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早期美学思想的理性内核探析

一、析黑格尔早期美学思想的合理内核（论文文献综述）

黄伟^[1]（2021）在《论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文中指出对黑格尔而言,真正的思辨哲学体系一定包含有宗教哲学这一必不可少的哲学部门,因为对于绝对精神在宗教表象形态下展现自身、实现自身的整个历史而言,哲学有使命且有能力去理解这一历史进程,并将表象形式下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提纯”,使之浮现在理性的纯粹意识中,进而认识到宗教表象中的哲学概念,认识到宗教表象与哲学概念是相适应的、相协调一致的,最终揭示出宗教中的理性以及宗教与哲学的同一,这便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及其《宗教哲学讲演录》的真实目的。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犹太教被概括为“崇高的宗教”,属于“精神个体性宗教”的第一环节,与希腊宗教（美的宗教）和罗马宗教（合目的性宗教）同处一个大阶段,仅低于作为绝对宗教的基督教,比其它东方各大“自然宗教”的逻辑地位都要高。在黑格尔看来,东方宗教精神（如中国、印度、波斯、埃及等）主要以实体性为原则,西方宗教精神（如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世界）主要以主体性为原则,而犹太教精神则充分体现了这种从东方到西方、从实体到主体的过渡性特征,它成为东西方宗教的“交汇处”和“分水岭”。所以,犹太教在人类宗教史和文明史上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对于如此重要的纯粹一神教,黑格尔自然要从其思辨哲学的立场来对之进行理性考察,以揭示犹太教中的理性概念和精神内涵,阐述其在宗教精神之历史进展中的合理地位,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犹太教观念。黑格尔认为,犹太教是“自由主体性”的最初形态——即纯粹的主体性或无限的主体性,此纯粹的无限主体又因自身的抽象性而自我规定为具有实体否定性特征的绝对威力或无限力量,于是,作为独一者的上帝概念也就是自为存在的无限主体和具有抽象实体否定性的绝对力量。“自为存在的无限主体”体现了犹太教精神中的主体性原则,而“具有抽象实体否定性的绝对力量”则体现出犹太教精神中的实体性原则。由上述规定可知,犹太教兼具“实体性”和“主体性”这两大规定,虽尚未达到“实体与主体的绝对同一”之概念高度,但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特别显明了精神概念之为“实体与主体的同一”这一特征,在作为纯粹独一者的上帝概念之基础上融合了精神概念的实体性与主体性,可以算作是“实体与主体的绝对同一”在某种抽象形态中的特定存在。由此可知,黑格尔自觉运用了其思辨哲学中的实体性和主体性等纯粹概念来考察犹太教,从而实现了对犹太教的一种理性阐释,并在相当程度上挖掘了犹太教精神中的合理内涵,使犹太教与思辨理性相协调相一致。当然,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产生形成的。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德国犹太人已发起了“哈斯卡拉”的启蒙运动,犹太教自身也随之进入了改教时期,此为历史环境;而路德、赫尔德、康德和施莱尔马赫等德国新教思想家对犹太教的消极认识,则构成其文化背景。此即本文第一章的内容:“黑格尔犹太教观念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还以其思辨哲学的精神概念和宗教概念为根本前提和绝对基础。精神的观念性促使黑格尔认识到犹太教上帝概念的主体性、超越性、无限性和崇高性;精神作为“自我意识着的绝对本质”之概念规定,由于对自由特征的强调,便导致黑格尔对犹太教精神不自由、抽象性的某些批评,亦即犹太教是“抽象的精神宗教”,其上帝还未被理解为自由的精神,而是让人恐惧的抽象上帝;而宗教概念及其历史进展则最终决定了犹太教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所处的逻辑环节和历史地位,亦即“崇高的宗教”。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宗教概念和宗教哲学的历史进展,这三部分便构成了本文第二章:“黑格尔犹太教观念的理论基础和哲学根据”。虽然黑格尔宗教哲学对犹太教的精神内涵与合理地位都有很高的评价,但其青年时期的认识却相当片面,几乎全是否定性的批判而缺少同情式的理解,还夹杂着很多带有欧洲反犹色彩的激进言辞,没能认识到犹太教精神的重要性和卓越性。事实上,黑格尔对犹太教的认识与评价经历了从早期到晚期、从批判到同情的复杂演变过程,并最终在1827年宗教哲学讲座中达到了同情态度的最高峰,从而克服了欧洲反犹情绪的负面影响。此部分属于第三章“从批判到同情:黑格尔犹太教观念的演变及其对欧洲反犹偏见的克服”。此外,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还在比较宗教学的哲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特别是有关“一神教”、“一神论”和独一者（或独一神理念）等方面的相关争论。例如: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阿玛纳宗教是一神教吗?其阿吞神崇拜与犹太一神教有何重大差异?印度教的“梵”是否也具有一神论性质?“梵”的独一性与犹太上帝“雅赫维”的独一性有何“本质区别”?同为“纯粹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二者的上帝观念是否也存在着重要差别,特别是在“崇高概念”和“独一者概念”上,此差别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此外,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上帝观与犹太教伊斯兰教的独一上帝观有明显的重大区别,那基督教仍属于一神教吗?我们认为,根据黑格尔宗教哲学及其对犹太教的相关阐释,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较好的回答。此为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内容:“从比较宗教学的视野来看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黑格尔对犹太教的认识与批判是基于其思辨理性而对犹太教所做出的一种理性阐释,此思辨理性融合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近代的理性精神,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最高成就。因此,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理应在犹太教的理性化进程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是其中所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单就犹太教的理性化而言,黑格尔对此所做出的贡献并不比斐洛、迈蒙尼德、赫尔曼·科恩、马丁·布伯和利奥·拜克等犹太哲学家逊色。

