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资基金封闭式与开放式的比较分析: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论文文献综述）
沈一凡[1]（2021）在《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98年,中国内地首批五家基金管理公司成立。根据Wind统计,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基金总量由2001年的53只发展到6965只,基金管理规模也由818.03亿元扩大到如今的177629.50亿元,20年间增长了近216倍,跃居至全球第五。互联网的普及,带给了整个基金行业新的活力;同时,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放水与资产荒的联合作用下,基金逐渐成为中小投资者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一度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然而,中国市场相比成熟市场又显得更为特殊,急速变化的市场风格、更加非理性的投资者、市场参与者与市场结构的快速进化、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较快的培养和晋升,造就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基金市场。我国的基金市场逐渐从野蛮生产的阶段迈向良序增长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研究,不论是对日常的投资、还是为世界提供极具中国特色的基于中国样本的本土化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整个基金市场而言,其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参与者。根据各自的职能和作用,基金直接参与主体包括了基金管理人、基金投资人与基金托管人。在我国,大部分的基金托管人为国有银行,极少涉及到具体的基金投资行为和决策。因此就投资决策而言,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投资人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基金管理人通常为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由公司进行统一决策和管理,基金经理进行具体的基金投资决策。因此,就基金市场微观参与主体而言,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经理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闭环,基金投资者通过申购赎回基金进行相关买卖操作,基金管理公司将资金交给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管理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共同决定了基金的业绩,基金投资者根据基金业绩来确定是否继续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基金业绩来评估基金经理。本文聚焦于基金市场主要的三大微观参与主体,分别从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经理出发,基于经典数理模型,构建以这三个角度为基石的基金业绩研究框架,同时结合中国特有现状,包括非理性的投资者、社保基金的委托投资与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的快速晋升与培养三个特点,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探讨三大参与主体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基金业绩的影响,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从基金投资者角度出发,研究了基金流量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基金业绩的影响,即这种流量驱动型基金风险转移（risk shifting）行为的动机和后果。本文发现:（1）我国的基金投资者存在严重的处置效应,经历了大量资金流入的基金往往会降低其冒风险程度。然而,若资金的净流入同时发生在过往获得良好业绩的基金时,基金的风险水平反而会提升。（2）基金经理往往会通过增加换手率、提高组合风险系数、提高权益持仓占比和购买更多赢家股票的方式来增加风险。（3）这种发生在高业绩的基金流量驱动型风险转移,会使基金在随后两个季度表现恶化,直到第三季度才恢复。（4）这种风险转移行为,更容易发生在那些出现高额异常净流量、业绩源于运气、成立较晚的、规模较小的基金上。其次,从基金管理公司角度出发,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保管理资格为切入点,研究了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及基金业绩产生的影响。本文发现:（1）被委托的社保基金拥有比同类公募基金更多的超额收益。（2）社保基金超额收益可能来源于更好的择时能力、基金管理公司内部的交叉补贴,而与可能的政治关联无关。（3）当获得社保管理资格后,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基金的整体业绩有所下降,并且投资风格会与同一管理公司旗下社保基金呈现相似的特点,其中还会出现反向交易的情况。进一步分析发现,基金管理公司内部那些业绩较差、管理规模较大的基金可能作为内部交叉补贴资金的提供方。（4）社保基金的管理有助于基金管理公司扩大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特权,如新基金的设立。最后,本文从基金经理角度出发,通过基金经理过往研究经历刻画基金经理“能力圈”,研究分析师行业研究经历对基金经理投资偏好及其业绩的影响。本文发现:（1）基金经理会在自己优势行业上进行超配,这种超配不论是相对于全市场、整个基金行业还是同类型基金均成立,同时对于优势行业的股票持有时间会更长。（2）基金经理对于优势行业的超配行为,在考虑了持仓因素后可以为基金带来相比于其他非优势行业的超额收益,同时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具备更强的风险控制能力。（3）深入研究发现,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具备更强的选股能力和行业择时能力,进一步证实了优势行业形成的能力圈是超配行为产生超额收益的机制之一。（4）在最后的拓展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形成的优势源于行业自身、基金经理对于优势行业的政策敏感度和能力的持续扩张,而非存在私有信息。综上所述,本文将包括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三个方面的基金微观参与主体放在了统一的研究框架下,不仅对相关理论和成果起到了补充和完善,更是结合中国市场特有因素,做出了有别于其他研究的创新研究,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基金市场提供了多样的经验证据和多方面的研究角度。
宣潇然[2]（2019）在《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提出资管行业的蓬勃发展无疑是近些年金融行业最为重要的景象。资管行业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进入到了“全民理财”时代。起初,信托行业借助其投资限制较小、经营范围灵活的优势,首先获得了银行“青睐”,我国资管市场由于“银信合作”业务的出现得到了迅速的扩张。随后,“银证合作”、“银基合作”、“银保合作”等业务的出现丰富了资管市场中金融机构的类型,也加剧了金融混业经营程度。不同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在资管市场发展初期,“刚性兑付”以及“高收益承诺”成为了金融机构吸引投资者的“诱饵”。该时期,除私募基金等高风险高收益产品之外,确实鲜有资管产品违约事件发生。投资者开始尝到了资管产品的“甜头”——收益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且利益能够得到保障。正是基于资管市场发展初期刚性兑付这一“潜规则”的存在,导致我国资管市场从发展初期开始就存在诸多隐患:金融机构为了扩大业务规模,占据更多市场份额,在资管产品的销售推介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如以高收益率为诱饵,忽视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而向投资者推荐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资管产品。又如金融机构在销售资管产品过程中,普遍对于投资者进行保底承诺,导致投资者混淆资管产品与银行储蓄之间的区别。在资管产品的投资运营过程中,投资者与管理人之间存在显着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管理人几乎掌握了所有关键信息,投资者仅能通过管理人信息披露获取信息,对于管理人行为难以进行有效约束。因此,管理人不尽职管理行为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害。近年来资管产品违约事件频发,投资者利益难以受到保障。资管市场现行规范性文件大多以规范资管市场、维护金融市场安全稳定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缺乏对于管理人行为规范的相关规定。当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发生纠纷时,司法救济是投资者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之一。现阶段,资管市场的规范性文件大多以效力层级较低的部门性规章为主。由于我国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限制,资管市场中不同金融监管机构“各扫门前雪”,针对不同资管产品分别制定不同规则。但是司法裁判中,法院并没有适用上述部门规章的义务。换言之,我国资管市场司法中判决标准不统一,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投资者司法保护形势不容乐观。从2017年开始,银保监会、证监会一系列资管业务规范性文件的出台,资管业迎来了一轮强化监管的浪潮,对资管业务管理人的主动管理要求增强,行业面临重塑。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管业务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资管行业进入到规范发展时期。资管新规中明确指出我国资管市场要打破刚性兑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资管行业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洗牌”。由此不难看出,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保护问题成为了我国资管市场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首要命题。但是由于我国资管产品法律性质不清,法律对于资管市场的调整面临着不小的难题。本文以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保护问题作为核心,围绕资管行业中投资者的事前保护、事中保护以及事后救济的逻辑线条,提出完善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制度的路径。主要内容如下:引言。本部分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以及本文逻辑和主要研究问题。第一章为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概述。本章通过梳理资管市场的起源与发展,总结我国资管产品的发展现状与特点。对于我国资管产品进行类型化研究,总结不同类型资管产品的特点及区别。随后分析我国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保护的必要性与特殊性,总结出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与一般金融市场投资者保护的本质不同。第二章为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理论基础。分析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以及风险社会理论在资管市场中的体现与结合,分辨资管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参与主体之间存在的显着信息不对称及其危害。结合相关理论,明确我国投资者保护的重点及方法。第三章为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完善:事前保护。资管市场中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是投资者保护的“第一道防线”。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可以总结为“将适当的产品卖给适当的人”,我国并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金融行业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具体到资管行业中,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为了风险匹配原则——金融机构将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与资管产品风险等级作以简单匹配,风险匹配原则并不能完全体现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实质,有必要对于我国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进行完善。具体而言,应当明确我国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内涵与原则,并整合现行立法中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相关规定,明确其制度内容,科学制定产品风险评估与投资者适当性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方式。第四章为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定化:事中保护。资管市场中当事人双方存在显着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作为弱势一方,利益难以受到保障。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管理人行为失范现象普遍存在,投资者投资风险较高。我国资管产品本质上是一种信托,投资者对于管理人存在合理信赖,二者之间关系应当界定为信义义务。信义义务是投资者与管理人关系存在的基础,是“买者自负”到“卖者有责”的实现路径。构建我国资管市场中管理人信义义务,不但需要明确信义义务的法律性质,而且需要明确其在资管市场的具体表现,资管市场中管理人信义义务可以分为忠实义务以及勤勉义务。唯有明确我国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与管理人之间关系,对于管理人课以相应法定义务,才能起到规范管理人行为之目的,进而实现投资者保护的目标。第五章为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司法保护制度的完善:事后救济。本章通过对于资管市场司法救济现状及裁判规则进行检视,总结出我国资管市场现行法律规则位阶较低,大多体现为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导致司法适用存在困难。我国资管市场司法建设中首先应当明确金融规章在裁判中的效力,将金融规章作为习惯引入司法裁判,并充分应用商事思维,对于投资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第六章为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制度立法的理念与路径。对于资管市场进行统合立法已经成为了学界共识,英国、日本等国家均采取对于金融市场进行横向统合规制的立法路径。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程度不断加深,我国金融立法中也应当顺应这一趋势。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完善需要修改相关立法作为支撑,具体而言,应当构建以权利公平配置为根本、以提升金融市场效率为核心、以有效防控风险为后盾的立法理念,通过对比不同立法路径之优劣,选出我国立法最优路径。通过修订《信托法》以及《证券法》,将资管产品纳入立法调整范围,这成为了资管市场统合立法最为现实的路径。立法过程中,应当处理好不同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确保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立法体系的统一性、系统性,为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完善提供法律支撑。
