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的阵地──中共早期党校(论文文献综述)
朱鸿亮[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提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孙珊[2](2021)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文中提出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选取上海区域作为个案,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深入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实践进程以及传播的主体、载体、途径、内容等,归纳总结了上海地区早期传播的特征与启示,阐述了上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程中的地位影响及其在中国革命面貌改观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上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上海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经济政治环境、思想文化生态、工人阶级基础等条件,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创造了中国其他地区未能提供的区域优势,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播种、开花、结果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芸集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引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以及苏俄革命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列宁主义等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从纷然杂陈的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改造和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海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探索之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实践,推动了诸多“开疆拓土”般事件率先在上海发生,如首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首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新型工会组织的诞生、“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等培养革命干部学校的涌起、担任中共一大等重要会议的召开地以及13年的中共中央驻地等,取得了卓越的传播效果和辉煌的历史成就。故而,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伟大历程的起点,是当仁不让的中国“红色之城”和中国共产党“初心之地”。基于传播学理论,结合历史文献学、区域史学、传播学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研究,分析归纳了传播进程中呈现的显着特征,具体表现为传播主体的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传入渠道的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传播内容的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传播途径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传播过程的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等,彰显了上海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开拓性品质。诚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和探索经验缺乏,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譬如在传播内容上,上海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较为肤浅,理论准备有所欠缺;在传播载体途径上,多重传播方式的综合作用虽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但通过报刊、着作、演讲集会、平民夜校等途径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毕竟是少部分工农群众,有机会参加夜校的工人数量极少,且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传播深度和广度上尚有欠缺;在传播话语上,虽早期传播者注重理论的通俗化、口语化传播,但还存在力度不够、尚未满足民众需求等状况。然而瑕不掩瑜,历史局限的存在固然不能遮挡或否定上海地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之一,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历程,更为明晰其作出的开创性历史贡献: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促进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巨大、成果最为丰硕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精神支柱和现代文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基础;培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上海工农学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党团组织的建立,指导引领了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播活动及其党团组织建立,彰显了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在总结影响、特征、效果和局限的基础上,从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等方面提炼并阐述了早期传播所带来的现实启示。概言之,从初心之地上海探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必然,为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历史依据与学理支撑,是继承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路径探索征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杨佚楠[3](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影响国家存亡、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实现繁荣兴盛、生生不息。早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就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进行文化建设实践后总结出的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契合人民现实需要、适合中国文化国情的正确文化发展道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新时代所赋予的新气象、新矛盾和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建设领域始终明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而深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思想、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动力来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等等都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新内涵。此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也变得更具世界意义,即不仅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要以世界眼光来观照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探索有力举措以确保多维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基于此,本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阐述为出发点,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价值目标、现实境况和实践举措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理论背景、现实背景和时代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研究综述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之处等,为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奠定基础。第二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从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两个方面进行内涵界定。在对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阐释上,首先从中西方两个角度阐述不同文化环境中关于文化的不同理解,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进行详尽阐释。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阐释上,首先明确了核心关键词新时代的特定含义,再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发展道路加以表述。最后从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战略任务和伟大目标三个方面,详细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具体来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主体;坚持以当代中国国情为现实依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涵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为动力来源;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坚持以交流互鉴促进国际文化交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目标包括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坚定并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第三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本章以重要历史节点为划分依据,梳理并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总结出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都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初步思考,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在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接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文化建设实践中完成了从最初探索到认知深化,再到正式确立的一系列过程。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不仅在国际国内日新月异的文化发展环境中实现了内涵上的丰富,还得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一元主导与多元共生相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践行原则。第四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言,其价值目标在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层面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追求:从个人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存在;从社会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从国家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世界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这四个方面的价值目标既相辅相成、又内在统一,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体系。第五章为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况。从实践成效来看,当今社会的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从严峻挑战来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对这些现实境况进行具体分析,能够为实践举措的探索提供明确方向。第六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本论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应当有针对性的应对前文所述及的严峻挑战。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量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通过坚守以人民为中的发展思想、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来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现代文化产业;通过打造事前正面宣传机制、事中科学引导机制、事后反思调整机制来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通过对内增强文化交流安全意识、对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来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论文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首先,在论文选题上具有创新之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概念一经提出,与此相关的研究可谓比比皆是。但本论文选题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研究置于新时代背景之下,在新时代的新特征、新需要和新问题之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未来的发展之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次,在研究框架上有所创新。在谋篇布局上,本论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价值逻辑角度出发,论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内容,提升了整篇文章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在研究框架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创新。第三,在研究观点上有所创新。本论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且符合时代需求的学术观点,如:从新中国、新时期到新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建设都为新时代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四个层面具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可以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五个方面出发,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解决之策。然而,鉴于笔者本人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视野有限,本论文仍然具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选题颇为宏大、内容涵盖丰富,仅用两三年时间、十余万字将其讲清说透,是比较困难的。此外,本论文选题属于典型的社会现实问题,且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但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笔者本人虽在行文中结合了现实案例,但就自身而言很难开展具体的实证工作和调研活动,这使得针对该选题的实证研究难以充分进行,使该论文缺少一定的量化数据加以支撑,在研究结论上无可避免的稍显单薄。但从理论研究的动态发展上看,这些不足之处也恰恰印证了该主题具有强大的研究空间并为笔者未来的研究之路提供了强大动力。
