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发改委明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五大重点(论文文献综述)
丁辉[1](2021)在《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发展时期乃至今后长期低碳转型发展的战略方向。实现“双碳”目标,要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为坚实导向,以系统化的政策标准、政策体系为支撑,创新模式、勇敢实践,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发展,引导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有序进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开拓新市场、设计新机制、完善标准,逐步建立起以能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源、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本文从针对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研究出发,采用因果推断和问卷调研的方法对现有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市场主体参与气候投融资的动因和障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根据一手的调研资料总结了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政策需求框架,总结了金融机构在政策层面所需求的准入机制、信息机制、绩效机制、激励机制等多种要素机制。研究在梳理国内外气候投融资发展演进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政策评估发现尽管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处于早期阶段,但相关政策举措已经在试点范围内对碳减排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针对政策发展,由于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尚在建设中,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成熟、一致、系统的结论,对于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构建的讨论尚不充分。本文进而梳理和总结大量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研究和政策体系建设经验,结合调研结果,本文对系统化研究政策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进行归纳,明确了分析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理论框架;在总结和提炼有关政策体系要素分解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归纳了对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进行建构的六个要素机制并详细阐述了政策体系建设发展的方向和内容。最后,本文借鉴已有的政策体系结构化评价的理论方法,从六项要素出发设计了针对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进行评价的指标和方法,并具体讨论了其适用的范围和场景,以实现对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构建的过程和效果进行总体评价。通过上述研究,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经验和思考的梳理和总结,提出了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具体路径和内涵,为发展我国气候投融资工作、形成气候投融资长效政策保障机制提供科学建议。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申晓蓉[3](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书写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新篇章,以自身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与世界。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视域,深入系统地总结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采取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分析方法,力求能够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进行创新性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理论与实践、指导与被指导的互动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域研究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符合三个理论原则,即贴合国情、符合社会主义方向、遵循现代化规律,并以此为前提区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与“一般经验”,为全文的整体性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基本经验在于以新型工业化为主推进经济现代化,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度以及工业化的可持续性。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始终坚持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得以完善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稳定趋势以及国际化水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来看,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目标与发展的平衡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区域的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持续推进的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并以加强自身建设来提高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水平。同时,在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有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也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撑作用。
刘泽[4](2019)在《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研究 ——基于规划实施绩效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建国以来,中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计划)。通过梳理发现,从“二五”计划到“六五”计划,发展规划决策过程出现反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规划编制程序逐步回归正常,并日益完善。尤其是从“十一五”规划开始,相关文件明确要求增加了“规划间衔接协调”和“中期评估及调整”两项编制程序。现在,发展规划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最成功的公共政策之一,那么,发展规划决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为何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成本让决策层、编制层和咨询层等群体参与其中?为何陆续出台相关意见乃至酝酿出台《发展规划法》对规划编制程序进行规定?为何要增加“规划间衔接协调”和“中期评估及调整”两项编制程序?遗憾的是,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历史纵向角度对建国以来的五年规划(计划)的编制过程进行阐述,以及从横向对比角度对我国发展规划与欧盟、印度和美国的重要政策编制特征进行对比,并没有深入探究发展规划决策的关键因素。为了更好探究发展规划决策因素,本研究首次选取了“规划实施绩效”这一视角。一方面,对于发展规划而言,规划实施是编制发展规划的根本目的,规划实施绩效是检验发展规划好坏,同时也是检验其决策的关键性因素好坏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以结果为导向,审视发展规划决策过程中各个环节和因素,分析哪些环节和因素是有利于实施,并提高实施绩效;哪些环节和因素是对实施和提高实施绩效不起作用,分析背后的原因。此外,本研究界定了决策因素、决策共识、文本质量和规划实施绩效等重要概念,其中,决策因素包括决策方式(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和调整方式(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本研究将建构主义和实证主义两个研究范式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轮”循环。首先,运用建构主义研究范式,以十三个五年规划为案例,深入分析规划决策因素(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决策共识、文本质量、规划实施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相关命题,并构建理论模型。然后,再采用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获取一手的官员问卷数据,采用Smart PLS软件对问卷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对理论模型和假设进行验证。本研究主要的发现:第一,与一般公共政策不同,发展规划决策因素除了决策方式(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之外,还包括调整方式(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第二,相对于决策方式(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调整方式(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对规划实施绩效更重要。第三,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的作用机制有明显差异。其中,民主化只对决策共识而非文本质量产生正向显着影响。科学化和法治化只对文本质量而非决策共识产生正向显着影响。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均对决策共识和文本质量均产生正向显着影响。第四,决策共识和文本质量是发展规划决策因素影响实施绩效的重要中介变量。本研究的研究方式和结论具备较好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意义来看,主要是拓展我国发展规划研究的新思路,从学理上发展和丰富我国发展规划理论体系:第一,本研究首次以规划实施绩效视角研究我国发展规划决策因素,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发展规划研究的新思路;第二,本研究首次尝试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丰富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研究,探寻其内在规律。