刘颖[3]（2019）在《资管新规对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文中提出资管业务是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本质,是商业银行为了实现投资者的资产保值增值、拓宽投资者的投资渠道,而为投资者量身定做的综合理财服务方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收入也不断在增长,财富的累积使得人们对投资理财有了更多的需求,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也因此得以快速发展。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各类资管机构资产管理规模达124万亿,其中银行理财以29.54万亿占据了最大份额,是当之无愧的“带头大哥”。2017年底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掀起了资管行业变动的巨浪,2018年4月资管新规正式落地,同年9月银保监会正式下发理财新规,至此,银行理财业务正式迎来了新的监管环境。资管新规打破了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对资金池、多层嵌套等行为进行了严格约束,对银行理财业务产生了诸多影响。新规虽有过渡,威慑却已形成,由新规开启的资管新时代下的竞争格局正在重新构建,资管行业发展的崭新舞台正式拉开序幕。本文基于对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以及资管新规等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结合相关理论建立了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上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现状的介绍以及对现存问题的剖析,探讨了资管新规出台背后的深层原因;通过对资管新规的监管思路的梳理,找出了资管新规到底新在何处。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首先从会计处理、信息披露、产品设计、风险管理以及理财子公司设立等五个不同的方面来深入分析资管新规对案例银行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探讨的内容包括新规出台后案例银行在会计处理上所做的对应调整,在新规提出的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下案例银行做了哪些调整和改变,产品设计方面面临着“被迫”创新以及净值化转型,风险管理方面对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潜在风险成本产生的相关影响,以及设立理财子公司开创理财新格局所面临的优势和困难。然后,结合新规的要求与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本文分析了得出了实施新规下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或将面临的五大挑战:一是可能会因资产管理业务经验匮乏在新资管时代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二是打破刚兑、调整产品期限结构以及向净值型转型等改变将会使得银行理财业务规模受到冲击;三是银行理财以往的盈利模式被打破,可能会使得盈利的不稳定性加大,理财收益承受压力和冲击;四是需要快速寻找和研发替代产品以稳住客源留住客户资金;五是设立全新银行理财子公司面临着整合机构、研发产品、成本攀升等等一系列挑战。最后,本文基于上述的挑战找到对应的措施,从对资管新规的反思和完善,以及商业银行如何应对两个角度分别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目的是放大资管新规对银行理财带来的正面影响减少不利影响,趋利避害未雨绸缪。以期监管方实现降低杠杆率、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改革目标,银行方通过规范转型、合理创新、加强风险管控等措施,发挥出既有优势扬长避短,在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中岿然不动、茁壮成长。
陈梦月[4]（2018）在《共同代理视角下证券投资基金治理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对投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简单地将资产放在银行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投资需求,在此背景下,具有诸多优点的基金很好地满足了投资者多元化的投资需求。基金管理公司拥有专业性强、投资经验丰富的经营团队,相较于金融知识薄弱、理财能力欠缺的广大个人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可以为投资者带来高收益,然而,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基金合同中明确指明的基金不保本性暗示基金投资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他们把钱交给基金管理公司,他们属于委托人,享受基金收益的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基金管理公司接受投资人的委托管理基金资产,享有基金资产的控制权和经营权,在这种产权分离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代理冲突,如何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便成了最大的难题,基于此,研究证券投资基金治理对基金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共同代理、基金治理和基金绩效的相关文献,在共同代理理论、两权分离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的共同代理关系以及由共同代理关系引发的代理冲突,然后从股权结构和基金持有人结构两方面着手,研究基金治理对基金绩效的影响。本文以2013年12月31以前发行的股票型开放式基金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运用SPSS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基金管理公司股权集中度对基金绩效有显着的负向影响;（2）基金管理公司股东规模与基金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3）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否为绝对控股对基金绩效的影响不显着;（4）外资持股比例与基金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5）机构持有人持有份额占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与基金绩效呈显着正相关关系,说明机构持有人持有比例越大,基金绩效越好;（6）基金管理公司从业人员持有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与基金绩效呈显着正相关关系,说明基金持有人中,基金管理公司从业人员的持有比例越高,基金绩效越好。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分别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方面对基金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并对本文的研究局限进行了说明,提出了研究展望。
李祥文[5]（2018）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持基激励与期末业绩拉升和窗饰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证券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发展迅速,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我国基金业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基金经理的不当投资行为问题尤为突出。基金的期末业绩拉升行为和窗饰行为是最为典型的不当投资行为。基金经理通过粉饰自己的投资业绩或持仓组合来误导投资者,以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不仅会增加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损害了基金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加剧了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我国基金业的健康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深入研究期末业绩拉升行为和窗饰行为能够为甄别基金不当行为、完善我国基金行业激励机制提供参考,对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监管机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缓解基金公司和基金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塑造更负责任的资管者形象,近年来很多基金公司推出了管理人持基激励,即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等购入并持有自己所管理基金份额,这被认为能够有效缓解基金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那么基金管理人持基是否真正能够将其利益与基金投资者有效捆绑在一起,促使基金管理人提高努力程度,进而取得更好的基金业绩,并改善投资行为,这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对基金的期末业绩拉升行为和窗饰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分析了基金管理人持基对基金行为和业绩的影响,具体如下:首先,本文研究了基金业绩排名对其期末业绩拉升行为的影响。现有文献通常只关注赢家基金和输家基金的期末业绩拉升行为,本文则重点考察了关键排名处基金,发现排名前1/3和前1/10基金的年末业绩拉升程度显着高于其他基金,这与我国基金经理的薪酬激励机制相关。另外,本文还发现相邻排名基金之间的业绩差异对基金期末业绩拉升程度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这是因为业绩差异越小,基金通过拉升业绩从而提高排名的可能性越大,所以基金进行期末业绩拉升的动机越强,拉升程度就越大。其次,本文对窗饰行为的动机和影响进行了研究。现有文献往往忽略了基金披露持仓股票存在延时性,本文则发现基金持仓股票对延时期的资金净流量并无影响,所以在研究窗饰行为时考虑了延时性问题,基于中国公募基金半年报和年报的披露日期对基金持仓股票的影响区间做了划分,研究结论更加准确。通过从基金业绩和持仓股票组合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发现相比于普通基金,输（赢）家基金进行窗饰行为的动机相对较强（弱）。相应地,输（赢）家基金的窗饰行为程度显着高（低）于普通基金。本文还发现对于输家基金,窗饰行为能够显着提高下一期的资金净流入,而对于赢家基金则相反。除此之外,实施窗饰行为的基金在未来的业绩显着低于普通基金,说明窗饰行为损害了基金业绩。第三,本文研究了基金管理人持基对基金行为的影响。现有文献通常只关注基金管理人持基对基金业绩的影响,本文考察其对基金行为的影响,旨在更加全面地评估基金管理人持基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对于基金管理人持基的基金,其期末业绩拉升程度和窗饰行为程度均显着低于基金管理人未持基的基金,且持基比例越大,期末业绩拉升程度和窗饰行为程度越小。基金管理人持基对未来资金净流量也有正向影响,说明基金管理人持基向市场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并得到了基金投资者的认可。第四,本文研究了基金管理人持基对基金业绩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发起式基金为自然实验,有效规避了现有相关文献难以解决的内生性问题,结论更有说服力,解决了现有文献存在的争议。本文研究发现基金管理人持基比例的提高确实能够有效激励基金管理人提高努力程度,进而取得更好的基金业绩,并且不会提高基金风险。另外,本文还发现基金管理人持基金额对基金业绩没有显着影响,但却会显着提高基金风险,这与持基比例的激励效果恰好相反。本文不仅丰富了期末业绩拉升行为、窗饰行为和持基激励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为研究基金不当行为和激励机制等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而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为基金投资者选择基金、基金管理公司设计激励机制以及监管机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了参考。
