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监狱机关监狱事务公开工作正式启动

一、广西监狱机关狱务公开工作正式启动（论文文献综述）

左媛媛^[1]（2021）在《刑事被害人介入减刑的必要性论证与程序构建》文中研究说明

王犇^[2]（2021）在《我国减刑制度改革效果评估与展望》文中研究指明减刑是我国适用最多、最广的刑罚变更执行制度,在激励罪犯积极改造、节约司法成本、促进罪犯回归和融入社会,以及确保刑罚目的实现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2014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减刑制度的新规定,发文数量之频繁,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对减刑改革效果评估可以采用定量和定性结合方式,运用计算机模拟、统计分析、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使用统计公报、司法年鉴以及38556份裁定书等在内的多种数据,比较改革前后施行的法律实施效果,并针对改革的不足之处,提出完善的建议。具体而言,实体改革成效主要有减刑适用显着减少、减刑限度明显下降、特定罪犯减刑更加严格。程序改革成效主要有计分考核程序更加统一规范、提请程序更加优化顺畅、审理和裁定程序更加公开透明、监督程序更加完善有效。实体改革不足主要有减刑次数下降还不够显着、裁定文书内容同质化程度还较高、罪犯表扬个数转化为减刑幅度比例还不高、特定罪犯的减刑起始时间设置还不够合理。程序改革不足主要有计分考核程序在证据标准上还有待优化、提请程序在办案标准上还不够规范、审理和裁判程序在实质化和对抗性上还有待提高、监督程序在透明度和刚性上还有待完善。在现行减刑制度体系下,建议对部分内容修改完善。在实体方面的具体建议:扩大假释减少减刑次数、加强统一裁判标准和文书说理水平建设、完善特定罪犯的减刑时间条件。在程序方面的具体建议:以证据标准优化计分考核程序、以办案标准规范提请程序、提升审理和裁判程序的实质化和对抗性、增强监督程序的透明度和刚性。在突破现行减刑制度体系下,建议对减刑制度整体重构。具体建议:以降低减刑案件数量和提升减刑实质化程度为改革目标,将现行的“间隔减刑法”前置为刑罚执行机关确定提请日期的程序。在罪犯服刑至提请日时,由刑罚执行机关提请审判机关一次裁判减刑及假释的制度。

赵恒^[3]（2021）在《论监狱巡回检察制度的完善路径——以服刑人员投诉为视角的分析》文中认为监狱巡回检察制度是增强刑罚执行检察监督实效的重要改革举措。在肯定该制度实务成效的同时,可以考虑将服刑人员投诉处理机制作为健全监狱巡回检察制度的"关键抓手",加强检察机关与监狱的协作配合。未来一段时期,应当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完善监狱巡回检察工作:第一,健全层级化投诉体系,提升多种巡回检察方式的监督效果;第二,以巡回检察为平台,积极引入多方力量的参与;第三,借鉴清单化检察经验,细化投诉事项及其分类;第四,确定表格式投诉事项制度,注重相关文书的实用性;第五,建立健全专门保密机制,维护服刑人员自主投诉意愿。由此,综合提升监狱巡回检察工作实效,推进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模式由办事模式为主向办案模式为主的调整转型。

魏彤^[4]（2020）在《我国监狱老病残犯若干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围绕我国监狱老病残犯若干问题为核心,旨在立足司法实践,探索理论研究,以期推进我国监狱管理的进一步文明化科学化法治化。论文从七个方面展开论述:前言、界定、制度发展史、问题及原因分析、完善措施、整体思考与建言、结论。

