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疏忽大意换来的教训（论文文献综述）
李浩[1]（2021）在《灶王传奇》文中研究指明楔子说来话儿长。从哪里说起呢?从我知道的历史,记忆和经历,今天,昨天,还是一个故事的高潮,让我感觉震颤的部分?从我成为灶王的那一刻,蔚州城隍在一纸任命上写下我的名字,"告诉你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恩赐,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置……它责任重大,你可不能有半点儿的懈怠。迭主阴阳,虽善善恶恶,均在修为;然是是非非,
马百亮[2]（2021）在《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文中提出英国的古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是希腊史学史上分水岭式的人物。作为功利主义思想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他在政治、教育、哲学和历史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尤其是在希腊史研究方面。12卷本的《希腊史》以实证主义的科学和严谨,在批判式地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希腊史上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新的阐释,一举确立了雅典在希腊政治、文化和社会史上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系统而彻底地洗刷了长期以来对雅典民主的污名,为后世的希腊史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树立了新的标准、注入了新的动力。直至今天,人们对希腊史的研究依然绕不过他的作品。本文主要聚焦于格罗特为雅典民主所做的辩护,将其研究置于他所处的政治、历史和思想传统之中,从接受史的角度梳理了他和古代以及近代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跨越时空的对话,以此阐明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写作思路和史料基础。正文分为四章,摘要如下:第一章介绍了格罗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社会背景,重点阐述了格罗特的人生经历和交游,展示了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在各个领域富有成效的作为,主要体现在教育、政治和学术研究这几个领域的贡献。第二章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入手,介绍了前格罗特时期希腊史的书写和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考察,包括米特福德、瑟尔沃尔和布尔沃-利顿的希腊史研究,尤其着眼于他们对于雅典民主制度的认识和考察,同时介绍了格罗特《希腊史》的主要内容和编纂思想,既将其置于希腊史学传统之内,也为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做了铺垫。第三章通过分析陶片放逐法、米太亚德的命运、对阿吉纽西战役将领和苏格拉底的审判,为雅典民主正名。在传统的希腊史中,这些都是雅典民主最显着也最严重的罪证,格罗特像一位高明的律师,利用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在充分尊重并重新解读各方面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陶片放逐法和雅典民主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或案件的分析,逐一驳斥了对雅典民主的各项指控,表明了陶片放逐法在维护新生的雅典民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表明雅典民众并非传统上所诟病的那样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暴政。第四章探讨的是精英与民主的关系,摘掉了分别贴在民众领袖和智术师身上的“蛊惑家”和“诡辩家”的标签,还原了他们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真实角色。
季宇[3]（2021）在《群山呼啸》文中研究说明第一章太叔爷|1924年一民国十三年,我太叔爷贺恺年病逝了,享年四十四岁。他患的是肝病,曾四处求医,但始终无法治愈。据说死时很痛苦,腹水把肚子胀得很高,像个孕妇似的。后来,从上海请来一位德国医生为他抽掉腹水,并用鸦片来减轻痛苦,这才好受点。贺恺年一生有过辉煌,也见过大世面。
陶伟腾[4]（2020）在《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便是信义义务何时产生。笔者认为信义义务起源于信义关系,而信义关系的关键标志在于信义权力。信义权力派生于受益人（委托人）的法律人格,而受益人的法律人格通过法律能力的运用得以彰显。信义权力的本质是受益人法律能力的暂时让渡,该权力归根结底归受益人所有,受信人只不过是在实现受益人的意志。从另一个角度看,信义权力的就是受益人的特定法律能力在受信人处的表现形式。经由受益人授权,受信人获得了替代其行使该法律能力的权力。此外,正是基于信义权力派生于受益人法律人格的本质,信义权力服务的目的由受益人决定。信义权力在性质上不同于纯粹的个人权力,因为行使信义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义务,并不能随意放弃。此外,信义权力还具有自由裁量性、关系属性、限定性以及以受益人实质利益为基础等特征。其中,自由裁量性是信义权力最显着的特征,其直接导致了代理成本的产生。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将信义权力简化为自由裁量权,但是两者并非同一个概念。最后,信义权力决定了信义关系具有脆弱性、依赖性及不平等性等形式特征。但信义权力理论也存在缺陷,因为其无法解释顾问-客户这一类信义关系。由此,笔者引入了信义关系的第二个判断标准:信任基础上的影响力。该标准有两大要素,一为信任;二为影响力。笔者认为此处的信任只要满足外在信任或警惕型信任即可。而对于如何判断是否存在信任,笔者认为签订合同是存在信任的直接证据。如若没有合同,则需要依据当事人的能力经验及是否存在长期密切关系等来判断是否存在信任。至于影响力因素,其本质上是一种事实状态,在该事实状态下一方在心理上倾向采纳另一方的判断及建议。综上,笔者认为信义义务起源于信义关系。而信义关系的判断标准有二:一为存在信义权力;二为存在信任基础上的影响力。前者为一般情形,后者为特殊情形。解决了起源问题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回答的便是信义义务是什么的问题,也即信义义务的内涵。笔者认为信义义务广义内涵应包含主客观两方面的要求。依据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受信人须将接纳受益人的目的,并将受益人所欲达致的目标当作是自己的目标。这意味着信义语境下受信人需要完成价值观或道德观的转换:受信人不应考虑与受益人目标无关的事物。在康德的理论框架下,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应当属于不完全义务的范畴。康德将义务分为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完全义务会明确规定具体的作为与不作为,行为人的任务十分明确,一般以结果判断其是否完成了工作。而不完全义务则看重的是受信人的主观状态,并没有规定特定的程式。故而受信人接纳受益人目标并为之采取行动即算履行了不完全义务。比如公司董事始终需要牢记公司价值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目标,并采取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此外,受益人的目标通常具有抽象性,而且实现手段是开放式的。受信人只有选择手段的自由,却无变更目标的自由。当接纳了受益人的目的,受信人会对与该目标相关的信息变得非常敏感,这将最有助于受信人更好地履行职责。