岳亚^[2]（2021）在《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范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阿多诺所有的理论里,他很少提及艺术哲学及范畴这两个词语,本论文题目上既出现了“艺术哲学”,又出现了“范畴”,是阿多诺的一大“忌”。那么,引入这两个关键词的理由是什么呢?就艺术哲学来说,第一,从其思想的存在谈。阿多诺在所有研究中,艺术是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大量关于音乐的、文学的、电影的、戏剧的艺术批评与他的哲学观点交杂在一起,这成为可以研究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的事实依据。第二,阿多诺的美学思想已经不局限于以往德国古典的“艺术的美”的思想,他探讨了大众文化视域下的流行的、娱乐的现象,批判了在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古典艺术生活,即现代性话语体系下的现代艺术的发展状况。阿多诺的艺术思想已经不再局限于美,更多的是哲学上的思考——否定与反思。因此,研究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是成立的。就范畴来说,范畴是一种哲学的逻辑思维集合、概念的结合,在阿多诺反对以概念化手段谈论哲学的时候,本文所谈的范畴,并不是要违背他的本意,而恰恰是把他的哲学观点与艺术结合在一起,通过评论的方式、再结合哲学思辨的手段把他的艺术哲学思想研究清晰。本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的研究缘起、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本体论范畴研究、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认识论范畴研究、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价值论范畴研究、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实践论范畴研究、结论。第一章: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的研究缘起。从西方艺术的发展史开始,至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艺术面临的困境,以引出阿多诺思考现代艺术的原因。阿多诺所研究的艺术哲学思想已经与古典的美的艺术,有了一段距离,思考他的现代艺术思想,必须要了解他的大众文化（后更改为文化工业）——这种以技术的、工业化的模式产生出来的文化。另外,还需要了解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对启蒙运动之后哲学思想的否定。第二章: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范畴的艺术本质论。艺术本质论,以什么是艺术为逻辑起点,归纳出阿多诺的艺术自律与艺术唯名矛盾的思想、阿多诺艺术审美现代性的问题（现代艺术与传统的审美已经产生了距离）以及阿多诺所坚持的现代艺术非“商品性与拜物教性质”。但是,阿多诺所使用的方法是“排除法”,先排除什么不是艺术,再得出结论,什么是艺术——一种以性质归纳的艺术概念。由此可知,阿多诺所研究的艺术的本质,已经与西方古典艺术分道扬镳。但阿多诺也不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他又接纳了勋伯格、贝克特等人的现代艺术,所以,阿多诺的现代艺术核心观点不是美了,而是从否定辩证法衍生出来的思考、批判。第三章: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范畴研究的艺术认识论。艺术是阿多诺在现代社会情境下的“心灵避难所”。阿多诺在艺术中寄托了他对“奥斯维辛”之后的所有愤怒和不安,同时对风云变幻的德国社会环境,作出否定、非同一性的哲学思考。最后,他认为,艺术是认识世界的最后的真理。第四章: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范畴的艺术价值论。艺术是认识世界的渠道,那么,艺术究竟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方法去认识世界呢?本章摘取能够代表其艺术价值的两个关键词语:棱镜、中介,棱镜主要是阿多诺通过心理学的方法来思考艺术,中介是阿多诺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来思考艺术,最后,阿多诺把艺术视为“拯救”自己的“真的”“美的”事物的集合。第五章: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范畴的艺术实践论。阿多诺的艺术实践主要集中于艺术批评方面,具体表现在阿多诺评价音乐、文学、戏剧、电影这四大艺术类型上,并从这些艺术批评中,了解他的艺术哲学思想。结论:艺术是通往“谜语”世界的桥梁在阿多诺65年的人生中,他经历了生活由富裕到贫困,后又回到大学教授稳定生活状态的经历。在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关于音乐的、哲学的教育下,他把所有的思想寄托于艺术之中。他对欧洲古典艺术具有崇高感,同时也接纳了现代艺术（但他唯一没有接受的是大众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下的艺术生活）。艺术,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他体悟世界的通道,亦是了解“谜语”般世界的桥梁。

