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商投资产业趋向分析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胡宏雁[3]（2020）在《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到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国际投资规则和格局变化使得企业并购中知识产权获取与利用呈现出复杂化的状态,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日益增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价值评估与转移等环节的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认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和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问题。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相关理论对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考量,以期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外资为获取知识产权而进行的并购提供有益指导。厘清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基本原理与主要法律问题,是文章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前提。其一,在界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的基础上,总结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独有特点。其二,通过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不完全专属性与激励性阐述,分析知识产权纳入投资的经济特殊性。由知识产权资本的评价可能性、转让可能性分析知识产权资本的适格要件。其三,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和知识产权对并购投资实践影响的实证分析,探究知识产权获取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其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文章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将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各阶段相伴而生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归结为: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考量、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及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既有平等主体也有国家层面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过程并不是仅仅考量知识产权“是什么”,更应该考虑在其司法管辖权内知识产权潜在的权利扩展,即“可以做什么”。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从而减少潜在并购风险,并为确定合适的并购价格奠定基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各方主体不尽责将导致合同、公司和知识产权的法律层面的责任问题,涉及到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违反重大事项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律师等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中的违约和侵权等方面责任,分清各方责任保证知识产权调查的尽职、审慎地进行。知识产权资产具有可评估性,评估是了解目标方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手段,科学的估值能为并购出价提供决策依据。知识产权的特质决定了其评估方法选择的独特性,其价值受到不同于其他资产的法律因素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满足企业的战略发展、交易定价、税收设计、融资及法律诉讼等诸多领域现实需求,探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必要性。其次,剖析传统价值评估方法,结合知识产权资产具体情况,探究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评估方法的选择。最后,结合并购具体情形,探究影响不同知识产权类型价值评估的法律因素考量。同时,注意考察跨国并购中的价值评估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参考性。评估对象限于此次并购中目标方的知识产权,评估针对本次跨国并购而进行,评估具有参考而不是决定作用,不能将知识产权评估值等同于成交价。反垄断审查与规制已成为重大跨国并购能否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的交叉具有历史与现实性,识别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垄断行为,基于相对利益平衡原则分析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利益问题,探究如何对专利、着作权、商标滥用进行反垄断规制和救济是关键因素。此外,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还事关企业存亡和国家安全问题。具体而言,以获取专利为目标的并购可能引发的科技安全问题,基于着作权的并购可能引发文化安全问题,与商标品牌密切相关的并购可能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分析与应对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垄断和知识产权转移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平衡并购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并购投资目的与东道国利用外资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加强国家安全审查,以期在相对利益平衡中促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良性发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不仅事关企业知识产权获取,更是事关国家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经济与法律活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完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并购投资方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方式选择,其中获取知识产权成为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重要驱动力。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以反垄断、国家安全审查之名大行投资保护之道,使得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运行艰难。同时,“引进来”过程中,来华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利用并购中形成的市场优势破坏有序的市场竞争,利用并购获取中国企业稀缺的知识产权资源并引发国内知识产权层面安全问题,需要中国构建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的防火墙。中国要在创新驱动中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在完善规则中提高“引进来”水平,积极参与新一轮投资规则重构,并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4]（2020）在《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自老挝实行经济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老挝政府在为继续积极吸引外资作出努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老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相关制度变革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作用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挤入效应非常明显,在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老挝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就业率的提升。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包括对老挝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以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老挝经济发展现实,探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剖析制度理论框架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与动因,进而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展开研究,分析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与效应,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产生的效应机理与路径依赖及其经济效应。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效应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具有促进作用。在戴维·菲尼的理论框架下,影响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代表了建立制度变化实证模型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时,需要把有关影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在老挝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逐渐转变的过程当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制度内容的“介入”,不断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和效应。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个基本命题,即: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支体系,其影响过程必然不是由一种FDI数据值来反映的,而是由多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数据指标集展现的（即FDI制度因子）,鉴于这种多对一评价值模型具有较高系数的分散性,本文以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和鼓励制度为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维度指标,并分别从4个不同制度视角选取维度变量,借助MATLAB软件,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和老挝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老挝短期的政策鼓励并不能完全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增加。从长期发展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影响,且这种正相关以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FDI综合制度值,老挝GDP将会增加0.7259%。且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对老挝的经济增长（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即FDI波动1个百分点,那么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化0.391628个百分点,且GDP的调整系数为-2.093457。整体来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的互作关系,其中管理制度、准入制度及鼓励制度是促进老挝经济增长和FDI投入的主要影响因子,由此得证老挝的FDI制度体系及其变迁总值可以刺激和促进老挝的经济增长,且拥有明显的经济效应。基于此,本文在最后通过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的分析,给出了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以及规避挤出效应的制度完善对策与建议,认为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时应注重老挝与外国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的协调,应结合老挝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际建立动态管理模式。注重对制度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与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并充分发挥政府中介引导作用。
