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开放收益与成本的模型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徐乾宇[2]（2021）在《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为了适应WTO不同经济体成员国的发展诉求,WTO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在特殊与差别待遇等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议不断。主要的争议点集中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性、适用对象,以及如何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的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WTO框架内,把自我认定（self-declaration）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是存在质疑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部分国家借由自我认定的方式来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利用这一地位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这种自我认定方式可能造成滥用,使得发达国家面临不公平竞争,也使得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难以顺利进行。其中备受指责的是中国。美国认为,中国不应继续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WTO应该明确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所能享受的对象,不能允许部分国家借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毋庸置疑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贸易、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自入世以来,确实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但是,在其它一些指标上,仍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科技发展、经济结构等方面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与发达成员的经济发展鸿沟,仍然悬殊。因此,美国选择性的使用个别总体指标夸大发展水平,并借此反对中国运用SDT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看法是存在偏颇的。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回应欧美发达国家的质疑,是本文期望解答的问题之一。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在面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问题时,是否有更为恰当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避开争论不休又无法短期内有结论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是否能够在WTO谈判中提出更切实的、更具体的且行之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方案,为中国乃至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行的解决设想?这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现有的文献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都有所论述及研究,但是在解答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否合理性上的观点较为模糊,且带有明显的负面倾向（Ornelas,2016）。那么,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基础仍需进一步的梳理。此外,作为中美关于WTO改革中较为聚焦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范围等,有关文献都有所提及,但没有清晰阐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依据。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存在质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再的重申中方立场:“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那么,阐释清楚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及适用性等内容,则显得十分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自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质疑中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那究其根本,中国是否确因此权利而受益,就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已有文献从协议利用率角度指出,中国主要在农业协定下使用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诸如此类的宽泛表达,并未涉及具体的产品层面。也就是,中国究竟在哪些产品上使用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尚不明确。在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中,相关研究也非常缺乏。为此,本文拟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农产品部门和非农产品部门下不同产品的出口水平,从而探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的实际受益情况。本文主要包含了七章节内容。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本文提出待研究的议题,分析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述了本文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梳理了已有的针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问题的研究文献。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有限性和反面作用以及其更新与完善三方面对文献进行评述,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本文的待研究议题。第三章通过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介绍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并阐释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适用基础及其存在的争议。第四章从理论上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并分析其理论逻辑脉络,再借由Saggi和Sengul（2009）构建的博弈模型,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及世界的意义。第五章分析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使用情况,介绍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分类、总体使用情况以及WTO部分协定中的SDT条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中国在WTO中的角色定位。第六章介绍了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以及总体增长趋势,针对中国在特殊与差别待遇中的受益情况予以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在哪些产品、部门享有了 SDT。根据实证结果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得出中国SDT受益情况的总体分析。第七章依据SDT的改革困境和各国主张,提出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意义,并提出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进而合理回应了发达国家的诉求。