张锦花[4](2021)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这是我们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原创性贡献,是我们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巨大飞跃。国内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联系、情感上相互亲近,各少数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是国内各民族简单的组合,而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点,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共同体,其中起着“黏合剂”作用的是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共同居住的广袤国土,是团结一致、驱逐外辱、寻求解放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各民族成员对共有身份——“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历史传统,源起于传统“华夷一统”思想,在古代无论是“华”,还是“夷”,尽管文化形式各异,居住在不同的区域,但都是炎黄子孙。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无论采取武力征服、羁縻、和亲等政策,都在维护国家统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列强入侵、生灵涂炭,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共同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不断衍生和发展,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全社会对“中华民族”概念广泛的讨论,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逐渐接受,中华民族意识进一步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国内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极大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是对中华民族与各个少数民族的关系的认识的一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形势,立足我国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传统,立足新形势新要求,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得以基本形成。2014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科学论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这一论断的形成,同样经历了逐渐发展形成的过程,经历了从“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确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几个阶段,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民族工作规律的认识的深化和飞跃,对中华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掌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就非常关注西藏。党的十八大以来,亲自主持召开第六次和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机遇西藏特殊关怀,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新时代在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要求和根本引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纲领性原则,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西藏工作实际,深刻揭示了西藏工作的内在规律。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藏面临“五期叠加”新的阶段性特征。西藏作为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成分众多,宗教因素突出,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必须将民族宗教因素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来考虑。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实行改革开放,彻底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摆脱了贫困。但是,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一刻没有停止,境内外企图分裂祖国,破坏安定和平大好局面的反动势力仍然存在,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当“管肚子”的问题解决以后,“管脑子”的问题仍然任务艰巨,如何让西藏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必须通过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不仅是新时代西藏工作“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要求,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坚持西藏工作的着眼点着力点,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提升西藏各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凝聚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力量。本文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政策、实践及反思四个维度出发,进行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梳理、价值意义阐释、实证分析调查、剖析问题实质、路径选择探析。其中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及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国内外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趋势及学术观点,并从宏观层面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对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与界定,以期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起、雏形、形成、发展与确立的不同历史形态进行梳理总结,从而夯实研究根基。第二章主要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首先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共同体思想,其次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再次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寻找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依据,最后对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论述总结归纳并概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论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提出新时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遵循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还要立足于西藏特殊的民族宗教实际,正确处理好“一”和“多”、“同”和“异”、“恒”和“变”的关系。第四章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分析了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依据与现实机遇,从古代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与内地其他民族之间的互动,近代以来西藏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巨大历史贡献,以及当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与系统工程战略性工程,关键是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现实命题的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既是理论研究也是现实问题研究,为了避免主观臆断和偏见,采取对西藏高校大学生、西藏农牧区、西藏城市社区进行定量调查,以问卷调查与访谈方法与形式,分析他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第五章内容,本章主要以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为主,以西藏7所高校中的部分在校大学生与教师、西藏农牧区的部分农牧民与驻村干部、城市社区中的部分市民与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累计发放问卷3000余份,访谈人数300余人,并通过SPSS数据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研究结论,为论文的研究增加数据支撑与可靠依据。第六章立足实证分析,剖析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为第七章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构建提供了路径构建依据。着眼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是多样的,其中政治建设是根本保障,经济发展是重要基础,文化认同是精神纽带,社会认知是关键,教育宣传是手段,只有这几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努力化解各种不利因素,才能使西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更加坚固。
付甜甜[5](2020)在《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20年代初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召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完成了从稚嫩到成熟,从理论模仿、照搬到结合中国实际最终实现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外源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离不开每个参与其中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各种文艺组织、刊物等的推动。座谈会前,以组织形态为划分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社团时期(1921年至1930年,主要以文学社团为平台的传播时期)、“左联”时期(1930年至1936年,主要以“左联”为依托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延安文艺前期(1937年至1942年,依托多种类型组织的发展时期)。不同时期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包含优点也有局限性。不同阶段的组织形态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下一阶段的组织方式既有对上一阶段的继承也有发展,它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问题。但无论是发展还是问题,又都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起点。在这种组织形态的更替与演进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成为组织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团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以个体身份有限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一过程;“左联”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主导下的群众性文学组织——“左联”参与到这一进程,但受到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在“左联”后期,党组织与“左联”一度失去联系;延安文艺前期,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但此前党与文艺组织间松散的联结关系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介入与领导不够;二是因缺乏经验及党内的错误思想,造成了一些失误。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以文学社团为依托。文学社团作为本时期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集团性的论战方式、激进的论战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文论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文学社团集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于一体,社团内的理论家与当下文坛、文本紧密联系,理论与文学实践互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开始就带有一种实践性品格;论战过程中各社团为了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理论武器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为此后他们实现联合、成立“左联”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局限性也客观存在:身处在社团中的理论家难以改变的、基于社团利益的先在立场,使得他们在提倡某种理论时,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甚至误解、扭曲,导致理论的偏狭、偏激;文学社团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其群体行为在思维以及决策上的特点,助长了“左”的倾向,压抑了左翼文学内部多元化观点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留有封建宗法组织的痕迹,为了标榜自己的观点而导致门户之见,忙于无谓论争与内耗,未认真进行学理辨析,不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时期在国内的发展还是初步的、稚嫩的且有很大片面性。“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以群众性文艺组织“左联”为具体依托。“左联”与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相比既有一些共性,也有不同之处。共性在于:在社团生存方式上,他们都采取激进的、对外论战的生存策略;在人事关系上,普通盟员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以刊物作为联结的纽带。不同之处在于:从立场上看,“左联”成立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立场的一致,而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基本都是同人社团,更多是以文学观点、趣味的一致作为集合的因素;从组织结构来看,“左联”比普通文学社团结构更为严密,且多了一个机构——党团。“左联”的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它将文坛上的左翼文艺团体以及个人都收入麾下,结束了左翼文坛论争不断的混乱局面,保存并壮大了左翼文艺力量。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初步的中国化。