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今年农业税整体降低一个百分点（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认为
黄润青[2]（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陈斌开,李银银[3]（2020）在《再分配政策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税费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财税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都至关重要,其核心职能在不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基于农业部固定观察点数据,研究税费体制改革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探讨财税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削减税费显着改善了农村收入分配,解释了1997—2000年与2005—2008年收入不平等下降的43%—49%。在经济发展初期,财税政策的着力点在于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缺乏改善收入分配的激励,低收入阶层税费负担较重,在公共支出中获益较少,因此财税政策的再分配功能有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时代,通过再分配降低不平等、促进经济社会平衡充分发展,将成为财税政策的重要功能。
谭飞[4]（2019）在《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提出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事关社会公平,更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基石。自由市场并不必然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即使是完善的市场机制也可能会产生难以接受的巨大收入差距。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提升至2018年的90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提升至28228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经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成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隐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呈上升趋势,2008年达到创纪录的0.491。尽管近十年来收入分配差距呈微弱的下降趋势,但基本维持在0.46以上的高警戒水平,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分化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的不满,成为当前公共政策领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要建立科学、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税收制度大有可为,而税制结构的完善又是重中之重。通过税制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有利于减少贫困,有利于改善不同收入等级的差距,同时还能把资源配置得更加合理,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压力。然而,目前我国以货劳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原因在于我国经济转型速度太快,而税制结构调整的步伐较慢,这使得间接税和直接税占我国税收的比例失调。具体表现在税种设置不合理、税系结构不合理、地方税体系建设不成型。进入新时代以来,共同富裕的理念不断强化,有学者认为如果要让社会更加和谐、公平、公正,必须缩小不同家庭间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说政府要想办法优化收入分配,调整税制结构,进一步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本文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视角出发,使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探讨了税制结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对比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变趋势并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推动我国现阶段税制结构优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希望能达到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促进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的目标。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如何构建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结构,本论文共分为八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具有哪些理论与实践意义,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并作简要评述。第2章主要阐述了收入分配、税制结构及税制结构优化的基本理论,并从理论上分析了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和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搭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3章详细介绍了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进及规律,并从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我国税制结构的现状。第4章主要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我国当前的所得税、财产税、货劳税对要素收入份额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分区域探讨要素收入分配的差异。第5章实证分析了我国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效应,同时运用非参数可加模型探讨了我国税制结构对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差异性,为税制结构的优化提供更为精准的实证支撑。第6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现状,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及收入分配效应。根据税制结构国际比较经验和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要素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结果,分析了当前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政策建议打下坚实基础。第7章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和改革建议。第8章对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就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税制结构的优化进行了展望。通过对实证和理论分析,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整体不利于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现行各税类和税种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效果上确实与理论预期存在较大的落差,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货劳税内部不同税种的收入调节作用有正有负,但对收入格局的整体影响为负。其中,增值税对要素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均表现出明显的累退性,消费税和营业税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表现不一,但整体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第二,企业所得税不管是对居民收入分配还是对要素收入分配都表现出一定的累进性,即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影响积极,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个人所得税则表现出一定的累退性,尽管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性,但总体上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2019年1月开始执行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其收入分配效果还有待观察。