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8～2000年我国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的回顾与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雅婕[1]（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王永仓[2]（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指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李婷[3]（2021）在《我国金融安全状态及预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的新形势下,在我国继续推进扩大开放的新背景下,维护一个国家经济安全就显得非常重要。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背景下维护好我国金融安全是一个重大课题。为此,本研究将以扩大开放为背景,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好我国金融安全。首先,在分析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研究主题及其重要研究意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我国扩大金融开放的实际,研究扩大开放背景下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面临的风险及其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研究汇率市场化改革（货币安全）、对外债务市场（债务安全）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利用月度数据,采用VAR模型及逐步回归等研究方法研究银行业安全、货币安全、证券业安全、对外债务安全、保险业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其次,在上述研究的基础,选取相应的指标,并采用月度数据,测算近些年我国金融安全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研究我国金融安全水平与现实金融业运行现实表现的吻合情况,对我国金融安全水平进行评价,并进行金融安全预警研究。最后,提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相关对策建议。在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得出了以下八个方面创新性的研究结论。一是外汇汇率显着影响金融安全。研究发现,外汇汇率的变化显着影响我国对外债务安全,且证券市场对汇率的变化敏感。因此,我国外汇汇率的波动直接影响着我国货币安全、对外债务安全乃至整个金融安全。研究发现,市场因素对汇率波动有着明显的影响,但目前这些市场因素对汇率波动的影响都是短期的,表明我国汇率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化,人民币汇率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市场因素对汇率波动的冲击也会加大。因此,加速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改革是防范汇率巨幅波动进而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且必要措施。二是银行业安全的影响因素较多。模型研究发现,对外债务余额、保险业保费收入、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对银行业安全影响较为显着。也显示银行业在整个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维护银行业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三是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VAR模型研究发现,对外开放度在短期内对汇率的波动有负向冲击,并在第二期达到最小值。然后随着冲击期数的增加,这种响应强度逐渐减弱,并最终趋近于零响应。这表明长期来看,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汇率的波动反而更小,从而有利于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就是说继续坚持扩大金融业开放总体有利于我国维护汇率稳定乃至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四是市场因素对证券业安全的影响尚不显着。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利率、上证A股平均市盈率等指标对证券市场的波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体来说影响尚不显着。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尽管经济总体发展迅速,但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市场运行机制仍然不够完善,使得上述重要市场化因素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目前依然不显着。五是保险业安全受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研究发现影响我国保险业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储蓄水平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且居民储蓄水平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都对保险业安全有显着的影响。但金融开放程度对我国保险业安全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现阶段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度还不够,保险业的竞争活力不足,发展潜力还很大。六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安全影响巨大。模型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银行业安全水平、证券业安全水平、对外债务安全水平和保险业安全水平均具有显着影响。经济发展是所有产业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构成了银行业安全和证券业安全的基本面因素,对银行业安全和证券业安全具有显着的影响。七是诸多关键因素指标拖累着我国金融安全水平。研究发现目前拖累我国金融安全水平的影响因素众多。这些指标因素既包括宏观环境层面的指标,如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外商直接投资水平、银行对外开放度、经济对外开放度、外汇储备结构和房地产指数;也包括中观金融市场状况层面的指标,如即期汇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为此,我国要针对上述指标对我国金融安全早期预警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有利于我国更好地维护金融安全稳定。八是2004年以来我国金融安全指数走势波动并有望逐渐转好。研究表明,2004年1月至2008年1月,指数上升;2008年1月至2009年2月,指数下降;2009年2月至2011年3月,指数上升;2011年3月至2015年3月,指数下降;2015年3月至2017年12月,指数上升;2017年12月至2019年6月,指数下降。金融安全预警研究表明,未来两年我国金融安全水平将会逐渐转好。可见,虽然我国金融安全形势总体可控,但较小幅度的波动还是存在的,且其波动趋势总体向下,值得我们警惕。金融安全预警研究的结果也显示,未来两年我国金融安全水平有望逐渐好转。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研究进而提出了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相关对策建议。这些建议主要有:努力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维护我国金融业安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继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以维护金融安全、完善金融安全预警机制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促进房地产业稳定发展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和继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等等。
王鑫[4]（2020）在《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和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工具中减税是主要手段之一,减税能够减轻供给主体负担、释放供给主体活力而最终实现供给能力提升。企业供给能力提升集中体现为投资水平上升,在减税降费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回答减税对投资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投资将会产生什么效应?投资主体不同是否存在异质性等问题?本文拟从减税角度研究对投资的影响,希望通过实证提出优化减税政策的建议。征税会提升资本的使用成本,压抑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减税之后资本使用成本减小,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增加。本文首先测算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使用成本,并以此为解释变量建立实证模型验证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因投资主体所有制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以及因投资主体面临风险程度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1。新常态下在更深层次上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从效率上挖掘（李艳和杨如岱,2018）,从创新上挖掘（叶建亮等,2019）,从区位上挖掘（佟家栋,2017）,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存在怎样的影响是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一,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优化投资效率,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实现企业生产价值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减税可降低由税收给资源配置带来的扭曲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深入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离不开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是保障创新驱动战略顺利实现的重要资源,税收激励可有效刺激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增加创新,本文进一步基于研发投资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第三,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后”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压力同时摆在面前,经济调整既要着眼于内部也要到外部找寻机会,需借助国际力量尤其是国际投资推动解决。国内目前关于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研究不多,减税如何发挥作用推动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以及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作用如何更是少有研究涉及,本文最后讨论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五点:一,减税能显着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二,因投资主体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减税对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比民营企业更为显着;减税对高风险创业企业投资影响不显着。三,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着,既能抑制企业投资过度也能改善企业投资不足。四,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明显,不管企业的法定税率降低还是实际税率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均显着增长。五,减税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存在正向影响。减税通过增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竞争投资标的的实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于沿线国家,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互补效应明显。本论文共有八章,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减税、资本使用成本与投资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创新与不足等等。第二章梳理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相关理论。