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动意愿与行动能力（论文文献综述）
徐琴[1]（2022）在《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文中研究说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李琍[2]（2021）在《罪与错的换位与消解——辨析笛卡尔意志理论的双重伪装》文中研究说明笛卡尔为何将认识出错归结为自由意志之误用?这个问题引来后人各种解读和争论。本文以哲学史上意志与理智之间的关系为背景,仔细辨析了笛卡尔的相关文本,最终得出结论: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四沉思中,笛卡尔将罪与错进行了一番巧妙的换位,结果就是同时消解了错与罪,他运用这种伪装笔法隐秘地传达了他对人的理智能力以及意志能力所持的绝对信心。
王琰[3]（2021）在《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现有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消费行为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资源的过度消耗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空气污染、能源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等。因此,为解决上述问题,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如何实现循环经济模式,以使得人类社会更具有可持续性。产品处置是其中的热点研究问题,目前关于产品处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给侧的设计和制造实践,而忽视了对需求侧的消费者产品处置的充分研究。与此同时,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对处置环节的探索也相对不足。消费者行为涉及到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使用和使用后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的决策过程。其中,使用后阶段的行为主要体现为对产品的处置,产品的具体处置方式包括回收、捐赠、丢弃和转售等。这些行为和意图是促进积极的环境影响的重要因素,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策略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消费者的努力。消费者以恰当的方式处置产品对于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和产品更换决策也至关重要。为了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有关环境和商业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需求侧的消费者产品处置。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商业模式的改变,促进了产品处置方式的多样化。在这种影响下,消费者的双边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地加强,消费者可以更轻松地从产品接受者转换为产品处置者。消费者可以通过转售、丢弃、捐赠或回收来处置产品,但是这些处置方式带来的后续影响却存在差异。直接丢弃通常被认为是最不环保的选择,而回收、捐赠和转售通常被认为是更具可持续性的处置方式。恰当地处置产品对于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和产品更换决策至关重要。消费者产品处置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如何在追求商业利益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激励、影响和控制消费者对产品的处置。尽管关于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正在兴起,但大多数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或者局限于对某一种具体类型的处置意愿的探讨,缺乏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多种产品处置类型的研究。消费者通常必须在可持续性和其他结果之间进行权衡,在产品处置意愿上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目标与其产品处置选择相关。现有研究普遍采用认知的视角来理解消费者的行为,即行为基于信息的寻求并且这一过程通常是由特定目标引导的。特定的目标可以由情境中的潜在的或随机的刺激触发,使相应的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和强化。这意味着可以通过战略性地操纵情境刺激来提高目标的显着性和吸引力,以实现对消费者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产品的引导。目标框架理论关注的是三个特定的焦点目标:规范性目标、享乐性目标和获得性目标。根据目标框架理论,焦点目标的相对强度会影响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和处理,它们影响人们关注哪些信息、感知哪些选择,进而影响其行为意愿,因此,目标框架理论关注的三个焦点目标与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密切相关。与以往大部分只探讨单一处置选择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分析了消费者产品处置的四种类型,即回收、捐赠、丢弃和转售。同时从更综合的视角广泛地分析了目标框架理论中三种不同目标的作用机制,并且实现了对目标的操纵和激活。本文探索了不同的焦点目标如何影响消费者的产品处置意愿,即在不同处置方式之间的权衡及其内在作用机制。通过对大量已有研究的回顾和整理,本文提出了研究框架。本研究认为,人们对于与焦点目标有关的信息和后果特别敏感。因此,目标会影响他们对替代方案的评估和感知,换言之,人们被目标“框定”了意向和行为。消费者在规范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回收或者捐赠,在享乐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直接丢弃,而在获得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转售。