第三,财产税和其他类税尽管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有利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调节效果,但受课税范围、规模所限,调节功能基本缺失。基于以上三点主要结论,本文提出优化税制结构的主要对策有:第一,降低货劳税比重,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货劳税体系。降低货劳税比重是当前实现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主要方向。要继续简并降低增值税税率,完善抵扣链条,避免重复征税影响减税降费的效果。要加大消费税改革,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优化税率,适当提高奢侈品消费和资源耗费型消费行为的税率,加强对非生活必需品消费税的征管力度。第二,逐步提升所得税比重,强化其收入分配功能。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应尽快完善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制度,加大对资本性收入的课税力度,适当降低劳动所得课税税率,减少税率等级,维持工资薪金课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逐步扩大专项支出抵扣范围和力度,加强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企业所得税方面,应主要着眼于扩大承担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的成本费用扣除项目、范围与比例,加大投资抵免的范围与力度,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第三,完善财产税,适时推出房地产税。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逐步推进”的基本方略适时推出房地产税,同时探索如何加大对社会存量财富的征税力度,提高财产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的占比。本论文试图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其可能的创新点有:第一,本文同时探讨了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分析了税制结构对区域收入分配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6年国内30个省份的数据,不但研究不同税种在不同地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还尝试探讨了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税制结构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成果。第二,本文在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非参数可加模型创新性地开展了税制结构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效果非线性的实证分析,一改诸多学者使用线性模型分析收入分配过程中税制结构作用的做法,研究工具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由于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和收入数据的隐蔽性,官方公布的可查的统计数据十分有限,对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困难,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因缺少足够的微观收入数据和税收数据,文中实证分析没有直接落实到个人或家庭层面,最后的结论是建立在宏观数据基础之上,使得研究价值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离预定目标还有一定距离。第二,本文的研究范围还需进一步拓展,使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还不够丰富、成熟。本文主要从税制结构对居民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方面进行探讨,尽管也分区域进行了分析,但没有从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范围不够全面。本文主要使用了非线性模型,但未能充分探讨该模型测算结果的可靠性,分析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三,由于数据收集难度较大,本文对各税种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全面。本文主要分析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五种主要税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其他税种较少涉及。另外,由于写作时限的原因,缺乏近年来“营改增”、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收入分配效果的研究。这些问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田野[5]（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王璟谛[6]（2019）在《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统一有序、社会公平公正、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基于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安排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必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并提出了加大力度支持革命地区、民族自治地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给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边疆民族自治地方带来了新发展机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坚实的财力保障和规范的制度保障,由于历史原因和原来国家战略大局安排,民族自治地区财政经济发展还明显地落后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自主财力还较为薄弱,目前中央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政策还欠稳定欠规范,转移支付力度与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需要深入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背景下,加强在国家治理视角下开展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全面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和收集八个民族省区的财政经济资料的基础上,针对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财政问题开展一定范围的实地调研,从国家治理视角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和财政运行的特殊性进行再认识,按照“理论分析—统计描述—实证分析（案例分析）—改革设计”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全面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体系、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政策、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制度和债务管理制度等财政体制问题,以及国家的财政法律制度建设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法规建设问题,并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本论文主要的创新点和突破点为:一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和地方税体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和修订,并提出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框架（财政收支体系、财政体制、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法律）。二是用历史唯物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分析,得出受国家发展战略影响,民族自治地方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历史欠账,自身定位不准发展滞后等多重因素制约,在一定时期内,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优先于地方组织收入工作。三是论文提出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体现历史补偿原则,中央和发达地区支持是民族自治地方成功从“输血”转向“造血”的重要保障。四是通过研究中央部委不当政策干预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优、资金使用绩效不高的案例,得出结论是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重赋金、轻赋权的指导思想应该要调整,并进一步指出财政法制建设任重道远。五是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先试先行天然试验区,根据建设现代财政制度需要,先行全面深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率先试行预算编制、执行、监督三分离的机构改革,尤其是突破人大机关职能职责的改革,率先推进财政大数据。
