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市供销合作社企业、单位产权界定实施意见（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金恩焘[2]（2020）在《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文中指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数字乡村”这一新的理念;2019年,中央又进一步制定“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助推乡村振兴的计划”。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进程在农业发展及农村经济社会中的应用,是为提高农民现代信息技能而内生的现代化转型发展路径。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使农业规模化、生态环保、生鲜电商、自媒体公众参与、用户消费体验等市场要素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农产品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对传统农产品流通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新的挑战。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创新,涉及流通市场主体、流通商业模式、流通基础设施、品质溯源监督以及流通技术手段等多个维度,是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创新构建适应我国未来农业发展趋势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生活的需求,成为本课题的重要研究目标。我国现有农产品流通体系是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枢的分散-集中-分散模式,主要以线下面对面大宗交易、极低冷链率的常温存储运输为主,存在流通环节过多、流通效率低、成本高、腐损高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弊端,导致农户手上新鲜优质农产品售价低与居民采购价格高、质量差的矛盾。结合理论学习和文献综述,通过对江西省农产品流通体系的考察与实践,本论文从农业生态包容、农业生产效率、城乡福祉差距、公众网络参与等视角,分析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外部环境演变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紧扣农产品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两个核心维度,构建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模型;引入自媒体舆情分析、监控、引导等新方法,探讨农产品安全治理的营销引导动力机制;以农村电商模式创新为提升流通效率起点,以冷链物流体系创新为提升流通质量突破口,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工具,完成生鲜电商平台设计与实践,探索构建新时代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通过实地考察与文献综述确定研究问题和研究路线。历经四年时间对国内多个省份及江西省内60多个县的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企业实地考察,深入掌握传统农产品流通弊端以及创新升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农产品流通领域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CiteSpace对农产品流通研究领域绘制知识图谱,数据显示农产品电商、冷链物流、农产品供应链、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流通效率和流通成本是当前农产品流通研究领域的热点。通过文献检索分析对知识结构进行了补充和梳理,为系统了解农产品流通领域实情捕捉可靠数据,避免了传统归纳文献方法的主观性。在实地考察与文献综述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围绕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两个研究突破口,设计了以网络舆情为农产品流通安全治理的营销引导动力机制,以农村电商、生鲜电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为农产品流通效率提升的途径,以冷链物流为骨干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产品流通质量提升的平台,构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中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研究路线。第二、通过宏观环境演变格局的多视角分析,创新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价值导向概念模型。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必须宏观把握流通两端的外部环境演变格局。本论文重点从农业生产端的农业生态包容、农业生产效率和城乡需求端的城乡福祉差距、公众网络参与等环境要素入手,创新构建了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价值导向概念模型。在农业生产端,以粮食生产区为例研究我国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空间包容性,确定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支撑下实现新的粮食安全战略价值导向;分析农业生产效率区域差异演变及驱动因素,发现在农业规模化、土地托管、农业合作社、农业专业化、资本化等三农政策持续推动下,我国农业综合生产效率提升迅速、区域差异演变加快,但农业规模效率提升明显高于农业技术效率提升,这种失衡的演变规律暴露出比较严重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如农药残留导致的土地板结严重及催熟剂、增甜剂滥用等。这些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消费端对农产品安全的迫切需求和监督权,无法通过现有的流通体系传导到生产端。在城乡需求端,通过城乡福祉差异时空分异与政策研究,发现城乡居民福祉差距持续缩小,对健康食品、优质食品、特色食品的需求不断提升。通过对新媒体食品安全舆情事件研究,分析网络典型案例发生发酵及平息发展过程,以及与意见领袖深度访谈,提出两个舆论场及话语融合平衡模型,探究了消费者需求意见更广泛、低成本和较迅速的表达方式,推进公众对农产品安全的有效社会监督。第三、通过农村电商商业模式迭代创新过程,探究农产品电商企业组织体系创新。在对农村电商发展现状、问题、对策梳理的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对案例企业四年的跟踪研究,案例企业通过混合制改革创新商业模式并搭建农村电商平台,实现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耦合,带动农产品销售额、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经过混合制改革后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X+1”农村电商商业模式,聚焦整合工业品服务下行、农业生产资料下行的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上行的最先一公里的仓、运、网点等综合城乡共同配送资源,不仅保留了企业商业模式原有驱动因素,还获得了企业合法性和与国有企业资源优势融合的驱动因素,补充了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理论,丰富农产品电商企业组织体系混合所有制改革创新的研究视角,为现代农产品流通环节中电商企业组织体系创新提供了实践样板。第四、通过推动政策实施为导向构建冷链物流骨干网建设,创新农产品流通质量体系。冷链物流是我国农业产业中的一个硬短板,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列入补短板工程。在整个农产品流通体系中,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整体提升是真正解决农产品流通质量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所在。以推动政策实施为导向,从政策顶层设计、行业总体规划的视角,在第四方物流和农村电商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上,以江西为例,依托供销合作社构建全省冷链骨干网,以图改善、解决冷链流通率较低、流通方式落后,体系不健全、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薄弱以及规模偏小、冷链物流没有形成网络等现实问题,为实现农产品高质量流通提供保障,提升农产品流通质量、缩短了农产品流通周期,从政策实践上推动了 115亿元的冷链流通体系的建设。第五、通过引入舆情处理机制,探索数字乡村战略下新媒体舆情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数字乡村战略使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日益趋向于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新媒体的崛起,也使得农产品安全更易受到舆论的监督。构建大数据舆情衍生规律模型,利用食品安全舆情倒逼农产品流通体系做出自我革新、自我完善。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效率,通过用户反馈,寻找整个流通体系的问题症结,倒逼企业不断完善流通体系。针对网络舆情中网民行为分析,基于社会网络下新媒体舆情用户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微博大V等新媒体代表人士,对于推动网络舆情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采用Pajek软件,根据大数据环境下意见领袖相关特征对用户进行聚类分析,以此识别不同类型的新媒体代表人物。新媒体舆情的宏观环境演变为现代农产品流通营销引导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为农产品流通电商平台和信息化系统开发提供了重要依据。第六、通过前期理论研究,指导完成创新农产品流通体系生鲜电商平台的建设实践。综合考虑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价值导向,基于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提升、商业模式创新、冷链流通基础设施、舆情监督与溯源体系等综合设计理念,采取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四点一面设计模型,完成生鲜电商平台系统要素分析、流率基本入树模型、系统反馈基摸分析等,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实现符合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生鲜电商平台,并跟踪平台运营一年以上,初步实现预期效果。