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08例重及极重度聋幼儿助听效果观察（论文文献综述）
卢星[1]（2018）在《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听觉言语能力及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工耳蜗植入（cochlear implant,CI）技术是帮助双侧重度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儿重建听力,产出言语的有效手段。随着手术技巧的不断提高和国家、社会的大力救助,儿童植入者的数量呈井喷式增长,越来越多的聋儿由此受益。如此庞大的群体迫切需要对耳聋患儿CI术后各方面的收益和发展进行科学规范的评估。CI儿童听觉言语能力的进步和提高是CI收益的最直接最根本的体现。此外,评估CI儿童康复效果的重要意义还主要体现在:一、为聋儿CI术后的听觉言语康复进程及建立合理的期望值提供科学客观的临床参考;二、为明确CI儿童听觉言语能力可能存在的发展迟滞提供理论依据;三、为术后听觉言语康复计划的制定提供指导;四,为人工耳蜗技术的革新和言语编码策略的改进奠定基础。伴随着听障儿童CI术后听觉言语能力的进步,CI的收益往往深入到聋儿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研究更进一步的反映了 CI对聋儿日常生活的深入影响,能更全面的体现CI术后聋儿在社会心理领域的收益。因此,在CI收益评估中,应同时关注听觉言语能力的进步和HRQoL的全面改善。第一部分人工耳蜗植入儿童术后早期听觉言语发育及影响因素研究目的评估CI儿童术后2年内听觉言语能力的发展特点和康复规律,并和健听儿童发展轨迹相比较。探讨听觉言语能力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其对术后1年、2年的康复效果的动态作用。方法选择接受单侧人工耳蜗植入术的132例语前聋患儿为研究对象。分别于术前及开机3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18个月和24个月评估研究对象的听觉言语能力。评估工具包括婴幼儿有意义听觉整合量表（Infant-Toddler Meaningful Auditory Integration Scale,ITMAIS）和有意义听觉整合量表（Meaningful Auditory Integration Scale,MAIS）,普通话早期言语感知（Mandarin Early Speech Perception,MESP）测试以及汉语沟通发展量表（Putonghua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PCDI）。将 CI 儿童的康复效果与健听儿童的发展轨迹相比较。分别对开机12、24个月时的听觉言语评估结果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CI儿童在术前、开机3,6,9,12,18和24个月时的ITMAI/MAIS平均得分快速增长,相邻两个评估时间点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开机18个月,24个月时的得分与相同听觉年龄的健听儿童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其余评估时间点本组均值与正常均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评估时间延长,受试儿童能完成MESP中更高级别测试的人数和比例不断增加。CI儿童的词汇理解和词汇表达得分在开机2年内快速提升,词汇理解得分在开机6个月内优于健听儿童（P<0.05）,开机9、12个月时,与健听儿童得分大致相当（P>0.05）。CI儿童的词汇表达得分在开机12个月内优于健听儿童得分,而在开机18及24个月时低于健听儿童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开机12个月时,ITMAIS/MAIS结果与植入年龄、术前助听器佩戴、术前听阈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有相关性,在开机24个月时,仅植入年龄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与ITMAIS/MAIS有相关性。开机12个月时MESP结果的影响因素有植入年龄、术前听阈、语言环境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在开机24个月时植入年龄、语言环境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与MESP结果相关。开机12及24个月时词汇理解和词汇表达的影响因素为植入年龄、语言环境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此外,性别是开机12个月时词汇表达的影响因素。结论CI儿童在术后早期获得了听觉言语能力的快速提升,发展轨迹与健听儿童相似,但在术后1-2年时的听觉言语能力仍落后于相同听觉年龄的健听儿童。早期植入、单一的语言环境及较高的父母受教育水平是术后早期持续影响CI儿童听觉言语能力的积极因素。第二部分人工耳蜗植入儿童术后远期言语识别、语言理解表达能力及影响因素研究目的采用标准化测试的方法评估汉语普通话CI儿童术后远期的开放式言语识别和语言理解、口语表达能力,并和同龄的健听儿童结果比较,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旨在为CI儿童远期的听觉语言康复提供科学有力的理论依据。方法选择接受单侧人工耳蜗植入术的61例先天性双侧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研究组。同时选取61名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听儿童纳入对照组。采用普通话词汇相邻性测试（Mandarin Lexical Neighborhood Test,M-LNT）和《修订学前（学龄）儿童语言障碍评量表》作为测评工具。结果M-LNT结果显示CI儿童的开放式词汇正确识别率由高到低分别为双音节易词、单音节易词、双音节难词和单音节难词。双音节词正确识别率大于单音节词,易词识别率大于难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I儿童的正确识别率均低于健听儿童,差异有统学意义（P<0.05）。CI儿童的语言理解、口语表达和总体语言发展得分低于对照组健听儿童的平均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I儿童的M-LNT得分与语言理解、口语表达得分均有相关性（P<0.01）。植入年龄、人工耳蜗使用时长、语言环境及父母受教育水平和M-LNT、语言理解以及口语表达得分有相关性（P<0.05）。