刘胜[7]（2018）在《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践》文中认为现阶段经济增速放缓的不可避免,既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性,也是外部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一方面,全社会固定投资同比增速自2011年以来以持续回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城镇化率的提高,投资难以实现以往的高贡献度水平;另一方面,自2010年开始中国的进出口同比增长率逐年降低,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大不如前。至此,“三驾马车”中仅剩的消费,却早自2000年以来就出现了极大的下滑,近年来虽有抬头的迹象但依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投资和贸易受阻的情况下重拾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如果要扩大内需,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解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这一问题上来。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一是要提高居民的劳动或资本收入,二是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前者主要从内生增长的角度来考虑,这与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息息相关。后者主要从政府财政手段的角度来考虑,更准确的说是税收手段。居民税收负担包括所得类税收负担和消费类税收负担,他们分别指对居民所得征税和对消费行为征税。如果单从某一税种的角度来看,税收都会降低个人的消费水平,但如果从社会整体水平来看则不然,比如个人所得税一方面降低了个人收入水平不利于消费,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的特性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利用低收入人群的高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整体上促进居民消费。单一税种如此,更遑论众多税种的不同组合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居民的税收负担水平与税制结构是息息相关的。由于贸易、投资受阻,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要促进消费,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又成为了重要问题,要解决居民税收负担的问题,又要从税制结构调整入手。因此,要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过缓的问题,关键在于税制结构如何调整。虽然在逻辑上这一推理是成立的,但实际理论是否支持?税制结构实际中如何影响居民消费?本文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描述了税制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是在Banchard（1985）的无限期界世代交叠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税制结构在内的最优化模型,分析了税制结构对消费的整体影响;二是通过税收归宿模型分析税制结构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影响机制。其次,本文从一般性上分析了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通过使用89个国家（地区）1990-201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估计了所得税、流转税与财产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所得税和财产税有利于居民消费,而流转税不利于居民消费。为了进一步降低方程的内生性,利用计量方法剥离出消费偏差,重新评估了税制结构对消费偏差的影响,结果同样支持前文的结论。最后进一步分析税制结构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结论显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收入效应更大,而流转税的替代效应更大。再次,本文还分析了税制结构与消费外溢之间的关系。近些年来,消费外溢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中外的税制结构不同,中国的间接税占总体税收比重偏高,而间接税会嵌入到商品的价格之中,进而抬高国内商品的价格,导致境内外商品价格之间的“反差”或“倒挂”。鉴于此,本文利用97个国家（地区）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间接税促使了消费外溢的产生。然后,本文选取了农村税费改革与“营改增”这两起事件,从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税负担的角度分析了税制变革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税费改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上升,且这一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特征。对比第一阶段的改革效果和第二阶段的改革效果,更证明了降低居民直接税税收负担对促进消费的有效性。“营改增”则通过降低企业流转税负担,间接降低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单位含税量,最终降低了商品价格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长。最后,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结合现阶段中国发展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叶兵[8]（2018）在《纵向财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向政府关系如何影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的发展?通过考察分税制改革以来三项具有代表性的财政改革（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提供经验证据。将这三项财政改革放到一起研究有两个原因。第一,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领域一系列改革的发生和演进是逻辑一致的,将它们放到一起给予系统考察对于理解中国的财政体制有重要的帮助。第二,这三项财政改革的作用机制有共同之处:所得税分享改革和取消农业税改革都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经济;财政压力的变化还是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途径。为了考察财政压力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经济,我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模型的参与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消费者。中央政府设定地方上解额度。给定这一额度,地方政府选择政策。给定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消费者选择劳动供给和消费水平。中央政府提高地方上解额度,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大。提高实际税率和改善服务是地方政府应对财政压力增大的两个选择。定义改善服务下的产出与提高税率下的产出的差值为产出效应,改善服务下的税收收入与提高税率下的税收收入的差值为税收效应。经推导,我得到:当产出效应和税收效应的加权和为正时,地方政府选择改善服务;否则,地方政府选择提高实际税率。也就是说,财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经济的方向不是单一的。由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和取消农业税改革等都是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发挥作用,先验上,不知道这些改革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经济的方向。需要从经验层面予以考察。我从经验层面考察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影响的文献较少,且在识别上存在不足。