一是丰富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研究方法,二是可以对目前关于规划编制决策“似有道理”但又难以决断的多种说法进行澄清,三是对丰富发展规划决策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具体问题研究等大有裨益;第三,本研究首次对利益型公共政策和知识型公共政策二者的不同进行了区分。这有利于细化公共政策的研究领域,得出更精准的研究结论。从现实意义来看,对坚持和完善我国发展规划决策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第一,研究结论更坚定了我国发展规划决策优势和决策自信。研究发现,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均不同程度上通过决策共识和文本质量对规划实施绩效产生显着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何我国发展规划决策过程中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成本让决策层、编制层和咨询层等群体参与其中,要陆续出台相关意见乃至酝酿出台《发展规划法》对规划编制程序进行规定,以及要增加“规划间衔接协调”和“中期评估及调整”两项编制程序;第二,研究结论为完善我国发展规划决策制度提供重要依据。研究发现,在征求意见过程中,限于主体多、时间短、形式单一等因素,各主体只是提出粗浅零散的浅层次意见或发展诉求,因此民主化只对决策共识而非文本质量产生正向显着影响。由于对发展思路、发展定位、核心指标等核心要素深入论证的决策者主要集中在党政一把手、分管发改委(局)领导和发改委(局)核心成员,这类决策者规模少、级别高,主要代表整体利益而非部门(地方)利益和诉求,因此,科学化总体是对文本质量而非决策共识产生正向显着影响。因为无法确切保证每个决策程序中参与征求意见的各部门(地方)的覆盖面、参与意愿以及诉求吸纳情况,因此法治化对文本质量而非决策共识产生正向显着影响。这有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后续努力在以下方向深化研究:第一,后续可以把诸如组织化特征、人格化特征等因素变量考虑进来,同时,继续探索除了决策共识和文本质量之外的中介变量,以此丰富理论模型;第二,进行更多的案例研究,通过多案例对比丰富理论模型;第三,可以继续深化研究,与更多富有规划编制决策经历的官员和学者探讨,逐步修正完善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随着研究的深入、人脉的拓宽,抓住机会开展面向更多地区、更高级别、更广人群的调研,努力提高调研的科学性,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稳健性。
李波[5](2020)在《“精准扩中”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新千年时,我国已经宣布基本建成小康社会。近年来,我国党和政府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小康即是全体人民的小康,不让一人掉队的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为此做出新的战略安排:从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2035年——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的当下,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至关重要,而重点又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逐渐缩小城乡、地区及行业间差距,加快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精准扩中”相对于“粗放扩中”而言,改变以往粗略而漫灌的“扩中”方式,采取准确而涓滴的“扩中”方式。主要包含“精准识别”、“精准施策”两个层面。“精准识别”即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等现代高新信息技术精准地识别各居民收入层次,尤其是识别“潜在中等收入者”,为收入分配调节提供依据;“精准施策”即对已经识别出的“潜在中等收入者”精确分析其收入低下原因,分类施策,如通过扶持优势产业、新型城镇化建设、社会保障兜底等手段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精准扩中”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既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题中之意,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具体指: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及脱贫成效精准。“精准扶贫”是一种精细化的扶贫方式,重点在于帮助每一个贫困人口找出贫困的根源所在,并为其寻找破解之道,使得每一个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农村贫困人口是低收入群体的最底层。提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首要任务就是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全国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这是“精准扩中”首要前提,符合“精准扩中”内在逻辑,进而成功实现“精准扩中”与“精准扶贫”有效对接。中等收入群体通常具有稳定社会功能、推动社会改良、促进社会消费、引领社会风尚等积极作用。在经济层面上,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传统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通过消费来拉动内需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因而“精准扩中”有利于推动我国消费水平和质量迈上新台阶,进而推动我国经济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政治层面上,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第三条道路”,目标是通过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逐步使得发展成果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精准扩中”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进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步伐;在社会层面上,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安定的强大保障。“精准扩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均衡配置、缓解人民内部矛盾,进而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文化层面上,中等收入群体通常具有保守温和的价值观念,构成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念。“精准扩中”有利于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意识形态,构建风清气爽的社会风气,避免各种社会矛盾引发极端行为的产生。“精准扩中”是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政党执政为民的内在体现。在新时代下,对“精准扩中”的路径研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架构分为以下几大部分:第一章,导论。本部分主要对论文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基本概念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研究思路及框架进行阐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构建了总体框架。第二章,“精准扩中”路径研究的理论基础。本部分主要对于“精准扩中”的相关理论进行回顾与总结,为全文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主要包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共同富裕论、公平效率论、社会阶级与分层论。第三章,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演变、测度及协整检验。首先,从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下来考察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演变与由来,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制度变迁包括经济所有制、收入分配制度;其次,采用国家统计收入分组数据,借鉴统计模型对全国、甘肃、河南及浙江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数量进行全面的测度,进而揭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大小和空间布局;最后,采用现代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存量的长期均衡及短期波动关系。第四章,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现状与“精准扩中”现实困境。首先,从构成来源、价值观念、消费观念、脆弱性四个方面来详细分析了中等收入群体基本特点;其次,概括出我国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特征:比重偏低及增速放缓、城乡差距明显、区域差距突出;最后,分析了我国今后“精准扩中”面临的一些体制机制、思想及技术层面上的一些障碍。主要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挑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户思想观念落后及空心化现象凸显、“潜在中等收入者”识别障碍、社会阶层固化。第五章,“精准扩中”国际视野与经验借鉴。本部分通过梳理美国、日本及瑞典在发展中产阶级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如中产阶级发展道路各具特色、建立精简高效现代型政府、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发挥政府在再分配中作用,进而更高效“精准扩中”。第六章,“精准扩中”阶段目标与实现路径。本部分通过灰色组合预测模型,设定我国“精准扩中”的阶段目标为在2030年左右,全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要突破60%,城乡比重差距缩小,比重增长速率逐渐稳定,“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初步达致。共享型收入分配为“精准扩中”提供制度保障。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为“精准扩中”提供技术支撑。具体实施路径为: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公共教育、扩大农民财产性收入、培育地区优势产业、完善社会保障建设、优化财政政策等。第七章,结论与展望。本部分主要高度概括了全文的基本结论:经济发展是“精准扩中”内生动力、制度创新是“精准扩中”有力推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区域差距突出及增长速率递减、“精准扩中”回旋空间重点在农村、“精准扩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期为后续学者做深化研究提供思考。“精准扩中”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等战略部署既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有其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一以贯之。