高安刚[5]（2020）在《中国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城市群建设是全球城市化的主导方向,更是促进区域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空间载体。推动实现创新驱动是中国重大战略之一,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则是新时期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刘易斯拐点”来临及“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的新常态下,传统的依靠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不可持续,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所在。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一直是区域经济学、创新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而经济高质量增长则渐趋成为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已有针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刻画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上,忽视了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经济效应的关注。创新要素投入与创新模式选择（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等）是学者们普遍开出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药方”。尚缺乏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对话”。在国家深入推进城市群建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及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的三重战略叠加背景下,促使本文思考如下问题:中国城市的创新已取得了一定成就,那么,在城市群空间尺度下形成了何种创新空间结构?如何运用新的视角对这一创新空间结构进行测度?在地方政府支持、国家政策扶持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演化的理论模型?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是否可以从创新空间结构调整优化的视角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寻找新的“药方”?亟需在理论与实证上对这些问题给予回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主要对以下六个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研究创新空间结构形成机制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框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将测度创新空间结构的视角聚焦于创新单中心-创新多中心维度。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核心概念进行再解析,将空间结构界定为“基于创新的空间结构”,基于单中心-多中心视角对创新空间结构内涵进行再定义,凝练提出创新单中心空间结构、创新多中心空间结构概念。并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吸收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创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搭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提出研究假说,为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测度及经济增长的现实考察。选取中国13个典型城市群为研究样本。首先运用专利数据对城市创新水平现状进行初步考察。然后基于单中心-多中心视角采用位序-规模法则测度中国城市群创新多中心指数,揭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特征。采用Arc GIS空间可视化、核密度等工具和方法研究不同地带城市群、不同等级城市群之间创新空间结构程度的差异化特征及其演化趋势。运用人均GDP、GDP总量等数据对城市群经济增长规模及速度进行现实考察。为后续计量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第三,实证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用地方政府科技支持、国家高新区及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分别作为地方创新动力、国家创新动力及全球创新动力的代理变量,选取2001-2016年为研究的时间范围,采用固定效应及双重差分（DID）等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三种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影响。并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索三种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更进一步,将城市群区分为东部与中西部城市群两类,实证检验三种创新动力对不同地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第四,实证研究城市创新空间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性,为进一步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奠定逻辑基础。将国家高新区作为城市创新空间的典型代表,选取资源型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高新区这一创新空间对降低资源依赖的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区域异质性。第五,实证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非线性效应。为了揭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内在关系,运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变量,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实证考察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以检验两者之间存在的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门槛效应。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还采用改变核心解释变量计算方法及用劳动生产率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六,研究基于创新空间结构优化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对策。根据本文研究的结论,结合国家推动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增长战略的实践,从创新单中心-创新多中心视角,具体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优化及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在研究的时期内,绝大多数城市群呈现创新单中心的空间结构特征,只有个别城市群表现为创新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但整体而言,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呈现单中心减弱、创新多中心趋势逐渐显现的演进规律;不同等级、不同地带城市群的创新多中心程度存在差异。第二,以地方政府科技支持为代理变量的地方创新动力与以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为代理变量的全球创新动力均显着抑制了中国城市群创新多中心程度的提升,加剧了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创新不均衡,使得创新向单一中心城市集聚,即地方创新动力与全球创新动力均促进城市群向创新单中心空间结构演进;以国家高新区为代理变量的国家创新动力显着推动了中国城市群创新多中心程度的提升,国家高新区是促进城市群向创新多中心空间结构演进的重要制度动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修补地方创新动力、全球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多中心水平提升的抑制作用,将地方创新动力、全球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多中心水平的影响由抑制作用扭转为促进作用。地方创新动力、国家创新动力及全球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影响具有显着的区域异质性。地方创新动力、国家创新动力对东部城市群创新多中心程度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对中西部城市群的促进作用不显着,但全球创新动力对东部、中西部城市群创新多中心空间结构水平的提升均起到显着抑制作用。第三,国家高新区这一城市创新空间显着降低了城市的资源依赖,显着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且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能力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这一创新空间降低资源依赖的程度具有显着的区域异质性,且不支持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假说。具体表现为国家高新区这一创新空间对降低中部地区资源依赖的作用程度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小且不显着,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空间差异特征。第四,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创新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会经历由创新单中心驱动向创新多中心驱动转变,且创新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水平相匹配时,才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基于“单中心-多中心”视角研究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将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表现形式聚焦于创新单中心还是创新多中心,视角新颖;（2）构建基于“行为-空间结构-功能”的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形成动力与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基于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凝练提出“创新活动-创新空间结构-经济增长”的具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增进区域创新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之间的“对话”,拓宽创新地理学的实践认知领域。认为城市创新活动塑造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而创新空间结构受到地方创新动力、国家创新动力及全球创新动力的影响,多股力量作用下城市群创新单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减弱、多中心特征增强;（3）搭建国家制度创新动力与创新空间结构演进之间的关联,为国家创新制度空间嵌入战略优化提供新的经验证据。本文将国家高新区从国家制度创新动力中单独分离出来,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高新区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作用及其区域异质性表现,从而有助于从外生制度视角揭示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演化机制,为国家高新区空间战略布局提供一个新的经验证据;（4）阐释并验证城市创新空间具有经济效率是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产生经济效应的逻辑前提,并提出基于创新空间结构优化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新路径。本文通过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进行经验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创新空间结构调整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新路径,丰富与拓展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战略体系内涵。
