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地山早期小说的审美品格

一、许地山早期小说的审美品格（论文文献综述）

朱睿^[1]（2021）在《许地山与文学研究会》文中指出

陈星彤^[2]（2019）在《1921-1931年《小说月报》的“家庭问题”书写研究》文中提出《小说月报》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期刊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1910年8月创刊,到1931年12月出至第22卷第12号终刊,前后历时22年,是当时唯一的一个旧派文学期刊通过“革新”转型成为新文学期刊的,并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寿命最长的纯文学刊物,是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实践基地。改革后的《小说月报》（1921-1931）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物,他们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实践他们的新文学观。创造新文学的热情是与处在历史转折节点上的知识分子反叛传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意识分不开的,而“家庭问题”作为变革中国旧有社会制度的关键环节,更是成为了这一时期新文学家们书写的重要内容。本论文以1921-1931年（即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为研究范围,通过文本细读进入到《小说月报》的历史现场,展现1921-1931年新文学创作中“家庭问题”书写的立体图景,力图呈现出在“创造新文学”的历史语境下,“家庭问题”书写从形式到内容的总体样貌,同时思考“新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的变化发展形态。论文共分为四章进行论述:绪言。论文首先对“家庭问题”的概念及研究角度和方向进行界定,并概述民国时期家庭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而概述对后期《小说月报》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第一章,新文学作品中的“家庭问题”书写。首先,对研究“新文学”中的“家庭问题”作品在后期《小说月报》不同文体中的书写做一个总体划分梳理。“家庭问题”的书写主要体现在小说和散文中,而在小说中又可再细分为前期短篇小说与后期长篇小说对“家庭问题”的不同书写形态。第二节开始进入到对“家庭问题”外在形式的文本细读。先总体上划分“家庭问题”的书写类型。通过对后期《小说月报》的细读,“家庭问题”类文章大致可分为旧式家庭类、新式家庭类和家国关系类。然后详细叙述“家庭问题”的书写结构。在梳理了所有关于“家庭问题”的文章后,可以总结出其中的一些共同元素:频繁为女性“发声”,作品中的人物时刻笼罩的命运感,还有孩子在新文学书写中常成为夫妻间的情感障碍。接着分析“家庭问题”的表达模式。在“家庭问题”的文学文本叙述中,表达模式有三种:以心理自叙为核心呈现问题;叙述者对指定倾听者讲述问题;以具体矛盾事件为中心描写问题。第二章,“家庭问题”作品中的人性矛盾。这一章拟呈现“家庭问题”书写中包含的人性矛盾,并结合社会相关背景作出分析。第一节分析“家庭问题”中的人性书写。包括在自我表达中获得“自由”,夫妻间渴望没有隔膜的爱,还有在困境中显现人格特征。第二节就“家庭问题”中的矛盾冲突做出概括并分析。矛盾主要表现为:女性个体独立与“母性”的矛盾、进入婚姻与对婚姻这个形式的质疑、对新道德缺陷的遮蔽与暴露。