张金艳[6](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白恩来[7](2018)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从《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发布至今已经过去了8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各自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其中有成绩也有不足之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端产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成为了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点。探索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可以更好地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节点和支持因素,通过政策优化更大限度释放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从而在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因此,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经济学相关理论,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支持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现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政策的介入,总结了现有政策支持机制作用的发挥;进而运用实证分析法找到了影响政策支持机制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结合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针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政策优化的建议。首先,本文在市场失灵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演化理论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产业政策的功能,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的特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政策支持做了理论分析,同时分析了产业政策工具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最终构建了产业政策工具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需要、产业政策功能相适应的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该机制的构建成为了本文研究和论述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思路。其次,在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支持机制的框架下,初步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及机制作用的体现做了描述性的分析。本文从总体的角度盘点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综合性政策和七大产业政策的演变并总结了政策在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细分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由于一些制约因素的存在,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作用的发挥而受到了限制,寻找制约政策支持机制作用发挥的阻碍因素成了下一步分析的关键,为本文遵循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运行原理寻找答案开辟了突破口。再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对现行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宏观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现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在宏观层面是有效的,但是总体宏观政策效果非常微弱,这与第三章的结论是一致的,说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已经建立,且作用已初步发挥,但存在着巨大的政策完善空间。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选择了生物医药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上市公司作为考察对象,微观分析再一次印证了第三章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产业的分析结论,并找到了阻碍机制作用发挥的根本原因——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产业异质性缺乏足够的关注,研究结果为产业政策的优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最后,总结了发达经济体设计需求层面、供给层面、环境层面政策的经验,为进一步优化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找到制约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的阻碍因素、发挥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的作用提供可借鉴的资料样本。在前文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中找到了阻碍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优化思路和具体优化产业政策的建议,以期通过政策的调整,消除制约政策支持机制的阻碍因素,使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政策支持机制得到充分的发挥和释放,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构建了产业政策工具与产业政策功能和产业发展政策需求相适应的政策支持机制分析框架,揭示了产业政策工具与产业政策功能和产业发展政策需求相适应的政策演化机制。(2)提出了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运行的原理,以及通过政策的反馈修正,找到制约机制作用发挥的阻碍因素的分析方法,进一步的完善了政策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机制的理论结构。(3)建立了与政策支持机制相适应的产业政策效应评价方法(4)在借鉴发达经济体发展新兴产业政策的基础上建立了产业经济理论、市场客观规律、政策协同的三维政策优化思路,为开展后续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和思路。
刘欣瑜[8](2017)在《我国成品油价格波动与调控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逐步实施,我国经济的开放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国内成品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宏观影响也会加强。成品油价格的持续波动对我国的石油安全及经济安全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研究我国成品油价格波动与调控政策的课题,在世界经济低位徘徊,中国经济进入适度发展的新常态的复杂背景下,既符合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也是成品油定价机制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是以我国成品油价格为研究对象,以探求成品油价格波动特性及影响因素、完善成品油价格市场化调控政策为目的,运用系统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文献分析与数据调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于相关理论,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成果开展研究的。完成的具体工作如下:首先,回顾了我国成品油价格形成的历史沿革,分析了成品油定价机制发展的现状。我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发展共经历了四个阶段:政府单一定价阶段、双轨制阶段、与国际市场联动阶段、有控制的间接接轨阶段。在肯定了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的大方向的基础上,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即现行成品油价格价格形成机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市场供需的变化,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非对称现象依然存在。其次,基于SCP理论对我国成品油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个方面进行剖析。证明与国际着名石油公司相比,我国大型石油公司资源配置效率低、技术配置效率差、资本收益率逐年下滑,规模经济水平差距大,在国际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这一切都表明,现行市场结构已经成为我国成品油价格体制改革的桎梏。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必须要改革现有的石油产业结构,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第三,从成品油价格构成要素出发,分析了成品油价格的波动。运用季节调整模型和HP滤波分解模型对成品油价格波动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其价格波动的周期及周期性特征,随即深入剖析了导致成品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包括石油特性、金融属性、地缘政治和供需状况等,其中基于石油特性的价格波动是本文首次提出的观点,然后分析了成品油价格波动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物价指数及贸易的影响。第四,对一些典型国家的成品油价格体系和政策进行阐述,分析对比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几个对外依存度高的石油消费国家应对国际油价冲击、形成市场化的成品油价格体系和调控政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一些典型作法,总结了这些经验和作法对中国实现成品油定价市场化、减少和降低国际油价的冲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最后,提出了我国成品油价格市场化调控政策建议,就我国成品油价格调控的原则,步骤和政策提出了建议,如加强石油和成品油的立法、成立独立的成品油监管机构、加强市场主体竞争多元化、完善石油税收体系、设立石油基金、完善石油期货市场、全方位地加强石油储备、加快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等等。