结论CI儿童在术后远期的言语识别、语言理解及口语表达上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收益,但和健听儿童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CI儿童的言语识别和语言能力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植入年龄、人工耳蜗使用时长、语言环境及父母受教育水平是CI儿童术后远期言语识别和语言能力的影响因素。第三部分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研究目的评估汉语普通话CI儿童的HRQoL,分析HRQoL和言语识别及语言能力的相关性。方法选择接受单侧人工耳蜗植入术的61例先天性双侧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儿及其家长纳入研究组。同时选取61个家庭包括年龄、性别和CI儿童相匹配的健听儿童及其父母为对照组。采用父母报告和儿童自评相结合的评估方式,评估工具为普适性HRQoL量表和人工耳蜗特异性问卷,并将CI儿童的HRQoL结果与健听儿童相比较。分析CI儿童HRQoL和言语识别及语言能力的相关性。结果普适性量表结果显示,CI儿童的自评得分明显高于父母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I儿童和健听儿童自评得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人工耳蜗特异性问卷结果显示,CI儿童及父母认为最大的收益分别为声音感知和言语识别。CI儿童及父母对人工耳蜗均有较高的满意度。CI儿童和父母均认为噪声下言语识别是最大的困扰。CI儿童普适性量表的自评得分和父母报告得分与言语识别、语言能力得分无相关性（P>0.05）。结论CI儿童对自身的HRQoL满意,CI儿童的HRQoL和健听儿童无异。听障儿童从CI中获益较大,而困扰相对较小。CI儿童HRQoL的改善与听觉言语能力无相关性。学前及学龄CI儿童能对自身HRQoL进行有效的自我评估。
张文英[2]（2017）在《河北省467例人工耳蜗术后聋儿听觉言语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通过分析河北省人工耳蜗救助项目467例7周岁以下语前聋患儿术前及术后不同时期听觉言语康复能力,了解在河北省人工耳蜗救助项目筛查标准下,人工耳蜗植入对于该部分聋儿听觉及言语康复能力的确切帮助情况,同时对影响听觉及言语康复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其术后开展有效的康复训练提供指导。方法:对河北省2013年至2015年人工耳蜗救助项目467例7周岁以下语前聋患儿进行回顾性研究,对其基本情况,人工耳蜗植入术前及术后1年听觉言语评估数据进行收集整理,采用率、构成比对计数资料进行描述,通过两相关样本的秩和检验、单因素和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对河北省人工耳蜗救助项目聋儿术后听觉能力（平均最大言语识别率）及言语能力（语言年龄）评估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其影响因素。采用Epi Data3.1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使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河北省人工耳蜗术后聋儿467例,调查结果显示,性别分组中,男性258例,占55%;女性209例,占45%。年龄分组中,小于等于3岁聋儿146例（最小年龄1岁2个月）,占31%;4至7岁聋儿288例,占69%。助听器配戴时间分组中,小于等于6个月助听器配戴时间139例,占30%;大于6个月助听器配戴时间328例,占70%。人工耳蜗植入产品分组中,奥地利植入产品162例,占35%;美国植入产品103例,占22%;澳大利亚植入产品202例,占43%。术后康复模式分组中,机构康复318例,占68%;家庭康复149例,占32%。2.河北省人工耳蜗救助项目聋儿术前听觉能力（平均最大言语识别率）康复一级（最适）0人,占0%;康复二级（较适）2人,占0.5%;康复三级（适合）6人,占1.3%;康复四级（看话）74人,占15.8%;未达到定级标准385人,占82.4%。术后听觉能力（平均最大言语识别率）康复一级（最适）155人,占33.2%;康复二级（较适）97人,占20.8%;康复三级（适合）60人,占12.8%;康复四级（看话）91人,占19.5%;未达到定级标准4人,占13.7%。根据公式计算,平均听觉能力（平均最大言语识别率）术前为24.3%,术后达到74.5%,术后较术前听觉能力（平均最大言语识别率）明显提高。3.河北省人工耳蜗救助项目聋儿术前言语能力（语言年龄）（1岁）100人,占21.4%;语言年龄（2岁）66人,占14.1%;语言年龄（3岁）66人,占14.1%;语言年龄（4岁）11人,占2.4%;未达到定级标准224人,占48%。术后言语能力（语言年龄）（1岁）6人,占16.3%;语言年龄（2岁）148人,占31.7%;语言年龄（3岁）157人,占33.6%;语言年龄（4岁）32人,占6.9%;未定级54人,占11.5%,根据公式计算平均言语能力（语言年龄）术前为1.2岁,术后达到2.5岁,术后较术前言语能力（语言年龄）明显提高。4.通过单因素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不同助听器配戴时间、植入年龄、康复模式可能是河北省人工耳蜗术后聋儿听觉言语康复效果的影响因素。结论:1.河北省人工耳蜗植入聋儿术后1年的听觉及言语康复能力较术前有明显改善。2.河北省人工耳蜗植入聋儿术后听觉言语康复效果影响因素可能包括助听器配戴时间、人工耳蜗植入年龄和康复模式。3.建议重度语前聋患儿术前尽早配戴助听器,符合植入条件的聋儿应尽早植入人工耳蜗,并结合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术后康复模式进行科学的康复训练。
冯会[3]（2016）在《不同感觉通道条件下听障儿童汉语元音识别的单一被试实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听能训练和视觉辅助对听障儿童的语言康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听障儿童语言训练的过程中,既要注重使用听觉辅助技术帮助听障儿童利用听觉通道接受语言信息,也要锻炼听障儿童利用视觉通道的能力,提高听障儿童的唇读水平。不同感觉通道的利用对听障儿童语言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了探究听觉通道、视觉通道和视听觉通道在听障儿童语言训练中的作用,笔者采用单一被试实验法中比较介入实验设计的交替处理设计对三名听障儿童在不同感觉通道条件下汉语元音识别能力进行干预。