并且规范性目标和获得性目标触发不同的内在作用机制,从而影响产品处置偏好。而享乐性目标是人类目标中最先验的、最本能的,而不是后期社会化的经验所得,所以本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其影响是直接的。并且,本研究引入了道德义务感和金钱欲望来作为中介变量、环境知识作为调节变量,来解释其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通过六个实验验证了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实证检验发现,目标框架影响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其机制在于不同焦点目标下消费者的产品处置意愿存在差异,规范性目标下消费者更倾向于将产品回收或者捐赠,在享乐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直接丢弃,而在获得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转售。在规范性目标下,消费者个人对道德义务的感知更为强烈,从而提高了对产品的捐赠和回收的意愿。而获得性目标下,消费者更容易追求代表个人权力地位和经济利益的金钱,刺激了消费者的金钱欲望,从而减少将其免费回馈给社会的意愿,因此,消费者更倾向于转售产品。另外,目标框架和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关系在不同的环境知识下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本研究提出了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即与环境知识水平较低的消费者相比,环境知识水平较高的消费者在规范性目标下的道德义务感更强并拥有较高的产品回收意愿以及产品捐赠意愿,在享乐性目标下的产品丢弃意愿较低,在获得性目标下金钱欲望更低并拥有较低的产品转售意愿。最后,本文就研究结论的理论贡献及管理启示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展望。在理论上,本研究丰富了对于消费者行为研究中产品使用后阶段的研究,将产品处置研究的视角从供给侧延伸到了需求侧,综合考虑了多种目标对多种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并构建了关于消费者产品处置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同时,由于产品处置与产品更换以及企业策略调整密切相关,本研究为管理者提供了关于如何延缓或遏制浪费和污染的见解,这对社会福祉的增加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何佩楠[4]（2021）在《网络集体行动中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帝吧出征”为例》文中认为
彭昕[5]（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韩飞燕[6]（2020）在《电商扶贫对农民的赋能影响 ——从网购和创业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的电商扶贫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而且获得全世界的认可,成为一种创新的、可持续的扶贫模式。电商扶贫赋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不仅促使贫困县农民脱贫,更发挥了贫困县农民的内生动力,释放了贫困县农民的网络购买力,同时激发了贫困县农民的电商创业行为。然而,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电商扶贫存在问题及改善建议、探索电商扶贫路径等方面,没有深入考虑电商扶贫对贫困县农民的赋能影响,特别是对于贫困县农民在网购和创业方面的内在机理研究。因此,本文聚焦贫困县农民,基于电商扶贫情境,从贫困县农民网购与创业的视角,研究电商扶贫对贫困县农民的赋能影响,重点关注政府支持和电商平台的制度创新等如何影响贫困县农民的网购意愿和电商创业意愿,以及归纳与提炼出贫困县农民的电商创业过程模型及影响因素。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子研究一探讨了电商扶贫对农民网购行为的赋能影响。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角度,引入农民的采用接受度与感知风险变量,建立电商平台制度创新对贫困县农民网购意愿影响的模型。研究主要目标是发现电商扶贫中电商平台制度创新如何影响贫困县农民网购意愿。研究发现,电商平台制度创新对贫困县农民网购意愿存在显着的直接和间接正向影响;采用接受度和感知风险在电商平台制度创新与贫困县农民网购意愿关系中分别起部分中介作用;采用接受度的间接中介作用大于感知风险的间接中介作用;提出以贫困县农民需求为导向,创新电商平台制度。例如,采用先进的技术进行结构保障升级和构建“同伴”服务机制,从而发挥贫困县农民采用接受度的积极促进作用,推进农村网购市场发展,改变贫困县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激发贫困县农民对电商创业热情。子研究二探讨了电商扶贫对农民创业意愿的赋能影响。从政府支持及电商平台的双重视角,基于信任转移理论,建构了包含政府支持、电商制度、平台信任和感知风险的贫困县农民电商创业意愿模型。研究主要目的是发现在电商扶贫中政府支持和电商制度如何影响贫困县农民电商创业意愿。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贫困县农民创业意愿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贫困县农民对电商平台的信任在政府支持与农民电商创业意愿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电商平台制度间接影响农民电商创业意愿。因此,提出以电商平台和电商制度为载体,选择政府支持与电商平台支持的双轮驱动,形成“政府—电商—农民”三位一体创新运营管理模式,促进农民的电商创业。子研究三探讨了电商扶贫对农民创业赋能中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Rubicon模型,将心理弹性引入到创业前阶段中,构建了贫困县农民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主要目的是发现心理弹性和执行意愿在贫困县农民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转化中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执行意愿在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弹性对创业意愿、执行意愿和创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和企业需要关注执行意愿和心理弹性在农民创业领域的重要性。