综上所述,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具有流通中间环节少、流通效率高的特点,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农村电商商业模式以及冷链物流骨干网创新,避免了传统农产品流通体系弊端,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了农产品流通损耗、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福祉,对数字乡村战略下推进现代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具有较强实践意义。在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从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三个外部宏观环境演变格局视角,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引入农产品电商商业模式迭代创新、冷链物流骨干网建设、自媒体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等创新要素,围绕流通质量和流通效率创新设计新型农产品流通生鲜电商平台,对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创新价值。整个研究过程中,分别采取了扎根理论、系统动力学、社会网络分析、文献计量分析等方法,工具上采用了 Citespace、Noteexpress、Pajek、Vensim、Xmind等,较好地将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有效应用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问题研究中,对该领域其他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研究累计发表了一篇一区SCI、四篇CSSCI和一篇中文核心,两份对策性建议报告获得省领导批示,获得十项企业联合研发的软件着作权。研究不足在于相关内容选择跨度较大,对多维度有机融合的整体性研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研究可以将冷链物流、农产品电商、网络舆情压力传导机制等多维度深度融合,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深入推动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升级建设。
张健康[3]（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提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吴盛杰[4]（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龚思涵[5]（2019）在《2019长三角农业农村法治述评》文中研究表明独特的地域位置和经济地位决定了长三角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的特殊性,《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对促进长三角农业、生态和产业的发展铺就了坚实的道路。2019年长三角农业农村法治进展主要围绕五大方面展开,即以农业机械化、产权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农业建设,以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为引领的乡村规划建设,以新型服务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数字经济为重点的乡村产业建设,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宅基地权益实现方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和以村级各类主体明晰界定为主线的乡村治理,而这也奠定了长三角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的总趋势。
李攀[6]（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指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刘明辉[7]（2019）在《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优先”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战略抓手,对我国经济取得瞩目成就举足轻重。但是,城市集聚绝大多数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光鲜背景下,也诱发了农村产业空心化、农村留守人口老龄化、农村从业人员女性化、农村环境治理无序化等系列“乡村病”。因此,城乡融合、农村产业融合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执本之举,亟待推进。建国后,我国城乡关系在多数时间处在分离状态。城乡统筹的发展路线在我国肇始于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强调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扭转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补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短板。乡村振兴是党和政府对新时代城乡关系发展的深刻认识,旨在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村不兴旺、农民不富裕的“三农”问题。其中,推动农村“产业兴旺”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重点。城乡关系演变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关注农业发展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保证数亿农民就业和增收的重要使命。然而,当前我国农业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粗放的生产方式,加之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渐趋衰退、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以及农业生产的立体式污染等问题,对我国农业发展形成了巨大冲击,构成了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极大挑战。如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经济收益、破解农民增收困境以及盘活农村生产要素等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冲击着传统的生产模式,新一轮的新信息、新技术为农村产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农村产业融合已成为突破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趋势向好,尤其是第二产业对农业的中间投入已有较大提升。但是,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仍处在起步发展阶段,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产业链脱节、要素链脱钩、利益链不完善、融资难度大、税收支持力度不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严重束缚了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整体上看,产业融合链的断裂或融合体制的脆弱多可归结于市场、政府和经营主体三个层面。因此,本文在城乡关系演变背景下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对我国走出传统产业分工、剥离传统农业落后的生产方式、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包括九章内容。第一章是导论。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现实作为本文选题的背景依据,并据此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接着,本文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并界定了文中涉及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并据此选取适宜的研究方法等。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部分。基于城乡关系理论、二元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分工与产业融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与产权理论,本文尝试构建了“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着重剖析政策支持与制度供给、要素配置、主体功能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其内在规律。第三章构建“政府”维度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将政府支持和制度供给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概括为资源补充机制、信号传递机制、资源重置机制,并进一步分解为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支持、产业确认与保护等角度进行阐释。第四章着重从“市场”维度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要素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信息机制与竞争机制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体可分解为要素流动瓶颈、要素集聚功能、交易成本等方面。第五章是从“经营主体”维度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经营主体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主要通过竞争或合作博弈对农村产业融合产生影响,表现为提高组织化程度、提升市场应对能力、密切利益链接机制、强化激励机制与共享机制等。第六章厘清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的历史经验,并将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置于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刻画了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事实和主要特征,最后结合本文构建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第七章是本文的实证检验部分。按照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设计变量、构建模型、整理数据、实证估计,本文得出了针对“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结论。第八章是国际经验借鉴部分,本文分析了日本、韩国、法国、荷兰、美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经验性事实,并从理论框架的三个维度分析了五个国家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验。