熊航[6]（2016）在《我国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日益繁荣,以资本市场为投资对象的公募基金也随之成立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1998年基金开元、基金金泰两家封闭式基金发行上市为标志,公募基金开始在我国资本市场出现并快速发展。截止2015年底,我国各类公募基金所管理的资产总额已达到约8.4万亿元,公募基金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之一。由于公募基金的投资对象是我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中的各种金融工具,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承受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以及伴随而来的风险。作为一个新兴市场,高波动性和高风险性依然是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主要特征,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公募基金改变投资组合风险承担获取投资收益的难度。风险—收益在资本市场中是永恒的对立统一的存在,公募基金作为股票市场的投资主体之一也时刻面对着艰难的选择即如何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从现实看,我国的公募基金还远远不能驾驭市场风险,2015年6月以来快速上涨了近一年的A股市场出现持续性的暴跌走势,在这轮暴跌中许多公募基金非但没有发挥市场稳定剂的作用,反而由于种种原因不断抛售手中的股票,这不但给基金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加剧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造成了股票市场和公募基金投资收益双输的局面。2015年第三季度公募基金全行业合计亏损6503亿元,创历史上最大单季亏损记录。我们关心的是在公募基金的长期运行中,基金管理人是否有能力持续地为基金持有人获取收益?公募基金运行中的投资风险承担有哪些特征?不同市场环境、不同制度设计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的影响是怎样的?因此,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公募基金风险承担将会怎样影响基金投资绩效,以及可能会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将通过几个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并希望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得出符合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实际情况的研究结论,并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推动公募基金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更好地为投资人获取长期投资收益。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介绍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大致现状。其内容包括我国公募基金发展历史、历年公募基金发行情况、存量公募基金的规模及结构、开放式与封闭式基金的规模与结构等方面的情况。研究发现从2005年开始,我国公募基金无论从数量还是管理资产规模等方面都保持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大致从2011年开始我国公募基金的增长开始趋缓,主要是由于资本市场中投资对象的多样化以及资本市场总体处于熊市周期。此部分还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进行了总体分析,包括界定公募基金风险承担、投资绩效等重要概念;阐述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间的相互关系;并对本文中各主要实证章节研究视角的选取情况进行了总体说明。其次,从基金经理个人特征的视角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进行研究。此部分实证检验了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的影响;然后实证检验了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对基金投资业绩的影响。第三,从公募基金业绩追逐的视角出发,对公募基金风险调整与投资绩效的相互影响进行研究。此部分先对公募基金业绩追逐行为进行分析;再通过数据检验发现公募基金年内风险调整行为的特征;然后基于这些特征研究风险调整的影响因素;最后研究公募基金风险调整行为对其年终业绩表现的影响。第四,从股市周期因素的视角对公募基金风险调整与投资绩效进行研究。此部分先对我国股票市场运行周期进行划分,然后对股票市场周期转换下的公募基金风险调整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对股票市场周期转换下公募基金风险调整对后期投资业绩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五,从制度环境差异的视角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进行研究。此部分先对阳光私募基金风险承担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再对基金经理转投视角下同一基金经理先后管理的不同类型基金的绩效进行纵向比较,然后对基金经理转投视角下的基金绩效进行横向比较。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得到如下主要研究观点。（1）通过实证检验公募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对基金风险承担和基金业绩表现的影响发现:①管理公募基金时间较长、年龄较大的基金经理能够获得较好的业绩表现;有过研究员等与证券投资相关度较高的工作经历的基金经理能够取得较好的业绩表现;不同性别间基金经理业绩表现的差异并不显着。②年龄较大的基金经理倾向于高风险的投资策略;女性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较为保守;担任过研究员等研究类职位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公募基金时倾向于高风险的投资策略。（2）通过对业绩追逐背景下的我国公募基金风险调整与投资绩效相互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①我国公募基金在每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存在明显的加大投资风险的行为,在进行二分位和四分位法分组后,输家组基金加大投资风险的行为非常普遍,而赢家组却倾向于较保守的投资策略。②实证研究发现前期资金流入量大的基金、前期业绩较差的基金和处于输家组的基金倾向于在最后一个季度加大投资风险。③实证研究发现基金加大投资风险的行为是无法对当年投资业绩产生正向影响的,基金最后一个季度的业绩粉饰行为是无效的,反而可能对投资业绩产生不利的影响。（3）针对股市转折点前后六个月的基金风险调整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后发现:当股票市场从熊市进入牛市时前期表现较差的基金会提高投资组合的风险;当市场从牛市进入熊市时前期表现较好的基金会提高投资组合的风险,这说明公募基金并不能起到市场稳定器的作用。市场悲观时,前期表现较好的基金反应迟钝;市场乐观时,前期业绩较好的基金又会出现过度自信的现象。在实证检验市场周期转换下公募基金风险调整对后期业绩影响后发现在市场环境总体较为极端的情况下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有利于投资业绩表现;当熊市进入牛市时激进的投资策略有助于改善业绩;当牛市进入熊市时往往泥沙俱下,改变风险承担对业绩改善是不起作用的。（4）发生转投行为的公募基金经理所管理的阳光私募基金的风险承担策略与公募基金的风险承担策略特点相同,这说明转投的公募基金经理将公募基金年底通过增加风险而提高业绩的绩效粉饰习惯带入到阳光私募基金的经营中。通过研究公募基金经理转投至阳光私募基金前后管理的不同类型基金的业绩对比后发现:阳光私募基金不论是与同一基金经理转投前所管理的公募基金的纵向业绩对比上看还是与同时期其他公募基金进行业绩对比看,其总体投资能力都要强于公募基金。将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分解为择股能力和择时能力后发现阳光私募基金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较强的择时能力上,而择股能力是弱于公募基金的。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加强对公募基金投资风险的关注,淡化唯业绩论的评价体系。具体措施包括:管理层应更关注公募基金经理的风险管理情况,加强对出现短期过度投机行为的公募基金的监管力度;各市场参与主体应提高公募基金绩效评价中的长期绩效评价所占比重,对明星基金经理的宣传要考虑风险因素和长期投资绩效;管理层及相关媒体应加强对公募基金的风险提示并对短期恶意投机的公募基金进行公开批评。（2）完善公募基金监管体系释放更多投资活力。具体措施包括:管理层应减少对公募基金在投资策略及投资范围等方面的行政干预,但应加强对公募基金具体交易行为的监管力度。（3）进一步鼓励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具体措施包括:应给予阳光私募基金等机构以平等的市场地位,从法律法规上保障其合法利益与诉求并将其纳入到现有的证券监管体系中;应改进公募基金激励机制,鼓励公私募基金间相互交流学习。（4）重视提高基金经理的实务经验和水平。具体措施包括:基金公司应更加重视培养基金经理投研类岗位的工作经验;基金管理公司应增加投研类岗位工作经验在基金经理升迁考评时的影响权重。（5）投资者应加强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及投资绩效的异质性的重视。具体措施包括:投资者应重视基金经理的投资经验和升迁经历;投资者应关注会影响公募基金风险承担的各种因素;在市场出现周期转换的窗口期,投资者应当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采用不同的基金持有策略。当股市由熊市转向牛市时,基金投资者应当持有投资风格较为激进的公募基金;当牛市转向熊市时,基金投资者应当赎回股票型基金。投资者在持有基金时应当按照特定周期进行管理,不建议长期持有股票型基金产品。
蒋志平[7]（2016）在《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驱动与约束研究》文中认为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我国金融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一直被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寄予厚望,希望通过机构投资者的超常规发展以达到降低证券市场波动、稳定市场的目的。然而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实践来看,我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自身却具有较高的风险水平,证券投资基金的超常规发展还没有达到证券监管机构稳定金融市场的良好预期。由于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本质上是为基金投资者提供的一种代理投资金融服务,基金经理具有的有限责任和委托代理双方风险收益不对称特征可能驱动基金经理在投资中倾向于选择高风险的资产,这种投资冒险行为不仅可能构成损害基金投资者利益的基金经理道德风险,还将推动金融资产价格对内在价值的系统性偏离,进而加剧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甚至进一步引发金融泡沫。对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机构投资者稳定市场功能,完善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机制,引导和规范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委托代理关系,证券投资基金的经理人努力水平和基金产出的风险水平都是基金经理可以选择和调整的内生变量,基金经理可能背离其作为机构投资者代理投资的“风险管理”初衷,在投资实践中实施一定的投资冒险行为来实现自身补偿最大化的目的。结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特殊背景,本文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行为金融学、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等理论,采用规范的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我国基金经理的投资冒险行为进行研究。本文将基金经理选择的基金风险水平超越了基金所对应的业绩比较基准风险水平这种投资行为界定为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分别研究了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评价、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所面临的驱动因素和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约束机制,并对如何防范与控制我国基金经理的投资冒险行为给出了相应对策建议。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具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评价。本文通过考察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产生的结果,基于基金经理自身和基金投资者角度对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进行评价。基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2004-2012年36个季度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基金经理的投资冒险行为总体上有损基金投资者福利,其行为更多体现出基金经理具有一定的“道德风险”而并非“信息优势”。进一步,本文将基金经理的冒险途径分为风险资产占比调整、系统性风险调整和特质风险调整三种方式,发现不同途径下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对基金经理回报和投资者福利的影响则有所不同,基金经理通过调整特质风险的冒险行为降低了基金经理的回报但却有利于提升基金投资者的福利,而基金经理通过系统风险调整的冒险行为增加了基金经理的回报却对基金投资者福利造成了损害。（二）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驱动。本文分别基于基金经理补偿契约和基金投资者风险偏好两种视角,研究了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发生的主要驱动因素。一方面,本文分别构建离散时间和连续时间下的基金经理最优风险选择模型,研究发现,在对称结构的基金经理补偿契约中,驱动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基金经理对自己所处形势的主观判断和基金经理自身的风险偏好。特别地,当基金经理认为自己所管理基金的收益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可能性很小,自己在期末面临“损失”的可能性较大时,他们的投资冒险行为就会发生。而当经理人补偿契约从对称结构变为非对称结构时,如果基金经理具有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DARA）偏好,非对称补偿契约结构更可能导致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基金投资者资金流理性预期模型并结合我国开放式基金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对我国基金投资者的风险态度研究后发现,我国基金投资者对以原始业绩波动率表征的基金总体风险并不在乎,甚至表现出一定的“风险追逐”偏好,投资者这种风险态度对我国基金经理的投资冒险行为构成一种隐性驱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驱动主要针对基金经理的“适度冒险”行为,当基金经理表现出“过度冒险”行为时,投资者资金流-业绩之间的凸性会逐渐减小,来自基金投资者的冒险驱动作用会有弱化的趋势。（三）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约束。以“弱化基金经理道德风险行为驱动”为出发点,本文分别从基金投资者“用脚投票”市场约束和基金自购制度约束这两个方面考察了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约束机制。基金投资者对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约束主要从投资者资金流的结构特征考察,期望发现基金投资者对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用脚投票”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制度约束层面,则以基金自购为例,检验基金自购制度的引入与实践,是否真正有利于基金经理和基金投资者之间建立较好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基金投资者“用脚投票”方式实现对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市场约束效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以基金自购为代表的制度性约束则体现出较好的约束效果。