研究结果发现：（1）听觉通道、视觉通道、视听觉通道,三种条件下都能够提升听障儿童汉语元音识别的能力；（2）不同感觉通道条件对不同听障儿童汉语元音识别的效果不一；（3）听觉辅助设备对听障儿童汉语元音识别的能力有影响；（4）语训经历与语言习惯对听障儿童汉语元音识别的能力有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三点建议：（1）合理利用不同感觉通道,开展听障儿童的语言训练；（2）积极使用听觉辅助设备,帮助听障儿童进行语言康复；（3）根据听障儿童的个人差异,针对性地进行具身语言干预。今后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内容有：（1）在实验被试上,将普通儿童与佩戴助听器儿童、植入人工耳蜗儿童进行比较研究；（2）在实验设计上,使用群组实验的方法,对单一听觉、单一视觉、视听觉结合三者进行交叉实验,这样有利于实验结果的推广；（3）在实验内容上,可以将元音拓展到声母、复韵母,同时可以将英语与汉语进行对比研究。（4）在变量引入上,可以将儿童语言能力、智力水平、家庭结构、父母教养方式等相关变量引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胡海慈[4]（2016）在《河南省227例聋儿致病因素及防治情况的调查分析》文中提出目的:通过对227例河南省聋儿致病因素及防治情况的调查,了解已知致病因素在聋儿中的分布情况及聋儿发现途径、发现耳聋/开始干预时间、听力情况及家长婚育期防聋情况、家长接受确诊结果所需时间等防治情况;为更好开展先天性聋儿的早期预防、早期发现及早期诊疗工作提供部分参考。方法:参照中国聋儿康复中心编写的《听力障碍儿童康复系列丛书》中聋儿病史部分及王秋菊等对耳聋调查的资料,设计《聋儿基本情况调查表》（附表1）、《聋儿发病原因调查表》（附表2）、《聋儿家长相关情况调查表》（附表3）。运用调查表对2011年-2015年在河南省聋儿康复中心进行康复的227例聋儿及家长相关情况开展调查;调查方式以查阅教学记录和就诊病历为主,电话调查进行核实、补充。将所收集资料录入Excel2003软件进行归纳汇总,所得数据应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描述和分析。结果:1.227例聋儿的致病因素包括家族遗传占14.50%;内耳畸形占30.8%;妊娠期传染病史19.40%,妊娠期应用耳毒性药物占4.40%;生产时早产2.20%,生产时难产占0.90%,生产时缺氧占7.50%,新生儿黄疸占0.90%;中耳炎占6.20%,患儿全身病史占6.20%,患儿传染病史占0.40%;除外尚有20.7%聋儿无明显诱因发病。2.（1）发现耳聋途径包括听力筛查、发现感知声音差和发现言语功能差三类。（2）发现耳聋时的平均年龄为15.56±10.60月;以性别为分组变量,对男女两组发现耳聋时间进行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男聋儿与女聋儿发现耳聋时间无差异;以发现耳聋途径为分组变量,对各组发现耳聋时间进行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耳聋发现途径不同的聋儿,发现耳聋时间有差异。开始干预治疗时聋儿平均年龄为23.56±13.07月,家长对耳聋确诊结果的平均接受时间为15.37±8.61个月;将开始干预时年龄与家长接受确诊结果所需时间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P<0.05,开始干预时年龄与家长接受耳聋确诊结果所需时间成显着正相关性,提示家长接受耳聋所需时间越短,聋儿开始干预时间越早。（3）聋儿平均纯音听阈测定值为102±11.85d B;其中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比例最大（占88.5%）;平均助听听阈为71.19±21.49d B。227例聋儿干预后与干预前听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即干预措施有助于聋儿听力的提升。（4）发现后首选干预治疗方式的分布比例为药物治疗占40.1%,针灸治疗占1.3%,佩戴助听器占13.2%,未予以治疗占45.4%;确诊后最主要的治疗干预方式分布比例为药物治疗占0.04%,佩戴助听器占92.5%,人工耳蜗植入占7%。（5）聋儿家长婚育前检查的知晓率为93.8%,参与率为35.7%;新生儿听力筛查的知晓率为100%,主动参与筛查率为31.7%;对基因检查的了解率为8.4%,参与基因检查率为0%;对羊水检测的知晓率为0.4%,参与羊水检测率0.4%;对不同电子产品辐射性多少、耳毒性药物危害性、感染性疾病对胎儿的危害性的全面了解率分别为4.8%、10.6%、14.5%。结论:1.227例聋儿的致病因素与国内外报道基本相符;2.发现耳聋途径包括听力筛查、发现感知声音差和发现言语功能差;3.多数聋儿发现耳聋时间较晚;家长接受聋儿所需时间越短,聋儿开始干预时间越早;4.耳聋多为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干预治疗有助于听力改善;5.首诊时主要为药物（中药、西药）及针灸治疗,确诊后多选择戴助听器;6.聋儿家长对防聋措施的了解和实施情况较差。
刘琳[5]（2016）在《大前庭水管综合征病例人工耳蜗植入术后效果分析》文中指出目的：本研究评估大前庭水管综合征语前聋病例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听觉及言语识别能力康复效果,并与非综合征性先天性感音神经性耳聋病例相对照,探讨轻度耳蜗结构畸形对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听觉及言语识别能力康复的影响。方法：本研究纳入大前庭水管综合征伴重度和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病例14例,非综合征性重度和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14例,分两组进行术后：①声场纯音听阈评估,②婴幼儿有意义听觉整合量表/有意义听觉整合量表（ITMAIS/MAIS）、听觉行为分级（CAP）、以及言语可懂度分级（SIR）评估,③言语识别能力评估八项指标,包括自然环境声响识别、声母识别、韵母识别、声调识别、单音节词识别、双音节词识别、三音节词识别、短句识别。两组病例根据植入年龄、康复时间、以及所使用的人工耳蜗植入装置的生产厂商进行严格匹配。结果：①声场四个频率纯音的平均听阈测听结果：大前庭水管综合征组为36.88±5.73dB,非综合征性先天性耳聋组为35.36±6.29dB,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上显着性意义（P>0.05）。②婴幼儿有意义听觉整合量表/有意义听觉整合量表（ITMAIS/MAIS）评估结果：大前庭水管综合征组为87.85±8.01,非综合征性先天性耳聋组为87.85±9.74,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上显着性意义（P>0.05）。听觉行为分级（CAP）评估结果：大前庭水管综合征组为7（7,7）,非综合征性先天性耳聋组为6.5（6,7）,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上显着性意义（P<0.05）。