第九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从本文理论框架的三个维度探讨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同时总结提炼城乡关系演变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互动效应,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五个结论。第一,政府的制度供给与政策支持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信息传递机制、资源补充机制与资源重置机制是政府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主要渠道,具体表现为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产权确认与保护以及创新金融支持等方式。第二,要素市场扭曲是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诱因。当前,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仍然滞后,诸多体制性障碍严重束缚了要素平等进入市场的程度,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与信息机制的扭曲导致要素流动受阻、要素集聚受限、交易成本企高等问题制约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第三,经营主体之间通过竞争与合作的博弈推动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营主体面对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共同约束,从而经营主体采取竞争和合作的方式提高组织化程度、强化市场应对能力以及构建紧密的利益链接机制、激励机制与共享机制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第四,我国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从政府、要素市场与经营主体等多方面着手。现阶段,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从本文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中,可以看出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府制度供给与服务,并要大力促进竞争有效的要素市场形成,打破城乡之间的地区分割、完善市场作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同时要巩固经营主体地位、强化经营主体功能,以及加速技术创新等。第五,城乡关系演变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存在双向效应。城乡关系的分离、对立与阻隔会导致要素市场分割,进而导致要素市场机制扭曲,引发要素流动受阻,制约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由于缺乏新要素和新动能的注入,城乡融合发展则难以实现。随着城乡关系逐渐走向融合阶段,城乡产业开始趋于联动发展,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互动补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也逐渐加速推进。同时,农村产业融合引导城市地区的资源和要素流向农村地区,开发并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能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产业空间、提升城乡经济融合程度、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本文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规律基础上发现“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框架,并在理论阐释和实践检验分析中探寻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丰富和拓展了产业融合的相关理论。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城乡关系演变背景的梳理,本文提出“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产业融合理论及农业发展理论;第二,细化与拓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阐释。本文从政府支持与制度供给、要素市场配置、经营主体功能三个维度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作用机制及其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视角给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第三,研究方法上的改进。本文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计量模型的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以及比较分析方法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在“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部分,本文运用政策评估方法（PSM-DID）以及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方法上的改进。
胡万庆[8]（2018）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的核心指导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之下,新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快速提升,新诞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同时,这一思想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及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理论铺垫。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它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起点,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思想对于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渡时期社会形态理论的发展,丰富和完善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深入挖掘这一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批判和澄清我国现阶段经济形态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展望未来经济形态的发展前景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立足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五种经济成分的概括,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产生的历史前提,总体上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对于这五种经济成分在性质和发展方式上的认识,进而系统地揭示了五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变化趋势,并根据这五种经济成分的变化规律,揭示了中共领导人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总体上评价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本论文主要由六部分组成: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前提。本章主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前提,首先,从实践的维度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之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其次,在实践的基础上,从理论的维度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建构的过程,即其产生、发展及在全国确立的历史脉络。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国营经济的思想。本章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建立、恢复、发展和巩固国营经济的思想。重点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指引下,国营经济如何掌握了大的企业,掌控了社会经济的命脉,进而在国民经济的五种主要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国营经济和新的经济秩序的指导思想。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思想。本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领导人通过土地改革,把封建经济改造成为个体经济的思想,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如何发展个体经济的思想,阐述了中共领导人如何适当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各种形式的供销合作社进而通过合作社经济引领个体经济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第四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本章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两面性的深刻认识。重点阐述了中共领导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揭示了中共领导人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即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引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最有效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第五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本章阐述了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为实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共领导人提出的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构想,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指出中共领导人这些认识的分歧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属于合作过程中认识的差异,最终统一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第六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启示。本章重点挖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同时,阐述了这一思想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克服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展望未来经济形态的发展前景的启示作用。