邓斌[8]（2013）在《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研究》文中认为基金家族的繁衍和扩张是国内外基金市场发展的重要特征。大规模基金家族的产生能够使得基金公司通过共享投资信息和研发资源而降低经营管理成本,产生范围经济。Sirri and Tufano（1998）较早认识到基金家族这一新型市场组织结构能够降低基金投资者的搜寻成本,而且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附加服务。因此,基金家族赢得了投资者的青睐并获得快速发展。但是基金家族独特的双重委托代理结构为基金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增添了新的问题。基金家族整体利益与家族内单个基金投资者的利益并不一致,导致除基金经理道德风险行为之外,基金管理公司内部还会存在业绩输送行为。Gasparetal.（2006）指出,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基金管理公司会在旗下不同基金之间进行业绩输送,以牺牲对基金家族而言价值较低基金的业绩为代价,提高对基金家族而言价值较高基金或基金的业绩。这种行为违反了公平交易原则,导致基金家族旗下基金存在人为的业绩差异,损害了被“牺牲”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已经指出基金家族双重委托代理结构导致的基金家族整体利益与单个基金利益的不一致,是导致基金家族的业绩输送行为产生的内在动机。但是,该行为的产生还依赖于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因为固定管理费率制度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对基金管理人具有激励效应,只有通过投资者申购和赎回基金,基金家族进行业绩输送以提升旗下基金业绩才能最终吸引投资者资金流入。Caffrey（2006）,Gaspar et al.（2006）和 Guedj and Papastaikoudi（2008）的研究表明: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的决定因素是基金资金流与基金业绩的凸性关系以及明星基金的溢出效应。由于基金管理人的一切投资管理行为都是以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为基础,所以本文的研究主题是从基金投资者行为视角,研究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的生成机制,并运用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刻画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特征,研究其对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的影响。无论是基金家族的繁衍和扩张,还是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都受到基金市场环境的影响。为研究我国基金市场环境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趋势,揭示基金投资者和基金家族行为的背景和根源,本文在第三章研究了国内外基金市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介绍了基金投资者组成结构和行为特征、基金家族发展现状和治理问题。研究表明我国基金市场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主要表现就是市场规模大幅提高、竞争日益激烈、基金家族的繁衍和市场制度的完善。由于基金投资者行为是本文研究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第四章利用2005年至2012年我国开放式普通股票型基金的数据,对样本期内我国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无论运用分组平均值折线图的方法,还是面板数据多元回归的方法,我们均发现样本期内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资金流和业绩相关关系（Flow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FPR）呈现正向和凸性特征。基金FPR只是描述了基金资金净流入比率与基金历史业绩的相关关系,本文第四章还提出量化测度基金FPR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通过估计资金净流入比率回归函数中基金业绩变量的回归系数,我们能够测度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大小。正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应基金FPR的正向关系。通过引入分段线性回归函数,我们能够运用绩优水平下和绩劣水平下基金业绩变量回归系数估计值的差异来测度基金FPR的凸性特征。基金FPR正向、凸性特征,表明我国基金投资者总体上表现出追逐良好业绩的正反馈行为,而且由于投资者心理、市场制度和市场运行效率等原因,我国基金投资者表现出对基金业绩提升敏感度较高、对基金业绩下降敏感度较低的行为特征。本文研究还发现样本期内我国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特征会随着时期和基金截面特征而变化。从时期变化来看,第四章分组平均值折线图的分析结果表明,资金净流入比率随着时期变化而增加,基金FPR曲线的波动性越来越小且“赎回异象”逐渐消失,基金FPR的正向凸性特征越来越显着,子样本回归的结果则表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随时期变化而减小。这意味着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中理性成分逐渐增加,但是仍然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从投资者行为特征变化的角度,我们能够揭示国内关于基金市场“赎回异象”研究的矛盾性结论。早期关于我国基金FPR的研究所分析的样本时期正好是我国基金投资者行为非理性因素较多、“赎回异象”较为显着的时期,因此陆蓉等（2007）证实了这种现象。随着基金市场环境变化,投资者逐渐趋于理性,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也发生变化,“赎回异象”趋于减弱。所以肖峻和石劲（2011）没有发现这种现象。我们在发现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时期变化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导致变化的因素。本文第四章利用GDP增长率作为经济环境的代理指标,证实了经济环境对投资者心理,进而对基金FPR凸性的正向影响。此外,市场竞争程度提高导致信息成本下降,以及基金投资者获取信息的能力也提高,都会导致投资者行为中理性成分的增加。从基金特征变化来分析,我们根据基金截面特征的不同,将全部样本分为不同的子样本,分组平均值折线图表明年老基金和大规模基金的资金净流入比率较高,小规模和年轻基金的FPR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更显着的处置效应或明星效应,FPR凸性特征也更强。我们进一步运用交互项回归的方法研究表明基金规模对基金资金净流入比率产生负向影响,而基金年龄、基金风险、基金家族规模产生正向影响。基金年龄正向影响的结果表明我国基金投资者认为年老基金和大规模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所拥有的投资管理能力和经验更值得信赖。基金风险和基金家族规模的正向影响意味着我国基金投资者更倾向于追逐收益而忽视风险,也更青睐大型基金家族的旗下基金。我们还运用交互项回归的方法研究了基金特征对基金FPR正向凸性特征的影响,发现基金年龄增加将显着降低业绩处于绩优水平下基金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正是由于基金年龄增加导致绩优水平下业绩敏感度降低,在绩劣水平业绩敏感度不变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基金FPR凸性降低。我们还发现基金业绩波动性将显着增加处于绩劣水平下基金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并且显着降低处于中等业绩水平下基金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最后我们发现基金家族规模能够显着降低旗下基金的业绩敏感度以及基金FPR凸度。这是由于基金家族具有溢出效应,使得大部分投资者更看重基金家族的品牌,而不是基金本身的业绩。所以大型基金家族旗下基金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都较低。在对我国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并刻画其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投资者业绩敏感度测度投资者行为特征,研究基于投资者行为的基金家族内基金经理投资决策行为和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基金家族由旗下基金共同组成,因此对家族内基金经理投资决策行为的研究是分析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的基础。我们首先阐明了固定管理费率下投资者基于基金业绩的申购赎回行为对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其次,运用竞赛模型和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经理努力程度决策和风险水平决策的激励效应。模型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经理努力程度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实证研究还表明基金年龄和股票市场收益率对基金经理努力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对基金经理风险水平投资决策模型的分析表明,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取决于其投资管理能力,投资管理能力越强的基金经理,将设定越高的基金投资组合风险水平。绩优水平下基金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越高、中等业绩或绩劣水平下基金的投资者业绩敏感度越低、资金净流入函数的低业绩门槛值越小,基金经理也会设定越高的基金风险水平。实证研究支持不同业绩水平下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经理风险水平投资决策的激励效应。我们在构建基金家族旗下基金经理风险水平投资决策模型时运用基金资金流一业绩分段线性函数刻画我国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我们同样利用该函数构建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的理论模型。在给出基金经理风险水平投资决策模型基础上,我们结合基金经理的最优风险水平投资决策导出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模型。对该模型的分析表明,基金FPR的特征会影响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的产生和程度,这些特征包括凸度、敏感度变化幅度的非对称性和业绩门限值的非对称性等。由于基金FPR取决于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上述结论意味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最终取决于基金投资者行为。本文还对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构造绩优和绩劣基金组合,并比较属于同一基金家族和不同基金家族的两个组合收益差距的大小,验证我国基金家族内部是否存在业绩输送行为。配对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均表明样本区间内我国基金家族存在一定程度的业绩输送行为。特别地,基金和基金家族的年龄越大、基金家族规模越小,则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越显着。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基金家族特征对内部业绩输送行为的影响与国外基金家族存在不同,这是由于我国基金投资者行为与国外成熟市场存在差异。上述实证结果也表明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取决于基金投资者行为。本文的研究基于投资者行为的新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揭示了基金家族内部业绩输送行为的生成机理,凸显了从投资者行为角度完善我国基金管理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将为投资者优化投资决策、为基金管理公司完善公平交易内控机制、为监管机构完善监管制度和提高监管效力提供有益借鉴。
