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德干的书目思想

一、论孙德谦的目录学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马庆辉,王承略^[1]（2021）在《从《汉书艺文志举例》的得失论史志目录的体例》文中研究指明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是我国目录学研究史上第一部关于《汉书·艺文志》体例研究的专着,其将《汉书·艺文志》的体例归纳为46例,可谓详尽至极。但细究起来,孙氏所归纳之例并非完美无瑕,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孙氏所举之例进行归纳与改造,提炼史志目录的体例,以期对目录学研究及书目编纂工作有所裨益。

王瑞^[2]（2020）在《民国期刊所载史志目录论文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期刊所载史志目录论文共90篇,其中与《汉书·艺文志》相关的论文有57篇,与《晋书》五家《补志》相关的论文有7篇,与南北朝诸史《补志》及《隋书·经籍志》相关的论文有9篇,与《清史稿·艺文志》相关的论文有9篇,它们是民国期刊中史志目录论文的主体,占到总数的91.11%。根据着作类型的不同,可将这些论文大体分为两类:一是考证补撰类,二是论说类。二者数量之比约为3:7,即考证补撰类文章的数量较少,论说类文章的数量较多,这是由于论说文章更适宜在期刊上发表,而考证补撰成果更适宜以专着形式呈现。放眼民国时期史志目录研究成果的整体情况,期刊上的史志目录文章只占少数,史志目录研究成果仍多以专着形式呈现。不论是考证补撰类还是论说类,这些论文蕴含着新的学术萌芽,尤其是《汉书·艺文志》相关的论说文章,表现出了富有民国学术特点的中西创新融合的方法和内容。民国期刊中,与《汉书·艺文志》相关的考补类文章有14篇,它们继承了传统的考据学遗风,考据的重点内容在《汉书·艺文志》总序部分,重点关注总序中所涉及的学术史问题;与《汉书·艺文志》相关的论说文章有43篇,它们形式各异,内容上特别关注小说家、诸子略、诗赋略的相关问题,以及《汉书·艺文志》的成书、体例、分类与归类等目录学原则和方法上的问题。当然,考补类文章与论说类文章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存在部分文章兼涉二者。民国期刊所载《补晋书·艺文志》相关论文中,4篇为文廷式遗着《补晋书·艺文志》之节选,其余3篇为讨论《晋书》五家《补志》优劣问题的文章,其中王重民之作涉及到了一些目录学理论的重要基本问题。民国期刊所载南北朝补志及《隋书·经籍志》相关论文全为补撰之作及其序言,推动了清代以来的补志工作向更加严谨、完备的方向发展,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民国期刊所载《清史稿·艺文志》相关论文,包括纂修《清史》前后的讨论、补正、评价之作以及关于“清代着述志”的讨论。另外,王蘧常《商代艺文志初稿》为总结商代典籍之作,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补史艺文志,但自有特点和价值。民国期刊所载史志目录论文的突出成就在于南北朝补志编纂成果丰硕、进一步总结了目录学理论两个方面,表现出在研究领域和目录学理论与方法上对清人的超越。