例如,发挥心理弹性作为“软实力”作用,坚持群众路线,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构建“共享”社交平台,激发农民积极的心理弹性,从而克服在创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与压力,保证电商创业的可持续进行。子研究四探讨了电商扶贫中创业典型对农民创业的赋能影响。对贫困县农民电商创业过程进行探索性多案例研究,发现创业过程中的规律性和特殊性,归纳与提炼出贫困县农民电商创业过程模型。该模型分两阶段揭示贫困县农民产生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及初创企业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及关系,其中创业者特质和创业意愿是推动创办企业的基础,原生家庭、创业机会和关系网络是创办企业的中介驱动因素;创业学习和制度环境通过调节创业资源和商业模式创新等行动策略推进初创企业的发展,并对农民创业企业实现扶贫效果,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实践指导。本文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扶贫、创业和电商等领域的理论基础。第一,从社会技术系统角度关注了电商平台制度创新对贫困县农民网购意愿的影响,提出了农民采用接受度概念,研究检验了采用接受度和感知风险的双中介作用,丰富了电商平台制度对农民网购意愿作用机制的研究。第二,通过扩展在线信任转移理论,不仅建立了电商平台制度、电商平台信任与农民电商创业意愿之间关联性,同时建立了政府支持与电商平台信任之间的关联,丰富了农民电商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机制的研究。第三,将心理弹性心态引入到创业前阶段的心态中,深化了个人在意志阶段执行意愿的心态历程,进一步揭开贫困县农民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转化的“黑箱”。第四,结合中国电商扶贫情境,以农民电商创业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提炼出一个更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贫困县农民电商创业过程模型,丰富了电商创业过程模型的研究。本研究以期为政府和电商企业制定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从而推进电商扶贫对贫困县农民在电商创业和网购行为的赋能影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张自楚[7]（2020）在《北约“域外行动”研究》文中指出北约的“域外行动”指的是由北约在《北大西洋公约》第六条款划定的北约防区之外执行的,与北约利益相关但不属于集体防御性质的危机管理行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产生于冷战时期。由于美欧在面对“域外”军事冲突时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北约未曾在冷战期间执行“域外行动”。但冷战期间的“域外”军事冲突使北约增强了对于执行“域外行动”必要性的认识。北约鼓励有能力和有意愿的成员国以国家的名义介入“域外”军事冲突,并为执行“域外行动”进行了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准备,为冷战后北约执行“域外行动”奠定了基础。冷战结束后,北约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利比亚等地执行了“域外行动”。部分北约成员国参与了美国组建的意愿联盟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北约对科索沃的空袭行动、伊拉克战争中意愿联盟的组建,和北约领导的驻阿部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美欧之间既有合作又存在分歧,对大西洋联盟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国际与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北约“域外行动”的实践,北约逐渐发展出了“域外行动”政策、形成了“域外行动”特点。与此同时,美欧在北约“域外行动”政策、北约“域外行动”中的“全球伙伴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争论。北约“域外行动”为冷战后大西洋联盟的存续和转型提供了理由。但美国和法、德等欧洲盟国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上的矛盾,给大西洋联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未来,大西洋联盟的组织形式将松散化、联盟内部美欧矛盾将深化、联盟的凝聚力呈下降趋势,大西洋联盟趋于退化。
赵健哲[8]（2020）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差异性一体化是一系列经欧盟条约规范所认可的,针对成员国合作权利与义务的差异化安排。随着欧盟成员的增加与共同政策的拓展,欧盟各主要政策领域内均出现了差异性一体化的表现。基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特殊性,本文聚焦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现象,试图通过分析该领域差异性一体化具体措施的提出与实践过程,以了解该领域差异性一体化的现状、形成过程及影响,并判断该领域的差异性一体化是否具有特殊性。本文认为,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形成逻辑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成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差异性一体化现象,是该逻辑被迁移至欧盟新兴政策领域的表现。