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服务“全面小康” 建设平安社会（论文文献综述）
王洁[1]（2021）在《治理理论视角下平安建设公众满意度研究 ——以中山市为个案》文中指出
于明慧[2]（2021）在《西南边疆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以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润村为例》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调查发现,位于民族边疆地区的勐润村有着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这些不同的社会组织在治理中各有分工但相互协作,各有侧重又互相型塑,建设了乡村的治理共同体。笔者重点调查的勐润村民小组多次被评为州级“文明村”,并于2020年成功申报为省级“边境小康示范村”,这都是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治理乡村的取得成果。本文以笔者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润村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主要讨论该村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设问题。首先,介绍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过程、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历史及田野点社会治理的概况,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背景。接下来本文的主体部分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三个方面深描了勐润村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过程。勐润村社会治理主体包括国家基层权力组织、乡村社会自治组织、群众传统文化组织,这些治理主体充分参与、各负其责、各尽所能、共同建设,实现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表明“人人有责”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勐润村在明确各社会治理主体责任的同时,各组织之间也互相协作、互相配合,达到三治融合,共同完成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表明“人人尽责”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勐润村通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乡村,形成了人人享有社会治理美好成果的良好局面,表明“人人享有”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目标。最后,总结了该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意义,以及对其他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启示。本文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深描了边疆民族乡村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勐润个案”。研究发现,该村的乡村组织通过互助、协商、合作等各种机制,在促进各主体协调利益、规范秩序、凝聚共识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形成了乡村社会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三治融合”,实现了民族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疆安全,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之治”的路径创新。勐润村的个案可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
高云亮[3]（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金伯中[4]（2021）在《公安现代化之路的浙江实践与展望》文中提出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回顾总结公安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浙江公安现代化之路经历了探索、起步、推进三个阶段。围绕推动现代警务模式成熟定型,聚焦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省域现代治理先行示范区的目标定位,浙江公安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要着力打造服务型公安、法治公安、数字公安、人文公安。以推进现代化警务模式构建为抓手,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公安现代化,争取在2035年前提前全面实现浙江公安现代化,切实为中国公安现代化贡献更多浙江智慧和力量、提供更多浙江方案和模式,一是要践行平安建设这个"第一警务",二是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个"第一需求",三是要打造"枫桥式公安派出所"这个"第一品牌",四是要强化法治公安建设这个"第一保障",五是要加强数字公安建设这个"第一驱动力",六是要提升队伍能力素质这个"第一资源"。
张文显[5]（2021）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中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在概念上系统集成、在话语上自成一体、在逻辑上有机衔接。本文以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为理论旨趣,尝试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三大板块,即法治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观点。其中,法治的基本原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核,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观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要素。这种"三基本"的理论模型亦可作为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种新的学术范式。
褚国建[6]（2020）在《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习近平关于平安建设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与理论体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包含着平安建设的战略地位、核心理念、思想内涵、目标任务、实践主题、基层基础、实现路径、工作方法等八个基本方面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扎实的实践基础和严谨的理论体系。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习近平关于平安建设重要论述的战略定位从平安浙江深化为平安中国,核心理念从以人为本深化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内涵从"大平安"深化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实践主题从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深化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任务从"五个更加""六个确保"深化为"四大任务""四大环境",基层基础从抓基层打基础深化为夯实平安根基,实现路径从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深化为社会治理"四个化"要求,工作格局从齐抓共管深化为共建共治共享。