言语可懂度分级（SIR）评估结果：大前庭水管综合征组为5（5,5）,非综合征性先天性耳聋组为4.5（4,5）,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上显着性意义（P<0.05）。③在八项言语识别能力评估中,双音节词识别：大前庭水管综合征组为98.81±2.81,非综合征性先天性耳聋组为96.62±6.80,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上显着性意义（P<0.05）。三音节词识别：大前庭水管综合征组为98.86±1.88,非综合征性先天性耳聋组为96.43±6.19,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上显着性意义（P<0.05）。其余六项指标的评估结果显示,两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上显着性意义（P>0.05）。结论：大前庭水管综合征语前聋病例植入人工耳蜗后听觉言语能力的发展水平与非综合征先天性耳聋病例相当,在CAP分级、SIR分级、以及言语识别能力评估中的双音节词识别和三音节词识别项的得分甚至优于后者。
万慧颖[6]（2014）在《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纳与融合教育思想逐渐被世界各国接受，我国特殊教育在学前阶段也尝试开展随园就读等融合教育形式。然而，无论融合教育以何种内容或方式呈现，学前特殊儿童的生活都必然建立在以生命尊严与生存价值的人文关怀基础之上，以适切的教育补偿活动为核心的学前教育中。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是学前教育中的教育补偿主体对客观存在缺陷或障碍的儿童进行的潜能代偿活动，教育补偿需要延伸至家庭与社会，以提供更为融合的教育环境的补偿。因此，学前特殊儿童的教育补偿需要从笼统与模糊概念中，抽象细化为深具根源性与实践性的教育活动，关注学前特殊儿童的教育补偿是彰显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特殊儿童的学前期属于儿童身心发展的最佳期，错过黄金期的早期补偿将使儿童的缺陷或障碍无法补救或降低补救的时效性。本研究从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内涵出发，阐释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价值、历史发展与现实特征，并以不同视域下的理论为基础探究学前特殊儿童的教育补偿。同时，深入实践探讨目前我国专业康复机构中学前听障儿童教育补偿的现状，根据现存问题提出改进策略，以促进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活动更加丰富与完善。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如下：导论，从研究缘起出发，指出在教育公平与全纳、融合教育思想下，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研究在大量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补偿、缺陷补偿、教育补偿等核心概念进行归纳与分析，从而把握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发展，为本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导论中还明晰了研究的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提出理论与现实研究意义。第一章，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价值探寻。研究从早期干预、教育康复、教育救助等概念与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进行辨析，以界定本研究中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内涵。并以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为视角，探寻学前特殊儿童早期生命意义的内在提升与社会价值的人权化基础，以进一步阐释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价值存在。第二章，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特征分析。研究从学前特殊儿童教育的历史发展为出发点，梳理以国外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发展为主线，以及我国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发展历程，借此分析现实状态下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本质特征。第三章，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理论基础。研究从哲学中的关怀伦理为基础阐释诺丁斯的关怀教育理论，从心理学领域中的阿德勒自卑与补偿理论，与更多应用于教育学的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为本研究的基点，阐述其相关理论以及对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第四章，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个案分析——以吉林省某聋儿康复中心的儿童为例。研究运用以涉及观察法与访谈法等具体方法，其中以个案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力图对吉林省某聋儿康复机构中的学前听障儿童教育补偿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进一步阐释其影响因素。第五章，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改进策略。研究尝试提出有针对性的三方面改进策略，包括探究多元的社会支持体系，探究社会支持体系下学前特殊儿童家庭教育补偿模式，以及不断完善教学机构中的教育补偿活动等内容。
戴朴,郗昕,孙喜斌,王丽燕,龙墨,于丽玫[7]（2014）在《人工耳蜗植入工作指南（2013）修订解读》文中提出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修订后的人工耳蜗植入工作指南,本刊编辑部邀请部分参与指南修订的专家撰写了该解读性文章,就修订的背景和意义予以说明。参与解读的专家根据专业特点进行了分工,其中适应证中特殊情况的人工耳蜗植入由戴朴教授解读,涉及听力学相关内容的修订及解读由郗昕研究员负责,而植入后听觉言语康复部分的修订解读则由孙喜斌教授等聋儿康复系统的专家负责。
