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1—4期)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赵莹莹[1]（2021）在《城市多民族社区依法治理研究》文中提出
杨晓燕[2]（2020）在《环境行为视域下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伴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时代的到来,旅游产品与服务高端化、品质化、多样化、精准化的需求趋势凸显。游客对气候的偏好和需求不断增强,气候逐渐成为影响旅游需求和供给的重要因素。针对不同尺度的气候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创新性开发,将会助推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也将有助于防范气候影响下的系统性公共卫生和健康安全隐患对旅游业的冲击。当前针对气候对游客影响的宏观和中观研究居多,从微观视角出发剖析微气候对游客的影响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存在一系列问题有待分析和解决,如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机理是什么?微气候和微气氛的时空性联动如何影响景区游客量?景区微气候是否存在时空性变化的规律?日、节气、月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是否存在?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应该如何进行微气候资源的开发等?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景区空间尺度的微气候分析,重点聚焦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相关问题,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分析。本研究按照“理论探索-模型建构-实证检验”的研究思路开展相关研究。理论探索——主要分析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基础性理论支撑是什么?模型建构——展开系统的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理论分析,探索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影响,建构日、节气、月微气候和微气氛联动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知觉-行为模型,构筑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景区微气候时空性变化的实证检验分析,验证区域内景区和5A级景区微气候时空性变化的规律特征。针对日、节气、月不同时序景区景区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为深化微气候在旅游场域中的研究与创新性发展进行积极探索。研究过程可概括为:第一,系统的理论梳理与理论分析:界定基本概念,梳理本研究所需的基础理论,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提出研究方向与研究问题;第二,探索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机理,建构微气候-微气氛联动的知觉-行为模型,日、节气、月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机理,建构日、节气、月微气候-微气氛联动的知觉-行为模型,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第三,运用ArcGIS地图分析法,进行景区微气候时空性变化的实证分析,以福建省各区域内A级景区为例,通过微气候适游指数分析区域内景区以及5A级景区的微气候适游度,剖析景区微气候时空性变化的共性特征与演化规律;第四,基于日、节气、月微气候时空变化的共性与差异性规律,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RL）分析方法,分别检验日、节气、月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进一步剖析当期和滞后期日、节气、月微气候和微气氛对当期景区游客量的动态影响规律。第五,系统分析景区微气候的时空变化规律,探索日、节气、月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共性与差异性,提出相应的管理启示与建议。本研究的结论阐述如下:（1）景区微气候时空性变化分析:福建省区域内景区和5A级景区日、节气、月微气候时空性变化和差异显着,时空性动态变化凸显各个区域内景区的共性特征,区域间亦存在微气候时序性渐变与空间性过渡现象。（2）气温、相对湿度、降水量、风速、微气候适游度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存在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的时空性差异,微气候驱动微气氛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存在显着的类型和时空差异,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呈多时空和多景区差异化的互动影响关系,当期影响均为正向,滞后期多为负向。（3）气温、相对湿度、风速对较低纬度景区游客量的影响比较高纬度景区的影响大。降水量对较高纬度景区日影响较大,对较低纬度景区节气和月影响较大,日和节气多为正向影响,月多为负向影响。微气候适游度对较高纬度景区的节气影响较大,对较低纬度景区的日和月影响较大。景区微气候驱动微气氛对较低纬度景区的影响在日和节气比较高纬度景区游客量的影响大,月影响则相反,滞后期效应显着。景区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较高纬度景区日影响较大,对较低纬度景区节气和月影响较大。（4）景区日、节气起始日和月气温对较高海拔景区游客量的影响比较低海拔景区的影响大。降水量对较低海拔景区游客量的影响比较高海拔景区游客量大,节气影响多呈正向,日和月影响多呈负向。风速对较高海拔景区的影响比较低海拔景区的影响大,对较高海拔景区的影响多呈正向影响,对较低海拔景区的影响多呈负向。微气候适游度对较高海拔景区的节气起始日和月影响比较低海拔景区大,多呈正向影响,对较低海拔景区的日和节气累积影响比较高海拔景区的影响大。微气候驱动微气氛对较高海拔景区游的日和月影响大于较低海拔景区,节气对较低海拔景区游客量的影响比较高海拔景区的影响程度大。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较低海拔景区游客量的影响比较高海拔景区游客量大。本研究在重点探究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理论探索-模型建构-实证检验”3个相关问题的系统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1）针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强化县域和省域内景区微气候旅游资源的监测与分析;强化县域内景区日、节气、月微气候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时序性联动与空间性互动管理;推进微气候旅游形象的共同塑造与时空性营销体系的构建;强化跨景区和跨区域微气候旅游合作政策引导;强化中央和地方各层级“文化旅游+气象”基础上的多部门和跨部门互动、协同、创新机制的形成。（2）针对景区经营管理者,提出将微气候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景区旅游产品与服务供给;助推大数据与智慧化发展基础上的微气候旅游发展格局形成、服务提质增效、互补和创新;优化景区人力资源结构,强化人力资源培训,支撑景区微气候旅游深度发展与服务创新;强化景区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联动的营销模式创新。（3）针对景区行业协会,提出助推景区微气候旅游资源标准的制定;助推景区微气候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创新性供给;驱动景区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的旅游供需互动研究的建议。（4）针对旅游运营商,提出强化景区微气候驱动的旅游产品开发;强化景区微气候和微气氛联动下的旅游产品跨时空组合性开发与策划;强化线上线下景区微气候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创新性整合、互动性开发;强化线上日、节气、月景区微气候和微气氛信息的发布、更新,引导游客日、节气、月当期或者潜在旅游需求。本研究重点探究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理论探索-模型建构-实证检验”3个相关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与贡献:（1）本研究建构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机理,突破传统环境行为理论静态与单空间分析的局限,拓展了环境行为的时序性、空间性以及时空结合的互动机理,这是本研究的理论创新。借助ADRL模型,系统分析日、节气、月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当期和滞后期影响,这是本研究的方法应用创新。（2）本研究在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取得一定的贡献。理论层面,探索微气候-游客-微气氛互动机理,拓展日、节气、月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共性与差异性分析,从跨学科和多学科视角出发拓展了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推进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理论研究。实践层面,建构微气候适游指数,在传统气候舒适度指数基础上,构建雨量舒适指数,提出综合反映景区微气候适游程度的景区微气候适游指数,形成反映微气候动态变化规律的25等级评价方法,系统分析福建省景区微气候时空变化规律,为微气候资源的时空性优化配置提供重要支撑。
刘云亮[3]（2019）在《失信惩戒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发展,重在规制信用秩序。构建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措施和基本路径。诚信中国建设,不仅亟需弘扬社会信用价值观,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平台机制联网联动效应,倡导适用“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奖惩机制,而且还需要营造优良信用环境,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惩戒失信,是诚信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失信惩戒法律制度,是失信惩戒机制的核心和法治化内容。失信惩戒法治化,需遵循信用理性和失信惩戒的理论依据,探讨失信惩戒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内容,选定失信惩戒的法律热点问题,研究失信惩戒制度法治化措施、路径和内容,这成为本题研究的主要体系和目标。信用之道,东西方国家都有共识。信用属性,诸国皆知。信用价值,中外国家治理皆求本取经。信用有序,即成信用秩序。信用秩序,治于有制,束于法力。信用规制,正本清源,始于信用信息征集。广置社会信用体系,激励守信,惩戒失信,实现联网联惩。规制诚信和失信,是构建信用秩序的两个方面,诚信的核心是信用,信用建设重在规制。明确信用秩序忌讳,列明信用失序禁忌,公示信用失信情形,规制失信行为状态。失信的要害,在于与守信背道而驰。其始利己损人,终将损人不利己。失信属性,显性于有损诺言、有损他人、有意恶行、有违公德。规制失信的标准认知,在于法治失信行为构成要件、情形及其类型等,此乃失信构成论主要观点所在。失信惩戒理论,缘起信用本质。马克思揭示信用内涵和形式,取决于信用价值内容发现。马克思的信用价值理论,揭开了信用资本的双重价值认知。信用资本的本体价值与衍生价值,成为信用经济的发展动力源。守信与失信,则成为显现信用资本双重价值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与结果。惩戒失信,成为促进信用主体守信的价值导向推手。诸多信用论探寻和发现了信用价值与失信利弊均衡,博弈论从各博弈主体追求实现其利益衡最大化角度,对应选取风险防控方法,实现了信用与失信利益最大化的正义兑现。三维信用论,凸显和融合了诚信度、信用度和践约度三维度内容。数字信誉经济理论,根植于大数据存储革命,彰显数字化、网络化、信用化的信誉经济本质所在。失信惩戒的法律价值,在于体现维护信用秩序、正义、震慑力功能,失信惩戒权的行使正是保障信用秩序价值的需要。失信惩戒目的,不是报应论,而是重在保障社会信用秩序的社会整体利益论。适用失信惩戒原则,聚焦实施必惩、受惩、联惩、显惩原则等。认定失信责任,是适用失信惩戒法律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失信行为与失信人、受害人及其主观意识、客观形态等之间关系属性、内容等问题,成为认定失信责任的关联因素。无论因果关系说,还是客观归因说,其所考虑因素都集聚于行为人主观意识状态与客观行为表现、行为结果等要素之间的关联性、要件性和归因性。失信责任,是失信人对其失信行为所尽义务的责任,其形式是规范和量化失信人具体担当失信责任的表现形式和外观要件。