尹慧[6]（2020）在《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影响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综合实力越来越强。长江经济带具备强大的内需潜力以及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的显着优势。化工行业作为污染密集型行业,也是长江经济带工业经济的基础性产业。针对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环境污染治理与产业链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区域间分工合作协同发展压力大等问题,实行适度的环境规制成为必要。探讨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链区际分工的发展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环境规制是否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产业链区际分工的因素具有较大的学术和应用价值。本文研究内容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研究的背景及意义,介绍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框架,提出研究方法与创新点;第二部分为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并进行文献述评,介绍相关概念与理论;第三部分为现状分析,基于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与环境规制的相关数据特征,分别对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产业链区际分工与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及治理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初步比较分析;第四部分为理论研究,从作用机理和理论模型展开研究,提出研究假设,并分析影响因素;第五部分为实证研究,通过指标选取,分别构建经典面板回归模型和SDM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将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指标纳入产业链区际分工相关指标的研究框架,将化工行业整体及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各行业分开进行基本模型回归、非线性回归、技术效应回归以及要素组合回归的比较研究,并结合实际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说明;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展望,对本文研究内容及现状分析、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并针对相关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指出本文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产业链具有明显的区域间分工特征,化工行业整体的产业链区际分工和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存在着空间自相关效应,并受到相邻区域的制约。从化工行业整体来说,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是存在的,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产业集聚和专业化程度的影响从长期来说具有着倒“U”型效应,即过强的环境规制不利于地区产业链专业化分工。但环境规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技术进步,改变着要素组合。从化工产业链各行业来说,上游行业产业链区际分工过程中的环境规制效应不够显着;中游行业产业链区际分工过程中的环境规制效应总体上为负;下游行业产业链区际分工过程中的环境规制短期效应为正,长期效应呈倒“U”型。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产业成本效应、技术促进效应以及要素组合效应的存在。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应加强政府引领和企业跟随协同推进,有针对性地提升产业链区际分工的质量,利用环境规制倒逼技术进步,促进区域间合作。
康江江[7]（2020）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与集聚演变研究》文中提出在全球制造业由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生转移的背景下,生产重心逐渐集中到全球新兴区域内的主要城市群地区及其周边地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世界紧密联系的新兴城市群地区受全球跨国资本的影响最大,成为了新兴区域与世界联系的“窗口”。就中国而言,伴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沿海地区逐渐成为与全球联系的主要阵地,尤其是我国沿海的三大城市群地区,不仅承接了大量的全球制造业转移,同时成长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群地区。这些城市群地区不仅参与全球的产业分工,推动全球的资源的重新配置,同时,地区内部也发生着产业空间的重构,推动着地区内部产业分工的深入。因此,在更精细的区域分工基础上的制造业专业化和集聚已经形成。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上,人们都越来越关心在全球分工中如何划分地域空间,以及为什么在新兴经济体的大城市群地区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配置地区的制造业专业化和产业集聚。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分析,论文将立足于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从分析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与集聚视角对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的演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论文共分为8章内容来展开论文的分析。其中,前两章为背景问题、文献回顾以及研究理论框架的搭建,形成了由地方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组成的影响地区制造业专业化和集聚的解释框架。第三章介绍了论文的研究区域、数据的基本情况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第四章到第六章主要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的专业化和集聚时空特征,同时利用具体的计量模型来检验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要素对制造业专业化和集聚的影响。第七章则以本地区四个典型性行业为例,分析了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要素对代表性行业地区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最后一章为论文的结论和展望。通过研究发现,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制造业专业化特征在空间上呈现出外围城市化地区专业化指数高,而核心城市化地区的专业化指数低的特征。同时,制造业主要集聚在以城市群为主导的“Z”字型工业走廊,且呈现出了进一步的强化趋势。这就表明那些外围城市化地区的县域可能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抗击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的发展现状。而核心城市化地区则呈现出多类型制造业共同集聚的特征,导致整个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在整个地区具有较强的空间差异性。（2）论文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证实了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要素的作用,并发现地方化要素、城市化要素以及全球化要素对制造业的专业化和集聚均会产生显着的影响。地方化要素的变量会对专业化和集聚产生差异性的作用;而城市化要素则可以促进县域制造业的集聚,但是对县域专业化的影响确是负向的;全球化要素则对制造业的专业化和集聚的影响均呈现出双面性。（3）论文以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及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这些行业的产值规模在不断增加,但是就业趋势却以2010年为拐点呈现出明显先增加后下降趋势。其空间上呈现明显的专业化片状集聚特征,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工差异。实证模型同样证实了地方化要素、城市化要素以及全球化要素会显着影响案例行业的专业化集聚,具体的作用方向会因行业的差异导致结果有一些差异。最后,论文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产业集聚以及具体行业专业化集聚的一些对策建议。
曹鸿宇[8]（2020）在《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已深度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中,而吸引外资（FDI）流入中国市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持续的推动力,在这其中外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外资准入政策始终是朝着自由化方向改革,显着提升了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调整起到倒逼改革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量”为主转变为“质”“量”齐增。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前一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消解中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下降的影响。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要素。外部因素方面,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外资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以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为标志,美国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挂钩,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曾广泛实施的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被美国指为中国间接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手段。中国曾对外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方针,旨在借助外部资源培育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国内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市场换技术”也在官方发声中逐渐淡出。《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使“强制性技术转让”在中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指责并无法理基础,各国针对外资实施的合资要求措施属于合规手段。