陈意^[5]（2020）在《宁德监狱执法规范化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在以和谐为主基调的社会氛围里,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滋生是社会所面临的一大顽疾,监狱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重要部门之一,担负着关押,监管罪犯,刑事执法活动顺利进行的重大责任,尤其是近年来,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法制、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持续推进,公民法制观念得到不断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往往能引爆全社会公众的探讨,在此形势下,近些年因监狱警察执法不当造成罪犯超期关押或非正常死亡的事故开始见诸报端,过去较封闭的监狱系统开始走入公众关注视野,由此对监狱警察如何规范执法与充分保障罪犯人权提出了新的要求,监狱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受旧有监狱文化影响,部分监狱对服刑人员的管理与处遇向以惩罚为主,改造为其次,至于服务则谈不上,经历近些年来社会法政的演变,刑罚执行制度在各级机关该领域从业人员的努力下,已逐渐实现透明化、人性化与教导化,对我国刑罚执行成果的提升有相当功劳。本论文在新公共服务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调查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对宁德监狱执法规范化问题进行研究。基于本人工作经验及撰写论文期间长期实地探究,发现宁德监狱尽管近些年在执法规范化建设上倾注了诸多精力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还是存在一些难以攻克的难题,例如监狱民警专业性不强,素质参差不齐、执法手段单一、执法规范化内容不足、执法规范化建设发展缓慢等,在上述实地考察与分析的基础上,本人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借鉴发达国家治理经验,提出对于宁德监狱执法规范化的一些建议,包括:提升监狱民警个人素质能力、普及现代监狱理念并完善监狱管理机制转变执法理念、加快执法专业化与规范化建设、加强对监狱的执法规范化指导等。通过论文研究提出对宁德监狱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粗浅建议提升宁德监狱执法规范化水平以平衡监狱警察执法与罪犯人权保障。

林婷^[6]（2020）在《F省女子监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文中指出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是关押罪犯的特殊场所。随着全球化时代以及风险社会的来临,转型期社会矛盾多样复杂,监狱押犯数量激增,犯群结构复杂,监狱各类突发事件频发,改造秩序一定程度受到影响。因此,对于监狱突发事件,管理者如何应对、处置,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成为当前迫切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案例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进行研究。第一章是绪论,提出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为后文对监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是对监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对本文涉及的危机管理、风险管理、社会冲突等基础理论进行阐述。第三章从监狱设施配置、分类管理矫正、队伍建设、预案编制等方面,介绍F省女子监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现状。第四章对F省女子监狱应急管理存在问题进行思考,主要是缺乏常设的应急管理机构、应急管理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信息平台建设落后、预案编制质量不高、心理干预工作相对落后等。并运用理论工具进行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民警的危机意识淡薄、应急管理体制僵化、应急管理培训机制不完善,警力配置比例低、应急管理资源短缺等。第五章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对策,思考并探索新形势下监狱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新思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意识;二是加强警察技能训练;三是完善监狱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四是完善监狱应急管理制度。本文试图通过对本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提高F省女子监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科学化、系统化、可持续化水平,实现监狱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稳定。

