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确处理好案件报道中的“八大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张国全[1](2021)在《刑事裁判公众认同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司法公信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根基,是法治建设最重要衡量的标准之一,公众对于司法的高度信任、信心和认同是司法工作成功的标志和价值。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是司法公众认同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感受司法公正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刑事裁判如果不被公众认同,不仅不能发挥审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还会损害司法公信力。从整体上讲,司法大数据(包括历年的上诉率、抗诉率、改判率等)显示刑事裁判整体上的公正性没有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刑事案件因为自身“狱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的特点,个案极易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与参与,导致公众“以偏概全”并对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度产生质疑。因此,在刑事裁判公正性整体上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如何解除个案导致公众对刑事裁判公众认同产生怀疑,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提升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从主体的角度,涉及法院(刑事裁判的主体)、公众(对刑事裁判进行评价的主体)和媒介(对刑事裁判进行解读及传播的主体)三个主体。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提高刑事裁判司法公众认同度的关键。具体而言,现实生活中有两个问题最为突出:大部分公众对法律的不了解以及各类媒介基于商业或者其它因素而进行的炒作。因此,对于这两个问题进行相应的全面分析,能够为解决问题提供相应的思路与方案。基于司法权威是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基础的前提下,本文从法院和法官两个层面分别进行了针对性的阐述。在法院层面,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的提升涉及法院的权威、法官的职业形象、司法权行使过程的透明度、裁判结果的公正性等诸多因素。因此,法院应从制度方面,结合法院权威的因素,进行制度化的完善,其主要内容包括依法裁判、完善量刑规范化制度等内容。在法官层面,主要包括法官品质、法官能力及相应的保障制度。其中,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能力是提高司法能力的重要方面。法官薪酬、晋升、法官惩戒是解决法官品质存在问题的重要内容。建立与完善法官职业豁免制度及法官管理制度是保障制度的重要方面。公众是刑事裁判的评价主体,但公众并不是意见完全一致的集合体。公众可以分为个人类型的公众与人际类型的公众两种类型。论文重点研究个人类型的公众。在行为模式上,个人类型的公众存在“暂时性群体”的特征,即个体在群体中处于非理性的状态。这一点,在其对“天理和人情”诉求方面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在媒介主体方面,无论是司法大数据,还是调研结果,都证实媒介是影响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的关键因素。媒介是连接公众与法院的中间载体,是将法院刑事裁判解读给公众的主体。媒介主要包括媒体与律师。媒体具有公共性与逐利性两个特征,后者在自媒体等新兴媒体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本文从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及职业伦理建设两个方面,对强化媒体的公共属性和规范媒体的逐利属性进行了论证。刑事裁判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两次传播,律师是两次传播的意见主导者。律师在两次传播中具有双重性,其庭外慎言义务是提高刑事裁判公众认可度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规定,对我国的现行规定及完善措施,提出了相关建议。
隋从容[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教育部[3](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认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杨益航[4](2020)在《论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之关系》文中研究指明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之关系是当前法学界和新闻传播界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构建和谐的司法与媒体关系能够有效推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促进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司法环境。其内涵基于司法公开,是把司法权置于公众视野内,让公众了解司法,让司法裁判经得起检验的制度安排。此研究的实际意义却远不至此,和谐的司法与媒体关系可以使司法理念深入人心,厚植法治根基,树立司法权威,进而在全社会营造尊法、懂法、守法的法治氛围。司法与媒体之间关系十分复杂,司法可以对媒体进行制约,媒体也可以对司法进行监督,同时二者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如何在维护共同价值的基础上找到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的平衡点,怎样构建司法与媒体良性互动、相生相长的和谐关系是国内外各相关领域努力的方向。本文从当前司法活动与媒体报道之间的价值目标出发,梳理了国内外在应对涉法新闻报道方面的实践和发展,就典型问题进行了初步阐释,并在理论的基础上以比较法研究的方式对国内外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研判,探讨在应对热点案件和舆情中的一般和特殊情况及应对方法,从发展角度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初步分析,倡导建立和谐有序的司法与媒体互动关系。全文共六章十六万字,主要内容如下:首先,从概念入手分析司法公正原则和媒体新闻报道的特点,从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理论来分析媒体参与司法活动的正当性,并在此基础上就二者之间的共同价值追求和不同的工作方式进行对比,指出实践中的冲突和难点。聚焦司法公开,从审前和审判公开分析媒体报道在不同阶段介入的特点和难点,就媒体报道对司法公开的价值和当前实践中存在的冲突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就例外原则进行初步探讨。通过近年来国内的热点案例分析司法与媒体关系的不同特点。以呼格吉勒图案、赵作海案分析媒体报道在纠正冤假错案方面的作用;以药家鑫案分析舆论压力对审判工作的影响;以于欢案分析新闻舆论促成司法系统自我纠偏的可行性;以张扣扣案分析新媒体时代复杂舆论环境对司法工作的新机遇新挑战。以比较法视角分析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处理新闻报道与司法关系的做法和特点,列举了包括对言论自由、庭审公开、保密制度、隐私权等领域的规定和办法,总结规律性特征,以及为改善国内工作带来的启示。对目前包括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在内的信息技术前沿发展和传播环境深刻变革做了简要分析,同时从涉法新闻报道角度对这些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做了前瞻性预判,并针对公共领域和被遗忘权等新媒体环境下愈发突出的问题做了专题研究。最后,从改善司法与媒体报道关系的角度切入,根据前文研究从司法与媒体合作基础、共同任务、有效做法等方面提出构建司法与媒体和谐关系的意见建议。此外还就确立和完善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关系的思路、依法规制司法与媒体报道关系、依法规制司法与新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刘蕊[5](2020)在《《大河报》法治新闻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史的车轮留下了清晰的“辙迹”:只有不断健全和完善法治,社会才能团结稳定,坚持以人为本,人民才能安乐生活。《大河报》作为一份以“关切民生、倡导时尚、贴近生活、服务大众”为宗旨的综合性都市报,在法治新闻的报道中,报道主题有哪些?法治新闻报道中报道篇幅情况如何?法治新闻报道中的版面结构框架和文本结构框架如何?这些都是笔者想要研究的问题。本文运用构造周抽样法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报纸中,一共抽取72天的报纸作为分析样本,从中统计出涉及法治的新闻报道共计592篇。笔者在框架理论的基础上对这些研究样本进行新闻报道凸显性分析,从法治报道主题、法治报道对象、法治报道篇幅、法治报道版面、法治报道倾向、法治消息来源、法治报道呈现方式等七个等方面来探讨《大河报》法治新闻报道框架建构的过程。笔者发现《大河报》的法治新闻报道在基本客观的基础上,开辟了法治专题版面,采用官方权威信源为主,坚持以中立和正面报道倾向,短篇消息报道和纯文字报道为主,注重对行政执法方面的报道,关注官方信息,对于社会比较关注的一般的民事案件,《大河报》也能够给予足够重视,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通过对《大河报》法治新闻报道样本的凸显性分析呈现出三种报道主题新闻框架:政绩新闻框架、人物新闻框架、犯罪新闻框架。并对《大河报》的法治新闻框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框架特征分析,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报道框架不足处。最后,笔者对《大河报》法治新闻传播的发展进行建构策略分析。分别从体制层面、理念层面和实施层面给予适当建议。体制上要完善立法,培育法治环境“土壤”;理念上要肩负媒体责任,善用新媒体资源;具体实施上优化内容生产,创新管理模式。