应建均[9]（2018）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主体确定及其实现》文中研究表明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20世纪50年代以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直是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织,是乡村微观经济组织体系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然而1978年以来,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推行与深化,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的变化与更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成为了一个几乎纯粹概念意义上的存在,没有一部法律对其内涵、范围等作出权威的规定和解释,法律制度建构十分粗糙。近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在悄然改变,政策法律背景也在深刻发展。一方面,国家政策、文件连续聚焦并不断部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与立法完善问题;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了进入《民法总则》的机会,被确立了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因此,系统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主体制度及其如何实现,于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共六个部分。第一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变迁与启示。当前,人们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事实性存在极大困惑。一方面,在农业经济统计层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数量及其运行情况总体稳定,稳中有升;另一方面,在理论判断层面,学者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事实属性普遍持悲观的态度,或者认为已被取消,或者认为不复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历史性概念,必须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史的纵向角度去理解其核心要义,评定其事实属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起源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组织形式的差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变迁可以分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以及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四个主要阶段。其中,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结构形塑了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格局。第二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辨析。当前,法律界以及地方立法中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义卷轶浩繁,林林总总。归纳而言,比较有影响的定义范式主要有“广义——狭义”、类型化和特征描述三种。综合比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定义的优劣,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种属序列,“农村”、“功能特殊性”以及“社区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定义的必备“种差”。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在乡镇人民政府管辖的区域,以村民小组、行政村、乡（镇）等社区为单位建立,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和服务集体成员的经济组织,同时承担一定的集体公共社会功能。第三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及其证成。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存在重大理论分歧。实践中,全国规范性文件缺位,各地规定相互矛盾,存在立法困惑和制度缺陷。因此,在民法典编纂前、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以及《民法总则》通过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并不是一项高度的立法共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具有必要性,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争取平等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实现物权主体统一于民事主体的需要,是因应国家政策,平衡改革探索和于法有据关系的需要,是推进中国农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具有可行性,从政策引领、实践探索、历史渊源和时代契机等方面,都是可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基本选项是特别法人。第四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作为特别法人,它的特别性是其得以独立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能够独立建构的基础和依据,也是进行自我肯定的最简单办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反映在多个方面,具体表现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管理的财产性质的特别性、承担的职能的特别性、设立的特别性、终止的特别性和成员的加入和退出的特别性五个方面。同时,从特别法人内部的视角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还存在与其他三种特别法人类型（机关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内在特别性,需要体系上的补充。第五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组织形式。依据民法的主体规则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组织形式予以明确,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改革的核心问题。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农民专业合作社、乡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以及名为“XX（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并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可选择的组织形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组织形式选择应当贯彻组织形态法定缓和论,最具法律意义的因素是设立目的和意欲从事的活动类型。在恪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私法性、独立性、社区性的基础上,且有合适的方式予以公示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可采取多元化的组织形式,包括经济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以及公司、企业形态。第六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实现机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主体层级、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股权设置与管理、成员大会的决议机制以及经营管理机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实现机制完善中的五个重大争议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级组织的形成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不宜一般性地取消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或组集体经济组织。三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格局正在被逐渐打破,应当根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的不同归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形,具体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主体层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资格应当采“生活保障+户籍”的双重标准:第一层次,以是否依赖农村集体土地为基本生存保障界分“全民”与“集体”,解决特定自然人“是否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的问题;第二层次,以户籍界分“集体”与“集体”,解决特定自然人“属于哪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股权设置应以成员股为主,成员股的种类、集体股的设置应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民主讨论决定,并以贯彻动态管理模式为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大会的决议机制应当坚持“一人一票”为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经营管理机制可采自营或他营模式,他营模式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作为一种利益分配机制而存在的法人实体。