失信惩戒,则是实施失信责任的形式,具有惩罚、处罚、治理和规制失信行为的内容元素,其目的是矫治失信之过。失信归责原则,主要见于过错失信归责责任、无过错失信归责责任、过失失信归责责任、失信责任豁免等原则。失信归责与失信责任,有着密切关联性。失信责任具有归属性、归因性、归责性和归罚性等属性,注定了其相对应责罚形式多样性。失信责任与惩戒失信,两者是形式与内容之间辩证关系,相互影响、相互表现和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运行的统一整体。构建失信惩戒实体法律制度,重在创建失信惩戒情形、措施、信联网惩戒机制等方面法律制度。界定和规制失信情形,并明确规定与其相适应的惩戒措施制度等,已成为失信惩戒法律制度最为关键实体问题。不同失信行为,其界定主体和情形也不同。失信惩戒措施,诸如失信信息公示、失信黑名单、失信触发反馈机制、失信联网报警机制等等。充分利用和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平台失信联网惩戒机制,实现失信信息联网征集、监管、预警等功能价值发挥,推进失信惩戒信息互通互限制、惩戒措施互叠互联制、惩戒效果互动互促制等效应扩大化等等。规制失信惩戒程序法律制度,重在失信惩戒模式、失信惩戒适用对象条件、失信惩戒程序规则与保障措施等方面法律制度。设置失信惩戒程序,目的在于确保失信人为其失信行为而申辩说理、抗辩的程序与机会,体现惩戒失信的程序公平正义价值。规制失信惩戒的适用,其核心价值在于凸显失信惩戒所适用程序的正义性和公示性,实现失信惩戒效应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有助真正意义上弘扬构建和完善失信惩戒机制的实体价值。创设失信惩戒的救济制度,重在明确适用失信惩戒措施之后的自我救济途径、异议程序、司法救济、失信惩戒措施解除、失信信用修复等方面法律制度。此制度,意在明确失信人可以拥有一定条件和程序要求下的失信信用修复权和机会。具体明细失信人自我救济的适用情形、方式及其化解其困境对策等。规制失信惩戒异议程序制度,明确异议人种类、异议范围和受理情形、处理机制等具体内容。不同失信惩戒模式,其界定所实施相适应惩戒措施、方式及其路径等有效防控手段方法,也不尽相同。规定失信惩戒措施解除机制的适用和启动情形条件、适用原则和制度、主要措施保障、失信信息修复与修复时效、失信惩戒程序解除及效力等内容。失信惩戒的司法救济机制,其属性已是上升到解决社会纠纷争端的最高级最权威方式,定位为司法解决纠纷体系,属于司法行为活动范畴,其法律效力源自国家司法权威公信力和国家强制力保障。其所关注的焦点,是失信惩戒异议争端中有关当事人对涉嫌失信的事实认识和法律适用存有争议,如由谁负责证明责任,如何设置证明标准等等内容。
冯志峰[4]（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沈费伟[5]（2018）在《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文中认为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如何培育和保持资源型村庄内生发展的长久活力,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典型案例的实证检验,应用“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探析了现阶段资源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设计和总结新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所谓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根据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战略安排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实践,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总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围绕着乡村振兴这个总任务框架,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建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初始期,需要解决的是村庄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的经济基础任务、村庄的组织基础任务和村庄的环境基础任务,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过渡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供村庄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环境服务供给、村庄文化服务供给和村庄制度服务供给,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塑造村庄的特色品牌,主要包括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应该形成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由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不同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应对不同阶段任务中的力量发挥有差异,但是不管哪个治理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这只是体现了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强弱差异,其本质依旧是稳态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理论层面来解析“任务型治理”的内在逻辑,明确“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过程和绩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阐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其二,是从实践层面通过考察资源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任务型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提炼和总结荻港村成功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寻找和克服村庄衰败的根源,为中国其余类似荻港村的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具体的经验支持和参考意见,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论文以七个章节的篇章结构围绕村庄治理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案例阐述,以求对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得以深刻的理解。第一章,导言。这是本文的开篇之章,一是分析了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进而明确当前研究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进而明确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定位。三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界定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四是交代了调研村庄浙北荻港村的基本概况和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政治与行政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以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一是提出“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以此表明当前。“任务型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适时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对“任务型治理”的主体、过程、关系和功能四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三是通过治理主体分析、总体任务界定、阶段任务划分、治理结构塑造、任务有效执行的行文思路来论证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机理,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交代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历史沿革、制度安排以及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三方面内容。第三章,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的任务是完善村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健全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和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三方面,而每个方面的任务又可以细化为更基础、具体的任务。在健全资源型村庄基础任务方面,可以划分为通过换届选举而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以基层维稳而重建六老组织、推动村庄治理而组建各类民间组织。在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兴办青鱼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改制以及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整治油脂化工企业、开展清水河道工作和构建村庄长效管理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突出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凭借其在乡村社会独特的资源,在提供村庄基础服务与促进乡村善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过渡阶段的任务是供给村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供给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提升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和健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三方面。在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方面,分为村庄五水共治、农民新房建设和各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修复村庄古建筑文物、开展各类文化项目、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方面,涵盖了实施六百工作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制度化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之所以在该阶段要着重突出政府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职责,政府应该向村庄提供那些因市场失灵、村民自治组织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村民群体有益的、必需的服务,从而提升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绩效。第五章,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本章主要剖析了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的任务是塑造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具体包括了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和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三方面。在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方面,主要开展了创办荻港古村旅游公司、获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招商引资挖掘村庄资源等工作。在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方面,进行了修复桑基鱼塘、创建丝绸风情小镇和营造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等活动。