由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合作性质与合作基础有别于该逻辑产生时的共同体合作性质与合作基础;因此,本文认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差异性一体化可能在三个方面显示出与既有差异性一体化的不同:第一,差异性一体化的根本原因主要为成员间合作意愿差异;第二,差异性一体化的决策较少受共同体因素的影响;第三,差异性一体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且难以判断二者之间的强弱程度。通过分析例外选择权、建设性弃权以及永久结构性合作这三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差异性一体化的具体表现,本文发现,例外选择权,作为欧盟在该领域内最早提出的差异性一体化措施,它的提出与应用过程与上述逻辑推论基本相符。在此后的建设性弃权实践中,虽然塞浦路斯启用该措施的动因与逻辑推论一致,但该国的决策过程受其欧盟成员身份的影响明显,并且此措施的启用对于欧盟共同政策的积极意义略高于负面影响。而在最新出现的永久结构性合作中,该措施与逻辑推论的三个特点之间均存在较大的区别: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启用动因混合着宏观层面的合作能力差异与微观层面的合作意愿差异;它的决策过程与欧盟成员国对于共同防务政策的整体性合作意愿提升关系密切;该合作实施后对于欧盟防务合作的促进作用远高于此前两类差异性一体化措施。上述发展演变过程表现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差异性一体化的两个发展趋势:第一,随着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该领域差异性一体化决策过程受共同体与共同政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第二,随着差异性一体化的发展,差异性一体化措施的促进一体化作用越来越强。受此影响,差异性一体化在未来有望成为欧盟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一种长期性建设方式。但是,由于差异性一体化应对成员间异质性矛盾的方式是适应矛盾而非解决矛盾,因此,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未来仍需谨慎使用该措施,并注重防范差异性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分化合作的潜在风险。
赵若琳[9]（2020）在《基于量规的地理实践力可见化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背景下,以素养导向建立教育标准是国家教育的变革趋势。我国《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也明确将地理教育目标确立为四大核心素养,其中地理实践力是核心素养之一。随着时代发展,教育的核心问题由知识授受转变为素养培养,学习不再是教育的过程与手段,而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学科知识是个体能力发展的基础,但培养个体在面对真实情境时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落脚点,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育人。地理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地理实践力素养的重要性,但在地理实践力已有研究成果中,地理实践力的培养仍占据主要地位,地理实践力评价相关研究不足。教学评价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手段,准确对学生地理实践力进行评价才能真正促进地理实践力进一步培养。基于教育的育人指向日益增强,未来教学评价必将向可见化发展。可见化评价指向学生发展,通过可见化评价让学生发展显性化,为学生未来发展提供证据与方式,地理实践力的内隐性也要求评价方式的多样性。设计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规是促进评价可见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国内外“地理实践力”、“教学评价”、“地理实践力评价”等相关文献入手,对量规与教学评价、地理实践力与可见化评价、量规与地理实践力可见化评价进行相关概念界定,并阐述之间的联系与必然性。在对地理教学论、多元智能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研究基础上,深入解读高中地理课程标准,试图解决评价体系设计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定性与定量问题、整体性和独立性问题。同时,开展有关地理实践力评价现状的问卷调查,掌握一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评价期望,以问卷调查结果和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地理教学理论、学习心理理论为依据,设计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规。最后,基于前文提出的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规进行实证研究,将真实地理实践调查活动为案例,以参与实践的五十四位同学在活动中的表现为观察对象,依据评价量规进行打分,作为原始数据来源。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得出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有:活动目的不明,学生认同度不高;方案设计困难,教师引导不足;实践准备不足,实施过程混乱;观察记录能力差,评价反思意识弱;迁移环节效能低,方法运用不重视。随后,针对发现的问题,对每一阶段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措施。本文主要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绪论部分。主要从国际教育变革趋势、国内教育改革方针、未来教学评价方向、地理实践力评价现状四大角度对课题进行研究背景分析。进而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收集、研究,主要分为地理实践力、教学评价、地理实践力评价三大方面。在确立研究意义之后,进而确立了本文研究目的和内容、研究方法和路线。第二,理论与方法部分。首先,界定了量规、教学评价、地理实践力的相关概念,并对量规与教学评价、地理实践力与可见化评价、量规与地理实践力可见化评价之间的必然性进行了说明,阐述了利用评价量规进行地理实践力评价的合理性。其次,说明了地理实践力评价的理论基础,从评价理念与原则展开,为后文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规的指标选取与整体设计奠定基础。