习近平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政法领域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邹昊轩[7]（2020）在《南通市通州区居民公共安全感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小化工”爆炸、临时起意性的违法犯罪让人防不胜防,社会治理的宽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影响公共安全感的因素不断增多。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战略,如何积极探索公共安全感的有效提升路径和措施,是政界和学界较为热门的研究课题。而公共安全感是由一个个居民的安全感累积而成,提高居民的安全感,也就提升了公共安全感。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引领下,提升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和获得感,居民公共安全感是前提和基础。本文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文献研究法、归纳演绎法,通过研究与公共安全感相关的顾客满意度、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社会治理等理论,查找出制约通州区公共安全感的实际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提升通州区居民公共安全感的措施。建立居民公共安全感质量标准体系,提高权威性、严肃性;应用PDCA优化提升,实行项目化管理,在各个部门、各个单位抓好贯彻执行,开展模拟检测,并解决好影响公共安全感的不安定事端;全面提高居民公共安全感,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加大打击力度,以期对提高县一级公共安全感有所启示,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隋从容[8]（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袁蕊[9]（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石健[10]（2020）在《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的演进与规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社会治安状况的稳定与否能够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有必要对我国的社会治安评估及其指标体系的发生发展进行系统梳理,了解其发展脉络,为构建完整、系统、科学的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提供理论借鉴,并为实践中构建科学、全面的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提供历史镜鉴。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是能够综合反映社会治安状况的指标集合,是犯罪预警与治安防控的重要依据。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制度分析法梳理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的演进过程,并按照历时——共时的框架总结其演进规律。根据我国治安制度和治安政策的发展变化,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的演进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0年为初步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发轫于社会指标理论的治安评估指标体系以刑事案件发案量等静态指标为主,出现了主观性指标和地方性评估,并且“严打”推动了指标体系的细化。1991-2003年为规范发展阶段。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本方针推动下,公安部设置了较为统一的分类标准,地方公安机关在此基础上设置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分级指标体系。2004-2011年为多元发展阶段。随着平安建设的提出,这一阶段的评估主体、评估指标体系等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2012-至今是科学完善阶段。伴随着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平安中国战略的推进,社会治安评估的功能定位由静态评估向动态监测转变,第三方评估更加稳固,评估方法更加科学,公众安全感成为衡量治安状况的重要指标。回顾我国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的发展,不同阶段的评估主体、指标选取、评估方法、公众安全感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等要素有所差异,但也显现出鲜明的内在逻辑。主要特点和规律表现为:评估指标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治安政策调整相同步,社会治安评估指标范围向“大治安”拓展,公众安全感逐渐成为核心评估指标,社会治安评估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社会治安评估方法逐步科学化,社会治安评估的功能重心由评价转向预测。上述演进规律将指引未来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构建。
二、服务“全面小康” 建设平安社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服务“全面小康” 建设平安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2）西南边疆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以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润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重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六、研究综述 |
| (一)关于边疆治理的研究 |
| (二)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三)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研究 |
| (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第一章 “治国先治边”:西南边疆治理的历史回顾 |
| 一、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历史过程 |
| (一)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 |
| (二)民国时期对西南边疆的管理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 |
| (四)改革开放以来对西南边疆的治理 |
| (五)新时代西南边疆的治理政策 |
| 二、田野点概况 |
| (一)村庄概况 |
| (二)建置沿革 |
| (三)乡村组织 |
| 第二章 人人有责:勐润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础 |
| 一、基层权力组织 |
| (一)党组织 |
| (二)村民委员会 |
| 二、乡村社会组织 |
| (一)妇女联合会 |
| (二)民兵连 |
| (三)团总支 |
| (四)老年协会 |
| (五)专业合作社 |
| 三、传统文化组织 |
| (一)四大长老 |
| (二)波么、波章 |
| (三)佛教组织 |
| 第三章 人人尽责:勐润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 |
| 一、以基层权力组织为核心的“法治共同体” |
| (一)基层权力组织的核心作用 |
| (二)多方参与的乡村法治体系 |
| 二、以乡村社会组织为核心的“自治共同体” |
| (一)乡村社会组织的自治功能 |
| (二)合作共治的乡村自治体系 |
| 三、以传统文化组织为核心的“德治共同体” |
| (一)传统文化组织的德治功能 |
| (二)守正创新的乡村德治体系 |
| 第四章 人人享有:勐润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目标 |
| 一、共享小康社会 |
| (一)共享脱贫战果 |
| (二)共享公共服务 |
| (三)共享优美环境 |
| 二、共享社会发展 |