赵立庆^[3]（2021）在《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王艮的儒学思想是中晚明市民生活的理论表达,本文概括为身本儒学。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东西方无不经历了一个由心本论到身本论的过程,但从生活儒学而看,身本并非意味着把身看成是形而上的存在,而是生命的自由活动。在工夫论域中,衍生出“安身立本”的内圣工夫论和“亲民爱物”的外王工夫论,而且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内在贯通。王艮建立了一个以“身”为本体、以“安身”为工夫、以躬身实践为旨趣的身本儒学体系。由此,“身”从理本体、心本体中解放出来,成为身心合一的具有现代价值的个体。张岱年先生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个体本位价值:“王艮的主要思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就是肯定个体是根本的。”从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看,“身”所表示的人类身体则是单个的人或特殊的社会自我,它基本上我由社会关系和累积起来的习惯、价值和气质来塑造的,而塑造的过程则是学习、经历、行为和反思。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目前学界关于王艮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王艮儒学的思想史意义,如从阳明后学、泰州学派,这是整体视角;一是阐发王艮儒学思想的某个侧面,如“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等,这是局部视角。总起来说,还缺乏一种系统的体系研究。因此,构建王艮身本儒学的哲学体系及其所体现的现代个体思想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本文在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生活儒学、社会人类学和比较哲学方法,从本体、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三个维度阐述王艮身本儒学的主要内容和思想价值。王艮身本思想的产生是儒学史上的一个划时代思想事件,所以应该从身本观念得以产生的思想论域加以理解。因此研究身本思想需要厘清西方身本观、儒家身本观,还要从生活论视域加以透视,因为身本思想本质上是市民生活的反映。必须说明的是,本文中的“身体”概念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躯体、肉身或四肢,而是奠基在生命之上的身心合一的个体。仅在与心相对时,“身体”主要是指身躯,而在其他论域中,身体一般是指身心合一的个体。西方身本观历程大致与儒家传统身本观相似,也有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王艮从阳明“身心一件”出发,颠倒“心主身辅”的关系而确立身本论。由此可见,形而上学一—无论是西方理性主义还是宋明理学——视域下“身”被贬低为身体。而生活儒学认为,生活本身既是形而上学的本源,更是形而下学的本源。以此观之,“身”的本源义也就不是感性欲望的肉身,而是生命及其生命活动,即生活,即百姓日用。本文第二章主要阐明王艮儒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生平经历。明代政府高度集权,政治生态极度恶化,士人心态也呈现极大的不同。但是,权力集中同时使得官僚体制庞大,政府效率低下,商品经济得以持存并逐渐发达,白银成为主导货币,“促使赋役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并且把社会各个阶层大幅度地拖入商品交换关系中”,人身依附关系松解,市民奢侈消费意识抬头。阳明所言的“心即理”实际上便是“我即理”,亦即将价值评判的权利收归自我。尽管其自我的内容仍然是以忠信礼义为核心构成的,但却极大地突出了主体的地位,从而使士人的人格得以从外在的权威中拜托出来而独立。王艮从直接从“心即理”的良知主体转到“身即道”的身体主体,凸显出生命个体的价值。简单地说,阳明以自身的良知作为评价标准,王艮则以安身作为评价标准。质言之,王艮之“身”正是良知的具身化。王艮之身本论或尊身思想既与先前典籍的生命哲学相关,也有道家的贵身思想有关,还是时代生活的反映。第三章主要阐明王艮身本儒学的本体论。如果说阳明心学的本体是良知,那么王艮儒学的本体是身。本体在这里不是宇宙论意义上的世界产生的本源,毋宁是意义世界上的价值本体,是生活世界的本然状态。如陈来教授所说,“本体本指本根、本来,体指实体、状态、体段等。中国古代哲学所讨论的实体、本体、道体,都涵有或涉及本体论的问题,尤其是道体。中国的本体是生生不已、有生命的。”“道体”在王艮儒学思想中其实指的就是“身与道一件”,即“道身”。首先,王艮把“身”抬高到本体位置,“身与道同尊”、“身与道原是一件”,借用王船山的话说就是“即身而道”。其次,保身爱身是人的良知良能,是生生之机;知保身,才能爱身,能爱身则爱人;进而达到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所以,安身才是立本:“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第三,王艮借用本末范畴阐释“物有本末”:“‘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身”是天下国家的价值尺度。所以,王艮的明哲保身论不是狭义的保全生命,反而突破传统单向性的爱,使仁爱成为双向的“互爱”。宋明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工夫论,工夫又可分为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故分两章论之。第四章主要阐述身本儒学的内圣工夫论内容和特征。工夫论是本体论体现的逻辑结果,有什么样的本体逻辑上要求相应的工夫。无论是理学工夫还是心学工夫都是本体-工夫框架下的工夫论,王艮则从良知现成出发注重百姓日常生活中体现的工夫。王艮十分重视工夫,他认为本体如何关键看工夫:“体用不一,只是工夫生。”显然,阳明心学蕴含着深刻的个体性评价原则,而这一原则在王艮的身本工夫中得到落实和阐发。王艮的工夫论建立在身本论之上,“身与道一件”,所以,安身工夫是其主旨;“身”是生命的显现,生命即是生生不已、活泼泼的自然之道,所以,工夫无须防检,当下即用、至简至易,以“乐学”为方法论。如前所言,安身的“身”是身心合一的个人,所以安身其实是“安其身而安其心”。“安身”自然包括保护生命权利,但“保身”也是“爱身”,所以,“明哲保身”其实是生命之爱,是生生之道。从自爱出发而爱人爱物才是本真的仁爱,爱有差等始于自爱,这就是爱身为爱人爱物奠基。由于王艮坚持良知现成,即肯定个体原则的优先性和现成性,所以个体权利和法则衡量天下国家之正与否,“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在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格物”。这就是王艮“以身格物”的工夫论。第五章主要论述王艮身本儒学的实践维度,即外王工夫论,就是说外王工夫是现实发用,而不仅仅指向主体的良知本体。实践品格是王艮身本儒学的内在要求,“安身”并非认命听命、安于现状,“身”本来就包括躬身实践的含义。王艮把良知所蕴含的个体性思想改造成“我命虽由天,造命却由我”的自主性;并且将这种自主性赋予平民大众,从而推进儒学的世俗化。泰州学派多率性而为,符合社会底层民众的需求,以至于背离当时的社会礼制,足见其影响。身本儒学的实践活动主要包括讲学活动、乡会活动、参与治理和政治诉求。讲学活动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活动,可谓是儒家思想的传教活动,其目的是启蒙大众。宗会实际上反映出松散的近世家庭在恶劣的环境下的一种自救性的自治组织。讲会乡会尽管有长幼之分,但受“满街皆是圣人”思想的影响,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代表观点是何心隐“天下统于友朋”的论断。从身本论看,这种圣愚平等实质是政治平等,从而为政治参与奠定理论基础。儒学的政治思想是“王道仁政”,后世一般称之为德性政治或伦理政治。王道仁政落实在士人身上就是“内圣外王”。就其理想状态而言即“三代之治”,这是儒者向往的理想社会秩序,间接反映出儒者对现实政治生态的不满。内圣外王最终要落实在政治制度上,这就预设君权的合法性,一旦进入现实政治中,政道与治道脱离,君主权威压倒一切,成为儒学现代转型的制约因素。在碰到制度这道硬墙后,儒家思想只能在内圣领域继续深挖。王艮采取“修身见于世”的实践策略,“觉民行道”,“内圣外王”架构在王艮这里出现裂缝,转化为自我主宰的“出处进退”之学:出处进退各有其道,“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师”。王艮的独立自主精神发展成为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人的狂侠人格,这也是儒家在专制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余论部分是王艮身本论的延伸,即进一步揭示身本儒学所蕴含的个体性思想。“身”本就有“吾”、“我”的含义,经王艮的诠释,身获得与道同尊的本体地位,而在现代权利话语下,身体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格权。也就是说从道德话语和权利话语两个方面,“身”指向或等同于个体。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体,不再是传统的宗法家族,此外作为制度形态的传统儒学已经解体,儒学的复兴必然落实在现代个体身上。个体,从国家层面讲就是公民;从经济领域讲就是经济人;从道德领域讲就是道德人,从市民社会讲就是市民。所以,有学者提出“现代的公民儒学”,以区别“传统的宗法儒学”。既然现代社会是个体化的社会,这是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那么儒学的形而上表达就是个体儒学。换句话说,个体儒学就是在现代生活方式下,基于并有益于个体权利和德性,实现“成己成物”的价值诉求。当然这套价值诉求又不得不诉诸现代制度以实现自身,儒学不必再走心性论基础上的“内圣开外王”之路,而应落实到个体身上。

汪尧翀^[4]（2020）在《文哲之辩与戏仿康德——论本雅明早期思想中的理念论》文中认为朔勒姆的权威解释将本雅明思想的发展描述为在神学/观念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抉择的困境。受此影响,论者往往强调本雅明早期思想的神学/观念论色彩,以及聚焦文学史及艺术史研究的审美主义旨趣。这类看法未曾认真考虑本雅明早期思想的德国观念论背景。实际上,本雅明早期思想的发展主线始于康德批判,终于早期浪漫派研究,贯穿着文学与哲学的辩证关系。本雅明并未追随后康德观念论史的常规路线,走向黑格尔学说,反而以《认识论批判序言》对照并戏仿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相关章节,批判并重释了康德的先验理念论。本雅明的理念论不仅显示出其早期思想的内在统一性,而且标志着文体/思想的成熟,逐步走向以格言体/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后期思想阶段。