本文基于现实背景和以往文献研究成果,提出:在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是有其适用基础,继续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是发展权,发展中成员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基础仍未改变,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适用上,应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同时积极推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毕业”条款的制定,并且积极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此外,本文还指出:中国在WTO中的身份应该是超大型新兴经济体,但由于存在地区和部门的差异性,这一特性进而决定了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与角色。因此为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可考虑放弃或减少一些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国应该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维持WTO发展中国家地位视为两回事,也就是,由于中国发展差异性特性的存在,在具体的WTO谈判中,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改变策略,具体化为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范围上构建产品差异性,从而形成产品差异化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谈判策略,这是更为现实的做法。进一步的,中国应从一般意义上的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转变为争取各个产品下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性的谈判差异化目标。显然,这一实证结论应该也可以拓展到区域、双边和多边协定谈判中;通过测量产品的关税敏感性等,构建从产品角度出发的差异化谈判目标。中国作为WTO核心大国,积极推动SDT改革,将有利于打破WTO改革僵局,从而令这一贸易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彭昕[3]（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认为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张巩[4]（2021）在《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认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如今危机虽已过去十余年,但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依然乏力,难以摆脱不景气的困境。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多国采取“封国”政策,全球需求萎缩,投资规模锐减,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国际贸易面临不利的政策环境因素,贸易下降趋势不可避免。这表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生产资本拉动的最强劲的全球化已经落潮,西方发达经济体失去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与意愿,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退群、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事件都似乎印证了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伴随着逆全球化,各国保护主义呼声越来越强烈,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美国由全球化的倡导者转而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贸易摩擦的策源点。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贸易摩擦极易产生。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摩擦风险加大的国际局势,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从总体上来看,缺乏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的学说,而贸易摩擦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因此有必要也又有可能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研究贸易摩擦的根源及生成机理,并结合我国实践经验提出应对贸易摩擦的中国智慧。本文构建了一个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运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阐述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是以国际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由于各国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同导致国别价值存在差异,因此在按照国际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生产率较高、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的国家会获得超额利润;生产率较低、国别价值高于国际价值的国家就会亏损。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超额利润,在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国际分工,由该分工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是不稳定的,当这一关系发生变动或存在潜在变动因素时,极易产生贸易摩擦。同时,本文分析了贸易摩擦的根源,并对引起贸易摩擦的其它相关因素进行政治经济学解释。在此基础上,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几个方面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解释和说明能力。鉴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贸易摩擦成因具有特殊性,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分析了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的生成因素并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美国GDP增长率、中国技术进步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中美贸易摩擦数量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进一步印证了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其应对之策也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入手,不断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通过夯实国家基础,化解过剩产能,畅通经济内循环系统,加强金融市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途径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骆明婷[5]（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聂世坤[6]（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吴信坤[7]（2019）在《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国际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的全球化经济已经形成,投资自由化逐渐成为高水平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国际直接投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以资本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其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微观跨国公司,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然而,由于各国参与国际经贸投资活动收益的复杂化,导致各个参与主体获益与否、收益高低均难以直接体现,因此近年来许多国家（地区）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当前,针对国际直接投资收益问题的研究仅停留在其经济影响上,许多已有研究均围绕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经济增长效应、贸易创造效应等展开,鲜有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高低或收益份额直接测算的研究。