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考量。本文围绕外资开放与中国创新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将研究的落脚点具体到企业创新问题上,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这一规定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外资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外资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对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是双向的。具体来看,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技术转让效应有益于东道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外商成分则可能会使企业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转移放弃自主创新,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企业更加明显;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而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对于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定,但在市场规模较大的行业倾向于正向作用。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提升对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了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商独资企业;而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则能够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对合资要求的单独分析发现,对外资设定合资要求强化了外资成分对东道国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惰性,取消合资要求有助于使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拓展分析的结果发现,外资流入对高技术产业会自主创新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回归结果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申请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方向与对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一致,但影响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基于地理位置差别进行的分样本回归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东部企业其次,对中部企业不显着;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其次,对东部企业最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进入无论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宏观行业层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仅在外商独资形式的企业中可能出现“创新惰性”的情况,不过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全部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都会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而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单独分析发现,合资要求的存在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背道而驰,中国企业并未从外资合资要求政策的实施中获取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效果。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破除意识上的封闭和模糊。第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政策,鼓励外资与投后研发相结合。第三,减少对外资的直接限制,摒弃对外资准入的合资要求规定。第四,完善中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第五,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第六,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逐步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治理环境。第七,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技术创新主体。第八,进一步改善不同地区、行业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全局协调性发展。第九,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唐兴李[9]（2020）在《GATS下跨境医疗服务准入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经过了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后,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信息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发展必然会趋向于全球一体化。“地球村”的概念已经被当代学者频繁提及。信息、科技以及人类的健康等诸多领域受到地域的限制将会越来越小。这无疑对各国政府的准入管制提出了更高的挑战,特别是在与国民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医疗服务领域。过高的准入门槛有可能使本国的医疗市场难以从全球范围内吸收新技术、共享医疗数据及临床案例,从而在面对重大医疗危机时难以借助国际力量;而过低的准入门槛则有可能使不同文化下的医疗管理及市场体制摧毁本国市场。因此,自WTO与WHO成立伊始,就不断与各成员国政府在磋商此类问题。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加速了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在未来20年到50年的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的过程中,不能合理确定本国医疗服务市场准入规则的国家将很可能会在这个领域落后于其它国家,并严重影响到国民的生命安全。医疗服务的准入早在WTO成立以前就已经存在,不过直到GATS的出现才将医疗服务真正纳入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中并以经济和法律的语言确认了其可交易性。然而,目前在GATS中作出医疗服务承诺的成员较少,而且大多数成员对医疗服务的市场准入采取的是极为谨慎的态度。随着医疗服务全球流动的不断加强,不同利益个体、群体甚至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争论。面对医疗服务市场的国际化,如何平衡国内规制与贸易自由化?是更加自由还是保守?各成员对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主要模式有哪些?各成员对医疗服务市场的外资准入的做法和考虑因素是什么?我国对医疗服务,尤其在外资准入领域的法律规范,还有哪些不足?面对未来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法律的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以及未来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法律的突破方向可能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用GATS框架下的四种提供服务方式来分析医疗服务行业中市场准入方面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本文首先阐述了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基本概念和界定,以及GATS下四种提供方式的适用范围。随后通过分析各成员国对其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承诺,总结了主要成员国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模式。另外,结合我国国情,为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模式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紧接着,从四种提供方式（跨境提供、跨境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出发,本文分析了医疗服务市场准入面临的法律问题。首先,是跨境提供和跨境消费模式在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互联网医疗以及跨境医疗消费的准入问题。由于医疗服务的本质是流动性的,大多数成员国在GATS中对医疗服务市场在跨境提供和跨境消费市场准入方面的承诺基本是不限制,加之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医疗服务的发展趋势为呈现越来越多的线上诊断。与此同时,跨境医疗消费日益增加,也使得各国不得不重新面对市场准入的问题。在跨境提供方面,互联网医疗的准入涉及到了国家和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因此很多政府的国内准入应对措施则是选择性屏蔽相关跨境医疗服务网站信息;对于跨境消费方面,政府则采用的是控制出入境签证率,以此来控制跨境就医问题。然而,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平衡国内规制和贸易自由化。本文研究发现,很多成员国政府选择在遵守GATS承诺表的前提下,各成员国政府都采用援引GATS的一般条款和例外条款来作为医疗服务跨境提供和跨境消费的市场准入国内措施的补充条款。其中,我国在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方面就提出适用GATS例外条款。对于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方面,大多数成员国在GATS承诺表里都表示有所限制。医疗服务市场的外资准入问题主要体现在外资准入的设立形式及条件。本文以我国现状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梳理了我国当前医疗服务市场外资准入的设立形式、条件,新《外商投资法》对医疗服务市场外资准入的影响以及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目前存在的有关外资准入的法律问题。论文对医疗服务的外资准入范围、比例条件、外资准入履行方面以及审批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并从法律角度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最后,本文研究了在GATS框架下各成员国在医疗服务市场中对自然人流动方面的准入问题。各成员国在医疗服务方面的人员准入主要体现为对外国执业医师的限制,限制内容包括对服务提供者数量的限制、对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的限制以及对服务业务范围及地域的限制。文中分析了主要成员国在医疗服务行业自然人流动的准入模式,总结了医疗服务行业自然人流动市场准入的法律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最后,文章分别从跨境提供、跨境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方面总结了当前医疗服务市场准入面临的法律障碍,在比较和借鉴中,提出未来可能的突破方向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