滕莉莉[9]（2013）在《报酬激励与持基激励对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治理的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许多投资基金的业绩回报低于预期，行业黑幕不时被媒体曝光，基金经理的诚信遭受公众的质疑，导致整个投资基金行业陷入“委托—代理冲突”的漩涡，投资者对基金购买的热度趋冷，投资基金业的发展进入瓶颈期。这些状况引发人们思考，作为代表公众进行集合投资的证券投资基金，其目前的治理架构与制衡机制能否成为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创造价值的源泉？在学术领域，目前许多学者从完善基金内外部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角度，在内容层面提出通过法律约束、业绩排名、声誉激励、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基金托管人监督等措施应对基金持有人与管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冲突问题，但是面对外部激励与约束机制失效，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缺位的现实环境，这些研究只停留在理论探讨和政策建议层面。在实践领域，2007年和2012年，以中国证监会为代表的基金管理层先后颁布：“关于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证券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和规定，鼓励基金管理人对员工购买基金做出制度安排，以期建立基金从业人员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绑定机制。理论上，管理者持基可以促进基金管理人与持有人之间形成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机制，从而约束基金管理人的不当行为，提高基金治理水平，但现有的研究对中国契约型基金制度情境下，基金治理的规制变化及管理人持基激励实施效果未能进行系统性研究。针对中国契约型基金存在的治理难点，特别是对管理人不当行为理论研究上的不足，本文以基金管理人与持有人的委托代理关系为切入点，首先分析了基金管理人损害投资人利益的行为不仅包括违反法律的行为，还包括在基金日常管理和运作中难以观测到的各种不当行为，信息不对称和契约成本过高是基金管理人不合法和非合理行为产生的根源。随后，以完善证券投资基金的治理机制为目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和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运用描述性统计、比较研究、理论模型推导等方法，对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产生的原因及中国契约型基金治理的难点进行剖析，提出中国契约型开放式基金的治理应该从建立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寻求突破口：一是设计有效的基金管理人报酬激励机制；二是通过基金管理人持有其所管理的基金，实现代理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协调一致。最后，推导优化基金管理人报酬激励机制和反映基金管理人持基激励效用的理论模型，从基金管理人努力水平、投资组合风险选择、运营管理成本三个方面对基金管理人持基激励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并深入考察影响管理人持基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基金管理人持基可改善投资基金的业绩，降低证券投资组合的风险，是治理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的长效机制。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提出管理人持基激励是治理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的长效机制。治理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的内部激励机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期内，管理层可以放开对基金固定费率的管制，在特定的法律框架内让管理费报酬契约成为基金管理人和持有人之间市场行为选择的结果，使基金管理的报酬能够体现管理人的能力、信誉与基金规模效益；从长远来看，促进基金管理人持基激励规则的完善是监管部门和基金管理公司为谋求基金行业平稳发展的应尽职责。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管理人持基的效用。应用“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条件”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论文推导和比较了管理人不持基和持基两种情况下的效用函数，基于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实证研究，论证了管理人持基比例越高，愿意付出的努力越多；管理人持基比例越大，投资就越发谨慎，所选择的最优投资组合风险越小。本文研究结论认为，持基激励能够有效治理基金管理人的不当行为。本文深化了对基金管理人内部激励机制的研究，同时为治理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的制度建设提供经验证据。
赵骄[10]（2012）在《中国基金经理的不同激励模式与基金业绩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的基金投资行业的是随着金融和投资市场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人们的理财需求促进了专业投资者代理投资的繁盛，凸显了投资者委托专业人士理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基金发展过程中对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的激励问题，始终是投资者和学术界最关心的问题。目前我国公开发行募集的基金（简称公募基金）主要采用提取固定管理费的形式，按照基金类型不同，根据管理的资产净值，按照不高于3%不低于0.5%的额度，按日提取按月结算管理费用，作为基金公司运作管理基金的收入来源。与此对应，民间的私募型基金对基金管理者的激励多采用业绩提成激励方式，即基金管理者的收入来源于所管理资产增值的一部分，管理者与投资者的收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激励方式的强度明显大于固定管理费模式。本文研究力求为基金经理激励研究提供实证支持，帮助投资者甄别不同激励模式下基金业绩优劣，为目前信托型私募基金的制度完善提供实证支持，鼓励为中国的基金经理拓展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第一章引言部分，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的界定和文章的创新之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回顾了不同类型的基金激励机制的发展，介绍了对冲基金和中国阳光私募基金的现状，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基金经理激励机制的研究成果；梳理了委托代理理论与基金激励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了声誉机制对基金经理的激励效果。第三章主要通过电话回访的形式了解了我国基金经理的决策权现状以及激励形式，并对信托型私募基金的运作情况进行描述梳理，发现我国的公募型基金经理只具有部分决策权，其薪酬体系由公司考虑管理基金的规模、相对业绩、绝对业绩、风险控制等多种指标之后，设置薪酬考核系统；信托型私募基金大多数采用有限公司或有限合伙制，基金经理和主要投资决策人为企业的发起人或者合伙人，拥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能够将代理成本有效降低。正因为如此，我国的信托型私募基金近年来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也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同。经过充分的信息收集之后，我们将公募型基金经理和信托型私募基金经理的效用函数的进行了统一设置，通过改变方程的参数代表不同形式的激励模式。通过数理推导提出了假设，认为高业绩费的激励模式能够让投资能力强的基金经理提高基金业绩，提高投资者的收益，但同时也会带来较高的风险。第四章是对不同激励模式下的公募型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收益、风险、经过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超越业绩基准的收益等指标做对比研究，我们发现，提取高业绩费的信托型私募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业的业绩在考察期内要显着优于公募型基金，但个别私募基金经理的风险控制能力较差，给投资者带来了损失。在经过风险调整之后，信托型私募基金依然体现出优越性，不仅超越了公募基金，还大幅超越市场基准。我们又对信托公司自主管理的基金、采用持基激励的基金、采用业绩费的公募基金三种不同运营模式的基金业绩进行分析，发现同样是对基金经理采用了额外的激励模式，由信托公司自主管理的基金业绩要明显好于其他两种类型的公募基金，这说明除了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是影响基金业绩的重要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第五章是对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的评价。我们采用了TM模型和HM模型比较两类基金的不同点，并首次采用成功概率法进行辅助验证；同时对不同运行制度下的基金进行了详细的比较。TM模型发现信托型私募基金经理和公募型基金经理均体现出不明显的正向选股能力和负向择时能力（不明显），但信托型私募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明显优于公募型基金经理，而择时能力两者相差不大；HM模型发现二者均体现出不明显的正向选股能力，信托型私募基金体现出不明显的正向择时能力，公募型基金呈现不明显的负向择时能力，但私募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优于公募基金经理，但选股能力二者相差不大。总体来看，私募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优于公募基金经理。当我们用成功概率法进行辅助性验证的时候，发现两种激励模式下基金经理对市场方向的预测和判断基本相当，公募基金经理还略胜一筹。综合前后的分析结果，我们认为我国基金行业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不具备显着的差异，投资业绩的差异关键在于对仓位的控制以及策略的灵活性。第六章验证了不同激励模式下的基金业绩的持续性，主要采用了交叉积比率指标对基金样本总体进行分析，并将业绩持续性划分为月度、半年和一年三个时期，以考察基金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业绩持续性；同时我们对不同运行制度下的基金采用自相关系数检验法，检验单只基金的持续性特点。短期（月度）和长期（年度）来看，无论是未经过风险调整的收益、夏普指数和詹森指数，公募型基金收益的连续性均高于信托型私募基金；而中期（半年）考察中，公募基金和信托型私募基金的持续性和反转特性都比较明显。第七章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基金业绩的激励模式因素的显着性做确定性分析，对基金业绩的选择同时采用了未经过风险调整的收益、夏普指数和詹森指数。选择了基金经理的从业时间、性别、学历、背景，以及管理基金的规模等几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多元回归的方式进行验证，结果发现，无论是未经过风险调整的收益、还是基金的夏普指数和詹森指数，都受到激励模式因素的显着影响，从而证明了文章研究的基本前提。总体而言，本文通过细致的研究，发现：1.信托型私募基金的总体业绩要好于公募型基金，在从2007年9月30日到2010年6月30日的考察期内，私募基金总体的平均收益高于公募型基金；2．信托型私募基金经理总体的风险控制略逊于公募型基金，体现为收益的方差显着大于公募型基金，部分私募基金经理不具备稳健一致的投资策略和风险控制能力，会在高β值的诱惑下加大投资风险，给投资者带来损失；3.优秀的私募基金经理在基金的管理运作上体现出整体显着的优越性，这些基金经理从业时间较长，受过良好的投资能力训练，具有非常成熟稳定的投资理念；4.公募背景的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无论是绝对收益、相对收益、超越市场指数、风险控制等方面，都显现出超越私募平均水平的特征，也处于中国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最高端。最后，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基金行业发展阶段决定了不能单纯为了获取高收益而无节制提高投资风险，但需要鼓励多层次的基金经理激励模式，因此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尝试1.现行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中建立多层次的激励模式，2.建立公司制基金公司，3.尝试以现有的私募基金行业为基础，建立联邦制基金公司。
二、投资基金封闭式与开放式的比较分析: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投资基金封闭式与开放式的比较分析: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基金业绩与基金评价 |
| 2.1.1 基金业绩持续性 |
| 2.1.2 基金业绩评价 |
| 2.2 基金投资者、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2.1 基金投资者与历史业绩 |
| 2.2.2 投资者投资选择能力 |
| 2.2.3 基金投资者与投资行为 |
| 2.3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3.1 管理激励机制 |
| 2.3.2 资源优先分配 |
| 2.3.3 交叉补贴策略 |
| 2.3.4 家族共同持股 |
| 2.4 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4.1 基金经理个人特征 |
| 2.4.2 基金经理信息优势 |
| 2.4.3 基金经理职业路径 |
| 2.4.4 基金经理变更替换 |
| 2.5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 3.1 基本理论 |
| 3.1.1 有效市场假说 |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 3.1.3 行为金融理论 |
| 3.1.4 路径依赖理论 |
| 3.2 内在联系 |
| 3.2.1 现实联系 |
| 3.2.2 理论联系 |
| 3.2.3 时间联系 |
| 3.3 基金投资者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1 理论分析 |
| 3.3.2 研究假设 |
| 3.4 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4.1 理论分析 |
| 3.4.2 研究假设 |
| 3.5 基金经理经历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5.1 理论分析 |
| 3.5.2 研究假设 |
| 4 基金投资者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高业绩基金风险转移的视角 |
| 4.1 背景介绍 |
| 4.2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描述性统计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基金流量与业绩关系 |
| 4.3.2 基金流量与风险转移 |
| 4.3.3 基金风险转移的来源 |
| 4.3.4 基金风险转移的业绩 |
| 4.4 潜在解释 |
| 4.4.1 基金异常流量 |
| 4.4.2 基金业绩归因 |
| 4.4.3 基金相关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社保基金委托投资的视角 |
| 5.1 背景介绍 |
| 5.2 机构背景与假设 |
| 5.2.1 机构背景 |
| 5.2.2 相关假设 |
| 5.3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社保基金的超额收益 |
| 5.5 社保基金超额收益的解释 |
| 5.5.1 择时能力 |
| 5.5.2 政治关联 |
| 5.5.3 交叉补贴 |