刘军[8]（2007）在《人工耳蜗植入患者耳聋分子发病机制及疗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工耳蜗植入（cochlear implantation，CI）是一种治疗和康复重度和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的有效方法，我国已开展CI约4000例，但对这部分患者的耳聋病因研究，尤其是分子发病机制的研究尚不系统；各种遗传性致病因素对耳蜗植入疗效的影响也不十分明确。本研究重点是进行CI术前听神经及神经通路完整性的评估；接受CI的患者的耳聋分子发病机制的研究，明确致聋的遗传学病因，对明确诊断的遗传性聋患者及家属进行遗传咨询，减少此类家庭再出现相同的遗传性聋；探讨不同遗传性聋的耳蜗植入疗效，为聋病基因诊断来预测耳蜗植入效果奠定基础；探讨CI并发症的产生原因、处理方法和预后，并规范手术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人工耳蜗植入术前听力学和影像学评估目的探讨听力学和影像学检查对于确定CI的适应证和禁忌证的意义。方法对1997年3月～2007年1月在我科接受CI手术的262例患者的术前听力学和影像学资料做回顾性分析。听力学检测包括纯音测听或行为测听、声导抗、耳声发射、听性脑干诱发反应闽值、40Hz听觉事件相关电位闽值、听觉稳态反应和鼓岬电刺激；影像学检查包括计算机断层摄影术和磁共振成像。结果246例患者至少一项有听觉反应；16例患者未引出明确听觉反应，无法初步判断听神经及神经通路是否完整。CT和MRI检查发现内耳畸形38例，耳蜗部分纤维化1例，内听道狭窄1例。上述听力学检查无反应的16例中的14例MRI检查提示内听道和听神经结构形态正常。结论CI术前判定听神经及神经通路的完整性是非常必要的，结合听力学与影像学检查资料才能做出较准确的判定，CI的病例选择要注意适应证和禁忌证。第二部分人工耳蜗植入患者耳聋分子发病机制的研究目的探讨接受CI的耳聋患者的聋病分子发病机制。方法对接受CI的127例患者进行聋病重点致病基因筛查，GJB2基因、SLC26A4（PDS）基因、线粒体DNAA1555G突变和GJB3基因。应用线粒体DNAA1555G突变试剂盒检测线粒体DNAA1555G突变，SLC26A4（PDs）基因检测先用变性高效液相色谱法筛查，再对可疑峰的行基因序列测序，GJB2基因和GJB3基因采用全基因序列测序。结果127例患者中检测出31例GJB2基因突变，其中1例为新发现突变；有3例mtDNA A 1555G突变；10例大前庭水管综合征（Large vestibular aqueduct syndrome，LVAS）中检测出9例SLC26A4基因突变，突变分布在外显子Exon 7+8、Exon10、Exon19、Exon17、Exon5。IVS7-2 A＞G突变为最常见的SLC26A4突变。GJB3基因检测出4种基因多态；发现1例可疑基因变异719G＞A（R240H）。结论接受CI的患者中约33.9％的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耳聋。GJB2基因突变是接受CI人群中耳聋的主要致病因素；其次为SLC26A4基因突变的LVAS和线粒体DNA A1555G突变，GJB3基因突变较少见。第三部分遗传性聋人工耳蜗植入疗效分析目的探讨不同遗传性聋（GJB2基因突变、LVAS）患者人工耳蜗植入的效果。方法对不同遗传性聋（GJB2基因突变、LVAS）行人工耳蜗植入的患者进行疗效评估，评价内容包括声场人工耳蜗助听听阈、言语测听、意义听觉整合量表测试、听觉行为分级标准和言语可懂度分级标准。比较GJB2基因突变和LVAS患者疗效与对照组有无差异。结果GJB2基因突变和LVAS患者CI术后人工耳蜗助听听阈平均约30 dB HL，与对照组相同（P＞0.05）。听觉语言康复效果和问卷评价结果提示：各遗传性聋组也与对照组接近（P＞0.05）。结论CI适用于上述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耳聋的患者，术后听力及语言康复效果满意。第四部分人工耳蜗植入的并发症和知情同意书填写情况分析目的探讨CI并发症的产生原因、处理方法和预后。总结CI手术知情同意书填写情况，规范手术知情同意书。方法总结262例接受CI患者的并发症及其处理和预后情况。同时对手术知情同意书的填写内容做回顾性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完整详细的手术知情同意书。结果本组262例CI患者中有49例（18.7％）患者发生不同程度的并发症。严重手术并发症有4例（1.5％）；轻度手术并发症有40例（15.3％）；与人工耳蜗装置相关的并发症11例（4.2％）。所有手术并发症经保守治疗或手术干预，预后良好。11例与人工耳蜗装置相关的并发症，9例患者得到圆满解决，1例植入体取出，1例未处理。262例手术知情同意书均存在填写内容不完整、不规范的问题。结论CI是相对安全的手术，大部分手术并发症为轻度，预后良好。应规范知情同意书的内容和格式。
姬广茜[9]（2006）在《人工耳蜗植入专题论坛》文中研究指明
黄丽辉,韩德民,张蕾,亓贝尔,郭连生,恩晖,蔡正华,张华[10]（2006）在《113例聋儿的助听及言语发育调查分析》文中提出目的了解06岁聋儿的助听、言语发育及交流情况。方法自制调查问卷表,随机对2005年25月在北京同仁医院耳科门诊就诊的113例双侧听力损失儿童的助听、语训、言语发育及交流能力等进行调查,并对相关数据作统计学分析。结果113例中助听器佩戴者85例（75.22%）,其中,助听后语训者占51.76%（44/85）,助听后无语训者占48.24%（41/85）,无助听无语训者28例,占24.78%（28/113）;无助听无语训者中重度聋以上23例,占82.14%（23/28）。70%的中度聋儿存在构音障碍和言语交流障碍;重度和极重度聋儿中,97.03%存在构音障碍,88.12%有不同程度的言语障碍和交流障碍。结论中-重度聋以上聋儿,无助听和无语训比例偏高,言语障碍和交流障碍较明显。加强聋儿家长对佩戴助听器和言语训练必要性的宣传和教育具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二、108例重及极重度聋幼儿助听效果观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08例重及极重度聋幼儿助听效果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1）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听觉言语能力及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写对照词表 |
| 第一部分 人工耳蜗植入儿童术后早期听觉言语发育及影响因素研究 |
| 前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人工耳蜗植入儿童术后远期言语识别、语言理解表达能力及影响因素研究 |
| 前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研究 |
| 前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全文结论 |
