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选择和制度变革

一、个人选择与制度变迁（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指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杨楠^[2]（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李宗明^[3]（2020）在《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医疗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198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医疗服务市场化效率大大提升,而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各种“医闹”和暴力伤医事件频繁上演的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医患关系的密切关注和深刻反思。2009年实行新医改以后,医患关系虽然有所缓解,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的状况并没改善,依然存在医患矛盾。我国当前多元复杂的医患矛盾,已成为各地政府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和推动卫生事业科学发展非常棘手的社会难题,阻碍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基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研究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中的制度主体在医患关系制度模式选择中的行为特征和制度困境,从而提出破解制度困境的对策建议,最终目标是完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促进医患关系更加和谐。本文的医患关系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契约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是医患双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关系,以及在一定制度约束和社会道德约束下保持的一种医患风险分担关系;医患关系模式是指政府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过程中的制度安排,用以规范医患双方医疗服务行为的一套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法律规范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管理制度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安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公益性减弱,虽然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但医疗资源配置却不公平,导致医患矛盾频发,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安全隐患。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应承担相应的制度责任、法律责任、财政责任和监管责任。建国以来,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形成三类医患关系模式:（1）计划经济时期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模式。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单一,医患关系制度安排稳定,公立医院公益性突出,全民医疗保障水平低下,医患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医患关系比较和谐稳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医疗资源和医疗保障资金浪费严重,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提上了日程。（2）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矛盾冲突的医患关系模式。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医疗服务效率提升,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沉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逐渐突显,导致医患之间利益冲突加剧。中央政府在2009年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3）新医改以来多元复杂的医患关系模式。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在注重医疗服务效率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增加公立医院公益性,试图改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形成了如浙江宁波的“宁波解法”、福建三明的“三医联动”以及广东省第三方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联合机制等,取得了一定成效,医患矛盾有所缓和,医疗服务质量有所提升。当前,在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过程中,存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困境、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地方政府、医疗群体、患者群体）演化博弈“囚徒”困境和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制度困境。针对以上困境,制定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的优化路径:一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克服“路径依赖”;二是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三是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化解医患矛盾;四是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五是建立健全医疗法规制度,保障医患基本权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具有创新性。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变迁,丰富了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2）理论运用具有创新性。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历史演进,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演进的困境及其原因,深化了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研究,丰富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对经济学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我国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其理论分析可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其政策建议可为政府制定和谐医患关系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徐苏兰^[4]（2020）在《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职称晋升作为学术职业制度的核心内容、学术分层的重要形成机制,是高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重要议题。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已逾百年之久,分析其发展历程,探究其制度变迁逻辑并提出制度优化的路径,有助于为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为此,研究遵从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理论建构、历史回顾、实践审视、路径优化的逻辑脉络,探究三个子命题: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如何变迁（包括:制度变迁的模式、路径依赖现象及其生发机制、动力机制）、如何优化。主要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并借鉴其他制度流派关于制度变迁的部分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回应以上命题。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理论建构。