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政许可法》：将行政审批纳入法制化轨道（论文文献综述）
齐英姿[1]（2020）在《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文中认为行政审批制度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规范市场经济,弥补市场失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行政审批制也需要不断适应变化。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提出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重点的“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最初的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和权力,到不断完善改革的手段,再到目前各个地方政府探索出适合本地的改革路径,改革不断向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向发展。但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各地改革中出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共性问题,也有各地不同政策环境下的个性问题。天津市自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一直走在个地方政府的前列,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其他各地方政府纷纷前来学习。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期,改革中的问题逐渐暴露,改革速度放缓。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总结改革的经验,并发现改革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最终提出可行性和针对性的建议。本文在总结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涵,并选取整体性政府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归纳整体性政府理论的要素和实现路径,探讨了整体性政府理论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理论的适应性。然后对不同阶段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进行汇总,发现政策逻辑,总结改革成果,同时发现政策制定和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惠及广大群众,因此,本文通过对审批相对人的问卷调研,来验证这些问题,并了解群众的真实呼声,同时本文对政府审批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通过审批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感受,继续深入归纳问题,总结原因。结合问卷和访谈调查的结果,以整体性政府理论为指导,分别从纵向政策落实、横向部门整合、信息技术应用以及转变价值理念几个方面对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助力改革的深化。
刘刚[2]（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郭跃[3]（2019）在《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法的精髓在于行政裁量,对行政裁量治理及其基准的研究一直是行政法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其中学界对行政裁量基准的正当性、技术构造、程序控制、司法审查等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初步建立起了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框架,并为行政裁量权的治理以及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纵观行政裁量基准的研究成果,行政裁量基准的研究旨趣和具体实践领域仍局限于行政处罚,使得以行政处罚为例证而建立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全面性、一般性不断受到质疑。行政行为的差异性构成了行政裁量基准差异性的根源,以行政处罚为典型的依职权行政行为和以行政许可为典型的应申请行政行为的差异性构成了裁量基准差异性。我国现有的裁量基准理论与制度基本上都是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例证而建立起来并主要应用于行政处罚裁量的治理,导致了裁量基准一般理论的“一般性”不足并使裁量基准陷入了全面实施的困境,由此形成了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研究的必要性。行政裁量基准一般理论具有体系化的功能,但是如果仅单一性研究裁量基准一般理论则会产生功能性缺陷。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与裁量基准一般理论的互动推动了裁量基准一般理论与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研究为裁量基准理论完善与制度构建提供了路径、有助于提取“中度抽象水准”的研究论题、可以重新审视行政法上行政许可行为的利益分布并为新型行政行为提供注解。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正当性的证成侧重于对制定许可裁量基准权力的来源以及运用的考量,核心是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本命题。然而学界仍存在认为裁量基准不具有正当性的观点,认为行政许可裁量基准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而不具有合法性,认为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性质、形成和构造特点使其失去了合理性基础。从一般性证成和具体性证成两条进路来回应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质疑。晚近几年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大量涌现为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对象,通过对五十部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规范考查,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存在较为严重的象征性“立法”问题。然而象征性许可裁量基准并不符合许可裁量基准功能主义的要义,因具有象征性而使许可裁量基准失去了部分规范的功能,并且因执行力不足而损害了许可裁量基准实用主义的功效。克服行政许可裁量基准象征性“立法”缺陷必须回归许可裁量基准的制定目的,充分衡量制定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必要性,从制定技术上避免对法律文件设定的许可条件的直接复制,才能实现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制定从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技术构造是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灵魂,效力是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核心。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技术构造的认识是基于行政裁量一元论的总结,同时必须依据行政特许和普通许可的差异来构造许可裁量基准技术的总体面貌,分别建立对许可裁量基准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的技术构造。法律要件的构造包括对法定许可条件的细化、对法定许可条件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行政许可规范与事实的等置等;法律效果的构造包括对期限、申请材料、程序和许可结果的效果构造。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具有相同性质和强度的对内效力,这是基于许可裁量基准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作为行政自治规范共同属性的总结,非因特定情形并履行特定程序而不得逸脱。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对外效力具有差异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作为行政机关的审批标准和相对人准备标准具有“二元性”以区别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主要作为行政机关处罚标准的“一元性”,由此形成了许可裁量基准强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对外效力。许可裁量基准不仅具有基于平等性原则和行政惯例形成的对相对人间接的对外效力,还因具有“二元性”取得了对相对人直接的对外效力。科学性是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制定的核心话语。科学制定许可裁量基准应遵循必要性、合规律性、合法性、合目的性、相对一致性的科学化标准。针对目前存在的对科学制定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阻滞因素,应参考立法科学化的要求、遵循“自下而上”的科学化的逻辑进路、基准的制定与清理并重的科学化方法、先行制定规制要求后制定许可裁量基准文件的“立法”顺序,才能制定出具有科学性的行政许可裁量基准。行政许可裁量基制定的制度化有利于实现规范体系的统一性,应围绕制定权限和制定程序两方面内容展开。制定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作为执法活动的性质从一般性上要求赋予了所有的行政主体享有制定许可裁量基准的权利能力,但是从现实性和可能性上应限制部分主体制定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行为能力。应建立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制定的正当程序,包括公众参与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制定、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应公开、建立基准制定的听证制度,同时要完善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变更和废止的程序。《行政诉讼法》将规章以外的行政规则全部排除于司法审查依据或参照的范围之外。应着力于合理性的基础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地位作出科学性判断,笔者倡导将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作为司法审查的“参照”。当然必须认识到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作为司法审查的“参照”,不同于法律、行政法规作为司法审查的依据,也不同于规章作为司法审查的参照。司法审查“参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是一种相对性“参照”,即原则性“参照”并建立合法性许可裁量基准的逸脱制度。作为司法审查“参照”的前提是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基准进行审查,包括对是否符合实质性条件和程序性条件两方面的审查。实质性条件的审查要求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必须合法和有效;程序性条件的审查要建立以相对人申请为发起条件的许可裁量基准“附带”审查机制、建立“参照”许可裁量基准的说明理由制度、建构不予“参照”许可裁量基准的后续处理程序等。然而建立许可裁量基准可以作为司法审查的“参照”的诉讼地位在目前仍然面临一些法律制度的障碍,为维护法制统一与权威,应对我国《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文件作出适当修订,以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