姚学强^[7]（2020）在《新媒体视野下监狱刑罚执行三大改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媒体对监狱相关极端个案的关注推进了监狱工作社会化和深刻反思监狱治理体系建设的进程。监狱刑罚执行工作应主动适应新媒体监督形势,推进减刑信息公开从半遮半掩转为充分全面,推进减刑制度设计从高频低效转为低频高效,推进刑罚执行地位从边缘地位转为工作中心,从而回应民众对新时代刑罚执行透明、高效、公正的更高期待,以刑罚执行深刻变革推进监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陈珏^[8]（2020）在《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文中认为女犯改造与男犯改造的区别不仅在于监管场所的男女隔离,而且在于两者在改造难度、改造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建国70年来我国在女犯改造上进行了理论和实务的长期探索,已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出现了不同于男犯改造的理论成果。了解这段历史时期女犯改造的变迁情况,无论对于女犯改造思想理论的整理和研究,还是以史为鉴、指导女犯改造实务工作都是极其宝贵的。但目前尚未发现针对建国70年来女犯改造文献整理分析的系统研究。从历史史料看,与女犯改造相关史料主要有两类:一类为文献史料,一类为口述史料。文献史料以上海保存最为丰富完整、公开透明。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在民国时期便建有女子“监狱”、管理上兼具中西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吸收和借鉴了其好的经验,在70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女犯改造工作的翘楚。上海有属于自己的监狱志,记载了1949年以来的监狱改造全貌,并且在2000年后每年均编写年鉴可供查阅。另外,上海有关政法类的报纸和书刊等文献资料也存有记载女犯改造的史料,这些均可公开查阅。口述史料是建国以来监狱监管实务工作中有关罪犯监管方法、工作体会等方面的口述资料,通过它可以更细致地了解不同时期监狱管理的实际情况。但目前,这类资料极少,仅在报纸或档案中零星出现。但建国以来上海从事女犯监管的退休人员健在的仍有不少,他们对不同时期监狱工作的实际情况最为熟悉,这些潜在资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最好补充。因而,及时地对健在的历史见证者进行访谈、固定这些口述史料极为紧迫、也很必要。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拟通过书面和口述史料的广泛收集、整理、分析,系统研究上海1949～2019年这70年的女犯改造情况。论文将综合采用史料收集法、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个案访谈法、数量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和提炼,以期对女犯的犯罪预防、犯罪改造等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参考。全文包括导言和五个章节。导论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明确了选题的意义,对文章中提到的“女犯”和“女监”概念进行界定,以便后续论述的展开。第三部分对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包括中外理论界、实务界对女犯改造和女犯改造历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研究内容的提炼,发现在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历史研究领域是一块空白。第一章对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分为初创与停滞阶段、恢复与重振阶段、改革与创新阶段。初创阶段的女犯管理没有单独的关押机构,在管理手段上与男犯管理差别不大,比较强硬。经历了文革的停滞阶段后,女犯改造进入恢复与重振阶段,法制体系逐渐完善,工作制度逐渐完备,并建立了专门的女犯监狱,形成分类改造模式。进入21世纪后,开始进入改革和创新阶段,女犯改造开始整合各类资源、加大教育改造的比重,并创新性地研发了全国独有的女犯评估量表,打造具有上海特色的女犯改造品牌。第二章论述了上海女犯改造70年指导思想的变迁,从以惩治为主过渡到以管理安全为主,最终确定到以再社会化为主的思想变化历程。以惩治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建国初期反革命罪犯数量多,阶级斗争激烈的历史状况,形成了男女无差别对待的女犯改造表现形式。以管理安全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改革开放后犯罪类型的增多、女犯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和向西方学习借鉴的成果。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对女犯改造的要求就是守住安全底线,但同时也兼顾宽严相济的刑罚执行手段,并尝试对表现较好的女犯以人文关怀的形式实现文化改造。以再社会化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强调通过狱内改造帮助女犯实现回归后顺利开始社会生活的目标。第三章详细论述了70中上海女犯政治改造、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劳动改造和文化改造的变迁历程。政治改造作为具有统领作用的改造手段,始终贯穿于女犯改造中,并且与国家政治思想工作同步发展和跟进。监管改造是监狱工作的基础,内容丰富和多样,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但总体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改造和文化改造在总体上其内容和形式都呈现出不断丰富的过程。劳动改造则从以生产效能为主演变为以培养劳动技能为主的变迁过程。第四章介绍了与女犯改造相关的法律环境、生活卫生环境、管理环境和改造主体环境的变迁。法律环境方面,针对女犯的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探家、安置等法律制度均发生了变化。生活卫生环境方面,对女犯人权保障不断增强,在女犯伙食、医疗卫生、生产生活、囚被服和作息时间等方面均有较大进步。管理环境方面,监狱警戒和应急条件明显提升,惩戒和证据保全条件逐步完善,体现了监狱执法不断规范。主体环境方面,其变迁进程表现为监狱民警来源的正规化、工作制度的规范化、培养机制不断优化,科研能力也不断增强。第五章是对前述四章的总结和思考,论述了女犯改造变迁的动力,分析了女犯改造与同时期男犯改造相比较的特点,以及研究70年变迁历史带来的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对女犯改造和女性犯罪预防工作的启示。