李毅[10]（2020）在《减量规划导向的工业用地效率测度和提升机制研究 ——以长三角区域为例》文中认为工业用地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重要基础,是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工业用地等生产要素规模扩张驱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与此同时,工业用地闲置、浪费等现象日渐严峻,工业用地低效利用问题逐渐凸显,土地资源紧缺与低效利用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建设用地资源紧张对城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约束逐步显现,增量规划逐渐向存量和减量规划转变,在减量规划导向下提高城市工业用地效率势在必行。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既符合全球发展大势,也是我国发展的内生需要,对促进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升,引领其他城市群区域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本文在工业用地减量规划导向下,以长三角区域为例,测算城市工业用地效率水平,研究影响工业用地效率的主要因素,试图为破解减量规划时代工业用地供给趋紧造成的资源约束难题,实现长三角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考,并为我国其他城市群区域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与启示。本文选择20062015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共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样本,从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角度构建工业用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出各地区工业用地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总体规模效率。在此基础上,通过工业用地技术效率DEA有效前提下的工业用地投入冗余量剥离出工业用地效率。同时选择Tobit模型对工业用地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根据回归结果构建工业用地效率提升机制,为减量规划导向下工业用地效率提升提出针对性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研究期内各城市工业用地效率明显好转。工业用地效率均值自2006年的0.51上升至2015年的0.61,上升幅度达23.52%。但是工业用地投入冗余情况依然严重,截至2015年仍有近40%的工业用地投入冗余。（二）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区域环境和行业特征均会影响城市工业用地效率提升,具体来说土地市场化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用地利用强度会对用地效率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工业行业对外开放度、地区产业结构则对用地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为此,应完善工业用地管理,规避地方政府盲目引资竞争;提升土地市场化水平,优化工业用地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工业用地利用强度,发挥工业产业集聚效应。（三）实施区域工业用地差别化减量增长策略,提升整体用地效率。减量规划导向下,提高工业用地效率是必然选择;工业用地效率测算结果则为减量规划提供依据和支撑,推动用地效率低的地区落实工业用地减量化,以破解城市土地资源约束难题。
二、外商投资产业趋向分析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商投资产业趋向分析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创新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要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特点总结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理论基础 |
| 一、作为“投资”的知识产权具有特殊性 |
| 二、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依据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保护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 |
| 一、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 |
| 二、基于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实证考量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主要环节的法律问题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 |
| 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三、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
| 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独特性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内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特征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解决的法律问题 |
| 一、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 |
| 二、识别目标方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 |
| 三、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 |
| 四、识别目标方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 |
| 五、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法律责任认定分析 |
| 一、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责任 |
| 二、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 |
| 三、管理层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 |
| 四、律师等中介机构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第一节 并购中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界定 |
| 一、知识产权价值来源分析 |
| 二、并购中的知识产权评估特点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需求 |
| 一、价值评估的战略需求 |
| 二、价值评估的交易需求 |
| 三、价值评估的税收需求 |
| 四、价值评估的融资需求 |
| 五、价值评估的诉讼需求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及选择 |
| 一、市场评估方法 |
| 二、成本评估方法 |
| 三、收益评估方法 |
| 四、并购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依据 |
| 一、专利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二、商标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三、着作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四、商业秘密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第四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垄断行为辨析 |
| 一、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滥用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一般垄断行为分析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基础 |
|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关系之辩 |
| 二、禁止权利滥用理论 |
| 三、相对利益平衡理论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实践分析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内实践评析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际实践评析 |
| 第五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层面的国家安全界定 |
| 一、基于专利权的科技安全 |
| 二、基于着作权的文化安全 |
| 三、基于商标权的产业安全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实践的思考 |
| 一、美国为代表的并购中新兴技术国家安全审查 |
| 二、加拿大为代表的并购中国家文化产业安全审查 |
| 三、中国为代表的并购中品牌依存度产业安全审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FDI) |
| 2.1.2 FDI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 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
| 2.2.1 制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 |
| 2.3 制度效率理论 |
| 2.3.1 检验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以制度效率为核心的契约理论 |
| 2.4 制度经济效应理论 |
| 2.4.1 制度经济效应 |
| 2.4.2 制度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 |
| 2.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发生机理 |
| 2.4.4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路径依赖 |
| 第3章 老挝经济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 老挝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老挝GDP发展水平 |
| 3.1.2 老挝经济产业结构 |
| 3.1.3 老挝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
| 3.1.4 老挝劳动力就业率 |
| 3.1.5 老挝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 |
| 3.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3.2.1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规模 |
| 3.2.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 |
| 3.2.3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
| 3.2.4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式 |
| 3.3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 |
| 3.3.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政策 |
| 3.3.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聚集效应 |
| 3.3.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4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历史变迁 |
| 4.1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三阶段模型 |
| 4.1.1 三阶段模型 |
| 4.1.2 老挝引进外商投资的不同阶段 |
| 4.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历程 |
| 4.2.1 开国时期 |
| 4.2.2 开放时期 |
| 4.2.3 21世纪以后 |
| 4.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
| 4.3.1 呈“渐进式”特征 |
| 4.3.2 呈独资化趋势 |
| 4.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动因解析 |
| 4.4.1 政治制度因素 |
| 4.4.2 社会经济因素 |
| 第5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内容、功能与效应分析 |
| 5.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5.1.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制度 |
| 5.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审批制度 |
| 5.1.3 老挝外商投资经营管理制度 |
| 5.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 |
| 5.2.1 强制与调节性功能 |
| 5.2.2 引导与开放性功能 |