在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方面,完成了创办荻港渔庄、举办鱼文化节和渔家乐的传承的任务。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构建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之所以要突出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缘于市场组织在资源型村庄的品牌塑造中有着先天的优势,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型村庄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目标。第六章,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本章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内在机理、优势解析和治理策略四方面来论证和反思资源型村庄治理方式的话题。在乡村振兴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压力、政府政策的驱动、乡村精英的助推、村民利益的诉求等,有着强大的村庄治理动机,因而需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基于对荻港村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认为“任务型治理”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当前,在构建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问题上,首先,明确资源型村庄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其次,合理划分资源型村庄治理中的阶段性任务;再次,塑造“一主两辅”的良好治理结构;最后,提升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质绩效。第七章,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四大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王卫城[6]（2018）在《非正规城市化社会空间转型研究 ——以深圳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改革开放的40年来,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外来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推动下,迅速崛起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基于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二元管理制度,在深圳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相对于国有土地上符合城市和土地利用规划,具有合法审批手续和合法产权的建成空间,集体土地上出现了大量不经规划、没有审批手续、缺少合法产权的非正规空间。从城市化的角度,本研究把非正规空间形成、发展和转型的过程概括为非正规城市化,并对深圳非正规城市化的空间过程、非正规城市化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根源,以及非正规城市化向正规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进一步拓展至国内城市的比较分析。通过对非正规城市化转向正规城市化过程中空间生产、利益调整和社会分层的社会空间转型研究,本研究提出了从非正规城市化向正规城市化转变的两阶段城市化观点和“金字塔”式社会分层机制,探讨了社会主体—增长联盟—空间生产—社会分层的社会空间理论脉络,并提出了两阶段城市化过程中利益博弈机制和制度建议。论文第一章提出了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和意义,梳理了国外关于非正规城市化动因、过程、类型和处置的相关研究,综述了国内学者关于非正规就业、城中村、城市非正规性,以及城市化和社会分层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述,并进一步明晰了本研究的理论视角、研究思路和核心概念,介绍了研究区的相关情况。本研究致力于以深圳市作为分析个案,侧重于从空间和社会结合的角度,对非正规城市化的过程、社会结果及其转型开展研究,重点从社会空间生产的角度,深入研究非正规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和空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厘清空间的社会建构逻辑,和空间促进社会分层带来的社会结构分化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第二章重点研究了深圳非正规城市化的空间过程和特征。综合考虑深圳城市化的重要政策出台时点和非正规城市化的高潮与低潮,把深圳的非正规城市化划分为缓慢推进期（1978-1992）、管理失控期（1992-1999）、政策反弹期（1999-2009）和低速增长期（2009-至今）,并总结了深圳非正规城市化的时间、空间、主体、类型、效用等方面的发展特征。第三章分析了非正规城市化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根源。提出工业化是非正规城市化的外生动力,快速城市化是内生动力,社会主体追求集体土地上的经济价值是直接动力,而政府治理目标和手段的相互矛盾导致的政府治理能力弱,间接让非正规城市化成为可能。第四章从利益冲突与合作的角度,从主体分析延伸至结构分析,分析了非正规城市化的空间生产。在非正规城市化的利益博弈过程中,相关主体因追求蕴含在集体土地上的利益组成增长联盟,并通过冲破政府治理的权力结构,推进非正规城市化;冲突主要来自于政府和集体土地上的社区组织及其成员。冲突与合作均源于利益,也终于利益。从社会空间观点看来,社会主体间的合作与冲突形成了当前的空间状态,建成的非正规空间为外来人口融入城市搭建了空间平’台,并通过提升财产性收入,促进了社会结构分化,把本地农民与外来人口分化为房东阶层和承租人阶层。在城市型生产生活方式的主导下,居住在城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带动了社会价值体系的演变。第五章主要考察转向正规城市化的空间再生产。在深圳正规城市化阶段,政府作为增长联盟的主体之一,通过政策创新组建了政府、开发主体和原权利人的增长联盟。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作为空间再生产的主要政策通道,政府权力不断退让给市场和社会,通过土地资源的资产资本化,促进了社会分层,扩大了社会差距,并把外来人口排除在利益调整和利益划分的范畴之外。在土地市场、住房市场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催生了住房阶层。并进一步分析了正规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空间转型,考察了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探讨了空间区隔下的社会纵向流动困境。研究提出,在未来政策的演进方面,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防止社会阶层定型化;要强化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外来人口市民化,促进社会纵向流动。第六章对国内不同城市的非正规城市化及其转型进行了比较分析。从推进主体的角度,将国内城市的非正规城市化划分为原农村居民推动型、村镇主体推动型、外来主体推动型和正规产权主体推动型。并从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两个维度建立了分析框架,比较了国内不同城市对非正规空间采取的控制、拆除、确权、征地、改造等空间策略,分析了不同非正规城市化治理策略对社会结构产生的不同影响。第七章对全文的主要观点做了总结与提炼。立足于深圳非正规城市化的社会空间转型,从权属和管理角度,重申了非正规城市化和正规城市化的两阶段城市化理论逻辑;提出社会主体—增长联盟—空间生产—社会分层的社会空间建构机制,和空间再生产过程中的“金字塔”式社会分层机制,丰富了社会空间理论;在通过公共政策调整城市土地利益分配的过程中,着力避免从非正规城市化向正规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利益分配制度定型化和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转型”陷阱。针对本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要研究两阶段城市化过程中的空间公平问题,加强立足中国实际的社会—空间理论建构,开展进一步的定量研究等相关需要持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洪明星[7]（2015）在《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逻辑研究 ——以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为视角》文中认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文化需要,巩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而理解与认识文化体制改革逻辑,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深化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文化体制改革逻辑?论文把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的国家、市场、公民三种话语、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的“社会中的国家”理论、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rln）的功能分化理论结合起来,建构了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分析工具。论文认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本质是文化体制的现代化转型,是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在文化体制中的重构与调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历经“以文补文”的市场化探索、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双轨制分离”、建立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体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多个发展阶段,整个改革进程体现的逻辑是：（1）文化体制改革的总线程以“国家—市场—社会”的路径前进,其话语体系经历从国家主义到市场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两次转换,文化体制改革的两条最重要分线——市场化、社会化推进也是有步骤、有重点的。（2）但是,无论是总线程还是分线程的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的各个步骤推进都不是简单的替换关系,而是阶段之间相互叠加、相互累进和增量前进的。也即是说,30多年的文化体制发展呈现着从最初的单一国家话语发展到国家话语与市场话语并存,再发展到今天的国家话语、市场话语、社会话语并存的改革逻辑。（3）文化体制改革的话语、重心虽然在改革进程中不断位移,国家逐渐从市场、社会中退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愈加起到决定性作用,社会日益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主体,但国家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此消彼长中发生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4）在特色中国国情下,党和国家始终是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因此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领导讲话—会议决策—文件执行成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大特色。在前一阶段,党和国家以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推动文化体制渐进式改革,进入十八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得到大大加强。（5）在改革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三者是相互影响、相互结构的。国家以积极行为推动市场完善和社会发展,市场发展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公民社会的良性成长和有序参与则不断把国家与市场形塑为公平正义的国家和负责任、有美德的市场。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研究的目标、内容与结构。