赵若岚^[3]（2020）在《刘咸炘的历史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刘咸炘（1896-1932）,清末民初着名史学家,学识广博、着述等身,一生所撰大多收入《推十书》中,共计235部,475卷,书中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天才学者”之誉。此外,刘咸炘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先后在尚友书塾、敬业书院、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做过塾师和教授,任教16余年。《推十书》即是刘咸炘仿俞荫甫《春在堂全书录要》之例、以便于学生得以类求所汇之着作,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八类,而作为“己”的第六类,叫作《授徒书》,更是专门收录的刘咸炘关于历史教育方面的论着,其中诸多内容都反映了刘咸炘对历史教育的深刻思考,例如专以启导初学者的《浅书》和《浅书续录》、以评论之体指导学生学习门径的《学略》、详细论述治史之法的《治史绪论》等等。此外,刘咸炘还自编了历史教材《讲史裁篇》。刘咸炘的这些有关历史教育的文章、着作的编撰与思考,有其自身的学术渊源,渊源主要与刘咸炘的家学即槐轩学说的传承、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影响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国人主动翻译的大量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外文书籍有关。刘咸炘在吸纳各种思想学说以推进自身史学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其作为塾师与教授时的历史教育经验以及自己的治学经验,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三种历史教学方法,即分层式、五法式、启发式教学,并为学生提出了卓有成效的历史学习方法,即教学生做读书札记以及翻检书籍,以培养学生史学问题意识。刘咸炘的历史教育思想体现出重视道德教育、融入经学与子学教育、历史教学与史学研究并举等特点,其历史教学过程中所采取的教法与学法,对当下的历史教育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王玉峰^[4]（2019）在《张舜徽先生《壮议轩日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舜徽先生是当代着名的国学大师、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一生勤勉治学,着述宏富。《壮议轩日记》是张舜徽先生早年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原始记录,目前仅存残编,内容涉及其读书治学、教书育人、生活交友等诸多方面,具有记录范围广泛、取材征引繁复、发论直抒胸臆等特点。将《壮议轩日记》按照“读书与发论”、“辑书、校书与着书”、“大学授课”、“答问与演讲”、“信札与交友”、“自省与定计”等多个专题进行分类研究,可以总结出张舜徽先生早年的治学思想,主要包括“经世致用,要读有用之书”、“取博去杂,力却门户之见”和“勤勉治学,当为一生志业”等,这对于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张舜徽先生学术思想是大有裨益的。

熊静^[5]（2017）在《民国目录学研究述评》文中提出民国目录学是中国目录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自20世纪中期开始,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民国目录学研究的相关论题。经过梳理可以发现,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分别为:民国目录学整体研究、目录学家和目录学着作研究、分类理论以及专科目录研究。

赵嘉^[6]（2015）在《清代补史艺文志“简”“繁”两类补志的比较及成因分析》文中提出清代的补史艺文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有各自的特点。早期的补史艺文志着录相对简单,一般仅有书名、卷数,偶有小注;后来的补史艺文志在着录上日趋丰富,兼有其它种类目录的特点。笔者以为形成这一"简"、一"繁"两类目录的原因并非由于编写时间、编写方法以及参考资料上的差异,而主要是编目者"术业有专攻",学术专长各异,所形成的目录学思想彼此不同,因此对目录功用的看法见仁见智。