胡裕岭^[9]（2020）在《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文中提出社会的变革离不开科学技术革命,法律的发展亦如此。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也再次告诉我们,谁掌握了核心基础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更多的经济贸易和法律规则的话语权。科学技术不仅事关经济利益、政治变革,而且事关民族兴亡、文化存续。反观中国近代法律大变革的历史,是时,既有国体衰败,列强侵扰,传统频遭质疑,政改瞬息万变,又有实业兴邦,人权浪潮,租界法权失落,西学持续涌入。1904年香港警察开始使用英国亨利制指纹分析法押印指纹,1905年,青岛巡捕局开始使用德国汉堡式指纹分析法查证犯罪嫌疑人,1918年夏全印赴上海公共租界学习亨利制指纹分析法……然而对这一时期指纹证据技术的系统性梳理尚处空白。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技术分歧、本土探索等,不仅可丰富近代法律的研究,而且可为当下司法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本文以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为研究对象,选取1904年至1949年为研究时间段,通过一系列史料考据和问题探讨,试图厘清中国指纹证据技术的历史发展脉络,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早期实践和应用情况,阐释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路径和发展动因,分析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争议与分歧,反思指纹证据技术引入发展与分歧视角下的检警关系、科学技术与司法关系等问题,以求补正指纹证据技术学术史上的部分漏误,探索证据科学发展规律以及为当下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提供些许镜鉴。中国为何要引入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法制的冲突首先是文化的冲突。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在清末时期引入中国并非易事。帝制中国晚期,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天朝大国之说,已让士大夫阶层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自信。他们视传统制度和经验为正统,稍有抵触者即视为异端。但随着西学东渐,西学在中国不断传播,传统经验已暴露出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科学性问题。直至康熙三年“历法狱案”爆发,表面上是历法较量,实则是中学与西学的话语权之争。然而如何看待和引入较为科学的西学,同时扞卫传统政体,统治者必须为其寻得合理的文化解释。“西法中源”,西方先进的历法和数学源自中华传统文明的学说首先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拾得文化自信,但很快就在逻辑上不攻自破,既没有看到科学发展的普遍性,也未能解释为何西学在当时更先进于中学。直到鸦片战争再一次将“中弱夷强”的现实问题随着炮火摆在统治者面前。“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固有政治文化传统“体”不变的前提下,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用”的学说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存在洋务派的“补救”论和维新派的“会通”论等多种解释,但它一样没有回答“西学”何以领先“中学”何以落后的原因,甚至掩盖了体制上的弊病。1898年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号召“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主张“博采西学”。“西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警察制度、检察官侦查机制等一系列近代刑事司法制度开始引入并建立起来,指纹证据技术自此被“名正言顺”地引入中国。在当时西方指纹证据技术何以领先于中国?中华文明或是世界上最早将手印或指纹印痕应用于证据领域的文明地区之一。从现有的中西方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是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的国家。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大量民间契约中以按捺手印为凭证的方法,这些凭证往往成为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关键证据。按捺手印为凭证,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又称“下手书”“画指券”“画指节”“手摩”等。据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而且在指纹纹线特征的识别与鉴定领域十分发达,曾被应用于司法个案。这种方法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领先地位,辐射影响极其深远。但中国古代对指纹的认识经验判断大于科学分析,始终未能成为一种科学,甚至存在经久失传的现象。如在清代曾有文献认为“画十字”与按捺指纹同义。直至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人类对指纹的科学认知。指纹证据技术便在近代皮纹学、解剖学等学科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高尔顿——亨利、武塞蒂赫等不同的指纹分类系统。指纹人各不同、终身不变的特性,使之得以应用到证据科学领域。阿根廷、印度、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纷纷将指纹正式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实践几乎与世界同步。据史料记载,至迟自1904年始,指纹证据技术在青岛、上海、香港等地区的侦查活动中得以实践。而且随着《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等近代报刊报道,指纹证据技术为国人所知并逐渐在中国萌芽兴起。中国是通过何种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的?没有证据科学支撑的法律制度难以实现其司法价值。清末民初政府虽然先后效仿日本等国家建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但当拷讯技术逐步废除,一时间失去证据科学的支撑,司法效能极其低下,司法官员互相推诿,甚至出现派员学习西方催眠术以资审案的闹剧。从中可见当时对西学证据科学的渴望。世界指纹证据技术应用的第一人、武塞蒂赫指纹分类系统的发明者胡安·武塞蒂赫访华传学,留学生归国以及租界地区的早期实践为统治者提供了指纹证据技术这门科学。民初司法部与内务部掀起在全国范围内学习传授指纹证据技术的热潮。政府通过开办指纹传习所、讲习所,在警校办设指纹专科、开设指纹课程,派遣惠洪、夏全印等赴租界学习,派遣留学生先后赴日本、奥地利、德国、美国学习指纹证据技术等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同时,夏勤、伍冰壶、张元枚等个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凭借一己之力为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和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经过政府、社会和个人多方面的努力,指纹证据技术短短几年在中国得以实践,并几乎与日本、英国、美国等先进国家保持相当水平,且涌现出一大批指纹专家。司法部先后颁布《办理指纹须知》《试办指纹法令》作为指导手册以将其固定、统一下来,全面推广。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北平、重庆、青岛、汉口等城市警察部门先后建立起指纹专门机构。指纹证据技术的应用取得较大成效,在各地破获多起案件。何种指纹证据技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民国政府尤为重视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在司法领域三令五申鼓励和支持该技术的推广,而且还曾将指纹证据技术应用于身份证件识别等领域。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国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省教育厅酌设指纹学科。指纹证据技术的知识甚至还出现在高考试题中。然而,中央政令不行、国家内政不一的政治环境在给了各地得以分别实践世界不同指纹证据技术的同时,也给发挥指纹证据技术功能、实现跨区域犯罪侦查协作带来重大障碍。指纹证据技术不仅在各省市存在地域之差,而且同一省市的监狱部门与警察部门所应用的技术标准也是五花八门。根据1935年的史料统计,在全国19个提供指纹办理情况的警察部门中,所采用的指纹技术标准有英国亨利制、德国汉堡式、法国爱蒙培尔制、阿根廷武塞蒂赫制以及中华式等多种,而且其中亨利制也有英式和夏全印式之分;汉堡式还有德式、日式之分。通过分析不同种指纹分析的初步（基本）、二步（附属）和三步（次附属）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武塞蒂赫制最为简单,基本分析仅有四大类,但难以应对较大的指纹样本量,因而有附属分析又分十六种,难免前者过于简单,后者又过于复杂。汉堡式与亨利制指纹分类基本相同,在斗形纹的区分上有所差别。在编码技术上,武塞蒂赫制依然最为简单,但查找起来每次至少要找出五个号码,而亨利制第一步仅需确定计数或不计数即可。如果到第二步继续查找,武塞蒂赫制恐怕要找出二十五个号码,而亨利制仅四个号左右即可查出。相比之下汉堡式则也非常简单,仅需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即可,但本质上与亨利制并无较大差异。分析发现,中华式并没有根据中国人的指纹特点加以本土化,而是将亨利制和爱蒙培尔制加以综合,甚至存在许多错误。1933年民国政府开启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统一之路,发现并决定以中国人指纹之特性定立指纹技术标准。然而技术的分歧与争议远远超过了技术探讨本身。分歧的背后却是师承关系、学源背景等力量的交织角逐。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政部通令警察部门采用亨利制标准,但并未与司法部达成一致意见。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标准未能实现实质统一。透过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我们可以反思哪些问题和经验教训?回顾与反思1905年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可以看出其盲目性、重复性、世界性和依赖性的发展特征。从本文第一章西学引入文化解释的局限性中亦可以分析出其对指纹证据技术引之不谓来由、发展不问现实和争议流于人事的问题影响。同时,政治需求、学科教育、职业团体以及个人作用都对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民国指纹证据技术诸多未竟之路也给我们当下带来些许启示。如指纹鉴定标准的统一应尽早确立,且应以国人指纹特征为依据;指纹鉴定标准的确立应有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组织专家委员会开展。除此之外,在指纹证据技术推广中,如何看待学历制教育与在职培训的利弊对当今警察教育乃至其他职业教育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历史镜鉴意义。短期的在职培训能够顺应技术与知识拿来主义之需,不仅见效快成本低,而且能够快速顺应社会的发展变革,但从根不上不能解决技术与知识的研发问题。然而学历教育完成了这一问题吗?似乎还值得更多地反思。透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分歧纷争,不仅可以窥见民国时期检警关系之变化以及侦查权力的扩张与异化,而且更可以从中探析科学和司法的关系,可以为指纹鉴定标准和采信规则的确立、证据科学与证据法学的发展以及司法改革中中国特色法治路径话语权的探索提供些思路。