| 展望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河北省467例人工耳蜗术后聋儿听觉言语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人工耳蜗的起源与发展 |
| 1.1.2 人工耳蜗植入患者的选择 |
| 1.1.3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
| 1.1.4 人工耳蜗术后康复训练 |
| 1.1.5 人工耳蜗术后康复效果评估 |
| 1.1.6 人工耳蜗术后康复效果评估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2章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信息收集 |
| 2.2.2 研究内容 |
| 2.2.3 筛查标准 |
| 2.2.4 听觉言语评估标准 |
|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 第3章 结果 |
|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3.2 河北省人工耳蜗植入聋儿术前术后听觉言语能力评估情况 |
| 3.2.1 听觉能力（平均最大言语识别率）评估情况 |
| 3.2.2 言语能力（语言年龄）评估情况 |
| 3.2.3 术前术后听觉言语能力评估比较 |
| 3.3 河北省人工耳蜗植入聋儿听觉言语评估情况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不同组别听觉能力评估情况比较 |
| 3.3.2 听觉能力评估情况的多因素分析 |
| 3.3.3 不同组别言语能力（语言年龄）评估情况比较 |
| 3.3.4 言语能力（语言年龄）评估情况的多因素分析 |
| 第4章 讨论 |
| 4.1 河北省人工耳蜗植入聋儿听觉及言语康复效果评估 |
| 4.2 河北省人工耳蜗植入聋儿术后听觉言语康复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河北省不同性别的聋儿术后听觉言语康复效果分析 |
| 4.2.2 河北省植入不同人工耳蜗产品的聋儿术后听觉言语康复效果分析 |
| 4.2.3 河北省不同植入年龄的聋儿术后听觉言语康复效果分析 |
| 4.2.4 河北省不同助听器配戴时间的聋儿术后听觉言语康复效果分析 |
| 4.2.5 河北省不同康复模式的聋儿术后听觉言语康复效果分析 |
| 4.3 河北省人工耳蜗植入聋儿改善术后听觉言语康复效果对策建议 |
| 4.3.1 人工耳蜗植入前聋儿应尽早适配助听器 |
| 4.3.2 符合人工耳蜗植入条件的聋儿应尽早植入人工耳蜗 |
| 4.3.3 根据聋儿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术后康复模式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不同感觉通道条件下听障儿童汉语元音识别的单一被试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2.3 个人意义 |
| 1.3 研究目的与待答问题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 名词解释 |
| 1.4.1 听觉通道 |
| 1.4.2 视觉通道 |
| 1.4.3 听觉障碍 |
| 1.4.4 单一被试实验研究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不同感觉通道条件下听障儿童语音识别的相关研究 |
| 2.1.1 国外研究 |
| 2.1.2 国内研究 |
| 2.2 单一被试实验研究的发展 |
| 2.2.1 论研究 |
| 2.2.2 实践运用 |
| 2.3 听障儿童单一被试实验研究进展 |
| 3. 研究方法 |
| 3.1 实验设计 |
| 3.2 研究对象 |
| 3.3 研究工具 |
| 3.3.1 测试题目 |
| 3.3.2 改编干预材料 |
| 3.3.3 E-Prime电脑软件测试程序 |
| 3.4 实验程序 |
| 3.4.1 基线期(A) |
| 3.4.2 干预期(B) |
| 3.5 资料分析 |
| 3.5.1 视觉分析法 |
| 3.5.2 简化时间序列分析 |
| 4. 结果与讨论 |
| 4.1 不同感觉通道条件干预对被试汉语元音识别能力的成效 |
| 4.1.1 被试甲的成效 |
| 4.1.2 被试乙的成效 |
| 4.1.3 被试丙的成效 |
| 4.2 简化时间序列分析之C统计 |
| 4.2.1 被试甲的C统计 |
| 4.2.2 被试乙的C统计 |
| 4.2.3 被试丙的C统计 |
| 4.3 小结 |
| 4.4 讨论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1.1 不同感觉通道条件能够提升听障儿童汉语元音识别的能力 |
| 5.1.2 不同感觉通道条件对不同听障儿童汉语元音识别效果不一 |
| 5.1.3 听觉辅助设备对听障儿童汉语元音识别能力的影响 |
| 5.1.4 语训经历与语言习惯对听障儿童汉语元音识别能力的影响 |
| 5.2 建议 |
| 5.2.1 合理利用不同感觉通道条件,开展听障儿童的语言训练 |
| 5.2.2 积极使用听觉辅助设备,帮助听障儿童进行语言康复 |
| 5.2.3 根据听障儿童的个人差异,针对性地开展具身语言干预 |
|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6.1 研究不足 |
| 6.1.1 实验设计的限制 |
| 6.1.2 实验过程的限制 |
| 6.1.3 实验性质的限制 |
| 6.1.4 实验分析的限制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河南省227例聋儿致病因素及防治情况的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对象与方法 |
| 1 调查对象 |
| 2 调查方法及内容 |
| 3 统计学分析 |
| 4 质量控制 |
| 结果 |
| 1 聋儿致病因素的调查 |
| 2 发现耳聋途径的调查 |
| 3 发现耳聋时间、开始干预治疗时间及家长接受耳聋所需时间的调查 |
| 4 聋儿听力损失情况的调查 |
| 5 聋儿中西医干预治疗情况的调查 |
| 6 聋儿家长婚育期防聋情况的调查 |
| 讨论 |
| 1 聋儿致病因素的分析 |
| 2 发现耳聋途径的分析 |
| 3 发现耳聋时间、开始干预治疗时间及家长接受耳聋所需时间的分析 |
| 4 聋儿听力损失情况的分析 |
| 5 聋儿中西医干预治疗情况的分析 |
| 6 聋儿家长婚育期防聋情况的分析 |
| 7 本研究的临床意义及展望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调查表 |