第二章为基本概念与分析框架,该章对“文化体制”、国家主义、市场主义、“社会主义”等基本概念作必要交待,提出论文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理论分析框架,解释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三章为国家主义文化体制的形成与衰弱。该章历史回顾国家主义文化体制的形成、发展与危机,交待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第四章为文化体制的市场主义转向。该章分析国家主义向市场主义转向的路径与方式,深入探讨文化体制的市场化发展进程。第五章为文化体制的“社会”主义位移。该章分析“社会”主义兴起的三大背景,介绍“十一五”、“十二五”时期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重点的文化体制改革思路与进度。第六章为结论。该章在总结分析文化体制改革的逻辑、分析国家—市场—社会互为结构关系基础上,提出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陈静[8]（2011）在《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现状调查与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居民消费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消费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功能,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基本动力。在我国四亿个家庭的日常生活起居中,居民（个人或家庭）每天都要面对“衣、食、住、行”等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消费,这大概是我们对于“消费”最通俗的感受了。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变化,居民消费观念、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和影响消费的因素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并且消费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的也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消费现状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乌鲁木齐地区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城市,当地的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怎样?收入水平究竟如何?汉族居民与少数民族居民个人或家庭在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的现状如何?笔者怀着诸多疑问,通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深入访谈、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另辟蹊径从“消费”视角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研究基础,通过对乌鲁木齐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职业群体、不同收入群体居民的日常生活水平,消费现状进行调研。试图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储蓄、投资的现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观念、消费偏好、与各个民族之间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之后深入思考,从而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这也是我创作本文的初衷。改革开放三十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摆脱了计划经济货品短缺状况。“随后,投资、消费和出口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1】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人们逐渐认识到消费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将起到拉动我国经济的重大决定性作用。本文以乌鲁木齐地区居民为调查对象,主要研究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从而加强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科学发展,切实实现和保障我区各民族居民的根本利益。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消费理论的界定。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的基本理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也分别阐述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消费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其中包括恩格尔系数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这是本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通过对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现状进行调查,结合调查问卷进行客观的、辩证统一的分析。本文分别从居民的收入、储蓄和投资现状的角度对乌鲁木齐地区不同收入群体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现状进行分析,力求更加全面、客观的分析出乌鲁木齐地区居民在消费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影响居民个人或家庭消费原因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因素进行分析和总结。第三部分,根据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现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这一部分主要是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力求从理论角度对改善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现状中所存在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并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唐蓉[9]（2011）在《行政生态学视域下地方政府规模适度研究 ——以武汉市政府规模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政府规模具有天然的扩张性,“现代世界的一个持续性增长的产业似乎是国家机关产业”①。对此,历史和现实都有印证。政府起源于公共需求,社会对政府公共供给需求的增长决定了政府规模增长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规模不受限制的膨胀,公共需求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存在的适度性,即政府规模的适度性,政府规模一旦超出其适度的界限,超越了社会需求,脱离了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即行政环境,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破坏力量,就会破坏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间原有的平衡关系,就会阻碍行政系统的优化和发展,最终必然不利于政府发挥正常的职能和效率。事实亦真的如此：持续无序增长的政府规模,已为当代各国带来了诸如财政赤字和官僚主义、政府职能分散和混乱、政府权力的寻租行为及对社会和市场发展的阻滞等负面效应,并严重影响了政府功效的发挥。为探寻最合理、最适度的政府规模模式,各国政府纷纷进行行政改革,同时,各国学者以及行政管理工作者也对政府规模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遗憾的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能建立适度政府规模的可行性方案,世界各国的政府在控制政府规模非理性扩张方面仍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析其原因应该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一方面,相关的理论认识可能有误、未及本质,抑或存在缺陷；另一方面,政府的改革措施尚未触及根本,或是未能得到彻底执行。就我国而言,通过历次改革,中央政府规模无序膨胀的势头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然而,自上而下的多次行政改革,在地方政府层面并未取得显着效果,地方各级政府规模仍然呈现无序膨胀的势头,如何抑制地方政府规模非理性膨胀,构建适度地方政府规模,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都应有新的尝试和突破。为了更好地阐释地方政府规模,完善地方政府规模的适度化路径,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并基于行政生态学理论与研究政府规模之间高度的契合性,且已有的研究中甚少有人涉及的现实,本文尝试以行政生态学理论为研究工具,以行政系统外环境因素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为切入点,分析它们对地方政府规模影响的方式和特点,探索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筛选与地方政府规模密切相关的主要行政生态要素,揭示地方政府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的动态平衡关系,界定适度地方政府规模概念,建立衡量地方政府规模是否适度的标准,为评析、构建适度地方政府规模提供科学依据,使地方政府规模适度化成为可能。在上述理论构建的基础上,选择中部崛起的重点特大城市武汉市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对转型中的武汉市行政生态环境对政府规模的制约与影响,互动中的政府回应等问题进行探讨,提出武汉市政府规模对当前行政生态发展的回应的取向与措施,以期能对当前武汉市政府改革提供可资参考的、操作性强的改革方案和制度安排建议,也为行政生态学理论具体运用于行政实践,紧密联系实际、服务实际,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开辟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全文分为六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章：导论。本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界定研究主题涉及的核心概念,提出基本假设,整理、评述相关研究文献,着重分析行政生态学理论与地方政府规模研究的相关性与适用性。第二章：行政生态学理论与地方政府规模的理论阐释。本章从理论层面对文中作为研究工具的行政生态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地方政府规模及其二者间关系进行了阐释。首先归纳行政生态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核心观点,分析其理论价值及其适用性,并重点阐释行政生态学理论对于政府规模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尔后,运用行政生态学理论工具,揭示地方政府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剖析适度地方政府规模提出的生态动因,并从行政生态学视域界定了适度地方政府规模的概念、衡量标准及构建路径。第三章：武汉市政府规模的演进历程。本章首先构建武汉市政府规模测度体系,确立分析的指标体系；然后进一步选取2008年及之前相关数据,根据测度指标纵向上梳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政府规模的发展轨迹、演变趋势,为后期探究武汉市政府规模与其行政环境间现实关系提供事实依据。第四章：武汉市行政环境变迁历程。据地方政府规模自身特点,结合武汉市实际,为能在众多行政系统外部环境因素中突出决定、制约武汉市政府规模的核心要素,本章主要从武汉市经济市场化状况、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状况、社会和谐发展状况三个方面,客观呈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行政生态环境的变迁历程。从此三方面解析武汉市政府规模变迁规律,其实意在凸显市场、民主、社会的发展状况是决定、制约当前武汉市政府规模的核心要素,同时意在强调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五章：武汉市政府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现实关系及成因解析。