在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了忠实义务的定义。所谓忠实义务是指受益人应采取其认为的最有利于实现受益人目的的手段或者做出其认为的最有利于受益人的判断。忠实义务与忠实概念是高度契合的。我们一般认为忠实具有四层可能的含义,分别为更高的退出成本、情感捆绑、优先顺位及同一立场。而忠实义务中的“忠实”采取的是同一立场这一层含义,而这也是与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一脉相承的。主观判断虽然占据了受信人任务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此外,信义义务作为一项法律概念不能仅停留在主观层面,而且还应当包含客观要求。关于信义义务的客观要求须从法律对人际关系要求的三个层级说起。这三个层级由低到高分别为:不得损害他人利益（侵权法的要求）;积极增进他人利益（合同法的要求）;排他地增进他人利益。而受信人应当做到第三个层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信义义务的客观要求为受信人应采取旨在排他地维护及增进受益人利益的行为。而判断标准一般为社会大众经验,有时则为行业惯例。一般我们对法律概念的研究遵循着从概念到特征的进路。在探究了信义义务内涵的基础上,笔者拟进一步考察信义义务的性质。首先,信义义务具有道德属性。正如前文所言,信义义务要求受信人对其主观状态进行自我克制,这使得信义义务不可避免地沾染了道德色彩。此外,依据康德哲学,运用实践理性训练自己的品性及情感来为特定目的服务也是一种美德。而法律或法院判词通常运用“忠诚”、“奉献”等道德词汇来实现法律的表达功能,以培养受信人的忠实感,因为这对其履行信义义务大有裨益。综合以上两点,信义义务是具有道德性质的。此外,我国有的学者十分强调信义义务的身份属性,而笔者认为信义义务并不具有身份属性。因为信义义务非建立在梅因式的身份概念之上。受信人并非是一种身份,受信人也并非总是占据重要的社会角色（即广义身份）。从宏观层面来看,当代法是一个去身份化的过程,无论是权利抑或义务层面。此外,身份应当是与主体绑定的,而信义义务却是与（信义）关系绑定的,两者截然不同。信义义务的合同性质历来是最富争议的话题。笔者认为运用合同进路分析信义义务是存有重大缺陷的,该进路太过空洞,而且受到信息可验证问题的制约。此外,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其一,信义关系与合同关系的价值基点不同,前者只能利他,后者可以利己。而且信义关系还具有增进相互信赖、培育信任文化及提升社会资本储量等特有价值。其二,合同法同时具有赋权功能与义务施加功能,而信义法只具有后者。其三,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在来源、内容、救济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综上,认为信义义务具有合同属性的观点是不恰当。笔者认为正确表述方式是:信义权力的来源方式有很多种,而合同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只有此时,合同才会与信义义务发生联系。某种程度上,信义义务只是理论层面的一项法律概念,我们不能认为某条法律规范即为信义义务本身。信义义务的主客观要求需要由信义规范来推动实现,而信义规范是信义义务在法律上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信义关系中受益人目的不同,面临的代理成本不同,因而信义规范也不尽相同。信义规范的来源很广泛,可能来自于法律,可能来自于细则指引,也能来自于行业惯例等。禁止冲突规范是最重要的信义规范之一,其旨在促进受信人忠实义务的履行,而忠实义务属于信义义务主观要求的范畴。有学者认为禁止冲突规范旨在发挥威慑功能,笔者不予赞同。笔者认为禁止冲突规范发挥的是预防功能,其试图避免的不利后果为受信人在做决策时考虑不当因素。因为一旦受信人考虑了不当因素,其就无法做出最有利于受益人的判断,这便违背了忠实义务。而这主要由人类两个无法克服的思维局限造成的:一为合理化能力;二为人们“无法做自己的法官”。因此,当受信人违背禁止冲突规则这一预防性义务的时候,法律视为不利后果已经发生,即受信人已经违背忠实义务。而受益人的知情同意的本质其实是对违反忠实义务责任的提前豁免。另一大贯穿信义关系的信义规范是禁止获利规则。该规则旨在促进信义义务客观要求的实现。因为非法谋取自身利益显然违背了信义义务客观要求中的排他性要求。但禁止获利规则的逻辑并非如此简单。依据信义权力理论,受信人是代为行使受益人的法律能力。所以在信义管理活动中产生的收益、成本及其他资源都归受益人所有（负担）。禁止获利规则其实是该基本分配规则的派生规则,其针对的是受信人利用信义管理活动中产生的信息、机会等资源的情形。而利用这些资源需要征得受益人同意,否则将侵犯受益人的同意权。法律对此规定的救济措施是利益返还,返还的利益本质上是受益人同意权的货币等价物,具有公正、客观、合理性。当然上述规范只是信义关系中几项比较常见的信义规范,而信义规范的范围绝不限于此。与此同时,信义规范也是有边界的,并非受信人负有的所有法定义务都属于信义规范的范畴。最后,信义规范在不同的信义关系之中可能存在强弱变化。这主要可能受到如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授权程度、控制水平、涉众性、是否处于商事领域、受益人面临的风险等等。信义规范并非都是强制性的,相反许多信义规范是缺省性规范。信义关系当事人可以选出信义规范的理论基础在于受益人的自决权。信义规范旨在保护受益人的利益,而受益人当然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并解除信义规范的保护。此外,选出信义规范在很多时候是具有必要性的,比如保护受信人创造财富积极性的需要,商业发展的需要,开展特定金融业务的需要,开展社会责任投资的需要等等。依据缺省性规范的基本原理,缺省性规范有实体规则及变更规则两部分组成。而变更规则的要求越高,意味着当事方选出信义规范的成本越高。这将削弱当事方选出信义规范的动机,从而提高缺省性规范的粘性。相较于合同,信义规范的粘性更强,因为其要求受信人的完全知情同意。这意味着受信人要承担着更重的信息披露义务。法律之所以赋予信义规范以更大的粘性,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信息不对称,信义关系当事人很难有效协商。第二,受信人可以利用其优势地位进行伪装及粉饰证据的行为。经过受益人的知情同意而在当前交易中排除某信义规范属于“逐案选出”。逐案选出并没有很大的争议,争议较大的在于“概括选出”。所谓概括选出是指在公司章程、合伙协议、信托文件等直接排除某信义规范的适用。我们对于概括选出一定要十分慎重,因为其会产生如下几点负面影响:第一,否定受益人的救济权;第二,产生严重的信息问题;第三,损及信义规范的社会规范功能;第四,破坏社会角色的居间协调功能。为了进一步总结影响概括选出限度的因素,笔者又将信托与公司进行了对比。相比于公司,信托语境下的信义规范更难选出。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如下两个因素:市场约束力量的强弱;信任及依赖程度。最后,笔者总结了信义规范中“不可选出的核心”:一是要付出最低限度的努力和注意,二是不得恶意行事,三是不得将自己当做是真正的所有权人（这主要针对的是挪用财产、侵占资金、利用委托财产牟利等情形）。其实这三项核心背后都基于同一个原理:信义关系应当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存在。任何信义规范的选出若损及“信义关系需为受益人利益存在这一核心”均为无效。信义义务可以两种方式而消灭:一为受信人适当履行了信义义务;二为受信人违反了信义义务,此时信义义务将转化为信义责任。信义责任是信义义务的当然延伸。在英美法系,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形式有很多种,包括利益归入、推定信托、禁止令、损失赔偿、恢复原状、解散公司和刑事处罚等等。其中利益归入的范围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这些争议包括受信人是否可以保留衍生收益,是否可以保留后续升值部分,是否可以保留财产混同后的收益以及是否可以支付现金来保住不法获得的财产。若适用推定信托,上述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引入推定信托来作为受益人的救济手段。首先,笔者认为推定信托与我国既有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法制度并不存在冲突,也即并不存在体系不兼容的问题。其次,我国信托法应当作出相应调整,以拓展创设推定信托的制度空间。