原,核心区从今山西高原移至今关中盆地;在今黄淮海平原,核心区从今黄河冲积平原沉降盆地移至今淄博盆地;在今长江中下游平原,核心区从今江汉盆地移至今江淮地区,几乎与此同时,诸侯间的兼并融合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当一支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统御力量,重新整个占据从丰镐经崤函古道到洛邑之间的地理单元时,战乱很快平息。这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形成独具特色的政治地理格局,并对后来历代中国历史政治地理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本研究从历史政治地理角度,尝试将战国分期落实到具体的年份:一为战国前期,自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至公元前341年魏国遭遇马陵之败;二为战国中期,自公元前341年魏国遭遇马陵之败,至公元前307年秦国占据宜阳;三为战国后期,自公元前307年秦国占据宜阳,至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全国。同时,在涉及战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地理关系的研究中发现,百家学说的共同政治指归是治,战国诸子的共同身份属性是士。而当尝试以《尚书·禹贡》《周礼·职方》等提供的五服制和九州制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地理思维,来重新看待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换时,会发现五服制、九州制分别与封建制、郡县制呈一一映射关系。本研究分四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重点论述三家分晋之后,以山西高原为重心的战国前期政治地理格局,通过论述,从中发现两条“脊”线交汇处的重要性,表明此处安则天下安,此处乱则天下乱;第二部分重点论述七雄在各自周边兼并的战国中期政治地理格局,此时凸显出今第二级、第三级阶梯分界线和今秦岭—淮河分界线的重要作用,即七国分别在各自区域兼并诸侯,而齐、楚分别在今黄淮海平原、今长江中下游平原称雄,秦则统一了高原（含今黄土高原全部和今内蒙古高原、今云贵高原部分区域）;第三部分重点论述秦所代表的今黄土高原、齐所代表的今黄淮海平原、楚所代表的今长江中下游平原三大地理单元统御力量对决的战国后期政治地理格局,三大板块统御力量对决的真正底牌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综合实力,因此秦伐灭六国可谓势如破竹;第四部分侧重于以出土简帛等新材料为视角,蠡测战国时代的士与政治地理大势的互动,冀望从中发现一些战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地理的关系。
赵凌烟[8]（2016）在《箕子朝鲜的考古学探索》文中研究说明箕子朝鲜是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政权之一,在中国东北历史和朝鲜半岛历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多年以来,中外学界对于箕子朝鲜的来源、地望变迁和文化面貌等方面存在众多争议,一些相关的考古发现尚未得到重视,且缺乏将相关文献记载同相关考古学遗存结合起来的综合研究。根据文献记载和相关古文字资料,箕子家族和箕子朝鲜与河南安阳殷墟、北京琉璃河燕都、冀东、辽西、辽东和朝鲜半岛等地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上述地区的相关考古学遗存是解决箕子朝鲜历史问题的首要依据。本文通过对上述各地出土的相关铜器铭文、甲骨卜辞和商晚期至西汉初考古学遗存的初步研究,结合历史文献,认为箕子家族确曾在晚商王畿存在,与王室、燕地和东北方孤竹国的关系非常密切。西周时期箕子朝鲜地望在辽西可通过历史文献、金文材料和当地殷遗民文化遗存的互证。结合历史文献和东北亚系青铜文化中短内式铜戈、铜铎等具殷遗风器物的分布变化可知箕子朝鲜春秋至战国早中期仍位于辽西,战国晚期因燕国扩张才迁往朝鲜半岛西北部并延续至西汉初。箕子朝鲜在辽西期间与具北方系青铜文化背景的貊人共处,西周以后在文化面貌上与貊人逐渐相融,只能从具殷遗风青铜器看到其存在的迹象。
龙成松[9]（2016）在《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时期。不少出身北方民族的胡姓家族,贯穿于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宗教、艺术、文学等领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自身的兴起、发展、蜕变过程,即是一部微观的民族史和文化史,这即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绪论是对论题范围、研究回顾以及研究旨趣的概述,其中重点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是为全文的总纲。绪论之外分为族源研究、地域研究、文化研究三个部分、十个章节展开。这三个板块的设计,是据于胡姓家族研究成果的提炼以及胡姓家族之间内在联系的总结。其中族源研究部分主要关注胡、汉融合中相关认同因子嬗变的问题,如族源追溯、姓源神话、郡望攀附、谱系建构等,希望借助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个案以及一些微观情景的剖析,深入探讨胡、汉融合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地域研究部分重点在胡姓家族的融入汉人地方社会进程中的诸问题,包括胡姓家族内部结构的凝聚和分化,地域分布、聚居,地方认同等,而粟特后裔会稽康希铣家族正好提供了剖析胡姓家族地方社会的经典案例。在前面两个部分的基础上,文化研究部分选取了宗教、族群文化、经学、文学四个方面的家族案例,点、面结合,试着勾勒中古胡姓家族的文化群像,概观地认识这一群体在中古文化史上的影响。族源研究部分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是对胡姓家族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关系的考察。族源叙事广泛存在于人物传记、碑志、谱牒等文献中,而胡姓家族族源叙事呈现出三种主要类型：居边、封边型；避地、没蕃型；因官、出使型。这三类模式化的族源叙事,各有其历史的渊源及现实的背景,而皆与民族关系、民族文化有关。胡姓家族的族源叙事在结构上呈现出回环、分支、层递三种主要特征,也渊源于古代经典民族叙事文本。通过中古时期碑志文献中“五帝”族源的统计,我们发现胡、汉之间的族源追溯各有特点,而“黄帝”认同的形成与北朝时期胡姓家族普遍攀附“黄帝”的“倒逼”作用有关,这是中古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原理。