武汉市政府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的关系总体上是趋好的同时仍存在一些不和谐现象,即武汉市政府规模还未能完全回应外部行政环境的需求。其原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尚需不断完善的行政系统外部环境；二是政府组织自身建设的滞后。第六章：构建武汉市政府适度规模的对策措施。适度的政府规模不是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适应不断变化的行政生态环境的结果。基于第五章对武汉市政府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现实关系的成因解析,构建武汉市适度政府规模应做到内外兼修,即在营造良好外部行政环境的基础上,完善行政系统内部政府自身建设。最后一部分：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总结论文的主要结论,提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雷山漫[10]（2011）在《国际化背景下中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为当今科技、经济竞争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手段,受到各国重视。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日益猖獗,世界各国相继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从民事、行政以及刑事等多角度对知识产权的受害人提供相应法律救济。在这个保护体系中,刑法具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它以严厉的制裁性保证其后盾法的优势,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问题上,其国际化特征及趋势十分明显,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不断国际化的过程。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相对落后和科技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要建立能适应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大环境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也是本文致力研究的内容。本文分为五章,通过引言导入国际化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问题。在第一章就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阐释。具体结合知识产权的特点就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内涵、原因进行分析,强调了国际化趋势强劲的背景下应注重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辩证统一。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国际及国内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的情况及特点,通过对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来指出为适应国际化的发展要求需要对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进行完善。第二章结合知识产权的特点,论述了在知识产权刑法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应遵循利益平衡原则、及时原则和谦抑性原则。由于利益平衡始终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的主旋律,当代知识产权立法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也体现了利益平衡的主题,所以在注意运用刑法手段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时,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也就是利益平衡原则。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应注重达成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及发展中国家利益与发达国家间利益的平衡。由于知识产权领域变化日新月异,刑法保护应针对侵权新动向及时跟进,贯彻及时原则也十分重要。再因刑罚手段的特殊性,刑法介入经济领域要贯彻谦抑精神。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经济行为属于经济领域的行为,在各国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法网日趋严密的趋势下,我国在借鉴、移植国外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经验同时,针对知识产权犯罪属经济犯罪的性质,坚持谦抑性原则具有积极意义。第三章论及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之立法模式改革。合理的立法模式构建是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内容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科学的刑法立法模式能够正确地反映犯罪的本质,便利刑法的适用。所以本文在考察国外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模式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目前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上单采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存在的不足,探讨了采用结合型立法模式的合理性。第四章在分析现行刑事立法的不足的基础上就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问题作了详细论证。首先认为应注意刑法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的有限性,合理划定犯罪圈。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指导下,刑法宜增设反向假冒商标罪和经济间谍罪。其次,从犯罪行为方式的充实、犯罪对象的扩大、犯罪主观要件的改革、定罪情节标准的完善四方面研讨了知识产权犯罪罪状设计的修改完善问题。最后,从刑种配置、量刑情节、单位人员责任及罪刑均衡四个方面就刑罚设置的改革提出了建议。希望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例的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现实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使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机制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第五章针对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保护和刑事司法保护的密切联系,探讨了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过程中完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发展方向。主要论述了司法解释的完善、追诉模式及审判模式等司法保护的完善及刑事司法协助的加强等问题,以期利于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实效的提高。
二、《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1—4期)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1—4期)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2）环境行为视域下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微气候 |
| 2.1.2 微气氛 |
| 2.1.3 微气候适游指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环境-行为相互渗透理论 |
| 2.2.2 环境知觉-行为理论 |
| 2.2.3 行为场景理论 |
| 2.2.4 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分析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微气候影响旅游供给环境的研究 |
| 2.3.2 微气候影响游客环境行为应激反应的研究 |
| 2.3.3 微气候对旅游过程中微气氛的影响研究 |
| 2.3.4 微气候要素和微气候综合状态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研究 |
| 2.3.5 微气候和微气氛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研究 |
| 2.3.6 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研究 |
| 2.3.7 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理论框架 |
| 3.1 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1 微气候知觉-行为模型 |
| 3.1.2 微气候和微气氛联动的理论分析 |
| 3.1.3 微气候和微气氛联动的知觉-行为模型 |
| 3.2 微气候和微气氛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机理 |
| 3.2.1 气温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的机理 |
| 3.2.2 相对湿度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的机理 |
| 3.2.3 降水量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的机理 |
| 3.2.4 风速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的机理 |
| 3.2.5 太阳辐射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的机理 |
| 3.2.6 微气候适游度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机理 |
| 3.3 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3.1 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 |
| 3.3.2 日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 |
| 3.3.3 节气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 |
| 3.3.4 月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 |
| 3.4 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分析框架 |
| 3.4.1 日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分析框架 |
| 3.4.2 节气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分析框架 |
| 3.4.3 月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分析框架 |
| 3.5 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
| 3.5.1 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因素分析 |
| 3.5.2 日、节气和月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因素分析 |
| 3.5.3 微气候适游指数建构 |
| 3.5.4 日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研究假与概念模型 |
| 3.5.5 节气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研究假与概念模型 |
| 3.5.6 月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研究假与概念模型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景区微气候时空性变化分析 |