本文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一国参与经贸合作的收益归根到底是该国的要素收益这一指导性理论,在对生产要素国民属性以及生产要素经济收益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从全球化要素合作结构出发,提出国际直接投资收益测算的理论框架,并对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原理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理论研究,生产要素的合作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内涵,生产要素所有者最终分享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国际直接投资中生产要素的收益高低由其相对稀缺性所决定,而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与生产要素等级、流动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高级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强、收益相对较高。在实证研究中,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限制,本文基于1998-2013《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收录的4582356个工业企业样本观测值,根据每家企业注册资本结构筛选出外商投资企业,选取其中390639个样本观测值构建微观企业数据集,对流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问题展开了研究。本文使用各企业中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税收收入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政府提供的经济要素的收益,对外商投资的收益分配问题进行了统计测算与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以上三类要素收益份额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并且从历史变迁的数据中能够发现很多有意义的结论。同时,本文基于当前所获得的数据和统计手段,尝试对国际直接投资中外要素收益进行了初略估算。本文基于测算得出的微观企业要素收益份额数据,使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影响生产要素收益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要素的等级高低是影响收益的关键。随后,本文在梳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政策的基础上,使用省级层面的数据,针对引进外商投资中我国土地要素收益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发现并证明了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高级生产要素获取高收益、低级生产要素获取低收益。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中,从生产要素收益角度来看,外商提供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专利技术、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其必然获取高收益,而我国提供的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相较而言获取低收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蒙受损失。为了改变这一现象,本文提出我国应从积极培育国内高级生产要素、完善国内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开展国际并购活动获取高级生产要素,以此增加我国高级生产要素拥有量,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收益水平,从而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
邓寅[8]（2019）在《技术扩散视角下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对后发成员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显着提速,重点表现在各国间缔结的区域贸易协定（RTA）数量膨胀及范围扩张。此轮区域化浪潮在理念与实践上呈现诸多新特征,其中发展中国家会同发达国家缔结的南北型RTA愈发成为主流。借力于南北型RTA,发展中成员国一方面积极回应发达伙伴国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及改善市场准入条件等方面倡议,以此谋求接入发达经济获得稳定外部需求;另一方面寻求吸收来自发达伙伴国的先进技术扩散,借此实现技术升级目标服务本国经济增长。但上述目标并非随南北型RTA缔结完成即自发实现,发展中成员国福利损益尚无定论。因此,深入剖析缔结南北型RTA后包括贸易模式和分工模式深度调整等更紧密经济联结的形成对各成员国的福利损益影响,尤其重视发展中成员国吸收发达伙伴国先进技术扩散时面临的包括渠道载体、内外条件等一系列因素及约束机制,对于评估南北型RTA对发展中国家吸引力并借此预测协定的长期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新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及新经济地理学等多元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通过多模型探讨以揭示不同形式RTA的经济效应,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缔结RTA后不同成员国在贸易条件、比较优势、贸易模式、思想流动等方面受到的或有影响。在理论论证基础上,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作为南北型RTA范例展开实证研究,将1987-2010年间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的15个OECD国家在16个细分行业下R&D投入的年度数据进行指数化处理,形成面板数据并对NAFTA发展中成员国墨西哥的国内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拟合,为保证结果稳健性列出四个彼此相异的计量方程进行求解。全文共分7章,安排如下。第一章阐述论文选题背景、研究意义、主题侧重、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及创新要点等内容;第二章分类整理与论文主题相关文献,分析归纳各文献研究方法与核心思想,并对各文献所涉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与提升空间进行述评;第三章基于现存RTA分类统计数据简要探讨其演进历史与发展脉络,区分新旧区域主义各自特征,评述由此引致的不同阶段下区域化浪潮发展绩效;第四章从静态视角审视区域贸易协定经济效应,在维纳范式（Vinerian Framework）基础上构建以Ricardian和Heckscher—Ohlin模型为蓝本的分析框架,以此剖析缔结RTA后产生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对不同成员国的影响,并重点探讨南北型RTA对发展中成员国的福利影响;第五章从动态视角阐述区域贸易协定经济效应,基于Romer报酬递增思想构建以Romerian和Grossman&Helpman模型为主体的贸易均衡与增长模型,以此剖析缔结RTA后成员国间开放贸易、放宽思想流动对各成员国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第六章旨在寻找作为南北型RTA范例的NAFTA对成员国间技术扩散影响的经验证据,从实证角度证明了这种正效应的显着存在,以此支持发展中国家寻求与发达国家缔结此类区域一体化安排的合理性;第七章总结本文观点并阐述政策建议,在上文关于南北型RTA对后发成员国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果基础上,针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制度完善的路径选择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并同时指出本文研究不足并探明进一步研究方向。本文所得结论如下:1、发展中国家会同发达国家通过缔结南北型RTA有效拓宽各国企业面临的市场广度,不仅有助于发展中成员家协调与发达伙伴国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弥补在技术条件、禀赋结构等方面的比较劣势,还由于对区域内贸易增长与投资扩张存在促进作用,实现发达伙伴国先进技术经由这些渠道有效扩散至发展中成员国,提速后者经济增长。2、致力于NAFTA对墨西哥本国TFP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数据期内基于墨西哥由NAFTA伙伴国美、加两国的进口贸易发生的R&D扩散效应对墨西哥本国TFP在统计上影响显着,而样本中其他OECD国家经由相同贸易渠道并未表现出对墨西哥的技术扩散效应;另一方面美、加两国对墨西哥基于贸易的技术扩散程度在NAFTA成立前后显着相异,从而参与NAFTA对墨西哥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3、结合当前我国主导“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经济合作新平台的阶段性成果及现实性问题,协调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成员国间的利益分歧意义重大但任务艰巨。在“包容性增长”共识下,我国应兼顾利用市场力量促成平台总收益最大与合理引导资源扶持后发国家经济增长两项责任,作为保证这些合作平台持续稳健发展的长期课题。本文主要创新要点包括:第一,基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对RTA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在禀赋结构、技术条件、实际收入水平方面存在差异的国家间缔结的南南、北北、南北型RTA进行模拟,为发展中国家选择合适形式的RTA提供较为可信的参考意见。第二,改善对跨国技术扩散的经验研究和检验方法。在数据挖掘上,弃用总量经济数据并深入至细分行业数据的整理;在数据使用上,将工业增加值作为构成各国R&D溢出指数的关键权数,能够避免因数据选择不当而引发的共线性及系数回归不一致。