| 附录2 综述 国内外聋儿发病原因及防治情况的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3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5）大前庭水管综合征病例人工耳蜗植入术后效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3 数据分析 |
| 3 结果 |
| 3.1 术后声场纯音听阈结果 |
| 3.2 ITMAIS/MAIS问卷结果 |
| 3.3 CAP问卷结果 |
| 3.4 SIR问卷结果 |
| 3.5 言语识别能力评估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人工耳蜗植入后康复和中国言语评估材料的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 问题缘起 |
| （一） 实现社会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目标 |
| （二） 对弱势群体教育补偿是全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三） 实施早期教育补偿是改善特殊儿童生存状态的重要路径 |
| （四） 个人工作经历 |
| 二、 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教育补偿的研究 |
| （二） 关于学前特殊儿童教育的研究 |
| （三） 关于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研究 |
| 三、 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的方法论 |
| （二） 具体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第一章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历史沿革 |
| 一、 国外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历史发展进程 |
| （一） 古代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萌发 |
| （二） 近代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多元化 |
| （三） 现代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空间的拓展 |
| 二、 我国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历史发展进程 |
| （一） 古代注重对特殊人群生存技能的补偿 |
| （二） 近代教育补偿受西方特殊教育的影响 |
| （三） 现代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迈向融合教育 |
| 第二章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理论分析 |
| 一、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概念辨析与界定 |
| （一）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与早期干预 |
| （二）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与教育康复 |
| （三）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与教育救助 |
| （四） 学前儿童教育补偿与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 |
| （五）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概念界定 |
| 二、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价值解析 |
| （一）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有助于早期生命意义的提升 |
| （二）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有利于实现儿童的权利 |
| 三、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特征分析 |
| （一）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使早期缺陷补偿效果最大化 |
| （二）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以满足儿童多种需要为目的 |
| （三）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强调延伸至家庭 |
| （四）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持 |
| 第三章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理论基础 |
| 一、 诺丁斯关怀教育理论 |
| （一） 行为方与反行为方的关怀关系 |
| （二） 儿童作为关怀对象的多种需要 |
| （三） 关怀教育提供关怀的空间基础 |
| （四） 诺丁斯关怀教育理论的启示 |
| 二、 阿德勒自卑与补偿理论 |
| （一） 缺陷儿童自卑感的普适性存在 |
| （二） 补偿是脱离自卑的客观性存在 |
| （三） 教育补偿是自卑的优越性超越 |
| （四） 阿德勒自卑与补偿理论的启示 |
| 三、 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 |
| （一） 以优势智能代替或弥补劣势智能 |
| （二） 塑造新儿童观、教育观与评价观 |
| （三） 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的启示 |
| 第四章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个案分析 |
| 一、 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二）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三） 资料收集与整理 |
| （四） 研究者角色定位 |
| （五） 研究中的伦理道德 |
| 二、 个案分析 |
| （一） 个案背景 |
| （二） 集体课补偿 |
| （三） 个训课补偿 |
| （四） 其他课程补偿 |
| （五） 教育评估 |
| 三、 问题表现 |
| （一） 教育补偿内容倾向直接缺陷补偿而忽视潜能开发 |
| （二） 教育补偿过程重语言补偿而补偿方式方法相对单一 |
| （三） 教师之间倾向于纵向交流而相对缺乏横向沟通 |
| 四、 影响因素分析 |
| （一） 社会因素 |