利用地级市和工业企业数据,我考察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对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我主要利用所得税分享改革前财政收入对所得税依赖程度的地区差异识别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影响。结果表明,所得税分享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所得税分享改革还促进了工业化,表现在:第一,所得税分享改革使得人均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增加;第二,所得税分享改革使得限额以上工业企业增多,说明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第三,所得税分享改革促进了这项改革前已经存在于辖区之内的工业企业总产值、增加值的增长。也就是说,财政压力不仅促使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在扩展边际上促进工业化,还促使地方政府促进这项改革前已经存在于辖区之内的工业企业的发展,在集约边际上促进工业化。所得税分享改革还影响了地方政府行为。所得税分享改革导致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土地宗数占比增加。由于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土地主要是工业用地,这一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将更高比例的土地配置于工业用途以支持招商引资。另外,所得税分享改革对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产生了影响。所得税分享改革导致实际税率提高,实际税率提高阻碍了经济增长。研究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影响的文献主要关注这项改革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未考察这项改革对工商业的可能影响。利用县级数据,我考察了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工商业的影响。我利用取消农业税改革前政府财政收入对农业税依赖程度的地区差异识别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影响。我发现,取消农业税改革在短期内促进了人均农业GDP的增长,但阻碍了人均工商业GDP的增长和人均GDP的增长。另外,我发现,取消农业税改革使得人均工商业GDP的地区不平等加剧。这些结果表明,工商业增长放缓和人均工商业GDP的地区差距扩大是取消农业税改革促进农业增长的代价。进一步,我考察了取消农业税改革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影响。结果表明,取消农业税改革后增加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不足以补偿县级政府在这项改革中损失的财力。取消农业税改革还对县级政府财政收支产生了影响。取消农业税改革后,县级政府提高了工商业实际税率、基本建设支出占比和人力资本方面支出占比。其中,工商业实际税率的提高是取消农业税改革阻碍工商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文献分别考察了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和地级市市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考察这项改革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省级数据,我考察了财政直管县改革对总体（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我还考察了同时段进行的另一项改革——向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项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也是我们关心的,并且,不考虑它可能引起遗漏变量问题。我利用双重差分法估计这两项改革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省域经济增长没有显着影响,但向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显着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我还考察了这两项改革对地区经济收敛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地区经济收敛没有显着影响,但向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导致了地区经济收敛。最后,我考察了向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依赖于县域经济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这项改革对县域GDP占全省GDP的比重更大的省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
耿仲钟[9]（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卢德成[10]（2018）在《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中国玉米市场供需形势发生改变,玉米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的情况,玉米产业进入供需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然而,玉米生产成本的快速增加不断压缩种粮农民收益,在制约玉米生产的布局调整的同时,也造成了国内外价格倒挂,直接影响玉米产品国际竞争力,玉米产业出现“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不利局面。“降成本”是玉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现阶段保障农民收益,优化玉米生产结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成本优化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论文深入阐述中国玉米生产成本及构成要素的演变历程和变动规律,总结不同区域生产成本差异,分析影响生产成本变动的主要因素及其贡献率,测算玉米主产省成本效率,提炼中美玉米成本差异的启示,并探索提出不同区域玉米生产成本优化的可选路径,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优化的相关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基于因素归类与权重解析方法,测算出我国5个玉米生产区域的平均生产成本。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不同区域的玉米生产成本呈现东部低于西部,北方低于南方的主要特点。不同区域成本变动特征均与全国水平相似,年均增长率西南区>东南区>西北区>全国平均>黄淮海区>北方区。2、基于回归分析方法,构建双对数线性回归分析模型,运用ADF单位根检验、E-G两步法协整检验、贡献率分析等方法,对区域玉米生产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投入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最大;物质资料投入对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高于西部地区;租赁作业投入对北方区、黄淮海区和西北区产生显着影响;生产规模对北方地区产生显着影响,对南方地区则不具有显着相关性。不同区域玉米生产成本影响因素的贡献率大小各不相同,且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变动规律。3、基于参数估计方法,通过随机前沿分析（SFA）理论,构建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成本函数（TCF）模型,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E）,估算出20个主产省玉米成本效率值。结果表明:中国玉米生产的成本效率与潜在的最优成本相比,尚处于中等水平,且成本效率均值呈小幅下降趋势;不同样本省间成本效率极值差距较大,均值差距“两头大、中间小”。不同地区、播种面积和病虫害三个要素对成本无效率项产生显着影响,其中:不同地区对玉米成本无效率影响程度不同;播种面积、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的增加会使成本无效率升高,继而造成成本效率下降。4、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探索提出中国不同区域玉米生产成本优化的可选路径。北方区可选择集约化生产经营,推广适宜机械化生产的良种、良技,加强高标准农田及配套设施建设等方式;黄淮海可选择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机械化生产,降低种子和肥料的施用量等方式;西北区可选择适度规模经营,优化种植结构等方式;南方区可选择因地制宜提高规模化水平,利用先进农技提高肥料利用率,降低种子用量等方式;西南区可选择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适度规模经营,机械化生产,优化种植结构等方式优化成本。
二、我国今年农业税整体降低一个百分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今年农业税整体降低一个百分点（论文提纲范文）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再分配政策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税费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 言 |