| 5.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效应分析 |
| 5.3.1 FDI对流入国的挤入效应 |
| 5.3.2 FDI对流入国的挤出效应 |
| 5.3.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入效应 |
| 5.3.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出效应 |
| 5.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问题与缺陷 |
| 5.4.1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执行力度差 |
| 5.4.2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 |
| 5.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不明显 |
| 5.4.4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实施机制不完善 |
| 第6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变量选取 |
| 6.2.1 准入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2 审批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3 管理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4 鼓励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3 数据来源 |
| 6.4 老挝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4.1 数据质量分析及预处理 |
| 6.4.2 变量筛选 |
| 6.4.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
| 6.4.4 综合值计算步骤 |
| 6.5 老挝FDI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5.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5.2 协整性检验 |
| 6.5.3 老挝FDI制度体系经济效应的回归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7.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 |
| 7.1.1 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3 老挝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战略利益冲突 |
| 7.1.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战略定位 |
| 7.2 促进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完善的对策建议 |
| 7.2.1 健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体系 |
| 7.2.2 构建“互利、互益、长期绿色”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环境 |
| 7.2.3 加强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韧性化”管理 |
| 7.2.4 转变政府职能、构筑宏观引资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章节安排与技术路线 |
| 1.3.1 章节安排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空间结构经典理论回顾:从杜能到克鲁格曼 |
| 2.2 创新的相关研究方面 |
| 2.2.1 创新理论发展脉络 |
| 2.2.2 创新的衡量方面 |
| 2.2.3 创新对区域的增长效应方面 |
| 2.3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方面 |
| 2.3.1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特征研究方面 |
| 2.3.2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 |
| 2.3.3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经济效应研究方面 |
| 2.4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相关研究 |
| 2.4.1 多中心的维度与空间尺度方面 |
| 2.4.2 多中心的测度方法与模型方面 |
| 2.4.3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效应研究方面 |
| 2.5 经济增长理论 |
| 2.5.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5.2 新增长理论 |
| 2.6 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6.1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面 |
| 2.6.2 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方面 |
| 2.6.3 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方面 |
| 2.7 相关研究简评 |
| 第三章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构建 |
| 3.1 相关核心概念内涵解析 |
| 3.1.1 城市群的内涵 |
| 3.1.2 创新的内涵 |
| 3.1.3 空间结构的内涵 |
| 3.1.4 单中心-多中心视角下创新空间结构的新解析 |
| 3.1.5 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 |
| 3.2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再拓展 |
| 3.2.1 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内容 |
| 3.2.2 基于行为-空间结构-功能的地理系统 |
| 3.2.3 行为-空间结构-功能框架在创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地理应用 |
| 3.3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演化及其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构建 |
| 3.3.1 总体理论框架 |
| 3.3.2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假说 |
| 3.3.3 城市创新空间与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内在关联 |
| 3.3.4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假说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群创新单中心-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及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
| 4.1 城市群创新水平的现状分析 |
| 4.1.1 城市群范围的界定 |
| 4.1.2 创新的测度 |
| 4.1.3 总体规模及增长速度 |
| 4.1.4 相对规模及增速 |
| 4.2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测度:单中心-多中心视角 |
| 4.2.1 测度方法 |
| 4.2.2 测度结果分析 |
| 4.3 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
| 4.3.1 GDP总量的演进 |
| 4.3.2 人均GDP演进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国家及全球创新动力影响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1 三种创新动力对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直接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1 样本与数据 |
| 5.1.2 变量定义 |
| 5.1.3 计量模型 |
| 5.1.4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
| 5.2.1 变量定义 |
| 5.2.2 模型设置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5.3.1 计量模型 |
| 5.3.2 结果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检验方法 |
| 5.4.2 检验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产生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前提:城市创新空间有效性检验 |
| 6.1 理论背景与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样本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国家高新区这一创新空间对资源依赖的效应 |
| 6.3.2 作用机制检验 |
| 6.3.3 进一步的检验: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验证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样本与数据 |
| 7.1.2 变量定义 |
| 7.1.3 计量模型设置 |
| 7.2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7.2.1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检验 |
| 7.2.2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门槛效应检验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改变计算核心解释变量的指标 |
| 7.3.2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含义及展望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1.1 城市群创新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 |
| 8.1.2 城市群创新单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减弱,但存在显着异质性 |
| 8.1.3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受到地方、国家及全球创新动力的共同影响 |
| 8.1.4 城市创新空间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
| 8.1.5 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 |
| 8.2 政策含义 |
| 8.2.1 夯实创新与经济实力,为提升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奠定基础 |
| 8.2.2 推动三种创新动力相对均衡,促进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转型 |
| 8.2.3 优化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提供战略路径 |
| 8.2.4 采取“双结构”协同推进战略,探索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新路径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的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影响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基本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1 产业链分工及影响因素研究 |
| 2.1.2 环境规制影响效应研究 |
| 2.1.3 化工产业空间分工及发展影响研究 |
| 2.1.4 文献述评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环境规制 |
| 2.2.2 产业链区际分工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污染天堂假说 |
| 2.3.2 波特假说 |
| 2.3.3 要素禀赋理论 |
| 第3章 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产业链区际分工及环境规制现状分析 |
| 3.1 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产业链区际分工现状 |
| 3.1.1 化工行业概况 |
| 3.1.2 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时间特征 |