李鹏^[10]（2020）在《服刑人员社会保险研究 ——以L监狱为例》文中提出服刑人员是指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因刑事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审判后投入到看守所或者在监狱进行改造的人员。法律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然会剥夺其人身自由权,但是其合法的民事权利仍然享有。民事权利是平等主体之间以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内容的权利,民事权利与服刑人员以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联系最为直接、紧密,涉及服刑人员的多个方面,服刑人员依法享有人身权、财产权、社会保险权等合法民事权利。社会保险是在政府管理之下的一种保障制度,以国家为负责主体,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则,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对公民在遭遇或者预防年老、疾病、失业以及其他灾难发生时给于物质帮助,用以保障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社会保险是一种稳定社会、调节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安全机制。社会保险保障基本要求是人道主义,覆盖范围是全体社会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出现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我国服刑人员权益保障问题研究起步较晚,事关服刑人员切身利益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在1994年才颁布实施,且经过多年,仅有细微修改。服刑人员社会保险权益作为事关服刑人员切身长远利益的重要环节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部门规章和地方性规定存在不合理不合法的地方,服刑人员的社会保险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也是论文写作的初始原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作为执法者更应该看到所管理人员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现状。从立法看我国的服刑人员同样享有社会保险权利,但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服刑人员的社会保险权利往往被社会忽视而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笔者从法律和实践出发,剖析服刑人员社会保险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同时针对产生问题的原因根据当前国情提出合理合法的建议,从国家层面和社会实践方面制定具体可行的方案,以期达到保障服刑人员社会保险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