冯兴涛[4]（2019）在《依法行政视域下审批权行政自制研究》文中指出审批权行政自制是立足行政法治理论,探索实现审批合法性与有效性相互平衡的重要途径。行政机关的权力自我规制,凭借其内发性、专业性、同步性优势,弥合了立法、司法和社会公众等外部主体对审批权控制的缺陷,成为强化审批权制约监督的必然选择;立足中国行政控权实际,综合运用国内外行政权制约监督理论与思想资源,合理控制审批自由裁量权,确保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审批权行政自制的重要出发点与落脚点。为此,在法律框架内,行政机关依据法律的授权构建起了审批权行政自制的规范体系,形成了相应的实践体制与机制;在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中,行政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审批权自我规制理念,探索出了以“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互联网+行政审批”“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为基本内容的审批权行政自制实现路径;行政机关主导下的权力依法自我规制,使得审批权运行法治化水平得到提升。本文以审批权的行政机关自我规制为主题,通过对审批权行政自制理论基础、发展脉络、体制机制、法律规范依据、制度构成、主要对象、及其改革中实现路径的系统考察与分析,试图全面展现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理论与实践面貌,以揭示其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核心优势,归纳总结其制度运行的一般经验与挑战,从而为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优化提出展望。研究内容主要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研究背景、意义、分析框架等;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考察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发展脉络,并分析其制度优势;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体制机制、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及规制的对象;第五部分系统考察改革背景下的审批权行政自制相关实践,以提炼制度的实现路径及经验,分析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第六部分对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优化提出展望。研究发现,审批权行政自制是对传统行政权制约监督模式的拓展与创新;在审批权运行法治化进程中,审批权行政自制是必然选择,也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尊重行政机关在审批权制约监督中的能动性,构建审批权行政自制的法律规范体系,理顺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体制机制,是合理控制审批自由裁量权实现权力自制的关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互联网+行政审批”“行政审批标准体系”建设是实现审批权行政自制的重要途径;提升审批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克服改革中的“法治悖论”、建立与“他制”的有效衔接机制,是优化审批权行政自制的重点。当然,与相关实践的迅速推进及伴随而来的众多挑战而言,本研究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现实的反映上都存在着诸多不足。至于如何在依法行政的要求下进一步实现及优化审批权行政自制,则需要在实践中渐进的给出答案,本研究也需要结合实践持续深化。
王瑞军[5]（2019）在《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已成为当前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行政审批设定不规范、审批范围过大,多头审批、重复审批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审批程序不规范、不透明,部分被取消或调整的审批事项缺乏有效的衔接主体,重审批、轻监管等问题,造成了损害政府公信力、增加行政成本、偏离服务型政府宗旨等负面影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所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都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基于此,本文从政府治理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文章通过系统梳理政府治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涵及理论依据,探讨了政府治理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工具,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政府治理理论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框架。两者的价值取向和理论依据是相互融合的,均强调服务和政府公信力、追求高效政府、突出政府责任、提倡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正是两者这种契合的关系,从政府治理视域下研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文章围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功能定位、价值取向、目标设定以及改革基本原则等四个维度,构建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治理理念的“GC模型”（Governance concept model）,有效阐释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该模型认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治理能力创新是一个内在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个滚动更新、持续完善的探索过程,是一个理念导向与治理手段相互促进的概念、制度、方法、实践的动态集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设定、功能定位、基本原则均是围绕其改革的核心价值在动态演进的多维概念集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核心价值导向下,该集合包含的维度、概念、举措均有所变化。文章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发展历史进程、取得的成效、现状和问题作了总结归纳,剖析了制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原因,认为当前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实背景和迫切需求包括:“公开+精简”行政体制改革中阳光政务与审批服务良性互动,“公平+效率”市场经济框架下效能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互联网+政务”社会背景下智慧型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并选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3个有代表性的域外国家和浙江、江苏、天津滨海新区等3个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国内地区,对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法进行深度探究,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围绕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以法律为基础,放松经济性管制、加强社会性管制,以渐进式的方式来推进改革。文章基于上述理论构造和实证研究,提出了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四个方面具体对策,即:科学设定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加快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推进“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其中,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是文章的重点也是难点之一。在“GC模型”的分析框架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体系,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主体机制、评估指标设计原则、评估指标设计、绩效管理动态流程和绩效结果使用与管理体系五个方面进行研究,较为系统的提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管理方面的完善对策,通过大量的收集、占有、分析有关政策文件、网络和出版资料、访谈资料,进行初始编码、聚焦编码和轴心编码,确立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价体系包括效率、效益、公平、服务、制度保障5个一级指标、23个二级指标、88个三级指标,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抽象行为运用扎根理论进行质性分析和指标量化。文章研究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在方法上合理的应用了文献计量法、扎根理论、案例比较等研究方法;在研究视角上,将政府治理作为研究导向和理论框架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深入探究;在研究过程中,注重调研与实证研究,将国际经验做法与国内案例实证相结合。理论贡献主要有:在政府治理理念下,重新定义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集合;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持续、可控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治理概念模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新的模型分析框架下,有效的应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在今后改革导向、改革需求等外部环境发生动态变化的情况下,提出了一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的路径。论文的研究对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具有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指导意义,在研究路径和研究视野方面对将来其他学者研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价值。