姜舰[9]（2017）在《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海关监管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关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衔接国际、国内公共管理的“国门”,必须全面平衡“把关”和“服务”的关系。尤其是中国进入新一轮改革开放时期。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在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如何创新监管理念,以海关为中心,通过部门合作、“海关—商界”合作等方式改进现有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通关模式,不仅具有显着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对海关监管理论的创新。本文研究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我国海关监管制度,论文具体结构如下:第一章梳理文献,研究表明,现有西方海关监管理论更多以经典贸易理论模型和管理学分析方法为基础,理论分析中通常将进出口环节的众多成本为简化为一个统一的“关税”,但现实中虽然海关是口岸管理部门的中心、征收关税也是海关的基本职能,但实际贸易便利化政策效果和通关成本往往很大程度上受到便利化“短板”部门以及部门间协调效果的影响,因此需要建立专门的经济学模型研究;第二章的理论模型表明海关监管效率直接影响出口商对于东道国的选择,海关只有通过与其他口岸部门合作,并且将监管重点从事中货物监管向事前、事后的企业监管转移,加强自身政策透明,才更利于提升本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第三章“纵向”分析了中国海关现有监管制度的沿革、现状及特点,表明现有监管手段更多集中在事中的行政管理;第四章以新一轮改革开放为背景,分析中国海关在十八大之后主要推进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分析政策必要性和实施效果;第五章“横向”对比部分发达国家海关贸易便利化、服务标准化以及服务新业态的改革创新,并且结合中国海关关境保护、监管执法需要探讨其适用性和可行性;第六章在前述文献、理论模型、“纵向”和“横向”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海关监管制度未来进一步完善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海关监管对于外贸具有直接影响,但是发挥贸易便利化的政策效果需要海关与口岸部门合作,并且应该透明通关程序、加强海关与商业的合作。面对新一轮改革开放需要以及经济新势、贸易新业态,中国海关还需要在现场通关、加工贸易、跨境电商等监管领域进行改革,并且结合“互联网+政务服务”、全供应链服务便利、“一带一路”沿途口岸部门国际合作等领域继续深化改革。
马飒[10]（2015）在《要素流动、要素稀缺性与收益的国际差异》文中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从微观层面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基础,各国经济的相互融合渗透到了经济活动的整个过程。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质是以资本为载体的一系列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其结果形成了“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张幼文,2013）。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在要素流入国共同合作实现生产过程。一国出口的产品不再如传统分工下完全由本国的要素生产,而是成为多国生产要素共同合作生产的结果。传统国际分工向要素国际合作的转变,使得只有从“生产要素”这一生产投入的源头出发,才能清晰界定出一国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国民收益,一国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收益归根到底是其本国要素参与国际要素合作生产和出口中获取的要素收益。然而,现有相关研究将收益国际差异形成原因或者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垄断与不平等交换条件,或者归因于市场势力,又或者从技术水平差异和技术进步角度对其加以解释,但却都没有以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为基础,从生产要素层面来研究这一问题。鉴于此,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规律出发,具体论证要素稀缺性决定直接投资与贸易收益的国家间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绪论部分就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思路、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论文可能的创新进行了阐述。第一章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分别总结了直接投资收益国际差异以及贸易收益国际差异的相关研究并进行了相应述评。第二章对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规律、动因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要素层面解释了“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的形成机理。这是论述要素稀缺性决定国际收益差异的前提。在此基础上,第三章结合经济学基本原理,构建数理模型证明要素稀缺性决定直接投资收益国际差异。具体论证了高级要素与初级要素的国际分布在于前者主要归发达国家所有,而后者则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所有,高级要素与初级要素稀缺性不同决定了要素的溢价能力存在差别,从而决定要素合作生产中不同国家收益存在差异。随后第四章构建跨国面板数据模型对要素稀缺性决定直接投资收益国际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分别利用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和40个国家美国跨国公司微观数据说明要素稀缺性决定直接投资收益高低。在根据要素国别属性分离本国收益与外国收益的基础上,构建要素稀缺性指数以反映各国高级要素的稀缺程度,建立跨国面板数据模型验证要素稀缺性决定直接投资收益的国际差异。结果表明,东道国高级要素稀缺性与要素流出国和流入国收益比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且其作用力随着时间推移有微弱上升趋势。紧接着,第五章到第六章对要素稀缺性与贸易收益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第五章利用新新贸易理论模型与产业组织理论模型,具体论证了要素稀缺性通过决定出口产品质量和厂商数量而影响一国出口产品的溢价能力,一国高级要素稀缺性与其出口产品溢价能力成反比,而出口产品溢价能力高低直接影响了一国贸易利益大小。第六章通过构建跨国面板数据模型对此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一国高级要素稀缺性上升1%将导致该国贸易收益下降0.853%。第七章结合当前要素价格上升对中国引资与出口形成的挑战,说明了要素稀缺性决定国际收益差异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启示,指出培育高级要素,增加本国高级要素相对丰裕度、提高市场化水平以及促进一般贸易发展对未来中国要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扩大对外开放收益的重要意义。最后,是全文结论与启示。
二、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开放收益与成本的模型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开放收益与成本的模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本文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 |
| 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有限性和反面作用 |
| 2.3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更新与完善 |
| 2.4 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本文待研究议题 |
| 3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1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含义 |
| 3.1.1 对发展中国家无专门明确规定:1947-1954年 |
| 3.1.2 对发展中国家概念有了初步界定:1954-1985年 |