“左联”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左联”内部有两个领导核心一一党团与鲁迅,这两个核心之间因“左联”后期“联络人”的不确定性以及非面对面的交往模式而导致沟通不畅,不利于“左联”文艺活动的深入开展;其次,“左联”是一个以社团间联合为主导的新型文学组织,这使得“左联”的组织基础薄弱,内部思想分歧并不时论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与隔阂;最后,“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左的、机械主义的倾向也对“左联”有着直接的影响。延安文艺前期,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里获得了相对自由多元的发展空间。因此座谈会之前,各种类型的文艺组织蓬勃发展。粗略地划分,这些文艺组织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由结社的知识分子型文学社团、一类是以文艺演出为主的文艺团体。前者主要继承了国统区的左翼文艺传统,后者则承继苏区文艺而来。这些蓬勃发展的文艺组织部分地克服了“左联”后期所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本时期组织形态上的最大特点是党的高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指导。但是座谈会之前的文艺组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量大、种类多、层次丰富,但是没有一个核心的领导组织进行统一的管理,这就造成文艺组织各自为政,莫衷一是。各文艺组织虽然明确文艺活动的大方向,但是对具体文艺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第二,《讲话》前文艺活动总体上是在一种比较自由的氛围内开展,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战时敌我斗争的情况下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如一些文艺团体内部过于散漫、缺乏纪律性与集体意识、个人主义严重等。这就影响了文艺活动的深入,甚至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都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讲话》形成的重要背景。结语部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总结《讲话》前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特点及这种特点对理论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次,梳理了三种组织形态下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子命题的推进。这实际上是对论文主题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解读;最后,总结了《讲话》形成的背景以及《讲话》作为文艺理论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牛凤燕[6](2020)在《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媒体时代,社会整体传播环境和传播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文化传播特点、受众需求及利益关注点都发生着新的变化。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主的新兴媒体,作为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性力量,改变着社会整体传播系统和权力结构,改变着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主导的以媒体机构为基本单位的信息传播模式,重构着媒体与民众之间的传播秩序和权利关系,传播受众话语权日益提升。新的时代境遇和技术环境,也改变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和形态,这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积极回应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当前,多元社会思潮活跃,强势挤压主流意识形态作用空间,技术升级更是扩大和加快了各种社会思潮的覆盖面和传播速度,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胁。再加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方法、载体、机制等在一定范围内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于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也缺乏有说服力的解答等。这些都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阻碍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甚至出现学术理论界乃至普通群众热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全媒体时代,我们要改进现有传播模式,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效能,逐步实现人们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可以通过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来助力。本文侧重于对全媒体时代国内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实然”状态探讨,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基本思路。首先,对本文涉及的一般理论和基础概念进行梳理,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全面审视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成要素,从学理上阐明研究和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缘由和意义。其次,从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时代境遇入手,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框架。再次,具体考察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一般理论分析。本章对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进行一般理论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对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相关概念、构成要素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分析,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本章的重点聚焦于全媒体、全媒体时代、机制、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等概念界定,通过界说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相关概念,分析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成要素,进而阐释全媒体时代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意义。第二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新时代境遇。本章分析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其中既有信息技术升级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有利支撑、技术换代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民众观念更新带来的传播机遇;又有全媒体时代整体传播环境的负向影响,传播主体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亟待更新,传播受众注意力被各媒体平台分散,各层级媒介尚未适应技术更新带来的变化等问题,这些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减弱,马克思主义传播也面临困境和难题。第三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问题分析及构建框架。本章从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特点的分析入手,探讨当前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传播主体的组织方式和综合素质制约着传播效能发挥,传播内容更新滞后于传播受众现实需求,各类传播资源尚未有效整合阻滞着传播顺畅运行以及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有待加强等等,并在此基础上从主体协同机制、内容创新机制、资源整合机制以及反馈评价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框架。第四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协同机制。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除了包括传统媒体时代的主体力量,如党和政府各级组织、专业的学术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体的各层级教育部门、各层级官方主流媒体等,还包含时代发展和技术升级带来的主体扩容,主要扩展对象是大众传播媒体从业者以及部分自媒体宣传力量等。但当前各层级传播主体存在各自为战缺乏系统协同,政治素质、理论素养、专业素质、媒介素养以及新技术应用能力良莠不齐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全媒体传播的主体协同优势,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主体要素。第五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仍然是内容为王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主要通过传播内容和话语表达两个要素的优化和创新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可以通过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重点的现实转换,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调整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对接国家战略和社会现实实践更新传播内容来实现。而话语表达创新,则需要从注重传播内容解读的人本视角,推动多重传播话语的融合互补以及适应全媒体时代民众的话语偏好三个方面努力。第六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资源整合机制。伴随着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全媒体时代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丰盈的信息资源、媒介资源以及监管资源,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和平台是提升传播效能的关键所在。要通过打造全媒体互联媒介平台,实现不同媒介平台的资源共享,进一步构建起全媒体传播体系;要通过整合显隐互济的传播方式,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效能;要整合多层级监管资源,借助大数据舆情监管等方式,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监督和管控,不断增强舆论引导能力。第七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馈评价机制。研究全媒体时代思想文化传播特点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不同受众群体的心理预期和思想行为接受特点,立足民众利益诉求,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巩固并完善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机制。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综合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进行全面分析,明确效果评价的主体、标准及相应的互动反馈,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评价机制。
张戈[7](2020)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无神论发展的高级阶段,同时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就是通过社会宣传、学校教育等手段,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世上无神”的基本事实。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并将其纳入宣传思想工作的整体部署,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成效。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大原则的新要求,面对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新任务,面对传承中华人文精神的新课题,还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理当讲清“世上无神”的基本事实。为此,可以从本体论上揭示“神”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以此回答“为什么世上无神”;从认识论上剖析“神”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以此回答“为什么有人信神”;从方法论上阐释“神”存在的长期性和最终消亡的必然性,明确在尊重信教群众信仰选择的同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此回答“怎么对待本无的神和信神的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面向全体人民,但也要有针对性地突出主要对象。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关乎党和国家的未前途命运,应以他们为重点;党员干部的精神信仰关乎党和国家兴衰存亡,应以他们为关键;农民群众的思想状况关乎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应以他们为难点。做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做好基础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逐步消除“神”存续的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二是用好学校主渠道,在大中小学和党校(行政学院)的课堂教育中融入无神论;三是守好社会宣传阵地,借助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此外,还应规划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给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提供体制保障和学术支撑。