刘义婷[6](2020)在《《人民日报》(2010-2019)报道中的河南形象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河南形象具有厚重、博大的气息。然而,在我国的其他省份,公众对河南的认识普遍不足,甚至有不好的印象,“素质低”“骗子多”“贫穷”“落后”成为外省对河南人的普遍评价,这些现象和问题需要进行反思与分析,因此,我们选取了《人民日报》(2010—2019)的涉豫报道进行分析研究。首先,论述了形象传播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其次,对《人民日报》2010年—2019年涉豫报道进行量化分析,介绍了《人民日报》的概况以及研究路径,并从涉豫报道的时间、字数、主题、报道倾向、新闻报道来源等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发现《人民日报》这期间涉豫报道特点是报道数量总体稳定但有下降趋势、报道主题广泛、报道态度客观性强、新闻来源主要是本报记者等。然后,对《人民日报》(2010年—2019年)涉豫报道进行框架分析,发现《人民日报》对河南的政治、经济领域比较关注,对于道德的宣扬和问题的追责也很重视。此外,分析了《人民日报》十年间涉豫报道对河南形象的呈现:政治清明,党员干部作风发生新转变;经济稳中提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在社会民生方面,助力民生问题的解决,增强人民幸福感;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最后,论述了《人民日报》(2010年—2019年)涉豫报道对河南形象传播的启示:要积极举办大型活动、建立河南形象危机管理机制、依托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区位优势扩大开放、注重发展教育事业、提升河南民众的整体素质。总之,彰显河南的魅力和吸引力,树立河南新形象,需要政府、媒体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朱楠[7](2019)在《十八大以来主流媒体反腐报道研究 ——以《人民日报》报纸、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腐败不仅威胁着国家利益,也侵蚀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的反腐工作越做越深入,然而理应帮助党和政府推进反腐议程的主流媒体却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主流媒体纷纷在各大新兴媒介开通账号,微博、微信公众号、哗哩哗哩、抖音等平台都出现了主流媒体的身影。技术的进步影响着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体系,传媒生态的改变也影响着主流媒体反腐报道的模式。在新媒体的时代下,主流媒体如何利用旗下的多个平台进行反腐报道?这些报道有什么的特点?在全媒体背景下,主流媒体的反腐报道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这些就是本文想要讨论和探索的问题。笔者详细梳理了“反腐报道”和“主流媒体”的概念,以及党的历代领导人关于“主流媒体反腐报道”的论述。本文以《人民日报》报纸、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的反腐报道为例,分析了 2014年-2018年反腐报道在数量、报道主题和稿件来源的变化趋势。从数据来看,在这一时间段,《人民日报》三平台的反腐报道从多变少,并趋于稳定。反腐报道的数量与党和政府的反腐力度无关,虽然反腐报道的数量减少,但是它们的传播效果却不减反增。《人民日报》三平台的反腐报道以正面报道为主,然而不同媒介的“正面报道”与“揭露和批评性报道”的比例却不一样,微博和报纸的正面报道偏多,微信公众号上的正面报道只占一半。在正面报道中,反腐观点、反腐措施和反腐成果是占比最高的三大报道主题。从稿件来源来看,《人民日报》三平台的原创率不同,微博和报纸的的原创率较高,微信公众号的原创率却很低。就非原创稿件而言,《人民日报》三平台的稿件来源以官方为主。主流媒体在报道反腐议题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一是重大议题需要生动灵活的传播方式,主流媒体报道反腐议题需要配合纪委调查,同时重视与受众的互动交流,但在具体实践中,主流媒体却存在过分谨慎的情况,“不想为”,“不敢为”,不论是报道时间点的选择还是互动方式都有提高的空间。二是严肃的内容需要有感染力的报道方式,反腐议题本身是严肃的,主流媒体的属性也决定它的报道以严肃为主,然而严肃不代表刻板和固化,越是严肃的议题,越需要感染力的呈现方式使之更容易被受众接受,但是主流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却存在生动性不足的问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报道方式感染力不够,没有充分利用平台的功能;报道缺乏细节,无法引起受众兴趣。三是反腐报道需要创新意识,随着反腐进程的推进,反腐拓展到新的行业和领域,同样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受众需求也开始慢慢分化,只注重整体的报道思维已经无法满足反腐领域的细分和受众需求的变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主流媒体要合理利用报道的“黄金时间”,提高反腐报道的主动意识和配合意识。针对主流媒体生动性不足的问题,主流媒体需要挖掘反腐细节,丰富报道内容,充分利用不同平台的功能,使用文字、数据和图解等多元方式来解构和阐释反腐议题。除此之外,主流媒体还需提高专业报道的意识,不断学习党的反腐思想和反腐政策,同时结合不同平台的定位,提供差异化的反腐报道。
李冰[8](2019)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研究》文中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关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与实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深刻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在总结、传承我们党管党治党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管党治党作出的新论断、新举措。这其中,有关管党治党方法论的问题构成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成效的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因此,从方法论的层面剖析全面从严治党,是深入理解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与实践的关键步骤。本文按照理论、历史、实践三者有机统一的逻辑理路出发,对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形成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辩证统一、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发力、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补充、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形成合力、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等一系列管党治党之法进行系统研究,对新时代贯彻落实好“一以贯之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一是关于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辩证统一之法。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中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成功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沿袭。如在建党初期,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探索相结合,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又如新中国成立以后,加强党的领导和整党整风运动相结合,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等,这些历史探索经验对促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传承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统一的治党之法,把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相结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发展。二是关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发力之法。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外因辩证关系理论的重要遵循。注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作为建党重要原则之一。并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或者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或者更强调制度治党,都是充分考虑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党建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作出的战略调整。