| 5.6 社保基金对基金公司及旗下基金影响 |
| 5.6.1 基金管理公司业绩 |
| 5.6.2 基金投资风格分析 |
| 5.6.3 基金业绩损益分析 |
| 5.6.4 社保基金带来的资金流入 |
| 5.6.5 社保基金带来的额外特权 |
| 5.7 本章小结 |
| 6 基金经理经历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卖方分析师行业经历的视角 |
| 6.1 背景介绍 |
| 6.2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6.2.1 样本选择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配置决策 |
| 6.3.2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持有周期 |
| 6.3.3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配置绩效 |
| 6.3.4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持有风险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行业择时能力 |
| 6.4.2 行业选股能力 |
| 6.5 进一步研究 |
| 6.5.1 优势源于行业自身 |
| 6.5.2 优势源于私有信息 |
| 6.5.3 优势源于政策敏感 |
| 6.5.4 优势源于能力扩张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期间成果目录 |
（2）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s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
| 第一章 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概述 |
| 第一节 资管市场的起源与发展 |
| 一、域外集合投资类产品的起源与发展 |
| 二、我国资管市场的发展脉络梳理 |
| 三、我国资管市场产品类型化分析 |
| 第二节 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必要性与特殊性 |
| 一、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
| 二、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特殊性分析 |
| 第二章 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委托-代理理论 |
| 一、委托-代理理论的规范内涵 |
| 二、资管市场中委托-代理问题对投资者保护的消极影响 |
| 第二节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一、不完全契约理论在资管市场的体现与运用 |
|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下管理人行为的约束 |
| 第三节 风险社会理论 |
| 一、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下资管市场中投资者保护的要义 |
| 第三章 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完善：事前保护 |
| 第一节 完善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
| 一、资管产品销售中的不规范 |
| 二、投资者的有限理性 |
| 三、金融市场的复杂性 |
| 四、投资者金融专业知识的匮乏 |
| 五、信息披露等制度的失灵 |
| 第二节 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内在要求 |
| 一、“了解产品”——资管产品的风险评估与揭示 |
| 二、“了解客户”——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
| 三、“匹配推介”——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评估 |
| 第三节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反思 |
| 一、现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检视 |
| 二、资管产品风险评级失准与风险揭示不充分 |
| 三、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流于形式 |
| 四、投资者适当性评估偏离本质 |
| 第四节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完善 |
| 一、完善我国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具体建议 |
| 二、完善资管市场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法律责任 |
| 第四章 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定化：事中保护 |
| 第一节 资管产品投资运营中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表现 |
| 一、管理人不履行或怠于履行尽职管理义务 |
| 二、管理人利益冲突行为 |
| 第二节 信义义务——投资者与管理人关系存在的基础 |
| 一、资管产品投资运营中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
| 二、我国资管产品信托本质地辨明 |
| 三、信义义务——“买者自负”到“卖者有责”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资管市场中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制度检视及法定化路径 |
| 一、我国资管市场中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特殊性 |
| 二、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制度检视 |
| 三、信义义务法定化的路径选择 |
| 第四节 资管市场管理人信义义务法定化的具体内容 |
| 一、管理人的忠实义务 |
| 二、管理人的勤勉义务 |
| 第五章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司法保护制度的完善：事后救济 |
| 第一节 资管市场投资者司法救济现状检视与反思 |
| 一、司法实践中投资者权利救济之困境 |
| 二、投资者司法保护中法律适用问题分析——以资管新规为例 |
| 三、我国现行投资者司法保护制度的反思 |
| 第二节 资管市场投资者司法救济困境的成因分析 |
| 一、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存在差异 |
| 二、对于管理人积极管理义务的忽视 |
|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当 |
| 四、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困难 |
| 第三节 资管市场投资者司法保护制度的完善 |
| 一、明确金融机构违反监管法规行为效力 |
| 二、将金融规章作为商事习惯引入司法裁判 |
| 三、商事思维在投资者司法保护中的运用 |
| 四、资管市场司法纠纷程序方面的完善 |
| 第六章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制度立法的理念与路径 |
| 第一节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的立法理念 |
| 一、以权利公平配置为根本 |
| 二、以提升金融市场效率为核心 |
| 三、以有效控制风险为后盾 |
| 第二节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立法路径的比较与选择 |
| 一、国外立法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
| 二、我国资管市场立法的反思 |
| 三、构建我国资管市场横向统合立法体系的必要性 |
| 四、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立法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立法中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
| 一、处理好资管市场不同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 |
| 二、处理好立法统一化与差异化之间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资管新规对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方法及论文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论文框架 |
| 1.3 本文的贡献与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文献回顾 |
| 2.1.1 国外文献回顾 |
| 2.1.2 国内文献回顾 |
| 2.2 文献评述 |
| 3.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
| 3.1 银行理财业务概述 |
| 3.1.1 资产管理业务的概念 |
| 3.1.2 银行理财业务的概念 |
| 3.1.3 银行理财产品的概念及分类 |
| 3.1.4 我国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历程 |
| 3.2 资管新规的相关概念界定 |
| 3.2.1 资管新规的概念 |
| 3.2.2 资金池的相关概念 |
| 3.2.3 非标资产的相关概念 |
| 3.2.4 资产出表与监管套利 |
| 3.3 理论基础及理论分析 |
| 3.3.1 委托代理理论 |
| 3.3.2 信息披露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3.3 投资者适当性 |
| 4.资管新规出台背景及具体规范 |
| 4.1 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4.1.1 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现状 |
| 4.1.2 混业经营下银行理财业务的主要模式 |
| 4.1.3 银行理财业务的主要问题及风险点 |
| 4.2 资管新规出台背景及原因探究 |
| 4.2.1 经济危机后中国的“三难选择” |
| 4.2.2 “大资管”混业经营下分业监管遭遇挑战 |
| 4.3 探究资管新规究竟“新”在何处 |
| 4.3.1 资管新规出台前的部分相关监管规定 |
| 4.3.2 资管新规的总体思路及原则 |
| 4.3.3 资管新规的不同点 |
| 4.4 资管新规的相关规定及主要影响分析 |
| 4.4.1 对银行理财业务的影响 |
| 4.4.2 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影响 |
| 5.案例分析 |
| 5.1 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业务基本情况 |
| 5.1.1 中国农业银行基本情况介绍 |
| 5.1.2 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业务基本情况介绍 |
| 5.2 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业务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
| 5.3 资管新规对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影响分析 |
| 5.3.1 会计处理相关影响分析 |
| 5.3.2 信息披露相关影响分析 |
| 5.3.3 产品设计相关影响分析 |
| 5.3.4 风险管理相关影响分析 |
| 5.3.5 设立理财子公司的相关影响分析 |
| 6.资管新规下银行理财面临的挑战及相关建议 |
| 6.1 资管新规下银行理财面临的挑战 |
| 6.1.1 资产管理业务经验匮乏 |
| 6.1.2 理财业务规模或受冲击 |
| 6.1.3 理财收益的压力加大 |
| 6.1.4 寻找理财替代产品 |
| 6.1.5 设立理财子公司面临新挑战 |
| 6.2 研究结论 |
| 6.3 建议和展望 |
| 6.3.1 关于完善资管新规细则的建议 |
| 6.3.2 关于实施新规下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应对的措施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4）共同代理视角下证券投资基金治理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基金治理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理论综述 |
| 2.2 共同代理理论与公司治理的研究综述 |
| 2.3 文献评价与分析 |
| 第3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3.1 证券投资基金的概念界定 |
| 3.2 基金治理的基本理论 |
| 3.2.1 共同代理理论 |
| 3.2.2 两权分离理论 |
| 3.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4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 证券投资基金与共同代理 |
| 4.1.1 证券投资基金的共同代理关系分析 |
| 4.1.2 共同代理关系导致的代理冲突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股权结构对基金绩效影响的假设 |
| 4.2.2 基金持有人结构对基金绩效影响的假设 |
| 第5章 研究设计 |
| 5.1 变量定义 |
| 5.1.1 基金投资业绩指标选择 |
| 5.1.2 治理结构变量指标选择 |
| 5.1.3 控制变量指标选择 |
| 5.2 数据收集 |
| 5.3 实证模型 |
| 第6章 实证分析 |
| 6.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 相关性分析 |
| 6.3 回归分析 |
| 6.3.1 股权结构对基金绩效影响的回归分析 |
| 6.3.2 持有人结构对基金绩效影响的回归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第7章 结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5）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持基激励与期末业绩拉升和窗饰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我国基金行业当前遇到的问题 |
| 1.1.2 我国基金行业激励机制变革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基金业绩与不当行为 |
| 2.1.1 基金业绩相关研究 |
| 2.1.2 期末业绩拉升行为相关研究 |
| 2.1.3 窗饰行为相关研究 |
| 2.1.4 文献评述 |
| 2.2 基金激励机制 |
| 2.2.1 持基激励相关研究 |
| 2.2.2 事业部制相关研究 |
| 2.2.3 股权激励相关研究 |
| 2.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业绩排名与基金期末业绩拉升行为研究 |
| 3.1 引言 |
| 3.2 样本数据与变量定义 |
| 3.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2.2 变量定义 |
