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核战略发展新动向——兼评美国核态势评估

一、美核战略发展新动向——兼评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王涵^[1]（2021）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研究》文中提出

雷蕾^[2]（2021）在《中美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竞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朝鲜核问题是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重大国际难题,是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重大威胁,也是对中美关系走向具有影响的重要变量。自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朝核危机以来,朝核问题似乎永远在挑衅、危机、接触、谈判和崩溃的周期性演变中不断升级、愈发紧张,使中美两国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中美在朝核问题中的博弈亦随之复杂,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明显特征。究其竞合关系状态的原因,一方面,中美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中具有共同利益。朝鲜彻底且不可逆转地去核化、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是中美出于自身和地区安全考虑而形成的共同利益驱动。另一方面,中美在朝核问题的战略优先项和问题解决路径等诸多方面存在立场分歧和利益冲突。中美的战略目标优先顺序存在差异——中方认为,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中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目标的重要性优先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而美国方面恰恰相反。两国的朝核问题解决路径迥然——中国一贯主张以对话谈判的方式化解朝核问题中的矛盾与对立,充分尊重多边框架下各方的意见,而美国方面一贯强调国际制裁。本论文共分为5个部分。第1章,从竞争与合作性理论阐述了相关概念与理论分析框架;第2章,竞合理论的框架下,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基于共同利益的驱动、两国过往的双边合作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对国际合作的参与进行了详细梳理;第3章,竞合理论的框架下,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两国围绕朝核问题的目标冲突以及两国解决朝核问题的路径分歧进行了深入阐述;第4章,基于对影响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竞合关系因素剖析,进而对在朝核问题上中美竞合关系未来新发展态势进行预判;第5章,详细分析了中美的竞合关系对朝核问题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应对路径提出了建议。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竞合关系总体上呈现出“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竞争日益加速、合作日益放缓”的发展态势。中美竞合关系如何认知与定位,影响着双方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对于朝核问题解决的未来发展态势。因此,中美未来应维持战略对话沟通,保持基本的战略互信,理性认知中美博弈现状,谨防多问题博弈相交叉,将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有效结合,推进双方在区域安全机制构建与核不扩散全球治理方面的紧密合作。做好危机管控,相互协调,避免中美竞合关系走向完全失控,无疑对朝核问题的解决、区域安全机制构建与防止核扩散等重大议题具有深远意义,成为影响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的重大政治事项。

蔺陆洲^[3]（2020）在《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文中提出太空竞争与空间合作的关系变化和政策调整是航天外交的基本问题。本文围绕竞争与合作的主轴,建构了一种航天外交的理论框架并以商业航天为基点分析了航天外交的现实转型。在回顾航天外交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明确了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方法和创新点,进而界定了航天外交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特征。通过梳理自1957年以来航天外交的发展历史和当前航天外交的发展趋势,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相互依存、霸权稳定、世界体系、国家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发展路径与分析范式,总结了航天外交在战略、资金和科技各方面的理论要素。基于这三个航天外交的理论要素,将航天产业的计划经济属性、国家为核心的行为体和大国竞争的本质特征确立为航天外交理论的范式,以航天相对实力的变化和航天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主要逻辑,建立航天外交的理论模型,在太空竞赛和空间合作方面形成理论推论。综合运用相关性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比较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对理论和推论进行检验。通过理论限制性条件分析,将商业航天识别为改变航天外交理论外部环境和条件的颠覆性变量,并对航天外交理论的发展进行预测。随后,以文章建构的航天外交理论框架,针对世界航天外交总体态势、主要航天国家和国际航天组织的结构与政策,利用案例研究和博弈论进行分析,解释当前航天外交关系的状态和变化趋势。特别是基于中国的航天外交实践的总结,在大国博弈、多边主导和应用推广方面进行中国航天外交的设计并提出政策建议。最终回顾和总结航天外交的本质与启示,并对未来的航天外交进行展望。