陈印静[10]（2018）在《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文中研究指明为重审与再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论文以地方政府的商业管理为视角,阐释在国家有序计划与主动介入下,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被国家计划所取代的进程。从而揭示1949年至1966年国家如何推进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此时段国家权力、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市场经济?在研究思路上,本论文以各时期商业所有制的演进作为逻辑主线展开,并选取具有特殊性的小商业作为专题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进行系统论述。中共建政早期,国家引导武汉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新旧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中共建政以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已形成,建政后中共实践了新民主主义商业,并通过改组“大公”与“小公”商业、整顿合作社商业的“商人路线”、对私营商业实行分利政策等举措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武汉在新旧政权过渡时期采取了鼓励商业转业、开展物资交流、建立新商事制度等办法恢复与发展商业。其次,“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武汉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展了商业从严的“五反”运动,政府加强了对私营商业的计划干预,由于限制与排挤私商过头导致商业结构失衡,政府不得不进行商业计划结构的再次调整,其结果是新民主主义商业提前走向终结,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再次,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计划市场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推动“一五”时期商业体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转型过程中借助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手段,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对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小商业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最后,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一五计划”后计划体制得以建立,国家开始致力于稳固社会主义商业。由于国家局势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商业亦随之多次调适。国家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主要从计划性和非计划性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进行政府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从国家制度与行政管理层面设计与安排计划性商业;另一方面,对自由市场进行管控,打击自发商业行为,限制非计划因素。在阐释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性政策的基础上,选取小商小贩分析其特殊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小商小贩与批发商、零售商相比,具有特殊性所在,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属于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徘徊者”,国家一方面努力把其纳入计划轨道,另一方面又迫于流通需求保持其市场属性。因此,国家对引导小商小贩走社会道路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特殊的吸纳方式,小商小贩处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边缘身份体现了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问题的因人制宜政策与取向。通过对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949年至1966年,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经历了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与改组、“五反”运动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由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的历史演进。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为扩大计划市场、缩小自由市场,商业管理权力陷入“上收——下放——上收”的反复循环。作为兼具“双重身份”的特殊存在,国家在引导小商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了“安排政策倾斜”与“安排过宽限制”之间的徘徊、“吸收进来”与“调整出去”的矛盾,小商贩从而成为纳入国家计划与保持市场性的“徘徊者”。在这一时期,市场与政府双方展开了长时段的博弈拉锯。面对政府在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高压管控,市场并非“坐以待毙”,其“自发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与政策变化中寻求可行的生存策略而难以消灭,国家面对市场的主动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了妥协姿态,乃至不惜采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的方式对其发展进行限制。武汉商业社会主义道路与湖北省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特殊性,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中,呈现具有更多自主性、更注重强化商业管理权力、更加注重对小商业的改造和安排、更注重处理商业转业所引发的利益重组、更加强调内外物资交流等特征;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直辖市城市相比较,武汉具有行政层级的一般性,因此武汉商业政策的制定与运作的自主权相较于以上城市难免受到更多限制,尤其是受到来自于省级党政等多方的影响。
二、上海市供销合作社企业、单位产权界定实施意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市供销合作社企业、单位产权界定实施意见（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学术背景 |
| 1.1.3 团队背景 |
| 1.2 问题界定、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界定 |
| 1.2.2 研究目的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3.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3.3 研究难点、重点及拟解决的办法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 |
| 2.1.1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文献数量分析 |
| 2.1.2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研究热点分析 |
| 2.1.3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核心作者、核心期刊与研究机构分析 |
| 2.1.4 农产品流通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 |
| 2.1.5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研究演化路径分析 |
| 2.1.6 研究启示 |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 2.2.1 网络舆情衍生规律研究 |
| 2.2.2 大数据与舆情治理研究范畴 |
| 2.2.3 农业生产效率 |
| 2.2.4 城乡福祉差距 |
| 2.2.5 农村电商 |
| 2.2.6 数字乡村战略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多视角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外部环境演变分析 |
| 3.1 农产品流通体系外部宏观环境供需两端现状分析 |
| 3.2 农业生产端对农产品流通体系的驱动因素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结果分析 |
| 3.2.3 主要结论 |
| 3.3 城乡消费端对农产品流通体系的驱动因素 |
| 3.3.1 研究方法 |
| 3.3.2 结果分析 |
| 3.3.3 主要结论 |
| 3.4 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价值导向概念模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电商商业模式与组织体系创新研究 |
| 4.1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现状五维模型分析 |
| 4.2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问题分析 |
| 4.3 我国农村电商治理对策:机制、模式、路径 |
| 4.4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农村电商模式迭代创新的实证研究 |
| 4.4.1 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
| 4.4.2 案例分析 |
| 4.4.3 研究发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现代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创新研究 |
| 5.1 江西省冷链物流体系现状分析 |
| 5.1.1 冷链物流服务的重要意义 |
| 5.1.2 冷链物流体系构建的积极因素 |
| 5.2 江西省冷链物流体系关键问题分析 |
| 5.3 科学构建江西省现代冷链物流体系 |
| 5.3.1 总体空间布局构建 |