目前,英美法系的推定信托出现了保护受益人利益与保护第三人利益两难的问题。笔者由此提出改进方案,认为可以对推定信托进一步改造,赋予推定信托以更大的灵活性,将推定信托中的受益权分为强受益权与弱受益权,区分受信人不法获利的不同情形并进行差异化对待。我们仅探讨受信人的责任是不周延的。因为现实中大量存在着第三人协助受信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情形。有的学者反对向信义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施加法律责任。但笔者并不赞同。笔者认为向第三人施加责任是出于矫正正义的需要,而且还具有遏制功能及补偿功能,因此应当向第三人施加责任。此外,第三人协助责任应当是一项独立责任,因为既有法律无法对该责任提供统一的规范基础。最后,第三人协助责任的形式主要是损失赔偿。除了协助型的第三人还有纯粹作为交易对手方的第三人。笔者认为此处的关键仍是知情标准的设定问题,这决定了第三人的责任范围。笔者认为知情标准的设置应遵循基本的汉德公式,即将调查成本与预期损失进行比较。而调查成本及预期损失等参数的确定则需要考量相关的经济、社会、法律背景。笔者以信托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应当采取不同于美国的“明知或应知”标准。
罗琳[5]（2020）在《文学翻译的互文性策略研究 ——三部译着的翻译报告》文中指出本次翻译实践基于笔者已经出版的三部英译汉译着撰写而成,分别为《燃烧的主世界》、《神秘的宝箱》以及《斯特兰德庄园》。三部译着均为文学着作,情节跌宕起伏,文笔细腻文雅,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笔者作为这三部译着的独立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具有普适性的互文性文学翻译策略,故本翻译报告将以此三部译着为分析对象,以期深入阐明翻译心得和经验,为文学翻译提供有益的借鉴。《燃烧的主世界》（原名Overworld in Flames）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马克·谢弗顿（Mark Cheverton）2018年出版的童书,书中描绘了游戏骑士999及其同伴穿越进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与潜在的敌人斗智斗勇,于熊熊火海中拯救整个主世界的热血故事,是向儿童展现勇气、团结与智慧的范本。《神秘的宝箱》（原名Hidden in the Chest）是美国着名童书作家温特·摩根（Winter Morgan）的畅销作品,书中讲述了史蒂夫一行人意外发掘了隐藏着黑暗秘密的宝箱,释放出邪恶魔力,让各地备受牵连,最终历尽千辛万苦,压制并消灭这些宝箱的历险故事,是国内少见的儿童猎奇题材。《斯特兰德庄园》（原名Tell Me You’re Mine）是英裔瑞典作家伊丽莎白·诺尔贝克（Elisabeth Noreb?ck）的畅销悬疑小说,该书围绕着一件一岁女婴失踪案展开,描绘了在女婴伊莎贝尔长大后,生母斯特拉和拐走她的养母克斯廷相遇、揭穿和纠缠之间的爱恨情仇,书中悬念迭起,疑雾重重,却也不乏温情叙述,实属一部悬疑佳作。在阅读分析原文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三部小说中的互文性表征比比皆是,故于翻译伊始,便选择了互文性作为本次翻译实践的指导理论。翻译工作完成后,笔者根据前人的智慧及自身的经验,总结出了适用于文学翻译的互文性模式、原则及策略。在本报告中,笔者首先简要描述翻译实践的基本情况、前期准备、翻译过程及后期校对;然后,剖析了三部译作中出现的互文性翻译表征;接着,对文学翻译、互文性与文学、互文性与文学翻译三者的文献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阐述笔者对文学翻译的互文性模式、原则的总结;基于该模式与原则,笔者结合四种普适于文学翻译、一种适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的互文性翻译策略,对三部译作中具有互文性特征的翻译进行配对分析。本报告虽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但力证了互文性策略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有利于推动互文性与文学翻译的结合。经探究,笔者参照N.Fairclough（1992）对互文性的分类,将三部小说中的互文性表征列入明显互文性和篇际互文性两类。其中,明显互文性总结为反讽、否定、仿拟和预设;篇际互文性则立足于武建国（2010）的研究结论,依次分为融合型篇际互文性、镶嵌型篇际互文性、转换型篇际互文性和链接型篇际互文性。虽然文中的互文表征并非所有都能各得其所,但大部分都充分契合各大类别,进而推动笔者探索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四足鼎立的互文空间,衍射出文学翻译过程中基于互文性发生的“文学神韵”和“文学意象”的对等演变,并总结出重组、强化、模仿、增补和通俗化五种互文性翻译策略。准确贴切地还原文学着作中的互文性对译者提出了极高要求,除译者必备的专业素养外,有的放矢的互文翻译策略更能事半功倍地精进译文。本报告表明,互文性是能够科学有效地指导文学翻译的话语分析理论。笔者提出的文学翻译互文性原则有助于译者精准地挖掘出原文中的互文性表征,并通过重组、强化、模仿、增补、通俗化五种策略完善贴切地重现文学着作中的神韵和意象。笔者希望通过本报告可以合理地总结文学翻译中互文性表征的处理策略,并为其他译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发。
冯佳[6]（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研究指明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王雅哲[7]（2019）在《改良与适应 ——湖北第一监狱研究（1907-1945）》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历史的年轮驶入风云变幻的近代,在变法图强的改革氛围中,鲜少为人措意的狱政管理制度也开启了新旧交替的嬗变。作为国家实施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监狱承载着时代所赋予的行刑理念和管理宗旨,监狱的改良转型实与时代的变迁、社会文明进步有密切的联系。本文拟以官方档案、司法报刊等原始史料为基础,试图对1907至1945年湖北第一监狱内部管理运行情况进行动态的考察和分析,以微观个案研究为切入点,关注监狱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管理体制建设和改良措施的推行及实践效果,以期系统了解近代湖北地区新监改良发展的具体面相。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主体部分共分四个章节,按照时间脉络详细梳理了湖北第一监狱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发展样貌,尤侧重对其改良实施进程的考察。第一章主要论述清末狱制改良兴起的背景和湖北省城模范监狱的筹办。清末狱制改良的肇兴实迫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封建牢狱积弊的爆发、西方狱政改良观念的传播、以及收回治外法权的政治压力等因素。监狱改良的倡议得到手握实权、倾向改良的地方督抚张之洞等人的支持,张之洞在督政湖北期间亲自创办湖北省城模范监狱,虽然规模形式较备,但囿于种种客观条件,改良计划多未落实。第二章主要介绍民国成立至抗战爆发前湖北第一监狱内部管理体制建设和改良实施进展。抗战爆发前,湖北第一监狱在内部组织上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三科两所”管理体制,狱官的设置和待遇也更加科学规范,整体素质有所提升。在人犯管理方面,监狱除践行基本的关押戒护、卫生给养等职能外,更对囚犯辅以劳役作业和教诲教育等改良措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发展。第三章主要讲述战时湖北第一监狱的迁徙与演变。抗战爆发后,为保全狱囚性命,第一监狱按照当局指示将重刑囚和部分职员看守辗转迁徙至鄂西建始。在政法纠结的基层社会,第一监狱管理内部事务经常遭到建始县政府的干涉和阻挠,行政与司法连生龃龉,狱政管理更难期获得地方政府的配合与支持,为谋改良发展,监狱不得不隐忍妥协迁就适应,更加小心翼翼地维持内部运作。第四章主要从戒护、感化、作业三个方面阐述战时湖北第一监狱对人犯的管理。由于监禁实施条件的不利和内部生存困境的压迫,第一监狱在迁乡后面临严峻的戒护形势,为保人犯无虞,监狱将申请武装戒护、加强看守训练、恢复掌责刑罚作为防范应对之策。即便在生存堪忧的战乱时期,第一监狱也不忘扛起感化改良的旗帜,传统的教诲教育在战火倥偬的岁月里依然得以贯彻执行,因战场形势需要,对人犯实施军训感化也成为这一时期改造监犯品性的必修课程。由于财政状况的艰难,整日为囚粮衣食奔波在“荆天棘地”中的第一监狱,不得不将人犯与劳役捆绑作为改善生存处境的一道门路。最后是总结与反思。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分析湖北第一监狱在狱政改良方面的得失利弊,不能简单以成功或失败的字眼来定义,其中监狱所面临的改革困境和与现实的抗争妥协更应值得注意。纵观湖北第一监狱数十年改革发展轨迹,虽然荆棘满地曲折艰辛,且“未竟其功”,但改良始终为社会所推动,改良的理念也渐趋深入人心,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可为当下狱政管理建设提供些许借鉴意义。