江佳唯^[4]（2020）在《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核战略的调整》文中研究指明核战略是一国筹划与指导核力量建设与运用的全局性方略。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核战略的调整对国际安全将产生深远影响。有鉴于此,研究美国的核战略具有良好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他大幅调整了美国的核战略。在战略指向方面,他把核战略瞄准了俄罗斯和中国。其依据有两点:其一是俄罗斯具有强大的核武库,且它还在不断升级其武器系统,在战略上,它具备威慑美国国家安全的能力;同时,俄罗斯怀揣全球大国的梦想,在实现这一战略过程中,它紧紧依靠核武器并有使用核武器的决心和意志。其二是中国具有一定的核力量,尽管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军力不透明,而且中国在不断提升其核能力和常规军力。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外交表现更加积极,美国认为中国正在不断侵蚀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为此,特朗普政府调整了核战略目标,意欲通过整体提升核力量来赢得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核优势,以此来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在战略手段层面,特朗普政府首先是破除发展核力量的国际制度规制;然后是大幅提升其核力量,包括其核基础设施、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核指挥系统等;再次是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并针对性地制定了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核威慑战略。特朗普对美国核战略的调整将产生诸多负面影响。首先其大国指向损害了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导致了中美和美俄之间的战略对峙。其次,它破坏了大国核军控机制,必将导致大国核战略失衡。因为,美国意欲构建针对俄罗斯的核优势,在缺乏双边核军控条约的监督和约束情况下,美俄自然无法构建核战略平衡。另外,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以及在核扩散领域的失信将刺激核武器的“横向扩散”。凡此种种表明,调整的美国核战略将危及地区和全球及安全。为维护国际安全,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协调和沟通,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完善核不扩散体制,并构建合理的核军控机制。同时,国际社会应该更多关注核扩散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人类安全的危害,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打造“人类核安全共同体”。

游启明^[5]（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指出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王建党^[6]（2019）在《印度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

赵丹丹^[7]（2019）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俄核裁军谈判动因及进程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美俄关系在小布什执政时期不断恶化,奥巴马上台后积极调整对俄政策,努力改善双边关系,以解决包括核安全、核不扩散、恐怖主义、能源和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安全问题。由于美苏于1991年签订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2009年12月份到期,奥巴马政府以此为契机,将美俄核裁军谈判作为美俄关系改善的突破口。本文通过梳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俄核裁军谈判进程,分析得出这一阶段推动美俄核谈判的主要动因:第一,国际核裁军形势促使美俄开启核谈判。世界范围的“无核运动”重新兴起,国际社会要求有核国家在核裁军问题上做出更多实际动作,多国呼吁美俄就核裁军问题立即采取行动,促使美俄开启核谈判。第二,美俄两国积极推动谈判的进行。美俄在核裁军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利益,即使在谈判中有分歧和博弈,也会根据利益需求作出适当的让步和妥协,推动谈判的进行。第三,美俄在其他领域多方面的合作,增强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促进美俄在核裁军领域合作的进一步加深。美俄核裁军谈判的结果不仅降低了两国战略核武库能力,有利于强化核不扩散机制,同时为双方提供了继续裁减核力量的框架,对整个俄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不过,良好的政治关系是推进美俄核裁军进程的基本条件。当前由于双边关系紧张,美俄在核裁军领域的合作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前景不容乐观。

岳圣淞^[8]（2019）在《政治修辞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1993-2018）：决策视角下的话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受到国内政治、双边关系和国际政治等因素影响。此外,决策方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作为决策主体,决策方在认知和界定情势方面掌握主动权,无论是何种可能影响政策最终走向的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方主观认知的判断、筛选、认知和过滤,才能最终以特定的形式在政策中被呈现出来。政策的本质是话语,为了在政策中体现主观认知和偏好,进而影响政策的走向,决策方需要以特定的方式操纵政策话语,精心设计和选择叙述的框架,综合运用话语资源,对政治受众采取有针对性、系统性的政治说服,以阐释其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才能实现最终的政策成功。这种话语层面的战略就是政治修辞。以往的政策研究大多采取理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关注客观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行为体特别是决策方主观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可能影响。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政治修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修辞性政治分析的理论框架,提出以政治修辞为路径的对外政策话语分析模式,选取1993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作为案例,从话语角度解读了其调整转型过程及其背后动因:决策方根据对情势的主观认知和界定,在话语层面上综合运用设定议题、框定主体、建构情境、组织叙述等手段,从构建对华政策的情境入手,塑造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感知、建构中国的身份、确立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再以此为支点,逐步扩展对华政策的话语体系,最后与相关的政策建议整合,形成完整的对华政策合法化逻辑。具体来说,在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中,作为话语战略实施的政治修辞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情境塑造。作为政策制定的起点,决策者需要结合其个人认知,对所面临的客观情势进行综合研判,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叙述,目的是让特定的受众群体感知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为接下来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做铺垫;第二,身份标签。基于情境塑造,决策者需要具体指出造成这一情境的施动者,即政策将要实施的对象。通过提出一个具象化的身份表达,决策者在这一阶段需要完成对“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定位,并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即“他者”如何造成了当前的紧张局势,对“自我”利益产生了何种影响;第三,政策解释。在这一阶段,决策者需要进一步说明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对当前情势予以应对才是合理合法的,也就是具体政策的阐释。至此,决策者通过对话语的操纵和主观化的表达,完成了整个政策逻辑的阐释,并将其输出给特定的受众群体。政治修辞反映出决策方在特定情势下的决策逻辑和思维方式,是其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手段,也是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在对外政策分析中引入政治修辞的分析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理论方面,以政治修辞为核心的话语研究主张从决策者主观出发,探知主观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影响,有助于弥补当前理性主义主导的政策分析方式的不足,更有助于加深对特定政策本质的理解。现实意义上,以全新的路径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深层次动机,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参考;同时,对外政策领域的政治修辞研究也可以促进中国对如何采取一定的话语战略提升对外政策的制定水平、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的思考。