张鹏程[8](2020)在《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培养造就“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显着标志,也是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目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关于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教育的论述,是干部教育的根本。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认同教育是任何政党的重要工作,是保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文献及文件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在具体内容和标准比以前更加清晰,要通过政治认同教育来实现。为了更好的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了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状、规律及趋势。通过比较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与中高级干部、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教育的异同,发现其自身特点。历史经验需要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等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主要工作、乡村干部自身情况等,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政治认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是,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初步了解乡村干部的关注点和工作表现,通过干部自身及农民评价,获得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实要求与现状。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机遇有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主要挑战有不良思想对社会主流思想仍存在潜在严重对抗、价值多元化对基层干部思想观念的不断冲击、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等,主要问题有教育主体缺乏有效教育途径、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有了新的变化,提升了乡村干部的政治认同,其主要举措有:在教育内容上构建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党史党建学习教育、世情国情党情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体系;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通过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实施教育交流策略等提高教育实效;教育保障机制方面采取了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等,完善了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虽然有较大变化,但与应有的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教育要素的提升与整合是重要方面。提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必须要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针对现有的问题及措施,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推进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等。创新之处是将政治认同教育扩展到乡村干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其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提高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刘悦悦[9](2020)在《植入与演化 ——“苏维埃”话语的产生、演变和发展》文中研究指明“苏维埃”即“Совет”,是一个音译词。词起源于苏联,因此是在苏联本土文化中形成的。“苏维埃”在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了中国,在异质文化中发展,并且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主要政党话语。其发展和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指苏维埃作为一个异文化概念,如何在植入中国文化后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与政党实践的相互融合的过程。“苏维埃”引入中国后,其发展变化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首先面临的就是“苏维埃”代表的是一种无产阶级的专政思想中的“专政”如何为广大知识分子以及广大民众接受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代表者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在引入前和引入初期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清末中国国门洞开,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在寻找殖民国家优于中国的原因,究其根源,知识分子认为主要是因为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因此学习和引入西方文化成为主要的潮流,也正是这一潮流给中国知识分子后期接受“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做好了思想铺垫。引入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过程中,政治上最突出的是学习西方议会制度,以及构建议会制度的民主思想基础。而“苏维埃”是一种无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思想,而其专政也只是针对压迫阶级的专政,因此陈独秀将其理解为“开明专制”,“苏维埃”迅速获得了思想上的合法性,在张君劢音译为“苏维埃”之后,植入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话语。“苏维埃”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写入的党章,但是在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才明确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旗帜。主要是因为期间的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响应“国民革命”的口号,原本反对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剥削阶级的“苏维埃”话语被联合大小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话语取代,“苏维埃”话语处于蛰伏期,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认识的深入,逐渐将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推上话语的前沿。倡导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反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随之破裂,共产党遭受国民党残杀,中国共产党被迫重新树立“苏维埃”的旗帜,模仿苏联模式,走上了中共自己的道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人认可苏联的模式,寄希望于通过走苏联相同的城市道路获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因为坚持教条主义,通过激进的方式,企图获得大城市的苏维埃政权,强调革命的高潮来临,未正确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而盲动,最终使得苏维埃革命损失惨重。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坚持的是农村的苏维埃道路,通过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以武装扩大农村苏维埃政权,最终获取苏维埃革命的胜利。鉴于中国革命的形势以及朱毛实践的胜利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向农村道路偏转,“苏维埃”革命道路实际上实现了归一化。但是由于王明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未正确认识共产国际的本意,中国苏维埃革命走了很多的弯路之后才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意识到民族危机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开始致力与联合战线,从最初的排斥蒋介石集团的联合战线宣传到最后的联合蒋介石的统一战线宣传,与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相对立的工农“苏维埃”话语也随之终结,国共联合抗日,“中华民主共和国”成为唯一的宣传口号。
曹燕[10](2020)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刊活动研究(1920-1925) ——以《先驱》和《中国青年》》文中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最初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青年运动的组织。党团成立初期组织力量弱小,出版物便成了这一时期唤醒民众的重要工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办刊活动,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办刊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无产阶级青年报刊的探索的重要阶段。《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份中央机关刊物,而《中国青年》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的影响最大、发行最广的一份中央机关刊物,且两份刊物在时间上相互承接,可以说,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期,两份刊物的演变发展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刊活动的缩影。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典型办刊活动的研究,主要以《先驱》与《中国青年》这两份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为着眼点,着力以小见大,从连续而又相对独立的办刊过程中找寻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本文以《先驱》和《中国青年》两份刊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展背景”、“看过程”、“探原因”、“寻逻辑与经验”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办刊活动的背景研究,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变历程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以前各地方青年团组织的办刊活动。其次从《先驱》和《中国青年》的具体办刊实践出发,把从《先驱》到《中国青年》的办刊活动放到动态的过程中考察,展现青年团办刊活动的五个演进过程。再次,对从《先驱》到《中国青年》时间线变化背后的原因进行探寻,从党组织对青年团宣传工作的统筹、编辑团队、少共国际对宣传工作的指导以及革命青年的具体需求四个方面综合展开。最后,归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办刊活动的特点与历史经验。就办刊演进规律而言,从横向比较青年团刊物与同时期党刊的区别于联系,从纵向把握了青年团刊物的无产阶级党报化趋势,从辩证法的角度出发把握青年团整体办刊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从历史经验而言,从“党管宣传”、“编辑团队”和“编辑特色”的建设出发进行反思与讨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办刊活动,既是早期党组织新闻宣传活动的组成部分,但也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对早期党组织领导的青年运动的推进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青年团办刊活动中不断出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可以为今日共青团舆论阵地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从动态中考察青年团的办刊活动进程,从办刊活动进程中发现特点与规律,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期的办刊活动予以客观的考察与评价便是本文努力追求的目标。
二、最初的阵地──中共早期党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最初的阵地──中共早期党校(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4.3 创新之处 |
2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概念、问题背景与内容框架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2.1.1 文化的概念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2.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2.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 |
2.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背景 |
2.2.1 历史背景 |
2.2.2 经济社会背景 |
2.2.3 国际背景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内容框架 |
2.3.1 文化源流论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起点 |
2.3.2 意识形态主导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灵魂 |
2.3.3 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论展现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丰富内涵 |
2.3.4 文化自信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前提问题 |
2.3.5 文化建设论解决文化强国的实践途径问题 |
2.3.6 文化交往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处共荣的问题 |
3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流论 |
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源 |
3.1.1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论述 |
3.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
3.1.3 中华传统文化的流变 |
3.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3.2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根脉 |
3.2.1 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3.2.2 革命文化的创新内容 |
3.2.3 革命文化的主要特征 |
3.2.4 继承弘扬好革命文化 |
3.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形态 |
3.3.1 先进文化的概念 |
3.3.2 先进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 |
3.3.3 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主导论 |
4.1 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 |
4.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演变 |
4.1.2 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 |
4.1.3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
4.1.4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论述 |
4.2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和践行理想信念 |
4.2.1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4.2.2 在学习与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理想信念 |
4.3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4.3.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4.3.2 习近平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4.3.3 习近平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思想内容 |
4.4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
4.4.1 思想道德与新时代文化的关系 |
4.4.2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 |
4.4.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性举措 |
4.5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 |
4.5.1 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
4.5.2 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宗教、网络文化建设分论 |