叶舟[8]（2019）在《敦煌本纪(第二部)》文中指出卷十四"梵义,你还想赎买了她么?"蒋斧问。"不,干脆劫了。"这帮人在凉棚下吃喝着,心不在焉,不时地抬头觑望一下,捕捉着市场上的动静。甘州城外,真正做买卖的人少,大多是来看热闹的,表情上挂着革命者的鄙夷,左鼻孔里一哼,右鼻孔里一哈,样子骄傲极了。有的人当众烧了铰下来的辫子,也有人将旗人褂子上的马蹄袖剪下来,套在了狗的腿上,用一根绳子拽在尻子后头溜达。远处的门楼上,五色国旗插满了城堞,半人高的油漆字站在墙上,均是一些五族共和、驱逐鞑虏之类的标语与口号。偶尔,城楼上的士兵们扔下来一挂鞭炮,炸响在空中,不是惊了马,便是吓坏了骡子,一时间鬼哭狼嚎的,
邢怒海[9]（2018）在《《许衡集》文献与词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许衡是元代着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理学、政治、教育、文学、天文历法等诸多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被后世尊为“元朝一人”“朱子後一人”。许衡以强烈的自觉精神开创了白话直解写作方式,将经典着作与口俗白话联系在一起,推动了经典的传播与普及,顺应了语言文白转型的时代要求。许衡遗着先後冠以《鲁斋遗书》《许文正公遗书》等名称刊行（现统一称作《许衡集》）,内中《语录》《直解》等作品对研究近代汉语的文白发展、转变具有弥足珍贵的语料和文献价值。近五十年来,海内外众多学者着力於许衡及其着述的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论文、专着、会议等各种研究形式迭出不断。本文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以四库本为底本,以万历本等为参校,梳理了《许衡集》中《语录》《直解》等作品文本,并分离、整理出其中的全部词语。本文以这些语料和词语为研究基础和切入点,试图展现元初文人的实际口语状况,以新的视角和途径来考察元初汉语词汇的面貌、特点、来源、构成方式、应用范围等,描写元初白话词语系统,既重视共时特徵,又关注历时变化。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九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和总结了近些年来海内外对许衡和《许衡集》进行研究的成果,从研究形式、研究类别来观照海内外许衡研究的总体情况,重点回顾以语言学视角对《许衡集》的分析与探讨。同时交待本文的研究缘由、方法和创新点等。第一章对许衡和他的遗着——《许衡集》进行总体介绍。第一节对许衡的家世、生平、籍贯、墓葬以及交游、贡献等情况进行汇总、简介,展现许衡真实而又鲜活的亲切面貌,使得我们不再陌生於这位古代光辉河南人的生前身後事。第二节考察许衡着述的版本与流传情况,按照单行本、合集、当代标点本三个部分分门别类进行了讨论,对其合集的元、明、清三个版本组群构建了发展脉络,直观展示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渊源关系。第二章是《许衡集》词汇概貌,主要分析探讨《许衡集》词汇的构成、来源、状貌,以及词汇的特点和成因问题。词语的构成按照名、动、形等分类进行分析。《许衡集》词汇主要来自承继前代和当代新生,就承继而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许衡的影响比较明显。《许衡集》词汇呈现出历时多源和发展多元的总体面貌,具有鲜明的白话特色、文白杂糅、体现历时变迁、展现语言个性等四个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三章是《许衡集》中词语的同义与反义现象。对於同义词的分析,本章首先确定同义词的判定标准和确定方法,统计了《许衡集》同义词组数频,构成类型,然後按照四库本和其他版本异文两大部分分别探讨,反义词则根据名、动、形不同词性来探讨。第四章是《许衡集》词语的个案考察。第一节对“鉴视”一词的最初来源和它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并探析该词在现代汉语体系中消失的原因。第二节对具有“欺骗”义的俗语词“哄”的语义来源与功能演变进行梳理,并展现《许衡集》中具有“欺骗”义词语的基本面貌。第三节对《许衡集》中量词“件”的句法功能及兴于宋元之际的“一件件”格式的发展进行细致考察。第五章对《许衡集》中的引文进行了全面考证,这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工作。许衡在写作中,常常引用他人话语,经过漫长历史时期,後人往往将其与他的原创文字混淆在一起,难分难解。以往研究者对《许衡集》文本中的引文没有充分重视,将这些来自於不同文献的材料当作《许衡集》内在组成部分看待,导致异时异质的语料混杂在一起,影响了《许衡集》文献的真实性。本文借助现代检索工具,对《许衡集》语录、直解等部分进行了全面梳理、考证,共检出上百条近万字的引文引语,同时还对当代三部标点本进行比照,在梳理过程中对异文（许衡引文与所引原文比照）词语进行考释。第六章对许衡诗歌版本异文考释。诗词是《许衡集》重要的组成部分,诗歌语言研究则是文献语言研究的重要方面。以往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许衡诗词语言的重要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本文对因版本不同而产生的诗词异文现象进行了考释,主要有文字异文、词语异文等,考释的价值在於厘清许衡诗词的真实历史面貌。第七章探讨许衡诗词语言的直白之风,认为其语言特点在於字词俗白质朴、叙事方式平民化以及重言叠字的使用,并从语言、思想、社会等方面来分析形成原因。第八章将许衡的《大学直解》与张居正的《四书集注直解》（大学）、朱熹《四书集注》（大学）进行比较。这些着作都是对《大学》进行讲解,在对《大学》同一条目的解读中,三书许多语句、词语都相同、相仿。这些相仿的语句之间产生了异文词语,通过对比这些异文词语借以考量词汇发展的时代差异,进而观照南宋、元、明三代汉语发展的历史轨迹。
罗超[10]（2017）在《美国内战记忆的建构与南北和解（1865-1918） ——兼与东西德的二战集体记忆比较》文中认为美国内战后,南部经历了短暂温和的“约翰逊重建”,它实质上是林肯重建政策的延续。在“林肯之死”与“孟菲斯骚乱”后,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激进重建随之而来。作为“去南部邦联化”的国会重建,它加剧了南部民众对代表黑人利益的共和党政权的抵制,使得本在襁褓中的“失去事业”（Lost Cause）迅速发展,为建立种族隔离制度铺平道路。南部的集体记忆形成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从1865年到1898年。其中,第一阶段又可以划分成两时期,第一时期从1865至1884年,称为南部内战记忆的分裂期,从“南部重葬运动”的兴起到罗伯特·李塑像在新奥尔良的落成。第二时期从1884至1898年,称为实现南部内战记忆统一的时期,以“南部邦联老兵联合会”与“南部邦联女儿联合会”的建立为终点。第二阶段是从1898年到1914年,即是“失去事业”要义被北方民众广泛接受的阶段。南部白人社会精英虽在1877年完成了“政治救赎”,但至1884年前,他们的集体记忆依旧是分裂的。南部城镇的纪念与扫墓活动虽繁多,但在组织过程中,均存在各自为政,领导不统一且目标混乱的问题。为募集活动经费,满足会员的诉求,扩大其影响力,纪念组织、妇女团体与老兵协会常常口诛笔伐,内讧不断。