吴暇^[5]（2020）在《黑格尔“承认理论”视域下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哲学思想以“意识哲学”闻名于世,虽曾遭到过很多思想家的批判,?但对哲学多少有点兴趣的人,差不多都会碰到过诘屈聱牙的黑格尔。他从关注宗教问题出发,进而探讨人的精神意识和伦理社会生活,试图重新建立分裂世界的统一性,他认为个体通过伦理生活的教化和异化能使主体意识发展为绝对精神,摆脱特殊性的束缚,走向普遍性,实现统一性,真正实现个体的自由和解放。而当我们深入其思想“丛林”中,隐约在不同的“山区”感受到相同的“气候”,正是这相同的“气候”影响着整个“丛林”的“气候”,并保障“丛林”植被的健康生长,这一“气候”特征就是黑格尔的“承认理论”,笔者在黑格尔晦涩的着作中深深地被这种“气候”特色所吸引,并发现“承认理论”几乎贯穿于黑格尔从青年到老年的所有思想体系中,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宗教哲学、意识哲学、教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和国家哲学,构成了其公民教育思想的一种隐性思维方式。本文正是以这条“隐线”为视角,从黑格尔的“承认理论”、黑格尔公民教育的承认逻辑、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内容、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对当代公民教育的启示四个方面论述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体系。从结构上来看,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承认理论”视域下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研究这一选题确定的背景、意义进行针对性阐述,并对当前国内外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对文章的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进行阐述。第二章全面地介绍和分析了黑格尔“承认理论”的产生、体系和内容。法国大革命及启蒙思想后的个人自由主义张扬并未解决德国乃至欧洲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黑格尔批判、继承并发展了古典国家观、启蒙思想、社会契约论、霍布斯“为生命持存而斗争”思想、康德哲学难题中的“承认理论”、费希特主体间性概念中的“承认理论”,最终形成了无中介的、守在自己身边的、以个体自由为目标的、具有普遍性伦理意义和宗教“爱”之涵义的承认思想。具体来讲,个体经过家庭、市民社会及国家伦理生活的教化和异化,形成了对法权的承认,对道德的承认,对家庭的承认,对市民社会的承认和对国家的承认;个体意识也经历了“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绝对精神”的发展历程,最终形成了意识升华后的承认思想,承认思想虽然未被黑格尔主题化,但却作为一个对主题性概念进行解释说明的有效运作性概念贯穿于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第三章主要论述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自由—伦理—教育—自由”的承认逻辑。首先,自由是人的“类存在”本质,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正是因为人是精神性的存在,才使个体有可能从自由的第一个阶段走到第三个阶段（即真正自由实现的阶段）,而承认思维是使人能够走到自由第三个阶段的重要条件。其次,伦理精神和伦理实体是使个体真正实现自由的必要思维和必经场域。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伦理生活的磨砺和教化,个体实现了抽象自由和主观自由的统一、个体对个体的承认、个体对国家的承认,个体向自由又迈进一大步。再次,教育是使人符合伦理的一门艺术。公民教育通过培养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意志和情感,培养人的承认意识,培养伦理精神,使个体摆脱无教养的冲动和自然性,消除任意性和特殊性,使任性上升为理性,从而培养个体的伦理性格和伦理能力。此时,个体自由实现的条件均已具备,自由自然呈现。第四章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黑格尔公民教育的教育起点、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原则、教育路径和教育方法,是教育思想承认逻辑的现实表达,也为我国当代公民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实践指南。第五章讨论了承认思想指导下的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笔者一方面评述了黑格尔教育观的唯心主义、教育目的性的保守主义、教育方法论上的矛盾性等局限之处,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其独有建树的自由伦理观念及伦理教育思想,并具体阐述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同时,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总结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批判和继承内容,进一步论证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和承认理论对马克思劳动理论、承认思想、劳动教育思想、生活实践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意义。最后,笔者重点论述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一方面对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关系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另一方面从完善公民教育内容、公民教育方法、公民教育环境三个方面讨论了对当代公民教育的启示。最后,指出了黑格尔公民教育思想对解决当代“现代性问题”的指导作用。