立足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基础上,借鉴和吸收社会学制度主义及其他制度流派的变迁理论,建构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研究的分析框架。打破“现状梳理—问题总结—提出对策建议”的横向经验研究或调查研究以及“历程回顾—历史变迁—结构变迁—启示/对策”的纵向研究惯性,确立“历程回顾—变迁模式—路径依赖的现象及成因——动力来源的分析——制度优化的对策建议”的逻辑研究线路,并选取“制度环境”、“利益冲突”、“权力博弈”、“认知观念”四个要素,构建了综合外生力量与内生力量的多元动力机制。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历程回顾。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节点理论,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梳理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百余年历史。研究发现,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经历了学官制—资格审查聘任制—行政认可、任命终身—职务聘任制、职务任命制并行阶段——教师职务聘任制的变迁历程。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实践审视。运用文本分析、历史研究和逻辑思辨方法,分析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主要模式、路径依赖和动力来源。研究发现:（1）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模式上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以人为设计为主,自发演进为辅;二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三是在制度历程中断裂式制度变迁与渐进式制度变迁交替。（2）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具有显着的路径依赖束缚:对别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移植、政府对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强控制力、高校内部普通教师群体影响弱。（3）制度环境的变化、主体间的利益冲突、行动团体的权力博弈、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变化构成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的多元动力机制。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优化路径探索。针对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中制度模式选择的局限、路径依赖,结合制度变迁的多元动力机制,探求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的优化路径及其方略。优化制度变迁模式选择:进一步优化人为设计模式、适时转换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继续推进渐进式制度变迁而非断裂式制度变迁;化解制度变迁阻力:强化职称晋升制度改革的自主创新意识、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强化职称晋升制度决策中的高校教师参与;强化制度变迁的动力:培育有利于职称晋升制度创新的制度环境、统筹和增强职称晋升制度改革合力、促进职称晋升制度主体多元共治权力结构的生成、强化职称晋升评价中“学术本位”共识。该论文有图1幅,表16个,参考文献306篇。

姚程^[5]（2020）在《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实现科技创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开始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在为取得巨大成绩而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目前在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探寻问题产生的根源无疑是提高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所在。创新型人才是科技创新活动的能动主体,创新型人才所投入的人力资本即本文所论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显然是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核心要素,而科技经费、科技设备等物质资本则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物质基础。考察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科技人力资源与经费投入已分别排名世界第一、第二位,可以说中国在科技创新中投入了大量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但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却仍然存在不小差距。导致这种背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科技经费投入不合理、使用效率有待提高,等等。不过,基于创新型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活动中的核心要素,最关键的原因还需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方面去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当然需要结合主客观两方面去探讨,但主客观因素结合的最终反映,则是创新者从事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创新者从事创新活动的行为选择,毋庸置疑受到制度的制约。从产权制度看,中国对于科技创新的成果保护,已经形成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系列制度,如专利法、商标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等,但是对于科技创新活动主体即创新型人才的人力资本产权却迄今都未立法予以明确。虽然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通过人才流动、人才激励等方面的改革,破除原有的体制机制障碍,科技人才拥有其自身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产权已然得到默认,他们也可以自主创业或自主选择就业单位,即原则上享有自身人力资本的使用权、转让权。并且,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收益权原则上也依法得到保护。然而,由于缺失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方面难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也因此影响到中国科技领域创新活动的效率和持久性。若进一步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看,由智力、知识决定的科技创新主导生产力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创新型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加之各国科技竞争中的成败得失都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息息相关,因而促进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需求必须包括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有鉴于此,对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问题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理论界不容回避的责任,故笔者选择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期望能对此问题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本文总共分为十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说明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并阐明所研究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梳理与评述相关研究的现状,论述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阐述本文的相关理论基础:制度、产权、人力资本以及创新理论;界定本文的核心概念:制度、科技创新、人力资本产权;构建以提出问题——明确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一般理论分析——联系中国实际的分析——解决问题为分析路径的研究框架。第三章,对制度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一般理论分析。