| (一)文化振兴 |
| (二)产业振兴 |
| (三)组织振兴 |
| 三、共享边疆稳定 |
| (一)民族团结进步 |
| (二)社会和谐和睦 |
| (三)边疆安全稳定 |
| 第五章:“多元共治”:边疆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
| 一、建设边疆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意义 |
| (一)实现治理能力水平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之意 |
| (三)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的实践路径 |
| 二、建设边疆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 (一)边疆民族乡村文化资源利用不充分 |
| (二)边疆民族乡村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 |
| (三)边疆民族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
| 三、建设边疆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优化路径 |
| (一)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
| (二)积极发挥多元主体作用 |
| (三)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公安现代化之路的浙江实践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思考、谋划公安现代化 |
| 二、公安现代化之路的浙江探索与实践 |
| (一)探索阶段(改革开放以来-2002年) |
| (二)起步阶段(2003-2011年) |
| (三)推进阶段(2012-2020年) |
| 三、浙江公安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
| (一)打造服务型公安 |
| (二)打造法治公安 |
| (三)打造数字公安 |
| (四)打造人文公安 |
| 四、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公安现代化 |
| (一)践行平安建设这个“第一警务” |
| (二)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个“第一需求” |
| (三)打造“枫桥式公安派出所”这个“第一品牌” |
| (四)强化法治公安建设这个“第一保障” |
| (五)加强数字公安建设这个“第一驱动力” |
| (六)提升队伍能力素质这个“第一资源” |
（5）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一、法治的基本原理 |
| (一)法治概念论 |
| 1.法治的语义和意义 |
| 第一,法律之治。 |
| 第二,良法善治。 |
| 第三,和谐秩序。 |
| 第四,文明表征。 |
| 2.“法治”与“法制” |
| 3.法治与人治 |
| (二)法治关系论 |
| 1.法治和政治的关系 |
| 2.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
| 3.法治和民主的关系 |
| (三)法治发展论 |
| 1.法治发展以现代化为目标 |
| 2.法治发展以文化传承、文明互鉴为规律 |
| 3.法治发展以变法革新为动力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 |
| (一)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
| (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
| (三)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
| (四)构建以人民为中心、以公正为生命线的社会主义法治核心价值体系 |
| (五)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
| (六)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
| (七)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
| (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
| 1.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
| 2.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
| 3.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
| 4.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
| 5.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
| (九)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 |
| (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
| 三、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观点 |
| (一)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 (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
| (三)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加强宪法实施 |
| (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 |
| (五)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
| (六)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建设法治军队 |
| (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构建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权运行体制机制 |
| (八)建设法治社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
| (九)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 (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法治经济建设 |
| (十一)完善科技法治,规范科技伦理 |
| (十二)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
| (十三)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
| (十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
| (十五)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
| (十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
| 结 语 |
（6）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习近平关于平安建设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与理论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习近平关于平安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实践渊源与发展脉络 |
| (一)担起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 |
| (二)从“小平安”到“大平安” |
| (三)推动平安浙江与法治浙江相互促进 |
| 二、习近平关于平安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
| (一)平安浙江的战略定位———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 |
| (二)平安浙江的核心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
| (三)平安浙江的思想内涵———是“大平安”而非“小平安” |