本章首先介绍减税与企业投资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简单总结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回顾了供给经济学由“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供给学派”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路径（贾康,2015）。其次运用新古典投资模型对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行推导与演绎,新古典投资模型将企业自身视为资本的供给者,以此为起点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总结与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效应的理论。第三章分析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并用中国的上市企业数据进行检验。首先介绍研究的制度背景,通过回顾与梳理1993-2016年的主要减税政策,直观呈现中国减税政策的具体措施与规定。该部分内容详述了中国减税历程,明晰了企业缴纳的具体税收种类和税率级次,为后面的测算与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其次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税收提升企业资本使用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减税能有效降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增加,本章使用2000-2016年的上市企业数据测算中国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对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第四章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因投资主体不同存在的异质性,包括两个维度的分析:一是企业所有制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二是企业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首先,减税对国有、民营企业投资是否均有改善,本章对此进行分析,具体分别测算我国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将此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创业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但面临高风险需政府扶持,减税能否引导资本向创业企业倾斜是亟需回答的问题,本章通过实证方法进行分析。本文接下来分别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的影响。第五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进入新常态后投资过度和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去产能”成为改革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投资不足问题也同时存在。减税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引导资本在不同企业间的均衡配置,本章从总体和局部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使用固定面板模型整体上研究税负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探讨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其次利用“营改增”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直接分析“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第六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进行分析。技术创新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企业研发投入成为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能否引导企业将资本配置于未来带来更多创新的研发资本上是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章使用两个衡量减税的指标:一是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二是企业实际税率即应交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以实证方法研究减税是否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另外分别检验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识别哪一种减税方式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更为有效。第七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首先研究全球税收竞争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一国减税是否敏感,本章利用全球157个国家数据证明一国减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其次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迅速,母国减税通过影响企业投资的成本与回报而对其国际竞争力产生作用,税收竞争力可转化为企业竞争力从而增强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动力。本章使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减税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如果企业对外投资是出于获取资源动机或者分享“一带一路”政策红利动机,减税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第八章为总结和政策建议,对所有的测算和实证结果进行回顾,并针对中国目前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活动影响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政策建议。
崔秀丽[5]（2020）在《中国利率传导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2015年10月人民银行取消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利率管制成为历史,我国利率市场化迈入新的阶段。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货币需求的波动程度明显加大,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日益受到质疑,盯住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货币政策转型的压力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不仅对推动我国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还有助于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增强对总需求、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推动我国货币政策与金融业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央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和居民三个层级的利率传导机制,厘清利率由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层层传导的具体路径以及每一层级利率传导的作用机理。并总结主要发达经济体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模式及其政策启示,提炼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规律。同时透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深入分析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此基础上,围绕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难点,对完善我国利率传导机制以及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利率传导机制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评价,发现目前尚没有学者从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三个层级对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进行研究。也鲜有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视角看待全球央行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演变逻辑。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从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三个层级研究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其次,对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分别对马克思利息率理论以及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奥地利学派、新古典主义、货币主义等关于利率传导机制的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马克思通过对利息、利率及其本质的科学分析,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利率的特殊运动规律,阐释了利率的宏观调控功能。马克思详细阐释了利率的升降与经济繁荣与低迷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说明了货币供给与利率之间的关系。新古典主义中关于“理性预期假设”和“制定长期不变的货币政策规则”这两方面的观点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主张提高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这意味着可通过提高中央银行的权威性以及提高其调控利率的深度,促进利率传导机制的畅通。凯恩斯将有效需求、投资、利率、货币等因素有机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利率传导机制的线索和链条。后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托宾,则通过托宾Q理论将金融因素引入到利率传导机制中,这为商业银行是利率传导机制重要的微观基础提供了佐证。新凯恩斯学派的信贷配给理论给出了解释:商业银行考虑自身风险等因素,会在原有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加上风险溢价,这会导致贷款利率水平偏高,或者考虑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比较低,而直接不发放贷款,使得中央银行释放出来的流动性都集中在商业银行,无法向企业传导。奥地利学派强调利率对经济的稳定作用,这表明利率能够对经济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为我们制定“逆周期”的利率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货币主义认为只有货币供应量才具备作为合适的货币政策控制变量,这也为实施数量型货币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分析我国的利率传导过程与作用机理。我国利率通过银行体系或债券市场传导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率通过我国央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三个层级传导的过程。在我国利率传导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与居民均发挥着各自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其中,中央银行是利率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主体,商业银行在利率传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企业、居民是利率传导机制作用于实体经济的体现者。我国央行以利率为目标影响商业银行的机理主要包括四个:其一,我国央行通过使用再贷款利率、再贴现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以及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等基准利率工具从源头上形成商业银行利率定价对其的依附关系。其二,我国央行利用其作为“银行的银行”具有的再贷款功能,调控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从而决定利率由央行向商业银行的传导效果。其三,我国央行通过稳定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从而稳定商业银行的预期,进而实现利率的有效传导。其四,我国央行通过调节自身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货币供求影响商业银行的利率定价。我国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传导主要经由银行间市场。