5.1 文艺论 |
5.1.1 文艺的特性 |
5.1.2 习近平关于文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论述 |
5.1.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职能的论述 |
5.1.4 崇德尚艺,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
5.1.5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
5.2 宗教论 |
5.2.1 宗教与宗教文化 |
5.2.2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
5.2.3 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政策 |
5.2.4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的重要论述 |
5.3 网络文化论 |
5.3.1 国际互联网、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 |
5.3.2 网络文化及其特征 |
5.3.3 习近平关于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
5.3.4 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论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6.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文化背景 |
6.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 |
6.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含义 |
6.1.4 习近平关于“四个自信”之间关系的论述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根本依据 |
6.2.1 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
6.2.2 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
6.3 坚定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
6.3.1 从理论上坚定文化自信 |
6.3.2 从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 |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
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7.1.1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 |
7.1.2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
7.1.3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
7.2 改革文化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7.2.1 深化文化机构体制改革 |
7.2.2 完善文化事业、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
7.2.3 加快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7.3 以重大举措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
7.3.1 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实践举措 |
7.3.2 加强思想道德养成和精神文明实践 |
7.3.3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承弘扬和遗产保护工作 |
7.4 以有力举措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
7.4.1 以系统性举措繁荣文艺作品创作生产 |
7.4.2 多措并举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
7.5 坚守共同原则,创新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
7.5.1 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
7.5.2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
7.5.3 坚持全民动员、走万众创新之路 |
7.5.4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
7.5.5 加强党管人才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根本原则 |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交往论 |
8.1 .文化交往及其逻辑前提 |
8.1.1 文化交往 |
8.1.2 文化交往的逻辑前提: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
8.2 尊重包容、交流互鉴是不同文化交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
8.2.1 尊重、包容各民族文化自主、文化自由 |
8.2.2 各民族文化应该交流互鉴、相互学习 |
8.3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吸收外来” |
8.3.1 “吸收外来”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 |
8.3.2 “走出去”以“吸收外来” |
8.3.3 “引进来”以“吸收外来” |
8.4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争取话语权、提升软实力 |
8.4.1 话语权与话语权问题 |
8.4.2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措施 |
8.4.3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
8.5 中国文化应该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 |
8.5.1 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的两类资源 |
8.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 |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与价值 |
9.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 |
9.1.1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 |
9.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9.1.3 强烈的问题意识 |
9.1.4 鲜明的实践指向 |
9.1.5 坚持以创新驱动和引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 |
9.1.6 强调文化工作网上网下协同发力 |
9.1.7 坚持把人才保证放到重要地位 |
9.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 |
9.2.1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 |
9.2.2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
9.2.3 习近平创造性论述了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 |
9.2.4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
9.2.5 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的重大文化创新 |
9.2.6 一系列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 |
9.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意义 |
9.3.1 理论意义 |
9.3.2 实践价值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在校发表论文及研究成果 |
(2)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意义与价值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现有成果述评及努力方向 |
三、关键概念的界定 |
(一)马克思主义 |
(二)早期传播 |
四、研究框架与内容 |
(一)基本分析框架 |
(二)具体篇章结构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可行性分析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可行性分析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理论溯源和历史背景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学理阐释 |
一、“物质承担者”满足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品质要求 |
二、“报刊优势”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可靠平台 |
三、“主客兼具”创造了列宁灌输理论的实现条件 |
四、传统文化的契合特征及变革性内涵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政治经济环境 |
一、政治斗争传统与政党活动中心的生成 |
二、近代工业崛起与思想舆论重镇的塑造 |
三、租界“缝隙”与新思想传播空间的开拓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思想文化生态 |
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潮流的掀起 |
二、“移民”城市与思想自由生态的形成 |
三、新型知识分子与传播群英的荟集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阶级基础 |
一、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及独特优势 |
二、工人阶级悲惨境遇与变革社会诉求 |
三、工人阶级意识增长及其政治斗争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民众心理 |
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 |
二、“以俄为师”的心理趋向 |
三、“趋新求变”的改造心态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轨迹与实践进程 |
第一节 作为异质文化“新学说”的引入介绍(1899-1916)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登场” |
二、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上海的介绍 |
三、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引介的内容及特征 |
第二节 作为解决问题“新思潮”的广泛传播(1917—1921.06) |
一、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道路的开启 |
二、五四运动与上海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地位的形成 |
三、社团兴起、主义崛起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流行 |
四、思想界“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话语权势的建立 |
第三节 作为变革社会“新主义”的深入传播(1921.07—1927.07) |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
二、国共合作局面与马克思主义的扩展 |
三、国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推进 |
四、哲学论争与马克思主义的扞卫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体力量 |
第一节 资产阶级群体 |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 |
三、资产阶级传播群体的共性因素 |
第二节 新生代思想群体 |
一、无政府主义者群体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 |
第三节 国际人士 |
一、传教士群体 |
二、共产国际组织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载体途径 |
第一节 报刊杂志与马克思主义“群集性”传播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共产党人的宣传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国民党人的宣传 |
三、商业性、研究系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介绍 |
四、报刊杂志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载体的表征 |
第二节 经典着作与马克思主义“系统化”传播 |
一、商业出版机构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
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 |
三、社会政治动员中的宣传册和传单 |
第三节 学校工会与马克思主义“组织化”传播 |
一、创办学校与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
二、新式工会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扎根 |
第四节 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仪式化”传播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活动 |
二、国际共运重要事件、节庆日纪念活动 |
三、近代中国重要人物、事件和节日纪念活动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一、唯物史观概念的解读 |
二、唯物史观基本内容和作用的阐发 |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实际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 |
一、剩余价值概念及内容的普及 |
二、剩余价值学说视域下的中国问题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
一、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解 |
二、阐发阶级斗争历史作用 |
三、批驳非阶级斗争观点 |
四、宣扬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第四节 苏俄革命建设、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 |
二、宣传苏俄建设及其成就 |
三、列宁主义的大力宣介 |
四、介绍革命理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第五节 中国革命路线方针及政策 |
一、国共合作的呼吁和倡议 |
二、工农学运动的宣传与执行 |
三、国民革命的倡导与鼓动 |
四、妇女解放的宣传与实践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总体评价及现实启示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特征 |
一、传播主体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 |
二、传入渠道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 |
三、传播内容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 |
四、传播途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 |
五、传播过程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效果及局限 |
一、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提升与话语体系初步建立 |
二、马克思主义者培育与工农学运动发展 |
三、党团组织的创立及其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引领 |
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局限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现实启示 |
一、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 |
二、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 |
三、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 |
四、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 |