至1870年代末,南部白人的集体记忆依旧凌乱,具有低调悲伤、去政治化的特征。不同于1860年代的“仇恨记忆期”,1870年代是老兵记忆的“休眠期”,很多老兵忙于生计,无暇内战记忆的讨论,尽管存在少数前高级军官整理战地记忆的情况。从1880年代开始,随着商业文化与煽情思想在美国流行,南北老兵开始举行各种战场旧址重聚活动。同时,在《世纪》等期刊的推动下,美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内战记忆民主化与商业化的浪潮。此外,南部在战后废除了奴隶制,但无法改变单一农作物的经济模式。这种情况使南部更依赖于北方的工业资本主义。在“新南部建设”中的很多问题就是这种经济矛盾性的缩影。然而,这种地区差异却有利于南部白人的集体记忆朝着继往开来,服务全美工业建设大局的方向转变。直至美西战争前,南部勉强实现了集体记忆的统一,但在与北部老兵在实现“文化和解”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尽管北方年轻一代已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失去事业”的要义。随着美西战争的爆发,参军潮与爱国主义思想加速了和解进程。1913年,为共同纪念葛底斯堡战役爆发50周年,南北老兵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内战纪念活动,通过威尔逊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将南北和解的进程推向顶峰。随着《一个国家的诞生》的上映,北方老兵从文化上最终承认了南部奋斗已久的“失去事业”。这一切的实现都是以抹去非裔美国人的内战记忆为代价。随着一战的爆发,非裔美国人再次获得千载难逢的觉醒契机。通过与法属非洲士兵的并肩作战与思想交流,非裔美国人渐渐恢复了自我认知与被抹去的战争集体记忆。一战后,非裔美国人走向了民权斗争的国际化之路。当然,这条国际化道路是漫长而艰险的。
二、疏忽大意换来的教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疏忽大意换来的教训（论文提纲范文）
（1）灶王传奇（论文提纲范文）
| 楔子 |
| 一大火烧毁了豆腐房 |
| 二我们救下了龙王 |
| 三求见魏判官 |
| 四重新安排 |
| 五在困苦、恶臭和咒骂中间（上） |
| 六在困苦、恶臭和咒骂中间（下） |
| 七围绕于厨房 |
| 八一一造访 |
| 九堆满山脚的记录簿 |
| 十放心不下 |
| 十一迎接上天来使 |
| 十二求见龙王 |
| 十三叫他小冠，还是王鸠盈？ |
| 十四仿佛热锅上的蚂蚁 |
| 十五百叟宴上见到了玉皇 |
| 十六查抄了曹府 |
| 十七未能送别 |
| 十八再次重新安排 |
（2）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的研究框架和采用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乔治·格罗特与他所处的时代 |
| 第一节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 |
| 第二节 乔治·格罗特其人其事 |
| 第二章 《希腊史》及雅典民主制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格罗特时代的希腊史书写 |
| 第二节 格罗特《希腊史》概述 |
| 第三节 前格罗特时代英国学者的雅典民主观 |
| 第三章 为雅典民主正名 |
| 第一节 陶片放逐法 |
| 第二节 善变而薄情的雅典人? |
| 第三节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
| 第四章 精英与雅典民主 |
| 第一节 是民众领袖还是蛊惑家 |
| 第二节 是智术师还是诡辩家 |
| 结语 对乔治·格罗特的再评价 |
| 附录一:乔治·格罗特与约翰·密尔 |
| 附录二:格罗特年谱 |
| 附录三: 文中主要人物肖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成果 |
（3）群山呼啸（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太叔爷|1924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二章大伯|1929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三章费伯母|1929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四章大伯|1930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五章大伯|1932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六章费伯母|1934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七章大伯|1935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八章费伯母|1935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九章大伯|1935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十章大伯|1936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十一章大伯|1937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十二章大伯|1939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十三章爷爷|1939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十四章小姑爷爷|1940年 |
| 一 |
| 二 |
| 三 |
| 第十五章小姑爷爷|1940年 |
| 一 |
| 二 |
| 三 |
| 尾声 |
（4）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选题的背景 |
| 四、文献综述 |
| 五、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信义义务的起源 |
| 第一节 类比进路的困境 |
| 一、信义义务的类比扩张理论 |
| 二、信托与公司的类比 |
| 三、信托与合伙的类比 |
| 四、信托与代理的类比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身份进路的失败 |
| 一、身份的功能及局限 |
| 二、信义身份的功能 |
| 三、身份路径的局限 |
| 第三节 形式主义诸理论梳理及评析 |
| 一、信义义务与信义关系 |
| 二、脆弱及不平等理论 |
| 三、托付理论 |
| 四、有限接触/使用权理论 |
| 五、合理期待理论 |
| 六、合同理论 |
| 七、代理成本理论 |
| 八、小结:信义义务范围应具有限定性 |
| 第四节 信义权力理论 |
| 一、信义权力的本质及内涵 |
| 二、信义权力的性质 |
| 三、信义权力的特征 |
| 四、信义权力决定信义关系的形式特征 |
| 第五节 信义权力理论的检验 |
| 一、作为受信人的受托人 |
| 二、作为受信人的代理人 |
| 三、作为受信人的董事 |
| 四、两类较难的案例 |
| 五、信义权力理论对信义义务对象转变的解释 |
| 第六节 信义关系的另一种情形:信任基础上的影响力 |
| 一、信义权力理论的缺陷 |
| 二、信任要素 |
| 三、影响力要素 |
| 四、理论运用:熊友达诉信达证券案 |
| 五、小结 |
| 第二章 信义义务的内涵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的狭义内涵 |
| 一、概述 |
| 二、禁止冲突规则与禁止获利规则的内涵 |
| 三、狭义内涵的生成路径:排除法 |
| 四、狭义内涵的弊端 |
| 第二节 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 |
| 一、接纳受益人目标 |
| 二、作为不完全义务的“接纳目标” |
| 三、信义义务主观要求的实例运用 |
| 四、信义义务主观要求的意义 |
| 第三节 作为主观要求延伸物的忠实义务 |
| 一、忠实义务的定义 |
| 二、忠实义务与忠实概念的契合 |
| 三、忠实义务的哲学基础 |
| 第四节 信义义务的客观要求 |