| 3.1.3 发展中国家区别的引入:1986-1994年 |
| 3.1.4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1995-2008年 |
| 3.1.5 发展中国家的再界定:2009年 |
| 3.2 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定模式 |
| 3.2.1 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 |
| 3.2.2 自我认定的适用基础 |
| 3.2.3 自我认定方式的争议 |
| 3.3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含义及渊源 |
| 3.3.1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3.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沿革 |
| 3.3.3 特殊与差别待遇内容 |
| 4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依据 |
| 4.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1.1 SDT的适用对象:发展中国家 |
| 4.1.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逻辑脉络 |
| 4.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意义 |
| 4.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内涵 |
| 4.3 理论模型构建 |
| 4.3.1 开放会员的MFN俱乐部(Open membership,OM博弈) |
| 4.3.2 排他性MFN俱乐部(Exclusive membership, EM博弈) |
| 4.3.3 将关税优惠纳入模型中 |
| 4.3.4 模型结论 |
| 5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具体使用情况分析 |
| 5.1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分类 |
| 5.1.1 特殊与差别条款具体分类 |
| 5.1.2 类别简介 |
| 5.1.3 简单评价 |
| 5.1.4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使用总体分析 |
| 5.2 WTO协定具体使用分析 |
| 5.2.1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2 《服务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3 《贸易便利化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4 农业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分析 |
| 5.3.1 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5.3.2 中国入世的承诺水平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
| 5.3.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情况 |
| 6 中国因特殊与差别待遇受益的实证分析 |
| 6.1 背景 |
| 6.2 贸易特征性事实 |
| 6.2.1 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 |
| 6.2.2 中国部分产品的总体增长分析 |
| 6.3 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方法和数据说明 |
| 6.4.1 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数据处理 |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 6.5.1 单变量分析 |
| 6.5.2 DID估计结果:基准回归 |
| 6.5.3 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平行趋势检验 |
| 6.6.2 安慰剂检验 |
| 6.7 扩展性分析 |
| 6.7.1 考虑出口国所在洲 |
| 6.7.2 考虑产品组影响程度差异 |
| 6.8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受益情况分析 |
| 6.8.1 SDT受益规模较小 |
| 6.8.2 SDT受益结构不均衡 |
| 6.8.3 可考虑“毕业”条款 |
| 6.9 中国受益产品的个别分析 |
| 6.10 实证分析意义 |
| 7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研究 |
| 7.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改革困境 |
| 7.1.1 如何界定“特殊性” |
| 7.1.2 如何界定“差异性” |
| 7.1.3 特殊与差别待遇具体问题 |
| 7.2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和各国主张 |
| 7.2.1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 |
| 7.2.2 发达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看法 |
| 7.2.3 发展中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立场 |
| 7.3 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理由 |
| 7.3.1 SDT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
| 7.3.2 SDT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 |
| 7.3.3 SDT对世界贸易水平的重要性 |
| 7.4 科学合理应对发达国家诉求 |
| 7.4.1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不应采取自我认定的方式 |
| 7.4.2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取消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4.3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被滥用 |
| 7.5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 |
| 7.5.1 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 |
| 7.5.2 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5.3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7.5.4 鼓励非线性的评估,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 |
| 7.5.5 “毕业”的主动承诺 |
| 7.5.6 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实际享受的SDT条款细则 |
| 附录2 WTO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
| 附录3 贸易便利化协定承诺情况 |
| 附录4 农业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
| 附录5 水果组产品代号说明 |
| 附录6 寡头垄断贸易模式的关税建立 |
| 附录7 特殊与差别待遇效应的实证分析 |
| 1. 背景 |
| 2. 对发展中国家的效应模型 |
| 2.1 模型说明 |
| 2.2 计量模型设定 |
| 2.3 数据说明 |
| 3. 实证分析及检验 |
| 3.1 回归结果分析 |
| 3.2 识别假设检验 |
| 3.3 稳定性检验 |
| 3.4 结论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的提出 |
| 0.2 研究意义 |
| 0.2.1 理论价值 |
| 0.2.2 现实意义 |
| 0.3 研究思路与结构框架 |
| 0.4 研究方法 |
| 0.5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1章 贸易摩擦问题的相关研究综述 |
| 1.1 贸易摩擦的内涵 |
| 1.2 贸易摩擦的成因 |
| 1.2.1 贸易摩擦成因的微观理论 |
| 1.2.2 贸易摩擦成因的中观理论 |
| 1.2.3 贸易摩擦成因的宏观理论 |
| 1.2.4 贸易摩擦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 |
| 1.3 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
| 1.4 文献评述 |
| 第2章 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 2.1 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源:生产相对过剩 |
| 2.2 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国际价值规律与国际生产价格规律 |
| 2.2.1 国际价值规律、国际生产价格规律与国际超额利润的形成 |
| 2.2.2 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形成 |