刘倩^[6]（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两场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一场是思想领域的解放,即从当时封闭、僵化的思想桎梏中脱离出来,重新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另一场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笔者以为,由邓小平领导的这两场改革和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与影响。首先,在“人事实上应当如何生活”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忧患意识的感召下,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重大历史转折,拉开了中国现代性发育的大幕,从此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次,思想解放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与环境,为我国经济改革与现代化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更重要在于,其与这场经济改革之间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张力,指出了人的文化、人的思想与人的价值的建设问题的迫切性。这一点,与中国着名思想家唐君毅于上世纪70年代所发出的,通过对人文思想的重建反哺政治经济的呼唤一脉相承。因此,在这一历史转折所引发的中国现代性发育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研究与探析,在以下双重维度上彰显了其存在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一是从反思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所显示的特点和历史质料的存在,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不间断的历史进步性这两个方面,对马尔库塞的精神财富进行重新考察与评估;二是不仅仅依赖于文化哲学批判的单一视角,而是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逻辑的高度对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评价,借鉴其所反映的“人文精神之沦丧”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为我国的现代性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资源与研究问题,从而实现真正的“人文主义之政治经济”。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马克思思想遗产的轴心原则,本文旨在系统性地探析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主要通过以下六个部分进行阐述。导论部分揭示了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预设。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尔库塞的理论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比如将其归结为一种由卢卡奇等人开辟的文化批判,一种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支配原则的压抑性批判,以及一种反思技术文明的生产性破坏的技术理性批判等等。本文认为,虽然这些批判有其各自的阐释特点,但并没有全面地、深刻地把握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要义,也即没有揭示其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本质之间的关联,这一关联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本文认为,一方面,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以下三个方面延续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首先,它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相统一的哲学道统;其次,它一脉相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市民社会——国家”的批判逻辑;再次,作为一种针对社会各界面的总体性批判,它深刻反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社会复杂系统的批判功能。另一方面,在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轴坐标的前提下,对社会历史重大思潮的高度敏感又使得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出与前者截然不同的鲜明特征,包括哲学追问的主题和话语的不同,批判逻辑的路径不同,对异化问题的理解不同,对阶级分析的读解不同,以及所借助的批判工具不同。导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本质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主题的当下延续和问题域的不同转换。第一章梳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动因。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其理论思想的生发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和德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促使马尔库塞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兴趣,试图为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际却没能取得真正胜利的问题寻找理论上的解释。这一时期,马尔库塞的三篇重要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具体哲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显示了他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底板,融合当代各种理论思潮,阐释人类生存境遇的最初尝试。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特殊历史现实使马尔库塞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做了深入剖析。他认为极权主义是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产物,为抵御资本主义内在危机以及对该危机的各种反抗与革命提供了保障。通过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他呼唤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它以唯物史观和辩证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宗旨,强调对现存秩序的彻底的批判、否定与超越。最后,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进入到“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与审美方式等方面的剧烈变化带来了资本与精神对立的新形式,从暴力冲突转向了对心理能量的压抑,引导马尔库塞转向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理论的融合探寻这一阶段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新特征。第二章阐释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即对经济界面的本质抽象。针对后工业社会全新的历史世俗基础,马尔库塞以经济现实为切入点,对纷繁杂芜的经济现象的新趋势和新发展进行了深刻剖析,并由此抽象出三个本质特征:1、消费社会。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的剧变之一,乃是马克思时代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转变成了消费对生产的牵引和驱动。消费成为一种主导的社会存在方式,其心理学逻辑预设从“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变成了力比多释放的函数,消费异化的秘密则在于“虚假需要”对真实需要的替代。2、高度垄断的资本及其技术化趋势。消费之所以成为经济本体的重要范畴,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来自于高度垄断以及高度技术化资本构成的本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到高度发达阶段。作为这一转折的结果,垄断资本的运行方式相应发生改变,一方面是从帝国主义时期的海外殖民地转变为跨国公司,另一方面诞生了高端技术资本,即形成了以资本逻辑为驱动的技术逻辑,它通过建立起一套高度理性与权宜的生活系统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支配与操纵。3、剩余价值的新模式。马尔库塞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垄断及其高度技术化的资本逻辑的运行下,马克思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已经转变为“剩余意识”。它体现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所导致的资本扩大化的剥削问题,表明剥削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遍及其他一切领域的空间,深刻显示出人类解放所面临的新障碍与新困难。第三章探讨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第二个层次:政治形式的新变化。马尔库塞对后工业社会经济界面新趋势的分析不单单反映了其经济领域的本质特征,更同时显示了政治领域的新变化,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从经济利益向政治利益的嬗变。第一个政治新形式是利益高度集中、权力高度垄断。资本逻辑的政治权力借助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思想灌输与社会潜意识操控,通过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与政治理性的共谋构建起一种新“极权主义”。面对这一新的“意义之网”,剩余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运动表现出二律背反的矛盾本质:一方面,它为发达工业文明维系其自身的剥削与控制的机制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动力同时又对一种新“革命主体”的萌芽起到了催化作用。第二个政治新形式是革命概念的新内涵。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对立面一体化的背景下,马克思的革命概念的涵义从贫困和匮乏的暴力革命转变为由丰裕社会和过剩体制所导致的危机,由此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禁忌,革命变成如何在重构技术的前提下建立一个与现存完全不同质的非压抑性社会。第三个政治新形式是新“革命主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物化趋势日渐加剧,传统的革命主体正在淡去,因而只有对现存秩序的彻底“大拒绝”,才能够为新的“革命主体”的孕育提供生长空间。马尔库塞认为,新“革命主体”就是那些在资本主义一体化趋势中艰难地生存着的边缘团体与少数派,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人类自治的新形式的可能。第四章揭示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最后一个层次:物质丰裕与精神匮乏,展现了从经济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哲学批判的内在逻辑联系。其哲学追问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富裕社会的内在本质是一个矛盾冲突高度累积的社会,物质充裕带来的享乐与满足同时隐含着形形色色的痛苦与匮乏。这是因为人被裹挟进彻底由物欲宰制的单维界面,而精神向度的需要被压抑和剥夺了。对这一重大现实遭遇所带来的人类命运的深层忧虑与关怀,成为贯穿马尔库塞毕生研究的宏大主题。第二,“爱欲与文明”。对晚期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的本质的揭示,提出了人类如何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现实的革命问题不再体现为暴力的革命冲突与阶级斗争,而是显现为种种心理层面与文化维度的矛盾与冲突。所以,自由和解放首先意味着需要释放和升华由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压抑的心理能量,也即呼唤爱欲与文明在新时代的辩证统一。由此才能够塑造一种“新类型的人”,追求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更加理想的社会形态。第三,审美救赎。马尔库塞晚年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学境界,特别强调对美学意义上的哲学升华及其价值的完整追求。但他的美学具有比单纯的审美艺术更深层的内涵,即将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哲学升华的一种质料进行艺术加工,从而使其焕发出新的人性的光辉,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最高意境的显现。第五章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评价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作用与意义,另一个是试图分析其所存在的不足与缺憾。本文认为,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值得肯定的地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20世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渡的标志性人物之一,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为这一过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着强烈的“追求行动哲学”的特征,始终以追求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全面复归为旨向,密切关注当代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精神意向性。第三,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视域,为中国的现代性发育与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与思考的理论资源与理论启示。同时,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与精神的关系的分析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系统性与深刻性,二是仅仅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与冲突的特征,但未能深入把握资本在当代对人的精神“再次异化”的实质。所以,对他的精神遗产需要批判性地继承。总之,通过探析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本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一是丰富了现有的马尔库塞学术研究成果,为填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考察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空白做出有限的尝试。同时,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轴心重释马尔库塞的理论思想,开创了马尔库塞理论研究的新路径与新内容,扩展了国内学术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域。二是通过将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置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中查审,补充与完善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史研究的学术链条,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素材。三是对一直以来伴随中国现代性进程不断发展变化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平衡物质利益的解放与感性精神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积极探索,从而为中国下一步的现代性发育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与理论问题。