其一,我国建立了市场化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其二,构建了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基准利率体系——SHIBOR。其三,形成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以SHIBOR为定价基准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我国银行间市场基准利率与商业银行上下游利率的敏感度不断增强,同时,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也能够准确反映商业银行之间的流动性松紧。其四,依靠银行间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市场优势,通过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主动影响SHIBOR增强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传导机制。利率由我国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的传导分别经过间接融资通道和直接融资通道。在间接融资通道下,我国央行通过LPR建立起清晰的由政策利率依次向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实际贷款利率传导的机制。在直接融资通道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利率债、信用债等债券市场与企业进行衔接,且债券市场利率能够与贷款利率能够形成利率传导机制。债券市场利率通过两种方式影响贷款利率,一种是商业银行在进行利率定价时,将相应期限的长期国债利率加上风险溢价而形成长期贷款利率,另一种是债券市场利率通过调节贷款市场的流动性来影响贷款利率。此外,利率在我国商业银行与企业之间传导还存在分层与分化现象,即利率由商业银行向优势企业的传导不同于利率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的传导。第四,主要分析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模式借鉴与难点。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先后运用利率走廊模式、收益率曲线调控、质化宽松政策、负利率政策等模式疏导利率传导机制。任何一种疏导模式,均需能够有效影响长期利率,最终对通货膨胀、总需求及实体经济的产生刺激作用,这是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逻辑。从疏导的机理来看,利率走廊模式主要通过调控短期利率,对商业银行进行流动性管理和预期管理,促进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导。收益率曲线调控模式主要通过建立短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增强中央银行中长期利率的引导和调控。质化宽松政策主要通过直接调控长期利率,以有效降低长期利率,解决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导受阻的问题。负利率政策主要通过驱使商业银行增加市场流动性,促使商业银行向不同利率期限的市场释放流动性,引致市场利率下降,从而实现提升通胀和降低汇率的目的。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在利率传导机制构建与疏导过程中具有“导演”般的地位,利率传导机制的疏导、恢复和增强均需要中央银行的主动干预。中央银行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模式体现出清晰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央行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可以获得重要的政策启示,并提出了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疏导难点。第五,研究完善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对策研究。结合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实际特征和国际经验模式所揭示的基本逻辑,针对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疏导难点,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我国利率传导机制阻滞的对策以及增强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解决方案,并对各个对策措施进行了深入详细地分析和论述。对策一:建立成熟完善的货币市场。对策二:完善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对策三:完善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传导机制。对策四:继续深化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对策五:增强商业银行的利率定价能力。最后,对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和提炼:（1）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企业、居民基本构成了我国利率传导经过的核心参与主体,且利率传导机制在三个层级上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效果具有差异性。在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传导的环节最容易出现利率传导机制阻滞的情况。（2）商业银行不是央行利率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商业银行的主动应对行为客观上能够降低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央行在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时,要提前考虑商业银行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来抵消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3）央行不应仅仅调控短期利率,而应该将调控短期利率及调控中长期利率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央行通过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工具（MLF）直接调控中长期利率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能有效提高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4）流动性溢价显着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和长期债券利率,风险溢价则显着影响长期贷款利率。我国央行可将利率通道与信贷通道结合起来,增加贷款资金的可得性,释放长期的预期信号。（5）成熟完善的利率市场化环境是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根本保障。未来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重点是培育市场化利率定价与调控机制,持续深入推进“深水区”阶段的利率市场改革。（6）利率传导机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利率传导机制需要与我国金融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金融形势相适应,需要随着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微调和创新优化。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本文对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构造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即:传导主体——传导层级——传导市场——传导效果。利率传导的效果主要由利率传导的主体、传导的层级以及传导的市场等所决定。在此理论分析框架下,本文依次从“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三个层级分析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不仅详细分析了我国利率在每一个层级上传导的作用机理,还从三个层级整体上考察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发现我国利率在三个层级上的传导效果具有较明显的差异,在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传导的环节最易出现利率传导机制低效无效的情况,应将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的利率传导作为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关键环节。（2）本文结合马克思的利息率理论和凯恩斯学派利率理论等,透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在不同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模式。文中详细分析了利率走廊模式、国债收益率曲线调控模式、质化宽松政策和负利率政策疏导利率传导的作用机理,从中挖掘利率传导机制的演变脉络和疏导逻辑,为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提供样本参考。本文研究提出,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逻辑在于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政策需能够对长期利率产生有效影响,以长期利率为纽带最终实现对通货膨胀率、总需求及实体经济的调控目标。（3）本文对我国利率在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与居民三个层级上的传导效果进行了数量分析,使理论推演得到了数据的检验。分别对每一个层级中不同期限的利率以及各层级代表利率之间的传导效果进行了数据检验和趋势分析。其中,在第一个层级检验了政策利率向短期基准利率与短期市场利率传导的效果,在第二个层级检验了短期市场利率之间和短期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基准利率之间传导的效果,在第三个层级检验了短期市场利率向中长期贷款利率与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传导以及中长期基准利率向中长期贷款利率传导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从整体上检验了不同期限利率对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
张斯琪[6]（2020）在《金融脱媒视角下中国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基于微观主体的经验证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金融经济体制改革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金融体系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金融发展程度可以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指标衡量,包括:经济金融化水平指标、货币化率指标、金融效率指标、金融流量指标、金融资产价格指标、金融市场竞争程度指标和金融去中介化指标等。金融脱媒（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作为代表性的金融去中介化指标,是指企业不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中介机构进行借款,而是直接通过债券市场或股票市场借款的情形。近几年来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尽管货币当局采取了一些操作,但在实体经济层面,依旧有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感到资金面紧张。因此,信贷渠道传导受阻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传导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为解决信贷渠道传道受阻的问题,央行自2018年以来多次指出要综合发挥信贷、债券、股权的“三支箭”的作用,即疏通信贷渠道传导,发展资本市场,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居民的消费热情,2020年中央经济会议再此重申这一点,可见综合发挥“三支箭”的作用已成为央行目前疏通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关键。发挥第二、三支箭的作用就是发展资本市场,其本质是金融脱媒不断深化的过程。深化金融脱媒对于疏通信贷渠道传导的意义在于,信贷传导机制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由本国的金融市场是否完善和本国金融市场的创新程度决定的,高效发达的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基础。在一个高效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下,信贷市场与股债市场将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相对的均衡,互相影响,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为此,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是:目前的中国的金融脱媒正在以何种方式对信贷渠道施加影响,其影响效果如何?基于此,本文将主要研究以下几点:第一,从微观主体角度深入研究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的效果。第二,研究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传导效果产生的影响。第三,结合信贷渠道分支渠道,研究微观主体的异质性在上述影响中发挥的作用。