| 3.1.3 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空间分布特征 |
| 3.2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现状 |
| 3.2.1 长江经济带污染排放现状 |
| 3.2.2 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时间特征 |
| 3.2.3 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空间特征 |
| 3.3 现状分析小结 |
| 3.3.1 时间角度 |
| 3.3.2 空间角度 |
| 3.3.3 小结 |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作用理论研究 |
| 4.1 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作用机理分析 |
| 4.1.1 污染天堂假说下的产业成本效应 |
| 4.1.2 波特假说下的技术促进效应 |
| 4.1.3 要素禀赋理论下的要素组合效应 |
| 4.1.4 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作用机理路径图 |
| 4.2 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作用理论模型分析 |
| 4.3 理论研究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产业链区际分工影响实证研究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实证研究设计思路 |
| 5.1.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3 变量选取及其度量方法 |
| 5.2 经典面板回归分析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化工行业整体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2.3 化工产业链分行业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3 空间面板回归分析 |
| 5.3.1 空间权重矩阵的确定 |
| 5.3.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5.3.3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构建 |
| 5.3.4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 5.3.5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3.6 空间面板模型效应分解 |
| 5.4 实证结果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本文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实证研究相关数据 |
| 附录 B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7）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与集聚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创新之处 |
| 1.4 篇章结构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梳理与概念界定 |
| 2.1.1 制造业地区专业化 |
| 2.1.2 制造业集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传统贸易理论 |
| 2.2.2 新贸易和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2.3 产业集聚理论 |
| 2.2.4 开发区建设理论 |
| 2.2.5 城市化和城市网络理论 |
| 2.2.6 增长极理论 |
| 2.2.7 演化经济地理理论 |
| 2.2.8 基础理论总结 |
| 2.3 制造业地区专业化和产业集聚的研究综述与假说的提出 |
| 2.3.1 基于地方化视角的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与集聚研究与本文假说 |
| 2.3.2 基于城市化视角的制造业集聚与专业化的研究与本文假说 |
| 2.3.3 基于全球化视角的制造业集聚与专业化的研究与本文假说 |
| 2.4 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分析框架构建 |
| 第三章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区域界定 |
| 3.2 研究数据 |
| 3.2.1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的相关处理 |
| 3.2.2 中国工业企业经济普查的相关处理 |
| 3.2.3 行业代码的统一与本文的选择 |
| 3.2.4 企业经纬度坐标的提取 |
| 3.2.5 县域单元相关的经济属性的数据 |
| 3.3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四章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演变的整体特征 |
| 4.1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变化的时间特征 |
| 4.1.1 产值增长以江苏贡献为主,上海与浙江趋于收敛 |
| 4.1.2 就业规模以2010 年为拐点,呈现不同变化趋势 |
| 4.1.3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不同门类制造业人口占比变化演变 |
| 4.1.4 2位数主导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变,并占据较高比重 |
| 4.1.5 城市之间制造业规模差异明显,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的分异特征 |
| 4.2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演变的特征分析 |
| 4.2.1 上海与江苏、浙江之间专业化差异明显,浙江与江苏之间差异较小 |
| 4.2.2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的空间特征 |
| 4.2.3 专业化类型特征 |
| 4.3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特征 |
| 4.3.1 制造业地理集中分布趋势较弱,多数呈零散分布特征 |
| 4.3.2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 |
| 4.3.3 制造业集聚指数呈现“中心-外围”式分布,外围地位有所提升 |
| 4.3.4 苏锡常与上海制造业集聚特征显着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演变的影响研究 |
| 5.1 模型的构建和指标的选取 |
| 5.1.1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
| 5.1.2 指标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2 计量模型结果 |
| 5.2.1 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对制造业整体专业化的影响 |
| 5.2.2 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对制造业分行业专业化的影响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方化、城市化与全球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演变的影响研究 |
| 6.1 模型的构建和指标的选取 |
| 6.1.1 模型的构建 |
| 6.1.2 指标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2 模型结果 |
| 6.2.1 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对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的影响 |
| 6.2.2 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对制造业分行业集聚的影响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地方化、城市化与全球化对纺织、通用设备、汽车以及计算机专业化集聚的影响研究 |
| 7.1 四个典型2 位数制造业的时空特征分析 |
| 7.1.1 长三角地区典型制造业总体变化特征 |
| 7.1.2 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典型制造业分省市总体时间演变 |
| 7.2 典型案例行业专业化集聚的空间特征 |
| 7.2.1 纺织业专业化集聚空间特征 |
| 7.2.2 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空间特征 |
| 7.2.3 汽车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的特征 |
| 7.2.4 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的特征 |
| 7.3 基于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对典型行业影响分析 |
| 7.3.1 模型的构建 |
| 7.3.2 指标说明和基本属性 |
| 7.4 模型估计结果 |
| 7.4.1 地方化、城市化及全球化对纺织业专业化集聚的计量分析 |
| 7.4.2 地方化、城市化及全球化对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的计量分析 |
| 7.4.3 地方化、城市化及全球化对汽车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的计量分析 |
| 7.4.4 地方化、城市化及全球化对计算机类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的计量分析 |
| 7.4.5 模型估计结果的主要发现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制造业的发展、地区专业化和空间集聚特征具有较大的内部差异性 |
| 8.1.2 地方化效应的作用显着,但具体影响存在差异且影响不连续 |
| 8.1.3 城市化效应强化了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并促进了地区制造业的多样化 |
| 8.1.4 全球化效应对地区制造业的影响呈现出双面性 |
| 8.2 主要政策启示 |
| 8.2.1 推进地区制造业专业化的政策启示 |
| 8.2.2 引导地区制造业合理分布的政策启示 |
| 8.2.3 强化地区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的政策启示 |
| 8.3 未来的改进之处 |
| 8.3.1 细分行业代码或产品类型的比较分析 |
| 8.3.2 研究尺度的多元化对比及效应检测 |
| 8.3.3 专业化和集聚对企业效益或地区经济作用的检验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习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外资自由化 |
| 1.3.2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
| 1.3.3 外资自由化的创新效应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提纲 |
| 1.7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外资自由化经典理论回顾 |
| 2.1.1 外资自由化的思想内涵 |
| 2.1.2 外资自由化的现实理解 |
| 2.1.3 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4 小结 |
| 2.2 创新经典理论回顾 |
| 2.2.1 创新理论的提出 |
| 2.2.2 创新理论的成型 |
| 2.2.3 创新理论的新发展 |
| 2.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的研究回顾 |
| 2.3.1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投资的直接影响 |
| 2.3.2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2.3.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
| 3.1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机制 |
| 3.1.1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
| 3.1.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
| 3.2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
| 3.2.1 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框架 |
| 3.2.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
| 3.2.3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间接溢出影响 |