郭友兵^[7]（2019）在《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由是人类的永恒理想与普遍追求,黑格尔关于自由的思考构成人类自由理论的重要一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性质与文本特征,国内外学界关于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大量研究一方面具有多领域、多进路等优点,另一方面存在离散性、片面性等缺点,对黑格尔自由思想进行一种系统全面又准确彻底地理解诠释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本研究旨在基于黑格尔之哲学观以及文本诠释、形上分析、“经验”还原等方法,对黑格尔自由思想本身做出一种有据可循的系统性诠释。首先,直面“自由是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黑格尔的自由具有如下形上规定。其一,“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的思辨定义构成黑格尔自由的基本公式。它表明自由本质上是一种“他我关系”,“他物”“自身”构成自由的两大前提,“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构成自由的关键要义,其反面则是无自由或不自由。其二,“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具有自我实现、相互承认、主客统一、“主体-实体”等四种主要实现模型。这四种模型相应地构成黑格尔自由思想之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存在论四种主要诠释进路。其三,自由具有具体性、必然性、无限性以及统一、和解等特性,且作为他我关系的合理解决构成价值本身及最高价值。然而,黑格尔所言自由的主体是精神,其自由主要指精神自由,因此,如何理解精神构成理解黑格尔自由的枢纽,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具体诠释必须深入考察其精神理论。考察发现,黑格尔具有一种成熟而复杂的精神理论,精神构成黑格尔哲学的标识并存在多种解读面向,精神自由的核心要义则在于人类自由。文本显示,精神具有“知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之一大定义、“观念性”与“显示”之两大规定性、“运动”“统一”“自由”以及“非自然”“理性”等多种特性,本身代指“思维-概念-理念-精神”之内在逻辑经验与“存在-定在-理念-精神”之外在历史现象相统一的“事情本身”的存在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在形式上展现为“圆圈”之往复进展的结构,在内容上体现为“观念性-显示”或“思维-意志”之一体两面的结构,在本质上呈现为“观念性-显示-事情本身”或“思维-意志-理性”之“知-行-在”的三位一体结构。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精神具有认识论内涵与本体论内涵相统一、一般精神与作为人的精神相统一的基本内涵,而且,精神的本体论内涵以认识论内涵为基础、一般精神以作为人的精神为模型,因此,黑格尔的精神主要指人类,其精神自由义在人类自由。根据精神“知-行-在”的本质结构,黑格尔精神理论包含一个以“思维自由”“意志自由”“理性自由”为基本主题、以《小逻辑》《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为主要文本、以“理论理念”“实践理念”“历史实存”为重要形态的自由理论体系。根据黑格尔的哲学观,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一个思维与对象、内在与外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关于事情本身的“解释-规范”体系,“精神自由”一方面构成黑格尔解释世界的根本性概念,另一方面同时具有旨在人类自由的规范性内涵。本研究在此两大前提下详细诠释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具体内容。第一,“思维”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知”“普遍性”“辩证性”“真理性”“自由”等特性。“思维自由”是逻辑学的重要主题,《小逻辑》思辨地揭示了思维自由的具体道路,本身包含“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三大环节。思维象征着“思维着的人”,思维自由具有相应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思考”的思维方法的规定,具体为“‘概念’地思考”,亦即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重要来源的黑格尔之“概念思辨法”,包含五大原则:矛盾的原则、发展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历史的原则、总体的原则。另一方面,它蕴含着“成为一个人”的“主体性自由”的规定,主要为“超越自然性”“扬弃分裂性”“遵循总体性”。第二,“意志”是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行”“能动性”“层次性”“客观性”“自由”等特性。“意志自由”是法哲学的根本主题,《法哲学原理》理性地构筑了意志自由的具体道路,本身包含“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大环节。意志代指着“行动着的人”,意志自由包含重要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行动”的行为原则的规定,具体为“‘伦理’地行动”,人与物、人与自身、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国家构成黑格尔的“五伦”,法哲学系统理性地阐述了五伦的具体规定。另一方面,它蕴含着“与他物共存”的“实体性自由”的规定,主要为“追求‘实体性’事业”“超越原子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理性”是历史哲学的灵魂,本身具有“在”“实存性”“阶段性”“具体性”“自由”等本性。“理性自由”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命题,《历史哲学》大致地描绘了理性自由的实现历程,本身包含“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尔曼世界”等阶段。理性意味着“存在着的人”,理性自由包含着对应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存在”的存在方式的规定,具体为“‘精神’地存在”,其以“自由”为根本目的、以“知”“行”为内外道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以“调和”为重要方法。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具有质、量、度之具体规定的“实存的自由”,并具有如下启示:“自由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理想”,“实存的自由永远是具体特殊的”,“‘思辨逻辑’构成自由实现的实践智慧”。总之,以“知-行-在”为本质结构的精神表明人是“有思维”“有意志”的“历史性”的存在者,黑格尔的精神自由理论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系统而独特的人类自由理论,而黑格尔自由思想本身则构成一种重要的自由理论范式。

王国兵^[8]（2019）在《马克思实践概念生成研究》文中提出理论与现实的对立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之一。以往学者在对理论为什么与现实对立和理论为什么总是在忽略现实的研究中,对理论与现实做了偏颇式诠释。这种诠释导致理论与现实的对立和紧张,并表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各种“常识性悖谬”,但是如何更好揭示这个悖谬导致的疑惑。以往不同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而马克思把它引向了人类的具体实践和总体实践的视域中,并通过揭示实践在竞合同进内的历史性张力来解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绝对性对立和紧张,其原因是历史性张力是实践概念生成的原始动力。如何理解马克思用实践的竞合同进解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和紧张,这个问题实际就是如何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生成问题。针对以上难题,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四个问题。在对这四个问题的研究中,运用理论与现实竞合同进的实践历史性方法揭示实践概念生成的逻辑。然而,如何理解这四个问题之间的逻辑生成关系,成为本论文的重要问题。我认为这四重关系之间既有认识论层次的问题递进逻辑,又有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实践逻辑,同时也具有马克思哲学史的整体性逻辑。这意味着这四个问题的转换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式罗列,而是递进式的综合和继承性的综合,必须要清楚这种逻辑必然,因为罗列式的理解并不是我自已的想法。马克思从时代哲学问题属性的论辩中抽象出感性与理性之间何谓本性的哲学问题,并从时代现实中证实了理性逻辑与现实逻辑之间的对立问题。首先,马克思按照哲学史中“理论和现实存在的问题”,批判了思辨竹学构造的虚假现实,并用竞合同进的实践逻辑生成了感性的实践现实,并把它作为实践概念生成的奠基性范畴。其次,马克思紧扣时代现实的在场性特征,指出时代的现实形态实际上指向宗教化的现实交互性关系,或者说,基督教的宗教现实。他从宗教现实和抽象理论中提出了“人与宗教的关系”,并指出这个关系是时代问题的聚焦。他批判了基督教的根本观念即“上帝创造人”,肯定了费尔巴哈的“人创造了上帝”的观点,并指出费尔巴哈关于“现实的人”困乏和欠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一自然性”进行了结构性的批判,指出“现实的人-实践”属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屮成了实践性的“现实的人”。再次,马克思在强调的“现实的人”的实践属性过程中,发现费尔巴哈式的“现实的人-自然性”和黑格尔的“现实的人-理性”实际是脱离实践的,或者说是用理论对现实的强制性符合。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人”的实践指向现实的生活世界,并对实践的现实生活世界进行分析后,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思想,发现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思想。通过批判提出实践的“现实的人”的时代现实性问题指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马克思重点研究了市民社会现实属性即“私有关系”,并在批判市民社会本质属性中生成了“人类社会范畴”。最后,马克思在资本生产逻辑和价值生产逻辑的研究中,发现现实的人的社会规定性呈现为“劳动-生产”,但是在资本生产逻辑中的劳动并不是劳动本质规定的实现,而是异化。他就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研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围绕这个问题精细化地研究了资本生产逻辑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并对资本生产逻辑导致劳动的异化进行了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生成“实践劳动”的范畴。总之,马克思通过运用批判与生成的实践竞合同进推动“四个问题”的转换,并且每一次转换都综合着前面范畴的意涵,从而生成新的实践概念。具体说,马克思实践概念生成就是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生成的,同时还是伴随着人类世界自身的辩证法逻辑不断地生成,并在这种实践中对人类-世界命运问题给出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回答。这种回答的启示就是理论和现实是在实践竞合同进中根据历史内在的多元张力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在现实的人类的革命创造中生成实践的多元共生形态。