| (四)平安浙江的实践主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
| (五)平安浙江的目标任务———“五个更加”“六个确保” |
| (六)平安浙江的基层基础———创新发展“枫桥经验” |
| (七)平安浙江的实现路径———统筹兼顾、标本兼治 |
| (八)平安浙江的工作格局———齐抓共管、协力推进 |
| 三、建设平安中国:习近平关于平安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深化 |
| (一)战略定位深化: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 |
| (二)核心理念深化:从以人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 |
| (三)思想内涵深化:从“大平安”到总体国家安全观 |
| (四)实践主题深化:从维护稳定促进和谐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
| (五)目标任务深化:从“五个更加”“六个确保”到“四大任务”“四大环境” |
| (六)基层基础深化:从抓基层打基础到夯实平安根基 |
| (七)实现路径深化:从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到社会治理“四个化”要求 |
| (八)工作格局深化:从齐抓共管到共建共治共享 |
（7）南通市通州区居民公共安全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文献综述 |
| (二) 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居民 |
| 二、安全 |
| 三、公共安全 |
| 四、公共安全感 |
| 五、公共安全感指标体系构建和测度 |
| 第二节 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理论 |
| 一、质量管理体系理论 |
| 二、居民公共安全感与质量管理体系的关系 |
| 第三节 社会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通州区居民公共安全感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安全感现状与特点 |
|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
| 二、全区居民公共安全感现状 |
| 三、通州区居民公共安全感的主要体现 |
| 第二节 居民安全感测度与分析 |
| 一、电话调查和访谈问题设计 |
| 二、电话调查与结果 |
| 三、访谈调查与结果 |
| 第三节 通州区提升居民公共安全感的举措 |
| 一、强化公共安全政治担当 |
| 二、顺应群众公共安全需求 |
| 三、妥善处置不稳定事端 |
| 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
| 五、持续优化基层治理体系 |
| 第三章 通州区居民公共安全感方面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通州区居民公共安全感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对提升公共安全感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 二、提升公共安全感手段不科学 |
| 三、提升公共安全感措施全面性不强 |
| 第二节 通州区居民公共安全感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维护治安秩序不够到位 |
| 二、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整治不到位 |
| 三、社会矛盾多发易发 |
| 四、基层基础工作薄弱 |
| 第四章 提高通州区居民公共安全感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对提升公共安全感工作的重视 |
| 一、提高权威性、严肃性 |
| 二、建立质量标准体系、构建主体内容 |
| 三、先试点后推广,稳步推进 |
| 第二节 应用PDCA科学优化提升 |
| 一、实行项目化管理 |
| 二、督促部门、单位抓好贯彻执行 |
| 三、开展模拟检测 |
| 四、处理解决影响公共安全感的不安全事端 |
| 第三节 全方位提高居民公共安全感 |
| 一、提高居民公共安全感的全域性 |
| 二、提高公共安全感的全程性 |
| 三、提高公共安全感的全员性 |
| 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
| 五、改善生态环境 |
| 六、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
| 七、强化技防监控体系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通州区公共安全感电话调查和访谈问卷 |
| 致谢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生成逻辑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全球化和国际警务改革对公安工作带来新影响 |
| (二) 国内现实:社会转型对公安工作提出新要求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工作的历史实践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工作的现实实践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安工作的相关理论 |
| (二) 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一、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78年-1992年) |
| (一) 在拨乱反正中初步形成 |
| (二)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
| (三) 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至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92年-2002年)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五大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
| (二) 党的十五大以后至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02年2012年) |
| (一) 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七大这一时期为形成期 |
| (二) 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为进一步发展期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12年至今)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关于公安工作的性质任务 |
| (一)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依然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
| (二) 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和工作大局中公安工作处在很重要的位置 |
| (三) 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使命任务 |
| 二、关于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
| (一)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不能动摇 |
| (二) 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 三、关于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 |
| (一) 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
| (二) 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
| (三)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 四、关于公安工作的实现路径 |
| (一)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首要问题 |