| 一、典型事实与文献评述 |
| 二、识别策略与数据描述 |
| (一)识别策略与计量模型 |
| 1. 固定效应模型 |
| 2. 工具变量模型 |
| 3. 双重差分模型 |
|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 |
| 三、“费改”与农村收入不平等: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
| (一)“费改”与农村收入不平等:基准回归结果 |
| 1. 固定效应模型 |
| 2.工具变量模型 |
| 3. 双重差分模型 |
| (二)稳健性分析 |
| 四、“费改”与农村收入不平等:影响机制分析 |
| (一)影响机制I:农业费用负担的累退性 |
| (二)影响机制II:公共支出 |
| 1. “费改”对公共支出的影响 |
| 2. 公共支出与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 |
| 五、进一步讨论:农业税改革的影响 |
| 结 语 |
（4）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与作用 |
| 1.2.2 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1.2.3 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
| 1.2.4 税制结构的选择与优化 |
| 1.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6.1 创新之处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收入分配与税制结构的理论基础 |
| 2.1 收入分配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分配公平理论 |
| 2.1.2 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 |
| 2.1.3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
| 2.1.4 皮凯蒂的收入分配理论 |
| 2.2 税制结构理论 |
| 2.2.1 税收分类理论 |
| 2.2.2 税制结构模式选择理论 |
| 2.3 税制结构调节要素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 |
| 2.3.1 货劳税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
| 2.3.2 所得税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
| 2.3.3 财产税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
| 2.4 税制结构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 |
| 2.4.1 货劳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2.4.2 财产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2.4.3 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第3章 我国税制结构的演进与现状 |
| 3.1 我国税制改革历程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 |
| 3.1.2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 |
| 3.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
| 3.2 我国税制结构的演进 |
| 3.2.1 货劳税的结构变化 |
| 3.2.2 所得税的结构变化 |
| 3.2.3 财产税的结构变化 |
| 3.3 我国税制结构的现状 |
| 3.3.1 货劳税内部结构 |
| 3.3.2 所得税内部结构 |
| 3.3.3 财产税内部结构 |
| 3.3.4 直接税、间接税结构 |
| 第4章 税制结构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
| 4.1 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
| 4.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变量选择 |
| 4.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 相关检验及估计方法 |
| 4.4 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解释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4.4.2 控制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4.5 税制结构对资本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5.1 解释变量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 |
| 4.5.2 控制变量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 |
| 4.6 税制结构对区域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
| 4.6.1 货劳税的影响 |
| 4.6.2 所得税的影响 |
| 4.6.3 财产税的影响 |
| 4.7 实证小结 |
| 第5章 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 5.1 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效应分析 |
| 5.1.1 模型设计 |
| 5.1.2 变量设定 |
| 5.1.3 数据处理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 税制结构对区域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非参数可加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
| 5.2.2 模型构建、变量设定与检验 |
| 5.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 实证小结 |
| 第6章 税制结构的国际比较与我国税制结构的问题 |
| 6.1 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比较 |
| 6.1.1 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演进与现状 |
| 6.1.2 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比较 |
| 6.2 发展中国家的税制结构比较 |
| 6.2.1 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现状 |
| 6.2.2 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比较 |
| 6.3 我国税制结构现存的问题 |
| 6.3.1 税制结构未能更好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
| 6.3.2 税制结构未能充分发挥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 |
| 第7章 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结构优化路径 |
| 7.1 税制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 |
| 7.1.1 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税制结构优化的基本理念 |
| 7.1.2 以打造均衡的“双主体”为税制结构优化的基本方向 |
| 7.1.3 以构建合理的要素收入分配和区域收入分配机制为着力点 |
| 7.2 税制结构优化的具体措施 |
| 7.2.1 货劳税的调整与完善 |
| 7.2.2 所得税的调整与完善 |
| 7.2.3 财产税的调整与完善 |
| 7.3 推进其他配套措施的完善 |
| 7.3.1 建立第三方信息披露制度 |
| 7.3.2 加强税收信用制度建设,完善个人收入信息体系 |
| 7.3.3 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税收征管能力和法治化水平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分析框架: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工程初兴: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1978-1990 |
| 第一节 蓝图:乡政村治格局的初步建立 |
| ―、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村民自治的发生及其案例 |
| 二、自上而下的推动逻辑：国家的视角与髙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
| 第二节 施工:乡政村治格局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 |
| 一、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治理任务与施工者 |
| 二、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