可以看到,在新旧思想碰撞过程中,矛盾主要出现在男性与女性持各自正在变化发展的人生观、婚姻观而发生的思想上的冲突,以及由思想而产生的“行动”冲突。这既是人性矛盾,也是混杂在思想变迁、社会改革之中的现实矛盾。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家庭问题”书写中的矛盾解决方式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视为作者解决社会问题的想象性手段。解放方式可分为四类:成功突围、妥协退让、悬而不论和消解。最后对此问题做一个小结与思考:从这些文本中的矛盾解决方式看文学作品中“家庭”概念的多种意义内涵。第三章,文学评论中的“家庭问题”书写。这一章主要从文学评论文本中叙述“家庭问题”的书写。创作批评、读后感以及通信栏目都对文学作品中有关“家庭问题”的文章做了议论批评。第一节整理创作批评栏目对“家庭问题”作品的评论。《小说月报》的编辑很重视读者的意见,因此改革后的《小说月报》都有相关的栏目设置让读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读者文坛对有关“家庭问题”的作品发表过意见。如对许地山的《命命鸟》《商人妇》都做了评论,读者多是从“社会”眼光来分析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问题”,并支持青年对旧思想旧道德的反叛。读后感栏目的读者更偏重“文学性”,他们对“家庭问题”的看法多与自身经验相对比,呈现出对作品中反映出的心灵伤痕的强烈认同。第二节从读后感栏看《小说月报》接受群体的新文学观。通信栏的读者比较关注的是文学的外在形式问题,比如对“新文学”的书写题材的关注,对“新文学”书写的大众化、社会化走向做出评论。读后感的作者关注“家庭问题”中的情感体验。在阅读了如叶绍钧的《两样》《平常的故事》,朱自清的《笑的历史》等“家庭问题”作品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例如认为家庭中既有真的爱,也有真的隔膜,认为亲子关系是不自然的“牵绊”等等。第三节阐述编辑对“家庭问题”的看法。沈雁冰作为《小说月报》的编辑,他对“家庭问题”题材的作品做出过评论与分析。第四章,思考“家庭问题”书写体现出的“新文学”问题。“家庭问题”作为“新文学”书写的一个侧面,从文章前三章的梳理分析中可以看出“新文学”书写在内外因素影响下的动态性发展变化过程。第一节从“家庭问题”书写看“新文学”发展的内外因素。《小说月报》作为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刊物,它的办刊宗旨会对《小说月报》的文学走向有很大影响;其次,编辑的方针策略也是影响新文学走向的重要外部因素;最后,分析新文学的作者群、读者群各自的文学观以及他们在新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第二节集中思考《小说月报》的“新文学”书写努力。从对“家庭问题”的整体书写情况中可以看出,《小说月报》的“新文学”书写不断确认人的精神独立性、寻找人的存在意义。第三节从“家庭问题”书写思考“新文学”发展中的两个问题。本文之所以从文学研究会的宗旨——“创造新文学”的角度来切入20世纪20年代《小说月报》的文学写作探究,就是想要尽可能的规避后期以西方概念的“现代性”来生成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初期的文学形态,代之以返回“历史现场”的文本细读方式,力图呈现出“新文学”发展的原生样貌。因此,从对“家庭问题”的分析入手,可以思考文学功利性与纯粹性在新文学发展中作用。从《小说月报》的整体发展入手,可以思考新文学发展中“话语主导”对新文学发展的影响,以期从这些分析中能对“新文学”发展的原生样貌与发展形态有个整体性的把握与认识。