第二章是对胡姓家族谱系建构的研究,其一、二、三节概述了胡姓家族谱系文本的基本类型,传播、接受情况,以及谱系建构在胡、汉族群认同中的意义,重点分析了胡、汉谱系伪冒的问题。第四节窦氏家族谱系文本层累的个案研究,梳理了中古时期鲜卑窦氏谱系嫁接到汉人窦氏的过程。第五节独孤及的家族谱系建构个案分析,则从独孤及的文化心态和盛唐时期复古主义潮流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独孤通理灵表》这一重要独孤氏谱系文本的内涵。第三章是对《氏族论》的研究。《氏族论》是中国古代谱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古时期胡、汉氏族问题在理论上的集大成之作,是胡姓家族研究的理论指南。本章在前人基础上,对于该文的作者、史源、理论渊源等问题作了重新考订。《氏族论》原本依托韦述、柳芳等人修撰《唐书》“氏族志”而存在,其内容来源于韦述的谱学着作,在编入《唐书》时柳芳可能作了增补,遂留下了龃龉的痕迹,可以据此复原其文本形态。该文所宣扬的氏族理论,很大程度上源于《隋书·经籍志》谱牒类叙录,但渐染了天宝时期复古主义潮流的氏族理想。地域研究部分包括两章内容,其中第四章为总论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第一节围绕胡姓家族的“房”和“郡望”发育两大问题展开。胡姓家族“房”的萌芽,说明家族形态、结构发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胡姓家族郡望的诞生,表明他们地方化程度的加深。本节通过对主要胡姓郡望分布历时、共时演变的分析,勾勒出了中古时期胡姓家族地方化的一些整体特征。胡姓家族的地方化,向上表现为京邑的规模聚居,向下表现为乡村世界的零星活动,本章第二节以唐代两京长安和洛阳的胡姓家族分布为例,基于笔者设计的唐两京胡姓家族宅第分布数据库,通过宅第的共时、历时分布规律,对胡姓家族在两京的聚居和分化情况作了总体的概括。其中窦氏、于氏家族的个案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家族聚居和分化的规律。第三节转向乡里村落世界,对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地方活动作了钩沉。因为族群文化特征的不同,西域系和鲜卑系胡姓家族的地方进程不同步,侧重也不同。本节重点描述了西域胡人如何从蒙着浓厚族群性色彩的聚落转变成地方家族的过程,以及过程中他们“乡里意识”的变迁。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不乏诗意的描绘,本章第四节即是对胡姓家族“双家制”与“双城记”诗意生活剪影的论述。“双家制”生活围绕园林、别业、池馆等展开,而游乐行赏、文人雅集、宗教需求是其主要的内容。胡姓家族双家生活的“诗意栖息”,表明他们已从文化上贴近了地方社会。地方认同在胡、汉之间得到双向展开,这是本章第五节所关注的主题。胡姓家族地域认同产生一个重要指标为乡土情结,这从穆宁和白居易的乡里意识可以看出。祖茔也是地域认同的重要因素,从族群互动原理看,孝文帝以来胡姓家族聚葬洛阳的运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汉人归葬洛阳的潮流。汉人地方社会对胡姓家族的认同和反馈,则通过地方知识和文本（地方志、地方传说、祠祀系统、文学书写等）传播。本文第五章,运用胡姓家族地方化的相关原理,对会稽康氏家族作了个案研究。康氏会稽望的所指,荣新江先生有异见,本文结合康氏郡望的演变规律和康希铣家族的地方文化遗迹,提出了一种新解。会稽康希铣家族是唐代前、中期非常有影响的粟特族裔文化世家,文中重点阐述了其家学渊源和主要成就。文化研究部分包括一章总论和四章个案研究。胡姓家族的族群出身及社会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同于汉人的文化习得过程,本文第六章即是相关问题的总述,其中重点介绍了与文学相关的一些微观情景在胡姓家族文化身份转型中的意义,以为后面四个案例研究张本。文化的外延很广,本部分的后四章,从宗教、民族文化、经学和文学四个方面,分别选取了侯莫陈琰、王硅、何妥、于邺四个胡姓家族作为案例研究。敦煌所出侯莫陈琰所撰《顿悟真宗要诀》,是禅宗北宗早期重要文献。传世文献和近年新出石刻、墓志揭示了北朝以来莫陈氏族人佛教信仰的渊源,而侯莫陈琰家族与萧岿、徐彦伯、徐浩、汤贲家族的联姻,也贯串着宗教的因子。通过对辑本《元和姓纂》候莫陈氏改姓陈氏条所载内容的辨误,我们推测唐代着名画家陈闳出自候莫陈氏,而陈闳所画《六祖禅师像》推崇北宗,正好契合候莫陈琰《顿悟真宗要诀》北宗禅法的统系,是其家世信仰的延续。王琏是唐初着名的文儒,但史载其祭祀祖先“不营私庙”,有违礼法。考王琏家世出于乌丸,而包括乌丸在内的中古、近世东北民族,深受萨满文化影响,祭祀特征迥异汉人。王珪不营私庙正是遗传了家世民族文化之因子并熏习关中萨满教文化的结果。与王珪同出乌丸王神念的唐玄宗王皇后一系,也存在萨满教信仰的痕迹,可以作为对照。何妥是中古经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留下了不少《易》、《礼》、《乐》相关论着,同时还有一些富有特色的诗文,史传和新出敦煌史料可证其出于西域胡人。因为家世“异域之血”而生平、学养兼擅南北,所以何妥的经学思想表现出某种特异性,这为经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民族学的视角。何妥一生最大的争议是开皇议乐中被诬为“佞人”,但通过相关史料的辨析,本文中我们将为他“翻案”,重塑其杰出胡姓经学家的形象。河南于氏家族是中古时期少见的胡姓士族和文学世家,其中于武陵、于邺生平的纠缠和诗集的互见重出,是文学史上一个难题。新出崔特夫人于氏墓志,揭示了诗人于邺家世的重要信息,缝合了其家族谱系,这是辨清于武陵、于邺生平的重要史料。结合二人可靠的生平事迹,通过二人诗集版本的排查比对,可以厘清二人诗歌互见重出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还原二人诗集的原貌。上述四个案例中,我们并不强调胡姓家族自身单一的文化因子,而希望借助婚姻关系、政治关系、地域熏习等联系,将胡、汉文化整合在一起,这是本文以“共同体”取代民族融合叙事观念的集中体现。