燕丽娜[9](2015)在《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电力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能源行业,科学合理的电力监管体制是保证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促进电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必需的制度条件。伴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我国引入了电力监管制度,成立了专业化监管机构,建立了垂直管理的电力监管框架。现行监管体制在推行竞争性电力市场建设,促进政府电力管理方式和管理观念的转变、提高管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电力监管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逐步加以完善。因此,当前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监管体制建设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从政府管制的制度背景着手,把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作为研究对象,以行政学视角,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兼用比较和实证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针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自然垄断行业管制改革中的显着不同特点,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成功改革经验,在能源行业大部制改革背景下,试图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电力监管体制,为电力监管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与政策支持,也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作探索性研究。本文对当代中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归纳,认为现行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很不彻底,仍保留着以行政干预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有限的“政监分离”与“多头管理”的格局并存,尚未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存在着监管法律改革滞后、核心监管职能缺失、监管力量严重不足、监管俘获和监督缺失并存等问题,无法满足电力工业发展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也影响了电力行业进一步提高效率和提升服务质量,难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本文重点讨论了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的主要成因,认为管制机构被俘获、信息不对称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以及行政垄断的弊端是造成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成因,本文提出了与当下中国大部制改革背景相结合的电力监管的“政监分离”模式,并系统地、科学地论证了选择该模式的理由。本文侧重于实证研究,通过对大量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使得研究结论更为有力。本文认为,电力监管是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以规制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管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电力监管的历史变迁和改革实践,建议调整我国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在“政监分离”的基础上,优化电力监管的职能配置,最终实现依法、独立、高效的电力监管目标。电力监管体制的改革、建设和运营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必须要有相关配套政策跟进,需要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能源法制建设,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同步推进。
王成仁[10](2011)在《博弈与规制:中国风电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风电产业也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的重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风电产业装机规模已居世界首位,新增装机连年保持高速增长。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风电并网难、技术突破难等问题一直存在。本文运用政府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规制经济学等理论工具,对风电产业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央地政府博弈以及企业行为等进行了深入分析,试图以政府行为分析的角度为解决风电问题提供良好建议。本文分析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展开。从供给来看,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套取补贴,铺开地区经济规模,赚取财税收入,争先占领风电产业。其深层次原因包括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官员晋升机制和财政分权体制。另一方面,对于主要由国有企业构成的风机制造企业和发电商而言,发展风电这一国家号召的能源产业,可扩大企业规模、增加经济利润、提高未来收益、积累政治资本。加之国有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的情形,其投资行为更加注重政治利益而非经济效益。多种利益的合力促使国有企业纷纷投资风电,这也反映了企业对风电行业的良好预期。从需求来看,电网企业作为风电的直接需求者,决定着风电上网电量。相对于规模扩张迅速的风电来说,落后的电网建设条件制约着风电发展。一方面,风电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的特点,对电网安全危害很大。若强制上网则需要在调峰、调度管理等方面做出大幅调整,给电网企业带来巨大成本,这些都使电网收购风电的积级性不高;另一方面,电网企业属自然垄断企业,同时具有社会公益性。电网在利用垄断优势获取双边垄断利润的同时,还追求着政治利益。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提高电网覆盖面、提升电网垄断程度等方式,增加企业的政治话语权和垄断能力。对于风电这一国家大力支持的清洁能源,电网企业虽不积极但也表示支持,这里不排除企业有借发展风电之机谋求其他目标的机会主义倾向。为此,必须要求电网企业在支持风电发展过程中,体现其公益性质,主动承担相关成本,减轻广大民众的负担。从世界主要风电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各国政府均是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一是对技术研发的大力支持,以技术作为产业发展的源动力;二是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持续的政策优惠和税收减免等财政支持;三是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电力消纳、交易和配额等问题,有效提升了电网对风电的吸纳能力;四是采用强制上网政策,要求电网企业收购可再生能源电力。这些措施均值得我国借鉴。最后,本文提出要由中央政府这一强制力量来规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行为,以求得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科学发展的战略对策。首先,地方政府要明确自己是规则制定者、监督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考核地方风电上网电量,协调风电供需双方利益,促进本地风电技术的发展。其次,要强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引入市场竞争,打破垄断。再次,中央政府要从中国能源战略的整体出发,制定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具体发展规划,走以技术研发为动力,以政策支持为保障,以科学、有序发展为目标的风电发展路线。
二、国家发改委明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五大重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发改委明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五大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1)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3.1 定性研究方法 |
1.3.2 定量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 |
1.4.1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与政策绩效 |
1.4.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与演进 |
1.4.3 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与设计 |
1.5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1.6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及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气候投融资 |
2.1.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 |
2.1.3 面向低碳转型的气候投融资政策 |
2.2 气候投融资的内涵、测度和影响 |
2.2.1 气候投融资的内涵与概念演进 |
2.2.2 气候投融资的理论基础 |
2.2.3 气候投融资的管理 |
2.2.4 气候投融资的影响 |
2.3 气候投融资发展模式 |
2.3.1 气候投融资“自上而下”发展模式 |
2.3.2 气候投融资“自下而上”发展模式 |
2.4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发展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气候投融资发展与评价研究 |
3.1 理论基础 |
3.1.1 气候投融资发展动因 |
3.1.2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 |
3.2 研究方法 |
3.2.1 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 |