左天泽^[9]（2018）在《美国东北亚延伸核威慑政策研究 ——基于盟友可信性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延伸核威慑由延伸威慑和核威慑两个概念结合而成。由于威慑关系中的行为体由两方增加为三方,同时又有核武器因素的影响,所以延伸核威慑展现了许多不同于一般威慑的特点。通过逻辑推论和历史经验考察发现,所有延伸核威慑中的威慑方和被保护方都是盟友关系。两者构成的同盟可以视为是一种“绝对同盟”。像所有威慑关系一样,延伸核威慑成功的关键在于可信性的达成。但延伸核威慑的成功必须同时实现“对手可信性”和“盟友可信性”。其中,盟友可信性是威慑方关注的焦点,也更加重要。由于同盟困境的影响和核武器的禁忌,盟友可信性的实现往往更为困难。在延伸核威慑背景下,威慑方传达可信性的方式有了许多新的变化,除了像中央威慑关系中直接向对手展示力量和决心外,威慑方还可以利用同盟框架和盟友间的合作关系,通过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和交流对可信性加以提升。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就在东北亚地区实行了延伸核威慑政策。由于与日韩同盟关系的建立,特别是美国在东北亚的核武器前沿部署,使得美国在冷战初期就形成了对日韩事实上的核保护关系。但这一关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走向明确和公开。在这一过程中日韩对可信性的担忧和呼吁起了很大作用。冷战时期美国的延伸核威慑实施也面临诸多挑战,从日本方面来看,主要是日本民众的反核情绪对美国构成了诸多掣肘;从韩国方面看,则受朝鲜的行为变化和美国战略调整影响更大。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东北亚的延伸核威慑政策得以延续,但安全环境已发生重大改变。由于冷战后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和朝鲜核导能力提升,日本和韩国对美国延伸核威慑的需求不断上升,可信性也开始再度面临挑战。对于中国因素,日韩两国主要是出于对权力结构发生改变和未来战略竞争可能加剧的担心。而朝鲜威胁对于日韩来说则更为迫切和现实。日韩两国在威胁认知上展现了较大的差异性:日本将中国因素视为主要威胁,而韩国则更多的关注朝鲜,对中国因素并不敏感。综合来看,中国和朝鲜因素对美国在东北亚延伸核威慑的可信性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日韩由于安全忧虑增加而对美国延伸核威慑产生了更大的可信性需求,另一方面,日韩则担心,由于中国和朝鲜军事能力的增强,美国出于自保的目的可能会在冲突发生时抛弃自己。此外,美国核能力和核态势上的弱化趋势也引发了日韩对美国使用核武器能力和意愿的担心。为加强延伸核威慑的可信性,美国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单方面的加强安全保证承诺,建立与盟友间的对话与沟通机制,增加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其次是联合盟友提升威慑态势,包括制定共同的作战方案、增强联合演习针对性和频率以及加深军事合作等。再次,是提出了一整套的核力量大规模更新计划,提升威慑能力。最后,是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发挥拒止性威慑的作用,减轻盟友的“被抛弃”忧虑。美国东北亚延伸核威慑政策从根本上看是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的,是为了确保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具体来说,通过延伸核威慑,美国试图在东北亚实现三点战略目标:一是要借助延伸核威慑的政治象征意义提升同盟整体关系的信度;二是以延伸核威慑换取盟友放弃发展自己独立的核武器;三是利用延伸核威慑配合对华对朝中央威慑的实施。但美国延伸核威慑政策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许多矛盾和困境,包括如何避免被盟友“牵连”、如何处理盟友间的矛盾、如何提升合作制度化水平和如何面对导弹防御系统的诸多缺陷等。从未来看,美国东北亚延伸核威慑政策很可能会得以延续甚至在某些条件会得到加强。因为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仍在经历着权力格局的快速转换,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朝鲜半岛问题都不是短时间会消除的变量,日本韩国仍然有对核威慑的迫切需求,而美国也有继续提供延伸核威慑的强烈动机。但美国在延伸核威慑中真正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仍然较小,延伸核威慑仍将主要作为一种同盟关系的政治象征和维持手段而发挥作用。