| 2.2.3 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变化引致的贸易摩擦 |
| 2.3 贸易摩擦的内因分析:国内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
| 2.4 贸易摩擦的外因分析: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
| 2.4.1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业间贸易的分析 |
| 2.4.2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 |
| 2.4.3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品内贸易的分析 |
| 2.4.4 技术进步引发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与冲突的一个模型——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 |
| 2.5 贸易摩擦中的认知冲突: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间差异 |
| 2.6 贸易失衡引发贸易摩擦的表象与本质 |
| 第3章 贸易摩擦成因的分类考察 |
| 3.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3.1.1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1.2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1.3 案例分析:美墨卡车跨境运输争端案 |
| 3.2 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3.2.1 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2.2 案例分析:特朗普时期的美欧经贸冲突 |
| 3.3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3.3.1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3.2 案例分析:印度对华的反倾销贸易争端 |
| 第4章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的成因分析——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
| 4.1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成因的特殊性 |
| 4.2 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轨迹 |
| 4.3 中美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4.4 中美贸易摩擦生成因素的实证检验 |
| 4.4.1 变量的选取 |
| 4.4.2 实证检验过程 |
| 4.4.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第5章 贸易摩擦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若干结论及应对策略 |
| 5.1 贸易摩擦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若干结论 |
| 5.2 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及其国际差异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 |
| 一、工资影响 |
| 二、技术溢出 |
| 三、对外贸易 |
| 四、经济增长 |
| 第三节 国际贸易收益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 |
| 第四节 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 |
| 一、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产生与衍化 |
| 二、功能性收入分配主流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第二章 生产要素收益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生产要素分类及其国民属性 |
| 一、生产要素 |
| 二、经济要素与全球化要素 |
| 三、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 |
| 第二节 生产要素的等级差异与流动性差异 |
| 一、生产要素的等级差异 |
| 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差异 |
| 三、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征与决定因素 |
| 第三节 成本核算、作业成本法与产品成本的要素归集 |
| 一、会计成本核算 |
| 二、作业成本法理论内涵 |
| 三、生产要素与最终成本 |
| 第四节 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及其影响因素 |
| 一、生产要素价格决定 |
| 二、生产要素经济收益 第三章 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特征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原理 |
| 第一节 全球化经济的微观基础与本质特征 |
| 一、全球化经济发展基本趋势是投资自由化 |
| 二、国际直接投资本质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要素流动内涵 |
| 一、国际寡头垄断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三、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的要素观 |
|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五、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中的要素观 |
|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分析原理 |
| 一、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分析理论基础 |
| 二、国际直接投资中主要要素收益类别 第四章 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要素层面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特点 |
| 一、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二、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新特点 |
| 三、我国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要素动因的实证分析 |
| 一、高级生产要素积累与对外投资规模理论研究 |
| 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已有研究 |
|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第五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益分配实证研究(一)——劳动、资本及税收收入测算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与理论假说 |
| 一、生产要素与生产要素收益 |
| 二、理论模型 |
| 三、理论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
| 二、收入份额计算 |
| 三、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外资企业资本、劳动及税收收入份额现状 |
| 一、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的总体现状 |
| 二、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的地域差异与行业差异 |
| 三、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历史变迁 |
| 四、不同要素收益的国民属性分析 |
| 第五节 外资企业资本、劳动及税收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一、估计方法选择 |
| 二、估计结果与实证结论 |
| 三、模型稳健性讨论 第六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益分配实证研究(二)——土地收入水平分析 |
| 第一节 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方式与途径 |
|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
| 二、行政划拨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 |
| 三、租赁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四、通过作价或入股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五、转让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六、获取集体土地使用权 |