3.2.2 气候投融资活动问卷调研 |
3.3 气候投融资发展动因分析 |
3.3.1 金融机构开展气候投融资现状 |
3.3.2 金融机构绿色(气候)金融产品和服务现状调研 |
3.3.3 金融机构气候风险管理 |
3.3.4 金融机构气候信息披露 |
3.3.5 研究结论 |
3.4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分析 |
3.4.1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
3.4.2 计量模型和估计 |
3.4.3 假设检验 |
3.4.4 模型结果分析 |
3.4.5 稳健性检验 |
3.4.6 实证结论 |
第4章 气候投融资政策发展与演进 |
4.1 气候投融资政策的演进和研究现状 |
4.1.1 国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研究现状 |
4.1.2 国内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研究现状 |
4.2 国际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4.2.1 气候谈判下的资金机制 |
4.2.2 国际气候投融资体系现状 |
4.2.3 国际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制度 |
4.3 国内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现状概述 |
4.3.1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4.3.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4.3.3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管理体制 |
4.4 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经验对比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双碳背景下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与设计 |
5.1 总体政策需求 |
5.1.1 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量化分析 |
5.1.2 规范气候投融资准入的政策需求 |
5.1.3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政策需求 |
5.1.4 气候投融资市场发展的政策需求 |
5.1.5 完善气候信息的政策需求 |
5.1.6 强化协同机制的政策需求 |
5.2 政策体系建设路径 |
5.2.1 基于准入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2 基于绩效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3 基于激励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4 基于市场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5 基于信息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6 基于协同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路径优化 |
5.3 监督评价体系 |
5.3.1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思路 |
5.3.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的方法 |
5.3.3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的应用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建议 |
6.2.1 加强气候投融资准入机制政策保障 |
6.2.2 强化气候投融资政策绩效和激励机制管理 |
6.2.3 优化气候投融资政策市场机制建设 |
6.2.4 完善气候投融资政策信息机制设计 |
6.2.5 打造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协同效应 |
6.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气候投融资金融机构与能源企业领导调查问卷及结果统计 |
附录二: 调研问卷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致谢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相关理论概述 |
第一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思想指引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理论基础 |
一、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理论原则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研究对象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主题:工业化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中国工业化的探索 |
二、新型工业化体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现实条件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要实现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 |
一、加强工业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 |
二、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 |
三、推动工业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 |
一、改革开放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 |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
三、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对外开放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以人民为中心 |
一、阶段性目标: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 |
二、最终目标: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应处理好目标与发展的关系 |
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三、正确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
一、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支柱力量 |
二、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加强自身建设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以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为支撑 |
一、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 |
二、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保驾护航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4)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研究 ——基于规划实施绩效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1.2 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
1.3 框架结构与内容简介 |
1.4 本研究主要理论创新 |
2 文献综述 |
2.1 发展规划决策相关研究 |
2.2 公共政策决策相关研究 |
2.2.1 决策主体视角 |
2.2.2 决策议程视角 |
2.2.3 决策过程视角 |
2.2.4 “决策与执行”系统分析视角 |
2.3 文献评述 |
3 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理论模型建构 |
3.1 研究视角与核心概念 |
3.1.1 研究视角 |
3.1.2 核心概念 |
3.2 十三个五年规划(计划)历史演进 |
3.2.1 民主化决策 |
3.2.2 科学化决策 |
3.2.3 法治化决策 |
3.2.4 衔接协调 |
3.2.5 适时调规 |
3.2.6 决策共识 |
3.2.7 文本质量 |
3.2.8 规划实施绩效 |
3.3 理论模型建构 |
3.3.1 民主化与决策共识、文本质量 |
3.3.2 科学化与决策共识、文本质量 |
3.3.3 法治化与决策共识、文本质量 |
3.3.4 衔接协调与决策共识、文本质量 |
3.3.5 适时调规与决策共识、文本质量 |
3.3.6 决策共识、文本质量与实施绩效 |
4 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的实证分析 |
4.1 相关变量的测量 |
4.1.1 决策方式和调整方式相关概念的测量 |
4.1.2 文本质量和决策共识的测量 |
4.1.3 规划实施绩效的测量 |
4.1.4 控制变量的测量 |
4.2 问卷的相关介绍和说明 |
4.2.1 问卷的设计、发放及回收 |
4.2.2 关于问卷获取数据必要性、科学性的说明 |
4.3 分析方法的选择 |
4.4 问卷信效度检验 |
4.5 问卷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
4.6 分析和讨论 |
4.6.1 民主化的作用 |
4.6.2 科学化的作用 |
4.6.3 法治化的作用 |
4.6.4 衔接协调的作用 |
4.6.5 适时调规的作用 |
4.6.6 决策共识的重要性 |
4.6.7 文本质量的重要性 |
5 主要结论、对策建议与后续研究 |
5.1 主要结论 |
5.2 对策建议 |
5.3 后续研究方向和努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B.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成果目录 |
C.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奖项 |
D. 调查问卷 |
E. 学位论文数据集 |
致谢 |
(5)“精准扩中”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精准扩中”的研究背景与提出 |
第二节 “精准扩中”路径研究选题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精准扩中”相关概念 |
一、阶级、阶层、群体 |
二、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 |
三、“粗放扩中”、“精准扩中”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内涵与划分标准 |
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测算及影响因素 |
三、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功能 |
四、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对策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点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框架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框架 |