| 5.3.2 详细建设方案设计 |
| 5.4 江西省现代冷链物流体系运营效益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新媒体舆情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 |
| 6.1 两个舆论场的提出 |
| 6.2 两个舆论场新平衡背景下农产品安全治理困境分析 |
| 6.3 新媒体环境下关键节点代表人士识别与治理研究 |
| 6.3.1 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以江西为例 |
| 6.3.2 数据处理与分析结果 |
| 6.3.3 基于新媒体舆情治理策略 |
| 6.4 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大数据舆情衍生规律模型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生鲜电商平台设计与实践 |
| 7.1 现状简述 |
| 7.2 “四点一面”模式的系统要素分析 |
| 7.3 基于实际调研确定流位流率系 |
| 7.4 “四点一面”战略模式的流率基本入树模型 |
| 7.5 “四点一面”模式的系统反基模以及反馈环分析 |
| 7.6 “四点一面”战略模式的系统反基模分析 |
| 7.6.1 公司销售额与其它因素的相互制约发展基模 |
| 7.6.2 客户数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增强关系 |
| 7.6.3 农产品供给量与好评率的相互制约关系 |
| 7.6.4 投资量与好评率的相互增强关系 |
| 7.7 系统设计部分 |
| 7.7.1 系统分析 |
| 7.7.2 系统设计 |
| 7.7.3 关键技术 |
| 7.7.4 系统实现和运营效果 |
| 7.8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3）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5）2019长三角农业农村法治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长三角农业建设：传统与技术结合 |
|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与优化农业结构并举 |
| （二）加快农业技术科技化与产权化 |
| 二、长三角乡村建设：规划指导、环境维新 |
| （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 |
| （二）着力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
| （四）“多规合一”乡村规划引领 |
| 三、长三角乡村产业建设：新型业态融合数字经济 |
| （一）打造乡村特色产业与新型服务业 |
| （二）新型职业农民、农创客培育发展 |
| （三）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
| 四、长三角农村改革：聚焦集体“三资” |
| （一）基本经营制度巩固完善 |
| （二）土地制度改革持续深化 |
| （三）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 |
| 五、长三角乡村治理：村级治理主体明晰 |
| 六、长三角农业农村法治发展之趋势展望 |
（6）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 |
| 1.2.2 国内外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城乡关系 |
| 1.3.2 城乡关系演变 |
| 1.3.3 农村产业融合 |
| 1.3.4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点 |
| 1.6.2 可能的不足 |
| 2.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
| 2.1.2 二元经济理论 |
| 2.1.3 产业组织理论 |
| 2.1.4 交易费用与产权理论 |
| 2.1.5 分工与产业融合理论 |
| 2.2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 |
| 2.2.1 政府政策支持与制度供给 |
| 2.2.2 要素市场配置 |
| 2.2.3 经营主体功能 |
| 2.2.4 政府、市场与经营主体的逻辑关系 |
| 2.3 “三个维度”分析框架的说明 |
| 3.“政府”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 |
| 3.1 政府、市场与经营主体关系辨析 |
| 3.1.1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3.1.2 政府、市场作用下的经营主体 |
| 3.2 政府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
| 3.3 政府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分解 |
| 3.3.1 产业政策支持与农业补贴 |
| 3.3.2 基础设施建设 |
| 3.3.3 公共服务平台 |
| 3.3.4 创新金融扶持 |
| 3.3.5 产权确认与保护 |
| 3.4 小结 |
| 4.“市场”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 |
| 4.1 要素市场机制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4.2 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2.1 土地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2.2 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2.3 资本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2.4 技术市场的价格机制 |
| 4.3 要素市场的竞争机制 |
| 4.4 要素市场的信息机制 |
| 4.5 小结 |
| 5.“经营主体”维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分析 |
| 5.1 政府与市场约束下经营主体理性行为分析 |
| 5.1.1 政府与市场的约束作用 |
| 5.1.2 双重约束下经营主体的有限理性行为 |
| 5.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经营主体之间的行为博弈 |
| 5.2.1 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分析 |
| 5.2.2 农户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
| 5.2.3 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分析 |
| 5.2.4 家庭农场与合作社之间的博弈分析 |
| 5.2.5 概括性总结 |
| 5.3 “经营主体”行为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5.4 小结 |
| 6.中国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6.1 中国城乡关系与农村产业融合进程 |
| 6.1.1 典型事实 |
| 6.1.2 阶段划分 |
| 6.1.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阐释 |
| 6.1.4 概括性总结 |
| 6.2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6.2.1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的典型事实 |
| 6.2.2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概况 |
| 6.2.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阶段性阐释 |
| 6.2.4 概括性总结 |
| 6.3 城乡关系缓和阶段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6.3.1 城乡关系缓和阶段的典型事实 |
| 6.3.2 城乡关系缓和阶段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概况 |
| 6.3.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阶段性阐释 |
| 6.3.4 概括性总结 |
| 6.4 城乡一体化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6.4.1 城乡一体化阶段的典型事实 |
| 6.4.2 城乡一体化阶段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概况 |
| 6.4.3 “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阶段性阐释 |
| 6.4.4 概括性总结 |
| 6.5 小结 |
| 7.“政府、市场、经营主体”维度的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证检验 |
| 7.1 理论推导 |
| 7.1.1 两种极端情境的考察 |
| 7.1.2 一般情境考察 |
| 7.1.3 农业生产的考察 |
| 7.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 |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1 政府干预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7.3.2 市场化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7.3.3 农业经营主体成长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 7.4 小结 |
| 8.国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借鉴 |
| 8.1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1.1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1.2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1.3 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2.1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2.2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2.3 韩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3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3.1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3.2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3.3 法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4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4.1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4.2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4.3 荷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5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 |