| 二、两委矛盾问题 |
| 三、乡村矛盾问题 |
| 四、干群矛盾问题 |
| 五、宗族的复兴 |
| 六、伦理危机初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工程困境:“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徘徊1990-2002 |
| 第一节 蓝图:莱西会议与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目标确立 |
| 一、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
| 二、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推动村民自治深化发展 |
| 第二节 施工：乡村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迁 |
| 一、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施工过程：乡村权利主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业真危险”:农业经济发展困境 |
| 二、“农民真苦”:税费增长与农民抗争 |
| 三、“农村真穷”:城市化进程、农地征用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
| 四、乡村治理内卷化 |
| 五、宗族问题的消长 |
| 六、乡村伦理危机加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工程调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2002-2012 |
| 第一节 蓝图:由税费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一、税费改革与农业税的废除 |
|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 |
| 三、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政策 |
| 第二节 施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项目制下的治理困境 |
| 二、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
| 四、乡村伦理危机的演进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工程加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2012-2018 |
| 第一节 蓝图: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 |
|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施工:新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精准扶贫下的治理困境 |
| 二、村级组织建设困境 |
| 三、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40年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经验与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二、工程分析框架对于农村研究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
| 三、乡村治理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主要研究范围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 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 1.4 文献述评 |
| 1.5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 |
| 第二章 国家治理与财政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国家治理 |
| 2.2 财政分权理论 |
| 2.3 财政职能划分 |
| 2.4 民族区域自治与地方财政相关理论 |
| 2.5 构建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意义 |
| 第三章 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1 .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2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3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发展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4 民族自治地方地理生态和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5 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对财政问题的影响 |
| 第四章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问题分析 |
| 4.1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情况分析 |
| 4.2 民族自治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水平分析 |
| 4.3 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补助收入分析 |
| 4.4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5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 第五章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的制度分析 |
| 5.1 加强民族自治地方财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
| 5.2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分析 |
| 5.3 民族自治地方分级财政体制问题 |
| 5.4 民族自治地方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低效与缺失 |
| 5.5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制度的低效与缺失 |
| 5.6 民族自治地方债务管理制度缺失 |
| 第六章 建设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体系的政策建议 |
| 6.1 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总体构想 |
| 6.2 建立并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夯实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
| 6.3 坚持并完善符合民族区域自治的财政体制机制,理顺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关系 |
| 6.4 .构建现代财政法律体系,提升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法治化水平 |
| 6.5 创新配套地方性法规和制度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已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二、主持或参与研究的课题 |
| 后记 |
（7）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与数据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数据来源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文章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影响消费的因素 |
| 2.1.1 消费理论假说 |
| 2.1.2 其他影响因素研究 |
| 2.2 税制结构影响消费文献 |
| 2.2.1 国外研究 |
| 2.2.2 国内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3 影响居民消费的税制结构理论基础 |
| 3.1 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内在影响机制 |
| 3.1.1 家庭的跨期迭代模型 |
| 3.1.2 企业的Cob-Douglas模型 |
| 3.1.3 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 |
| 3.1.4 消费与税收的动态最优化选择 |
| 3.2 税制结构的消费者价格模型 |
| 3.2.1 三部门模型构建 |
| 3.2.2 均衡状态求解 |
| 3.3 小结 |
| 4 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历史变迁轨迹 |
| 4.1 税制结构变动的历史轨迹 |
| 4.1.1 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历史变迁 |
| 4.1.2 转型经济国家税制结构的历史变迁 |
| 4.2 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的历史变迁 |