陈磊^[7]（2015）在《论民国时期的章学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章学诚研究在当今学界已经成为热点,与其有关的学术论着已经汗牛充栋,几乎关涉到了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各个层面,尽管褒贬不一,但章学诚基本被今人定型为清代的卓越史学家之一,与其在清代黯淡的学术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章学诚卓越史家形象的建构与民国时期的章学诚研究密不可分。民国时期,章学从学术地理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显学,不仅反映了其学术思想自身的价值,更能够体现学术环境变迁之下的章学迎合了门径各异的不同学者的需要,民国学者对章学的诠释和解读亦体现了民国学术的中西和新旧之争。基于此,本文至少涵盖以下几个内容：其一,提出主旨与研究对象,并对相关概念进行阐释。梳理学术前史,了解研究现状和留存问题。指出现有的章学诚研究成果多立足于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本身,对章学成为显学的民国时期关注度不够,多为个案研究且对不少学人的章学诚研究有所忽视,对民国学人的章学诚研究与民国学术之关系发掘不够。其二,章学诚生平事迹及章学的早期传播。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着名的史学家,其《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堪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作。章学诚在其有生之年,不仅生活窘迫,其着述也不为当时学界所重,流传范围有限。到了晚清,章学引起了谭献、李慈铭等学者的关注,在毁誉交加中踽踽独行,章学的经世价值亦引起了晚清经世派学者的重视。其三,民国学者考证章学诚生平事迹及整理其着述之成就。胡适所作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不仅更加详尽地反映了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和学术大要,也引起了当时学界的“章学诚热”,在胡谱的基础上,民国学者相继订补和撰着了更加详尽的章学诚年谱,章学诚的生平事迹日益明晰。嘉业堂《章氏遗书》的刊刻和张述祖、孙次舟等学者对章学诚着述版本及流传的考证为当时的章学诚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其四,民国学者对章学诚《文史通义》专书的研究。《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的代表作,在章学成为显学的民国之际,受到了不同学者的广泛关注。叶长青和叶瑛为其作注,钱基博为之作撰写解题专书。刘咸忻之学多出自章学诚,其《（文史通义）识语》在申说章学之时亦能指出其不足之处,表现出其在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吕思勉的《（文史通义）评》多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立论,评价章氏之学,多通达之见。张舜徽的《(文史通义>平议》则以汉宋兼采的通人之风审视章学,多中肯之论。其五,传统学术视角下的章学解读。在清末民初子学复兴的背景下,孙德谦、张尔田由章学诚“官师合一”、“政教合一”之旨推演诸子之学本于官守,鼓吹诸子学的实用价值。对章学诚的批评也显示出其浓厚的今文经学倾向。柳诒徵的《国史要义》以礼论史,与章学多有契合之处,在章学的基础上亦多有发明,反映出其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其六,章学诠释的趋新倾向。在民国西学大量输入的背景下,趋新之士开始试图以西学诠释章学。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多从新史学的角度审视章学。本着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宗旨,胡适在其《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对章学的评价多以西学为参照。自胡适、梁启超后,章学被打上了世界学术的烙印,将其与西学比较者不绝如缕。最后,章学诠释与民国学术。在章学成为显学的民国之际,学者对章学的不同诠释反映出民国学术的纷繁面相。在传统学术近代化的这一重要历程中,学人对章学的诠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本指”与“所指”日渐偏离,在“六经皆史料”占据主流的民国学界,经学日益衰落,史家对新史料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对章学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有以西学审视章学者,亦有以章学抗衡西学者,学术的新旧之争日益凸显,学术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烈,章学也被纳入到清代学术史和中国史学史的谱系之中,章学诚的学术地位大为提升。章学在民国时期成为显学,与章学迎合了当时学人的不同需要密不可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被解读为“六经皆史料”,成为当时学者建设以史料为宗的实证主义新史学的理论支撑；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也为不少方志学家所接受,对民国方志的纂修也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学思想亦为民国时期的目录学家所接受,并对近代图书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傅荣贤^[8]（2014）在《孙德谦《汉书·艺文志》研究得失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专事总结《汉志》规律,得其条例46则,实为古来《汉志》研究中独树一帜的成果。他透过表象,将《汉志》彼此分散的环节、分割的部分和暂时的结果统一起来,达到了较高的理论认识水平。但是,他基于对班固个人的喜好,先入为主地预设《汉志》的学术成就,难免强作绳墨,以材料"就"其条例之"范"。

李林华^[9]（2014）在《章学诚百年文献学思想研究述评》文中提出百年来,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思想影响着我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路径与轨迹。众多学者纷纷着书、撰文,以论述章学诚的文献学观点,这些研究在历经了潜在影响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及深入阶段后,呈现出了以下特点:研究由浅入深、从客观实证到理论分析;形成了一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古典文献学流派;以对章学诚的目录学、索引学思想的研究为主,等等。