刘派^[10]（2017）在《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更加关注新兴大国的挑战和热点问题的威胁,朝鲜核问题开始被纳入美国的视野。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以核问题为核心的朝鲜事务也成为美国推进亚太战略的重要支点。在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一度以为朝鲜将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崩溃,对朝执行了被称作“警惕等待”的政策,并没有改善美朝关系的强烈愿望。美朝双方的敌视并没有因冷战的终结而减弱,反而因核危机的出现而加深。克林顿政府开始调整对朝政策,在不放松对朝遏制的情况下加强了对朝接触,《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仅缓和了第一次朝鲜核危机,也使得美朝关系取得了积极进展。此后,克林顿政府对朝接触逐渐变得更加积极,并最终提出了对朝“一揽子接触”政策,美朝关系得以改善,朝鲜的核问题也按照《框架协议》的路线图逐步推进。克林顿的对朝政策也因此被称作“鸽式接触”。随着克林顿任期的结束,小布什政府对朝鲜更加强硬,其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和先发制人打击对象的做法导致朝核问题对话进程中断和第二次核危机的爆发。对此,小布什政府采取了军事威慑施压和多边对话开展同时推进的“鹰式接触”政策。小布什政府虽然并没有放弃对朝鲜的接触,但敌意明显上升,执行相关决议也三心二意,导致美朝互信逐渐削弱。与克林顿政府不同的是,小布什政府将接触政策安排在多边框架下。尽管其本意是想在多边框架下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压力和让更多的参与方明确对朝接触政策的无效性,但在其他各方的斡旋下,朝核问题还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开始执行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寻求危机的管控而非解决。在实施路径上,试图走一条接触与施压并举的双轨道路。但美国遏制中俄的企图更加明显,中美矛盾、俄美矛盾都被激化,其试图通过多边合作向朝鲜同时施压与接触的路径也越走越窄,逐渐变成了美日韩同盟关系的巩固,对朝鲜的施压和接触政策也逐渐变成了施压与“忽视”。“战略忍耐”愈发消极,美朝关系、朝鲜核问题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回顾美国的对朝政策历程可以发现,美国的朝鲜政策具有多重目标,既包含了解决朝鲜核问题、也具有借助朝鲜核问题困住朝鲜、拉住日韩和规制中俄的内涵。经过20多年的实践,美国对朝政策并没有达到解决核危机的目标,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基本失败。但美国却明显巩固了一度松散的地区同盟体系,加强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慑力量,并对东北亚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了干扰效应。从政策效果上看,多重目标的追求导致美国对朝政策存在着逻辑上矛盾,美国无法实现既要解决朝鲜核问题又要利用核问题的双重目标。而且美国在战略思维上越来越僵化,与朝鲜形成了强硬对强硬的僵局。这一僵局还会随着美国战略能力的下滑,而出现只能进行危机管控而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困境。在当前朝鲜已经实质性“拥核”的情况下,决定美国对朝政策的要素包括了朝鲜核问题本身的紧迫性、美国是如何看待已经“拥核”的朝鲜以及美国想如何“利用”朝鲜这三个方面。随着朝鲜核技术与导弹技术的持续发展,其对美国的实际威慑力量在逐渐增强,这必然会增加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迫切性。美国未来对朝政策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其政策的走向则取决于其能否突破既有的政策惯性和逻辑矛盾。

二、美核战略发展新动向——兼评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核战略发展新动向——兼评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2）中美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竞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4）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核战略的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俄核裁军谈判动因及进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政治修辞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1993-2018）：决策视角下的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美国东北亚延伸核威慑政策研究 ——基于盟友可信性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美核战略发展新动向——兼评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研究[D]. 王涵. 辽宁大学, 2021
• [2]中美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竞合关系研究[D]. 雷蕾. 吉林大学, 2021(01)
• [3]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D]. 蔺陆洲. 外交学院, 2020(08)
• [4]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核战略的调整[D]. 江佳唯. 湘潭大学, 2020(06)
•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6]印度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变迁研究[D]. 王建党. 国防科技大学, 2019
• [7]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俄核裁军谈判动因及进程分析[D]. 赵丹丹. 外交学院, 2019(07)
• [8]政治修辞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1993-2018）：决策视角下的话语研究[D]. 岳圣淞. 外交学院, 2019(10)
• [9]美国东北亚延伸核威慑政策研究 ——基于盟友可信性的视角[D]. 左天泽.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10]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D]. 刘派. 吉林大学, 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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