二、广西监狱机关狱务公开工作正式启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监狱机关狱务公开工作正式启动（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减刑制度改革效果评估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3）论监狱巡回检察制度的完善路径——以服刑人员投诉为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监狱老病残犯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宁德监狱执法规范化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F省女子监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媒体视野下监狱刑罚执行三大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9）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服刑人员社会保险研究 ——以L监狱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广西监狱机关狱务公开工作正式启动（论文参考文献）

• [1]刑事被害人介入减刑的必要性论证与程序构建[D]. 左媛媛. 广西大学, 2021
• [2]我国减刑制度改革效果评估与展望[D]. 王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3]论监狱巡回检察制度的完善路径——以服刑人员投诉为视角的分析[J]. 赵恒. 中国监狱学刊, 2021(02)
• [4]我国监狱老病残犯若干问题研究[J]. 魏彤.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6)
• [5]宁德监狱执法规范化问题及对策研究[D]. 陈意.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20(04)
• [6]F省女子监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D]. 林婷. 福建农林大学, 2020(06)
• [7]新媒体视野下监狱刑罚执行三大改进研究[J]. 姚学强.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20(04)
• [8]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D]. 陈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9]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D]. 胡裕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10]服刑人员社会保险研究 ——以L监狱为例[D]. 李鹏. 山东农业大学,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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