赵庆淼[10]（2016）在《商周时期的族群迁徙与地名变迁》文中指出商周时期的族群迁徙与地名变迁,是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族群迁徙是关于古代人群的社会活动,地名变迁则包括地理称谓的沿革和空间位移。无论是族名和地名之间的关联,还是族群活动和地名变迁的关系,都凸显出上古阶段血缘和地缘关系交互交织的事实。商周族群迁徙的动因具有多元性,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气候环境等方面。依据迁徙情形进行分类,商周族群的迁徙可以分为“都邑迁徙型”、“分封迁徙型”和“征服迁徙型”,不同的类型所引起地名变迁的情形则殊异有别。探索上古族群迁徙的资料来源比较复杂,除了典籍文献中直接、间接的叙事性文字外,还包括大量隐性的地名线索、带有传说性质的族群谱系和人物遗迹、考古学文化遗存以及出土信息明确的族氏铭文材料。商周时期存在着大量的特殊地名现象,“同地异名”就是其中的代表。“同地异名”可初步划分为“更改地名”、“地名省称”和“加缀成分”三种类型。其中,“加缀成分”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增加地名通名”、“增加方位词和区别字”以及“复合地名”三种亚型。总的来说,“通名”和区别性文字的增减、语音差异及时人主观认知的不同,都可能导致某一地理客体拥有两个以上不同的地名称谓。尤需注意的是,族群活动对地名变迁的影响往往也是非常重要的,“族迁地随”和国族之间的攻伐、取地都会产生新的“同地异名”现象。“异地同名”也是商周时期常见的地名现象,它的成因同样具有多元性。具体而言,除了地名用字的偶然重合外,以他国之名称呼所取他国之地、更改或调整地名构词以及地名使用者的“本位”意识、知识构成和表述习惯等因素,都会导致地名的重名现象。此外,由于“族迁地随”的广泛存在,很多地名“层化”和“异地同名”现象,其实正是因为族群的迁徙活动所造成的。较之孤立的重名地名而言,“地名组群”重合现象的史学价值要相对较高,用“族群迁徙论”来加以解释也显得更有理据。根据迁出、迁入地地名之比较,以地名播迁前后的重合程度作为标准,商周时期的“族迁地随”现象可进一步分为“完整式播迁”、“区别式播迁”和“复合式播迁”三种类型。各个国族以单一或成组的形式在不同区域之间迁徙往复,最终造成地名的播迁轨迹在宏观上呈现交错的景象。战国秦汉以后,地名已成为国家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演变沿革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与人群活动的关系甚微。这一阶段的地名播迁,集中表现为地名由内地向边疆地区转移,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王朝继续“张大一统”的需要,部分中土和四域地名随着帝国的扩张步伐不断外迁,从而在宏观上呈现“外放式”的局面。“地名组群”的重合现象对商周族群迁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专题加以探讨,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商周时期存在着多个以“吴（、虞）”为名的国族,它们在名号、族系和地域上都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其中,殷末太伯所奔之“吴”实为汧河流域的（吴、虞）,也即“虞、芮争讼”的虞。太伯、仲雍之族徙此“致邑立宗”,因号曰“吴（虞）”。成王东征后,周人封太伯、仲雍后嗣的“伯”于江左,即吴国的始封君周章,周章之弟“（虞）仲”也相继封至晋南虞国。康王时期的宜侯簋铭文是关于早期吴国徙封的重要史料,记载了王命周章后裔“侯”自吴迁至宜地为侯的整个过程。第二,在唐以前的文献记载中,今豫东北地区和鲁西南、豫东交界地带之间存在着一组较为稳定的重名地名群,包括“商丘”、“亳”、“楚（楚丘）”、“景山”、“曹”、“戎（己氏）”、“葛”和“莘（有莘之虚）”。这组地名不仅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且其中部分地名的地点变化适可与有关人群的移徙相衔接,更为关键的是,它们出现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时间要明显晚于豫东北地区。所以,当“亳”、“戎（己氏）”分别随殷遗民和己姓之戎的迁徙而移植至宋、曹一带后,其余关联地名也会在人为影响下渐次移徙过来,最终造成这一“地名组群”在不同区域内重复出现的景象。第三,商周时期的汾水流域和山东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套相互关联的国族名、地名和人物传说,这一现象应该是区域间族群交流和政治联动的结果。其中,早期秦族和“台骀”之族的迁徙呈自东徂西之势,有关地名遗迹和人物传说也是由山东境内传播至汾水流域的。第二类包括“并”、“纪（箕）”、“”、“”、“羌”和“召”。它们的迁徙时间普遍集中在晚商阶段,迁徙方向主要是由汾水流域向山东境内流动,这股颇具规模的移民浪潮之形成,很可能与本阶段商人势力在东方的持续扩张有关。此外,陆续自汾域辗转东迁者尚有姜姓的逢、吕诸氏,前者早在晚商以前就已活动于临淄一带,后者则是随着周初太公封齐才根植于东方的。第四,商周时期汾水流域和淮、汉地区发生重合的13组国族名、地名当中,唐、鄂、方（房）、黄四者的地点变化,皆可与有关国族的迁徙流动建立相对可靠的关联。除此以外,淮河流域的姜姓许国及胡、弦、复等媿姓之国,也都具有较为明确北方来源。这些现象反映出古代族群自汾水流域南迁淮、汉地区及由此造成区域之间的民族融合,很可能是西周早期推行分封、重新构建南土政治地理格局的结果。
二、春秋以前东北地区华夏族人口考索——汉族先世北上东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春秋以前东北地区华夏族人口考索——汉族先世北上东徙（论文提纲范文）
（1）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内容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 四、研究目标 |
| 第一章 历史文献中的“濊” |
| 第一节 文献中“濊”与“貊”的混用与差别 |
| 第二节 濊人的居地 |
| 第三节 濊人的东迁 |
| 第二章 历史文献中的“貊” |
| 第一节 《诗经·韩奕》中对“貊”的记载 |
| 第二节 貊人的居地 |
| 第三节 文献中的“胡貊”考 |
| 第三章 《逸周书·王会解》中“东夷”“东北夷”与濊、貊的关系 |
| 第一节 《王会解》中的“东夷”与濊的关系 |
| 第二节 《王会解》中的“东北夷”与貊的关系 |
| 第三节 《王会解》中未列“朝鲜”考 |
| 第四章 貊国及其社会状况 |
| 第一节 貊国位置考 |
| 第二节 貊与古朝鲜的关系 |
| 第三节 貊国的经济 |
| 第五章 濊人及其社会状况 |
| 第一节 “夫租薉君”与濊族情况 |
| 第二节 “夫租长印”与乐浪郡岭东七县的设置变化 |
| 第三节 出土濊族官印与其他民族首领授印的比较 |
| 第六章 “貊”人东迁及其与“濊”人的融合 |
| 第一节 濊貊民族共同语言区及农业区的形成 |
| 第二节 史家对濊貊民族认识的发展变化 |
| 第三节 貊人的东迁及其影响 |
| 第七章 高丽文献《三国史记》中的“濊貊”及其消亡 |
| 第一节 对《三国史记》中“靺鞨”记载的辨析 |
| 第二节 《三国史记》记载中“靺鞨”与“濊貊”的混记 |
| 第三节 《三国史记》中“靺鞨”记载的实指 |
| 第四节 濊貊的最终消亡 |
| 结论 |
| 附录: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 主要参考资料 |
| 致谢 |
（2）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邦国”概念的界定 |
| (一)邦 |
| (二)侯 |
| (三)地域概念的“国”、“土” |
| (四)诸侯、邦国概念的混同 |
| (五)本文所用“邦国”一词的含义 |
| 二、邦国研究的内容 |
| 三、百年来西周邦国地理研究史述略 |
| 四、选题的意义 |
| 五、本文的整理范围 |
| 第一章 泾水流域的邦国 |
| 第一节 密 |
| 一、文献及甲骨、金文中与密有关的材料 |
| 二、密国的位置 |