叶胜眉[6]（2019）在《新时代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缘起与发展》文中研究指明缘起于经济转型的行政许可制度改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实践之一,被称为“政府的自我革命”,在攘除对外开放的制度障碍、为市场主体释放活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双创势头强劲,需要深入推进以改革促发展战略。厘清行政许可制度发展历程,总结改革经验与教训,是将改革推向纵深、增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本文以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发展沿革为主线,第一章从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缘起出发,概述该制度改革的背景,分析计划经济以来在政府管理中的被广泛使用的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的关系,进而阐明改革的基本思路与目标。第二章以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与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建设等政府自我革新为起点,概括梳理前期改革成效;以2013年新一届政府的改革为侧重点,从各阶段的改革背景、改革成效以及改革对行政许可制度的推动作用与对后续改革提出的问题来研究、分析该阶段的行政许可制度改革;从2013年进入新时代以来,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经历了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彻底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政府内部建设阶段,到以监管方式改革、构建“互联网+服务平台”与推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来推动的行政许可制度自身完善阶段。改革成效显着,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改革进行解决。本文第三章对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进行展望,在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体系、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质量以及改革内在一致性建设方面提出改革建议。
施彦军[7]（2019）在《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要关注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要关注公民义务的切实履行;不仅要关注对权力的控制,而且要关注权力使命的完成;不仅要看到法治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而且要将法治放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大格局中给予定位等。而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大格局中,法治政府实践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因为政府在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而无法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发动机和推动器的角色;二是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宏观调控的职能;三是政府是国家法律的直接执行者;四是政府有能力培育、完善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推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等。因此,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只有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治理,才能切实有效的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一论断的提出,无疑对政府的有效治理尤其是法治政府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治政府实践成败不仅关系着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成败,还关系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成败,更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由此可见,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稍有不慎,则满盘皆输。在当前,我们看到法治政府实践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由于我国具有特殊的历史传统,客观上,不论是依法行政还是法治政府的推进,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既然是自上而下的推动,那么在实践中也就势必会存在执行力逐级衰减、大打折扣的不良现象,当然,这种执行力衰减也是造成行政管理中政令不通、执行不畅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严重侵害了政府多年积累起来的良好信誉和形象,阻碍了法治政府实践的进程,同时也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近年来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本论文紧紧围绕“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这一重要课题而展开充分研究,初步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阻力及其影响因素;二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指导原则;三是在一个具有特殊历史传统的语境中,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及其模式选择;四是国外法治政府理论及其实践对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借鉴价值。本论文充分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立足于国内外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首先从法治内涵及其与人治的关系、政府内涵及其与国家的区别、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法治政府的基本规则、法治政府的实践标准等方面,多维度地阐述了法治与法治政府的概念。紧接着,从西方法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等方面,认真梳理了法治政府理论的源流,为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提供思想理论上的借鉴。在此基础上,系统挖掘和梳理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进而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现状即取得的基本成就、面临的阻力以及归因,然后,基于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内容、需理顺的外部关系等方面,从宏观上勾勒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框架。在客观分析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阻力的基础上,并结合已设计的宏观框架,着重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基础理论、多维制度、时代发展）、指导原则以及基本路径选择,侧重从清除思想障碍、革新行政体制、筑牢民主根基、强化制度支撑、控制行政权力、畅通救济渠道、增强外在动力七个层面促进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进程。通过认真分析与研究,本论文得出如下结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法律制度不断向法治的原则、精神靠拢,其现代性因素不断积累,最终使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型统治体系逐步成为现实;并展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若干代人的不断努力,我国所实践的法治政府必将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一个法律至上的政府,是一个政府行政权力得到很好的制约的政府,是一个能代表人民意志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