第三,地理实践力评价现状调查与分析部分。本章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试图了解一线教学工作中的地理实践力评价现状,以把握地理实践力评价存在的问题及期待,是设计评价量规的基础与方向。第四,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规的构建部分。这部分是文章的核心内容,主要介绍了评价量规的构建过程。首先,确定了量规构建的基本原则。其次,详细介绍了评价指标选择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基础选取了初步指标。运用专家咨询法对指标进行筛选与修改,利用AHP层次分析法为评价指标设置权重,构建出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规,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研究工具。第五,实证研究部分。利用第四部分设计的评价工具进行实践,对实践过程进行观察,对学生表现进行评价,寻找实践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发现的问题,对每一阶段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措施。第六,结论与展望。这部分概述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反思了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研究展望。
贺艺成[10]（2020）在《论道德自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道德自由是道德意愿的生成、抉择和实现的过程。若欲正确认识此概念,则必须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人在观念领域中道德自由的生成活动,二是人在实在领域中道德自由的实现活动。前者属于道德观念自由（道德精神自由）,是人在精神上产生的道德主体的意愿生成活动;后者属于道德行动自由,是人在实在领域克服外在阻碍的道德意愿现实化活动。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意愿,影响支配着道德行动;道德行动的自由度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的道德抉择,是道德意愿的满足的基本方式。二者有着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即先有道德观念自由,后有道德行动自由,二者不可分割。道德自由是道德观念自由和道德行动自由的统合。一般来讲,普通人们的道德自由往往强调的是观念领域中的道德自由。这既没有考虑到人在面对自然与社会时所遇到的阻碍,也把人看成了能达到完全受理性支配的存在物。而要确证一个人是否实现了道德自由,就必须考察道德意愿的生成、抉择、实现等每一个环节的活动状况。道德自由不是彼岸世界的空想,其实现需要社会条件和个体条件的支持。道德自由实现的社会条件包括社会经济条件和道德文化条件等,个体条件包括个体的道德心理状况和个体的道德实践能力。社会经济条件是道德自由实现的必要条件,优良的道德文化条件推动个体道德意愿和行为自愿与自觉的生成;个体的道德心理状况的好坏以及道德实践能力的高低则是不同个体道德自由实现程度的重要因素。道德自由的存在特征包括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观念性与行动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等。道德自由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塑造道德人格、提高人生价值、促进社会和谐等三个方面。
二、行动意愿与行动能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行动意愿与行动能力（论文提纲范文）
（2）罪与错的换位与消解——辨析笛卡尔意志理论的双重伪装（论文提纲范文）
| 一、第四沉思对错误来源的分析及其引发的疑问 |
| 二、意志执行下判断活动为何没有遭受激烈批评 |
| 三、混淆认识与行动 |
| 四、混淆认识与行动的目的何在 |
| 五、揭秘笛卡尔的伪装笔法 |
（3）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设计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消费者产品处置 |
| 2.2 目标框架理论 |
| 2.3 道德义务感 |
| 2.4 金钱欲望 |
| 2.5 环境知识 |
| 第3章 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
| 3.1 研究框架的设计 |
| 3.2 理论推演与研究假设 |
| 3.3 研究假设汇总 |
| 第4章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4.1 实验一: 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 |
| 4.2 实验二: 道德义务感的中介作用 |
| 4.3 实验三: 金钱欲望的中介作用 |
| 4.4 实验四: 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Ⅰ) |
| 4.5 实验五: 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Ⅱ) |
| 4.6 实验六: 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Ⅲ) |
| 4.7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理论贡献 |
| 5.3 管理启示 |
|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6）电商扶贫对农民的赋能影响 ——从网购和创业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现有研究的不足 |
| 1.2.2 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扶贫模式的相关研究 |
| 2.1.1 扶贫模式的概念及相关研究 |
| 2.1.2 有关电商扶贫模式研究 |
| 2.2 网购意愿的相关研究 |
| 2.2.1 网购意愿的内涵 |
| 2.2.2 网购意愿相关模型及研究 |
| 2.2.3 网购意愿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3 创业意愿的相关研究 |
| 2.3.1 创业意愿概念 |