| 三、可能与密国有关的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地( (?)、 (?) ) |
| 一、“ (?) ”、“ (?) ”二字释读平议 |
| 二、“ (?) ”和“ (?) ”的性质 |
| 第三节 |
| 一、“ (?) ”字的释读 |
| 二、对 (?)伯归刍簋铭文的认识 |
| 三、 (?)伯归刍簋所见史事 |
| 第四节 吕 |
| 一、吕氏的起源与分衍 |
| 二、吕氏早期居地的讨论 |
| 三、西周晚期的吕国 |
| 第五节 西申 |
| 一、“申”字的释读 |
| 二、畿内之申与“南申” |
| 三、西申地望 |
| 四、西申、申戎、姜戎关系的辨析 |
| 五、西申之一支迁徙南阳的原因和意义 |
| 第六节 (?) |
| 一、金文中的(?) |
| 二、 (?)字释读及其与缯的关系 |
| 第七节 (?)(豳) |
| 一、 (?)字释读 |
| 二、西周金文中的豳 |
| 三、豳的地理考察 |
| 第二章 陇山两侧的邦国 |
| 第一节 汧水谷地的夨 |
| 一、夨国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 二、铜器及铭文的分组 |
| 三、 (?)的文字学解释 |
| 四、夨的族姓 |
| 五、夨国的地理意义 |
| 六、夨、虞之关系 |
| 第二节 陇山西侧的秦 |
| 一、秦人早期的活动地点 |
| 二、秦人西迁的时间 |
| 三、秦与戎的关系 |
| 四、与西周之秦关系存疑的一些铜器 |
| 第三章 宝鷄渭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西虢 |
| 一、虢氏的地理问题 |
| 二、虢氏氏族的分衍 |
| 第二节 (?) |
| 一、 (?)氏墓葬分析 |
| 二、 (?)氏铜器、陶器文化因素反映的历史 |
| 三、 (?)氏对外关系分析 |
| 第四章 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无终 |
| 一、“无终”的释读与无终铜器的年代 |
| 二、无终族的迁徙 |
| 第二节 梁 |
| 一、梁伯戈与梁国 |
| 二、梁国史事与地理 |
| 三、梁姬罐的分析 |
| 第三节 芮 |
| 一、西周芮国铜器及铭文整理 |
| 二、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 |
| 三、芮国地望综理 |
| 第四节 韩 |
| 一、西周金文“ (?)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之韩国 |
| 三、三晋之“韩”的地望 |
| 四、《诗·韩奕》的争论和西周韩国地理 |
| 第五章 河东地区的邦国 |
| 第一节 杨 |
| 一、西周金文中的杨 |
| 二、西周末年杨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附:西周与“昜”有关的铜器铭文分析 |
| 第二节 (?) (疏) |
| 一、 (?)字释读 |
| 二、对 (?)公簋 (?)公、妻姚身份的认识 |
| 第三节 昜(唐)-晋 |
| 一、西周晋国都邑(侯马新绦之前)的探索 |
| 二、晋国始封地“唐”的考述 |
| 三、出土材料所见唐、晋的变迁 |
| 第四节 霸 |
| 一、金文霸字的分析 |
| 二、金文所见霸氏史事 |
| 第五节 朋(倗) |
| 一、倗字形体来源分析 |
| 二、金文中的“倗”氏 |
| 三、西周倗氏的来源 |
| 附论:倗、霸的性质 |
| (一)倗、霸墓地的葬俗特徵 |
| (二)倗、霸的族姓来源 |
| (三)倗、霸的地位和性质 |
| 第六节 荀(郇、 (?) ) |
| 一、金文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郇国 |
| 三、荀的地望 |
| 第七节 虞 |
| 一、文献中的平陆虞国 |
| 二、虞国铜器 |
| 三、虞国地理 |
| 附:西周“吴”氏铭文的整理 |
| 第六章 燕山南北的邦国、族氏 |
| 第一节 孤竹 |
| 一、孤竹铜器和铭文的发现 |
| 二、文献中的孤竹历史和地理 |
| 三、孤竹铭文反映的族氏关系 |
| 四、喀左窖藏铜器的历史背景分析 |
| 第二节 匽(燕) |
| 一、匽字的释读总结 |
| 二、金文所见燕国初封 |
| 三、匽国附近的氏族 |
| 四、西周匽都 |
| 五、封建燕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第三节 北 |
| 一、涞水张家洼“北伯”铜器与文献中的“邶” |
| 二、“北子”、“北伯”铜器的分析 |
| 三、涞水、万城铜器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 |
| 第一节 軝(泜) |
| 一、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的补充説明 |
| 二、軝国地理及其军事意义 |
| 第二节 邢 |
| 一、西周早期的邢国 |
| 二、西周邢国地理问题 |
| 三、邢国的地理意义及其与戎的关系 |
| 第三节 楷(黎) |
| 一、 (?)字释读 |
| 二、楷国的发现与确认 |
| 三、楷国铜器反映的史实 |
| 四、楷国地理 |
| 第四节 康-卫 |
| 一、康、卫铜器的整理 |
| 二、从康徙卫 |
| 三、相关地名考证总结(沬、朝歌、卫、淇卫、旧卫) |
| 四、关於“夷王命卫爲侯” |
| 附:“康侯鬲”跋 |
| 第五节 河内地区附近邦国 |
| 一、凡 |
| 二、柞(胙) |
| 第八章 西土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第一节 西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关中渭河谷地平原区 |
| 二、陕北高原区 |
| 三、关中、陕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
| 四、关中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
| 第二节 北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河东汾浍地区的地理 |
| 二、太行山两侧、古黄河以西的地理 |
| 三、晋南汾浍、涑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通 |
| 四、成周至燕山以南的交通 |
| 五、太行山东西的交通 |
| 六、西土渭河谷地与河东地区的交通 |
| 第三节 西周的西北边疆 |
| 第四节 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一、山西地区 |
| 二、太行山以东地区 |
| 第九章 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史略 |
| 一、?受万邦:文王时代的小邦周 |
| 二、遹征四方的武王时代 |
| 三、成王“奠四国万邦”和康王“ (?)尹亿疆” |
| 四、昭王南征不复 |
| 五、穆王时期 |
| 六、东南淮夷的兴起 |
| 七、恭懿孝夷诸世 |
| (一)恭王 |
| (二)懿王 |
| (三)孝王 |