安学勇^[10]（2014）在《余嘉锡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余嘉锡是近代着名的历史文献学家。他治学秉承乾嘉历史考据学的传统,以目录学为根本,立足于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考证,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与《古书通例》等着作。余嘉锡在学术上的贡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理论的总结,是余嘉锡学术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清末及至民国,西方目录学理论被引入中国后,使民国时期的目录学流派纷呈。在此学术背景下,余嘉锡着《目录学发微》,对中国传统目录学进行系统性、理论性的总结,借以维系传统目录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存在价值。余嘉锡不仅继承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传统,更为可贵的是,他尤其注重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分类观的价值,在今天中国目录学的发展中,仍然具有实践上的意义。关于余嘉锡目录学思想的来源,向来学者多关注余嘉锡对章学诚的继承,实则余嘉锡对章学诚批评多于褒扬,余嘉锡的目录学理论是直接源自刘向、刘歆父子的,体现出强烈的“宗刘”倾向。从清末到民国,疑古成为近代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思潮,上古时期的古史以及古书受到普遍的怀疑。余嘉锡的《古书通例》,是在地下文献没有大量出土之前,主要依据传世文献,对中国上古时期古书体例的一次系统性总结。余嘉锡论及汉魏以前之古书真伪、古书命名、作者时代、篇目编次、卷帙分合存佚、内容增删附益等种种问题。他对先秦古书体例的总结,是针对当时盛行的疑古学派辨伪方法的不周。但通过与疑古派学者的观念进行比较,我们认为余嘉锡更多的只是对“疑古”活动进行纠偏,而并非完全站在“疑古”的对立立场上。另外,余嘉锡学术思想中,抱有较为强烈的“崇汉”的学术倾向,这对他的古书体例研究,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余嘉锡最大的学术成就,当属《四库提要辨证》。《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传统学术遗产的总结性着作,但由于杂成众手、编纂时间仓促等多方面原因,致使其文字出现了诸多纰漏。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专为纠《总目》之谬而作,全书八十余万字,对《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四百九十篇提要,从书籍作者、书籍内容、版本、流传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辨。该文从四库学与史学史等视角,对《四库提要辨证》中所蕴含的学术价值,进行发掘与阐释。余嘉锡以考据学名家,他的历史文献研究体现了立足考据学的治史方法,并能够摆脱清儒尊经的局限,将传统历史考据学与现代科学主义相融合,这与近代以来的新历史考据学发展大体趋同。但余嘉锡却反对新考据学派学者贬低宋学,并提出“清儒之学不胜宋儒”的说法,推崇宋代理学,这是他与胡适等近代新历史考据学派在文化价值关怀上的重大区别。余嘉锡于汉宋学术并重,可以归纳为“讲宋学、做汉学”一语,兼重“道问学”与“尊德性”。他作学问能够发扬考据学的实证学风,而安身立命则采取宋学家的态度,体现出余嘉锡身处晚清民国时势丕变的时代,在西方文化强力冲击中国传统的情况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维护。在内忧外患的政治时局下,余嘉锡藉历史文献的考证以申明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与国家复仇之义,以达到正人心,励士气,贬奸佞的目的。由于现实政治环境的刺激,尤其是日本侵华之后所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促使余嘉锡在学术研究中蕴藏着强烈的当下关怀,有以学术经世致用之义。总体而言,余嘉锡与清末民初的旧学者以及五四以后的新学人皆有一定程度的区别。他的学术研究,立足于对传统历史考据学的继承,又吸收近代以来的新材料与新方法,与新旧学术皆有深刻牵连而又有所区别,在民国时期的学术界,也具备了一种典型意义。对余嘉锡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对我们更加全面认识民国学术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论孙德谦的目录学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孙德谦的目录学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从《汉书艺文志举例》的得失论史志目录的体例（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期刊所载史志目录论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刘咸炘的历史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张舜徽先生《壮议轩日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目录学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7）论民国时期的章学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孙德谦《汉书·艺文志》研究得失评（论文提纲范文）

（9）章学诚百年文献学思想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0）余嘉锡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孙德谦的目录学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汉书艺文志举例》的得失论史志目录的体例[J]. 马庆辉,王承略.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21(02)
• [2]民国期刊所载史志目录论文研究[D]. 王瑞. 山东大学, 2020(09)
• [3]刘咸炘的历史教育思想研究[D]. 赵若岚.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4]张舜徽先生《壮议轩日记》研究[D]. 王玉峰.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5]民国目录学研究述评[J]. 熊静. 图书馆杂志, 2017(11)
• [6]清代补史艺文志“简”“繁”两类补志的比较及成因分析[J]. 赵嘉.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5(06)
• [7]论民国时期的章学诚研究[D]. 陈磊. 武汉大学, 2015(07)
• [8]孙德谦《汉书·艺文志》研究得失评[J]. 傅荣贤. 图书馆, 2014(05)
• [9]章学诚百年文献学思想研究述评[J]. 李林华. 图书馆建设, 2014(05)
• [10]余嘉锡学术思想研究[D]. 安学勇. 南开大学,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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