| 第四章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 |
| 4.1 外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惯例 |
| 4.1.1 国际投资流动趋势及现状 |
| 4.1.2 国际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1.3 国家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自由化演进历程、现状与展望 |
| 4.2.1 外资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与初探(1978-1986年) |
| 4.2.2 外资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6-1991年) |
| 4.2.3 外资开放快速推进与中外互利双赢(1992-1999年) |
| 4.2.4 入世与中国外资管理制度调整(1999-2007年) |
| 4.2.5 外资政策自由化新阶段(2008年至今) |
| 4.2.6 小结 |
| 4.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发展历程 |
| 4.3.1 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之路 |
| 4.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特征 |
| 4.3.3 中国进一步推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合资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析 |
| 5.1 多边贸易规则对技术转让问题的规定 |
| 5.1.1 TRIP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1.2 TRIM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2 美国对华301调查诉求及回应 |
| 5.3 历次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对华301调查对比 |
| 5.4 对“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6.1 变量描述 |
| 6.1.1 外资进入指标的构造 |
| 6.1.2 企业创新指标的构造 |
| 6.1.3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分析 |
| 6.4.2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4.3 稳健性分析 |
| 6.4.4 机制分析 |
| 6.4.5 拓展分析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合资要求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7.1 合资要求对外资进入的创新效应影响 |
| 7.2 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识别 |
| 7.3 研究设计 |
| 7.4 回归结果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典型事实研究结论 |
| 8.1.2 理论与机制研究结论 |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GATS下跨境医疗服务准入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基本理论和法律问题研究 |
| 1.2.2 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法律问题研究 |
| 1.2.3 通过GATS四种提供方式对医疗服务市场准入基本法律问题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2章 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基本理论 |
| 2.1 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概念 |
| 2.1.1 市场准入的含义 |
| 2.1.2 学界对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界定 |
| 2.1.3 GATS对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界定 |
| 2.2 GATS下医疗服务的四种提供方式及成员国的准入承诺 |
| 2.2.1 跨境提供 |
| 2.2.2 跨境消费 |
| 2.2.3 商业存在 |
| 2.2.4 自然人流动 |
| 2.2.5 成员国医疗服务四种提供方式的市场准入承诺 |
| 第3章 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跨境提供和跨境消费的准入问题 |
| 3.1 GATS例外条款的解读和适用分析 |
| 3.2 GATS例外条款对跨境医疗提供市场准入的补充限制 |
| 3.2.1 跨境医疗提供的界定 |
| 3.2.2 GATS例外条款对跨境医疗提供准入制度的法律适用及影响 |
| 3.3 GATS例外条款对跨境医疗消费市场准入的补充限制 |
| 3.3.1 跨境医疗消费的界定 |
| 3.3.2 GATS例外条款对跨境医疗消费准入制度的法律适用及影响 |
| 3.4 援引GATS例外条款限制跨境医疗提供和跨境医疗消费的法律适用和程序 |
| 3.5 我国医疗服务准入援用GATS例外条款应注意的问题 |
| 第4章 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的准入问题 |
| 4.1 成员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的审核模式及我国的选择 |
| 4.1.1 以美国为代表的宽泛限制模式 |
| 4.1.2 以澳大利亚和德国为代表的重点限制模式 |
| 4.1.3 以英国为代表的自身体系限制模式 |
| 4.1.4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的审核模式选择 |
| 4.2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的准入制度 |
| 4.2.1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的企业形式及条件 |
| 4.2.2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医疗机构的设立条件及准入程序 |
| 4.2.3 外商独资经营医疗机构的设立条件及准入程序 |
| 4.2.4 新《外商投资法》对医疗服务市场外商投资的准入标准 |
| 4.3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制度的法律问题 |
| 4.3.1 外资准入范围、比例条件需更加量化 |
| 4.3.2 外资准入履行方面需有详细可操作性规定 |
| 4.3.3 外资准入审批程序以及条件需更加透明、公开和具体 |
| 4.4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制度的完善建议 |
| 4.4.1 量化外资准入范围、比例条件 |
| 4.4.2 完善外资准入履行方面细节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定 |
| 4.4.3 提高外资准入审批程序和条件的透明度 |
| 第5章 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自然人流动的准入问题 |
| 5.1 医疗服务市场的外国执业医师准入问题 |
| 5.1.1 外国执业医师的界定以及其民事法律地位 |
| 5.1.2 针对外国执业医师他国行医的限制措施 |
| 5.1.3 外国执业医师他国行医的准入通用要求 |
| 5.2 跨境医疗服务市场自然人流动的准入模式探析 |
| 5.2.1 以英国为代表的注册与审核并重的模式 |
| 5.2.2 以美国为代表的统一资格考试与长期考核认证模式 |
| 5.2.3 以中国为代表的注册制为主的模式 |
| 5.3 跨境医疗服务自然人流动准入的法律问题 |
| 5.3.1 限制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数量,执业医师执业技能认证标准不一 |
| 5.3.2 医疗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准入限制标准多元化 |
| 5.3.3 外国执业医师信息管理相关法律的缺失 |
| 5.4 跨境医疗服务自然人流动准入制度的完善建议 |
| 5.4.1 建立准入时成员国医疗从业资质互相认可制度 |
| 5.4.2 建立相应体制帮助执业医师的文化融合 |
| 5.4.3 加强档案立法,确保输出国医生档案的完整性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减量规划导向的工业用地效率测度和提升机制研究 ——以长三角区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工业用地效率研究 |
| 1.2.2 减量规划研究 |
| 1.2.3 小结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
| 1.4.2 土地区位理论 |
| 1.4.3 生产要素组合理论 |
| 1.4.4 小结 |
| 2 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工业用地 |
| 2.1.2 效率 |
| 2.1.3 工业用地效率 |
| 2.2 效率评价方法选择 |
| 2.2.1 工业用地特点 |
| 2.2.2 常用效率评价方法 |
| 2.2.3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效率的可行性 |
| 2.3 研究区工业用地利用现状 |
| 2.3.1 研究区概况 |
| 2.3.2 研究区工业用地利用现状 |
| 3 基于DEA的工业用地效率测度 |
| 3.1 DEA模型构建 |
| 3.1.1 传统DEA模型 |
| 3.1.2 构建适于评价工业用地效率的DEA模型 |
| 3.1.3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
|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评价体系建立原则 |
| 3.2.2 投入指标选择 |
| 3.2.3 产出指标选择 |
| 3.2.4 数据处理与说明 |
| 3.3 区域工业用地效率测算结果 |
| 3.3.1 区域工业用地技术效率值分析 |
| 3.3.2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 |
| 3.3.3 区域工业用地效率分析 |
| 4 工业用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1 Tobit回归模型 |
| 4.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3 区域工业用地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3.1 模型建立 |
| 4.3.2 回归结果 |
| 4.3.3 影响因素分析 |
| 5 工业用地效率提升的机制构建与政策建议 |
| 5.1 工业用地效率提升机制构建 |
| 5.2 工业用地效率提升政策建议 |
| 5.2.1 完善工业用地管理,规避地方政府盲目引资行为 |
| 5.2.2 提升土地市场化水平,优化工业用地资源配置 |
| 5.2.3 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5.2.4 提高工业用地利用强度,发挥工业产业集聚效应 |
| 5.2.5 推动区域工业用地差别化减量增长,提升整体用地效率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主要结论 |
| 6.2 可能的创新点 |
| 6.3 研究展望 |
| 7 参考文献 |
| 8 附录 |
| 8.1 长三角区域各市2006~2015年效率值 |
| 8.2 长三角区域各市2006~2015年投入产出冗余情况 |
| 8.3 长三角区域各市2006~2015年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
四、外商投资产业趋向分析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胡宏雁. 吉林大学, 2020(03)
- [4]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 吉林大学, 2020(03)
- [5]中国城市群创新空间结构及其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研究[D]. 高安刚. 广西大学, 2020(07)
- [6]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影响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分析[D]. 尹慧.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
- [7]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区制造业专业化与集聚演变研究[D]. 康江江.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D]. 曹鸿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GATS下跨境医疗服务准入法律问题研究[D]. 唐兴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10]减量规划导向的工业用地效率测度和提升机制研究 ——以长三角区域为例[D]. 李毅. 浙江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