| (四)夷王 |
| 八、厉宣之世的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 |
| 九、宣幽时期的四方忧患 |
| 十、西周末世的氏族东迁 |
| 结语 |
| 附录 |
| 地图 |
| 西周金文邦国材料分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时空 |
| 三、研究综述 |
| (一) 史籍中的庄蹻入滇 |
| (二) 今人着述、研究论文中的庄蹻入滇 |
| 四、研究趣旨 |
| 第一章 金道锡行与司马迁经略西南夷 |
| 第一节 庄蹻入滇之前西南夷地区的交通概况 |
| 第二节 楚国与西南的交通往来 |
| 第三节 先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与内地的联系 |
| 第四节 司马迁经略西南夷始获庄蹻入滇一事 |
| 第二章 庄蹻入滇起因、时间考 |
| 第一节 秦、楚的崛起 |
| 第二节 秦夺巴蜀布局天下 |
| 第三节 楚国屡见欺于秦国 |
| 第四节 射猎者说与楚伐秦得枳 |
| 第五节 楚将军庄蹻领兵考 |
| 第六节 楚得枳而国亡 |
| 第七节 楚国复强与王翦灭楚 |
| 第三章 黔中地望与庄蹻归报无路考 |
| 第一节 巴黔中与楚黔中 |
| 第二节 秦、楚相争黔中 |
| 第三节 《华阳国志》所载庄蹻泝沅水路线考谬 |
| 第四章 庄蹻离郢伐秦克枳入滇路线分析 |
| 第一节 楚国在峡江地区的进退 |
| 第二节 历史时期长江、清江、乌江的通航 |
| 第三节 历史时期沅水流域的通航 |
| 第四节 庄蹻道塞不通出夜郎考 |
| 第五章 庄蹻率军远征后勤保障可行性探究 |
| 第一节 历史时期楚国的交通概况 |
| 第二节 庄蹻远征后勤物资陆运的可行性研究 |
| 第三节 疫病和猛兽对庄蹻远征的影响 |
| 第四节 庄蹻远征后勤物资的水运保障研究 |
| 第六章 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的探析 |
| 第一节 秦对中国统一及秦崩溃后的遗产 |
| 第二节 汉承秦制与汉之为汉 |
| 第三节 王朝与“西南夷” |
| 第四节 庄蹻入滇的深远意义 |
| 余论 庄蹻入滇与民族融合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对今后研究方向略作展望 |
| 致谢 |
（4）辽河流域与古商族关系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1. 古商族起源辽河流域学说的兴起与玄鸟图腾 |
| 2. 商都亳的地位置探究及古商族的文化影响 |
（5）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阐释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 1、“中国” |
| 2、“夷夏之辨” |
| 3、“胡”、“夷”与“汉” |
| 4、“胡文化”与“汉文化” |
| 5、“胡化”、“汉化”与“同化” |
| 四、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意义 |
| 2、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胡化”现象的揭示与史学研究价值 |
| 一、“汉化”与“胡化”蹊径演进 |
| 二、汉族风俗文化的形成与变迁 |
| 1、汉族风俗的形成轨迹 |
| 2、汉族风俗文化变迁轨迹 |
| 三、设计史学对“胡化”现象研究的价值 |
| 第二章 历史上典型时期的“胡化”现象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胡化”现象 |
|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 |
| 二、春秋战国的文化思想环境 |
|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胡服骑射及其影响 |
| 2、服饰 |
| 3、兵戈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化”现象 |
| 一、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格局 |
| 1、胡汉分治 |
| 2、重胡抑汉 |
| 3、胡族掌握武力 |
| 4、以汉治汉 |
| 5、对待其他胡族 |
| 二、南北朝的思想建构环境 |
| 三、南北朝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服饰 |
| 2、装饰用品 |
| 3、佛教与石窟 |
| 4、佛教与瓷器 |
| 5、墓葬考古 |
| 5、胡床 |
| 第三节 唐代的“胡化”现象 |
| 一、唐代时期的政治格局 |
| 二、唐代时期的思想建构环境 |
| 1、唐代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 |
| 2、充满悖论的服饰体系 |
| 3、民俗审美：雍容于瑰奇并存 |
| 4、享乐风尚催生服食风气日盛 |
| 三、唐代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服饰的胡化 |
| 2、家具的胡化 |
| 3、陶瓷及装饰纹饰的胡化 |
| 4、建筑的胡化 |
| 5、陶俑 |
| 6、唐代金银器 |
| 7、伊斯兰玻璃器 |
| 8、乐舞的胡化 |
| 9、胡姬与胡店 |
| 第四节 元代的“胡化”现象 |
| 一、元代时期的政治格局 |
| 1、治边政策 |
| 2、治国之策 |
| 3、治民之策 |
| 4、驿站制度 |
| 二、元代时期的思想建构环境 |
| 1、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
| 2、文化兼容务实政策 |
| 3、开阔的文化视野 |
| 三、元代时期的胡化现象 |
| 1、瓷器烧造技艺的发展：元青花与釉里红 |
| 2、元大都 |
| 3、元代服装胡化 |
| 4、织金技艺 |
| 第三章 胡化现象在物质文化层面的体现 |
| 第一节 习俗观念对“胡化”现象的接受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嫁 |
| 1、婚嫁礼俗 |
| 2、胡汉通婚 |
| 3、婚嫁方式 |
| 二、唐代风俗文化 |
| 1、唐代汉族风俗的文化环境 |
| 2、崇佛重巫的宗教信仰 |
| 3、风气开放的社会风俗 |
| 第二节 求异尚乐对“胡化”现象的推崇 |
| 1、胡乐舞 |
| 2、胡妆 |
| 3、胡服——马尾裙 |
| 4、胡用品 |
| 5、胡文化的娱乐消遣 |
| 第三节 功利需求对“胡化”现象的追求 |
| 1、丰富餐桌为目的的胡食 |
| 2、满足功能性需求的胡服 |
| 3、改变生活习性的胡床 |
| 第四章 胡化现象在社会关系领域的体现 |
| 第一节 “胡化”现象在民族文化认同中的影响 |
| 一、不同区域内的文化 |
| 二、排斥与吸纳外来文化 |
| 三、文化的融合 |
| 第二节 “胡化”现象在社会生活呈现的影响 |
| 一、服装的不断发展 |
| 二、坐姿改变对器具的影响 |
| 三、出行工具舆轿的变迁 |