第二章 “精准扩中”路径研究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 |
一、马克思研究分配问题根本原则 |
二、毛泽东关于分配领域思想 |
第二节 共同富裕论 |
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
二、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共同富裕 |
三、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共同富裕 |
四、以中国梦引领共同富裕 |
第三节 公平效率论 |
一、效率优先论 |
二、公平优先论 |
三、公平与效率兼顾论 |
第四节 社会阶级与分层论 |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观 |
二、现代西方分层理论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群体分层思想 |
第三章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演变、测度及协整检验 |
第一节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轨迹及特点 |
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轨迹 |
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特点 |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一、经济增长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二、产业结构变迁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第三节 制度变迁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一、所有制变迁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二、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第四节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度 |
一、数据来源、测算标准及方法 |
二、全国、城镇、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数量、比重及变化 |
三、代表性地区浙豫甘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状况 |
第五节 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存量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协整检验 |
一、研究方法、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三、协整关系分析 |
四、结论及建议 |
第四章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现状与“精准扩中”现实困境 |
第一节 中等收入群体基本特点 |
一、中等收入群体构成来源多样化 |
二、中等收入群体价值观念多元化 |
三、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观念现代化 |
四、中等收入群体的脆弱性 |
第二节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特征 |
一、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增速放缓 |
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城乡差距明显 |
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区域差距突出 |
第三节 “精准扩中”现实困境 |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 |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挑战 |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
四、农户思想观念落后、农村空心化现象凸显 |
五、“潜在中等收入者”识别障碍 |
六、社会阶层固化 |
第五章 “精准扩中”国际视野与经验借鉴 |
第一节 美国中产阶层兴衰与收入调节 |
一、美国中产阶级形成原因及基本特点 |
二、美国收入调节与中产阶级发展趋势 |
第二节 日本中产阶层与“M型社会”新趋势 |
一、日本中产兴起及影响 |
二、“M型社会”到来 |
第三节 瑞典福利社会与中产危机 |
一、瑞典中产阶层兴起 |
二、瑞典中产危机 |
第四节 国外中产阶层发展与收入调节对我国“精准扩中”的启示 |
一、中产阶层发展道路各具特色 |
二、建立精简高效现代型政府 |
三、加大教育体制改革 |
四、发挥政府在再分配中作用 |
第六章 “精准扩中”阶段目标与实现路径 |
第一节 我国高、中及低收入群体比重及数量演变趋势分析 |
第二节 “精准扩中”阶段目标 |
一、模型说明 |
二、结果分析 |
第三节 “精准扩中”制度保障 |
第四节 “精准识别”技术支持 |
第五节 “精准施策”具体路径 |
一、“精准扩中”实现路径之一——“提低” |
二、“精准扩中”实现路径之二——“稳中” |
三、“精准扩中”实现路径之三——“调高”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一、经济发展是“精准扩中”内生动力 |
二、制度创新是“精准扩中”有力推手 |
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区域差距突出、增长速率递减 |
四、“精准扩中”回旋空间重点在农村 |
五、“精准扩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
六、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
第二节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文中相关计算matlab程序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7)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1.2.1 关于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的理论研究 |
1.2.2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 |
1.2.3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效应的研究 |
1.2.4 简要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主要内容 |
1.3.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3.3 研究方法 |
1.3.4 技术路线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
2.1 关于政府角色与产业政策的探讨 |
2.1.1 有机的政府和机械的政府 |
2.1.2 经济发展中政府角色的变迁 |
2.2 产业政策工具及功能 |
2.2.1 产业政策工具 |
2.2.2 弥补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 |
2.2.3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产业优势生成 |
2.2.4 推动创新体系的形成提升产业发展能力 |
2.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 |
2.3.1 创新引领需要政策支持 |
2.3.2 战略安排需要政策引导 |
2.3.3 风险化解需要政策护航 |
2.4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设计 |
2.4.1 政策支持机制特殊性界定 |
2.4.2 动力组成 |
2.4.3 力量传导 |
2.4.4 运行原理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演变和产业发展现状 |
3.1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演变 |
3.1.1 综合性产业政策演变 |
3.1.2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演变 |
3.2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效果 |
3.2.1 政策的激励催化作用初步显现 |
3.2.2 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开始初见成效 |
3.2.3 政策的信息传导作用明显 |
3.3 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产业发展状态分析 |
3.3.1 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产业的统计分类 |
3.3.2 产业发展状态描述的方法 |
3.3.3 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细分产业发展差异分析 |
3.4 政策工具与政策功能和政策需求不协调问题分析 |
3.4.1 政策功能定位不准 |
3.4.2 政策工具针对性不强 |
3.4.3 政策需求内容缺失 |
3.4.4 政策支持执行失控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支持机制的实证检验 |
4.1 产业政策支持机制的实证模型和方法 |
4.1.1 现有政策支持机制的检验——政策效应评价 |
4.1.2 产业政策效应评价的标准及内容 |
4.1.3 产业政策效应的评价方法 |
4.2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宏观实证分析 |
4.2.1 实证样本的选择 |
4.2.2 变量的选择 |
4.2.3 实证结果 |
4.2.4 结论 |
4.3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微观实证研究——以财税政策为例 |
4.3.1 理论阐述 |
4.3.2 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 |
4.3.3 数据采集与处理 |
4.3.4 实证结果 |
4.3.5 结论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新兴产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发达经济体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
5.1.1 着眼未来,规划先行 |
5.1.2 多措并举,定位精准 |
5.1.3 精心打造产业发展环境 |
5.2 发达经济体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经验总结 |
5.2.1 培育产品需求市场助产业成长 |
5.2.2 要素多方位供给助产业发展 |
5.2.3 引导集群化的形成建产业生态 |
5.3 对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启示 |
5.3.1 打造产品的全价值链 |
5.3.2 提供充分的市场发展环境 |
5.3.3 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作用发挥的政策优化建议 |
6.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体系的优化思路 |
6.1.1 产业结构政策要着眼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
6.1.2 产业技术政策要着眼于协同创新网络形成 |
6.1.3 产业组织政策要着眼于培育产业生态 |
6.1.4 产业布局政策要着眼于发挥比较优势和协作共赢 |
6.2 需求面政策优化建议 |
6.2.1 加强专利保护措施完善专利政策 |