| 2.3.2 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3.3 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 |
| 2.4 电商创业过程相关研究 |
| 2.4.1 电商创业及电商创业过程概念 |
| 2.4.2 电商创业过程模型的相关研究 |
| 2.4.3 电商创业过程影响因素研究 |
| 2.5 研究成果评述 |
| 第3章 电商制度创新对农民网购意愿影响:采用接受度和感知风险的双中介作用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理论分析及变量解释 |
| 3.2.1 社会技术系统理论 |
| 3.2.2 电商平台制度创新 |
| 3.2.3 农民的采用接受度 |
| 3.2.4 农民的感知风险 |
| 3.3 研究假设和模型构建 |
| 3.3.1 电商平台制度创新与网购意愿关系 |
| 3.3.2 采用接受度的中介作用 |
| 3.3.3 感知风险的中介作用 |
| 3.4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
| 3.4.1 变量测量 |
| 3.4.2 数据收集 |
| 3.5 数据分析与模型检验 |
| 3.5.1 共同方差偏差检验 |
| 3.5.2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3.5.3 模型分析和假设检验结果 |
| 3.5.4 中介作用检验 |
| 3.6 研究结果讨论 |
| 3.6.1 研究结果 |
| 3.6.2 管理启示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政府和电商对农民创业意愿影响:基于信任转移理论 |
| 4.1 问题背景 |
| 4.2 理论基础与变量解释 |
| 4.3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4.3.1 政府支持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
| 4.3.2 电商平台制度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
| 4.3.3 农民自身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
| 4.4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
| 4.4.1 变量测量 |
| 4.4.2 数据收集 |
| 4.5 数据分析与模型验证 |
| 4.5.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4.5.2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4.5.3 模型分析和假设检验结果 |
| 4.5.4 中介作用检验 |
| 4.6 研究结果讨论 |
| 4.6.1 研究结果 |
| 4.6.2 管理启示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贫困县农民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基础与变量解释 |
| 5.3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3.1 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 |
| 5.3.2 执行意愿的中介作用 |
| 5.3.3 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 |
| 5.4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
| 5.4.1 变量测量 |
| 5.4.2 数据收集 |
| 5.5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5.1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5.5.2 假设检验分析 |
| 5.6 研究结论讨论 |
| 5.6.1 研究结论与贡献 |
| 5.6.2 管理启示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民电商创业过程模型构建:探索性案例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研究方法 |
| 6.3 研究实施 |
| 6.3.1 资料收集 |
| 6.3.2 案例选择 |
| 6.4 模型构建与阐述 |
| 6.4.1 开发性编码 |
| 6.4.2 主轴性编码 |
| 6.4.3 选择性编码 |
| 6.4.4 理论模型饱和度验证 |
| 6.4.5 模型主要要素阐述 |
| 6.5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
| 6.5.1 研究结论 |
| 6.5.2 理论贡献 |
| 6.5.3 实践启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
| 7.2.1 理论贡献 |
| 7.2.2 实践启示 |
| 7.3 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A:电商平台制度对贫困县农民网购意愿影响机制调查问卷 |
| 附件B:贫困县农民创业意愿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 附件C:贫困县农民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调研问卷 |
| 附件D:贫困县农民电商创业访谈 |
| 附件E:开放性编码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北约“域外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北约“域外行动”概念界定与问题的产生 |
| 第一节 北约的主要特征及“域外行动”概念界定 |
| 一、北约成立的背景 |
| 二、北约的性质及其主要特征 |
| 三、北约“域外行动”的概念 |
| 第二节 冷战期间北约的“域外行动”争论与应对 |
| 一、“域外”军事冲突及美欧争论 |
| 二、北约对“域外”军事冲突的应对 |
| 第三节 “域外”军事冲突对北约的影响 |
| 一、提升对“域外行动”必要性的认识 |
| 二、加强执行“域外行动”的军事政治准备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后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形成及争议 |
| 第一节 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北约转型 |