| 一、客观要求的必要性 |
| 二、法律关于人际关系的三种要求水平 |
| 三、对“排他性要求”的质疑及回应 |
| 第五节 对潜在批判的回应 |
| 一、信义义务并非道德义务 |
| 二、对结果主义的回应 |
| 第五节 信义义务内涵的理论应用 |
| 一、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角色定位问题 |
| 二、基金托管人的义务属性问题 |
| 三、金融机构的适合性原则与信义义务 |
| 第三章 信义义务的性质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的道德属性分析 |
| 一、培养忠实感是一种美德 |
| 二、信义义务对忠诚感的促进作用 |
| 三、对信义义务道德属性的进一步解释 |
| 四、揭开道德错觉的面纱:法官的认知偏见 |
| 第二节 信义义务的身份属性分析 |
| 一、身份的两种概念 |
| 二、行为能力欠缺无法构成信义义务的一般性基础 |
| 三、信义义务亦非完全建立在重要社会角色之上 |
| 四、身份观念在现代法中的式微 |
| 五、信义义务的非身份属性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信义义务的合同路径及缺陷 |
| 一、合同主义视角下的信义义务 |
| 二、合同主义理论的观点缺陷 |
| 三、合同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缺陷 |
| 第四节 信义关系与合同关系的价值比较 |
| 一、相同价值:增进自治 |
| 二、价值基点的不同: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
| 三、信义关系的特有价值 |
| 第五节 信义法3与合同法的功能比较 |
| 一、合同法的两大功能 |
| 二、信义法在基于事实的信义关系中所发挥的功能 |
| 三、信义法在基于法律的信义关系中所发挥的功能 |
| 四、小结 |
| 第六节 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的异同比较 |
| 一、概述:合同性质与信义性质 |
| 二、来源比较 |
| 三、内容比较 |
| 四、其他比较 |
| 五、结论 |
| 第四章 信义规范的逻辑展开 |
| 第一节 信义规范概述 |
| 一、信义义务与信义规范的关系 |
| 二、信义规范的生成逻辑 |
| 三、信义规范的来源 |
| 第二节 禁止冲突规则的功能及性质 |
| 一、威慑功能论及其缺陷 |
| 二、作为特殊预防义务的禁止冲突规则 |
| 三、救济方式与受益人同意的法律含义 |
| 四、无法避免的利益冲突的处理 |
| 五、受信人薪酬与禁止冲突规则关系的解释 |
| 第三节 禁止冲突规则之再分析:“视为说”与“推定说”之争 |
| 一、“视为说”与“推定说”的对比运用 |
| 二、“推定说”与“视为说”对公平交易规则的区别对待 |
| 三、“视为说”与“推定说”的经济分析:假阳性错误与假阴性错误 |
| 第四节 禁止获利规范的内在逻辑及运作机理 |
| 一、作为基本分配规则派生物的禁止获利规则 |
| 二、作为侵犯同意权之救济手段的利益归入 |
| 三、进一步的说明 |
| 四、相对于传统理论解释的优势:以禁止盗取商业机会为例 |
| 第五节 付出合理努力或注意的义务 |
| 一、注意义务的经济分析 |
| 二、注意义务的可量化问题 |
| 第六节 其他常见信义规范及信义规范的边界 |
| 一、不得挪用、侵占财产及收取贿赂 |
| 二、信息披露及保密义务 |
| 三、公平义务 |
| 四、监督义务 |
| 五、亲自管理义务 |
| 六、信义规范的边界:以合伙人的出资义务为例 |
| 第七节 影响信义规范强度之诸因素 |
| 一、授权程度 |
| 二、控制水平 |
| 三、是否具有涉众性 |
| 四、是否处于商事领域 |
| 五、付费情况及获取信息难易度 |
| 六、受信人面临风险的大小 |
| 第五章 信义规范的选出 |
| 第一节 信义规范选出的理论基础及现实必要性 |
| 一、理论基础 |
| 二、保护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
| 三、商业发展的需要 |
| 四、社会责任投资(绿色金融)的必须 |
| 第二节 信义规范的粘性基础与选出方式 |
| 一、缺省性规范原理 |
| 二、信义规范的粘性基础 |
| 三、信义规范的选出方式 |
| 第三节 信义规范的概括选出及限制理由 |
| 一、信义规范的概括选出 |
| 二、概括选出是对受益人救济权的否定 |
| 三、概括选出会产生严重的信息问题 |
| 四、概括选出会损及信义规范的社会规范功能 |
| 五、概括选出不利于保护社会角色的居间协调功能 |
| 第四节 概括选出的范围变化:基于英美商事组织的比较 |
| 一、美国对商事组织概括选出信义规范的态度 |
| 二、英国对商事组织概括选出信义规范的态度 |
| 三、总结、分析与借鉴 |
| 第五节 概括选出影响因素的再分析:基于公司与信托的比较 |
| 一、市场监督力量强弱 |
| 二、信任及依赖程度 |
| 第六节 不可选出的核心 |
| 一、受信人应付出最低限度的注意 |
| 二、受信人不得恶意行事 |
| 三、受信人不得将自己当成真正的所有权人 |
| 四、共同原理:信义关系须为受益人的利益而存在 |
| 五、不可选出的核心与责任豁免 |
| 第六章 信义责任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英美法中信义责任形式概述 |
| 一、衡平法中的信义责任 |
| 二、普通法中的信义责任 |
| 三、其他信义责任形式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推定信托在信义语境下的重构与移植 |
| 一、推定信托作为救济手段的优点:基于与不当得利的比较 |
| 二、推定信托的设立条件与利益平衡 |
| 三、信义语境下非法收益的差异化处理 |
| 四、推定信托与我国既有法律体系的兼容性问题 |
| 五、推定信托的移植路径及潜在冲突的化解 |
| 第三节 协助违反信义义务的第三人责任 |
| 一、第三人责任的法理证成 |
| 二、第三人责任的前置要件问题 |
| 三、第三人协助责任的主观要件 |
| 四、第三人协助责任的客观要件 |
| 第四节 作为受信人交易对手方的第三人责任:以信托为例 |
| 一、普通法时代信托第三人责任标准的经济分析 |
| 二、商业时代三人责任标准的经济分析 |
| 三、我国信托三人责任标准的经济分析 |
| 四、“明知或应知”标准的经济分析 |
| 五、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文学翻译的互文性策略研究 ——三部译着的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Chapter One An Overview of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
| 1.1 Introduction |
| 1.2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texts |
| 1.2.1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s |
| 1.2.2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ents |
| 1.3 Purposes of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
| 1.4 Structure of the translation report |
| Chapter Two Preparations for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
| 2.1 Introduction |
| 2.2 Translation tools selected |
| 2.3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adopted |
| 2.4 Translation plans established |
| 2.5 Summary |
| Chapter Three Description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es |
| 3.1 Introduction |
| 3.2 Comprehending the source texts |
| 3.3 Organizing the language of the target texts |
| 3.4 Proofreading the target texts |