| 3.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3.3.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3.3.2 验证基金存在季末业绩拉升行为 |
| 3.3.3 赢家基金、输家基金和关键排名处基金的年末业绩拉升行为 |
| 3.3.4 相邻排名基金业绩差异对基金年末业绩拉升行为的影响 |
| 3.4 稳健性检验 |
| 3.4.1 排除日历效应解释 |
| 3.4.2 对关键排名处基金的不同分组定义方法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窗饰行为的动机与影响研究 |
| 4.1 引言 |
| 4.2 基金披露持仓股票的制度背景 |
| 4.3 样本数据与变量定义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 |
| 4.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4.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4.2 验证基金的窗饰行为 |
| 4.4.3 窗饰行为的动机研究 |
| 4.4.4 窗饰行为的影响研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金管理人持基对基金行为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 |
| 5.2.1 样本选择 |
| 5.2.2 变量定义 |
| 5.3 基金管理人持基对期末业绩拉升行为的影响 |
| 5.3.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4 基金管理人持基对窗饰行为的影响 |
| 5.4.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金管理人持基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发起式基金的制度背景 |
| 6.3 样本选择和变量定义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 |
| 6.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4.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4.2 基金管理人持基比例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
| 6.4.3 基金管理人持基比例对基金风险的影响 |
| 6.4.4 哪个激励效果更好,持基比例还是持基金额?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科研项目情况 |
| 致谢 |
（6）我国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主要研究思路 |
| 1.2.2 主要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基本问题研究 |
| 2.1.1 基金风险承担度量指标及风险调整行为 |
| 2.1.2 基金投资绩效评价方法 |
| 2.2 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2.1 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对基金运营影响 |
| 2.2.2 锦标赛机制对基金风险调整行为及投资绩效影响 |
| 2.2.3 我国股票市场周期划分方法 |
| 2.2.4 阳光私募基金相关研究 |
| 2.3 基金运营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3.1 基础理论研究综述 |
| 2.3.2 基金运营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3 相关理论基础 |
| 3.1 风险—收益衡量理论 |
| 3.1.1 单一资产风险—收益衡量 |
| 3.1.2 多种资产风险—收益衡量 |
| 3.1.3 系统性风险理论 |
| 3.2 投资组合理论 |
| 3.2.1 Markowitz证券组合理论 |
| 3.2.2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 |
| 3.2.3 基于CAPM模型其他投资组合理论 |
| 3.3 其他相关理论 |
| 3.3.1 有效市场假说 |
| 3.3.2 委托代理理论 |
| 3.3.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3.4 行为金融理论 |
| 3.4 本章小结 |
| 4 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总体分析 |
| 4.1 我国公募基金发展总体情况 |
| 4.1.1 我国公募基金发展历史 |
| 4.1.2 我国公募基金规模及分布结构 |
| 4.2 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总体分析 |
| 4.2.1 重要概念界定 |
| 4.2.2 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相互关系 |
| 4.2.3 主要研究视角 |
| 4.3 本章小结 |
| 5 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影响研究 |
| 5.1 基金经理对公募基金投资决策影响分析 |
| 5.2 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对基金投资风险承担影响实证研究 |
| 5.2.1 理论假设与实证模型构建 |
| 5.2.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对基金投资绩效影响实证研究 |
| 5.3.1 理论假设与实证模型构建 |
| 5.3.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公募基金风险调整与投资绩效研究:基于业绩追逐视角 |
| 6.1 公募基金业绩追逐行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 6.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6.3 公募基金风险调整分析 |
| 6.4 公募基金风险调整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6.4.1 研究设计 |
| 6.4.2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6.5 公募基金风险调整对年终投资绩效影响实证研究 |
| 6.5.1 研究设计 |
| 6.5.2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 公募基金风险调整与投资绩效研究:基于股市周期转换视角 |
| 7.1 我国股票市场运行周期划分 |
| 7.1.1 股市周期的划分方法选择 |
| 7.1.2 我国股市周期划分实证分析 |
| 7.2 股票市场周期转换下公募基金风险调整影响因素 |
| 7.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7.2.2 研究设计 |
| 7.2.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 股票市场周期转换下公募基金风险调整对后期投资绩效影响实证研究 |
| 7.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7.3.2 研究设计 |
| 7.3.3 实证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制度差异视角下公募与阳光私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对比研究 |
| 8.1 公募与阳光私募基金制度环境比较 |
| 8.1.1 我国阳光私募基金发展现状 |
| 8.1.2 公募与阳光私募基金运营方式比较 |
| 8.2 阳光私募基金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8.3 公募与阳光私募基金风险承担比较研究 |
| 8.4 基金经理转投前后公募与阳光私募基金投资绩效与投资能力比较 |
| 8.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8.4.2 基金绩效评价模型介绍及研究设计 |
| 8.4.3 实证结果分析 |
| 8.5 公募与阳光私募基金投资绩效与投资能力同期横向比较 |
| 8.5.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8.5.2 研究设计 |
| 8.5.3 实证结果分析 |
| 8.6 稳健性检验 |
| 8.7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对策思考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相关对策思考 |
| 9.2.1 加强对公募基金投资风险关注并淡化唯业绩论评价体系 |
| 9.2.2 完善公募基金监管体系释放更多投资活力 |
| 9.2.3 进一步鼓励资本市场投资主体多元化 |
| 9.2.4 重视提高基金经理的实务经验和水平 |
| 9.2.5 投资者应加强对公募基金投资业绩及风险承担异质性重视 |
| 9.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驱动与约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界定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结构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代理投资一般理论 |
| 2.2 证券投资基金激励 |
| 2.2.1 基金经理投资行为 |
| 2.2.2 基金经理激励模式 |
| 2.3 证券投资基金约束 |
| 2.3.1 基金不当行为 |
| 2.3.2 基金风险选择行为 |
| 2.3.3 基金约束与治理 |
| 2.4 国内外研究的总体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评价研究 |
| 3.1 引言 |
| 3.2 基金经理投资冒险的主要途径 |
| 3.2.1 风险资产占比调整 |
| 3.2.2 系统风险调整 |
| 3.2.3 特质风险调整 |
| 3.3 数据、变量与模型 |
| 3.4 冒险行为对基金经理回报的影响 |
| 3.4.1 基金风险水平与投资者资金流 |
| 3.4.2 不同冒险途径对投资者资金流的影响 |
| 3.5 冒险行为对基金投资者福利的影响 |
| 3.5.1 冒险行为对基金后期业绩的影响 |
| 3.5.2 不同冒险途径对基金后期业绩的影响 |
| 3.6 冒险行为的道德风险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驱动研究 |
| 4.1 引言 |
| 4.2 影响基金风险水平的主要因素 |
| 4.3 基于经理人补偿契约视角的冒险行为驱动 |
| 4.3.1 经理人补偿契约强度 |
| 4.3.2 经理人补偿契约结构 |
| 4.3.3 经理人补偿契约与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 |
| 4.4 基于投资者风险偏好视角的冒险行为驱动 |
| 4.4.1 投资者资金流理性预期模型 |
| 4.4.2 投资者风险态度的实证检验 |
| 4.4.3 投资者风险偏好与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约束研究 |
| 5.1 引言 |
| 5.2 投资者市场约束的效果检验 |
| 5.2.1 基金风险的投资者约束效应测度 |
| 5.2.2 资金流-业绩（FPR）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3 基金自购制度约束的效果检验 |
| 5.3.1 基金自购制度 |
| 5.3.2 约束效果检验 |
| 5.3.3 约束效果讨论 |
| 5.4 其它约束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对策建议 |
| 6.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8）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主题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主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基金FPR的概念 |
| 1.2.2 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概念 |
| 1.2.3 基金家族及其业绩输送行为的概念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 |
| 1.5.2 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1.1 基金FPR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关于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2.1 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的表现 |
| 2.2.2 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的产生原因 |
| 2.2.3 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的途径 |
| 2.2.4 我国基金家族利益输送行为研究 |
| 第三章 国内外证券投资基金业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基金业发展现状 |
| 3.1.1 美国基金业发展现状 |
| 3.1.2 我国基金业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基金家族的形成 |
| 3.2.1 美国投资顾问公司发展概况与基金家族形成 |
| 3.2.2 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发展概况与基金家族形成 |
| 第三节 基金家族引发的基金治理问题 |
| 3.3.1 基金管理公司的内部治理与公平交易问题 |
| 3.3.2 国内外基金市场中的公平交易问题 |
| 第四节 基金投资者概况 |
| 3.4.1 美国基金投资者结构与行为特征 |
| 3.4.2 我国基金投资者结构与行为特征 |
| 第四章 我国基金FPR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 |
| 第一节 基金资金流与基金业绩的衡量 |
| 4.1.1 基金资金流的衡量 |
| 4.1.2 基金业绩的衡量 |
| 第二节 我国基金FPR及其影响因素 |
| 4.2.1 投资者基于基金业绩的申购赎回行为与基金FPR |
| 4.2.2 基金FPR的特征 |
| 4.2.3 基金FPR特征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我国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测度 |
| 4.3.1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测度方法 |
| 4.3.2 基于多元面板数据回归的业绩敏感度测度 |
| 4.3.3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时期变化 |
| 4.3.4 基于分段线性面板数据回归的业绩敏感度测度 |
| 第四节 我国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影响因素 |
| 4.4.1 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2 截面或时期因素对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影响机制研究 |