| 1、以牲畜为动力的坐乘或立乘的车舆 |
| 2、以人力为动力的盘坐或跽坐的舆轿 |
| 3、以人力为动力的垂足而坐的轿子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6）中古西北胡姓与边疆经略研究 ——以墓志文献为主要素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缘起 |
| 二、视角与视阈 |
| (一) 文献·文本·文献学 |
| (二) 边疆·经略·西北部 |
| (三) 胡人·姓氏·墓志铭 |
| (四) 安全·认同·中古期 |
| 三、综述与反思 |
| (一) 有关中古胡族碑志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
| (二) 有关中古胡族姓氏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
| (三) 有关中古胡族认同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
| (四) 有关中古西北经略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
| 四、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拓跋近支的姓氏流变与文化认同 |
| 第一节 拓跋氏 |
| 一、北周的“拓跋墓志” |
| 二、墓志所见北周拓跋的来源与分布 |
| 三、改易胡姓与政权安全 |
| 第二节 源氏 |
| 一、源氏墓志及其郡望流变 |
| 二、源氏支脉与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吐谷浑氏 |
| 一、《吐谷浑玑墓志》相关问题 |
| 二、吐谷浑墓志及其地域认同 |
| 第四节 尉迟氏 |
| 一、大非川与“西方”尉迟 |
| 二、中古尉迟氏墓志考述 |
| 三、余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鲜卑旁系的迁徙、嬗变与融合 |
| 第一节 贺兰氏 |
| 一、贺兰墓志 |
| 二、迁徙与分布 |
| 第二节 成氏与彭氏 |
| 一、成氏墓志 |
| 二、彭氏墓志 |
| 第三节 独孤氏 |
| 一、独孤信一支世系 |
| 二、从屠各到独孤 |
| 三、休屠与屠各 |
| 四、余论 |
| 小结 |
| 第三章 内迁柔然、粟特的祖先认同与迁徙分布 |
| 第一节 茹氏 |
| 一、“茹”与“如”之辨析 |
| 二、茹氏墓志及其迁徙 |
| 第二节 郁久闾氏 |
| 一、郁久闾氏与齐鲁地区 |
| 二、《闾子璨墓志》及其相关问题 |
| 第三节 安氏 |
| 一、《安威墓志》及其相关问题考略 |
| 二、中古粟特安氏之动向与认同 |
| 三、余论 |
| 第四节 米氏 |
| 一、《米仁庆墓志》《米钦道墓志》相关问题 |
| 二、粟特米氏迁徙与认同 |
| 小结 |
| 第四章 北魏隋代西北边疆的进取与经营 |
| 第一节 胡族墓志所见北魏西北边疆的经略 |
| 一、《沮渠封戴墓表》与北魏平定凉州 |
| 二、《鄯乾墓志》与北魏进军西域 |
| 三、《鄯月光墓志》《于仙姬墓志》相关问题 |
| 四、元魏宗室墓志与北魏西戎校尉 |
| 第二节 胡族墓志所见隋代西北边疆的经略 |
| 一、安西都护的设置背景 |
| 二、安西都护与初期公务 |
| 三、安西都护与义和政变 |
| 四、余论 |
| 小结 |
| 第五章 唐代前期西北边疆的经略与拓展 |
| 第一节 胡汉墓志所见唐代降服河右的进展 |
| 一、平定陇右: 以《陈察墓志》《史索岩墓志》为切入点 |
| 二、镇抚河西: 以《杨恭仁墓志》《牛进达墓志》为切入点 |
| 第二节 胡汉墓志所见唐代挺进西域的历程 |
| 一、攻占高昌: 以《侯仁恺墓志》为切入点 |
| 二、《元武寿墓志》《康子相墓志》相关问题 |
| 三、拓展西域: 以《阿史那忠墓志》《曹钦墓志》为切入点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战国政治地理格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与创新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第一章 战国前期：重心独倚的表里山河 |
| 引言 |
| 第一节 四战之地的天下咽喉：韩 |
| 第二节 贫而不弱的军事强国：赵(兼论代与中山) |
| 第三节 暴兴暴跌的天下胸腹：魏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国中期：兼并极限凸显纵横“脊”线 |
| 引言 |
| 第一节 被兼并者：今长江中下游平原中小诸侯 |
| 第二节 被兼并者：今黄淮海平原中小诸侯(含东西周) |
| 第三节 无缘逐鹿者：非季风气候区的北方戎狄 |
| 第四节 今长江中下游平原上的次强势力：越 |
| 第五节 今黄淮海平原上的次强势力：燕 |
| 第六节 第二级阶梯上的次强势力：蜀(兼论巴、西南夷)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国后期：三大地理单元统御力量的对决 |
| 引言 |
| 第一节 今长江中下游平原上的最强者：楚 |
| 第二节 今黄淮海平原上的最强者：齐 |
| 第三节 高原上的最强者：秦 |
| 小结 |
| 第四章 士与势：战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地理的互动 |
| 引言 |
| 第一节 治：简帛所见百家学说的共同政治指归 |
| 第二节 士：战国诸子的共同身份属性 |
| 第三节 道：为什么是秦统一天下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及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8）箕子朝鲜的考古学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文献中箕子朝鲜及相关问题概述 |
| 1.1.2 本论文涉及的时空范围 |
| 1.1.3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简史 |
| 1.2.1 对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 |
| 1.2.2 对相关古文字资料的研究 |
| 1.2.3 结合考古发现的研究 |
| 1.2.4 简要总结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历史文献中的箕子与朝鲜 |
| 2.1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箕子朝鲜 |
| 2.1.1 古史文献中的箕子家族与西周至战国早中期的箕子朝鲜 |
| 2.1.2 古史文献中对战国晚期至西汉初的箕子朝鲜的记载 |
| 2.2 朝鲜古代文献中的箕子朝鲜 |
| 第三章 商晚期的(?)与箕族 |
| 3.1 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的(?)与箕族 |
| 3.1.1 与(?)和箕族相关的晚商青铜器 |