| 3.5 Summary |
| Chapter Four Intertextuali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ree Books |
| 4.1 Introduction |
| 4.2 Notes on intertextuality |
| 4.3 Manifest intertextuality |
| 4.3.1 Irony |
| 4.3.2 Negation |
| 4.3.3 Parody |
| 4.3.4 Presupposition |
| 4.4 Interdiscursivity |
| 4.4.1 Blended interdiscursivity |
| 4.4.2 Embedded interdiscursivity |
| 4.4.3 Switched interdiscursivity |
| 4.4.4 Chained interdiscursivity |
| 4.5 Summary |
| Chapter Five The Intertextual Model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 5.1 Introduction |
| 5.2 Previous studies of intertextuality-involved literary translation |
| 5.2.1 Previous studi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 5.2.2 Intertextuality in literature |
| 5.2.3 Intertextual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
| 5.3 The intertextual model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 5.4 The intertextual principl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 5.5 Summary |
| Chapter Six The Intertextuality-Involv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ree Books |
| 6.1 Introduction |
| 6.2 Realignment |
| 6.3 Enhancement |
| 6.4 Imitation |
| 6.5 Supplementation |
| 6.6 Popularization |
| 6.7 Summary |
| Chapter Seven Conclusion |
| 7.1 Translation experiences |
| 7.2 Limitations |
| 7.3 Suggestions |
| References |
| Appendixes Source Texts and Target Texts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Acknowledgements |
| 附件 |
（6）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 二、救灾体制 |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 一、赈济粮款 |
| 二、组织借粮 |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 一、减免公粮 |
| 二、减租减息 |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 一、节约募捐 |
| 二、准备代食 |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 一、兴修水利 |
| 二、发展合作社 |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 一、发展纺织业 |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7）改良与适应 ——湖北第一监狱研究（190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题目界说 |
| 三、学术前史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末狱政改良和湖北省城模范监狱的建立 |
| 第一节 从苦辱到感化:清末狱政改良兴起的背景 |
| 一、传统狱制沉疴积弊 |
| 二、西方文明狱制思想的示范 |
| 三、废除治外法权的现实压力 |
| 第二节 从理念到实践:张之洞与湖北省城模范监狱的创办 |
| 一、张之洞的狱政改良观念 |
| 二、湖北省城模范监狱的建立 |
| 第二章 抗战爆发前湖北第一监狱的沿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战前第一监狱的组织体系 |
| 一、组织机构和狱官设置 |
| 二、狱官的任职、考核及待遇 |
| 第二节 战前第一监狱对人犯的管理 |
| 一、关押与戒护 |
| 二、给养与卫生 |
| 三、感化教育 |
| 四、劳役作业 |
| 第三章 战时湖北第一监狱的迁徙与演变 |
| 第一节 监狱的西迁之路 |
| 一、临危撤退,疏散人犯(武汉——宜昌) |
| 二、迁地办公,寻觅监址(宜昌——建始) |
| 第二节 从合并县监到野外办公 |
| 一、接收建始县监 |
| 二、监狱迁乡 |
| 第三节 监狱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
| 第四章 战时湖北第一监狱对人犯的管理 |
| 第一节 惩罚规训:人犯的戒护防范 |
| 一、严峻的戒护形势 |
| 二、监狱的防范应对 |
| 第二节 去恶向善:人犯的感化之途 |
| 一、德行训育——教诲 |
| 二、智能增进——教育 |
| 三、家国情怀——军训 |
| 第三节 自食其力:人犯的作业劳役 |
| 一、监狱内部作业 |
| 二、实施人犯外役 |
| 三、作业收益分配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敦煌本纪(第二部)（论文提纲范文）
| 卷十四 |
| 卷十五 |
| 卷十六 |
| 卷十七 |
| 卷十八 |
| 卷十九 |
| 卷二十 |
| 卷二十一 |
（9）《许衡集》文献与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许衡研究概况 |
| 二、许衡学术思想研究 |
| 三、许衡作品的文学研究 |
| 四、许衡作品的语言学研究 |
| 五、研究评价 |
| 第二节 研究缘由、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许衡与《许衡集》 |
| 第一节 许衡简介 |
| 一、许衡家世谱系 |
| 二、许衡生平与籍贯墓葬等 |
| 第二节 许衡着述的版本与流传 |
| 一、许衡着述概貌 |
| 二、许衡着述的版本与流传 |
| 第二章 《许衡集》词汇概貌 |
| 第一节 《许衡集》词汇构成 |
| 一、词 |
| 二、成语 |
| 第二节 《许衡集》词汇来源 |
| 一、承继词语 |
| 二、新生词语 |
| 三、《许衡集》词汇状貌 |
| 第三节 《许衡集》词汇特点与成因 |
| 一、《许衡集》词汇特点 |
| 二、《许衡集》词汇特点的成因 |
| 第三章 《许衡集》同义词与反义词 |
| 第一节 同义词与《许衡集》同义词概况 |
| 一、同义词的概念 |
| 二、同义词的判定 |
| 三、《许衡集》同义词概况 |
| 第二节 《许衡集》同义词分析 |
| 一、四库本同义词 |
| 二、版本异文同义词 |
| 第三节 反义词与《许衡集》反义词概况 |
| 一、反义词的概念与判定 |
| 二、《许衡集》反义词概况 |
| 第四节 《许衡集》反义词分析 |
| 一、名词性 |
| 二、动词性 |
| 三、形容词性 |
| 第四章 《许衡集》词汇个案考察 |
| 第一节 “鉴视”的来源、发展与语义演变 |
| 一、《许衡集》“鉴视”的意义 |
| 二、“鉴视”的出现和发展 |
| 三、“鉴视”的语义及演变 |
| 四、“鉴视”的同义词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欺骗”义“哄”的历史来源与功能演变 |
| 一、“哄”的“欺骗”义来源 |
| 二、“欺骗”义“哄”的功能演变 |