五、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 |
六、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 |
结语: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 |
2.1 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关概述 |
2.1.1 文化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相关概述 |
2.2.1 文化发展道路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
第3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 |
3.1 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理论基础形成 |
3.1.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对中国化的启迪 |
3.1.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
3.1.3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 |
3.2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确立 |
3.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认知深化 |
3.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式确立 |
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创新发展 |
3.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新时代背景 |
3.3.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丰富 |
3.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践行原则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 |
4.1 个人层面——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4.1.1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
4.1.2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文化需求 |
4.1.3 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造活力 |
4.2 社会层面——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
4.2.1 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
4.2.2 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与社会道德水平 |
4.3 国家层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4.3.1 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 |
4.3.2 培育高素质文化国民 |
4.3.3 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 |
4.3.4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4.4 世界层面——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 |
4.4.1 开辟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
4.4.2 助力人类文明平等多样发展 |
4.4.3 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遇 |
5.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效 |
5.1.1 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 |
5.1.2 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 |
5.1.3 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 |
5.1.4 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 |
5.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严峻挑战 |
5.2.1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 |
5.2.2 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 |
5.2.3 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 |
5.2.4 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 |
6.1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6.1.1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
6.1.2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
6.1.3 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 |
6.2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
6.2.1 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 |
6.2.2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引领力 |
6.3 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 |
6.3.1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
6.3.2 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
6.3.3 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
6.4 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
6.4.1 事前正面宣传机制 |
6.4.2 事中科学引导机制 |
6.4.3 事后反思调整机制 |
6.5 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 |
6.5.1 对内增强文化交流中的安全意识 |
6.5.2 对外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致谢 |
(4)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现状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概述 |
第一节 相关概念阐释 |
一、治藏方略 |
二、民族与中华民族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 |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二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形成过程 |
一、源起:传统“华夷一统”思想 |
二、雏形: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
三、形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形成 |
四、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
五、确立: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共同体思想 |
一、中国史前文明中的共同体思想 |
二、古代各民族互动中的共同体思想 |
三、大一统国家观中的共同体思想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理论 |
一、马克思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二、恩格斯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三、列宁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一、毛泽东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二、邓小平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三、江泽民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四、胡锦涛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第四节 新时代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 |
一、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二、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三章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一节 党的治藏方略的形成发展历程 |
一、党治藏方略的初步形成阶段(1949—1978) |
二、党的治藏方略的发展完备阶段(1978—2012)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确立阶段(2012—至今)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主要内容及目标任务 |
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主要内容 |
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意义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目标任务 |
第三节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 |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题中之意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中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握三大关系 |
第四章 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机遇 |
第一节 古代西藏各民族与其他民族互动的典型代表 |
一、民族互市与王朝朝贡 |
二、民族会盟与民族和亲 |
三、民族战争与民族贡献 |
第二节 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
一、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 |
二、共同抵御外辱扞卫统一 |
三、共同丰富发展祖国经济 |
四、共同发展繁荣中华文化 |
第三节 当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机遇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二、党对民族工作高度重视的战略机遇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引领机遇 |
第五章 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证分析 |
第一节 西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一、调查设计 |
二、主位研究:学生调查问卷与访谈统计分析 |
三、总结与启示 |
第二节 西藏农牧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一、调查设计 |
二、主位研究:农牧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分析 |
三、客位研究:以驻村干部为视角分析农牧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现状 |
四、总结与启示 |
第三节 西藏城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一、调查设计 |
二、调查点社区的选取情况 |
三、城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调查分析 |
四、总结与启示 |
第六章 新时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挑战 |
第一节 多元文化冲击的复杂性挑战 |
一、境内外分裂敌对势力威胁西藏安全稳定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西藏主流文化 |
三、藏传佛教的消极影响 |
第二节 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客观性挑战 |
一、西藏经济总体发展相对滞后的客观性 |
二、西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性 |
三、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阻碍性 |
第三节 社会领域的复杂性面临多样性挑战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社会认知不足 |
二、对自媒体的无序发展的管控不足 |
三、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动力不足 |
第四节 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直接性挑战 |
一、文化程度偏低与环境影响 |
二、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师资教师队伍素质需要提高带来的挑战 |
三、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缺乏良性互动 |
第五节 培育实践内生动力不足的制约性挑战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主体的困惑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客体面临的困惑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面临的困惑 |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方式的困惑 |
第七章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路径探析 |
第一节 政治维度:构建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二、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 |
三、依法管理西藏宗教事务、提高藏传佛教中国化水平 |
四、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
第二节 文化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根基 |
二、以推动西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契机,丰富培育内涵 |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 |
四、以文化互鉴为导向,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
第三节 经济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保障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 |
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
三、建立经济互助机制,形成民族互惠共同体 |
四、加大边境扶持力度,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
第四节 社会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保障 |
一、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社会生态 |
二、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三、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作用 |
四、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第五节 教育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 |
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融入各级各类教育 |
二、深化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浓厚氛围 |
三、发挥学校、社会、家庭的联动作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合力 |
四、遵循认知情感规律,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成效 |