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等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教训的梳理、学习,习近平果断做出决定,必须促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两个过程的融合,只有实现二者同向、同时发力,才能助力从严管党治党真正取得实效。三是关于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补充之法。把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紧密结合起来,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两者互补短长,缺一不可,也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管党治党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健全监督法制建设,把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纳入法制化轨道;重视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扩大监督力量;创新“开门会议”的监督模式,保障监督主体的知情权;坚持运动式监督,推进广泛监督;完善专门监督机构的建设,为促进监督主体充分发挥监督权提供组织保障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强监督合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汲取我们党在推进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把“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刮风、不搞运动”,强调“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四是关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形成合力之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论。事实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管党治党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形成的重要方法之一。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的重要论断,要求党员干部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发挥模范表率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党内民主的建设,明确党的主体地位,完善、维护党员民主权利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运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管党治党方法,通过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进一步完善党员的民主权利等,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等。十八大以来,在奋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要求以上率下,发挥“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另一方面强调自下而上,从党员群体中汲取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等举措,激发并提高广大党员参与党的事业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打开了党的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五是关于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之法。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是系统论与重点论在全面从严治党领域的科学运用。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也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形成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以反对主观主义为重点整顿学风;以反对宗派主义为重点整顿党风;以加强党内教育为重点开展政党等,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加党的战斗力,创造力,在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成效。在反复研习、总结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色、党建实际,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习近平就曾反复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整体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同时,要把握重点,抓关键主体、抓关键环节、抓好节点,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来带动管党治党全局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全面建设;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重点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以整治“四风”问题为重点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等,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林心婕[9](2019)在《变化的家与不变的国 ——人民日报家风报道中的家国论述及其意识形态意涵》文中指出在当下,“家风”已逐渐成为国家宣传以及有关政策颁布时的一个热门词汇——“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但对于“家风”概念的运用,仍存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尤其是在观察“家风”变化过程中,家庭成员与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与社会、家与国等等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有选择地被强调和凸显,这样的选择体现了背后怎样的意识形态内涵?其中的关系是如何运作的?本研究从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上的“家风”报道切入,借助不同的政治理论以及“国家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概念,通过剖析“家风”报道的文本并结合历史发展、时代特征、社会实践,致力于讨论在“家风”话语策略背后的家国论述,以及这样的操作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涵,期望能增进对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解。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主流凸显的“家风”维度发生了改变,从建设时期的家庭成员与社会的关系到文革时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成为关注的重点。改革开放后,正“家风”的社会功能与家庭内部的治理重回视线,而到了近五年,家庭本身的作用以及传统文化的加入,将“家风”建设提上新高度。新时期对于“家国情怀”的强调和家国同构话语体系的建立,体现在对“家风”的构造中,家庭被当作基本的社会单元,家风建设成为配合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意涵与当代政治文明要求联系。家庭建设服务于社会稳定和为执政党提供政治合法性。此外,还应该注意到“家风”叙述对家庭中女性角色作用的影响。对女性这一家庭成员而言,早期其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和社会关系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和关注的重点,但在市场化发展和传统文化回归后,女性家庭成员的社会作用大多转变为通过家庭作用表现,并随着家国之间联系的联结而逐渐淡化。