| 3.1.2 甲骨卜辞中的(?)与箕族 |
| 3.1.3 由铜器、卜辞看商晚期箕族与王室的关系 |
| 3.2 箕族与燕地、冀东和辽西的关系探讨 |
| 3.2.1 “(?)亚疑”铜器与箕族、燕地的关系 |
| 3.2.2 迁安小山子商墓出土“箕”器与箕族 |
| 3.2.3 辽西及邻近地区出土商文化遗物及其影响 |
| 3.2.4 商文化进入燕地、冀东和辽西的动因及影响 |
| 第四章 西周时期的箕侯国与朝鲜 |
| 4.1 西周时期的箕侯国与燕地 |
| 4.1.1 相关考古发现简析 |
| 4.1.2 西周箕侯国与燕地的关系 |
| 4.2 辽西地区的青铜器埋藏坑和相关青铜文化遗存 |
| 4.2.1 辽西青铜器埋藏坑 |
| 4.2.2 西周时期辽西地区相关青铜文化遗存 |
| 4.3 关于北方系青铜文化与辽西青铜文化关系的探讨 |
| 4.3.1 辽西及周边地区的单纯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存 |
| 4.3.2 北方系青铜文化与殷遗民文化系统的关系 |
| 4.3.3 北方系青铜文化与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系统的关系 |
| 4.4 箕子朝鲜立国辽西的文献与考古资料互证 |
| 第五章 春秋至战国早中期的箕子朝鲜 |
| 5.1 春秋至战国早中期辽西及辽河平原考古学文化遗存 |
| 5.1.1 相关考古学遗存概况 |
| 5.1.2 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及对其文化内涵的讨论 |
| 5.1.3 对该时期辽西与辽河平原文化面貌分区的检视 |
| 5.2 该时期辽西与辽河平原文化遗存的族属及其与箕子朝鲜的关系 |
| 5.3 朝鲜侯国得名时间及其与燕、齐的关系 |
| 第六章 西周至春秋战国箕子朝鲜文化面貌及变迁试探讨 |
| 6.1 殷周中原式青铜礼器式微原因试析 |
| 6.2 反映箕子朝鲜存在的具殷遗风青铜器初探 |
| 6.2.1 短内式铜戈 |
| 6.2.2 铜铎 |
| 6.3 由殷遗风器物分布探讨西周至战国早期箕子朝鲜的几个历史问题 |
| 6.3.1 关于箕子朝鲜与濊人的关系问题 |
| 6.3.2 关于箕子朝鲜与辽东地区的关系 |
| 第七章 战国晚期至西汉初的箕子朝鲜 |
| 7.1 秦开东征与东北亚文化格局的变迁 |
| 7.1.1 秦开东征前后燕文化的东渐 |
| 7.1.2 辽东、朝鲜半岛文化格局的变迁 |
| 7.1.3 箕子朝鲜的迁移在具殷遗风青铜器上的反映 |
| 7.2 箕子朝鲜的衰弱和覆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论题释义 |
| 一、关于胡姓 |
| 二、关于中古与家族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族源识别与族属考订 |
| 二、胡姓群体综合研究 |
| 三、胡姓家族案例研究 |
| 四、社会史与胡姓家族研究 |
| 五、宗教、艺术的研究 |
| 六、文学研究 |
| 七、考古、出土文献研究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取向 |
| 一、以胡汉之间为分野 |
| 二、以“共同体”为串联 |
| 三、以族源、地域与文化为鼎足 |
| 四、诗史互证——以文学为旨归 |
| 第一部分 胡姓家族族源研究 |
| 第一章 中古胡姓家族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 |
| 第一节 胡姓家族族源叙事的基本类型及其渊源 |
| 一、居边、封边型 |
| 二、避地、没蕃型 |
| 三、因官、出使型 |
| 第二节 胡姓家族族源叙事的结构性特征及其渊源 |
| 一、“放逐——回归”与回环结构 |
| 二、“降居”与分支结构 |
| 三、“服制”与层递结构 |
| 四、结构性族源叙事与胡姓家族的族属判断 |
| 第三节 胡姓家族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 |
| 一、获得华夏族源与成为华夏的合法性 |
| 二、碑志中的“五帝”族源与认同变迁 |
| 三、唐代胡汉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二章 胡姓家族谱系建构与族群认同 |
| 第一节 谱系建构的一般规律和形态 |
| 一、谱系重建 |
| 二、世系嫁接 |
| 三、联宗与排行攀附 |
| 四、世系建构的“原型” |
| 第二节 世系建构的文本类型及其传播接受 |
| 一、世系文本的类型 |
| 二、世系文本的传播过程 |
| 第三节 胡姓家族谱系建构的族群认同意义 |
| 一、关于谱系建构的性质 |
| 二、世系建构的认同意义 |
| 三、两组微观视角——同姓胡汉之间的微妙关系 |
| 第四节 窦氏家族世系建构与文本层累 |
| 一、河南窦氏世系伪冒的文本层累过程 |
| 二、窦氏家族世系建构“原型”考辨 |
| 第五节 独孤及的家族谱系建构与文化心态 |
| 一、独孤氏家族谱系的版本 |
| 二、独孤及家族谱系建构的史料渊源 |
| 三、独孤及家族谱系建构的构思过程与文化心态 |
| 第三章 谱牒与胡汉之争——以《氏族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氏族论》与《唐书》的关系 |
| 一、《氏族论》与《唐历》 |
| 二、《唐书》之编纂过程 |
| 三、《唐书》之内容 |
| 四、《唐书》之体例与“氏族志” |
| 五、《唐书》“氏族志”之谱学背景 |
| 第二节 韦述之谱学与《氏族论》 |
| 一、韦述《百家类例》 |
| 二、韦述《国朝宰相甲族》 |
| 第三节 《氏族论》内容辨析 |
| 一、《氏族论》与《隋书》谱牒类文献叙录之关系 |
| 二、一些关键词的辨析 |
| 第四节 《氏族论》文本层累“复原” |
| 第二部分 胡姓家族与地方社会 |
| 第四章 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 |
| 第一节 胡姓家族的内部扩张与地域分化 |
| 一、胡姓家族的“房” |
| 二、胡姓家族郡望发育 |
| 第二节 胡姓家族与地方社会——长安与洛阳 |
| 一、两京人口来源的族群性 |
| 二、两京人口规划与胡汉体制 |
| 三、唐两京胡姓家族宅第分布规律 |
| 第三节 胡姓家族与地方社会——乡里视角 |
| 一、北朝时期的部族与地方社会 |
| 二、隋唐时期的胡姓家族与地方社会 |
| 第四节 文学剪影中的园林别业与“双家制” |
| 一、双家制的渊源及功能区分 |
| 二、园林别业与行赏游乐 |
| 三、山池别馆与文人雅集 |
| 四、双家制与宗教生活 |
| 第五节 胡姓家族与地域认同 |
| 一、胡姓家族地方归属感的形成 |
| 二、地方认同的深化与地方记忆的形成 |
| 第五章 中古会稽康氏家族研究 |
| 第一节 康氏籍贯的发育与会稽望 |
| 一、康氏主要籍贯概述 |
| 二、康氏会稽望形成的时间 |
| 三、康氏会稽望的所指——与荣新江先生商榷 |
| 第二节 会稽康氏家族的族源及族属问题 |
| 一、《康希铣碑》中会稽康氏家族族源 |
| 二、会稽康氏的族属申论 |
| 三、康希铣家族与会稽之联系 |
| 第三节 会稽康氏家学 |
| 一、康国安之《文选》及《汉书》研究 |
| 二、康子元的《易》学与《礼》学 |