|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 |
| 二、北约的转型 |
| 第二节 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形成 |
| 一、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发展历程 |
| 二、北约“域外行动”的决策过程 |
| 第三节 美欧对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分歧 |
| 一、“域外行动”范围扩大引发美欧争论 |
| 二、美欧对北约“域外行动”重要性的争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北约“域外行动”的特点 |
| 第一节 “域外行动”形式多元 |
| 一、北约对军事行动种类的划分 |
| 二、北约的“域外行动”类型 |
| 第二节 以“意愿联盟”为主要行动方式 |
| 一、“意愿联盟”概念界定 |
| 二、“意愿联盟”的构建特点 |
| 三、“意愿联盟”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 第三节 “域外行动”中伙伴关系多样化 |
| 一、北约的伙伴关系 |
| 二、伙伴国对北约“域外行动”的贡献 |
| 三、美欧在北约“全球伙伴关系”问题上的分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北约“域外行动”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北约在科索沃的“盟军行动” |
| 一、北约对科索沃的军事干预及其原因 |
| 二、科索沃行动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 第二节 “意愿联盟”与伊拉克战争 |
| 一、美国的伊拉克政策 |
| 二、美国组建“意愿联盟”并发动对伊战争 |
| 三、伊拉克战争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 第三节 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
| 一、“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构建及其行动 |
| 二、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效果及原因分析 |
| 三、阿富汗军事行动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北约“域外行动”对大西洋联盟未来走向的影响 |
| 第一节 大西洋联盟组织形式松散化 |
| 一、“意愿联盟”趋势加强 |
| 二、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影响 |
| 第二节 大西洋联盟内部美欧矛盾深化 |
| 一、美欧军事行动政策矛盾的深化 |
| 二、美欧防务责任分担矛盾的激化 |
| 三、美欧军事实力失衡矛盾显性化 |
| 第三节 大西洋联盟凝聚力呈下降趋势 |
| 一、联盟成员安全利益的分离 |
| 二、联盟成员经济、政治利益差异对安全合作的制约 |
| 三、美欧战略文化差异的影响 |
| 第四节 北约“域外行动”对中国安全的潜在影响 |
| 一、对中国西北部地区安全的影响 |
| 二、对中国南海岛礁安全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结构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差异性一体化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概念界定与演进逻辑 |
| 第一节 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内涵与形式 |
| 第二节 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历史演进及形成逻辑 |
| 第三节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丹麦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例外权”及其实践 |
| 第一节 丹麦的欧盟政策 |
| 第二节 丹麦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例外权 |
| 第三节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丹麦“例外权”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建设性弃权与塞浦路斯的实践 |
| 第一节 “建设性弃权”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阿姆斯特丹条约》引入“建设性弃权” |
| 第三节 塞浦路斯的建设性弃权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 |
| 第一节 “永久结构性合作”的提出 |
| 第二节 《里斯本条约》与“永久结构性合作”的确立 |
| 第三节 “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启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差异性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对差异性一体化的影响及其前景 |
| 第二节 差异性一体化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及其前景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基于量规的地理实践力可见化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教育呈现素养导向变革趋势 |
| 1.1.2 国内地理实践力重要性日益彰显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教学评价相关研究 |
| 1.3.3 地理实践力评价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 理论与方法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量规与教学评价 |
| 2.1.2 地理实践力与可见化评价 |
| 2.1.3 量规与地理实践力可见化评价的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地理实践力的评价理念 |
| 2.2.2 地理实践力的评价原则 |
| 2.3 本章小结 |