杨雪飞[8]（2019）在《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行政审批是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依法实施的一种事前控制手段。在我国长期的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为了深化政府简政放权、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实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我国政府通过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最大限向市场、社会、地方政府放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功能和效用。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满足公众的办事诉求,加快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刻不容缓。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在开展实体政务大厅、网上政务大厅、“不见面审批”、“多证合一”、“一门式”、“一网式”等审改方面工作皆取得不错进展。随着十九大的召开,未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如何推进,吸引各界广泛关注。为了能够更加全面而深刻得理解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在明确行政审批相关概念的前提下,从促进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相关理论着手,论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产生与发展,总结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中取得的成效,找出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分析其内在原因,希望能够密切结合互联网+政务服务、大数据、经济学、法学、行政学等相关知识,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希望在理论与实践上皆能为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梁春程[9]（2019）在《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检察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检察作为一项法律监督制度,在填补和整合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应立足于检察机关的宪制地位,从法律监督的逻辑体系和发展前瞻角度重新认识。论文从行政法制监督的角度出发对行政检察的历史发展、制度现状、法理依据、时代背景及其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检察制度的设置、运行及衔接配套的完整机制。行政检察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予以督促纠正的法律监督活动,其属于行政法制监督,以维护宪法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根本目标,以权力监督和权利保障为主要目的,其基本体系包括行政执法检察、行政强制措施检察、抽象行政行政检察、“两法衔接”和行政公益诉讼等制度。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为完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革除原有体制机制弊端,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全面深化国家机构改革,建立国家监察机关,重组司法行政部门,整合反腐败和行政法制力量,强化对公权力行使的外部监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当前我国政府法治领域存在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传统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尚不完善,行政公益诉讼监督范围限定在特定的具体公益保护领域,且监督方式单一,国家监察制度主要着眼于公职人员的廉政监督,对行政机关的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上配套衔接不足,探索完善行政检察制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行政检察兼具法律监督和司法监督的属性。《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以及中央和地方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为行政检察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撑、实定法依据。分权制衡、法理监督、监督行政等理论为行政检察提供了法理基础。实践中,各级检察机关通过参与“两法衔接”、督促起诉、行政执法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等方式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展开监督,探索创新线索发现、审查处理、保障监督等工作机制,不仅督促纠正具体行政行为,还督促纠正抽象行政行为,为行政检察积累了有益的工作经验。但直接依据不充足、对象范围不清晰、方式程序不规范、责任后果不明确、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也一直困扰行政检察工作的探索实践。在深化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探索完善行政检察改革任务,应从权力决断能力和权力规训能力角度强化权力配置,遵循职权法定、公益优位、司法谦抑、检察一体、程序正当等原则。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为中心,以《行政程序法》、《法律监督法》为支撑,以《警察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部门法为着力点,以《监察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为连接,以《行政检察监督规则》为操作细则,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行政检察法律规范体系。其监督对象对事为主、对人为辅,监督范围上聚焦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与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密切相关的领域,以具体行政行为为主、抽象行政行为为辅,合法性为主,合理性为辅,恪守“履职中发现”的启动原则。在程序上,确立案件化办理方式,建立案件线索移送、受理审查、调查核实、建议处理、监督复核等一系列工作程序。行政检察的方式与效力应当与被监督行政违法行为的违法程度保持一致,采取检察建议、一类问题通报、诉前令状、“禁止令”、行政公益诉讼、支持公民起诉、检察意见等分层多种措施综合使用,并赋予不同的效力。由于行政检察权是一种程序性、建议性监督权,其必须通过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监察权才能实现实体监督价值。完善行政检察制度,需要做好行政检察与人大法律监督、国家监察监督、法院诉讼监督、行政复议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的衔接,把握好权力边界,实现程序互通,在党权领导下建构内外结合、上下配套、纵横交错的行政法制监督体系。
庞安妮[10]（2018）在《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行政审批局”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行政审批局”模式是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实践模式之一,该模式的直接法律依据来自2004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该模式试点启动以来取得了多项成绩,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做出了一定贡献,受到了中央、国务院的高度肯定,但同时该模式也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其表面光鲜实则运行艰难。论文以C市X区行政审批局为实践调研对象进行研究,主要围绕“行政审批局”模式的主体合法性、制度衔接性以及监管制衡性三方面现实问题进行剖析,并对应从明确试点地区该模式主体资格、重构行政组织架构、结合和运用“放管服”改革成果、建立权力集中的内外制衡机制以及规范行业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责任五个方面寻求解决路径,以期实现对该模式的完善以及有效推进有所帮助。
二、《行政许可法》：将行政审批纳入法制化轨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行政许可法》：将行政审批纳入法制化轨道（论文提纲范文）
（1）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 2.1.2 其他相关概念 |
| 2.2 整体性政府的理论 |
| 2.2.1 “整体性政府”的理论要素 |
| 2.2.2 整体性政府的实现路径 |
| 2.2.3 理论适应性分析 |
| 第3章 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程及现状 |
| 3.1 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 |
| 3.2 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程 |
| 3.2.1 改革的适应阶段(2001-2014) |
| 3.2.2 改革的完善阶段(2015-2017) |
| 3.2.3 改革的创新阶段(2018-至今) |
| 3.3 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现状 |
| 3.3.1 纵向整合现状 |
| 3.3.2 横向协同现状 |
| 3.3.3 技术整合现状 |
| 3.4 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验总结 |
| 3.4.1 治理理念:以公众利益为导向重塑价值理念 |
| 3.4.2 治理方式:以机构整合与流程优化为举措实现整体性治理 |
| 3.4.3 技术手段: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保障信息共享 |
| 第4章 天津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样本分析 |
| 4.1.1 调研方法及调查对象的选取 |
| 4.1.2 非概率抽样的原因 |
| 4.1.3 调查问卷与访谈提纲的设计 |
| 4.1.4 问卷的发放及收回 |
| 4.2 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 4.2.1 组织整合方面——从政府角度出发 |
| 4.2.2 信息资源整合方面——从技术角度出发 |
| 4.2.3 服务供给方面——从“顾客”角度出发 |
| 4.3 改革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法律法规保障滞后 |
| 4.3.2 组织整合效果欠佳 |
| 4.3.3 信息双向沟通欠缺 |
| 4.3.4 思想观念仍需转变 |
| 第5章 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路径 |
| 5.1 加强地方性政策制度的保障作用 |
| 5.1.1 制定合理科学的权责划分制度 |