陈星彤^[3]（2019）在《许地山早期小说的传统余续与现代转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许地山早期小说创作代表了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小说创作的现代转化过程。在结构上,体现出说书人腔调与限制叙事结合、和以故事为中心的特点;在审美内核上,把传统中国人惯于寄情山水的诗文方式转向小说;在最终旨趣上,形成了从"言说"到"践行"与时代同向的践行宗教观。

樊诗颖^[4]（2017）在《许地山创作中的“女神”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许地山笔下的女性以其宗教性而为读者知晓,而宗教性在其一部分作品中其实更多是作为一种创作方式,而非写作主旨,例如在其女性书写中,通过对极富宗教色彩的女性进行书写,作家所要探讨的是同时期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的新女性问题。作家看似是在书写这些宗教女性“天路历程”式的绝地求生传奇,实则是探讨出走的娜拉们如何实现独立的问题;作家看似是在一心塑造刚柔相济、极富韧劲的全新的女性气质,实则是要为当时“虽刚易折”的新女性的自我改造提供一种参考。在他的笔下,女性实现独立的故事和她们自身所具备的优异品性使她们头顶“女神”光环,而通过作品中男性的衬托,这一“女神”气象更是发挥到极致,成为许地山女性书写图景的一大特色。贯穿于作品中的对于女性地位的抬高,反映了他对于新女性问题的现实关怀,更传递着作家对于新女性事业的支持。许地山的“女神”群像书写,是反映新女性主题的文学图景中独特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敬妍霖^[5]（2016）在《许地山笔下的宗教原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名实不应被忽视却几度被忽视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自1921年凭借小说《命命鸟》登上文坛后,许地山便长期因其创作中的异域情调与宗教情怀而备受争议。他生于忧患,长于忧患,浓厚的家庭礼佛氛围,闽粤之地繁若星辰的民间信仰的熏染,以及多年来躬自研学宗教的经历,凡此种种共同铸就了许地山对苦难的体认、对人生的理解迥不同于当时的大多数同人并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了他的文学创作中。面对近现代积贫积弱的中国,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救亡”与“启蒙”为己任,许地山当然也不例外。但如同其人其文,他的济世之方也是独具品格的。在当时绝大部分同人一致将生民之苦归咎于时势之艰时,许地山则“不合时宜”地认为时势的艰难固然是人之痛苦的来源之一,然而世事的无常却非时势的改善所能全然消弭,故而“无常”才是芸芸众生各持所苦的更本质的原因。因此,许地山之“为人生”并不胶着于一时一事,而是常忧千岁,浑融了宗教的玄思性与为人生的现实性,更具有终极关照的色彩。遗憾的是宗教的玄思在近现代以救亡图存为第一主题的华夏大地上很容易被误读为对现实人生的消解,这便是许地山的作品几度被非议的原因。“许地山并不是职业作家”（陈平原先生语）,他的第一身份当是宗教研究者,其生平着述遍及世间诸教。他精研宗教始终以“谋诸宗教的沟通”为要旨,以服务于现实为归宿,这一点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贯的体现。许地山传世之文虽称不上丰厚,然而令人叹服的是他总能于有限的有形文字中化出无限的玄妙。时至今日,他的文学世界仍然存有诸多难解之谜,要想真正进入其中并非易事。笔者时常有感于许地山沟通诸宗教以解生民之苦的努力,但这一沟通诸宗教而成的许地山式的人生哲学究竟为何,在其文学作品中又是通过怎样的手段传达出来的?对于这两大问题,许地山本人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虽有过一定程度的解释但均未给出完整确实的答案。为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解答上文提出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神话学的角度出发,运用文学原型批评的相关理论,以探析许地山笔下人物的原型为切入点,力求在这一系列精心营构的原型置换中寻出许地山的宗教之花所结出的人生之果。基于上述研究目的,本文将分三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结合许地山的生平和着述揭示其与宗教的不解之缘。第二章正式挺近许地山的文学世界,从情节、人物与意象三个方面入手,破译了其笔下的宗教原型。举凡大家发愤着文当必有其所不得不抒,并自有其所诚心欲立。故本文第三章详细阐述了许地山借种种原型置换所欲建构的自己的宗教,这一宗教的主要信条包括生本不乐、但求耕耘及精诚与深情。其中“生本不乐”是许氏哲学的基本命题,其他若干信条则皆由此衍生而出。