| 4.4.3 基于影响因素分析的单个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估计 |
| 第五章 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我国基金家族内基金经理投资决策行为研究 |
| 第一节 投资者基于基金业绩的申购赎回行为对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 |
| 5.1.1 固定管理费率下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对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 |
| 5.1.2 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对基金经理激励机制的有关研究 |
| 第二节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经理努力程度决策的激励效应 |
| 5.2.1 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基金经理努力程度决策模型 |
| 5.2.2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经理努力程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
| 第三节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经理风险水平决策的激励效应 |
| 5.3.1 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基金经理风险水平决策模型 |
| 5.3.2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风险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
| 第六章 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家族内基金业绩输送行为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基金家族的业绩输送问题 |
| 6.1.1 基金家族的发展状况与业绩输送行为 |
| 6.1.2 国内外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家族内基金业绩输送行为模型 |
| 第三节 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的实证研究 |
| 6.3.1 研究样本与研究方法 |
| 6.3.2 实证结果 |
| 第四节 基金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的影响 |
| 6.4.1 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基金业绩输送行为特征 |
| 6.4.2 投资者业绩敏感度对基金业绩输送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
| 第七章 结论与研究扩展 |
| 第一节 结论 |
| 7.1.1 我国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呈现正反馈和有限理性特征 |
| 7.1.2 我国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行为受到时期因素和基金特征的影响 |
| 7.1.3 投资者行为对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和基金家族业绩输送具有激励约束效应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7.2.1 加强投资者教育以强化投资者行为对基金家族业绩输送的激励约束机制 |
| 7.2.2 优化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以削弱基金家族业绩输送的动机 |
| 7.2.3 完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内控机制以杜绝基金家族业绩输送的途径 |
| 第三节 研究扩展 |
| 7.3.1 投资者基于基金业绩的申购赎回行为研究 |
| 7.3.2 投资者基于基金业绩的申购赎回行为的激励机制研究 |
| 7.3.3 基金家族业绩输送的途径 |
| 7.3.4 基金管理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报酬激励与持基激励对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治理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现实意义 |
| 1.1.3 理论价值 |
| 1.2 研究问题、方法及研究路线 |
| 1.2.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2 基本概念 |
| 1.2.3 研究路线 |
| 1.3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样本及数据 |
| 1.3.3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研究现状与评述 |
| 2.1 基金委托代理关系与治理问题研究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司治理问题提出 |
| 2.1.2 国外对基金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 |
| 2.1.3 国内对基金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 |
| 2.1.4 研究评价 |
| 2.2 基金治理状况研究 |
| 2.2.1 公司型基金治理状况的研究 |
| 2.2.2 契约型基金治理状况的研究 |
| 2.2.3 研究评价 |
| 2.3 基金投资行为研究 |
| 2.3.1 基金投资运作的理论基础 |
| 2.3.2 国外对基金投资行为的研究 |
| 2.3.3 国内对基金投资行为的研究 |
| 2.3.4 研究评价 |
| 2.4 基金治理与行为关系研究 |
| 2.4.1 国外基金治理与行为关系研究 |
| 2.4.2 国内基金治理与行为关系研究 |
| 2.4.3 研究评价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投资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及法律责任 |
| 3.1 投资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的界定 |
| 3.1.1 法学界对不当行为的解释 |
| 3.1.2 证券市场中的“不当行为” |
| 3.1.3 基金投资中的“不当行为” |
| 3.2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的主要表现 |
| 3.2.1 基金在投资活动中管理人的不当行为 |
| 3.2.2 基金管理人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 |
| 3.2.3 基金发行中管理人的不当行为 |
| 3.3 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的法律责任 |
| 3.3.1 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与违法行为 |
| 3.3.2 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的法律责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产生的原因与危害 |
| 4.1 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产生根源的研究背景 |
| 4.2 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分析 |
| 4.2.1 问题假设 |
| 4.2.2 模型建立 |
| 4.2.3 求模型均衡解 |
| 4.2.4 均衡结果分析 |
| 4.3 基金管理人持基状态下的三方动态博弈分析 |
| 4.4 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产生原因 |
| 4.5 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危害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的治理难点与方式 |
| 5.1 基金治理的特殊性 |
| 5.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治理难点分析 |
| 5.2.1 持有人大会形同虚设 |
| 5.2.2 基金管理公司风险承受能力低 |
| 5.2.3 基金管理公司自我监督机制羸弱 |
| 5.2.4 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 |
| 5.2.5 基金管理费率提取方式缺乏有效激励 |
| 5.3 对基金由契约型向公司型转变的思考 |
| 5.3.1 改善契约型基金治理的观点 |
| 5.3.2 设立公司型基金的设想 |
| 5.3.3 公司型基金治理有效性分析 |
| 5.4 治理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的方式 |
| 5.4.1 实行有效的基金管理人报酬激励方案 |
| 5.4.2 建立基金管理人持基激励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金管理人报酬激励的研究 |
| 6.1 中国基金管理费与业绩之间的关系 |
| 6.2 基金管理费计提方式的实践与讨论 |
| 6.3 基金管理人报酬激励方案比较 |
| 6.3.1 模型设计 |
| 6.3.2 绝对绩效方案 |
| 6.3.3 相对绩效方案 |
| 6.3.4 比较两种方案最优激励强度下的持有人期望收益 |
| 6.3.5 模型结果分析 |
| 6.4 相对绩效方案激励效果评价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金管理人持基激励的研究 |
| 7.1 基金管理人持基激励的研究背景 |
| 7.2 持基激励效应的理论分析 |
| 7.2.1 变量及参数假设 |
| 7.2.2 没有持基情况下基金管理人效用分析 |
| 7.2.3 持基情况下基金管理人效用分析 |
| 7.2.4 基金管理者不持基与持基情况下基金管理人效用比较 |
| 7.2.5 基金管理人持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3 中国基金管理人持基效果的实证分析 |
| 7.3.1 变量的选择与测度 |
| 7.3.2 实证模型的设计及测量结果 |
| 7.3.3 实证结果评价 |
| 7.4 管理人持基激励与基金管理人报酬激励的关系 |
| 7.4.1 两种激励方式关系概述 |
| 7.4.2 实证模型设计与分析 |
| 7.4.3 结论与建议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 研究结论 |
| 2. 创新和启示 |
| 3. 不足之处 |
| 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中国基金经理的不同激励模式与基金业绩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及相关概念介绍 |
| 1.3 研究内容和文章结构 |
| 1.4 文章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综述 |
| 2.1 基金激励机制述评 |
| 2.2 研究理论与国内外文献回顾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金行业激励现状分析及模型设计 |
| 3.1 基金行业现行激励机制调研 |
| 3.2 基金经理激励模型构建 |
| 3.3 本文的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不同激励模式下基金经理的总体业绩评价 |
| 4.1 基金总体业绩考察指标界定 |
| 4.2 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总体业绩对比分析 |
| 4.3 不同运营制度下基金总体业绩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金经理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研究 |
| 5.1 基金经理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考察研究指标界定 |
| 5.2 不同激励模式下基金经理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分析 |
| 5.3 不同运营制度下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金经理投资业绩持续性研究 |
| 6.1 基金经理投资业绩持续性考察指标界定 |
| 6.2 基金经理投资业绩持续性对比分析 |
| 6.3 不同运营制度下基金经理业绩持续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不同激励模式下基金经理投资业绩的敏感性分析 |
| 7.1 影响基金经理投资业绩的因素分析 |
| 7.2 不同激励模式对基金经理投资业绩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我国基金经理激励机制设计的构想 |
| 8.1 公募型激励模式与私募型激励模式优劣分析 |
| 8.2 基金激励机制发展方向的初步构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投资基金封闭式与开放式的比较分析: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D]. 沈一凡. 浙江大学, 2021(02)
- [2]我国资管市场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D]. 宣潇然.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3]资管新规对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D]. 刘颖.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4]共同代理视角下证券投资基金治理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研究[D]. 陈梦月. 集美大学, 2018(01)
- [5]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持基激励与期末业绩拉升和窗饰行为研究[D]. 李祥文.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6]我国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研究[D]. 熊航. 江西财经大学, 2016(05)
- [7]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驱动与约束研究[D]. 蒋志平. 电子科技大学, 2016(07)
- [8]基于投资者业绩敏感度的基金家族业绩输送行为研究[D]. 邓斌. 南京大学, 2013(04)
- [9]报酬激励与持基激励对基金管理人不当行为治理的研究[D]. 滕莉莉. 华南理工大学, 2013(02)
- [10]中国基金经理的不同激励模式与基金业绩的实证研究[D]. 赵骄. 吉林大学, 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