第四,从机制的角度研究上述影响的机制及影响路径。在实证研究中,本文依据信贷渠道的分类,从银行信贷渠道、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这四个角度,分别对金融脱媒背景下信贷渠道传导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在数据和方法上,本文基于Bankscope数据库、国泰安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及手工收集到的数据,综合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FEM）、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冗余分析（RDA）检验方法、MS（M）-AR（P）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SVAR模型等方法展开研究。首先,本文对金融脱媒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两种指标,并针对指数特征进行了状态转移检验。在银行与企业部分,在每章基准回归的基础上,研究了金融脱媒对各个信贷渠道各分支渠道的影响;在综合运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GMM模型、排除可能的解释、更换回归模型和更换样本区间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进一步探讨了各微观主体异质性产生的非对称性影响;最后,各章节从机制的角度对影响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深挖。在居民部分,本文首先验证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存在性,之后通过对比该渠道中引入金融脱媒变量前后的变化,分析金融脱媒对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影响。最终,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1.微观主体的信贷渠道传导效果的结论。（1）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进行传导,同时,资本充足率水平低、资产流动性较差、负债结构较高的银行更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银行可以通过调节资产负债表结构弱化货币政策的冲击,城市商业银行尤其突出。（2）紧缩的货币政策主要对民营企业、资产可抵押性低的企业以及上市时间较短的企业施加影响。（3）货币政策通过包含房价信息影响消费,房价是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重要的中介变量。2.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传导影响的结论。（1）在未受到货币政策冲击时,金融脱媒对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影响更为明显,也对资本充足率水平低、资产流动性较差、负债结构较高的银行影响更为明显。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冲击下,现阶段中国金融脱媒的发展,还不足以削弱货币政策冲击大小、不足以弱化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即使银行积极地调整了资产负债表结构,也无济于事。（2）金融脱媒的深化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金融脱媒可以弱化货币政策对企业资产负债渠道传导的冲击。以上影响对民营企业、资产可抵押性低和注册地市场化进程高地区的企业较为明显,但对上市不久或者高科技企业不明显。（3）金融脱媒能够改善房地产拖累居民消费的问题,促进货币政策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金融脱媒的发展加大了房地产财富变量（以及货币政策变量）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不确定性。3.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传导效果的影响机制。（1）“货币政策→金融脱媒→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机制存在于两个路径中。“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为直接效应,紧缩的货币政策降低了银行信贷量。“货币政策→金融脱媒→银行信贷”为间接效应。目前直接效应影响更大,这与金融脱媒的发展程度有关。（2）“货币政策→金融脱媒→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链条的核心机制之一是“脱媒校正”效应,但在货币政策的冲击下,“脱媒校正”效应被抵消。（3）“货币政策→金融脱媒→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的链条下,金融脱媒并非通过“成本驱动”机制施加影响。（4）通过提高或者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按照信贷审批衡量的风险承担）并不能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刺激企业投资,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继续深化金融脱媒。（5）无论是金融脱媒变量还是广义的金融脱媒都无法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6）在“货币政策→金融脱媒→银行信贷渠道”的链条中,广义金融脱媒指标与基准回归的结果有差异主要由于影响机制不同。（7）从效果上看,货币政策的价格型工具与数量型工具效果类似,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从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型成效较为明显。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进一步深化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1）除了考虑银行类别,还应考虑资本充足率水平低、资产流动性、负债结构,同时还应考虑银行通过调节资产负债结构弱化货币政策冲击的能力,基于此制定更精细的、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实现对重点领域（如民营、高科技、“三农”等领域）的定向释放,以达到货币政策预想的效果。（2）在货币政策调控的过程中,应综合应用数量型与价格型的调控工具,促进调控方式的转变。2.规范长效动态监管规则,引导金融脱媒整体布局。（1）虽然现阶段中国金融脱媒的发展还不足以弱化货币政策的冲击,但是金融脱媒已经开始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低等特征的银行产生影响,“脱媒校正”效应也在发挥作用,因此,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下金融脱媒的发展趋势,重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调控层面以及微观主体层面的影响,提前作好布局,未雨绸缪,在关注微观主体异质性的同时,警惕金融市场的风险传染,规范金融脱媒的长效动态监管。（2）应注意到金融脱媒的积极作用,引导金融脱媒、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发挥好金融脱媒的优势。3.持续深化金融脱媒发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1）继续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促进股票以及债券的发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2）继续发挥城商行组织机构扁平化、与客户关系密切、贷款标准比大型商业银行略低、主要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信贷的优势。同时,因地制宜地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体系,以达到更好地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疏通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目的。4.引导金融脱媒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影响。（1）应继续关注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对居民消费的收缩影响,坚持房地产调控、“房住不炒”,通过完善相关租房机制（如公租房等）,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2）应进一步深化金融脱媒,为居民企业投融资拓宽渠道,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3）关注融脱媒的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对金融脱媒加以引导。5.优化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动态监管,重视银行的风险承担。（1）应及时关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动态变化,更好地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动纳入到货币政策监管体系之中,防止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2）应进一步完善MPA考核标准,使之对冲击、风险的评估和预警更加有效,对未来金融脱媒可能带来的问题提前评估,让系统性风险更加可控。
王珏帅[7]（2019）在《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诱发的金融风暴、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救市”实践显示:尽管核心发达经济体、小型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各不相同的实际经济周期,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表现出被称之为“全球金融周期”的高度相关性。而驱动全球金融周期根源即是流动性外溢（Monetary Spillover）。在过去10年里,由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和溢出效应所驱动的全球经济高度相关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那么,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整体性的,还是局部性的?这些重大问题目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的经济形势、政策立场及政治走向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流动性外溢风险是中国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亟待解答一个的重大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为题,尝试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以及金融市场三个方面,就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行系统研究。本文首先回顾了有关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影响效果,以及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影响的文献资料:而后考察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金融危机发展历程（互联网泡沫危机、美国次级贷款泡沫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危机前后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的历史;接着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四大经济体的GPM-4模型,分析了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3种流动性管理手段对我国9个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随后利用FAVAR模型,研究了 G7经济体的流动性对我国工业、农业、房地产业、消费品零售业、对外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六种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影响,以及各行业中流动性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最后,基于由15个主要经济体构成的GVAR模型,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分析、反事实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流动性变化是塑造全球经济金融走向的重要因素。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不仅存在协同性,而且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方向多次转向、手段丰富,且流动性管理规模庞大。第二,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是主导因素。不同类型的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货币冲击的瞬时效果最强,信贷条件和基准利率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长期贡献度更大;G3经济体中美国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最大,欧元区次之,日本的影响最小;流动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20个季度之后影响基本被完全吸收。