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制度、科技创新的所属范畴;其次,分析制度对科技创新的作用;再次,分析科技创新对制度的作用;最后,考察科技创新领域制度安排的非平衡性。第四章,分析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依据与原因。首先,分别从哲学与经济学视角为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进行理论溯源;其次,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原因,并说明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协同作用。第五章,人力资本产权及其实现内涵。首先,对人力资本产权的本质、内容、属性、功能进行一般性探讨;其次,分析人力资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实现的内涵。第六章,基于中国实际来分析科技创新与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内在关系。首先,通过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活动的总体情况与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分析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其次,围绕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来分析中国现阶段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最后,分析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中国现实,揭示其与科技创新绩效的内在关联。第七章,分析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与绩效。首先,分别从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实现的视角对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进行分析;其次,分析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深化改革的绩效。第八章,美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经验及其启示。评述美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实践与经验,得出美国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第九章,提高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思路与建议。在给出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思路的基础上,提出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相关政策建议。第十章,给出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通过研究,本文获得如下主要结论:（一）制度与科技创新之间存在内生动态关系。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在科技创新领域内的表现,制度通过规范与约束功能、激励功能、调节功能三方面作用于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对制度的产生、变迁、消亡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制度必须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新要求,如此才能对科技创新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二）人力资本作为财产权对象是一个符合理论和现实的命题。马克思、卢梭、康德等哲学家的财产权利理论能为人力资本产权的合理性提供哲学依据,而斯密、凡勃伦等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思想与理论能为人力资本产权的合理性提供经济学依据。而人力资本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且具有生产性、稀缺性、异质性与创造性,以及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时代需要等,使得人力资本不仅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且作为财产而客观存在。并且,人力资本产权与知识产权有着显着的不同,人力资本产权涉及了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的整个链条,与科技创新有着更为全面的密切关系,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完善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三）人力资本产权是包含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在内的权利束,具有排他性、自由支配性、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等产权的一般属性,以及所有权不可转让、使用权不可能完全转让、权能的可控性、专用性等人力资本产权特有的产权属性。人力资本产权可以通过规范与约束功能、稳定预期功能、激励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等作用于经济活动,而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对经济行为的选择取决于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包括人力资本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的实现,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关键就在提高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四）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不断完善了科技体制与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水平实现了显着地提升,不少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进入了世界前列。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很大原因在于缺乏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影响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从而抑制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在科技创新活动中配置、使用的效率。（五）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有利于科技创新绩效的提高。尽管中国尚未明确提出健全完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来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但近年来中国在人才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已经无形中指向了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通过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的提高,中国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提高了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进而促进了专利产出数量、专利与论文质量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程度的提升。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明确提出健全完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目标,以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以及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实现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1）论文明确提出了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命题,不仅通过对哲学、经济学两大学科若干经典文献的梳理,为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学术思想溯源,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人力资本成为财产权对象的原因,指出正是由于人力资本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且具有生产性、稀缺性、异质性与创造性,以及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时代需要,才使得人力资本不仅作为资源存在而且成为一种财产存在;而社会需要健全完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来规范人们之间的有关行为和调节人力资本权益关系,激励人们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本从事生产活动,使人力资本的使用实现最佳效益,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其重要作用。