| 第二节 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演变 |
| 一、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逐渐完善 |
| 二、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最新变化——以上海市为例 |
| 第三节 有关外资用地政策对我国土地收入的不利影响 |
| 一、低价格供地 |
| 二、土地协议出让 |
| 三、经济开发园区 |
| 第四节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土地要素收益 |
| 一、前提假设与模型建立 |
|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三、估计结果与实证结论 |
| 四、模型稳健性讨论 全文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相关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
（8）技术扩散视角下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对后发成员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方法与论文结构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论文结构 |
| 1.2.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与区域贸易协定(RTA)相关的研究 |
| 2.1.1 区域、区域化与区域主义的不同含义 |
| 2.1.2 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扩大效应 |
| 2.1.3 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增长效应 |
| 2.2 内生增长理论与跨国技术扩散相关研究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的发展 |
| 2.2.2 跨国技术扩散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
| 2.3 列举省略策略的应用 |
| 2.3.1 对NAFTA贸易扩大效应的检验 |
| 2.3.2 对NAFTA资本加速效应的检验 |
| 2.3.3 对NAFTA经济周期联动效应的检验 |
| 2.3.4 对NAFTA经济增长效应的检验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历程与现实特征 |
| 3.1 世界范围内RTA发展现状概述 |
| 3.1.1 数量分析 |
| 3.1.2 趋势分析 |
| 3.1.3 国别分析 |
| 3.2 当前RTA发展溯源 |
| 3.3 “新区域主义”浪潮下区域贸易安排的基本特征 |
| 3.3.1 综合性 |
| 3.3.2 区域间性 |
| 3.3.3 开放性 |
| 3.3.4 主体化 |
| 3.3.5 趋同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效应:静态分析 |
| 4.1 区域贸易协定的福利损益分析:Vinerian框架 |
| 4.1.1 缔结RTA前的各国贸易情况 |
| 4.1.2 缔结RTA后的各国贸易情况 |
| 4.1.3 福利提升型RTA的实现途径 |
| 4.1.4 对经典Vinerian框架经济学含义的思考 |
| 4.2 区域贸易协定与基于技术条件差异的比较优势:Ricardian模型 |
| 4.2.1 缔结RTA前各国的贸易情况 |
| 4.2.2 缔结RTA后各国的贸易情况 |
| 4.2.3 区域贸易协定在Ricardian模型下呈现的经济学含义 |
| 4.3 区域贸易协定与基于禀赋结构差异的比较优势:Heckscher-Ohlin模型 |
| 4.3.1 缔结RTA后 Heckscher-Ohlin模型中个体的经济行为 |
| 4.3.2 缔结RTA后 Heckscher-Ohlin模型的创新分析:数值模拟结果 |
| 4.3.3 区域贸易协定在Heckscher-Ohlin模型下呈现的经济学含义 |
| 4.4 区域贸易协定与基于空间分布的集聚现象:中心——外围模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效应:动态分析 |
| 5.1 区域贸易协定与基于贸易开放的技术扩散:Romerian模型 |
| 5.1.1 开放经济下Romerian模型的研究重点与核心假设 |
| 5.1.2 开放经济下Romerian模型的基本设定 |
| 5.1.3 对R&D部门的第一种设定 |
| 5.1.4 对R&D部门的第二种设定 |
| 5.1.5 对两种R&D部门范式及其内生增长结果的比较 |
| 5.1.6 基于开放贸易的经济一体化及其增长效应 |
| 5.1.7 对开放经济条件下Romerian模型的修正解释 |
| 5.1.8 对Romerian模型不足之处的反思 |
| 5.2 区域贸易协定与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Grossman& Helpman模型 |
| 5.2.1 国际间的品牌多样化 |
| 5.2.2 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贸易均衡 |
| 5.2.3 贸易均等化下各成员国的生产专业化模式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与成员国技术扩散:经验证据 |
| 6.1 缔结NAFTA的背景与基础 |
| 6.1.1 NAFTA谈判与成员国目标 |
| 6.1.2 NAFTA的关键条款 |
| 6.1.3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后的墨西哥经济概况 |
| 6.1.4 抽离NAFTA影响后墨西哥经济绩效所面临的潜在挑战 |
| 6.2 参与NAFTA后墨西哥的经济运行特征 |
| 6.2.1 区域内贸易扩大 |
| 6.2.2 资本流动加速 |
| 6.2.3 经济波动趋缓 |
| 6.2.4 商业周期联动性渐强 |
| 6.3 NAFTA的经济增长效应:典型事实与实现路径 |
| 6.3.1 缔结NAFTA后墨西哥的经济增长绩效 |
| 6.3.2 缔结NAFTA后墨西哥经济增长的外部源泉及传导渠道:实证检验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2.1 对发达国家的启示 |
| 7.2.2 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
| 7.3 中国关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海关监管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理论意义 |
| 1.1.4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公共部门经济学和海关监管理论 |
| 1.2.2 贸易便利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1.2.3 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公共部门合作关系 |
| 1.2.4 海关监管效果及影响因素分析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结构 |
| 1.3.3 数据来源及相关说明 |
| 1.4 创新点及不足 第2章 海关监管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 |
| 2.1 贸易与海关监管相关理论 |
| 2.2 海关监管与贸易互动机制分析 |
| 2.2.1 海关监管对于出口市场选择的影响分析 |
| 2.2.2 海关监管对于贸易抑制作用分析 |
| 2.2.3 海关监管对于贸易激励作用分析 |
| 2.2.4 贸易推动海关监管转型升级的机制分析 |
| 2.3 海关及口岸部门“单一窗口”的作用分析 |
| 2.3.1“单一窗口”对申请事项审批数量的影响分析 |
| 2.3.2“单一窗口”对申请事项等待时间的影响分析 |
| 2.3.3“单一窗口”的动态性影响分析 |
| 2.4“海关—商业”经认证的经营者（AEO）模式机制分析 |
| 2.5 海关信息透明对开放经济运行的影响分析 |
| 2.5.1 透明度对合并均衡和分离均衡的影响分析 |
| 2.5.2 信息透明度与经济运行效率的关系 |
| 2.5.3 信息透明度与市场垄断效力 |
| 2.5.4 信息透明度与经济周期 |
| 2.6 基本观点 |
| 2.7 本章小结 第3章 中国海关监管制度概况 |
| 3.1 中国海关监管制度沿革 |
| 3.2 中国海关监管制度现状 |
| 3.3 目前中国海关监管制度特点 |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主要措施及其海关监管新要求 |
| 4.1 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主要措施 |
| 4.1.1 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
| 4.1.2 提升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 |
| 4.1.3 改善全球治理结构、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 |
| 4.1.4 服务“新常态”，改善公共制度供给 |
| 4.1.5 适应国内、国际新规则 |
| 4.1.6 跟踪世界经济新方向 |
| 4.1.7 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开放 |
| 4.2 新形势下中国海关监管面临的新问题 |
| 4.2.1 海关关境保护环境分析 |
| 4.2.2 海关监管执法环境分析 |
| 4.3 海关、商业合作的新形势 |
| 4.3.1 各国海关积极缔约多边协议，将监管、服务纳入共同法律框架 |
| 4.3.2“海关-商界”加强信息对接，实现以数据换便利 |
| 4.3.3 创新海关监管服务措施，适应国内外贸易新业态 |