| 4.1 区域内景区微气候时空性变化分析 |
| 4.1.1 案例地选取与说明 |
| 4.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1.3 区域内景区日微气候时空性变化 |
| 4.1.4 区域内景区节气微气侯时空性变化 |
| 4.1.5 区域内景区月微气候时空性变化 |
| 4.2 5A级景区微气候时空性变化分析 |
| 4.2.1 案例选取与说明 |
| 4.2.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4.2.3 5A级景区日微气候时空性变化 |
| 4.2.4 5A级景区节气微气候时空性变化 |
| 4.2.5 5A级景区月微气候时空性变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微气候对景区日游客量影响实证分析 |
| 5.1 指标选择与数据收集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指标选取 |
| 5.1.3 数据来源 |
| 5.2 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1 景区日微气候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2.2 景区日游客量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3 单位根检验和边界检验 |
| 5.3.1 景区日微气候数据单位根检验 |
| 5.3.2 景区日游客量数据单位根检验 |
| 5.3.3 日微气候影响景区日游客量的边界检验 |
| 5.3.4 日微气氛影响景区日游客量的边界检验 |
| 5.4 日微气候对景区日游客量的影响分析 |
| 5.4.1 日气温对景区日游客量的影响 |
| 5.4.2 日相对湿度对景区日游客量的影响 |
| 5.4.3 日降水量对景区日游客量的影响 |
| 5.4.4 日风速对景区日游客量的影响 |
| 5.4.5 日微气候适游度对景区日游客量的影响 |
| 5.5 日微气候驱动微气氛对景区日游客量的影响分析 |
| 5.6 日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日游客量的影响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节气微气候对景区节气游客量影响实证分析 |
| 6.1 指标选择与数据收集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指标选取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1 景区节气起始日数据描述性统计 |
| 6.2.2 景区节气累积数据描述性统计 |
| 6.3 单位根检验和边界检验 |
| 6.3.1 景区节气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6.3.2 节气微气候影响景区节气游客量的边界检验 |
| 6.3.3 节气微气氛影响景区节气游客量的边界检验 |
| 6.4 节气微气候对景区节气游客量的影响分析 |
| 6.4.1 节气气温对景区节气游客量的影响 |
| 6.4.2 节气相对湿度对景区节气游客量的影响 |
| 6.4.3 节气降水量对景区节气游客量的影响 |
| 6.4.4 节气风速对景区节气游客量的影响 |
| 6.4.5 节气微气候适游度对景区节气游客量的影响 |
| 6.4.6 节气微气候对景区节气游客量的综合影响 |
| 6.5 节气微气候驱动微气氛对景区节气游客量的影响分析 |
| 6.5.1 微气候驱动微气氛对景区节气起始日游客量的影响 |
| 6.5.2 微气候驱动微气氛对景区节气累积游客量的影响 |
| 6.6 节气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节气游客量的影响分析 |
| 6.6.1 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节气起始日游客量的影响 |
| 6.6.2 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节气累积游客量的影响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月微气候对景区月游客量影响实证分析 |
| 7.1 指标选择与数据收集 |
| 7.1.1 研究方法 |
| 7.1.2 指标选取 |
| 7.1.3 数据来源 |
| 7.2 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1 景区月微气候数据描述性统计 |
| 7.2.2 景区月游客量数据描述性统计 |
| 7.3 单位根检验和边界检验 |
| 7.3.1 景区月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3.2 月微气候影响景区月游客量的边界检验 |
| 7.3.3 月微气氛影响景区月游客量的边界检验 |
| 7.4 月微气候对景区月游客量的影响分析 |
| 7.4.1 月气温对景区月游客量的影响 |
| 7.4.2 月相对湿度对景区月游客量的影响 |
| 7.4.3 月降水量对景区月游客量的影响 |
| 7.4.4 月风速对景区月游客量的影响 |
| 7.4.5 月微气候适游度对景区月游客量的影响 |
| 7.4.6 月微气候对景区月游客量的综合影响 |
| 7.5 月微气候驱动微气氛对景区月游客量的影响分析 |
| 7.6 月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月游客量的影响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8.1.1 景区微气候时空性变化和分布格局显着 |
| 8.1.2 微气候对景区日、节气和月游客量影响存在时空差异 |
| 8.1.3 气温对不同类型景区游客量影响存在时空差异 |
| 8.1.4 相对湿度对不同类型景区游客量影响存在时空差异 |
| 8.1.5 降水量对不同类型景区游客量影响存在时空差异 |
| 8.1.6 风速对不同类型景区游客量影响存在时空差异 |
| 8.1.7 微气候适游度对景区游客量影响存在类型和时空差异 |
| 8.1.8 微气候驱动微气氛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存在类型和时空差异 |
| 8.1.9 微气候和微气氛时空性联动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效应显着 |
| 8.2 管理启示与建议 |
| 8.2.1 针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启示与建议 |
| 8.2.2 针对景区经营管理者的启示与建议 |
| 8.2.3 针对景区行业协会的启示与建议 |
| 8.2.4 针对旅游运营商的启示与建议 |
| 8.3 研究贡献与创新 |
| 8.3.1 研究贡献 |
| 8.3.2 本研究创新之处 |
| 8.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8.4.1 研究局限 |
| 8.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A 第4章区域内景区案例地选取说明 |
| 附录B 第4章区域内景区微气候适游度日数据 |
| 附录C 第4章区域内景区微气候适游度节气数据 |
| 附录C1 第4章区域内景区微气候适游度节气起始日数据 |
| 附录C2 第4章区域内景区微气候适游度节气累积数据 |
| 附录D 第4章区域内景区微气候适游度月数据 |
| 附录E 第5章日微气候与景区游客量数据 |
| 附录F 第6章节气微气候与景区游客量数据 |
| 附录F1 第6章节气起始日微气候与景区游客量数据 |
| 附录F2 第6章节气累积微气候与景区游客量数据 |
| 附录G 第7章月微气候与景区游客量数据 |
| 附录H 第 5、6、7 章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影响的分析结果汇总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3）失信惩戒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失信构成论 |
| 第一节 信用本质论 |
| 一、信用的内涵及其属性 |
| 二、信用的法律特征及其法律价值 |
| 三、信用法治理念 |
| 第二节 失信界定 |
| 一、失信的内涵及其特征 |
| 二、失信行为的内涵及其类型 |
| 三、失信行为的认定标准 |
| 四、失信行为的法律界定 |
| 第三节 失信归责说 |
| 一、失信归责主要理论 |
| 二、失信归责原则 |
| 三、失信责任形式 |
| 四、失信责任豁免 |
| 第二章 失信惩戒理论 |
| 第一节 失信惩戒权 |
| 一、信用起源论 |
| 二、惩戒权的缘起 |
| 三、惩戒权的法律特征 |
| 四、失信惩戒极限 |
| 第二节 失信惩戒的价值认知 |
| 一、失信惩戒的价值核心 |
| 二、失信惩戒的目的 |
| 三、失信惩戒的法律功能 |
| 第三节 失信惩戒原则 |
| 一、必惩原则 |
| 二、受惩原则 |
| 三、联惩原则 |
| 四、显惩原则 |
| 第三章 失信惩戒实体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失信惩戒情形 |
| 一、违法行为情形 |
| 二、违约行为情形 |
| 三、违反行规行为情形 |
| 四、违反公德行为情形 |
| 五、悖逆社会行为情形 |
| 第二节 失信惩戒措施 |
| 一、失信信息公示制度 |
| 二、失信黑名单制度 |
| 三、失信触发反馈机制 |
| 第三节 失信联网惩戒 |
| 一、失信联网报警 |
| 二、社会信用体系失信联网惩戒机制 |
| 第四章 失信惩戒程序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失信惩戒模式 |
| 一、自律惩戒模式 |
| 二、行政性惩戒模式 |
| 三、市场性惩戒模式 |
| 四、社会性惩戒模式 |
| 五、互联网式惩戒模式 |
| 第二节 失信惩戒适用对象和条件 |
| 一、失信惩戒适用对象 |
| 二、失信惩戒适用条件 |
| 第三节 失信惩戒适用程序规则和保障措施 |
| 一、失信惩戒适用程序规则 |
| 二、失信惩戒程序适用保障措施 |
| 第五章 失信惩戒救济的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失信人自我救济 |
| 一、失信人自我救济权 |
| 二、失信人自我救济的方式 |
| 三、失信人自我救济的困境 |
| 第二节 失信惩戒的异议程序 |
| 一、失信惩戒的异议人种类 |
| 二、失信惩戒的异议范围和受理 |
| 三、失信惩戒的异议处理 |
| 第三节 失信惩戒的司法救济 |
| 一、失信惩戒的司法救济理念 |
| 二、失信惩戒的司法救济程序属性 |
| 三、失信惩戒的司法救济效力 |
| 第四节 失信惩戒措施的解除 |
| 一、失信惩戒措施的解除情形 |
| 二、失信惩戒措施的解除条件 |
| 三、失信惩戒措施解除的程序及效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5）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论证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二、国外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三、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 |
| 四、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资源型村庄 |
| 二、任务型治理 |
| 第四节 个案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一、个案的影响力与代表性 |
| 二、荻港村简介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提出 |
| 一、“任务型治理”议题的研究回顾 |
| 二、“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解析 |
| 三、“任务型治理”的核心特征 |
| 四、“任务型治理”的作用价值 |
| 第二节 “任务型治理”的理论解读 |
| 一、利益相关的主体解读 |
| 二、互动合作的过程解读 |
| 三、彼此依赖的关系解读 |
| 四、功能多元的价值解读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
| 一、资源型村庄的三元治理主体分析 |
| 二、资源型村庄的任务界定与治理结构 |
| 三、资源型村庄的阶段划分与任务执行 |
| 四、资源型村庄的任务治理绩效与意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二、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制度安排 |
| 三、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 |
| 第三章 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基础治理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 |
| 一、村庄合并与换届选举 |
| 二、六老组织与基层维稳 |
| 三、社会组织与村庄治理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 |
| 一、村庄集体经济薄弱 |
| 二、青鱼合作社的创办 |
| 三、村庄集体企业改制 |
| 四、成立村经济合作社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 |
| 一、油脂化工企业整治 |
| 二、清水河道工程开展 |
| 三、村庄长效管理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公共服务供给 |