（2）论文指出科技创新作为投入产出过程,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作用于科技创新,而人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离开了人的能动性,科技创新无从谈起。但国际上有公认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科技创新成果,以及物权法等来保护物质资本的权益,却对科技人才的人力资本产权缺乏完善的制度保护,现实中各国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程度不一,原因正在于此。（3）论文分析了现阶段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从科技人才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角度来看,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健全完善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从而导致创新型人力资本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实现程度的不足,并导致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在科技创新中配置和使用的低效率。（4）论文对近年来中国有关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制度与政策进行了分析,以阐明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改革方向,并就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改革业已取得的成效: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提升予以分析,进一步为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寻求了论据支撑。

任恒^[6]（2019）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公共事物的治理难题,自古以来既已困扰着人类社会。传统集体行动理论预言,除非借助政府管制或产权私有的解决方案,否则理性个体将由于无法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致使集体合作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有鉴于上述政策方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问题,美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基于扎实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主要以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对象,专注于考察不同制度安排将如何增进或阻碍个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并从中发现人类社群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奥斯特罗姆还针对制度安排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绩效的内在机制予以细致阐述,将影响个体选择的内外部变量纳入综合分析范畴,继而扬弃了政府管制与产权私有的传统解决方案,并另辟蹊径地提出资源占用者自主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出一套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超越集体行动困境开辟出全新路径。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奥斯特罗姆有关资源占用者们可借助自主组织开展自主治理活动的理论主张,凝练为自主组织的自主治理思想。概言之,本文以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思想为研究对象,围绕学界有关公共事物治理、集体行动问题与社会制度分析的系列成果,对所涉人物观点进行综合梳理与对比研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依据奥斯特罗姆逾五十载的学术生涯中有关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的探索历程,对她关于人类社群能够借助自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丰富思想予以细致研究,旨在完整地呈现奥氏学术思想中的核心内容、结构要素及其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本文遵循生成背景、应用场域、构建逻辑、分析特色与价值审视的研究进路,尝试对这一思想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剖析工作,力图把握奥氏该项研究的衍生脉络、逻辑结构与理论贡献等关键内容,以积累个体之间展开自主合作与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知识,为公共资源的治理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借鉴。

冯钰平^[7]（2019）在《新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学位制度包含学位体系、学位授予标准、学位质量保障制度以及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等内容,是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学位制度的变迁逻辑,对完善我国学位制度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构建新制度主义理论综合分析框架,结合文献计量方法,剖析中国学位制度的变迁轨迹,分析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与影响因素,预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逻辑归宿是中国特色学位制度。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和“结构观”,结合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探寻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轨迹。从历史观角度审视,发现中国学位制度变迁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突变与渐变交互出现,关键节点和阈值效应交织其中。突变完成后则以阈值效应为主,中国学位制度变迁呈现渐进性变迁的特征。从结构观视角分析中国学位制度主体的相互关系,认为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主体可以分为政府、学位授予单位和社会力量,三方主体在中国学位制度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呈现非对称性,政府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结构特征总体表现为政府强力主导,学位授予单位主动响应,社会力量些微参与。综合历史观和结构观,发现在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影响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已然形成路径依赖,若想弱化路径依赖效应,须利用学位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和阈值临界点。同时,运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两种文献计量方法,使用Pajek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学位政策文本的主题词进行可视化处理,探究中国学位制度的政策热点,展现中国学位制度的变迁路径。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位政策的焦点包括“学位”、“专业学位”、“学位授权审核”、“研究生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和“来华留学生”等内容。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呈现两条明显路径,分别是从学术至上转变为学术与职业并举,从国内承认发展为国际认可。在政府建立学位制度整体框架的基础上,经国家授权的学位授予单位根据政府出台的宏观政策制定相应的制度细则,中国学位制度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深化发展。