| (二) 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 (三)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 (四) 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增强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
| 五、关于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 |
| (一) 政治建警:全面加强革命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政治过硬 |
| (二) 从严治警:全面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确保公安队伍纪律作风过硬 |
| (三) 依法治警:全面推进正规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责任过硬 |
| (四) 素质强警:积极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本领过硬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总体特征 |
| 一、生成过程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继承性 |
| 二、内容构成的科学性政治性和法治性 |
| (一) 严密的科学性特征 |
| (二) 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
| (三) 强烈的法治性特征 |
| 三、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的人民性 |
| (一) 价值指向的人民性 |
| (二) 力量源泉的人民性 |
| (三) 评判标准的人民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价值意义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 (二) 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 |
| (二) 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 |
| (三) 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 |
| (四) 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思想保障 |
| 第六章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 |
| 一、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
| (二) 以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 |
| (三) 以坚持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立足点 |
| (四) 以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为根本价值指向 |
| (五) 以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为方法论 |
|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 |
| (二) 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时代之间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 |
| 三、在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 |
| (二) 坚持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理论分析 |
| 一、“无直接利益冲突”概念界定 |
| 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成因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机理 |
| 三、“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表征 |
| (一) 弱势群体为主体 |
| (二) 借机发泄为目的 |
| (三) 偶发事件为起因 |
| (四) 以政府部门为冲突对象 |
| (五) 表现形式多样化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负面影响 |
| (一) 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
| (二) 损害政府权威和政治合法性 |
| (三) 破坏社会心理 |
| (四) 阻碍人民政治素质的提高 |
| 第二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依据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属性定位 |
| (一) 定位“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依据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层次性分析 |
| (三)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多元属性分析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矛盾思想为理论指导 |
| (二) 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为理论基石 |
| (三) 以西方集体行为和社会冲突理论为镜鉴 |
| 第三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价值意义 |
| 一、契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 |
| (一) 提高对人民主体的关切 |
| (二) 实现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 (三) 推进治理方式的民主化 |
| 二、符合建设平安中国的题中之意 |
| (一) 法治是建设平安中国的根本依托 |
| (二) 协同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重要手段 |
| (三) 综合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必然趋势 |
| 三、符合基层治理的内在要求 |
| (一) 基层治理是防范冲突的第一道防线 |
| (二) 基层治理是引领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
| (三) 基层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 |
| 第四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
| 一、治理初探阶段(1949-1992) |
| (一)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的治理(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四大召开时期的治理(1978-1992) |
| (三) 阶段特征 |
| 二、艰难探索阶段(1992-2012)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中央对“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确认期间的治理(1992-2006) |
| (二) 2006年至党的十八大前夕的治理(2006-2012) |
| (三) 阶段特征 |
| 三、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新特征 |
| (二) 治理理念新发展 |
| (三) 治理实践新探索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基本经验 |
| (一) 必须坚持直面社会矛盾和冲突 |
| (二) 必须坚持从源头预防和化解矛盾 |
| (三) 必须坚持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
| (四) 必须提高政府阶段性应对能力 |
| 第五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实新境遇 |