尹佳[10](2019)在《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给予了密切关注。在国际交流日渐深化、国际传播渠道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传播既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关键信息来源,同时也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取至关重要。对外传播以语言为纽带,以传播效果为宗旨,在话语实践的过程中完成文化与价值观的阐释及国家形象的建构,其形式以外宣翻译为主。因此,外宣翻译实践的成效关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对外宣翻译的研究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外宣翻译,其中心词为翻译,但“外宣”一词既指出了中译外的方向,也明确了翻译的目的。从本质上来说,外宣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其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及动态性,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及发展是其传播目的是否实现的关键。我国外宣翻译虽然历经了迄今为止60余年的发展,但其研究体系还不够完善,局限于译本语言文字层面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不断尝试将翻译本体论的研究与边缘交叉学科进行融合,不仅关注翻译的语言层面,还注意到语言之外的因素,证明除了语言本身,制约翻译活动的文化与社会因素逐渐引起学界注意。在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到社会学转向的过程中,其社会属性需要成熟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以研究其生产、传播、接受与各种社会制约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目前翻译研究主要采用的各种研究视角中,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框架能够与外宣翻译研究产生紧密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关联;2)在话语与社会辩证关系研究方面的关联;3)在权力关系研究方面的关联。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征与其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批评话语分析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外宣翻译要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视角引入外宣翻译研究可以更清晰地分析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本研究重点分析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所选语料为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版及英译过程的相关材料。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既蕴含大量意识形态内容,又以实现译入语语境中的传播效果为要求,既讲求对原文的高度忠实,又要对读者的接受与反应给予关注,单纯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探索无法满足以上多维度的需求,传统的归化或异化策略无法适应话语与社会实践之间辩证的、动态的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超学科视角来对语料进行分析。从具体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在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三维框架的基础上探索出新的三维分析框架(翻译-传播-社会实践综合框架),从译本、翻译的传播实践以及翻译的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分析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在这一框架中,第一维度为译本:涉及传播的信息内容,主要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元语言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第二维度为翻译的传播实践,包括翻译的生产、翻译的传播与翻译的接受;第三维度为翻译的社会实践,包括翻译与权力关系,翻译与社会身份,以及翻译与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审视外宣翻译,探索外宣翻译话语实践的传播属性。研究发现:1)以批评话语分析的超学科视角来审视外宣翻译,能够有效突破语言文字分析的局限性,凸显外宣翻译的社会实践性;2)外宣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国际传播实践过程,对赞助人、译者、传媒以及读者的多维度思考是一种主体间性意识,这反映出信息传播的交流、沟通与互动意义,对我国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3)话语传播的效果与传播者使用的话语策略密不可分,本研究从读者接受与读者反应的角度进行探索,丰富了外宣翻译的话语传播策略。
二、正确处理好案件报道中的“八大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正确处理好案件报道中的“八大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刑事裁判公众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价值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基本理论 |
第一节 许霆案件引发的公众认同问题 |
一、许霆案的基本事实 |
二、许霆案一审判决引发的舆论反响与争议 |
三、许霆案终审判决与公众认同的回归 |
第二节 刑事裁判公众认同内涵解析 |
一、认同与公众认同 |
二、公众认同与制度认同 |
三、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第三节 常识、常理、常情理论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一、常识、常理、常情理论述评 |
二、常识、常理、常情理论在刑事裁判中的应用 |
第四节 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一、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 |
二、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第二章 公众与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生成机制 |
第一节 公众、媒介与刑事裁判的基本关系 |
第二节 公众的类型及对刑事裁判的不同诉求 |
一、公众的界定因素与类型划分 |
二、公众的分类 |
三、个人类型公众对天理与人情的诉求 |
四、人际类型公众对于国法的诉求 |
第三节 个人类型公众暂时性群体的特征 |
一、暂时性群体 |
二、个人类型的公众与暂时性群体 |
第四节 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决定因素与生成机制 |
一、刑事裁判的公众关注内容 |
二、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
三、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生成机制 |
第五节 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提升途径 |
一、提高司法权威 |
二、提高法官品质和司法能力 |
三、规范司法传播媒介 |
四、强化律师慎言义务 |
第三章 司法权威是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基础 |
第一节 权威与司法权威 |
一、权威 |
二、司法权威 |
三、法院权威的调查分析 |
四、司法权威的困境 |
第二节 完善立法是确保司法权威的制度基础 |
一、立法问题存在的客观性 |
二、部分立法的目的缺陷及其完善措施 |
三、部分立法的技术缺陷及其完善措施 |
四、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对立法问题的缓解 |
第三节 完善人身保护令制度是提升司法权威的必要举措 |
第四节 促进量刑规范化是提高司法权威的重要路径 |
一、量刑规范化的实践作用 |
二、量刑规范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三、量刑规范化的完善建议 |
第五节 健全法院与公众交流机制是提高司法权威的工作渠道 |
一、贯彻执行《人民陪审员法》 |
二、建议引入“法庭之友”制度 |
第四章 法官品质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第一节 法官品质是影响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主要因素 |
一、法官品质是影响司法公众认同的主要因素 |
二、基层法院法官公众认同是基层法院的司法权威的重要方面 |
三、当前法官品质的问题不容忽视 |
第二节 刑事裁判说理制度的完善 |
一、刑事裁判说理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二、刑事裁判说理存在的问题 |
三、刑事裁判说理的完善 |
第三节 法官管理与培训制度的完善 |
一、建议实行非公务员化管理制度 |
二、完善职业安全保障 |
第四节 法官奖惩制度的完善 |
一、对法官的薪酬激励 |
二、对法官晋升的激励 |
三、对法官的惩戒 |
第五节 法官职业豁免制度的完善 |
一、王桂荣玩忽职守案引发的问题 |
二、法官职业豁免制度 |
三、法官职业豁免制度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四、我国刑事法官职业豁免制度存在的问题 |
五、我国刑事法官职业豁免制度的完善建议 |
第六节 法官心理健康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一、白山中院精神病法官案及分析 |
二、积极建立与完善法官心理健康机制 |
第五章 媒体传播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第一节 刑事案件的两级传播与意见主导者 |
一、两级传播与意见主导者理论 |
二、司法与公众的天然隔膜 |
第二节 媒体与刑事案件的两次传播 |
一、媒体的公共性和逐利性与信息传播 |
二、媒体与司法公开 |
第三节 媒体与刑事裁判公众认同 |
一、媒体、公众与司法的基本关系 |
二、媒体的新闻自由与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
三、媒体两次传播与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关系 |
四、自媒体与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关系 |
第四节 媒体传播对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影响 |
一、新闻报道引起公众质疑刑事裁判的因素 |
二、媒体传播对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积极影响 |