构建新制度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从需求和供给的进路分析影响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阻力。第一,基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三个方面探究引致学位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通过测算19932017年各类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现职业教育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进一步激发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潜能,须解除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阻碍,建立适应现代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结合技术进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双一流”建设以及学习型社会建设,分析其对学位类型、学位授予标准、学位质量保障制度以及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提出的新要求。第二,从制度成本、法律因素、文化观念和政策制定者偏好四个角度分析影响中国学位制度供给的因素。就制度成本而言,制度成本影响学位制度变迁主体的参与程度,制度成本越高,政府越倾向于维持制度现状,学位授予单位越容易选择消极参与变迁。就法律因素而论,法律基础是学位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学位法律不完备将极大地增加学位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从文化观念的角度来看,文化观念能影响学位制度变迁的效果,集权计划式思想易限制学位制度变迁的灵活性,“重学轻术”思想将增大学位制度变迁的阻力,熟人社会文化易增加学位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而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框架中,政策制定者偏好能直接影响学位制度变迁的优先顺序和效率。因此,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接受教育提升自我的需求,构建学术性与职业性分化明显且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学位制度,需疏导政治、经济、法律与文化方面的阻力,增加学位制度的有效供给,在这一过程中,积极探索学位制度的中国特色。从理论层面剖析,基于制度变迁的强制同形性、模仿同形性和规范同形性,认为制度分化与创新是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从实践层面分析,通过梳理西方国家学位制度的演进历程,发现其学位制度在变迁过程中生成了新的特色;而中国学位制度在变迁历程中初步呈现中国风格,凝练了政治性和国家性,推断中国特色学位制度是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逻辑归宿。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因素和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差异较大,中国学位制度变迁须基于中国国情,学习借鉴国外学位制度的先进理念和先进做法,使学位制度变迁轨迹越来越接近社会发展轨迹,变迁内容越来越符合人民实际需要,变迁方向越来越彰显中国特色。扎根中国现实情境,探索中国特色,不仅是中国学位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更是未来中国学位制度变迁须坚持的方向。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三点。第一,选择了新的研究视角。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研究中国学位制度的产生、发展及走向,构建了新制度主义理论的综合分析框架,剖析了中国学位制度演进的动态过程,分析了变迁历程中的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阐述了变迁进程中制度主体的结构关系,探讨了如何从旧的学位制度转变到新的学位制度。第二,采用了新的分析范式。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综合运用于学位制度研究。用文献计量方法可视化地展现中国学位制度变迁路径,阐释政策背后的价值选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探讨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轨迹、动力、影响因素和变迁方向。第三,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基于中国学位制度的历史变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求,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不同于西方学位制度的“自发演进”,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贯穿于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始末,中国学位制度在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下取得了快速发展。二是在一定条件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效率优于诱致性变迁。三是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是建立中国特色学位制度,在吸收国外学位制度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创新制度设计,凝练中国特色,实现从普通中国学位制度向中国特色学位制度的质性变迁。

郎杰燕^[8]（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崔珊珊^[9]（2019）在《权力、观念与制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研究》文中指出制度变迁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现象,制度变迁的因果逻辑是困扰政治家与学者的难题。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虽然长期关注制度对行为的约束力、对结果的影响力,忽视了制度本身的变迁,但随着各流派的反思,制度变迁成为新兴的研究议题,逐渐进入新制度主义的主流议程,相关的案例研究与中层理论日益增加。本文试图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研究进行系统性考察,从而把握新制度主义的完整面向,加深对政治领域制度变迁现象的理解,为推动或防止特定类型的制度变迁提供启发。新制度主义者在研究制度变迁时需要处理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包括制度变迁的概念基石、前提假定与分析维度。首先,制度是为行动者提供稳定预期、结构化社会互动的一种存在,符合该属性的客体均可纳入制度的范畴;制度的本体可能是规制、规范或认知,不同的本体论意味着制度影响行为的不同机制。制度变迁是制度对原有轨迹的偏离,既有形式、执行、功能等方面的变化,又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根据是否纳入正式的决策过程,可区分有意的制度变迁与分散的制度变迁。其次,任何类型的制度变迁都离不开行动者,各流派早期的行动者假定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制度变迁研究,后来的补充与修正开始强调行动者的嵌入式能动、策略性、有限理性、反思性,夯实了制度变迁的微观基础。最终,新制度主义者从动力来源、过程与机制两个维度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因果逻辑。制度变迁的初始动力存在于环境、行动者、制度当中,新制度主义者通常在外生变迁与内生变迁、需求与供给的视角下考察这些因素。一方面,外生变迁体现了制度与环境的互动,环境变化对制度的有效性或合法性施加压力;内生变迁体现了制度与行动者的互动,制度要素冲突、制度模糊性、制度执行的不完全性、制度的自我削弱等因素或过程埋下了变革的种子。另一方面,行动者可能由于制度缺陷、制度不能满足或不再满足自身利益等原因而产生变革制度的动机,推动需求主导的制度变迁;他处的制度模板、知识的进步实现了新制度的预先供给,可以通过刺激需求推动供给主导的制度变迁。然而,制度在受到变革压力的同时,还面临一系列变革阻力。其中,信息处理、注意力分配制约了问题的识别与归因;风险偏好、集体行动问题、权力非对称性等因素影响成本——收益的计算,实则加剧了制度惰性。在此背景下,各种形式的动力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使制度变迁提上正式议程或者以分散的方式发生。这些条件可以是危机或重大事件生成的关键节点、利用政治机会完成的问题建构、经由缓慢积累达致的临界点。制度变迁的过程受到权力、观念、其他制度及其互动的影响。尽管不同流派关注权力或观念的时间有先后之别,物质主义者、建构主义者又赋予它们不同的权重,强调它们的互补性或竞争性,但权力、观念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受到重视。