| 8.5.1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 |
| 8.5.2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性事实 |
| 8.5.3 美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经验 |
| 8.6 小结 |
| 9.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政府制度供给与服务 |
| 9.2.2 大力促进竞争有效要素市场形成 |
| 9.2.3 强化经营主体地位,优化经营主体功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8）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前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 |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
|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全国的确立 |
|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在全国的开展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认识前提 |
| (一)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问题的初步探索 |
| (二)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问题的进一步论述 |
|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形成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国营经济思想 |
| 一、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思想 |
| (一)没收官僚资本和接收外国在华企业 |
| (二)对接管企业进行民主改革 |
| (三)对原根据地公营企业进行统一管理 |
| 二、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思想 |
| (一)打击投机资本和稳定物价金融 |
| (二)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和物资调度 |
| (三)统一全国金融管理 |
| 三、恢复和发展国营经济的思想 |
| (一)恢复生产和厉行节约 |
| (二)加强国营企业管理 |
| (三)搞好基本建设工作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思想 |
| 一、实行土地改革、把封建经济改造为个体经济的思想 |
| (一)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目的 |
| (二)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 |
| (三)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思想 |
| 二、发展个体经济的思想 |
| (一)促进个体农业的发展 |
| (二)促进个体手工业的发展 |
| (三)发展农业生产互助 |
| 三、适当发展合作社经济的思想 |
| (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
| (二)发展手工业合作社 |
| (三)发展供销合作社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
| 一、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 |
| (一)保护私人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 |
| (二)正确处理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 |
| (三)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 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 |
| (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重性 |
| (二)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 |
| (三)打击私营工商业中的经济违法行为 |
| 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 |
| (一)发展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 |
| (二)发展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 |
| (三)适当发展公私合营工商业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思想 |
| 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构想 |
| (一)“三年准备,十年建设” |
| (二)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估量 |
| (三)对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
| 二、对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认识 |
| (一)农业互助合作过程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
| (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定 |
| (三)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启示 |
| 一、中共领导人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新发展 |
| (二)对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完善 |
| (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
| 二、中共领导人这一思想的指导作用 |
| (一)指导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发展 |
| (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 (三)为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开展作了准备 |
| 三、中共领导人这一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 |
| (二)澄清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形态的模糊认识 |
| (三)展望未来经济形态的发展前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主体确定及其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之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研究现状 |
| 三、关于本文的四点说明 |
| 第一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变迁与启示 |
| 第一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事实性的困惑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变迁 |
| 一、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历史起源的不同学说及分析 |
|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阶段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历史变迁的启示 |
|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历史性概念 |
| 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结构形塑了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格局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辨析 |
| 第一节 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范式 |
| 一、基于内涵和外延的范围大小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二、基于类型化方法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三、基于特征描述法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第二节 本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定义的选择 |
| 一、如何选择定义的范式 |
| 二、特征描述法再评价: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本质要素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含义 |
| 第三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及其证成 |
| 第一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事主体地位的理论争议 |
| 一、民法典编纂前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事主体地位的观点概览 |
| 二、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事主体地位的不同方案 |
| 三、《民法总则》通过后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事主体地位的立法审视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必要性分析 |
|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可行性分析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化选项——特别法人 |
| 第四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 |
| 第一节 特别法人的提出与解释困惑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 |
|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设立的特别性 |