第六节 认知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
一、确立培育原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指明方向 |
二、完善培育内容,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丰富内容 |
三、优化培育方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拓宽路径 |
四、形成长效机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致谢 |
(5)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论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 基本概念界定与问题说明 |
三 研究现状分析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 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晚近以来的社会及文化运动 |
二 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 |
三 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变 |
四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领域的有限参与 |
第二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一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以文学社团为依托 |
二 20世纪20年代文学社团的组织形态特点 |
第三节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一 创造社与太阳社创办的刊物 |
二 “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论战各方的理论观点及贡献 |
三 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推进 |
第四节 文学社团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一 先在立场造成理论的偏狭 |
二 群体组织压抑多元观点的发展 |
三 宗法特点导致门户之见 |
第二章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艺运动 |
二 文学生产方式深入变革 |
三 南京政府对“左联”的文化压迫与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围剿 |
第二节 “左联”的组织形态与特点 |
一 “左联”的组织结构 |
二 “左联”的组织特点 |
第三节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 |
一 “左联”时期的刊物 |
二 “左联”时期的译介 |
三 原创性 |
第四节 “左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局限性 |
一 “左联”内部两个领导核心沟通不畅 |
二 “左联”组织基础薄弱 |
三 “拉普”对“左联”的消极影响 |
第三章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与理论推进 |
第一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背景 |
一 陕甘宁边区成立与边区知识分子政策 |
二 延安文艺的源头:苏区文艺与左翼文艺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及特点 |
一 党的高层领导开始比较多地介入文艺活动 |
二 形式多样的文艺组织 |
三 风格多样的文艺刊物 |
四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的优点及局限 |
第三节 延安文艺前期文艺组织与传播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影响 |
一 领导讲话与文艺理论 |
二 文艺组织与文艺理论 |
三 文艺组织、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 |
四 文艺组织与理论译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一) 研究的缘起 |
(二) 研究的意义 |
二、学界研究述评 |
(一) 国内研究述评 |
(二) 国外研究述评 |
(三) 当前研究的局限及未来研究趋向 |
三、内容结构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及内容框架 |
(二) 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努力方向 |
(一) 创新之处 |
(二) 努力方向 |
第一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一般理论分析 |
一、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相关概念 |
(一) 全媒体与全媒体时代 |
(二) 机制与传播机制 |
(三) 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 |
二、全媒体时代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意义 |
(一) 全媒体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要 |
(二) 全媒体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
(三) 全媒体时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 |
(四) 全媒体时代提振民众精神世界的需要 |
第二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新时代境遇 |
一、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机遇 |
(一) 信息技术升级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效能 |
(二) 思想文化传播环境更加多元包容 |
二、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挑战 |
(一) 全媒体时代整体传播环境的负向影响 |
(二) 全媒体时代凸显传播主体思想观念的滞后性 |
(三) 全媒体时代带来传播受众注意力分散难题 |
(四) 全媒体时代推动各层级传播媒介发生深刻变化 |
第三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问题分析及建构框架 |
一、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特点呈现 |
(一) 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共同主导传播进程 |
(二) 传播受众话语权提升要求与传播主体平等交流 |
(三) 信息技术升级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转向全媒体渠道 |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问题分析 |
(一) 传播主体的组织方式和综合素质制约着传播效能发挥 |
(二) 传播内容更新滞后于传播受众现实需求 |
(三) 各类传播资源尚未有效整合阻滞着传播顺畅运行 |
(四) 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有待加强 |
三、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框架建构 |
(一) 通过主体协同机制,优化传播主体要素 |
(二) 通过内容创新机制,增强传播内容吸引力 |
(三) 通过资源整合机制,提升整体传播效能 |
(四) 通过反馈评价机制,加强互动反馈,规范评估体系 |
第四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协同机制 |
一、传统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优势巩固 |
(一) 传统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构成 |
(二) 传统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既有优势 |
二、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作用发挥 |
(一)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扩容 |
(二)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时代优势 |
三、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
(一) 坚定政治立场,提升政治素质 |
(二) 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三) 培养原创内容生产能力 |
(四) 增强媒介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 |
四、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全媒体传播的主体协同优势 |
(一) 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多层级主体协同发力的传播格局 |
(二) 完善制度建设,夯实多层级主体协同配合的传播模式 |
第五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 |
一、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 |
(一)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重点的现实转换 |
(二) 适应时代主题变化调整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 |
(三) 对接国家战略和社会现实实践更新传播内容 |
二、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话语表达创新 |
(一) 注重传播内容解读的人本视角 |
(二) 推动多重传播话语的融合互补 |
(三) 适应全媒体时代民众的话语偏好 |
第六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资源整合机制 |
一、传播媒介的融合互通 |
(一) 打造全媒体互联媒介平台 |
(二) 实现不同媒介平台的资源共享 |
(三) 强化各层级传播平台的技术融通 |
二、传播方式的协同配合 |
(一) 巩固显性传播方式已有优势 |
(二) 发挥隐性传播方式浸润力量 |
三、社会监管资源的整合利用 |
(一) 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依法监管 |
(二) 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技术监管 |
(三) 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舆论监督 |
第七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馈评价机制 |
一、巩固完善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机制 |
(一) 依托全媒体平台加强与受众的互动交流 |
(二) 运用大数据技术准确把握受众利益诉求 |
二、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评价机制 |
(一) 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的评价主体 |
(二) 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的评价标准 |
(三) 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评价的反馈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1.2.3 简要述评 |
1.3 理论基础与基本概念 |
1.3.1 理论基础 |
1.3.2 基本概念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生成逻辑 |
2.1 理论逻辑: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2.1.1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
2.1.2 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 |
2.1.3 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但要坚持无神论而且要宣传无神论 |
2.2 实践逻辑: 维护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
2.2.1 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 |
2.2.2 巩固和增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 |
2.2.3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凝神聚气 |
2.3 历史逻辑: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
2.3.1 创造性转化“人定胜天”的奋斗精神 |
2.3.2 创新性发展“重人轻神”的民本理念 |
2.3.3 继承和升华“制天用之”的理性传统 |
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核心内容 |
3.1 本体论上回答: 为什么世上无神 |
3.1.1 神的本质: 异己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 |
3.1.2 神的发展: 从原始宗教到世界宗教 |
3.1.3 神的不存在: 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结论 |
3.2 认识论上回答: 为什么有人信神 |
3.2.1 自然根源: 尚未完全支配的自然力量 |
3.2.2 社会根源: 无法摆脱的社会异己力量 |
3.2.3 认识根源: 对宗教相关问题的模糊认识 |
3.3 方法论上回答: 怎么对待本无的神和信神的人 |
3.3.1 科学认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和最终消亡的必然性 |
3.3.2 尊重信教群众的信仰选择 |
3.3.3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主要对象 |
4.1 青少年: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点 |
4.1.1 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
4.1.2 青少年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拉拢信教的重要对象 |
4.1.3 无神论宣传教育有助于青少年正确认识和看待宗教问题 |
4.2 党员干部: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关键 |
4.2.1 党员干部的精神信仰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 |
4.2.2 个别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宗教”“不问苍生问鬼神” |
4.2.3 无神论宣传教育有助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4.3 农民群众: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难点 |
4.3.1 农民群众的思想状况关系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
4.3.2 个别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猖獗 |
4.3.3 无神论宣传教育有助于提高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 |
5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具体途径 |
5.1 基础工作: 逐步消除“神”存续的现实基础 |
5.1.1 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5.1.2 加强重点领域科技攻关 |
5.2 学校教育: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
5.2.1 小学阶段 |
5.2.2 初中阶段 |
5.2.3 高中阶段 |
5.2.4 大学阶段 |
5.2.5 党校(行政学院) |
5.3 社会宣传: 积极拓展多维度多层次的宣传载体 |
5.3.1 融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
5.3.2 用好各种大众传播媒介 |
6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组织保障 |
6.1 体制保障: 规划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 |
6.1.1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6.1.2 纳入法治化运行轨道 |
6.2 学术支撑: 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 |
6.2.1 发展学术组织 |
6.2.2 推出优秀成果 |
6.2.3 培养专业人才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研究基础 |
(二)研究背景 |
(三)研究意义 |