6.2.2 建立实现客户需求价值的政策支持体系 |
6.3 供给面政策优化建议 |
6.3.1 建立健全科学技术交流扩散系统 |
6.3.2 建立协助企业拓宽资本融通渠道 |
6.3.3 建立开放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
6.4 环境面政策优化建议 |
6.4.1 建立产业发展信息收集和反馈机制 |
6.4.2 建立科学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总方略 |
6.4.3 加快科学民主专业化智库建设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总结与研究展望 |
7.1 全文总结 |
7.2 创新点 |
7.3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附录A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政策汇总 |
附录B 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基本情况表 |
附录C 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基本情况表 |
(8)我国成品油价格波动与调控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创新点摘要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研究评价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2.1 相关概念 |
2.1.1 成品油 |
2.1.2 成品油价格 |
2.1.3 成品油市场 |
2.2 石油及成品油价格波动的相关理论 |
2.2.1 可耗竭资源理论 |
2.2.2 幔源油气论 |
2.2.3 价格均衡理论 |
2.2.4 产业组织理论 |
2.2.5 地缘政治理论 |
2.2.6 金融投机理论 |
2.2.7 石油美元理论 |
第3章 我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
3.1 我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历史沿革 |
3.1.1 政府单一定价阶段(1953—1980) |
3.1.2 双轨制阶段(1981—1997) |
3.1.3 与国际市场联动阶段(1998—2005) |
3.1.4 有控制的间接接轨阶段(2006——至今) |
3.2 我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发展现状 |
3.2.1 完善调控程序 |
3.2.2 加快市场化步伐 |
3.3 我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主要特点 |
3.4 我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成品油产业的SCP分析 |
4.1 市场结构(S)分析 |
4.1.1 市场集中度分析 |
4.1.2 产品差异化分析 |
4.1.3 进入壁垒分析 |
4.2 市场行为(C)分析 |
4.2.1 价格行为分析 |
4.2.2 非价格行为分析 |
4.2.3 组织调整行为分析 |
4.3 市场绩效(P)分析 |
4.3.1 资源配置效率 |
4.3.2 规模经济水平 |
4.3.3 资本利润率 |
4.3.4 X--非效率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现行成品油价格构成及波动分析 |
5.1 我国现行成品油价格构成分析 |
5.1.1 原油成本分析 |
5.1.2 加工成本分析 |
5.1.3 流通环节成本分析 |
5.1.4 税费分析 |
5.1.5 企业利润分析 |
5.2 我国成品油价格波动的周期性特征分析 |
5.2.1 基于季节调整模型分析 |
5.2.2 HP滤波分解模型分析 |
5.3 我国成品油价格波动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分析 |
5.3.1 基于石油特性的价格波动 |
5.3.2 基于石油金融属性的价格波动 |
5.3.3 基于地缘政治的价格波动 |
5.3.4 基于商品属性的价格波动 |
5.4 我国成品油价格波动效应分析 |
5.4.1 成品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总产值的影响 |
5.4.2 成品油价格波动对物价指数的影响 |
5.4.3 成品油价格波动对贸易的影响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国际成品油价格体系与调控政策的经验借鉴 |
6.1 国际石油市场与价格体系 |
6.1.1 OPEC的崛起 |
6.1.2 国际能源机构的成立 |
6.1.3 石油期货市场的形成 |
6.1.4 国际原油价格体系 |
6.2 典型国家成品油价格体系及调控政策 |
6.2.1 美国成品油价格体系及调控政策 |
6.2.2 日本的成品油价格体系及调控政策 |
6.2.3 韩国的成品油价格体系及调控政策 |
6.2.4 其他国家的成品油价格体系及调控政策 |
6.3 典型模式的启示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我国成品油价格市场化调控政策建议 |
7.1 我国成品油价格市场化调控原则 |
7.2 我国成品油价格市场化调控步骤 |
7.2.1 下放权利加强监管 |
7.2.2 打破垄断促进竞争 |
7.2.3 降低壁垒放宽准入 |
7.3 我国成品油价格市场化调控相关政策 |
7.3.1 供应管理政策 |
7.3.2 需求引导政策 |
7.3.3 价格监管政策 |
7.3.4 税收调节政策 |
7.3.5 价格保险政策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框架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述评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1.3.3 文献评价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1.4.1 研究创新 |
1.4.2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电力监管的理论基础 |
2.1 电力监管的核心概念 |
2.1.1 规制(Regulation) |
2.1.2 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 |
2.1.3 市场失灵与监管失灵 |
2.2 电力监管的基础理论——规制理论 |
2.2.1 公共利益理论 |
2.2.2 规制俘获理论 |
2.2.3 可竞争市场理论 |
2.2.4 激励性规制理论 |
2.3 电力监管的必要性 |
2.3.1 电力监管需求产生的基础 |
2.3.2 电力监管的内涵和必要性 |
第三章 当代中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变迁 |
3.1 中国传统电力管理体制(1949—2002年)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49—1978年) |
3.1.2 改革探索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79—1992年) |
3.1.3 改革深化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93—2002年) |
3.1.4 传统电力管理体制简要小结 |
3.2 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2003—2012年) |
3.2.1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的监管主体 |
3.2.2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的监管客体 |
3.2.3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
第四章 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成因分析 |
4.1 管制机构被俘获 |
4.1.1 公共利益理论假设与实际并不完全一致 |
4.1.2 规制俘获理论阐明管制机构被俘获的诱因 |
4.2 信息不对称的制约 |
4.2.1 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
4.2.2 消费者与电力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
4.3 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 |
4.3.1 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尚未厘清 |
4.3.2 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尚未形成 |
4.4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
4.4.1 以行政命令代替法治,法律制度基础薄弱 |
4.4.2 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 |
4.5 行政垄断的弊端 |
4.5.1 行政垄断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
4.5.2 区域垄断严重分割了电力市场 |
第五章 发达国家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
5.1 英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5.1.1 改革背景 |
5.1.2 改革内容 |
5.1.3 改革成效 |
5.1.4 经验启示 |
5.2 美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5.2.1 改革背景 |
5.2.2 改革内容 |
5.2.3 改革成效 |
5.2.4 经验启示 |
5.3 日本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5.3.1 改革背景 |
5.3.2 改革内容 |
5.3.3 改革成效 |
5.3.4 经验启示 |
5.4 各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比较和借鉴 |
5.4.1 改革的异同点 |
5.4.2 改革的经验借鉴 |
第六章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设想 |
6.1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和基本思路 |
6.1.1 改革总体目标 |
6.1.2 改革基本思路 |
6.2 调整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 |
6.2.1 电力监管机构的基本属性 |
6.2.2 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比较 |
6.2.3 中国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的选择及理由 |
6.3 优化电力监管职能配置 |
6.3.1 准确界定电力监管的职能边界 |
6.3.2 理顺监管机构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 |
6.3.3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监管职权 |
第七章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配套政策措施 |
7.1 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培育竞争性的市场力量 |
7.1.1 继续深化国企改革,不断完善产权制度 |
7.1.2 全面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民资投资电力 |
7.1.3 大力推进市场建设,注重培育市场主体 |
7.2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
7.2.1 尊重国情和传统,兼顾当前与长远 |
7.2.2 建立大能源部,实行统一管理 |
7.2.3 打破行政垄断,转变政府职能 |