第三,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短期内以扩张效应为主,但部分行业表现出一定的滞后和反复;瞬时冲击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的影响大约在6个月左右达到稳定状态,长期来看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各产业活动变量预测方差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起主导作用;流动性冲击对大类产业部门影响的传导机制总体上遵循从初始生产资料价格和生产活动向最终产品价格和生产活动传递的过程,但对细分产业活动影响的传导机制具有较大差异。第四,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果。不同经济体、不同的流动性管理方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瞬时冲击和长期贡献有较大差异,其中,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波动的贡献度更高,中国长期债券利率对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冲击更敏感。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系统研究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分别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金融市场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弥补了现有国内外研究的不足。第二,本文尝试拓展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发的GPM分析框架,构建了中美欧日四大经济体构成的GPM-4模型,并首次将其用于分析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第二,本文基于FAVAR模型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效应,首次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溢出领域的研究内容。第四,本文对全球15个国家构建了 GVAR模型,系统讨论了美国、欧元区经济体、亚洲经济体、其他经济体的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股、债、汇三个市场的溢出效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样本覆盖等方面完善和补充了现有的文献资料。
杨理强[8]（2019）在《内部资本市场、债务融资与企业创新 ——基于集团财务公司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集团作为我国一种重要且广泛存在的企业组织形态,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在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发生的资本配置行为便形成了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魏明海和万良勇,2006）。目前,关于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已经认同内部资本市场具有缓解融资约束的功能（王化成等,2011）,部分学者还进一步发现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但同时,鲜有文献给出关于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直接机制检验。正如王化成等（2011）指出,内部资本市场本身并不能直接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起作用的应该是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和机理,例如关联交易、资金调拨、相互担保等。因此,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和创新的直接机制有待进一步分析。我国独特的集团财务公司制度为分析上述机制影响提供了一个视角。一方面,集团财务公司已经成为我国许多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主要平台（王化成等,2011）;另一方面,我国集团财务公司与成员上市公司关联资金交易的披露,使得本文能够清晰地划分集团财务公司对成员上市公司的影响方式,并为本文分析集团财务公司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创新的影响提供一个可能。同时,作为我国特殊的制度安排,我国学者关于集团财务公司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才刚刚开始。其中,吴秋生和黄贤环（2016、2017b）证明了集团财务公司同其他内部资本市场一样,具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王超恩等（2016）证明了高效率的集团财务公司能够缓解成员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不足,未考虑两者之间是否实质性地发生金融关联。对于集团财务公司与成员上市公司,主要的关联资金交易是存款和信贷。鉴于关联存款交易可能存在的代理问题（窦欢和陆正飞,2016、2017）,以及集团财务公司信贷业务在缓解成员单位资金压力方面的作用（陈志敏,2013）。因此,本文进一步区分存款和信贷业务,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关联信贷交易为切入点,探讨以下两个问题:（1）集团财务公司作为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主要平台,其对成员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水平和债务融资成本有何影响?（2）若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能够为成员上市公司的借款带来便利性和低成本性,缓解融资约束,那么,是否会影响企业创新?在制度分析、文献梳理、理论推导的基础上,本文采用2007-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在手工收集集团财务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关联关系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包括公司固定效应、分组变量、平行趋势、动态分析、首次信贷分析、倾向得分配对分析、多样本分析（全样本和仅有集团财务公司信贷的样本）等在内的检验。研究发现:（1）集团财务公司信贷交易提高了成员上市公司借款的便捷性,表现为短期信用借款规模的扩大;集团财务公司信贷交易降低了成员上市公司借款融资成本。由于借款的便捷性和低成本,集团财务公司信贷交易使得成员上市公司的借款总额扩大,其中,主要是短期借款;从现金流视角,集团财务公司信贷交易提高企业借款现金流入,并减少企业对发行债券的现金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集团财务公司信贷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关系是互补作用,共同影响企业债务融资规模的扩大;集团财务公司通过信贷交易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现为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减弱、信贷紧缩环境下的融资促进、资本结构偏离下的融资调整。（2）由于集团财务公司信贷交易的便捷性和低成本,集团财务公司信贷交易促进了成员上市公司的实质性创新,体现为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多。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流动负债的增加是集团财务公司信贷业务影响企业创新的部分中介。进一步分析发现,集团财务公司信贷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表现为在融资约束高的行业、信贷紧缩时期、以及期初目标资本结构大于实际资本结构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显着。最后,通过对企业专利授权的分析表明集团财务公司信贷促进了企业有效的创新产出。本文可能的主要研究贡献包括:（l）在研究问题方面,本文通过分析集团财务公司信贷对企业债务融资规模、借款成本、融资约束、企业创新的影响,为现有文献提供了直接的实证依据。（2）在度量指标方面,本文对比以往研究的指标发现,集团财务公司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是否发生关联信贷交易,而非是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或具备集团财务公司,进一步明确了集团财务公司内部资本市场对成员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影响的运作方式。除此之外,本文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样本上与已有研究也有所区别。最后,本文也存在研究局限,例如由于数据不足,未能分析集团财务公司通过咨询等方式间接帮助上市公司融资的金额情况;未能计算并判断每家集团财务公司运行效率和效果的高低,并进行对比等。上述的局限和不足都是本文未来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龙小燕[9]（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杨斌[10]（2019）在《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货币金融领域出现中国特有的货币现象。在市场总体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银行间市场出现“钱荒”和“资产荒”,而中小企业较难申请到贷款,通过民间借贷资金成本又很高,金融市场“量宽价高”问题突出,反映了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加速背景下,货币内生属性增强,数量型调控难度加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和价格目标难以兼得,有必要构建利率走廊调控框架,实现价格稳定。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内生于实际经济活动,利率则外生地由中央银行设定的政策目标利率决定,早已“预言”了利率走廊调控的必然性。马克思货币理论对利率由两大资本家阶级分割社会平均利润率决定的论述对利率走廊调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启示意义在于,中央银行可以综合运用利率走廊调控和宏观审慎政策控制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和非息收入,使银行业取得社会平均利润率,有助于让金融回归本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因此构建利率走廊调控必须坚持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指导地位。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银行从最早的直接信贷控制转变到当前间接货币总量调控,还初步尝试构建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由于当前货币政策目标过多,缺乏对价格的有效调控,无法平抑市场利率波动,利率走廊的可信度和中央银行的信誉度受到挑战,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通过分析我国微观货币创造机制,发现在我国经济金融领域中货币的内生属性和利率的外生属性都有增强的趋势,数量调控难度加大,价格调控可能性提高。英美两国货币政策发展史的路径差异表明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向稳态增长逼近,利率走廊调控建设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利率走廊调控建设,克服数量型调控框架固有缺陷,实现向价格型调控框架转型。发达国家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的建立一般需要具备以下基础条件:具有基准性的政策目标利率,合理设定的走廊宽度,能与价格型调控相配合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具有流动性管理功能的准备金制度。在人民银行推动下,持续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初步具备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基础条件,但价格型调控框架的完全建立也存在一定的阻碍因素,特别是经济和金融结构扭曲,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中梗阻”,对利率走廊调控建设构成挑战。为完善我国价格型调控框架,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通胀目标制具有规则性和透明性,能够加强中央银行与公众沟通,有利于形成和引导公众预期,因此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首要的是要实行通胀目标制。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具有市场性、基础性和主导性,利率走廊调控要以SHIBOR作为基准利率,以有效引导市场利率走向。利率走廊宽度通过改变机会成本改变商业银行的微观行为,因此最优利率走廊宽度的设定要充分考虑调控成本、央行容忍度和外生冲击类型。在我国转轨经济特征背景下,人民银行具有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重目标,利率走廊还需要余额准备金制度相配合才能实现最终目标。针对存在的问题,一要增强利益诱导的有效性。强化SHIBOR的基准性;完善合格担保品框架,提高融资可得性并;改变准备金制度的期间平均考核方式,实行自愿准备金制度。二要强化中央银行的预期引导。构建通胀目标制+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透明度。三要健全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加强金融市场建设,构建有效的微观市场主体行为,还应提高分析预测能力应对货币政策时滞问题。