二、研究述评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理论基础 |
一、新时代政治认同教育理论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认同教育理论 |
(二)政治认同理论 |
(三)新时代政治认同教育理论内涵及实质 |
二、乡村干部教育理论 |
(一)乡村干部及职责内涵 |
(二)乡村干部教育理论 |
(三)习近平关于乡村干部教育的重要论述 |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理论 |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 |
(二)乡村振兴理论 |
四、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和经验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积极探索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唤醒阶级意识教育的思索 |
(二)大革命时期打倒封建军阀和土地革命教育的探索 |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教育的探索 |
(四)抗日战争时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探索 |
(五)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与争取实现民主教育的探索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乡村干部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教育的艰辛探索 |
(一)过渡时期乡村干部巩固新生政权的认同教育 |
(二)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认同教育的探索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运动”教育的曲折探索 |
三、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乡村干部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教育 |
(一)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干部解放思想教育的探索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干部乡村治理建设教育的探索 |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干部基层党建教育的探索 |
四、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党的十八大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经验 |
(一)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 |
(二)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 |
(三)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 |
(四)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 |
五、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机遇、挑战与主要问题 |
一、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良好机遇 |
(一)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
(三)“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
二、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思想仍存在严重潜在对抗 |
(二)价值多元化冲击基层思想观念和执政基础 |
(三)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 |
(四)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 |
三、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主体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 |
(二)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 |
(三)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 |
(四)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
四、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时代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主要举措 |
一、构建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内容体系 |
(一)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增强理想信念认同 |
(二)加强党史党建国史教育增强政党认同 |
(三)强化世情国情党情教育增强道路和制度认同 |
(四)完善乡村振兴战略教育培训增强政策认同 |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建设强化价值认同 |
二、拓展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方式方法 |
(一)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增强教育主渠道功能 |
(二)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 |
(三)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开放教育策略 |
(四)利用现代通讯科技拓展学习方式 |
(五)拓展基层党组织教育学习功能 |
三、以保障机制为重点完善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 |
(一)加强制度建设推动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走深走实 |
(二)加大经费投入确保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施 |
(三)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巩固认同教育基础 |
(四)完善网络网站建设丰富政治认同教育资源 |
(五)加强考评结果运用增强政治认同教育实效 |
四、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遵循 |
一、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 |
(一)立足发展现实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要求 |
(二)乡村振兴的认知与实施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实现 |
二、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 |
(一)思想境界是提升乡村干部能力素质的首要和根本 |
(二)榜样示范是激发乡村干部提升能力素养的重要动力 |
(三)教育主体的领导力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影响因素 |
三、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 |
(一)乡村干部实际情况是政治认同教育实施因材施教的基础 |
(二)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突出个性需求特点 |
(三)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促进因材施教的实施 |
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 |
(一)加强“三农”问题教育增强对乡村干部的身份认同 |
(二)普及农业生产经营专业教育增强职业认同 |
(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增强价值认同 |
(四)巩固公仆意识教育增强情感认同 |
五、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 |
(一)扭曲的权力观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问题的根源 |
(二)完善利益导向机制是实施有效教育的基础 |
(三)教育导向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原则 |
(四)有效奖惩保障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实效的提升 |
六、本章小结 |
结论 |
致谢 |
调查问卷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附件 |
(9)植入与演化 ——“苏维埃”话语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起源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与目标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的特点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苏维埃”概念的引进和阐释 |
第一节 “议会”和“民主”概念的引入 |
一、从“巴厘满衙门”到“议会” |
二、“民主”概念的早期发展:从“民主国家”到“民主思想” |
第二节 “民主”与“议会”概念的进一步发展 |
一、“民主”向“平民(劳工)主义”扩展 |
二、“议会民主”转向开明专制的“劳工专政” |
第三节 劳工专政的“苏维埃”概念的植入 |
一、“苏维埃”的观念叙述 |
二、“苏维埃”概念的公共叙述建构 |
第二章 国共合作背景下的“苏维埃”话语辗转确立 |
第一节 国共合作:由苏维埃式的“劳工联合”转向“各阶级大群众联合” |
一、“民主革命”概念的衔接 |
二、“国民革命”概念下“各阶级大群众联合’ |
三、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叙述的细微变化 |
第二节 “国民革命”中的话语分立:“各阶级大群众联合”话语摇摇欲坠 |
一、“国父之死”:三民主义话语重构 |
二、“国民革命”话语权的“抢夺”:国共正面交锋 |
第三节 国共分途:中共确立“苏维埃”的旗帜 |
一、共产国际“留恋”和“不舍”:“苏维埃”话语踯躅不前 |
二、“苏维埃”革命旗帜的树立 |
第三章 中共“苏维埃”革命话语归一化进程 |
第一节 政权话语切换:“农会”政权话语过渡到“苏维埃”政权话语 |
一、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自治团体:农民协会 |
二、国共破裂之初:“一切权力归农会” |
三、广州起义之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
第二节 政权话语分立:“城市中心”政权与“农村包围城市”红色政权 |
一、“苏维埃”政权话语与“城市中心论” |
二、“苏维埃”政权话语与“农村包围城市”论 |
第三节 政权话语归一化:“农村中心”战略方向的确定与实施 |
一、共产国际十月来信:革命重心向“农村为中心”方向转化 |
二、六届四中全会:“农村为中心”战略部署 |
第四节 政权话语推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苏维埃”政权话语宣传与互动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苏维埃”政权话语的宣传 |
二、“苏维埃”政权话语的互动 |
第四章 中共“苏维埃”话语的终结 |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形成 |
一、共产国际七大:季米特洛夫“统一战线”理论形成 |
二、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形成 |
第二节 苏维埃革命话语终结 |
一、“苏维埃革命”话语与“抗日统一战线”话语并存 |
二、“中华民主共和国”口号提出:“苏维埃”话语终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刊活动研究(1920-1925) ——以《先驱》和《中国青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缘起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四、研究目标及研究内容 |
五、研究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
六、创新及意义 |
第一章 青年团早期办刊活动的系统背景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初创与发展 |
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端 |
二、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
第二节 青年团早期的办刊活动 |
一、早期青年刊物办刊活动 |
二、早期地方团组织的主要办刊活动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从《先驱》到《中国青年》的发展之路 |
第一节 北京地方团时期的团刊(《先驱》第1-3号) |
一、主要办刊活动 |
二、北京地方团与其它地方团组织办刊的共性与差异 |
三、北京地方团时期办刊活动的成就与局限 |
第二节 青年团早期的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第4-15号) |
一、主要办刊活动 |
二、北京地方团时期与青年团早期团中央办刊活动的共性与差异 |
三、青年团早期团中央办刊活动的成就与局限 |
第三节 青年团中期的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第16-25号) |
一、主要办刊活动 |
二、青年团早期与中期团中央办刊活动的共性与差异 |
三、青年团中期团中央办刊活动的成就与局限 |
第四节 青年团后期的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27期) |
一、主要办刊活动 |
二、青年团中期与后期团中央办刊活动的共性与差异 |
三、青年团后期团中央办刊活动的成就与局限 |
第五节 青年团向共青团过渡时期的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28-64期) |
一、主要办刊活动 |
二、从青年团后期到过渡阶段团中央办刊活动的共性与差异 |
三、过渡阶段团中央办刊活动的成就与局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从《先驱》到《中国青年》的演进之因 |
第一节 党对青年团宣传工作的领导、指导与统筹 |
一、早期关系模糊,缺少统筹 |
二、明确党团关系,开始整体部署 |
第二节 编辑团体的日渐稳定与成熟 |
一、编辑团体由分散到聚合 |
二、主编办刊理念与实践的影响 |
第三节 共产国际与少共国际的指导和推动 |
一、重视宣传工作的统筹,为中国团组织刊物的初步发展指出方向 |
二、密切关注团的报刊事业,针对团机关刊物提出具体意见 |
三、少共国际丰富的办刊经验成为青年团办刊的重要参考 |
第四节 国内革命青年需求变化的推动 |
一、青年运动低迷时期,侧重“思想”改造 |
二、青年运动复苏时期,亟需“革命”指导 |
三、青年运动日渐发展,革命青年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先驱》到《中国青年》的发展规律与历史经验 |
第一节 青年团中央办刊活动的发展规律 |
一、纵向:办刊性质的党报化之路 |
二、横向:宣传体系的成熟化之路 |
三、整体:办刊活动的“否定之否定”之路 |
第二节 青年团中央时期办刊活动的历史经验 |
一、坚持党对宣传工作的绝对领导 |
二、重视办刊编辑队伍的建设 |
三、注重刊物编辑特色的凸显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最初的阵地──中共早期党校(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2]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D]. 孙珊.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D]. 杨佚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4]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D]. 张锦花. 西藏大学, 2021(11)
- [5]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D]. 付甜甜. 山东大学, 2020(01)
- [6]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D]. 牛凤燕. 山东大学, 2020(08)
- [7]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D]. 张戈.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7)
- [8]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D]. 张鹏程. 海南师范大学, 2020(12)
- [9]植入与演化 ——“苏维埃”话语的产生、演变和发展[D]. 刘悦悦.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1)
- [10]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刊活动研究(1920-1925) ——以《先驱》和《中国青年》[D]. 曹燕.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