严建梅^[6]（2014）在《宗教浸润下的“浪漫”与“现实” ——许地山小说创作论》文中指出许地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兼作家、宗教学家和翻译家于一身的人物。他的创作源于复杂的个人经历、中西文化的熏陶和丰富知识的涵养。他糅合了“佛、道、耶”等宗教思想，包括佛教的“宿命与轮回”观、道教的“自然与心性”观和基督教的“牺牲与救赎”观，并与“落花生精神”相结合，形成独特的“理智与仁爱”的人生信仰。作为文学家，他一生都在探索宗教与文学结合的创意表达。综观其小说创作，在宗教思想的浸润下，“浪漫”与“现实”构成其文本的复调。但如果从创作分期来看，这种复调不是均衡体现的，而是一主一次，有显性和隐性的区别。具体而言，其前期小说以宗教的显性书写和“浪漫”色调为主，后期小说则以宗教的隐性书写和“现实”色调为主。这种“浪漫”与“现实”交织的书写显示了许地山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兼具“为艺术”与“为人生”的复杂艺术倾向，更体现了他在宗教思想影响下“内省”与“外化”创作心态的转换。本文研究许地山的小说创作，旨在把握许地山创作的独特性，并由他窥探现代知识分子矛盾的历史语境与人文情怀。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论述许地山小说所处的现代文学语境，并对本文意指的“浪漫”与“现实”作出界定。第二章分析许地山小说在宗教信仰思想影响下的“浪漫”特质，分为前期作品体现出的异域传奇“浪漫”和后期作品中表现的革命理想“浪漫”。第三章分析许地山小说在宗教信仰影响下的“现实”书写，同时对“浪漫”与“现实”的交织呈现作出总结陈述。第四章主要探析许地山小说“浪漫”与“现实”的交织呈现的原因和意义。

黄娇娇^[7]（2012）在《一个“异质”的文学存在 ——论许地山的创作特色》文中认为许地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独特的作家。他不仅是五四时期最大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在新文学的创作上也独树一帜。他的作品无论是在思想见解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别具一格。在他的创作中,尽管数量不多,但却不乏创新之作。许地山一生与宗教结有不解之缘,他的作品也因此呈现出扑朔迷离的形态,众多研究者更喜欢从宗教这单一角度切入,而对其丰富的创作视野关注不足。即使研究者在宗教方面发现了他的独特之处,但对他作品的评价仍然是褒贬不一,在研究上也容易受限在单一的宗教框架之下,忽视他在创作实践中“异质”而丰富的超时代命题和曲折又富有传奇、哲理性的故事叙述。事实上,许地山在文学创作、翻译、宗教、教育、编辑出版,以及文学活动的诸多领域,都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的是许地山创作中最有特色的“异质”性。论题将从两个层面上分别展开：其一,阐述本文对“异质”性的界定和依据,并结合爱德华.索亚提出的“异质空间”（又称为“第三空间”）的理论来探讨许地山如何在他创作中体现出“异质”性；其二,进一步探讨许地山是如何在创作过程中,借助特殊的生活经历、自身性格、宗教信仰、文化修养和当时文学思潮中的关系来突显出自己的“异质”性。以宏观时代为独特视角,客观解读文本,可避免在理解文本上的单一性和褒贬不一的误读法,也构成本文将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上述研究目的,除“绪论”外,本文将从以下四个部分来展开：绪论主要通过前人对许地山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与分类,以时间为轴来探讨,不同背景下研究者多变主题和主要参考的因素,从不同研究者对许地山创作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述,并结合如沈从文、矛盾和老舍等对许地山作品的评价,去探讨为何当今研究者们对许地山作品的理解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性,并论述因误读对作家和其作品造成接受上的差异性,尽量避免因受到概念化影响而对作家和文本产生负面消极的主观情绪,忽视作者在其余部分的重要贡献。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异质”性在许地山创作中的具体体现。以许地山在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南洋时的创作题材为重点分析对象,以他创作中的“异质”性及爱德华.索亚“异质空间”理论为辅,对他创作特色的形成和变化以及构成文本和思想观念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则是创作风格的比较。风格是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以许地山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和他在文学研究会中“异质”的存在与个人价值为切入点,引出同一时代背景下不同作家的比较。在选择相同的异域色彩、浪漫风情、宗教信仰为主题进行创作时,许地山在众多交集中却更加突出了他创作的“异质”性,也揭示了他对当时文学思潮、文学内在精神、主题与形式、创作观念等方面,都有着自己非常鲜明的独特认识。文章结合文本解读来发现他们之间的裂隙,进一步阐释其观念及创作之间的差异性。第三部分以分析具体文本为主,由离奇丰富的情节、多变有序的结构、贴切多样的创作方法,分析许地山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风格。许地山在创作实践中所构成的“超脱与淡然”的思想,最能突出他自身创作中的独特性,如不同宗教文化对他产生的影响在他创作中具体的投射。结语部分,论述许地山创作中最为突出的“异质”性,并结合文中所涉及到的“异质空间”（又称“第三空间”）,理论阐述其在许地山创作中的重要性。同时通过此理论来打破在理解作家和其作品时,因概念化框架的局限性和看问题的单一性所导致的误读。本文引入了全新的视角来拓宽研究视野,并展示作家和作品所蕴含的更多丰富内容的可能性,也巧妙地沟通了不同时代研究者之间的争论,从而让读者对许地山创作中的“异质”性有更明确的认识。