| 5.1.2 建立审批协调部门的权利运行保障制度 |
| 5.2 保证基层部门对改革措施的标准化落实 |
| 5.2.1 继续完善审批工作标准化指南的编制 |
| 5.2.2 加强对基层部门的改革培训和业务指导 |
| 5.2.3 建立上下级之间双向沟通交流机制 |
| 5.3 发挥信息技术应用与部门协同机制的双向促进作用 |
| 5.3.1 完善审批部门间的协同机制,为信息资源整合提供保障 |
| 5.3.2 加强审批信息系统的建设,倒逼部门协同的实现 |
| 5.4 深化以群众利益为导向的价值理念 |
| 5.4.1 提高审批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 |
| 5.4.2 拓宽公众参与改革决策的渠道 |
| 5.4.3 发挥社会组织在改革中的作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3）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目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四)研究展望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 |
| (一)研究视角的创新 |
| (二)研究内容的创新 |
|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一章 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研究与裁量基准一般理论的互动 |
| 第一节 具体行为裁量基准与裁量基准一般理论的关系 |
| 一、“个别”与“一般”关系原理 |
| 二、两者可比照性关系原理 |
| 第二节 全面认识裁量基准一般原理的逻辑前提 |
| 一、依职权行为与应申请行为的划分 |
| 二、两者划分意义:全面认识裁量基准的前提 |
| 第三节 裁量基准一般理论的体系性功能及功能性缺陷 |
| 一、裁量基准一般理论的体系化功能 |
| 二、单一性研究裁量基准一般理论的功能性缺陷 |
| 第四节 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研究的可能性贡献 |
| 一、推动裁量基准理论完善与制度构建 |
| 二、重新审视行政法上行政许可行为的利益分布 |
| 三、提取“中度抽象水准”的研究论题 |
| 四、为新型行政行为提供注解 |
| 小结 |
| 第二章 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正当性及象征性“立法”缺陷 |
| 第一节 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正当性 |
| 一、正当性证成——行政法理论与制度的逻辑前提 |
| 二、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质疑 |
| 三、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一般性证成 |
| 四、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具体性证成 |
| 第二节 行政许可裁量基准象征性“立法” |
| 一、引言:象征性立法的缘起与进路 |
| 二、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制度边界 |
| 三、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文本评析 |
| 四、行政许可裁量基准象征性“立法”的成因 |
| 五、象征性“立法”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功能的损害 |
| 六、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从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面临的障碍 |
| 七、象征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规避 |
| 小结 |
| 第三章 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构造和效力 |
| 第一节 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构造 |
| 一、引言:技术构造是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灵魂 |
| 二、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一元论结构 |
| 三、基于差异化而构造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总体面貌 |
| 四、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要件裁量的构造技术 |
| 五、行政许可裁量基准效果裁量的构造技术 |
| 第二节 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效力 |
| 一、基于双维度而研究行政许可裁量基准效力的必要性 |
| 二、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内部效力 |
| 三、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外部效力的质疑及其缘由 |
| 四、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具有外部效力的证成 |
| 五、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外部效力的特点 |
| 六、尊敬与惧诫:着力于全面性效力前提下的许可裁量基准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制定 |
| 第一节 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制定的核心话语 |
| 一、科学性的寓意 |
| 二、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对科学性的诉求 |
| 三、制定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科学性标准 |
| 四、科学制定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阻滞因素 |
| 五、科学制定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制定权限和程序的完善 |
| 一、正义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制定的价值取向 |
| 二、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制定的制度化 |
| 三、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制定权限 |
| 四、完善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应遵循的正当程序 |
| 五、完善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变更和废止的程序 |
| 小结 |
| 第五章 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 |
| 第一节 法院“参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缘由和解释 |
| 一、法院“参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缘由 |
| 二、法院“参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解释 |
| 第二节 法院“参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实质和结果 |
| 一、法院“参照”的实质是附条件的司法审查依据 |
| 二、法院“参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结果 |
| 第三节 法院“参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条件 |
| 一、法院“参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实质性条件 |
| 二、法院“参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程序性条件 |
| 三、修改与完善“参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法律制度设计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4）依法行政视域下审批权行政自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审批权行政自制研究的意义 |
| 1.1.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1.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 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审批制度改革中审批权规制综合研究 |
| 1.2.2 以审批自由裁量权控制为重点的研究 |
| 1.2.3 以行政审批权程序控制为重点的研究 |
| 1.2.4 简要评述 |
| 1.3 “审批权行政自制”概念之解析 |
| 1.3.1 依法行政 |
| 1.3.2 行政自制 |
| 1.3.3 行政审批权 |
| 1.4 本文的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1 分析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思路 |
| 第2章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关于行政权制约监督的重要论述 |
| 2.2 依法行政原理和行政自制理论 |
| 2.2.1 依法行政原理与审批权行政自制 |
| 2.2.2 行政自制理论与审批权行政自制 |
| 第3章 行政审批制度演化中行政权自我规制的发展脉络 |
| 3.1 行政审批权规制的历史脉络及逻辑演进 |
| 3.1.1 行政审批取代行政命令阶段:审批权规制的“制度化” |
| 3.1.2 审批逐步改造为行政许可阶段:审批权规制“法制化” |
| 3.1.3 审批权力结构合理化探索阶段:审批权规制“法治化” |
| 3.2 行政自制——行政审批权有效规制的发展趋势 |
| 3.2.1 主体、主导、主责: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现实必然性 |
| 3.2.2 内发、专业、同步:审批权行政自制的维度及优势 |
| 第4章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实践机制与法律规范体系 |
| 4.1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体制机制 |
| 4.1.1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体制 |
| 4.1.2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实践机制 |
| 4.2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法律规范体系分析 |
| 4.2.1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法律依据分析 |