首先,作为支配的权力以资源、资源动员能力为基础,由此形成的权力关系可变性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可能。根据权力关系的形态,有意的制度变迁分为两种情况:当不存在压倒性的权力时,不同联盟的权力斗争主导了制度变迁过程,否决点是斗争的主要场所,联盟的构建、联盟间政治关乎权力斗争的结果;当存在主导性权力时,制度变迁即权力主导的改革,新方案的设计、执行与合法化关乎改革的成败。由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差异,二者的分散变迁有不同的实现机制:否决权、自由裁量权通过影响变革者的相对权力、制度的解释与执行,推动正式制度的替代、层叠、漂移或转换;资源与权力的不对等通过影响承诺的可信性、可信承诺的扩散,推动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其次,各种认知性、规范性的观念在围绕制度或政策的斗争中发挥作用,充当新制度的蓝图或策略性的武器,影响变革方案的有效性、合法性。在有意的制度变迁中,主导性观念的失败催生了对新观念的需求,替代性观念的竞争与供给受到话语、框架化等观念传递过程的影响,后者同权力斗争、制度环境一道决定了何种观念最终胜出。就分散的制度变迁而言,主观博弈论、演化论注意到观念的角色。前者强调认知危机与主观博弈模型的协同修正,后者强调认知在制度变异、选择、复制阶段的独特作用。此外,制度变迁还受到制度间关系的影响,如不同类型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作用,影响对方变革的动力、方案与效果;植根于不同逻辑的互补性制度对制度的稳定与变革有不同的意义;其他层次的制度则通过约束可用的资源、策略等方式影响特定层次制度的变迁。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研究也面临一定的挑战。围绕制度影响、制度约束力的研究发展了路径依赖的传统解释,并对结构或能动有所偏向,从而阻碍了制度变迁研究。但一些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区分制度与制度要素、强调路径节点与能动性、寻求自我强化的替代性序列等方式,逐渐整合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结构化理论、层级本体论等整合结构与能动的可行路径,并得到新制度主义者的关注或应用。可以说,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的整合、结构与能动的整合关系到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研究的未来。

靳亮^[10]（2019）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央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变迁动力研究（1949-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深化包括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在内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政府机构职能体系的内在要求。2018年的中央机构改革标志着中央政府文化管理体制的新一轮革新,在这一背景下,系统总结并梳理中央政府文化管理体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年的历史变迁,探究变迁的内在规律,尤其是中央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变迁的动力要素,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课题。而作为新制度主义主要流派之一的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研究和历史过程结合起来,在对中观和宏观政治制度的历史演变的分析上具有独特魅力。本研究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工具,借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中央政府文化管理体制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传承、结构因素、制度行动主体三个方面考察与制度变迁的动力关系。探究在七十年的历史变迁中,历史传承是如何使制度变迁保持了稳定性与连续性,结构因素是如何推动制度发生变革,制度行为主体如何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能动作用塑造制度变迁轨迹。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三个论点:一是受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路径依赖规律使中央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在七十年的变迁过程中总体保持了相对稳定,使之沿着特定的历史轨迹演进。但历史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打破了制度的连续性并对制度进行了边际调整,这使制度变迁过程整体上呈现出“间断——均衡”的渐进转型特征;二是受到国家宏观制度背景的影响,革命、战争、政治运动、体制改革决定了新制度的产生,国际环境、领导人意志、外交政策等构成影响中央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变迁的关键变量,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制度变化的发生;三是中央政府文化管理体制作为一种制度结构,不仅规范和制约了主要制度行为主体的行为,改变其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和预期,也对制度变迁本身发挥了一定的使动作用。即中央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变迁中的主要行为主体自主性的存在,使得这些行为主体能动的塑造着制度变迁的轨迹和变迁方向。通过研究发现,中央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变迁是多种要素复杂互动结果,在历史制度主义的框架下,历史、结构、行为者共同推动制度变迁的发生,历史传统是制度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动力,宏观制度结构是推动制度突变的主要动力,制度行为主体的能动作用也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关键动力来源。在本研究过程中,借鉴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拓展了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使用了“地方自主性”、“政党自主性”等概念论述行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丰富了这些概念的内涵,这进一步扩充了制度变迁的理论内容。

二、个人选择与制度变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个人选择与制度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权力、观念与制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央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变迁动力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四、个人选择与制度变迁（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3]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D]. 李宗明. 深圳大学, 2020(11)
• [4]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变迁逻辑研究[D]. 徐苏兰.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5]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产权实现问题研究 ——基于制度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视角[D]. 姚程.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研究[D]. 任恒. 吉林大学, 2019(02)
• [7]新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研究[D]. 冯钰平.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8]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9]权力、观念与制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研究[D]. 崔珊珊. 吉林大学, 2019(10)
• [10]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央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变迁动力研究（1949-2019）[D]. 靳亮. 武汉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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