| 3 高中生地理实践力评价现状调查与分析 |
| 3.1 调查目的 |
| 3.2 调查步骤设计 |
| 3.3 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3.3.1 学生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
| 3.3.2 教师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
| 3.3.3 调查总结 |
| 3.4 本章小结 |
| 4 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规的构建 |
| 4.1 量规构建原则 |
| 4.1.1 科学性 |
| 4.1.2 系统性 |
| 4.1.3 学科性 |
| 4.1.4 可操作性 |
| 4.2 评价指标选择的依据 |
| 4.2.1 学习心理理论 |
| 4.2.2 地理教学理论 |
| 4.2.3 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
| 4.2.4 调查问卷结果 |
| 4.3 地理实践力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
| 4.3.1 建构步骤 |
| 4.3.2 评价指标的选取 |
| 4.3.3 评价指标专家评定与修改 |
| 4.4 地理实践力评价标准 |
| 4.5 地理实践力评价指标权重体系建构 |
| 4.6 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规 |
| 4.6.1 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规 |
| 4.6.2 量规使用说明 |
| 4.7 本章小结 |
| 5 案例研究 |
| 5.1 实践活动开展 |
| 5.1.1 选定活动主题 |
| 5.1.2 制定活动方案 |
| 5.1.3 设计活动任务单 |
| 5.1.4 活动过程实施与成果展示 |
| 5.2 评价结果 |
| 5.2.1 评价结果展示 |
| 5.2.2 评价结果分析 |
| 5.2.2.1 准备阶段: 活动目的不明,学生认同度不高 |
| 5.2.2.2 设计阶段: 方案设计困难,教师引导不足 |
| 5.2.2.3 实施阶段: 实践准备不足,实施过程混乱 |
| 5.2.2.4 总结阶段: 观察记录能力差,评价反思意识弱 |
| 5.2.2.5 迁移阶段: 迁移环节效能低,方法运用不重视 |
| 5.3 优化措施 |
| 5.3.1 准备阶段——强化动机目标,明确知行观建立 |
| 5.3.2 设计阶段——独立自主设计,信息技术融合 |
| 5.3.3 实施阶段——教师引导学生,主体参与可控化 |
| 5.3.4 总结阶段——评价方式转变,评价主体多元 |
| 5.3.5 迁移阶段——思维品质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不足 |
| 6.3 展望 |
| 附录 |
| 附录1 《中学生地理实践力调查问卷(教师版)》 |
| 附录2 《中学生地理实践力调查问卷(学生版)》 |
| 附录3 专家征询问卷 |
| 附录4 样本学生调查报告 |
| 附录5 全班同学成绩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论道德自由（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传统视野中的道德自由观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道德自由观 |
| 一、孔子的道德自由观 |
| 二、老子的道德自由观 |
| 三、佛教的经典道德自由观 |
| 第二节 西方传统伦理思想中的道德自由观 |
|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道德自由观 |
| 二、近代理性主义道德自由观 |
| 三、近代非理性主义道德自由观 |
| 第二章 道德自由的解释及其形而上学问题 |
| 第一节 “自由”的解释 |
| 一、“自由”的辞源学解释 |
| 二、“自由”的政治学和哲学解释 |
| 第二节 “道德自由”的解释 |
| 一、道德观念自由(道德精神自由)与道德行动自由 |
| 二、从道德观念自由到道德行动自由:道德自由的三个环节 |
| 第三节 道德自由与决定论 |
| 一、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相容性问题 |
| 二、自由意志的存在确证 |
| 第三章 道德自由的实现条件 |
| 第一节 道德自由实现的社会条件 |
| 一、物质经济条件 |
| 二、道德文化条件 |
| 第二节 道德自由实现的个体条件 |
| 一、个体的道德心理状况 |
| 二、个体的道德实践能力 |
| 第四章 道德自由的存在特征与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道德自由的存在特征 |
| 一、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
| 二、观念性与行动性的统一 |
| 三、普遍性与独特性的统一 |
| 第二节 道德自由的现实意义 |
| 一、道德自由与道德人格的塑造 |
| 二、道德自由与人生价值的实现 |
| 三、道德自由与社会和谐的促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行动意愿与行动能力（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J]. 徐琴. 地方治理研究, 2022(01)
- [2]罪与错的换位与消解——辨析笛卡尔意志理论的双重伪装[J]. 李琍. 世界哲学, 2021(06)
- [3]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D]. 王琰. 吉林大学, 2021(01)
- [4]网络集体行动中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帝吧出征”为例[D]. 何佩楠. 电子科技大学, 2021
- [5]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6]电商扶贫对农民的赋能影响 ——从网购和创业的视角[D]. 韩飞燕. 天津大学, 2020(01)
- [7]北约“域外行动”研究[D]. 张自楚. 外交学院, 2020(08)
- [8]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研究[D]. 赵健哲. 外交学院, 2020(08)
- [9]基于量规的地理实践力可见化评价研究[D]. 赵若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10]论道德自由[D]. 贺艺成.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