刘芳^[9]（2019）在《后现代反讽形态研究》文中认为反讽是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概念。最初是作为修辞学概念出现的,在古典时期主要有佯装无知、苏格拉底式反讽、罗马式反讽三种含义。在19世纪上中叶被德国浪漫派拓展为一种艺术创作原则后,逐渐被马克思、克尔凯郭尔等人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或哲学思考中,其论域和内涵不断扩大或演变。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反讽逐渐从文艺向文化领域拓殖,在影像文化、大众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领域当中都可以看到其身影。可以说,反讽作为一种广义上的修辞哲学,折射着当代人的生存状况、思维视角、自我认知,甚至成为一种颠覆性的批判力量,而不能仅仅被视是一种修辞格。后现代被称为“反讽的时代”。后现代文化或艺术都深深打上了反讽的烙印。理解后现代反讽成为理解后现代文化与艺术的最重要的切入口、突破口之一。研究它,其意义不可谓不大。现有的研究状况表明:相互龃龉、岐义丛生的各种关于后现代的描述或研究,尚未将后现代反讽这种修辞哲学有效引入其中从而对后现代文化及其现象进行精准把脉;学界对古典反讽到后现代反讽的演化过程至今并未作出相对清晰的谱系勾勒;在后现代反讽中,反讽的主体（施讽者）与客体（受讽者）二者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尚未得到学理上的清理。更为重要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幻象图景同后现代反讽之间有着怎样的深刻关联?后现代语境下“物”对“人”的反讽这种普遍的社会现实应当如何揭示?“后现代反讽”中蕴涵着的有关无产阶级解放的新的重要思想应当如何挖掘?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尚未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因此,对后现代反讽作概念上的探源,通过清理古典反讽到后现代反讽的发展之路,在归纳后现代反讽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对后现代反讽的本质、特征进行深入探究就成为本论文的重要任务。本论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一是对“反讽”和“后现代反讽”两个关键性概念的内涵作了剖析。通过深入的概念厘析,得出的结论是:反讽并非真理本身,而是对真理的追求过程。二是对后现代反讽理论家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概括,发现他们的理论要义大多来自对古典反讽和现代反讽的改写;三是清理了相关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后现代反讽与反讽之间的镜像关系。第一章为“后现代反讽概念探源”。主要论述后现代反讽的起源、内蕴与演变三个问题。其中,第一节通过对《云》《会饮》《申辩》等文本的细读揭示了反讽概念的最初含义,意在找到它同后现代反讽的区别与联系。第二节着重剖析了后现代反讽的基本内涵,并从语言游戏和内在使命的角度将后现代反讽分为“后-反讽”与“后反讽”两种,在比较了它们二者之间的内在差异的基础上对后现代反讽的独特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解码与编码是后现代反讽的书写方式,它在解构与建构之间建立起内在的平衡机制。第三节考察了古典反讽到后现代反讽演化的总体路径,认为它们经历“神→人→物→物神”的演变,其中,后现代反讽是从“物”到“物神”的过渡,“物神”意味着物的符号化。上述考察主要是借助具体实例即幻象文类的演化而展开的,最后又从内涵与实质的角度对“反讽”到“后现代反讽”的演化进行了理论总结。由于反讽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概念,因此笔者始终将“反讽”和“后现代反讽”概念作为动态的概念谱系而非静态的概念形态进行研究。第二章为“主体反讽:新无产阶级反讽”。主要是对齐泽克及其新无产阶级反讽思想的批判性解读。分为三个部分:一、概念的分析,主要是对“阶级”与“新无产阶级”两个概念的对比分析。二、新无产阶级反讽思想编码分析。新无产阶级反讽思想编码的主要概念和方法均来自于齐泽克。笔者是以齐泽克“真实界-幻象界-符号界”三元组理论作为理论武器对齐泽克的新无产阶级反讽思想进行了重新编码。它们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真实界’之反讽思想编码”“’幻象界’之反讽思想编码”与“’符号界’之反讽思想编码”。三、是关于齐泽克新无产阶级反讽思想的批判。第三章为“客体反讽:物的反讽”。其中,第一节探讨了“幻象”与欲望及欲望图景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幻象”同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第二节,对作为一种柔性权力的“幻象”的产生机制作了剖析,并由此分析了后现代反讽家的重要使命即打破物的“幻象”。这一章的主要观点:“物的反讽”其实是“物神的反讽”,从“物”到“物神”的转化是因“物”背后“幻象”的支撑;当“物”的使用价值超越物的幻象价值和符号价值,“物”便转化为“物神”;“物对人的反讽”实际上是建立于物的幻象图景基础之上的;“幻象图景”本质上是人的欲望图景;从古典时期的“神话”到消费时代“物的神话”,人类从原始丛林转入了“物的丛林”之中,人对物、科技的想象替代了人对于自然的想象;进入后现代,人通过对物和科技的“神化”创造了新的幻象,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便是物神对人的反讽;这种反讽也反映在各种幻象文类中;新的幻象意识形态体现于人与自身、私人与公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等关系的模态中;后现代反讽研究旨在揭示这种新模态背后的逻辑叙事,以及如何令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的束缚。第四章为“认识论反讽:镜像反讽”。它主要包括“镜像:’自我’与’镜像自我’的反讽关系”,“’魔镜’与’后视镜’:镜像反讽二重面相”,“镜像反讽的三组关系”三个部分。本章的核心观点是: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后,经济、文化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经济因素越来越限制了人的想象,人的幻象又往往是关于商品经济的幻象,在此意义上,“认识你自己”成为了后现代反讽关注的新问题。“镜像反讽”也揭示了新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内在的革命”的问题,即一种自身与内在幻象的斗争和革命成为新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重要任务。结语部分为“’反’与’返’ 一一关于后现代反讽的批判”。在结语中,论文对本论题的研究作出一些总结,主要是:反讽总是存在对立面,存在一种对照关系;后现代反讽的理论织体极为丰富;后现代反讽有着不同于古典反讽和现代反讽的新的理论内涵、呈现类型及基本特征;后现代反讽呈现出的时代新面相正是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后现代反讽凸现的问题（如个体与公共关系问题、后现代反讽文化与艺术中的“奇观”问题、后现代“幻象”的祛魅问题等）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本论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反讽的总体演化历程（即古典反讽→现代反讽→后现代反讽）进行了合乎历史发展事实的概括,首次较为清晰地描述了后现代反讽的演进之路。二、从形态学的角度描述、形构了后现代反讽的独特形态,首次提出了“后现代反讽”的三种基本类型（即主体反讽、客体反讽和认识论反讽）,对每一种类型的本质、基本特征都作了深入的剖析。三、比较系统地挖掘了后现代反讽家齐泽克、让·波德里亚等人的反讽思想。比如,齐泽克的新无产阶级反讽思想,让·波德里亚的客体反讽（即物对人的反讽）,都是此前学界很少触及的。四、对后现代反讽家相关理论进行了互文性阐释,将其纳入至后现代反讽研究的整体框架之中,对“再描述”“双重编码”“分身”等重要概念及其内涵进行了清理,并将之整合到具体的后现代反讽实例分析之中。五、以理论剖析与文艺实例解读相结合的方式对后现代反讽的文化面相及其内蕴的批判性力量作了较为全面的揭示,为当代文化与文艺批评实践提供了一种反讽批评（或批判）的独特视角。