| 三、会稽康氏家族文学 |
| 第三部分 胡姓家族与文化研究 |
| 第六章 胡姓家族之文化习得与突变 |
| 第一节 胡姓家族文化习得过程 |
| 一、教育的意义 |
| 二、学习的微观情境 |
| 第二节 文化之积累与转型 |
| 一、文化积累——科举的例子 |
| 二、文化之转型——《春秋》学为例 |
| 三、文化焦虑下的文学“突变”与“想象” |
| 四、文学作为“族际话语” |
| 第七章 胡姓家族与宗教——以侯莫陈氏家族之信仰为中心 |
| 第一节 侯莫陈氏之族源问题 |
| 第二节 侯莫陈氏家族主要支系及侯莫陈琰之可能归属 |
| 一、侯莫陈氏主要支系 |
| 二、侯莫陈琰的基本信息及可能归属 |
| 第三节 侯莫陈氏家族与佛教之关系 |
| 一、北朝时期侯莫陈氏之奉佛之渊源 |
| 二、唐代侯莫陈氏奉佛之传承 |
| 第四节 侯莫陈琰与北宗关系的重要线索——陈闳《六祖禅师像》 |
| 一、陈闳为侯莫陈氏的推测 |
| 二、陈闳《六祖禅师像》与家世佛教之因缘 |
| 第八章 胡姓家族与民族文化——以王珪“不营私庙”为中心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王珪“不营私庙”之异常 |
| 二、王珪家族之族属 |
| 第二节 北方民族宗庙、祖庙溯源 |
| 一、拓跋鲜卑之宗庙 |
| 二、高丽、契丹等东北民族之宗庙 |
| 三、金、元之宗庙 |
| 四、其他胡姓家族祖庙 |
| 第三节 王硅“不营私庙”的萨满文化渊源 |
| 一、乌丸与萨满文化 |
| 二、萨满祭祖之特点 |
| 三、王硅家族旁系的萨满文化传承 |
| 四、关中地区萨满遗迹对王硅家族之影响 |
| 第九章 胡姓家族与经学——何妥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何妥之族属与生平 |
| 一、何妥之族属 |
| 二、何妥的生平述略 |
| 第二节 何妥与开皇乐议 |
| 一、何妥入隋以后年谱 |
| 二、《隋书·乐志中》“开皇乐议”辨正 |
| 第三节 何妥之《易》学与《礼》学 |
| 一、何妥之易学 |
| 二、何妥之《礼》学 |
| 第四节 何妥之乐论 |
| 一、《隋书·乐志中》何妥乐论原文释读 |
| 三、《隋书·乐志》编撰过程与史源辨析 |
| 四、何妥乐论的重新评价 |
| 第五节 何妥经学的延伸——政论文 |
| 一、何妥的政论 |
| 二、何妥政论的“宗经”特点 |
| 第十章 胡姓家族与文学——于邺家族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于邺家族基本概况 |
| 一、世系 |
| 二、主要人物 |
| 第二节 于邺家族的婚姻与政治网络 |
| 一、婚姻集团 |
| 二、亲党 |
| 第三节 诗人于邺之与于武陵之辨 |
| 一、于邺、于武陵诗集的演变及刊刻情况 |
| 二、从新出诗歌归属的内证与外证 |
| 三、于武陵、于邺的关系补论 |
| 附录 |
| 一、唐代胡姓家族墓志目录 |
| 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胡姓家族世系补正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论文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10）商周时期的族群迁徙与地名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内容与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一）文献积累期 |
| （二）近现代研究期 |
| 三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四 若干概念的说明 |
| 第一章 商周族群迁徙及探索族群迁徙的主要途径 |
| 第一节 商周族群迁徙的类型 |
| 第二节 商周族群迁徙的原因 |
| 一 政治因素 |
| 二 经济因素 |
| 三 军事因素 |
| 四 自然环境因素 |
| 第三节 探索族群迁徙的五条途径 |
| 一 叙事性的文字记载 |
| 二 隐性的地名线索和“地名组群” |
| 三 人物传说和族群谱系 |
| 四 考古学文化的观察 |
| 五 出土信息明确的族氏铭文材料 |
| 第二章 商周地名与特殊的地名现象 |
| 第一节 地名文例与构词特点 |
| 一 地名文例与地名的确定 |
| 二 地名的构词特点 |
| 第二节 特殊的地名现象——“同地异名” |
| 一 更改地名 |
| 二 加缀成分 |
| 三 地名省称 |
| 四 族群活动与“同地异名”现象 |
| 第三节 特殊的地名现象——“异地同名” |
| 一 “异地同名”现象举例 |
| 二 “异地同名”成因的初步探讨 |
| 第三章 商周“族迁地随”现象研究 |
| 第一节 地名“完整式”播迁 |
| 第二节 地名“区别式”播迁 |
| 第三节 地名“复合式”播迁 |
| 第四节 由“族迁地随”到地名“外向式”播迁 |
| 第四章 基于“地名组群”和族系材料的族群迁徙探索 |
| 第一节 (?)、虞、吴三者关系及迁徙问题新探 |
| 一 殷周之际的虞和(?)——从“虞、芮质厥成”说起 |
| 二 “太伯奔吴”传说的史实补正 |
| 三 周代(?)、虞、吴的分封与徙封 |
| 第二节 豫东北和鲁西南、豫东地区的地名重名 |
| 一 “相土居商丘”的地望辨析 |
| 二 关联地名成组出现的意义 |
| 第三节 汾水流域和山东地区的族群交流 |
| 第四节 汾水流域和淮、汉地区的族群交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出土文献着录书籍简称表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春秋以前东北地区华夏族人口考索——汉族先世北上东徙（论文参考文献）
- [1]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D]. 李明浩.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D]. 马立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3]庄蹻入滇与国家统一[D]. 林海涛. 云南大学, 2019(09)
- [4]辽河流域与古商族关系考论[J]. 韩旭,张汪. 青年文学家, 2019(02)
- [5]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D]. 陈筱娇. 南京艺术学院, 2018(02)
- [6]中古西北胡姓与边疆经略研究 ——以墓志文献为主要素材[D]. 刘森垚.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战国政治地理格局研究[D]. 赵鹏璞. 郑州大学, 2018(11)
- [8]箕子朝鲜的考古学探索[D]. 赵凌烟. 西北大学, 2016(05)
- [9]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D]. 龙成松. 武汉大学, 2016(06)
- [10]商周时期的族群迁徙与地名变迁[D]. 赵庆淼. 南开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