三、媒体对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消极影响 |
第五节 通过媒体传播提升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路径选择 |
一、通过媒体传播促进法院实质性公开 |
二、利用社交媒体开放系统形成答疑与释疑机制 |
三、对媒体传播内容进行合理限制 |
四、依法规制媒体审判 |
五、对媒体不当报道追究的法律责任 |
六、规范媒体报道内容与加强媒体职业伦理建设 |
第六章 律师是刑事裁判公众认同的关键媒介 |
第一节 律师、意见主导者与刑事裁判的公众认同 |
第二节 律师的慎言义务 |
一、律师的慎言义务 |
二、暂时性群体与律师慎言义务 |
第三节 我国有关律师慎言义务的规定 |
第四节 域外规制律师庭外不当言论的基本模式 |
一、美国的相对自由模式 |
二、英国的严格禁止模式 |
三、德国的严格禁止模式 |
四、域外规制律师庭外不当言论对我国的启示 |
第五节 律师慎言制度的完善建议 |
一、加强律协“管理”职能 |
二、完善律师职业伦理规范 |
三、改进律师惩戒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作 |
“刑事裁判法官认同问题研究”调查问卷 |
司法认可度调查问卷 |
致谢 |
作者简介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研究对象 |
(三)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点与不足之处 |
(一) 创新之点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生成逻辑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 |
(一) 国际背景:全球化和国际警务改革对公安工作带来新影响 |
(二) 国内现实:社会转型对公安工作提出新要求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工作的历史实践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工作的现实实践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理论来源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安工作的相关理论 |
(二) 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
一、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78年-1992年) |
(一) 在拨乱反正中初步形成 |
(二)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
(三) 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至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92年-2002年)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五大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
(二) 党的十五大以后至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02年2012年) |
(一) 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七大这一时期为形成期 |
(二) 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为进一步发展期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12年至今)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 |
一、关于公安工作的性质任务 |
(一)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依然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
(二) 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和工作大局中公安工作处在很重要的位置 |
(三) 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使命任务 |
二、关于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
(一)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不能动摇 |
(二) 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三、关于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 |
(一) 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
(二) 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
(三)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四、关于公安工作的实现路径 |
(一)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首要问题 |
(二) 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三)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四) 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增强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
五、关于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 |
(一) 政治建警:全面加强革命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政治过硬 |
(二) 从严治警:全面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确保公安队伍纪律作风过硬 |
(三) 依法治警:全面推进正规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责任过硬 |
(四) 素质强警:积极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本领过硬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总体特征 |
一、生成过程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继承性 |
二、内容构成的科学性政治性和法治性 |
(一) 严密的科学性特征 |
(二) 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
(三) 强烈的法治性特征 |
三、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的人民性 |
(一) 价值指向的人民性 |
(二) 力量源泉的人民性 |
(三) 评判标准的人民性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价值意义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理论价值 |
(一)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二) 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实践意义 |
(一) 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 |
(二) 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 |
(三) 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 |
(四) 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思想保障 |
第六章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 |
一、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 |
(一)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
(二) 以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 |
(三) 以坚持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立足点 |
(四) 以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为根本价值指向 |
(五) 以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为方法论 |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 |
(一) 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 |
(二) 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时代之间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 |
三、在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 |
(一) 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 |
(二) 坚持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论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之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关系研究综述 |