| 三、《许衡集》“欺骗”义词语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量词“件”的结构形式及句法功能 |
| 一、“数词+件” |
| 二、“指示代词+件” |
| 三、“件件” |
| 四、“一件件”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许衡集》引文与异文词语考 |
| 第一节 引文内容与原文相同 |
| 一、整理本引文既未加引号也未注出处 |
| 二、整理本引文或未加引号或未注出处 |
| 第二节 引文内容与原文相异 |
| 一、整理本引文既未加引号也未注出处 |
| 二、整理本引文或未加引号或未注出处 |
| 第三节 《许衡集》引文词语分析 |
| 一、《许衡集》引文的词语变化 |
| 二、《许衡集》引文词语变化原因 |
| 三、鉴别引文引语的价值与作用 |
| 第六章 许衡诗歌版本异文考 |
| 第一节 许衡诗歌版本 |
| 一、元刻 |
| 二、明刻 |
| 三、清刻 |
| 第二节 许衡诗歌异文 |
| 一、文字异文 |
| 二、词语异文 |
| 三、诗句、诗题异文 |
| 第七章 许衡诗词语言特点与成因 |
| 第一节 许衡诗词概貌 |
| 一、许衡的诗词创作 |
| 二、许衡诗词的收录 |
| 第二节 许衡诗词语言的特点 |
| 一、俗白质朴的字词 |
| 二、重言叠字的格式 |
| 三、平民化的叙事方式 |
| 第三节 许衡诗词直白之风的成因 |
| 一、语言因素 |
| 二、文学因素 |
| 三、思想因素 |
| 四、个人因素 |
| 第八章 《大学直解》与《四书章句集注》《四书集注直解》词语比较 |
| 第一节 三书词语比较的基础 |
| 一、三书简介 |
| 二、作品的代表性 |
| 三、受众的相似性 |
| 四、创作时间的明确性 |
| 五、三书的承袭模仿 |
| 第二节 三书异文词语比较 |
| 一、不同音节词语替换 |
| 二、同素异序词语替换 |
| 三、白话词替换文言词 |
| 四、新词替换旧语 |
| 五、方言替换通语 |
| 六、三书异文词语比较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元许衡《鲁斋遗书》(部分) |
| 附录二《许衡集》词汇音序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美国内战记忆的建构与南北和解（1865-1918） ——兼与东西德的二战集体记忆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 国内学术研究状况 |
| 2. 美国学界的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一章 战争死亡与扫墓日(1865-1869) |
| 第一节 战争形态与士兵死伤 |
| 一、北方的军事制度缺陷 |
| 二、武器装备因素 |
| 三、宗教复兴运动 |
| 四、现代性、内战与伤亡感知 |
| 第二节 北方的国家公墓与纪念仪式 |
| 一、国家阵亡将士日的缘起 |
| 二、“国家重葬” |
| 三、战俘问题的政治化 |
| 四、北方的纪念内战仪式 |
| 第三节 南部的民间重葬运动与纪念亡灵 |
| 一、战败与海外逃亡 |
| 二、忠诚奉献的南部妇女 |
| 三、南部的“民间重葬运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第一次失去事业”与南部救赎(1870-1884) |
| 第一节 第一次“失去事业”运动与“北弗吉尼亚军团老兵联合会” |
| 一、北弗吉尼亚军团老兵联合会的建立 |
| 二、“北弗吉尼亚军团老兵联合会”的自辩体系 |
| 三、“北弗吉尼亚军团老兵联合会”的缺陷 |
| 第二节 70年代的内战记忆与遗忘 |
| 一、1874年的杰克逊塑像落成典礼 |
| 二、普莱尔演说与记忆较量 |
| 三、“霍尔姆斯记忆模式”与“士兵至上” |
| 第三节 内战记忆与南部政治救赎 |
| 一、“自由派共和党运动”与1873年经济危机 |
| 二、独立战争100周年纪念与1877年政治妥协案 |
| 第四节 战争经历与70年代的老兵记忆 |
| 一、内战士兵记忆的多样性 |
| 二、白人老兵集体记忆的初步形成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民族身份在南北地区的确立 |
| 第一节 罗伯特·李纪念碑与南部记忆统一的开始 |
| 第二节 内战记忆的民主化与碎片化 |
| 第三节 内战记忆的商品化与南北老兵的重聚 |
| 第四节 跨越代际的记忆产物—19世纪晚期的美国内战文学 |
| 一、南部煽情内战文学流派 |
| 二、内战写实文学流派 |
| 三、进步叙事内战文学流派 |
| 小结 |
| 第四章 未实现和解的民族重聚与黑人内战记忆的分裂 |
| 第一节 南部内战纪念组织的平民化 |
| 一、“南部邦联老兵联合会”(United Confederate Veterans) |
| 二、南部邦联女儿联合会(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 |
| 第二节 第二次“失去事业”的辩护体系及其大众化 |
| 一、“第二次失去事业”的辩护体系 |
| 二、“第二次失去事业”的大众化 |
| 第三节 南北事业的对立与地区和解的局限性 |
| 一、南部圣贤:罗伯特·李与“石墙杰克逊” |
| 二、戴维斯的葬礼与“查塔诺加国家军事公园”的揭幕式 |
| 三、“记忆消毒”的产物:普通的阵亡士兵塑像 |
| 四、针锋相对的“纯洁教科书运动” |
| 五、“女士纪念协会”的偏执 |
| 第四节 非裔美国人的内战记忆 |
| 一、路易斯维尔非裔美国人大会 |
| 二、未完成的非裔美国人之集体内战记忆 |
| 小结 |
| 第五章 大众文化、美西战争与南北和解的实现(1898-1915) |
| 第一节 南北和解的外在推力---美西战争 |
| 第二节 南北和解的内部拉力---1913年内战纪念活动 |
| 第三节 南北和解的伤痕---黑人他者化形象的确立 |
| 第四节 关于美国内战记忆建构的思考 |
| 小结 |
| 第六章 一战与恢复自我认知的非裔美国人(1917-1918) |
| 第一节 黑人族群的参战之争 |
| 第二节 民主幻象—法兰西 |
| 第三节 战场交流与自我认知的复苏 |
| 第四节 非裔美国人的一战遗产与战争记忆 |
| 小结 |
| 第七章 纳粹士兵与二战记忆 |
| 第一节 未完成的去纳粹化 |
| 第二节 战俘经历、社会保障和去集体罪责化 |
| 一、纳粹战俘的经历 |
| 二、纳粹老兵与救济金法案 |
| 三、50年代的精神创伤评价机制 |
| 第三节 西德的“克服过去”与东德的“消毒记忆” |
| 小结 |
| 结语 两种集体记忆的对比与跨时空影响 |
| 1. 对比可行性 |
| 2. 集体记忆路径与主体性的差异 |
| 3. 集体记忆文化差异性与相似性 |
| 4. 美国南部老兵与纳粹老兵之集体记忆比较 |
| 5. 两种非同时代集体记忆的产物:非裔美国人公民权运动的国际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疏忽大意换来的教训（论文参考文献）
- [1]灶王传奇[J]. 李浩. 芳草, 2021(06)
- [2]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D]. 马百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3]群山呼啸[J]. 季宇.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21(01)
- [4]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D]. 陶伟腾.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5]文学翻译的互文性策略研究 ——三部译着的翻译报告[D]. 罗琳.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6]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改良与适应 ——湖北第一监狱研究（1907-1945）[D]. 王雅哲.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4)
- [8]敦煌本纪(第二部)[J]. 叶舟. 芳草, 2019(01)
- [9]《许衡集》文献与词汇研究[D]. 邢怒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10]美国内战记忆的建构与南北和解（1865-1918） ——兼与东西德的二战集体记忆比较[D]. 罗超. 厦门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