| 一、五水共治:以龙八港为例 |
| 二、农民新房建设与村庄洁化 |
| 三、服务设施完善与环境美化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文化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古村落文化资源的消失 |
| 二、政府政策支持古村修复 |
| 三、文化项目提升村民素质 |
| 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获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制度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实施六百工作制 |
| 二、推行网格化管理 |
| 三、完善制度化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品牌塑造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 |
| 一、荻港古村旅游公司的创办 |
| 二、国家4A级旅游景区获选 |
| 三、招商引资与旅游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 |
| 一、桑基鱼塘修复 |
| 二、丝绸小镇创建 |
| 三、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 |
| 一、荻港渔庄的创建 |
| 二、鱼文化节的举办 |
| 三、“渔家乐”的传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 |
| 一、资金缺乏与项目产业支持 |
| 二、精神空虚与文化复兴 |
| 三、纠纷频发与治安维稳 |
| 四、环境污染与村庄整治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内在机理 |
| 一、村民主体性的确立 |
| 二、社会资本的培育 |
| 三、多元参与的建立 |
| 四、乡村精神的重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优势解析 |
| 一、城市与乡村:和合共生 |
| 二、传统与现代:互相融合 |
| 三、发展与文化:持续和谐 |
| 四、五位一体:共同推进并实现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策略:任务型治理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动力机制考察 |
| 二、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三、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6）非正规城市化社会空间转型研究 ——以深圳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 国外非正规城市化研究简述 |
| (二) 国内有关非正规城市化的研究 |
| (三) 简要评价 |
| 三、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 |
| (一) 理论视角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区概况 |
| 第二章 深圳非正规城市化的空间扩展 |
| 一、缓慢推进期(1978-1992) |
| 二、管理失控期(1992-1999) |
| 三、政策性反弹期(1 999-2009) |
| 四、低速增长期(2009-至今) |
| 五、总体特征 |
| (一) 非正规城市化主要发生在集体土地上 |
| (二) 推动主体非常多样 |
| (三) 具有鲜明的时间节点波动和圈层式空间扩展特征 |
| (四) 低成本支撑城市快速发展 |
| 第三章 非正规城市化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根源 |
| 一、工业化是外生动力 |
| 二、快速城市化是内生动力 |
| 三、发展型政府是间接动力 |
| 四、二元土地管理制度是制度根源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非正规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空间生产 |
| 一、合作:组建增长联盟 |
| (一) 增长联盟的建构 |
| (二) 增长联盟的类型 |
| (三) 权力的结构 |
| 二、冲突:利益的博弈 |
| (一) 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压制与反抗 |
| (二) 社区和外来主体的利益博弈 |
| 三、空间的社会结果 |
| (一) 空间作为财产性收入植入社会过程 |
| (二) 社会阶层的分化 |
| (三) 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空间平台 |
| (四) 社会关系的嵌入 |
| 第五章 走向正规城市化的社会空间转型 |
| 一、重构增长联盟 |
| 二、空间再生产:城市更新 |
| 三、空间再生产:土地整备 |
| 四、社会阶层重构 |
| (一) 房东阶层 |
| (二) 承租人阶层 |
| (三) 住房阶层 |
| 五、社会空间的整体转型 |
| (一) 空间平台的社会替换 |
| (二) 社会空间的分异 |
| (三) 空间区隔下的社会流动困境 |
| 六、空间再生产的政策调适 |
| (一) 结合空间再生产实施逐步确权 |
| (二) 建立空间再开发的统一补偿标准 |
| (三) 搭建社区规划的利益协调平台 |
| (四) 加强土地增值收益调节 |
| (五) 提供“兜底”社会政策支持 |
| 第六章 国内城市非正规城市化的比较分析 |
| 一、非正规城市化的不同类型 |
| (一) 原农村居民推动型 |
| (二) 村镇组织推动型 |
| (三) 外来主体推动型 |
| (四) 正规产权主体加建型 |
| 二、空间再生产的治理逻辑 |
| (一) 政府主导的非正规空间治理 |
| (二) 市场运作的土地二次开发 |
| 三、不同城市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建构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 从非正规迈向正规城市化的理论建构 |
| (二) 社会分层的空间逻辑 |
| (三) 社会关系的利益转向 |
| 二、需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
| (一) 构筑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空间政策体系 |
| (二) 中国社会—空间理论的构建 |
| (三) 深入系统的定量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访谈调查信息表 |
| 附件二: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逻辑研究 ——以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缘起 |
| 一、文化：民族国家之重 |
| 二、改革：文化发展路向 |
| 三、逻辑：改革推进的前提基础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文化体制 |
| 二、国家主义 |
| 三、市场主义 |
| 四、“社会”主义 |
| 第二节 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 |
| 一、麦圭根的国家、市场、公民的三种话语 |
| 二、米格代尔的国家—社会模型 |
| 三、国家—市场—社会关系视阙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方法 |
| 二、历史分析方法 |
| 三、比较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国家主义文化体制的形成与衰弱 |
| 第一节 文化思想的整合与统一 |
| 一、《武训传》批判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
| 二、文艺整风学习运动 |
| 三、打倒“胡风反革命集团”与俞平伯“红学”、胡适思想批判 |
| 第二节 党政文化系统的建立 |
| 一、《共同纲领》下的体制建设 |
| 二、1954-1958年的机构调整 |
| 三、“大跃进”之后的党政一体化 |
| 第三节 国家文化政策的形成 |
| 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
| 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
| 三、“以阶级斗争为纲” |
| 第四节 国家主义文化体制的贫困 |
| 一、扭曲的文化政策 |
| 二、混乱的文化管理 |
| 三、瘫痪的文化生产 |
| 第五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文化体制恢复 |
| 一、两个“凡是”与真理大讨论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决策 |
| 三、文化体制的拨乱反正 |
| 第四章 文化体制的市场主义位移 |
| 第一节 试水：“以文补文”的探索 |
| 一、“以文养文” |
| 二、“以文补文” |
| 三、“多业助文” |
| 第二节 启航：“双轨分离”的解套 |
| 一、“双轨分离”的背景 |
| 二、“双轨制”改革方案 |
| 三、“双轨制”改革对市场发展的重要意义 |
| 第三节 扬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建立 |
| 一、“姓资”“姓社”的论争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
| 三、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建立与完善 |
| 第四节 远航：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
| 一、文化产业提出的深刻背景 |
| 二、文化产业政策的推进历程 |
| 三、文化产业发展的辉煌成就 |
| 第五章 文化体制的“社会”主义转向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转向的三大背景 |
| 一、社会背景：城乡、地区之间的公共文化发展失衡 |
| 二、法律背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是政府履行《公约》的重要责任 |
| 三、政治背景：维护文化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表达：公共文化服务 |
| 一、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渊源与基础 |
| 二、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出与内涵 |
| 三、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主义表达 |
| 第三节 公共文化服务的“十一五”建设 |
| 一、指导思想与目标任务 |
| 二、具体政策与措施 |
| 三、“十一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成就 |
| 第四节 公共文化服务的“十二五”建设 |
| 一、总体思路 |
| 二、重点任务与保障机制 |
| 三、2015-2020年的改革发展方向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逻辑 |
| 第一节 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的线程逻辑 |
| 一、主线程改革沿“国家—市场—社会”的路径推进 |
| 二、分线程改革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 |
| 三、各线程以叠加、累进、互强的方式前进 |
| 第二节 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的模式特点 |
| 一、政党领导、国家推动的自上而下改革 |
| 二、领导讲话—会议决策—文件执行的行政式改革 |
| 三、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改革 |
| 第三节 国家—市场—社会在改革中的互构 |
| 一、国家逐步放开和促进市场、社会发展 |
| 二、市场的发展推动着国家、社会前进 |
| 三、社会的发展也推进着国家与市场的进步 |
| 第四节 发展国家主导多元共治文化体制的几点建议 |
|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再调整 |
| 二、国家主导多元共治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
| 三、推动国家主导多元共治转型的思路与策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一、主持课题 |
| 二、发表论文 |
| 致谢 |
（8）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现状调查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和创新点 |
| 一、关于消费问题的基本理论及研究意义 |
|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的基本理论与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
| 1. 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 |
| 2. 经济决定论 |
| （二） 西方学术界关于消费的基本理论观点 |
| 1. 恩格尔系数理论 |