| 4.2.2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司法解释依据 |
| 4.2.3 审批权行政自制的规范体系构建 |
| 4.3 行政自由裁量权——审批权行政自制的主要内容 |
| 4.3.1 行政审批设定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行政自制 |
| 4.3.2 行政审批实施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行政自制 |
| 4.3.3 行政审批后续监管和撤销中的自由裁量权及其行政自制 |
| 4.4 小结 |
| 第5章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中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实现路径——基于浙江的考察 |
| 5.1 “最多跑一次”改革中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实现路径与经验 |
| 5.1.1 “以人民为中心”:动力机制、价值导向、评判体系重构 |
| 5.1.2 相对集中许可权:形式“相对集中”与实质“强化制约” |
| 5.1.3 互联网+行政审批:全程监控,压缩各层级自由裁量空间 |
| 5.1.4 审批标准化建设:重塑“明规则”,增强责任可追溯性 |
| 5.2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中审批权行政自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5.2.1 审批权的有限性与行政自制的合理性 |
| 5.2.2 审批权行政自我规制存在合法性风险 |
| 5.2.3 审批权行政自制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
| 第6章 依法行政视域下优化审批权行政自制的展望 |
| 6.1 依法提升行政审批权力结构的合理性 |
| 6.2 克服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法治悖论” |
| 6.3 构建行政自制与“他制”的有效衔接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 |
| 一、选题的现实意义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选题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政府治理与行政审批概述 |
| 一、治理的兴起及政府治理内涵 |
| 二、政府治理的本质及价值取向 |
| 三、行政审批的内涵 |
|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政府治理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系辨析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工具 |
| 二、政府治理现代化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
| 三、政府治理理论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框架 |
| 第三节 政府治理视域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GC模型”构建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功能定位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
| 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设定 |
|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和改革现状 |
| 第一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历史进程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果 |
| 第二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实背景 |
| 一、“公开+精简”行政体制改革中阳光政务与审批服务良性互动 |
| 二、“公平+效率”市场经济框架下效能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 |
| 三、“互联网+政务”社会背景下智慧型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和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
| 一、改革背景 |
| 二、改革路径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
| 一、改革背景 |
| 二、改革路径 |
| 第三节 日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
| 一、改革背景 |
| 二、改革路径 |
| 第四节 借鉴和启示 |
| 一、美澳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性 |
| 二、美澳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个性 |
| 三、美澳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内部分地方政府改革实证调研与案例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浙江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成效及问题 |
| 一、改革背景 |
| 二、面临的问题 |
| 三、改革策略 |
| 第二节 江苏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成效及问题 |
| 一、改革背景 |
| 二、面临的问题 |
| 三、改革策略 |
| 第三节 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成效及问题 |
| 一、改革背景 |
| 二、面临的问题 |
| 三、改革策略 |
| 第四节 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综合比较分析与评述 |
| 一、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共性 |
| 二、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个性化探索 |
| 三、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启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策 |
| 第一节 科学设定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
| 一、行政审批设定和调整原则 |
| 二、行政审批事项设定及调整程序 |
| 第二节 加快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 |
| 一、行政审批标准化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
| 二、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的局限性 |
| 三、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推进“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 一、大数据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作用 |
| 二、大数据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困境 |
| 三、“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完善措施 |
| 第四节 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 |
| 一、构建合理多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主体机制 |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三、基于扎根理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指标设计 |
|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管理动态流程 |
| 五、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结果使用与管理体系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新时代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缘起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缘起 |
| 第二节 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的关系 |
| 第三节 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目标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目标 |
| 第二章 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与成效 |
| 第一节 政府的体制内自我革新阶段(2004 年-2012 年) |
| 一、行政许可取消、下放与调整 |
| 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 |
| 三、对改革的推动作用与对后续改革提出的要求 |
| 第二节 行政许可制度改革进入新时代(2013-2015 年) |
| 一、“新时代”的内涵 |
| 二、权力清单制度的构建与铺开 |
| 三、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彻底终结 |
| 四、对改革的推动作用与对后续改革提出的要求 |
| 第三节 新时代行政许可制度的完善阶段(2016 年至今) |
| 一、“双随机、一公开”全面推行 |
| 二、“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构建 |
| 三、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 |
| 四、对改革的推动作用与对后续改革提出的要求 |
| 第三章 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 |
| 第一节 完善改革相关配套制度体系 |
| 一、建立健全权力清单动态清理机制和评价机制 |
| 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
| 三、健全问责机制 |
| 第二节 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质量 |
| 一、建设互联互通的政务服务系统 |
| 二、构建电子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 |
| 第三节 加强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内在一致性建设 |