| 一、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新契机 |
| (一) 以新时代开启治理新征程 |
| (二) 以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为价值引领 |
| (三) 以新时代党风建设新气象为精神铸魂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一) 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 |
| (二) 国内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
| 三、推进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难题 |
| (一) 传统滞后的治理理念 |
| (二) 僵化闭塞的治理方式 |
| (三) 不健全的治理机制 |
| 第六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创新思路 |
| 一、创新治理思维 |
| (一) 以和谐理念推动思维方式转变 |
| (二) 以协调方式促进立场关系转变 |
| (三) 以包容理念推进治理方式转变 |
| 二、推动治理制度完善 |
| (一) 完善调解制度 |
| (二) 健全信访制度 |
| (三) 加强诉讼制度 |
| 三、加强治理主体协同 |
| (一) 加强党委的组织保障 |
| (二) 突出政府的主导力量 |
| (三) 强化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 |
| (四) 畅通公众参与渠道 |
| 四、强化治理方式融通 |
| (一) 发挥民主协商的优势 |
| (二) 夯实法治保障 |
| (三) 激发科技治理效能 |
| 五、优化治理化解机制 |
| (一) 完善多元纠纷裁决机制 |
| (二) 建立责任明晰的联动机制 |
| (三) 加强对抗行动的制动机制 |
| (四) 建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的演进与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3 研究结构及方法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主要概念界定 |
| 1.3.1 社会治安评估 |
| 1.3.2 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 |
| 1.4 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演进阶段的划分 |
| 2 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的初步探索（1978—1990） |
| 2.1 以刑事案件发案量为主要评估指标 |
| 2.1.1 社会治安评估的背景 |
| 2.1.2 社会治安评估指标的出现 |
| 2.2 主观性评估指标 |
| 2.2.1 安全感指标出现 |
| 2.2.2 公安部“公众安全感”抽样调查 |
| 2.3 社会治安评估的拓展和延伸 |
| 2.3.1 地方性社会治安评估出现 |
| 2.3.2 “严打”推动社会治安评估指标的细化 |
| 2.4 小结 |
| 3 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的规范发展（1991—2003） |
| 3.1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社会治安评估的发展 |
| 3.1.1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提出 |
| 3.1.2 社会治安评估指标范围的扩展 |
| 3.2 社会治安状况分类评估的出现 |
| 3.2.1 公安部分类评估 |
| 3.2.2 地方性分类评估 |
| 3.3 治安评估理论研究深入推进 |
| 3.3.1 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 |
| 3.3.2 社会治安的影响因素 |
| 3.4 公众安全感备受重视 |
| 3.4.1 安全感的相关理论研究 |
| 3.4.2 持续的安全感抽样调查 |
| 3.5 小结 |
| 4 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的多元发展（2004—2011） |
| 4.1 平安建设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
| 4.1.1 平安浙江 |
| 4.1.2 其他地方性平安建设考核评价 |
| 4.1.3 第三方评估的出现 |
| 4.2 社会治安评估指标系统化研究 |
| 4.2.1 理论研究的丰富 |
| 4.2.2 指标的命名与分类 |
| 4.3 公众安全感得到进一步重视 |
| 4.3.1 专门的公众安全感理论研究 |
| 4.3.2 实践中得到普遍应用 |
| 4.4 小结 |
| 5 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完善（2012—至今） |
| 5.1 社会治安评估实践的常态化 |
| 5.1.1 平安珠海指数 |
| 5.1.2 平安浙江指数 |
| 5.1.3 上海闵行平安指数 |
| 5.1.4 西宁社会治安分色评估 |
| 5.2 学术成果融入评估实践 |
| 5.2.1 理论研究与评估实践的融合发展 |
| 5.2.2 第三方评估的壮大 |
| 5.2.3 研究视角的拓展 |
| 5.3 社会治安评估方法的科学化 |
| 5.4 小结 |
| 6 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的演进规律 |
| 6.1 评估指标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治安政策调整相同步 |
| 6.2 社会治安评估指标的范围向“大治安”拓展 |
| 6.3 公众安全感逐渐成为核心评估指标 |
| 6.3.1 公众安全感指标自身不断完善 |
| 6.3.2 公众安全感指标的重要性持续提升 |
| 6.4 社会治安评估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 |
| 6.4.1 评估主体多元化 |
| 6.4.2 三种社会治安评估模式 |
| 6.5 社会治安评估方法逐步科学化 |
| 6.6 社会治安评估的功能重心由评价转向预测 |
| 6.6.1 由描述功能向监测功能转变 |
| 6.6.2 由监测功能向预测功能转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一、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二、 在学期间所获的奖励 |
| 三、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服务“全面小康” 建设平安社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治理理论视角下平安建设公众满意度研究 ——以中山市为个案[D]. 王洁. 电子科技大学, 2021
- [2]西南边疆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以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润村为例[D]. 于明慧. 大理大学, 2021(10)
- [3]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4]公安现代化之路的浙江实践与展望[J]. 金伯中.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2021(01)
- [5]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J]. 张文显.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01)
- [6]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习近平关于平安建设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与理论体系[J]. 褚国建.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2020(06)
- [7]南通市通州区居民公共安全感研究[D]. 邹昊轩. 苏州大学, 2020(03)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9]“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10]社会治安评估指标体系的演进与规律研究[D]. 石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