二、本文研究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 |
三、本文的主要观点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关系基本原理 |
第一节 司法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司法的概念 |
二、司法的功能 |
三、司法权和司法程序 |
四、司法裁决 |
第二节 司法公正的原则 |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
二、无罪推定原则 |
三、罪刑法定原则 |
四、罪刑相适应原则 |
五、得知被指控的性质和理由原则 |
六、由合格的法庭进行审理原则 |
七、被告人出庭和辩护原则 |
八、与证人对质原则 |
九、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
第三节 媒体报道司法活动的正当性 |
一、媒体报道的权利根据 |
二、媒体报道是公众表达权的体现 |
三、媒体报道满足公众对司法的知情权 |
四、媒体监督是司法公正的保障 |
第四节 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的主要问题 |
一、信息环境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
二、媒体与司法的工作方式差异 |
三、媒体报道对法官的影响 |
四、假新闻对社会公众的误导 |
五、媒体报道对个人隐私的影响 |
六、媒体审判问题 |
第二章 司法公开问题研究 |
第一节 侦查和检察程序公开问题 |
一、侦查公开的范围 |
二、侦查公开的限制 |
三、检察机关逮捕程序公开 |
四、检察机关起诉程序公开 |
第二节 审判公开问题 |
一、立案公开 |
二、审判程序公开 |
三、审判结果公开 |
四、执行公开和审务公开 |
第三节 司法公开与媒体报道关系 |
一、司法公开与媒体报道关系的发展 |
二、媒体报道对司法公开的价值 |
三、司法公开在司法公正和媒体报道方面存在问题 |
四、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与媒体的关系 |
第四节 媒体对不公开审判的异议权问题 |
一、媒体对审前不公开听证程序的异议 |
二、媒体对不公开庭审的异议权 |
三、媒体对不公开的司法案件报道问题之思考 |
第三章 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关系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媒体报道在纠正冤假错案方面的作用 |
一、呼格案和赵作海案的基本情况 |
二、媒体关于两件案件的报道对完善司法体制的作用 |
三、从这两个案件看构建冤假错案的预防和救济机制 |
第二节 媒体报道对公正审判的影响 |
一、药家鑫案的基本情况 |
二、新闻报道和舆情在此案中的作用 |
三、药家鑫案件的法律分析 |
四、以药家鑫案为视角思考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关系 |
第三节 媒体报道对司法的纠偏作用 |
一、于欢案的基本情况 |
二、于欢案的法律和媒体报道作用分析 |
三、于欢案件中媒体报道对司法公正的贡献 |
第四节 媒体报道对司法公正的维护 |
一、8·27 昆山砍人案的基本情况 |
二、此案报道和舆论分析 |
三、此案中舆论对刑事司法实体公正的影响 |
四、此案对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影响 |
第五节 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对司法影响 |
一、张扣扣案的基本情况 |
二、案件的舆情讨论 |
三、真相与对真相的想象 |
第四章 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关系比较研究 |
第一节 美国强调保护言论自由模式 |
一、美国的言论自由传统 |
二、美国司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与媒体报道的问题 |
三、司法对新闻媒体采访和报道权的保护 |
四、缄口令 |
五、对律师的言论限制 |
六、对司法人员的言论限制 |
七、与陪审团审判有关的限制 |
第二节 英国注重保障司法公正的模式 |
一、英国的司法公开 |
二、英国司法对媒体涉法报道的限制 |
三、英国处理新闻报道与司法关系模式的特点 |
第三节 欧洲国家媒体与司法报道关系 |
一、欧洲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文件 |
二、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 |
三、欧洲大陆国家关于司法和媒体关系的规定 |
四、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保密制度和救济手段 |
第五章 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与司法关系 |
第一节 新媒体技术影响下舆论环境特点 |
一、新传播环境的特点分析 |
二、新传播因素在司法领域影响和体现 |
三、新形势下的司法信息公开工作的短板和不足 |
第二节 影响司法公正的新传播因素考察 |
一、新技术下庭审公开的边界 |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传播的规制问题 |
三、对司法的匿名评论权问题 |
第三节 网络传播中公众领域问题 |
一、以奈特诉特朗普案看公众人物社交网络管理 |
二、媒体与公众平台的责任划分 |
第四节 媒体新环境下的被遗忘权问题 |
一、被遗忘权原理 |
二、被遗忘权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
三、被遗忘权保护的途径 |
四、被遗忘权保护对于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意义 |
第六章 改善媒体报道与司法关系的建议 |
第一节 构建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和谐关系初探 |
一、媒体报道与司法活动的合作基础 |
二、司法和媒体的共同任务 |
三、司法公正原则和媒体报道的兼容 |
四、构建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和谐关系有效做法 |
第二节 确立和完善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关系的思路 |
一、正确认识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
二、以主流媒体为抓手营造良好的司法公正舆论环境 |
三、根据舆论建议促进司法公正 |
四、媒体与司法关系之协调 |
第三节 依法规制司法与新闻的关系 |
一、依法行使言论自由权 |
二、制定相关人员的职业准则 |
三、明确媒体在报道司法工作中的社会责任 |
四、司法机关对媒体报道限制 |
五、媒体的自我规制 |
六、新闻媒体的行业规制 |
第四节 媒体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 |
一、新闻侵权行为的界定 |
二、媒体报道侵权法律救济的原理 |
三、媒体侵权的法律救济的方式 |
四、新闻侵权的救济措施 |
结论 |
参考文献 |
(5)《大河报》法治新闻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 法治 |
二 法治新闻 |
第三节 相关研究综述 |
一 关于法治新闻现状的研究 |
二 关于大河报的研究 |
第四节 理论依据 |
一 框架理论 |
二 议程设置理论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一 文献研究法 |
二 内容分析法 |
三 文本分析法 |
第六节 研究创新与难点 |
一 研究创新 |
二 研究难点 |
第一章 《大河报》法治新闻报道的样本描述 |
第一节 样本调查说明 |
一 样本的选择 |
二 样本时间选取 |
三 样本选取方法 |
四 分析单位 |
第二节 样本类目构建 |
第二章 《大河报》法治新闻报道统计分析 |
第一节 样本总体说明 |
第二节 报道样本凸显性分析 |
一 报道主题分布 |
二 报道对象分析 |
三 报道版面分析 |
四 消息来源分析 |
五 报道篇幅分析 |
六 报道倾向分析 |
七 报道呈现方式分析 |
第三章 《大河报》法治新闻报道框架建构分析 |
第一节 《大河报》法治新闻报道主题新闻框架呈现 |
一 主题框架之一:政绩新闻框架 |
二 主题框架之二:人物新闻框架 |
三 主题框架之三:犯罪新闻框架 |
第二节 《大河报》法治新闻报道框架特征 |
一 采用官方话语为主,构建良好法治形象 |
二 注重报道深度,聚焦报道板块 |
三 注重把握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 |
四 引导议题正面求解,理性呈现 |
五 重视法治教育,潜移默化影响受众 |
第三节 《大河报》法治新闻报道框架的不足 |
一 法治议题不突出,报道框架受限 |
二 新闻报道信源单一,受众话语权小 |
三 “情”与“法”的失衡,娱乐化倾向明显 |
四 法治信息反馈互动不足,媒体整合力度弱 |
第四章 理性思辨:《大河报》法治新闻报道优化策略 |
第一节 体制层面:完善立法,培育法治环境“土壤” |
一 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二 培育良好的新闻法治环境“土壤” |
第二节 理念层面:肩负媒体责任,善用新媒体资源 |
一 要注重法治精神的彰显,守住伦理底线 |
二 整合新媒体资源,拓展法治传播力度 |
第三节 实施层面:优化内容生产,创新管理模式 |
一 优化内容生产,提高法治报道的专业性 |
二 创新管理模式,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大河报》新闻报道中的法治新闻报道样本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6)《人民日报》(2010-2019)报道中的河南形象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文献综述 |
1.关于区域形象研究 |
2.关于《人民日报》研究 |
3.关于《人民日报》区域形象研究 |
4.河南形象传播效果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1.文献研究法 |
2.内容分析法 |
3.框架分析法 |
(四)创新之处 |
一、形象传播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
(一)形象传播研究概述 |
(二)形象传播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1.区域形象是战略资源 |
2.区域形象是历史文化的积淀 |