马鲁纤^[8]（2011）在《《小说月报》革新期（1921-1922）副文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上,《小说月报》具有十分突出的典型意义。它发行时间之长,刊登内容之丰富都凌驾于同类刊物之上,更吸引学术界关注的是它在1921-1922年革新期前后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刊物风格。由恽铁樵和王蕴章主编的革新期之前的《小说月报》被学术界看做迎合以市民阶层娱乐消遣目的的、文人雅士聊以自娱的文学期刊。但当沈雁冰升任主编后,《小说月报》面目一新,被世人认为是“五四”新文学革新的急先锋和高雅文化的重镇。由此可见,要想真正认定一份刊物的价值或者说它是否办得成功,编辑才是决定一份刊物面貌的主要因素,只有研究编辑的理念,才是理解期刊意义价值最直接、最有益的通途。对于革新期《小说月报》的研究,前辈学者已经研究出了大量真知灼见。作者将在借鉴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一个新的视角——在“副文本”理论,尤其是在法国文艺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跨文本性”理论和“副文本性”理论的有关论述为指导进行研究。热拉尔·热奈特的研究从跨文本性的视角出发,为“副文本”理论确定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内涵。“副文本”理论不但为我们探索正式文本与非正式文本之间关系,增添了新的途径,也是为更进一步了解正式文本的意义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通过《小说月报》几类副文本的分析,审视沈雁冰本人文艺观对《小说月报》的影响。对“社评”栏目的研究,梳理了《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代机关刊物”的始末,指出这一合作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构,《小说月报》并未完全处于“文学研究会”的指导之下,仍然有其自主的独立立场。“通信”栏目是沈雁冰出于对国内文艺批评界沉寂的不满而设立的,但是由于他启蒙立场的影响,他与读者的通信中缺乏对等的身份,在与文学观不同读者的通信中,反而构成了话语霸权。《小说月报》革新期的插图完全取自西方名家名作,与之前的传统文化气质截然不同。插图选取标准的变化与沈雁冰文学观中注重写实、政治立场一脉相承。最后,举例说明沈雁冰在“最后一页”中运用软广告的宣传手法,证明他在商业期刊主编和新文学启蒙者两重身份间的游移,以及最终和商务印书馆产生的利益冲突。本文通过以上多角度再现了《小说月报》革新期的历史真貌,对革新期《小说月报》做出不同以往的、独特的阐释。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文化市场受到文化霸权和商业利益双重考验的现实下,沈雁冰改革的成功和缺憾,也许会给中国文化界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使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牙运豪^[9]（2010）在《许地山前期小说话语张力审美》文中研究表明许地山前期小说主要存在着宗教话语、启蒙话语、人道关怀话语等几种话语形态。这些话语各自建构着自身价值取向和情感倾向,导致话语间互相矛盾、对立统一,形成的悖论组合的话语张力,小说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