| 4.2.1 收入水平的视角 |
| 4.2.2 区域、文化、经济制度变革的视角 |
| 4.3 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对照 |
| 4.4 中国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现状 |
| 4.4.1 中国税制结构的历史变迁 |
| 4.4.2 中国居民消费的历史变迁 |
| 4.5 小结 |
| 5 税制结构与消费:跨国证据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 |
| 5.3 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机理 |
| 5.4 计量模型设定、估计方法与数据统计性描述 |
| 5.4.1 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说明 |
| 5.4.2 变量说明 |
| 5.4.3 .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
| 5.5 计量检验结果及解释 |
| 5.5.1 基于系统GMM的动态面板数据回归 |
| 5.5.2 税制结构与消费偏差 |
| 5.5.3 收入效应、替代效应与消费偏差 |
| 5.6 总结与政策启示 |
| 6 税制结构与消费外溢:跨国证据 |
| 6.1 引言 |
| 6.2 理论模型 |
| 6.2.1 .假设前提 |
| 6.2.2 .模型设定 |
| 6.3 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 |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描述 |
| 6.3.3 .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
| 6.4 检验结果及解释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扩展分析 |
| 6.6.1 .模型设定及说明 |
| 6.6.2 .空间回归检验结果 |
| 6.7 总结 |
| 7 税制结构与消费: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
| 7.1 引言 |
| 7.2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性统计 |
| 7.2.2 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
| 7.2.3 回归结果及解释 |
| 7.3 基于税制结构改革的扩展分析 |
| 7.3.1 基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消费影响效应 |
| 7.3.2 基于“营改增”的消费影响效用 |
| 7.4 本章小结 |
| 8 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政策建议 |
| 8.1 优化间接税结构促进消费增长 |
| 8.2 优化直接税结构促进消费增长 |
| 8.3 优化税系收入结构,构建双主体税制结构 |
| 8.4 优化税种设计 |
| 8.4.1 继续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发挥其有效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
| 8.4.2 改进消费税,増强对高消费行为的调节力度 |
| 8.4.3 完善财产税,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清单 |
| 后记 |
（8）纵向财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动机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动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领域一系列改革的逻辑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主要结果 |
| 1.4.1 理论模型 |
| 1.4.2 经验研究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1.6 论文架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探讨与本文相关的一般性问题的文献 |
| 2.1.2 评估三项财政改革的政策效应的文献 |
| 2.2 已有文献的不足与本文的研究 |
| 3 理论模型与经验研究方法 |
| 3.1 理论模型:本文全局的关要 |
| 3.1.1 消费者-生产者的选择 |
| 3.1.2 地方政府的选择 |
| 3.2 经验研究方法 |
| 3.2.1 双重差分法 |
| 3.2.2 工具变量法 |
| 3.2.3 空间计量模型 |
| 4 所得税分享改革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背景 |
| 4.3 方法与数据 |
| 4.3.1 方法 |
| 4.3.2 数据 |
| 4.4 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分析结果 |
| 4.4.1 经济发展 |
| 4.4.2 经济发展:分产业 |
| 4.4.3 工业化 |
| 4.4.4 土地出让 |
| 4.4.5 征税 |
| 4.4.6 平行趋势检验 |
| 4.5 基于地级市和工业企业合并数据的分析结果 |
| 4.6 结论 |
| 5 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背景 |
| 5.3 度量方法、数据和研究策略 |
| 5.4 结果 |
| 5.4.1 取消农业税改革对农业增长和工商业增长的非对称影响 |
| 5.4.2 地方政府对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反应 |
| 5.4.3 取消农业税改革影响工商业增长的渠道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进一步的讨论 |
| 5.7 结论 |
| 6 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背景 |
| 6.3 两项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层面的探讨 |
| 6.4 研究方法、变量与数据 |
| 6.4.1 研究方法 |
| 6.4.2 变量与数据 |
| 6.5 估计结果 |
| 6.5.1 基准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 6.5.2 历史经济增长率是否影响两项改革的时间选择? |
| 6.6 结论 |
| 7 结论 |
| 7.1 全文概要 |
| 7.2 对营改增改革及未来可能的财政改革的启示 |
| 7.2.1 营改增改革 |
| 7.2.2 未来可能的财政改革 |
| 7.3 政策建议 |
| 7.3.1 制定政策时,全面考虑政策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
| 7.3.2 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纵向财政改革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及三项补贴改革 |
| 3.1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 |
| 3.2 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 |
| 3.3 “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地力保护视角 |
| 4.1 补贴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研数据 |
| 4.2 补贴对耕地地力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
| 4.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的逻辑解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5.1 政策效果模拟方法——PMP模型 |
| 5.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5.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6.1 基于田野调查的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案例 |
| 6.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6.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受益公平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信贷担保视角 |
| 7.1 市场失灵与农业信贷担保 |
| 7.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数理分析 |
| 7.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案例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成本与回应性分析 |
| 8.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财政成本 |
| 8.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 |
| 8.3 政策的回应性分析:农户的了解、评价与期望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9.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黄箱空间释放 |