二、《人民日报》(2010—2019)涉豫报道的量化分析 |
(一)《人民日报》的概况与研究路径 |
1.《人民日报》概况 |
2.研究路径 |
(二)《人民日报》(2010—2019)涉豫报道的具体数据 |
1.报道时间篇数分析 |
2.报道字数数量分析 |
3.报道主题数量分析 |
4.报道倾向数量分析 |
5.新闻来源数量分析 |
(三)《人民日报》(2010—2019)涉豫报道特点 |
1.报道数量相对稳定并呈下降趋势 |
2.中长篇新闻占绝大比重 |
3.报道主题广泛且有针对性 |
4.新闻报道客观性强 |
5.新闻来源主要是本报记者 |
三、《人民日报》(2010—2019)涉豫报道的新闻框架分析 |
(一)新闻框架理论 |
(二)《人民日报》涉豫报道的框架分析 |
(三)《人民日报》涉豫报道的新闻框架使用分析 |
1.“政治后果”框架 |
2.“经济后果”框架 |
3.“宣扬”框架 |
4.“责任归因”框架 |
四、《人民日报》(2010-2019)涉豫报道对河南形象的呈现 |
(一)政治:党员干部作风新转变 |
(二)经济:稳中提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三)文化: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
(四)社会民生:助力民生问题的解决,增强人民幸福感 |
(五)舆论监督:引导大众舆论,促进和谐发展 |
五、《人民日报》(2010—2019)涉豫报道对河南形象传播的启示 |
(一)积极举办大型活动 |
(二)建立河南形象危机管理机制 |
(三)利用区位优势扩大开放 |
1.加强法制建设,为扩大开放提供制度支撑 |
2.积极改善营商环境让河南成为企业投资洼地 |
3.发挥河南文化资源优势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
(四)注重发展教育事业 |
(五)注重提升河南民众的整体素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十八大以来主流媒体反腐报道研究 ——以《人民日报》报纸、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研究目标和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的主要创新及不足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和历史背景 |
第一节 腐败的定义 |
第二节 主流媒体的内涵 |
第三节 反腐报道概念界定 |
第四节 党的历代领导人关于主流媒体反腐报道的论述 |
一、毛泽东: 批评腐败和官员自我批评的平台 |
二、邓小平: 发挥舆论监督和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
三、江泽民: 主流媒体需要重视舆论导向 |
四、胡锦涛: 重视新兴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
五、习近平: 打造全媒体生态,掌握反腐报道主动权 |
第二章 《人民日报》反腐报道样本分析 |
第一节 反腐报道数量分析 |
一、多种传播平台报道反腐,形成综合传播力 |
二、从追求数量指标到追求质量指标 |
第二节 反腐报道主题分析 |
一、以正面报道为主 |
二、不同传播平台正面报道分析 |
三、正面报道主题分布 |
第三节 反腐报道稿件来源分析 |
一、不同传播平台稿件的原创率比较 |
二、反腐稿件来源以官方为主 |
第三章 主流媒体反腐报道再认识 |
第一节 重大议题需要生动灵活的传播方式 |
一、配合纪委查案开展报道 |
二、忽视与受众的互动交流 |
第二节 严肃内容需要有感染力的报道形式 |
一、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传播优势 |
二、正面报道要辅以细节报道 |
第三节 反腐报道要有创新意识 |
一、反腐报道要有专业知识作依托 |
二、基于受众分众化开展反腐报道 |
第四章 提高主流媒体反腐报道影响力路径 |
第一节 创新反腐报道观念 |
一、提高反腐报道的配合意识 |
二、提高反腐报道的主动意识 |
第二节 提高反腐报道的传播引导力 |
一、发挥多媒体传播优势 |
二、准确把握反腐细节 |
第三节 强化反腐报道的专业性 |
一、提高反腐报道的专业意识 |
二、为受众提供差异化报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8)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1.选题的缘由 |
2.选题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内研究现状 |
2.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1.研究的基本思路 |
2.研究方法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和说明 |
1.方法与方法论 |
2.全面从严治党方法与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 |
五、研究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1.研究主要内容 |
2.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辩证统一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原理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体现 |
一、管党治党顶层设计源于实践探索 |
二、顶层设计在管党治党实践探索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完善 |
三、顶层设计对管党治党实践探索具有规范、指导作用 |
第二节 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是我们党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经验做法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经验做法 |
三、改革开放以后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经验做法 |
第三节 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统一的路径选择 |
一、把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相结合 |
二、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 |
三、把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相结合 |
第二章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发力 |
第一节 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运用 |
一、思想建党为制度治党提供思想保障 |
二、制度治党为思想建党提供制度保障 |
第二节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管党治党的重要经验 |
一、强调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显着特色 |
二、突出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举措 |
第三节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发力的时代要求 |
一、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
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 |
第三章 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补充 |
第一节 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 |
一、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 |
二、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 |
三、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
第二节 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
一、建党初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进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的重要探索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的重要探索 |
三、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的主要探索 |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的重要探索 |
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的重要探索 |
第三节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补充的战略举措 |
一、强化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提高主动监督和主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 |
二、明晰不同监督主体的责任,统筹协调各方监督力量 |
三、构建党的监督体系新格局,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 |
四、建立健全监督制度体系,为推进党的监督工作保驾护航 |
五、创新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的方法,提高监督工作成效 |
第四章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形成合力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论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体现 |
一、自上而下突出领袖、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关键性作用 |