7.3 加强能源法制建设,完善监管的法律体系 |
7.3.1 积极推动修订《电力法》 |
7.3.2 抓紧研究制定《能源法》 |
7.3.3 构建完善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
7.4 创新经济性监管的方式,建立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 |
7.4.1 消除电价改革的体制性障碍,明确电价管制的目标 |
7.4.2 以大用户直购电为突破口,探索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 |
7.4.3 以输配电价改革为核心,选择合理的电价定价模式 |
7.5 重视社会性管制的作用,完善监管的内容体系 |
7.5.1 加强电力安全监管,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
7.5.2 加强普遍服务监管,不断提高供电服务质量 |
7.5.3 加强环境保护监管,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附录A 社会用电满意度调查问卷 |
附录B 电力主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
附录C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和参与课题研究 |
(10)博弈与规制:中国风电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一、国内可再生能源及风电研究现状 |
(一) 关于我国风电发展问题及原因及发展对策的研究 |
(二) 对国际风电发展的研究及经验借鉴 |
(三) 对国外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的研究 |
(四) 对电价机制的研究 |
二、国外可再生能源研究现状 |
(一) 政策性研究 |
(二) 经济性研究 |
(三) 案例研究 |
(四) 技术性研究 |
第三节 本文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第四节 本文创新之处及待研究问题 |
第2章 产业发展与政府行为理论 |
第一节 产业发展的一般理论 |
一、产业经济理论概述 |
(一) 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
(二) 产业结构理论 |
(三) 产业布局理论 |
(四) 产业安全理论 |
二、产业政策理论与政府行为 |
第二节 政府行为理论概述 |
一、政府及政府行为 |
(一) 政府的内涵及构成 |
(二) 政府行为的内容 |
(三)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 |
二、西方政府经济理论的演进 |
(一) 早期政府经济理论:自由放任主义思潮 |
(二) 近代政府经济理论的转变:国家干预的合法性 |
(三) 现代政府经济理论:寻求政府与市场的融合 |
(四) 小结 |
第三节 公共选择理论框架下的政府行为 |
一、公共选择理论概述 |
二、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行为的分析 |
第四节 现代规制理论与政府行为 |
一、政府规制理论概述 |
二、政府行为的缺陷:外部性与规制失灵 |
第五节 小结 |
第3章 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现状、制度环境及问题 |
第一节 我国风电产业发展历程 |
一、我国风能资源概述 |
(一) 我国风能资源禀赋 |
(二) 风力发电的特性 |
二、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阶段 |
(一) 实验探索阶段(1977~1985 年) |
(二) 初期发展阶段(1986~2002 年) |
(三) 规模化及国产化阶段(2003 年~2008 年) |
(四) 全面发展阶段(2009 年至今) |
第二节 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现状 |
一、我国风电装机现状 |
(一) 陆上风电 |
(二) 海上风电 |
二、我国风电制造业现状 |
三、我国风电价格现状 |
(一) 地方政府自主定价 |
(二) 特许权招标定价 |
(三) 标杆上网电价 |
四、我国风电产业发展制度框架 |
(一) 国家性法律 |
(二) 其他法规 |
(三) 实施的效果及评价 |
第三节 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问题及瓶颈 |
一、风电发展缺乏具体、科学、全面协调的发展规划 |
二、风机设备制造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仍面临核心技术瓶颈 |
三、并网难问题仍未解决,电网滞后仍是制约风电发展的主要因素 |
第四节 小结 |
第4章 中央政府行为与风电产业发展 |
第一节 中央政府的界定 |
一、国家与政府 |
二、中央政府的界定 |
第二节 中央政府促进风电发展的举措及效果 |
一、中央政府的目标 |
二、中央政府促进风电产业发展的措施及影响 |
(一) 中央政府促进风电发展的措施 |
(二) 中央政府政策措施的效果 |
第三节 利益集团干扰下的中央政府行为 |
一、利益集团的内涵 |
二、风电产业利益集团——构成、利益诉求及影响 |
(一) 风电产业利益集团的构成及其利益诉求 |
(二) 风电利益集团对中央政府行为的干扰 |
第四节 小结 |
第5章 地方政府行为与风电产业发展 |
第一节 地方政府的界定及目标 |
一、地方政府的内涵 |
二、地方政府行为的目标 |
第二节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发展风电产业的选择 |
一、我国财税体制评述 |
(一) 财政分权理论简述 |
(二) 当前我国财税体制评述 |
二、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 |
三、财政分权体制下的风电产业 |
第三节 政绩考核、官员晋升与风电产业发展 |
一、当前政绩考核机制评述 |
二、官员晋升的政治锦标赛 |
三、政绩考核与官员晋升机制推动风电产业发展 |
第四节 地方政府寻租与风电发展 |
一、寻租的内涵、成本及层次 |
(一) 寻租的内涵及成本 |
(二) 寻租的层次 |
二、地方政府寻租与风电产业发展 |
第五节 央地政府间博弈与风电产业发展——对风电规划目标的博弈分析 |
一、我国风电发展目标的制定 |
(一) 我国风电目标现状及风电发展情况 |
(二) 对目前风电发展目标的评价 |
二、央地政府行为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 |
(一) 央地政府博弈的基础条件假定 |
(二) 央地政府博弈的动态化过程 |
(三) 央地政府博弈条件下的风电发展目标情景 |
三、规范风电发展目标的对策 |
第六节 小结 |
第6章 企业行为与风电产业发展 |
第一节 风电产业中的企业类别及特点 |
一、风电产业链构成及市场结构 |
(一) 风机制造业的市场构成 |
(二) 发电商 |
(三) 电网企业 |
二、国有企业的特点及行为逻辑 |
(一) 国有企业是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结合体 |
(二) 企业预算约束弹性化 |
(三) 国有企业行为是权力的异化表现 |
第二节 风电企业行为分析——供给方面 |
一、“产能过剩”与风机制造业的竞争性均衡 |
二、发电企业之间的囚徒博弈 |
(一) 发电企业的利益诉求 |
(二) 发电企业的囚徒博弈 |
第三节 风电企业行为分析——需求方面 |
一、风电并网现状 |
二、电网企业的垄断行为分析 |
(一) 电网企业的自然垄断特性和公益性 |
(二) 电网企业的垄断行为 |
三、供需企业行为互动:冲突中的一致利益 |
第四节 小结 |
第7章 国内外风电产业发展的比较及经验借鉴—政府行为的视角 |
第一节 世界风电发展现状 |
第二节 主要发达国家的风电发展经验 |
一、丹麦风电发展 |
(一) 丹麦风电发展的历史概况 |
(二) 丹麦风电发展中的政府行为 |
二、德国风电发展 |
(一) 德国风电发展概况 |
(二) 德国风电发展中的政府行为 |
三、西班牙风电发展 |
(一) 西班牙风电发展的历史概况 |
(二) 西班牙风电发展中的政策支持 |
四、美国风电发展 |
(一) 美国风电发展概述 |
(二) 美国风电发展中的政府行为 |
五、欧洲大规模风电并网的经验 |
(一) 风电大规模并网的技术和理论性探讨 |
(二) 欧洲大规模风电并网的障碍 |
(三) 对欧洲风电大规模并网的建议 |
第三节 国内外风电发展比较及经验借鉴 |
一、国内外风电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
(一) 国内外能源结构不同 |
(二) 国内外风力资源条件不同 |
(三) 国内外风电产业的市场结构相异 |
(四) 国内风电技术研发的基础较差 |
二、国外风电产业发展的经验借鉴 |
(一) 以技术研发作为风电发展的源动力 |
(二) 提供持续的优惠政策支持 |
(三) 通过政府协调与市场机制解决风电入网问题 |
(四) 采用强制上网或收购政策 |
(五) 鼓励多方投资者进入,打破垄断 |
第四节 小结 |
第8章 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政府规制及战略选择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行为的规制 |
一、纠正政府定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
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提高风力发电的效益 |
三、发挥地方政府协调者作用,统筹多方利益 |
四、促进政务公开,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
五、把握自主创新脉搏,真正提升地方产业实力 |
第二节 风电企业行为的规制 |
一、风电企业行为规制的原则 |
二、企业行为的规制选择——供给方面 |
(一) 强化企业预算约束,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
(二) 打破国企垄断,引入社会和民间资本 |
(三) 促进产、学、研的结合,提高技术水平 |
三、企业行为的规制选择——需求方面 |
(一) 改进电力体制,引入市场竞争 |
(二) 明确电网职责,引入电网端强制配额制 |
(三) 提高电网业务信息透明度,强调公益特性 |
(四) 加强技术创新和电网建设步伐 |
第三节 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
一、立足国家能源战略,科学制定风电产业发展规划 |
二、细化风电规划实施的基础性问题,做好保障性工作 |
三、加大国家对公共基础科学投入,提高风电自主创新和技术水平 |
四、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监督政策执行效果 |
五、破除体制障碍,均衡多方利益,促进风电产业健康发展 |
第四节 小结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国家发改委明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五大重点(论文参考文献)
- [1]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D]. 丁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2)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D]. 申晓蓉.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4]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研究 ——基于规划实施绩效的视角[D]. 刘泽. 重庆大学, 2019(05)
- [5]“精准扩中”路径研究[D]. 李波.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研究[D]. 白恩来.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8]我国成品油价格波动与调控政策研究[D]. 刘欣瑜. 东北石油大学, 2017(02)
- [9]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D]. 燕丽娜. 南京大学, 2015(01)
- [10]博弈与规制:中国风电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王成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