赵浩^[10]（2018）在《“天”的伦理精神气质》文中提出与西方“上帝死了”的“世俗时代”比照,中国社会正在进入“无天”的“后伦理时代”,“天”的意义祛魅与价值塌陷导致一系列精神痼疾——人的存在家园丧失、道德行动失去终极依归、生活世界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分裂对立等,由此重塑“天”的形上意义与终极价值成为疏解上述思想谜题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唯天为大”（《论语·泰伯》）,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范畴,“天”义含蕴广阔,复杂多元,“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孟子·万章上》）,如何通过“天”之所“示”澄明“天”之所是?依据中西交融视域下的精神哲学方法,作为“一”与“全”的形上理念,“精神”通过伦理道德的辩证体系通向“存在”本身,将“存在”理解为伦理实体构成的具体而现实的意义世界,以“精神”诠释“天”若合符节,从而呈现“天”深蕴的伦理精神气质:“天”经历层累生长的动态过程,最终走向最高的伦理实体;作为最高的伦理实体,“天”又指代伦理实体所构成的“这个世界”,它是伦理道德一体的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概言之,“’天’—存在—意义世界—伦理实体”构成了“天”之气质显现的结构链。从这一理念出发,将“天”的伦理精神气质演绎为逻辑—历史—现实之“三位一体”的诠释系统,经由“即体即用”、“体用不二”的原则串联,构成一个严密的“三篇六章”的论证体系。上篇“天”之“理”。第一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逻辑生长过程,依据人类社会发展史与人类精神成长史,“天”依序从自然的“物体”、宗教的“神体”、理性的“本体”成长为精神世界中道德的“主体”、教化的“个体”与伦理的“实体”的统一,最终合一于伦理的“实体”。“天”作为最高的伦理实体含摄其逻辑生长中所有的样态,它们分别指代不同逻辑阶段的存在本身,直至“天—伦理实体”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相互诠释。第二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逻辑之用,它塑造全新的存在论形态——伦理形而上学,其内涵为通过“天”—“伦”化生意义世界,通过“天”—“德”维系意义世界,以伦理道德的辩证体系诠释意义世界具体而真实之存在,从而凸显“伦”的存在论属性与证成“德”的终极来源,为伦理道德奠定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中篇“天”之“道”。第三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历史生长过程,依据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天”经历了自然的天空、天象、天庭,并在天帝中开始精神萌芽,又经由天命—天道—天德—天伦—天理的发展转换,“天理”辩证综合多元的“天”义,以普遍理性与伦理总体性合一指代意义世界的存在,“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逻辑生长与历史生长高度一致。第四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历史之用,它塑造中国伦理的特殊形态,以走向意义世界的伦理形而上学为基础,既是“为己”的德行伦理,又是“安伦尽分”的规范伦理,“天”的伦理精神气质透过道德人格、道德情感与道德境界具体显示,“天”形塑了整个中国伦理学独特的精神气质。下篇“天”之“命”。第五章、第六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现实之“用”,逻辑与历史合一之“天”最终要复归于当下的生活世界。在当代中国社会,“天”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风险:外在风险是生态危机可能导致意义世界覆灭,从而使得“天”义崩塌,存在难以为继,从“天”的伦理精神气质出发,以“天”为“天”的生态价值观有助于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价值观基础;内在风险是信仰危机致使人们怀疑一切,失去确定性的根据与归宿,使得“天”完全祛魅与世俗化,回归以“天”为中心的伦理信仰,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虚无、信仰真空问题,而且伦理信仰的本质是对“天—存在—意义世界”的信仰,它是中国人的终极信仰形态,伦理信仰更为平和包容,更符合对话文明的时代要求。经历漫长而艰辛的智慧之旅,“天”通过精神哲学的方法显现自身,天的伦理精神气质不同于以往对“天”的诠释,它融合多元的“天”义,并最终通向终极存在与终极信仰,重构我们的精神家园。“天学”已经显露雏型,呼吁更多的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投入“天学”的探究。

二、析黑格尔早期美学思想的合理内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析黑格尔早期美学思想的合理内核（论文提纲范文）

（1）论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2）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黑格尔“承认理论”视域下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7）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实践概念生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后现代反讽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天”的伦理精神气质（论文提纲范文）

四、析黑格尔早期美学思想的合理内核（论文参考文献）

• [1]论黑格尔的犹太教观念[D]. 黄伟. 吉林大学, 2021
• [2]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范畴研究[D]. 岳亚. 哈尔滨音乐学院, 2021(12)
• [3]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D]. 赵立庆. 山东大学, 2021(11)
• [4]文哲之辩与戏仿康德——论本雅明早期思想中的理念论[J]. 汪尧翀. 外国美学, 2020(01)
• [5]黑格尔“承认理论”视域下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D]. 吴暇. 吉林大学, 2020(01)
• [6]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D]. 刘倩.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5)
• [7]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D]. 郭友兵. 东南大学, 2019(06)
• [8]马克思实践概念生成研究[D]. 王国兵.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后现代反讽形态研究[D]. 刘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天”的伦理精神气质[D]. 赵浩. 东南大学,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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