| 一、推动许可权实施“标准化” |
| 二、加大分类审批力度 |
| 三、加强部门权力整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理论意义 |
| 二、研究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现有相关研究的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定性研究法 |
| 三、历史研究法 |
| 四、比较研究法 |
| 五、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 第六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法治与法治政府的概念解析 |
| 第一节 法治内涵及其与人治的关系 |
| 一、法治内涵 |
| 二、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
| 第二节 政府的内涵及其与国家的区别 |
| 一、政府的内涵 |
| 二、政府与国家的区别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 |
| 一、法治政府的内涵 |
| 二、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 |
| 第四节 法治政府的基本规则 |
| 一、法治政府的形式规则 |
| 二、法治政府的实质规则 |
| 三、法治政府基本规则实现的条件 |
| 第五节 法治政府的实践标准 |
| 一、首要标准:行政主体依法设立 |
| 二、关键标准:行政权力依法获取 |
| 三、核心标准:行政行为受法律制约 |
| 四、保障标准:行政违法行为依法严惩 |
| 五、终极标准:行政权力服务公众和社会 |
| 第二章 法治政府理论的源与流 |
| 第一节 西方法治政府理论 |
| 一、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法治政府理论 |
| 二、中世纪时期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三、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法治政府理论 |
| 四、当代西方法治政府理论 |
| 五、西方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理论 |
| 二、列宁法治政府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 |
| 一、古代法家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二、清末法学家的法治政府理论 |
| 三、中国传统的优秀法治政府理论评析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法治政府理论的发展历程 |
| 一、改革开放前法治政府理论的探索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 |
| 第二节 法治政府实践发展历程 |
| 一、艰难探索阶断(1949年——改革开放前) |
| 二、初步实践阶断(改革开放后——1989年) |
| 三、全面实践阶段(1989年——2003年) |
| 四、继续推进阶段(2003年——2012年) |
| 五、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 |
| 第三节 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评析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所取得的基本成就 |
| 一、行政法律规范建设硕果累累,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 |
| 二、不断改革政府机构,推进了政府职能转变 |
| 三、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
| 四、政府及其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明确了法治政府实践目标 |
| 五、不断完善行政权力监督体系,提升了法治政府实践水平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面临的问题 |
| 一、法治政府理论研究与实践认识程度还不够深入 |
| 二、法治政府的制度建设还不够健全 |
| 三、行政体制性障碍还未从根本上消除 |
| 四、行政执法行为还不够规范甚至滥用行政权力 |
| 五、部分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还比较低 |
| 六、法治政府实践的监督制度落实还不够到位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障碍的归因 |
| 一、中国特殊外部环境因素的深远影响 |
| 二、政府自身能力不足因素的深刻影响 |
| 三、缺乏对“法治”正确认识的重要影响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宏观框架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 |
| 一、法治政府实践的基本模式 |
| 二、关于法治政府实践模式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 三、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内容 |
| 一、法治政府与良好秩序 |
| 二、法治政府与推动民主 |
| 三、法治政府与促进自由 |
| 四、法治政府与维护公正 |
| 五、法治政府与保护人权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需理顺的外部关系 |
| 一、法治政府与政党 |
| 二、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 |
| 三、法治政府与法治文化 |
| 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 |
| 第六章 推进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可行性 |
| 一、基础理论上的可行性 |
| 二、多维制度上的可行性 |
| 三、时代发展上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指导原则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政府实践 |
| 二、坚持以民为中心 |
| 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 四、坚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 |
| 五、坚持硬法与软法相结合 |
| 六、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
| 第三节 优化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实践的若干对策 |
| 一、清除思想障碍:大力增强行政公务人员的法治观念 |
| 二、革新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 |
| 三、筑牢民主根基: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 |
| 四、强化制度支撑:建立健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 |
| 五、控制行政权力:严格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 |
| 六、畅通救济渠道:建立健全行政救济机制 |
| 七、增强外在动力:发展和壮大市民社会 |
| 在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关概述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涵 |
| 一、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二、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相关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三、新公共服务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 |
| 一、制度预构建阶段(1978—2001) |
| 二、制度初步构建阶段(2001—2004) |
| 三、改革实践探索阶段(2004—2013) |
| 四、路径创新阶段(2013—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及特点 |
| 一、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 |
| 二、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特点 |
| 第三节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
| 一、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现形式化改革 |
| 二、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审改政策不到位 |
| 三、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遇到权益冲突问题 |
| 四、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中事后监管不足 |
| 五、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建设不完善 |
| 第四节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地方政府传统僵化审批体制的束缚 |
| 二、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存在偏差与障碍 |
| 三、审批方利益角色错位 |
| 四、地方政府行政审批监督机制不健全 |
| 五、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缺乏顶层设计和配套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深化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 |
| 第一节 推动顶层设计与地方审改探索良性互动和有机结合 |
| 一、中央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改革试点有机结合 |
| 二、中央指导与地方政府审批模式创新有机结合 |
| 三、顶层意志与地方政府改革能力有机相结合 |
| 第二节 强化地方政府对行政审批行为的监督评估与管理 |
| 一、强化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 |
| 二、扎实推进地方政府电子监察系统建设 |
| 三、优化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第三方监督评估 |
| 四、落实地方政府行政审批系统追究问责制 |
| 第三节 建立健全地方行政审批系统内部激励竞争机制 |
| 一、建立激励性的薪酬体系 |
| 二、完善审批体制内的竞争机制 |
| 三、重视对行政审批人员的培训 |
| 第四节 创新地方政府行政审批方式 |
| 一、鼓励地方政府探索“5+N”行政审批模式 |