二、1998～2000年我国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的回顾与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8～2000年我国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的回顾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我国金融安全状态及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我国金融业扩大开放进入新阶段 |
| 1.1.2 新形势下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新风险 |
| 1.1.3 大国博弈带来的金融风险日益升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金融安全是一个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内容 |
| 1.2.2 维护金融安全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需要 |
| 1.2.3 维护金融安全是促进我国深化改革的需要 |
| 1.2.4 维护金融安全是应对复杂金融形势的需要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文章组织与创新 |
| 1.4.1 文章组织 |
| 1.4.2 创新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金融风险 |
| 2.1.2 金融危机 |
| 2.1.3 金融安全 |
| 2.2 金融安全的相关理论 |
| 2.2.1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2.2 金融危机理论 |
| 2.2.3 金融预警理论 |
| 2.2.4 产业安全理论 |
| 2.3 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
| 2.3.1 银行业安全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
| 2.3.2 货币安全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
| 2.3.3 债务安全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
| 2.3.4 证券业安全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
| 2.3.5 保险业安全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
| 2.3.6 金融安全及其预警的研究 |
| 3 银行业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3.1 银行业安全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1.1 银行业安全程度的衡量 |
| 3.1.2 影响银行业安全的主要变量 |
| 3.1.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3.2 模型构建与检验 |
| 3.2.1 模型构建 |
| 3.2.2 模型检验 |
| 3.3 模型分析 |
| 3.3.1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3.3.2 方差分解分析 |
| 3.4 研究结论 |
| 3.4.1 长期看对外债务规模影响银行业安全 |
| 3.4.2 房地产价格波动不利于银行业安全 |
| 3.4.3 保险业发展有利于维护银行业安全 |
| 3.4.4 长期看资本账户扩大开放有利于银行业安全 |
| 4 货币及对外债务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4.1 货币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4.1.1 影响货币安全的主要变量 |
| 4.1.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4.1.3 模型构建与检验 |
| 4.1.4 模型分析 |
| 4.2 对外债务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4.2.1 影响对外债务安全的主要变量 |
| 4.2.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4.2.3 模型构建与检验 |
| 4.2.4 模型分析 |
| 4.3 研究结论 |
| 4.3.1 人民币汇率变化受我国汇率制度的影响很大 |
| 4.3.2 市场因素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日益增强 |
| 4.3.3 对外开放度与美元指数短期显着影响汇率波动 |
| 4.3.4 外汇汇率的变化显着影响我国对外债务安全 |
| 4.3.5 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显着影响对外债务安全 |
| 5 证券及保险业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5.1 证券业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5.1.1 影响证券业安全的主要变量 |
| 5.1.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5.1.3 模型构建与检验 |
| 5.1.4 模型分析 |
| 5.2 保险业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5.2.1 影响保险业安全的主要变量 |
| 5.2.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5.2.3 模型分析与检验 |
| 5.3 研究结论 |
| 5.3.1 经济发展水平对证券及保险业安全影响显着 |
| 5.3.2 对外开放背景下证券市场对汇率变化敏感 |
| 5.3.3 货币供应量等变量对证券业安全影响不显着 |
| 5.3.4 居民储蓄水平是影响保险业安全的重要因素 |
| 5.3.5 扩大金融业开放有助于为保险业注入发展动力 |
| 5.3.6 适当降低利率可为保险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
| 6 我国金融安全状态评估及预警研究 |
| 6.1 我国金融安全状态的评估 |
| 6.1.1 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1.2 模型选择与指标权重的确定 |
| 6.1.3 模型分析 |
| 6.1.4 金融安全状态水平的测算 |
| 6.1.5 测算结果分析 |
| 6.2 我国金融安全水平的预警研究 |
| 6.2.1 模型推导及设定 |
| 6.2.2 模型的求解与分析 |
| 6.2.3 金融安全预警分析 |
| 6.3 研究结论 |
| 6.3.1 我国金融安全指数波动较为频繁 |
| 6.3.2 我国金融安全指数呈波动向下走势 |
| 6.3.3 未来两年我国金融安全状态将会改善 |
| 7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外汇汇率显着影响我国金融安全水平 |
| 7.1.2 银行业安全受对外债务余额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
| 7.1.3 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 |
| 7.1.4 市场因素对证券业安全的影响尚不显着 |
| 7.1.5 保险业安全受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 |
| 7.1.6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安全影响巨大 |
| 7.1.7 诸多关键因素指标拖累着我国金融安全水平 |
| 7.1.8 我国金融安全水平走势波动并有望逐渐转好 |
| 7.2 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对策建议 |
| 7.2.1 努力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
| 7.2.2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
| 7.2.3 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
| 7.2.4 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
| 7.2.5 继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以维护金融安全 |
| 7.2.6 完善金融安全预警机制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
| 7.2.7 促进房地产业稳定发展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
| 7.2.8 继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 |
| 7.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减税 |
| 1.2.2 资本使用成本 |
| 1.2.3 企业投资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机理--基于供给学派理论 |
| 1.3.2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路径 |
| 1.3.3 减税对投资规模、效率和区位等的影响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主体结构与框架 |
| 1.5 研究使用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使用的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 |
| 1.6.2 局限与不足 |
| 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1 减税与投资关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 2.1.1 古典和新古典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2 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3 后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4 供给学派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 |
| 2.2.1 减税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理论 |
| 2.2.2 减税与企业投资调整成本理论 |
| 2.2.3 减税与企业投资边际有效税率理论 |
| 2.3 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 |
| 2.3.1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静态效应分析 |
| 2.3.2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
| 3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及实证证据 |
| 3.1 减税政策的回顾与梳理 |
| 3.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 |
| 3.3 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3.1 资本使用成本的测算 |
| 3.3.2 研究设计 |
| 3.3.3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4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1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1.1 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1.2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2.1 中国高风险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3 不同风险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1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 |
| 5.2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总体分析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2.3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总体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3.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的分析 |
| 6.1 减税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 |
| 6.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事实特征 |
| 6.3 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分析 |
| 6.4.1 国有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2 民营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3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分析 |
| 7.1 减税对投资区位影响的经验证据 |
| 7.1.1 理论机制 |
| 7.1.2 研究设计 |
| 7.1.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1.4 小结 |
| 7.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
| 7.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