| （二） 家庭因素 |
| （三） 管理模式 |
| （四） 师资条件 |
| 第五章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的改进策略 |
| 一、 提高学前特殊教育机构中教育补偿的质量 |
| （一） 创建适合学前特殊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多元补偿模式 |
| （二） 力图探究教育补偿活动中适切的教学计划与方案 |
| （三） 加强学前特殊教师专业发展建设 |
| 二、 建构多元社会支持体系 |
| （一） 建立保障学前特殊儿童教育权利的法律法规 |
| （二） 逐步完善学前特殊教育经费投入与管理制度 |
| （三） 推动社会慈善与社会服务队伍发展 |
| （四） 探寻学前特殊儿童家庭教育补偿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着述情况 |
（8）人工耳蜗植入患者耳聋分子发病机制及疗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人工耳蜗植入术前听力学和影像学评估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人工耳蜗植入患者耳聋分子发病机制的研究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遗传性聋人工耳蜗植入疗效分析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四部分 人工耳蜗植入的并发症和知情同意书填写情况分析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一 |
| 文献综述二 |
| 附录图 |
| 附录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9）人工耳蜗植入专题论坛（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术前评估以及适应证的选择 |
| 一、患者术前听力损失到什么程度适合人工耳蜗植入? |
| 二、是否所有患者手术前都需要试戴助听器3～6个月? |
| 三、目前国际上对手术前患者配戴助听器的开放言语识别率的判定标准有所改变, 从过去的开放短句≥30%到目前的儿童≥50%、成人≥70%。长沙指南是否做相应的修改? |
| 五、手术耳的选择:①双侧内耳畸形者选择哪一侧? ②双侧耳蜗结构正常但残余听力不同者:a.选听力较差侧 (可利用电声听觉结合) b.选听力较好侧 (保证人工耳蜗植入效果) ③双耳残余听力相同者:a.右侧?b.左侧?④一耳有残余听力, 另一耳全聋者:a.选有残余听力耳?b.选全聋侧? |
| 六、语前聋儿童的术前听力检查项目:是否ABR、畸变产物耳声发射 (distortion product otoacoustic emission, DPOAE) 、40 Hz相关电位 (或ASSR) 及行为测听都要做?你对ASSR和40 Hz有何看法? |
| 七、2岁以内的先天性聋儿童, 对大声没有任何反应, ABR最大强度声刺激不能引出, 如何确定能否进行人工耳蜗植入? |
| 八、是否患者术前需要做MRI? |
| 九、听神经病是否为手术适应证? |
| 十、合并多种残疾的耳聋患者可否行人工耳蜗植入? |
| 十一、严重耳蜗骨化是否为手术适应证? |
| 十二、脑膜炎导致双侧重度感音神经性聋者, 如何把握人工耳蜗的植入时机? |
| 手术风险规避 |
| 一、疑难病例包括那些?应如何处理? |
| 二、内耳畸形的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
| 三、如何规避手术风险 (如并发感染、面神经麻痹, 植入体故障, 再次植入等) |
| 四、如何评估术中检测 (如电极阻抗测试、NRT等) 的意义? |
| 术后评估 |
| 一、术后出现面肌痉挛等非听性反应时如何解决? |
| 二、如何评估人工耳蜗的效果? |
| 三、一侧植入人工耳蜗, 另一侧配戴助听器能否提高效果? |
| 四、如何评估双侧植入? |
| 其他 |
| 一、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医院、科室和医生应该具备何种资质? |
| 二、其他您认为需要探讨和注意的问题。 |
（10）113例聋儿的助听及言语发育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和方法 |
| 1.1 对象 |
| 1.2 方法 |
| 1.2.1 问卷调查: |
| 1.2.2 听力测试 |
| 1.3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调查记录时年龄与听力损失程度 |
| 2.2 聋儿的助听及语训情况 |
| 2.3 聋儿助听后的言语发育及交流现状 |
| 2.4 助听后听辨及交流能力的改善 |
| 3 讨论 |
四、108例重及极重度聋幼儿助听效果观察（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听觉言语能力及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研究[D]. 卢星. 郑州大学, 2018(12)
- [2]河北省467例人工耳蜗术后聋儿听觉言语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D]. 张文英. 吉林大学, 2017(04)
- [3]不同感觉通道条件下听障儿童汉语元音识别的单一被试实验研究[D]. 冯会.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4]河南省227例聋儿致病因素及防治情况的调查分析[D]. 胡海慈. 河南中医药大学, 2016(04)
- [5]大前庭水管综合征病例人工耳蜗植入术后效果分析[D]. 刘琳. 浙江大学, 2016(02)
- [6]学前特殊儿童教育补偿研究[D]. 万慧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14(12)
- [7]人工耳蜗植入工作指南（2013）修订解读[J]. 戴朴,郗昕,孙喜斌,王丽燕,龙墨,于丽玫.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2014(02)
- [8]人工耳蜗植入患者耳聋分子发病机制及疗效研究[D]. 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 2007(02)
- [9]人工耳蜗植入专题论坛[J]. 姬广茜.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2006(12)
- [10]113例聋儿的助听及言语发育调查分析[J]. 黄丽辉,韩德民,张蕾,亓贝尔,郭连生,恩晖,蔡正华,张华. 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 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