| 二、推进地方政府政务服务数据归集共享工作 |
| 三、搭建地方政府行政审批网络一体化平台 |
| 第五节 推进地方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与配套制度改革相结合 |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完善行政许可法相结合 |
| 二、审批程序改革与探索出台行政程序立法相结合 |
| 三、行政机关廉政建设与廉政立法相结合 |
| 四、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与探索出台社会组织立法相结合 |
| 五、发展网络审批与完善网络审批法相结合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1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9）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检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任务和论证架构 |
| 第一章 行政检察的基本范畴 |
| 一、行政检察的语义演变 |
| (一)一般监督检察 |
| (二)职务犯罪检察 |
| (三)行政诉讼检察 |
| (四)行政执法检察 |
| (五)公益诉讼检察 |
| 二、行政检察的概念厘清 |
| (一)行政检察的概念争议 |
| (二)行政检察的内涵外延 |
| 三、行政检察的功能与体系 |
| (一)行政检察的功能 |
| (二)行政检察的体系 |
| 第二章 行政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实定法依据 |
| 一、行政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分权制衡理论 |
| (二)法律监督理论 |
| (三)监督行政理论 |
| 二、行政检察的实定法依据 |
| (一)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律中的行政检察 |
| (二)其他法律中的行政检察 |
| (三)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行政检察 |
| (四)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行政检察 |
| (五)党和国家政策中的行政检察 |
| 第三章 行政检察制度的内部需求与外部机遇 |
| 一、行政监督制度发展的需要 |
| (一)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发展的需要 |
| (二)行政内部监督发展的需要 |
| (三)行政诉讼监督发展的需要 |
| (四)传统检察监督发展的需要 |
| (五)社会舆论监督发展的需要 |
| 二、法治政府建设的需要 |
| (一)防范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需要 |
| (二)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
| (三)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需要 |
| 三、国家机构改革衔接的需要 |
| (一)强化对行政违法事项监督的需要 |
| (二)完善行政执法和效能监督的需要 |
| (三)衔接行政复议和规范审查的需要 |
| 四、行政公益诉讼有效实施的需要 |
| (一)拓展行政公益诉讼监督范围的需要 |
| (二)优化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方式的需要 |
| (三)强化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效力的需要 |
| 第四章 行政检察的实证分析 |
| 一、行政检察的上海样本 |
| (一)以信息共享监督严格执法,防范行政违法行为的发生 |
| (二)以督促起诉促进依法履职,避免公共利益遭受损害 |
| (三)以参与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
| (四)以检察建议参与社会治理,促进行政管理严格规范 |
| (五)以类案监督加强依法行政,推动行政规范更新完善 |
| (六)以专门机构聚集监督合力,放大行政检察外部效应 |
| 二、行政检察的监督模式 |
| (一)“两法衔接”监督模式 |
| (二)公益诉讼监督模式 |
| (三)检察建议监督模式 |
| (四)规范审查监督模式 |
| (五)综合治理监督模式 |
| 三、行政检察的实践机制 |
| (一)发现机制 |
| (二)办案机制 |
| (三)保障机制 |
| 四、行政检察的问题审视 |
| (一)规范依据不足 |
| (二)对象范围模糊 |
| (三)方式程序散乱 |
| (四)效力责任不明 |
| (五)保障机制薄弱 |
| 第五章 行政检察的制度完善 |
| 一、行政检察的权力配置与运行原则 |
| (一)行政检察的权力配置 |
| (二)行政检察的运行原则 |
| 二、行政检察的对象与范围 |
| (一)行政检察的对象 |
| (二)行政检察的范围 |
| 三、行政检察的司法程序 |
| (一)行政检察的案件受理 |
| (二)行政检察的案件审查 |
| (三)行政检察的案件调查 |
| (四)行政检察的结果公开 |
| (五)行政检察的监督制约 |
| 四、行政检察的方式及效力 |
| (一)行政检察的方式 |
| (二)行政检察的效力 |
| 五、行政检察的保障机制 |
| (一)行政检察的立法保障 |
| (二)行政检察的考核激励 |
| 六、行政检察的优化内外部衔接 |
| (一)行政检察与其他检察监督的衔接 |
| (二)行政检察与党委、人大和政府的衔接 |
| (三)行政检察与国家监察监督的衔接 |
| (四)行政检察与法院审判监督的衔接 |
| (五)行政检察与行政复议监督的衔接 |
| (六)行政检察与社会舆论监督的衔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行政审批局”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导论 |
| 0.1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
| 0.2 研究价值及意义 |
| 0.3 文献综述 |
| 0.3.1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文献述评 |
| 0.3.2 “行政审批局”文献述评 |
| 0.4 研究方法 |
| 1.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基础理论 |
| 1.1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溯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 1.1.1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缘起 |
| 1.1.2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程 |
| 1.2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一般理论 |
| 1.2.1 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之间的关系 |
| 1.2.2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概念及内涵 |
| 1.2.3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基本原则 |
| 2.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运行模式 |
| 2.1 初阶运行模式:政务服务中心 |
| 2.1.1 “政务服务中心”模式的诞生及发展 |
| 2.1.2 “政务服务中心”模式存在的问题 |
| 2.2 进阶运行模式:行政审批局 |
| 2.2.1 “行政审批局”模式的诞生及其与“政务服务中心”模式的关系 |
| 2.2.2 “行政审批局”模式的特点与价值 |
| 3.“行政审批局”模式的现实问题 |
| 3.1 主体合法性问题 |
| 3.1.1 职权划拨形式与职权法定等原则相冲突 |
| 3.1.2 行政许可权的相对集中范围划定缺乏标准 |
| 3.2 制度衔接性问题 |
| 3.2.1 “行政审批局”模式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间存在矛盾 |
| 3.2.2 行政许可权集中前后的制度规定协调运作不畅 |
| 3.2.3 行政审批局与原行政机关的职责难以完全清晰界定 |
| 3.3 监管制衡性问题 |
| 3.3.1 行政审批局权力制衡问题 |
| 3.3.2 后续监管责任履职不到位问题 |
| 4.“行政审批局”模式的完善建议 |
| 4.1 明确试点地区“行政审批局”模式主体资格 |
| 4.1.1 明确试点地区集中行使行政许可权主体的法律地位 |
| 4.1.2 明确行政许可事项集中范围和集中标准 |
| 4.2 通过机构改革重构行政组织架构 |
| 4.2.1 通过机构整合理顺职能职责 |
| 4.2.2 建立行政管理“大综合”格局 |
| 4.3 结合和运用“放管服”改革成果 |
| 4.3.1 压减行政许可事项并进一步明确设定标准 |
| 4.3.2 分离行政审批与技术审查,压缩中间环节审查时限 |
| 4.3.3 加强数据信息系统整合,实现信息互联互通 |
| 4.4 对权力集中的行政审批局建立内外制衡机制 |
| 4.4.1 建立自律监督机制 |
| 4.4.2 建立外部监督机制 |
| 4.5 规范行业主管部门严格履行事后监管职责 |
| 4.5.1 建立监管事项清单,明确监管范围 |
| 4.5.2 加强监管平台应用,公开监管流程 |
| 4.5.3 建立责任追究反向制约机制 |
| 参考文献 |
| 结语 |
| 致谢 |
四、《行政许可法》：将行政审批纳入法制化轨道（论文参考文献）
- [1]天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D]. 齐英姿.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9)
- [2]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3]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研究[D]. 郭跃. 东南大学, 2019(01)
- [4]依法行政视域下审批权行政自制研究[D]. 冯兴涛.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19(12)
- [5]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D]. 王瑞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新时代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缘起与发展[D]. 叶胜眉.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施彦军. 华侨大学, 2019(12)
- [8]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杨雪飞.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9]司法改革背景下行政检察制度研究[D]. 梁春程.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10]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行政审批局”模式研究[D]. 庞安妮.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