| 7.2.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2.3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定向设计减税政策,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 |
| 8.2.2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压力,进一步减税降低民企成本 |
| 8.2.3 降低税收优惠门槛,鼓励创业企业成长与发展 |
| 8.2.4 拓宽研发投资税收优惠,落实研发加计扣除 |
| 8.2.5 降低对外投资货劳税收负担,进一步完善税收抵免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5）中国利率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回顾 |
| 2.1 马克思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2 新古典主义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3 凯恩斯与后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4 新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5 奥地利学派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6 货币主义关于利率传导机制的相关理论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的利率传导过程与作用机理 |
| 3.1 我国利率的传统演进历程 |
| 3.2 我国的利率传导过程与理论分析框架 |
| 3.3 我国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传导 |
| 3.4 我国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传导 |
| 3.5 我国商业银行与企业、居民之间的利率传导 |
| 3.6 对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数据检验 |
| 3.7 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 |
| 3.8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模式借鉴与难点 |
| 4.1 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逻辑 |
| 4.2 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主要模式与经验 |
| 4.3 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4.4 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政策启示 |
| 4.5 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难点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对策研究 |
| 5.1 建立成熟发达的货币市场 |
| 5.2 完善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
| 5.3 完善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传导机制 |
| 5.4 继续深化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 |
| 5.5 增强商业银行的利率定价能力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外文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金融脱媒视角下中国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基于微观主体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框架及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货币政策传导的文献综述 |
| 2.1.1 货币政策的货币渠道传导文献综述 |
| 2.1.2 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传导文献综述 |
| 2.2 金融脱媒的文献综述 |
| 2.2.1 金融脱媒的含义 |
| 2.2.2 金融脱媒的成因 |
| 2.2.3 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3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金融脱媒下中国货币政策现状及金融脱媒指标的构建 |
| 3.1 金融脱媒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现状 |
| 3.1.1 信贷渠道传导受阻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传导面临的主要问题 |
| 3.1.2 综合发挥“信贷、股权、债权”作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
| 3.1.3 资本市场的发展是金融脱媒的重要表现 |
| 3.1.4 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
| 3.1.5 金融脱媒的深化有助于疏通信贷渠道的传导 |
| 3.2 中国金融脱媒指标的构建及状态检验 |
| 3.2.1 金融脱媒概念的界定 |
| 3.2.2 金融脱媒测度方法的梳理 |
| 3.2.3 金融脱媒指数的构建 |
| 3.2.4 基于RDA与 MS-AR模型的金融脱媒指数状态转移识别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脱媒下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经典模型与文献回顾 |
| 4.2.1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的经典模型 |
| 4.2.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及说明 |
| 4.3.3 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 |
| 4.4.2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
| 4.4.3 非对称性研究 |
| 4.5 进一步研究:广义金融脱媒视角 |
| 4.6 机制研究 |
| 4.6.1 中介效应 |
| 4.6.2 风险承担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脱媒下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文献回顾与理论机理分析 |
| 5.2.1 文献回顾 |
| 5.2.2 理论机理分析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及说明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4.3 非对称性研究 |
| 5.4.4 进一步研究:表内外业务替代 |
| 5.5 机制研究:“脱媒校正”效应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脱媒下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文献回顾 |
| 6.3 模型推导与假设提出 |
| 6.4 研究设计 |
| 6.4.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6.4.2 变量说明 |
| 6.4.3 描述性统计 |
| 6.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1 基准回归 |
| 6.5.2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
| 6.5.3 非对称性研究 |
| 6.6 机制研究 |
| 6.6.1 成本驱动 |
| 6.6.2 贷款审批的风险承担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金融脱媒下居民资产负债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文献回顾与理论机理分析 |
| 7.2.1 货币政策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的文献回顾 |
| 7.2.2 理论机理分析 |
| 7.3 研究设计 |
| 7.4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的检验 |
| 7.4.1 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直接与间接路径检验 |
| 7.4.2 房地产财富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直接与间接路径检验 |
| 7.5 金融脱媒对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研究 |
| 7.5.1 数据检验 |
| 7.5.2 SVAR模型下金融脱媒对居民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研究 |
| 7.5.3 进一步研究 |
| 7.5.4 研究结果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基于微观主体的信贷渠道传导效果结论 |
| 8.1.2 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传导效果影响的结论 |
| 8.1.3 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传导效果影响的机制分析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进一步深化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 |
| 8.2.2 规范长效动态监管规则,引导金融脱媒整体布局 |
| 8.2.3 持续深化金融脱媒的发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 |
| 8.2.4 引导金融脱媒继续优化“房地产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
| 8.2.5 强化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动态监管,重视银行的风险承担 |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现实背景 |
| 1.1.2 选题的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结构安排与论文框架图 |
| 1.3.1 结构安排 |
| 1.3.2 论文框架图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回顾与评价 |
| 2.1 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传导机制研究 |
| 2.1.1 流动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的早期研究 |
| 2.1.2 常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2.1.3 量化宽松政策国际流动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2.2 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 2.2.1 流动性管理的宏观溢出效应 |
| 2.2.2 流动性管理的产业溢出效应 |
| 2.2.3 流动性管理的金融溢出效应 |
| 2.3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 |
| 2.4 小结与评述 |
| 3 三次金融危机与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的历史考察 |
| 3.1 互联网泡沫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1.1 互联网泡沫膨胀与破裂 |
| 3.1.2 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流动性状况 |
| 3.1.3 互联网泡沫危机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2 美国次贷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2.1 美国次贷危机与大衰退 |
| 3.2.2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流动性状况 |
| 3.2.3 美国次贷危机与“大衰退”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3 欧洲债务危机与流动性管理 |
| 3.3.1 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与蔓延 |
| 3.3.2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流动性管理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 |
| 4.1 GPM分析框架概述、特征与发展现状 |
| 4.1.1 GPM分析框架概述与全球化应用 |
| 4.1.2 GPM分析框架的特征与优势 |
| 4.2 GPM-4模型设置 |
| 4.2.1 稳态水平的随机过程的设定 |
| 4.2.2 G3经济体的行为方程设定 |
| 4.2.3 中国经济行为方程的设定 |
| 4.3 GPM-4模型的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
| 4.3.1 参数估计方法的选择 |
| 4.3.2 样本与数据 |
| 4.3.3 参数校准与先验分布设定 |
| 4.3.4 贝叶斯估计结果 |
| 4.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模拟 |
| 4.4.1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及中国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界定 |