| 4.4 本章小结 第5章 海关监管措施及效果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贸易便利化方面 |
| 5.1.1 预先申报、裁定 |
| 5.1.2 电子平台和电子支付 |
| 5.1.3 货物与海关税费分别处置 |
| 5.1.4 风险管理 |
| 5.1.5 海关稽查 |
| 5.1.6 经认证的经营者 |
| 5.1.7 易腐货物快速处理 |
| 5.1.8“单一窗口”和口岸机构间协调 |
| 5.1.9 在海关监管下的货物进口运输 |
| 5.2 监管服务标准化方面 |
| 5.2.1 区域经济体内部的“一体化窗口” |
| 5.2.2 快速放行及平均放行时间确立 |
| 5.3 服务新型业态方面 |
| 5.3.1 服务全球一体化生产 |
| 5.3.2 服务全球一体化科研 |
| 5.3.3 服务全球一体化监管 |
| 5.3.4 服务全球一体化物流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中国海关监管深化改革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中国海关监管制度深化改革建议 |
| 6.3 未来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符号说明 致谢 个人简历及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要素流动、要素稀缺性与收益的国际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问题的提出 |
|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的总体思路 |
|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 |
|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直接投资收益及其国际差异 |
| 一、关于直接投资收益及其国际收益差异的理论研究 |
| 二、关于直接投资收益及其国际收益差异的实证研究 |
| 第二节 贸易收益及其国际差异 |
| 一、贸易利益的衡量 |
| 二、贸易利益的国际差异 |
| 三、决定贸易利益国家间差异的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规律、动因与影响 |
| 第一节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相关文献回顾 |
| 一、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要素流动观点 |
| 二、传统跨国投资理论 |
| 三、基于新贸易理论的跨国投资理论模型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全球化经济下要素内涵的变化与外延的扩展 |
| 一、生产要素 |
| 二、经济要素 |
| 三、全球化经济要素 |
| 第三节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基本规律 |
| 一、不同生产要素存在流动性差异 |
| 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差异对流向的影响 |
| 三、经济要素与全球化经济要素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决定因素 |
| 第四节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动因 |
| 一、要素稀缺性决定要素收益 |
| 二、生产要素在国家间的相对稀缺性差异 |
| 三、国家间要素稀缺性差异对要素流动的影响 |
| 第五节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影响 |
| 一、要素流动改变了流入国的要素供给结构 |
| 二、要素流入使得闲置生产要素得以充分使用 |
| 第三章 要素稀缺性与直接投资收益的国际差异——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要素稀缺性与要素收益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生产要素的国别分布与稀缺性差异 |
| 一、高级要素与初级要素的国别分布 |
| 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要素稀缺性差异 |
| 第三节 要素稀缺性与直接投资中收益的国家间差异 |
| 一、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均衡与收益 |
| 二、初级生产要素市场均衡与收益 |
| 三、要素稀缺性与直接投资收益的国际差异——理论模型 |
| 小结 |
| 第四章 要素稀缺性与直接投资收益国际差异：经验分析 |
| 第一节 要素稀缺性与直接投资收益的国际差异——基于BOP数据的分析 |
| 第二节 要素稀缺性与直接投资收益的国际差异——基于要素国别属性的分析 |
| 一、要素流动下直接投资收益的分割 |
| 二、要素稀缺性与不同收入水平的要素流入国收益差异 |
| 三、不同收入水平要素流出国的收益差异 |
| 第三节 要素稀缺性与直接投资收益国际差异的经验分析 |
| 一、实证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二、模型检验与估计 |
| 三、主要结论 |
| 第五章 要素稀缺性与贸易收益的国际差异——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要素等级、出.产品质量与出.产品溢价能力 |
| 第二节 要素稀缺性、厂商数目与产品溢价能力 |
| 一、厂商数目与产品溢价能力 |
| 二、要素稀缺性与厂商数量 |
| 第三节 要素稀缺性与不同贸易类型的国民收益 |
| 一、主要贸易类型分类 |
| 二、要素稀缺性与贸易的国民收益 |
| 小结 |
| 第六章 要素稀缺性与贸易收益的国际差异：经验分析 |
| 第一节 贸易利益的衡量 |
| 第二节 要素稀缺性决定贸易收益差异的经验分析 |
| 一、实证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二、模型检验与估计 |
| 三、主要结论 |
| 第七章 要素稀缺性、收益的国际差异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 |
| 第一节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引资优势形成的挑战 |
| 一、中国与周边主要发展中国家引资要素竞争力比较 |
| 二、经验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出.优势的影响 |
| 一、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国际比较 |
|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出.优势影响的经验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要素稀缺性、收益的国际差异及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启示 |
| 一、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培育高级要素 |
| 二、提高市场化水平，打造引资新优势 |
| 三、发挥进.、人力资本和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一般贸易发展 |
| 全文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主要启示 |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表一 全球40个国家高级要素稀缺性指数 |
| 附表二 仅考虑资本要素的ln（φF/φH）个体变系数模型回归结果 |
| 附表三 仅考虑资本要素的ln（φF/φH）回归系数排名 |
| 附表四 高级要素稀缺性指数对直接投资收益比的弹性系数排名 |
| 附表五 美国对外投资的40个国家出.中包含的美国要素收益 |
| 附表六 扣除外国要素前的出.中本国贸易增加值比重 |
| 附表七 扣除外国要素后的出.中本国贸易增加值比重 |
| 后记 |
| 作者读博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四、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开放收益与成本的模型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D]. 徐乾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3]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4]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张巩. 辽宁大学, 2021(02)
- [5]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6]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7]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D]. 吴信坤.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8]技术扩散视角下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对后发成员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邓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海关监管制度研究[D]. 姜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10)
- [10]要素流动、要素稀缺性与收益的国际差异[D]. 马飒.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