二、自下而上发挥党员群体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主体性作用 |
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形成全面从严治党合力 |
第二节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是管党治党的重要策略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基本经验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经验做法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管党治党的方法路径 |
第三节 习近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 |
一、以上率下,发挥“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 |
二、自下而上,从党员群众中汲取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 |
第五章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 |
第一节 系统论与重点论原理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应用 |
一、整体推进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 |
二、重点突破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论 |
第二节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重要方法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结合管党治党的有益做法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结合管党治党的重要探索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管党治党的重要举措 |
第三节 习近平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 |
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全面建设 |
二、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 |
三、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重点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
四、以整治“四风”问题为重点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A(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主持课题 |
(9)变化的家与不变的国 ——人民日报家风报道中的家国论述及其意识形态意涵(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引言 |
2、文献综述 |
2.1 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 |
2.2 媒介话语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呈现 |
2.3 家国关系与家庭之“风” |
3、研究方法 |
3.1 研究样本选取 |
3.2 分析策略 |
4、从“束缚”到“滋养”:“家风”的演变 |
4.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4.1.1 1949-1965年:家庭关系的破旧立新 |
4.1.2 1966-1977年:鲜明的对立与权威的塑造 |
4.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
4.2.1 1978-1992年:整顿与回归 |
4.2.2 1993-2012年:法与德并行 |
4.2.3 2013-2018年:建立核心价值观 |
5、“重建根基”:文化自信下再提家风 |
5.1 “和谐”与“稳定”:家庭建设思路的延续 |
5.2 “家国情怀”:家国同构系统重建 |
5.3 新时期“家风”的重要元素 |
5.3.1 红色家风与领导人家庭 |
5.3.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5.3.3 传统政治文化 |
6、结论与讨论 |
6.1 映射时代的“家风” |
6.2 “家风”中绕不开的女性角色 |
6.3 家国关系对政治合法性的说明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问题及研究目的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重点难点及预期突破 |
1.6 论文框架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外宣翻译研究现状 |
2.1.1 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的区别 |
2.1.2 外宣翻译的概念及其内涵 |
2.1.3 外宣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2.2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外宣翻译 |
2.2.1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内容与代表性理论 |
2.2.2 外宣翻译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关联 |
2.2.3 采用批评话语分析视角的翻译研究成果 |
2.3 政府工作报告及其翻译研究 |
2.3.1 政府工作报告的定义 |
2.3.2 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结构及语言特点 |
2.3.3 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及相关研究 |
2.4 小结 第三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及观察语料 |
3.1 外宣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 |
3.2 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 |
3.3 翻译-传播-社会实践综合框架下的外宣翻译过程 |
3.4 观察语料——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版及英译过程的相关材料 |
3.5 小结 第四章 译本对原文本元语言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4.1 概念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4.2 人际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4.3 语篇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4.4 小结 第五章 外宣翻译的传播实践 |
5.1 翻译的生产 |
5.1.1 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 |
5.1.2 外宣翻译的主体间性 |
5.1.3 译者对外宣翻译互文性的实践 |
5.2 翻译的传播 |
5.2.1 外宣翻译的传播机制 |
5.2.2 译者的把关人作用 |
5.3 翻译的接受 |
5.3.1 外宣翻译的读者研究 |
5.3.2 外宣翻译的读者关照 |
5.3.3 外宣翻译的读者反应 |
5.4 小结 第六章 外宣翻译的社会实践 |
6.1 外宣翻译与权力关系之关联 |
6.2 外宣翻译与社会身份之关联 |
6.3 外宣翻译与文化价值及意识形态之关联 |
6.4 小结 第七章 讨论 |
7.1 译本与翻译传播实践之关联 |
7.2 翻译传播实践与翻译社会实践之关联 |
7.3 译本与翻译社会实践之关联 第八章 结论 |
8.1 本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
8.2 本研究的发现及创新之处 |
8.3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博士在学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四、正确处理好案件报道中的“八大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刑事裁判公众认同问题研究[D]. 张国全. 大连海事大学, 2021(04)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3]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4]论司法公正与媒体报道之关系[D]. 杨益航.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5]《大河报》法治新闻报道研究[D]. 刘蕊. 郑州大学, 2020(02)
- [6]《人民日报》(2010-2019)报道中的河南形象传播研究[D]. 刘义婷. 渤海大学, 2020(05)
- [7]十八大以来主流媒体反腐报道研究 ——以《人民日报》报纸、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为例[D]. 朱楠.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4)
- [8]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研究[D]. 李冰.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7)
- [9]变化的家与不变的国 ——人民日报家风报道中的家国论述及其意识形态意涵[D]. 林心婕. 浙江大学, 2019(01)
- [10]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D]. 尹佳.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