| 4.4.2 数值模拟分析 |
| 4.4.3 方差分解分析 |
| 4.4.4 结果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产业活动的溢出效应 |
| 5.1 模型概述与样本选择 |
| 5.1.1 FAVAR模型概述 |
| 5.1.2 FAVAR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
| 5.1.3 样本选择 |
| 5.2 指标选取与因子处理 |
| 5.2.1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指标 |
| 5.2.2 工业活动指标 |
| 5.2.3 农业活动指标 |
| 5.2.4 房地产业活动指标 |
| 5.2.5 消费品零售业活动指标 |
| 5.2.6 对外贸易活动指标 |
| 5.2.7 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指标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阶数选择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方差分解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传导机制的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 |
| 6.1 GVAR模型概述 |
| 6.1.1 GVAR模型简介与发展 |
| 6.1.2 GVAR模型基准框架 |
| 6.1.3 GVAR模型估计与求解方法 |
| 6.2 主要经济体GVAR模型构建、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6.2.1 主要经济体GVAR模型的构建 |
| 6.2.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6.3 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3.1 GVAR模型相关检验 |
| 6.3.2 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广义方差分解分析 |
| 6.3.4 基于GVAR模型的反事实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内部资本市场、债务融资与企业创新 ——基于集团财务公司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二、相关概念介绍 |
| (一) 内部资本市场 |
| (二) 集团财务公司信贷 |
| (三) 债务融资 |
| (四) 企业创新 |
| 三、研究意义与研究贡献 |
| (一) 理论意义与贡献 |
| (二) 实践意义与贡献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制度背景分析 |
| 一、我国集团财务公司制度分析 |
| (一) 我国集团财务公司发展历程 |
| (二) 我国集团财务公司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分析 |
| (三) 我国集团财务公司的特色模式分析 |
| (四) 我国集团财务公司与成员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分析 |
| 二、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环境分析 |
| (一) 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现状 |
| (二) 上市公司的金融机构借款现状 |
| (三) 银行信贷的数量与利率管制 |
| (四) 货币政策与企业信贷融资环境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回顾 |
| 一、理论基础 |
| (一)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二) 交易费用理论 |
| (三) 其他相关理论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 内部资本市场研究 |
| (二) 集团财务公司研究 |
| 第四章 集团财务公司信贷与企业债务融资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一)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二) 假设提出 |
| 三、研究设计 |
|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二) 变量选择 |
| (三) 实证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四)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四、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一) 描述性统计 |
| (二) 相关性与单变量分组检验 |
| (三) 多元回归分析 |
| (四) 内生性问题 |
| (五)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五、进一步分析 |
| (一) 内外部融资分析 |
| (二) 企业融资约束分析 |
| (三) 信贷环境的影响 |
| (四) 资本结构偏离与企业融资分析 |
| (五) 稳健性检验 |
| 六、小结 |
| 第五章 集团财务公司信贷与企业创新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
| 三、研究设计 |
|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二) 主要变量选择与定义 |
| (三) 实证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四)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四、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一) 描述性统计 |
| (二) 单变量分组检验 |
| (三) 多元回归分析 |
| (四)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五、进一步分析 |
| (一) 信贷增量与企业创新 |
| (二) 考虑融资约束 |
| (三) 考虑信贷环境 |
| (四) 资本结构偏离的影响 |
| (五) 有效创新数的分析 |
| (六) 稳健性检验 |
| 六、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与启示 |
| (一) 研究结论 |
| (二) 政策启示 |
|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
| (一) 研究局限 |
| (二)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成果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利率走廊调控概念与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
| 二、数量型调控框架与价格型调控框架 |
| 三、利率走廊调控 |
| 第二节 西方利率走廊调控相关理论基础 |
| 一、早期价格型调控下的真实票据理论与银行贴现率理论 |
| 二、数量型调控下的货币数量论与外生货币供给理论 |
| 三、现代价格型调控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马克思货币理论对中国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指导意义 |
| 一、构建利率走廊调控必须坚持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指导地位 |
| 二、马克思货币理论及其对利率走廊作用机制的分析 |
| 三、银行业利润率与社会平均利润率 |
| 第二章 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发展与转型 |
| 第一节 早期货币政策实践:信贷规模控制 |
| 一、中国货币政策的产生 |
| 二、信贷规模控制 |
| 三、直接调控为间接调控创造条件 |
| 第二节 当前货币政策实践:间接数量调控 |
| 一、1998 年至今的间接货币总量调控 |
| 二、为应对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 |
| 三、间接数量调控的特点 |
| 第三节 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转型 |
| 一、数量调控的局限性——转型必要性分析 |
| 二、数量调控下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转型必然性分析 |
| 三、数量调控下利率决定的外生性——价格调控的可能性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现实条件与障碍因素 |
| 第一节 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为实施利率走廊调控奠定基础条件 |
|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
| 二、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
| 三、利率传导机制日益顺畅 |
| 第二节 央行利率调控体系向有利于价格型调控框架转变 |
| 一、央行流动性调节与预期管理能力提高 |
| 二、创新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
| 三、建立健全合格担保品框架 |
| 第三节 实施利率走廊调控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
| 一、构建面向价格型调控的框架还不完善 |
| 二、中央银行调控能力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
| 三、经济金融领域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对转型构成挑战 |
| 第四章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的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英国和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对比分析 |
| 一、英国与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历史路径 |
| 二、数量调控还是价格调控-基于Poole模型的分析 |
| 三、不同发展阶段下的框架选择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现代价格型调控模式:利率走廊调控 |
| 一、欧洲中央银行 |
| 二、加拿大银行 |
| 三、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
| 第三节 国际利率走廊调控经验借鉴 |
| 一、合理设定准备金制度 |
| 二、创设常备借贷与存款便利工具 |
| 三、协调公开市场操作 |
| 四、具备市场性、基准性和可控性的目标利率 |
| 第五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构建 |
| 第一节 实施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 |
| 一、建立通胀目标制 |
| 二、兼顾金融稳定目标 |
| 第二节 基准利率与政策目标利率的选择 |
| 一、选择SHIBOR作为基准政策利率 |
| 二、以常备借贷便利为上限,合理确定利率走廊宽度 |
| 第三节 实行余额准备金制度 |
| 一、准备金制度的争议 |
| 二、模型建立 |
| 三、参数校准 |
| 四、模型分析 |
| 五、结论 |
| 第六章 构建中国利率走廊调控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增强利益诱导的有效性 |
| 一、增强SHIBOR的基准性 |
| 二、降低常备借贷便利准入门槛,提升商业银行的融资可得性 |
| 三、余额准备金制度下是期间平均还是自愿准备? |
| 第二节 强化中央银行的预期引导 |
| 一、构建通胀目标制+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 |
| 二、提升央行独立性的具体对策 |
| 三、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
| 第三节 健全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 |
| 一、加强金融市场建设 |
| 二、构建有效的微观市场主体行为 |
| 三、应对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时滞问题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1998～2000年我国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的回顾与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3]我国金融安全状态及预警研究[D]. 李婷.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4]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D]. 王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5]中国利率传导机制研究[D]. 崔秀丽.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6]金融脱媒视角下中国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传导效应研究 ——基于微观主体的经验证据[D]. 张斯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D]. 王珏帅.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8]内部资本市场、债务融资与企业创新 ——基于集团财务公司的研究[D]. 杨理强. 厦门大学, 2019(08)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10]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D]. 杨斌.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