| 2.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
| （三） 研究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现状的意义 |
| 1. 有利于新疆的稳定发展 |
| 2. 有利于体现新疆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 |
| 3. 有利于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
| 二、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 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收入、储蓄、投资现状分析 |
| 1. 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收入现状 |
| 2. 乌鲁木齐地区居民储蓄现状 |
| 3. 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投资现状 |
| （二） 乌鲁木齐地区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现状和消费水平现状分析 |
| 1. 对低收入消费现状和消费水平的分析 |
| 2. 对较低收入者消费现状和消费水平的分析 |
| 3. 对中等收入者消费现状和消费水平的分析 |
| 4. 对较高收入者消费现状和消费水平的分析 |
| 5. 对高收入者消费现状和消费水平的分析 |
| （三） 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现状存在的问题 |
| 1. 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与收入差距扩大并存 |
| 2. 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欲望与支付能力有限并存 |
| 3. 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偏好多样性与民族差异性并存 |
| （四） 影响乌鲁木齐地区居民个人（家庭）消费因素的原因分析 |
| 1. 影响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的经济因素 |
| 2. 影响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的政治因素 |
| 3. 新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对消费的影响因素 |
| 三、改善居民消费现状与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 |
| （一）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
| （二）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消费观念升级 |
| （三） 优化居民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结束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调查问卷 |
| 附录二：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及提纲 |
| 在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清单 |
| 致谢 |
（9）行政生态学视域下地方政府规模适度研究 ——以武汉市政府规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本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三、基本前提 |
| 四、文献综述 |
| 五、论文设计与基本框架 |
| 六、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行政生态学理论与地方政府规模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行政生态学理论概述及评析 |
| 一、行政生态学的相关概念 |
| 二、行政生态学理论脉络 |
| 三、行政生态学理论评析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规模概述 |
| 一、地方政府规模的内涵 |
| 二、决定地方政府规模的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行政生态学视域下适度地方政府规模阐释 |
| 一、适度地方政府规模提出的生态原因分析 |
| 二、行政生态学视域下的适度地方政府规模界定 |
| 三、行政生态学视域下的适度地方政府规模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武汉市政府规模测度体系的构建及演进历程分析 |
| 第一节 武汉市政府规模测度体系的构建 |
| 一、地方政府职能规模指标 |
| 二、地方政府人力规模指标 |
| 三、地方政府财政规模指标 |
| 第二节 武汉市政府规模演进历程分析 |
| 一、武汉市政府人力规模概况 |
| 二、武汉市财政规模概况 |
| 三、政府职能规模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武汉市行政生态环境变迁概述 |
| 第一节 武汉市市场经济发育状况分析 |
| 一、武汉市市场经济体制选择历程 |
| 二、武汉市市场经济发展水平 |
| 第二节 武汉市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分析 |
| 一、武汉市民主制度建设状况 |
| 二、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状况 |
| 三、武汉市政府机构设置状况 |
| 四、武汉市政府法制建设状况 |
| 第三节 武汉市社会和谐发展状况分析 |
| 一、武汉市人口状况 |
| 二、武汉市劳动力就业状况 |
| 三、城乡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障状况 |
| 四、社会组织发育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武汉市政府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现实关系及成因解析 |
| 第一节 武汉市政府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现实关系解析 |
| 一、武汉市政府职能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现实关系解析 |
| 二、武汉市政府财政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现实关系解析 |
| 三、武汉市政府人力规模与行政环境间现实关系 |
| 第二节 武汉市政府规模与行政环境间非平衡关系成因解析 |
| 一、行政系统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 |
| 二、政府组织自身建设滞后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行政生态学视域下武汉市适度政府规模的构建途径 |
| 第一节 改善武汉市政府行政系统外部环境 |
| 一、培育成熟的市场经济 |
| 二、推进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进程 |
| 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
| 第二节 完善武汉市政府组织自身建设 |
| 一、优化政府职能 |
| 二、规范设置政府组织机构 |
| 三、推进政府运行机制创新 |
| 四、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国际化背景下中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概说 |
| 第一节 全球化与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 |
| 一、知识产权及其刑法保护的适当性 |
| 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的内涵及原因 |
| 三、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的制度变迁 |
| 一、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的历史轨迹 |
| 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现状评析 |
| 一、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的表现 |
|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评析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遵循的原则 |
| 第一节 利益平衡原则 |
| 一、利益平衡原则的内涵及意义 |
| 二、利益平衡原则的贯彻 |
| 第二节 及时原则 |
| 一、及时原则的内涵及意义 |
| 二、及时原则的贯彻 |
| 第三节 谦抑性原则 |
| 一、谦抑性原则的内涵及意义 |
| 二、谦抑性原则的贯彻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之立法模式改革 |
| 第一节 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考察 |
| 一、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现状 |
|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缺陷 |
| 第二节 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转变 |
| 一、国外及有关地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考察 |
|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模式的完善 |
| 第四章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国际化之罪刑改革 |
| 第一节 罪名体系的完善 |
| 一、增设反向假冒商标罪 |
| 二、增设经济间谍罪 |
| 第二节 罪状设计的修改 |
| 一、犯罪行为方式的充实 |
| 二、犯罪对象范围的扩大 |
| 三、犯罪主观要件的改革 |
| 四、定罪情节标准的完善 |
| 第三节 刑罚设置的改革 |
| 一、刑种配置的改革 |
| 二、量刑情节的改革 |
| 三、单位人员责任的改革 |
| 四、罪刑均衡的改革 |
| 第五章 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之刑事司法改革 |
| 第一节 司法解释适用 |
| 一、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 |
| 二、司法解释的不足及完善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完善 |
| 一、案件移送衔接机制的建立 |
| 二、追诉模式的完善 |
| 三、司法机构审理体系的改革 |
| 四、协调的诉讼程序的构建 |
| 第三节 刑事司法协助的加强 |
| 一、区际及涉外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管辖冲突的解决 |
| 二、区际知识产权刑事司法协助的加强 |
| 三、国际知识产权刑事司法协助的加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1—4期)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城市多民族社区依法治理研究[D]. 赵莹莹.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2]环境行为视域下微气候对景区游客量的影响研究[D]. 杨晓燕. 华侨大学, 2020(12)
- [3]失信惩戒法律制度研究[D]. 刘云亮.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4]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D]. 沈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6]非正规城市化社会空间转型研究 ——以深圳为例[D]. 王卫城.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7]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逻辑研究 ——以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为视角[D]. 洪明星.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6)
- [8]乌鲁木齐地区居民消费现状调查与思考[D]. 陈静. 新疆大学, 2011(11)
- [9]行政生态学视域下地方政府规模适度研究 ——以武汉市政府规模为例[D]. 唐蓉. 武汉大学, 2011(07)
- [10]国际化背景下中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研究[D]. 雷山漫. 武汉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