刘侠^[10]（2010）在《许地山小说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许地山是五四时期颇有影响的作家,乃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其创作风格显示出与文学研究会同仁独异的个性,在文坛上颇有声誉。本文旨在通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对许地山小说从开始发表到2008年之间的接受状况进行研究。由于年代的不同、主导思想的不同、接受角度的不同,各时代的读者对许地山小说的接受和评价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同一时期的研究者之间也存在着迥异的看法。如何对作家及文本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本论文分为四章,以读者的接受作为研究对象,对许地山的小说作接受研究,力图展现不同时期读者对许地山小说做出的不同反应的历史过程,体现各个时期不同读者的接受视野,展示不同时代接受者的审美趣味及关注点所在,并进一步寻找这种审美趣味变化背后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针对许地山小说80多年来的接受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一章梳理许地山小说作品在新文化背景下（1921-1949年）的接受情况。在本章节中,笔者重点分析了接受者们对许地山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哲学思想及人生观、作品现实指导意义、宗教这几个方面所生成的接受视野。这些接受视野有的已经得到公认,形成既定视野,有的尚待继续深化、具体化。第二章分析在当代文学这个大环境（1949-1978年）中的许地山小说作品接受状况。由于时代的原因,许地山接受研究环链在这一时期转了一个弯,无论是关于浪漫主义的介入、还是对许地山30年代以后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接受、抑或是对许地山心路历程的分析,都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接受特色,其中的一些问题值得重视。第三章重点讨论许地山小说作品在80年代“人的文学”环境（1979-1989年）下,接受者的接受活动。由于这一时期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的形成,许地山小说接受活动有了新的进展和收获。不仅许地山的生平受到关注,浪漫主义和宗教思想得到重新阐释,接受者还运用了多种接受方法,使得许地山小说作品在艺术特色、创作阶段等接受点上生成了新的接受视野。第四章是对9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环境下（1990-2008年）的许地山小说作品接受的分析研究。相对前三个阶段而言,这一时期的许地山小说接受视野有了新的延展和敞开,不仅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论着,而且作品中的宗教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受到了接受者的格外重视。结语部分对许地山小说作品接受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诸如普通读者的接受淡出许地山小说作品的接受视野、许地山创作阶段及转向、许地山小说研究新的角度、新的方法还有待发掘等问题作了必要的思考。

二、许地山早期小说的审美品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许地山早期小说的审美品格（论文提纲范文）

（2）1921-1931年《小说月报》的“家庭问题”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许地山早期小说的传统余续与现代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4）许地山创作中的“女神”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许地山笔下的宗教原型（论文提纲范文）

（6）宗教浸润下的“浪漫”与“现实” ——许地山小说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7）一个“异质”的文学存在 ——论许地山的创作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8）《小说月报》革新期（1921-1922）副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许地山前期小说话语张力审美（论文提纲范文）

（10）许地山小说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许地山早期小说的审美品格（论文参考文献）

• [1]许地山与文学研究会[D]. 朱睿. 西北大学, 2021
• [2]1921-1931年《小说月报》的“家庭问题”书写研究[D]. 陈星彤. 广西大学, 2019(12)
• [3]许地山早期小说的传统余续与现代转向[J]. 陈星彤.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9(02)
• [4]许地山创作中的“女神”现象研究[D]. 樊诗颖. 上海交通大学, 2017(12)
• [5]许地山笔下的宗教原型[D]. 敬妍霖.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2)
• [6]宗教浸润下的“浪漫”与“现实” ——许地山小说创作论[D]. 严建梅. 南昌大学, 2014(02)
• [7]一个“异质”的文学存在 ——论许地山的创作特色[D]. 黄娇娇. 北京大学, 2012(03)
• [8]《小说月报》革新期（1921-1922）副文本研究[D]. 马鲁纤. 河北大学, 2011(12)
• [9]许地山前期小说话语张力审美[J]. 牙运豪. 名作欣赏, 2010(23)
• [10]许地山小说接受研究[D]. 刘侠. 陕西师范大学, 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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