| 9.2 “三项补贴”改革前后政策保护程度变化 |
| 9.3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优化 |
| 10.1 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
| 10.2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国内支持政策 |
| 10.3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优化安排 |
| 10.4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政策建议 |
| 11.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部分田野调查素材整理 |
| (二) 农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整理 |
| (三) 调研问卷与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10）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玉米成为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农产品 |
| 1.1.2 高成本成为制约我国玉米供需结构调整的主要原因 |
| 1.1.3 高成本成为影响我国玉米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优化成本有利于提高种粮农民收益 |
| 1.2.2 优化成本有利于优化玉米产业布局 |
| 1.2.3 优化成本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农产品生产成本构成研究 |
| 1.3.2 农产品生产成本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农产品生产成本比较研究 |
| 1.3.4 农产品生产成本优化研究 |
| 1.3.5 国外农产品成本研究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数据来源 |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6.1 创新点 |
| 1.6.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玉米生产成本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生产成本相关经济学理论 |
| 2.1.1 成本的经济学概念 |
| 2.1.2 规模经济理论 |
| 2.1.3 比较优势理论 |
| 2.1.4 成本效率理论 |
| 2.2 玉米生产成本内涵及结构 |
| 2.2.1 玉米生产成本内涵 |
| 2.2.2 玉米生产成本结构 |
| 2.2.3 玉米生产成本核算体系 |
| 第三章 中国玉米生产成本及构成要素的演变和特征研究 |
| 3.1 中国玉米生产成本的演变及特征分析 |
| 3.1.1 中国玉米生产的演变及主要特征 |
| 3.1.2 中国玉米生产成本的演变及主要特征 |
| 3.2 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主要构成要素的演变及特征分析 |
| 3.2.1 物质与服务费用的演变及特征分析 |
| 3.2.2 人工成本的演变及特征分析 |
| 3.2.3 物质与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的比较分析 |
| 3.3 未来中国玉米生产成本发展趋势展望 |
| 3.3.1 短期内生产成本呈现温和下降趋势 |
| 3.3.2 物质与服务费用结构发生一定改变 |
| 3.3.3 短期内人工成本将有所下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玉米生产成本的差异性比较研究 |
| 4.1 玉米生产区域划分与生产成本测算 |
| 4.1.1 生产区域划分 |
| 4.1.2 区域玉米生产成本测算 |
| 4.2 中国不同区域玉米生产成本差异分析 |
| 4.3 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玉米生产成本差异分析 |
| 4.3.1 北方春玉米区 |
| 4.3.2 黄淮海夏玉米区 |
| 4.3.3 西北灌溉玉米区 |
| 4.3.4 南方丘陵玉米区 |
| 4.3.5 西南山地玉米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影响区域玉米生产成本的主要因素及其贡献率研究 |
| 5.1 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1.1 分析方法 |
| 5.1.2 数据说明 |
| 5.2 区域玉米生产成本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分析指标确定 |
| 5.2.2 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
| 5.2.3 分析模型检验 |
| 5.2.4 模型分析结论 |
| 5.3 区域玉米生产成本影响因素的贡献率分析 |
| 5.3.1 贡献率测算方法 |
| 5.3.2 测算结果与结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玉米成本效率研究 |
| 6.1 随机前沿成本分析理论框架 |
| 6.1.1 随机前沿成本函数模型 |
| 6.1.2 随机前沿成本效率分析过程 |
| 6.2 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成本模型构建与分析结果 |
| 6.2.1 样本选取 |
| 6.2.2 变量设定 |
| 6.2.3 数据与时间说明 |
| 6.2.4 分析模型 |
| 6.2.5 分析结果 |
| 6.3 基于SFA测算结果的玉米成本效率分析 |
| 6.3.1 玉米成本效率特征总体分析 |
| 6.3.2 不同区域玉米成本效率分析 |
| 6.3.3 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玉米成本效率分析 |
| 6.4 基于SFA分析结果的玉米成本无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美玉米成本差异比较研究 |
| 7.1 中美农作物成本核算体系及指标调整 |
| 7.1.1 中美农作物成本核算体系概述 |
| 7.1.2 中美玉米成本比较指标调整 |
| 7.2 中美玉米成本差异比较 |
| 7.2.1 中美玉米成本水平差异 |
| 7.2.2 中美玉米成本结构差异 |
| 7.3 中美玉米成本差异的成因分析 |
| 7.3.1 生产规模不同 |
| 7.3.2 生产方式不同 |
| 7.3.3 科技含量不同 |
| 7.3.4 保障手段不同 |
| 7.4 中美玉米成本差异对中国玉米生产的启示 |
| 7.4.1 因地制宜采取集约化、机械化方式生产 |
| 7.4.2 提高玉米生产的科技含量 |
| 7.4.3 科学制定玉米相关产业政策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区域玉米生产成本优化路径探索 |
| 8.1 成本优化目标 |
| 8.2 成本优化思路 |
| 8.3 区域玉米生产成本优化路径 |
| 8.3.1 北方春玉米区 |
| 8.3.2 黄淮海夏玉米区 |
| 8.3.3 西北灌溉玉米区 |
| 8.3.4 南方丘陵玉米区 |
| 8.3.5 西南山地玉米区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相关政策建议 |
| 9.2.1 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以规模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 |
| 9.2.2 增加农机玉米专项补贴以机械化生产替代劳动力投入 |
| 9.2.3 加强玉米生产的农艺措施以提升玉米生产的成本效率 |
| 9.2.4 制定玉米主产区生产规划以合理布局提高玉米生产效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我国今年农业税整体降低一个百分点（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3]再分配政策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税费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J]. 陈斌开,李银银. 中国社会科学, 2020(02)
- [4]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研究[D]. 谭飞.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5]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6]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D]. 王璟谛.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
- [7]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践[D]. 刘胜. 暨南大学, 2018(03)
- [8]纵向财政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取消农业税改革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经验研究[D]. 叶兵.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9]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10]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优化研究[D]. 卢德成.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