|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终止的特别性 |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加入和退出的特别性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其他特别法人的关系 |
|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机关法人 |
|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 |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 |
| 第五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组织形式 |
| 第一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组织形式的实践考察 |
| 一、经济合作社 |
| 二、股份经济合作社 |
| 三、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
| 四、村社一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
| 五、公司 |
| 六、乡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组织形式的理论梳理 |
|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组织形式的现实样态 |
|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组织形式的改革方略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组织形式的选择 |
| 一、实践之评析与理论之反思 |
| 二、选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组织形式的原则与因素 |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多元化组织形式 |
| 第六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实现机制 |
| 第一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主体层级 |
|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主体层级:文本分析与实践探索 |
|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主体层级的改革及评析 |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主体层级的设立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 |
|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资格认定的地方立法探索 |
|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资格认定的司法实践 |
|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资格认定的应然标准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股权设置与管理 |
|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股权设置 |
|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股权管理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大会的决议机制 |
| 第五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经营管理机制 |
| 结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中国民法典表达、制度配套与法人制度再体系化 |
|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中国民法典表达 |
|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制度配套 |
| 三、《民法总则》法人制度再体系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近代中国商业史研究 |
| (二) 计划经济时期商业史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商业体制改革的研究热潮 |
| 三、问题意识与创新空间 |
| (一) 关键词释义 |
| (二) 问题意识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重点与局限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局限 |
| 五、主要研究资料 |
| (一) 档案类资料 |
| (二) 报刊类资料 |
| (三) 汇编类资料 |
| (四) 其他类资料 |
|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 |
| 一、中共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 |
| (一) 建政前的中共与商业 |
| (二) 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特征及对中共建政的影响 |
| 二、中共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 |
| (一) “大公”、“小公”商业的改组 |
| (二) 合作社“商人路线”的整顿 |
| (三) 私营商业的分利政策 |
| 三、武汉商业秩序的新旧过渡 |
| (一) 商业转业 |
| (二) 物资交流与商业联营 |
| (三) 新商事制度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五反”运动的起因 |
| (一) 从增产节约运动到“三反”运动 |
| (二) 从“三反”运动到“五反”运动 |
| 二、武汉“五反”运动始末 |
| (一) 由工商界“四反”走向“五反” |
| (二) “五反”运动的四个阶段 |
| 三、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 “五反”运动的特征 |
| (二) “五反”运动对商人的过度打击 |
| (三) 商业、市场与商人思想的变化 |
| (四) “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变局 |
| 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局势变动 |
|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 武汉商业的新形势与商人的新矛盾 |
| 二、武汉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
| (一) 动员与起始阶段 |
| (二) 经销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三) 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四) 经济改组与安排阶段 |
| 三、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建构与运用 |
| (一) 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缘由 |
| (二)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管理 |
| (三)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运用——以零售商改造为例 |
| 四、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 |
| (二) 商业过渡的困境与曲折——以武汉绸布座商为例 |
| (三) 社会主义商业的确立 |
| 小结 |
| 第四章 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 |
| 一、保障计划性: 商业行政管理体制的三次改革 |
| (一) 商业机构市区分工改革 |
| (二) “大跃进”与“大商业”管理体制的形成 |
| (三) 国民经济调整与改进零售商业管理体制 |
| 二、限制“非计划”因素: 自发商业的市场管理 |
| (一) 自发商业的生存策略 |
| (二) 自发商业的限制与管理——基于1957年的分析 |
| (三) 取缔计划商品流入自由市场 |
| 小结 |
| 第五章 计划与市场间的“徘徊者”:小商贩的特殊社会主义之路 |
| 一、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
| (一) 小商贩的改造办法 |
| (二) 小商贩改造的定税政策 |
| 二、小商贩的安排及其调整 |
| (一) 安排小商贩的政策倾斜 |
| (二) 安排偏宽及其限制 |
| 三、残存小商贩的整顿改造 |
| (一) 残存小商贩的分类整改 |
| (二)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矛盾 |
| (三)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争议及处理 |
| 四、商业整改与调整退出小商小贩 |
| (一) 恢复合作商店与合作小组 |
| (二) 退出国合商业小商贩的安排政策 |
| 五、自发个体商贩的清理整顿 |
| (一) 自发个体商贩的井喷 |
| (二) 清理整顿自发小商贩的政策界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二、市场与政府间的“应然”与“实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上海市供销合作社企业、单位产权界定实施意见（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D]. 金恩焘. 南昌大学, 2020(01)
- [3]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5]2019长三角农业农村法治述评[A]. 龚思涵. 《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年第19卷 总第19卷）——上海市法学会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会文集, 2019
- [6]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城乡关系演变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D]. 刘明辉.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8]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研究[D]. 胡万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 [9]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主体确定及其实现[D]. 应建均.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10]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D]. 陈印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标签：供销合作社论文; 农产品论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论文; 农业合作社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