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多种方式方便农民贷款（论文文献综述）
周金华[1]（2021）在《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三变”改革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 ——以盘州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农村“三变”改革让乡村巨变。2014年,盘州市（贵州省六盘水市下辖的县级市）积极探索并创造性提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经过实践总结,从2015年至2020年的几年间,起源于盘州市农村的“三变”改革被多次写入中央文件。农村“三变”改革是广大农村推进精准扶贫、促进产业革命、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主要抓手和“助推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改革发展的生动样本,是推进乡村振兴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创新,其生动实践和宝贵经验值得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本文从乡村振兴的视角,较为全面地对农村“三变”改革进行研究。首先在查阅各类书籍、资料、报刊、网络资料后,选取六盘水市盘州市作为研究区域,进而对辖区内的部分乡镇进行调研。通过田野调查、走访农户,应用公共管理相关理论及学科专业知识,以“三变”改革的内涵和意义为切入点,采用文献研究法、实地研究法和统计资料分析法,对“三变”改革的实践、成效及困境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不断丰富相关理论与实践,让人们深入了解“三变”改革的现状及政策,多角度分析改革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最后提出优化路径,以期能对其他地区实施“三变”改革提供借鉴参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文章最后提出:推进“三变”改革,要进一步梳理好国家、市场和社会在改革中的关系。国家完善健全农村“三变”改革的法律法规,全面加强政府整体性治理;市场遵循规律,在政府强化监管的同时被鼓励与激活;职业农民也在国家转变方式增加路径的培养中应运而生;社会广泛参与,多方统筹协调,形成强大合力;积极推进“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并对多条路径进行系统优化,从根本上突破“三变”改革的发展阻力,协同共治,稳步实现乡村振兴。
张古悦[2]（2021）在《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文中认为中国与朝鲜半岛隔江相望,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作为跨境民族,朝鲜人民既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反动政权的统治下遭遇过压迫与屈辱,也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保卫中国领土完整,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辽宁地区作为东三省重要的交通枢纽,亦是东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之一,许多朝鲜人在此地定居生活,同时辽宁地区也是东三省的政治枢纽,为各类朝鲜人团体提供了活动空间。目前关于国内朝鲜人的研究成果仍然以吉林、延边地区为主,而以辽宁地区为研究范围的学术成果仍然较少。本文利用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市档案馆、韩国历史数据中心、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及新宾、本溪、抚顺等辽宁省地方图书馆所藏朝鲜人原始档案、新闻报纸、各类着作等资料,将民族史与地区史相结合,阐述辽宁地区朝鲜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此外,本文以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至1948年辽宁解放为时间范围,以当代辽宁省行政区划为地理界线。从宏观角度考察清政府、奉系军阀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及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辽宁地区朝鲜人政策。并寻找其政策实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辽宁地区朝鲜人最终获得解放的过程。本文还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口变化、地域分布、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探索与整理,力求从微观角度对朝鲜人在辽宁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况进行叙述,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历史进行补充。第一章主要内容为1910年以前,由于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日本在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压迫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朝鲜人小规模迁往辽宁地区进行生产生活的过程。因长期受到朝鲜王朝的剥削,朝鲜半岛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朝鲜人生活状态极为恶劣,为了维持生计,朝鲜人开始越境进入辽宁地区进行农业活动。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侵占了朝鲜半岛,通过“土地调查事业”为代表的殖民经济体系掠夺了大量土地,导致更多的朝鲜人迁往辽宁地区。由于清朝政府无法阻止移民越境,开始实施吸纳朝鲜人入籍的政策,同时颁布“剃发易服令”并通过扶持中国地主加强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而日本当局为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利用领事馆与日本农业资本向辽宁地区进行渗透,使朝鲜人的生活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考察了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至1919年三一运动前,大批朝鲜人因政治与经济因素迁往辽宁地区后,清政府、民国官宪、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围绕朝鲜人实施的不同政策对朝鲜人的政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由于大量朝鲜人的到来,令辽宁地区呈现出多样的民族关系,但相继而来的日本干涉问题也令清政府颇为头痛。因此,辽宁地区的清朝官宪制定了“清源截流”的方针政策,吸引朝鲜人入籍的同时对即将入境的朝鲜人进行限制。其政策精神一直延续至1915年《南满东蒙条约》的签订。在《南满东蒙条约》签订后,日本利用朝鲜人“日本臣民”身份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因此,民国初期的辽宁官宪为减少外交交涉,不得不将政策转变为以“监视控制”为主。在政策逐渐严格的影响下,一部分朝鲜人开始向吉林地区转移。辽宁地区的朝鲜人中绝大部分为贫苦的农民,而即使进入城市,其收入仍处于社会底层。因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在辽宁各地设立朝鲜人会,以提供经济援助为幌子笼络朝鲜人.同时,还设立朝鲜人学校,以“朝鲜教育令”为基础,向朝鲜人子弟传达效忠天皇的腐朽观念,对朝鲜人的文化教育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19年三一运动后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针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政策以及对朝鲜人生活的影响。三一运动将东北朝鲜人反日运动推向高潮,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开始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日本军警。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朝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为防止反日运动影响,除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朝鲜人会外,还组建亲日朝鲜人武装团体,对朝鲜人反日运动进行镇压,以达成控制朝鲜人的根本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当局还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横行于辽宁地区,导致奉天当局认定朝鲜人是引起内政、外交困境的主要原因。1925年中、日签署《三矢协定》后,奉天当局对朝鲜人采取了排斥驱逐政策,《田中奏折》的出现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令辽宁地区一部分当地百姓加入到排斥朝鲜人的行列。排斥驱逐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辽宁地区朝鲜人口数量逐年下降,也使朝鲜人的经济生活状况更为恶劣。同时,奉系军阀政府为了抵御日本的教育侵略,以强制手段关闭所有朝鲜人学校,命令辽宁各地朝鲜人子弟进入中国人学校。日本背景的教育机构却借机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壮大,向更多的朝鲜人子弟灌输“亲日”思想,对朝鲜人的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第四章的主要内容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伪满洲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奴役与经济掠夺政策,使朝鲜人的经济、社会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的侵略引发了辽宁地区朝鲜人的两次避难潮,为解决难民问题,日本当局将朝鲜人集中于“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之中,以安置为名对朝鲜人进行监视管制,并利用其进行农业种植能力以方便经济掠夺。同时,日伪政权还对朝鲜人移民实施“放任”政策,并刻意提高民族等级笼络朝鲜人,引起严重的民族矛盾。此后,日伪当局为缓解日本国内就业压力,以“新规入殖”政策代替“放任政策”,使辽宁地区朝鲜人成为日本农业殖民者的“廉价劳动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鼓惑下,东北沦陷时期的辽宁地区朝鲜人口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粮食产量也在逐年上升,然而朝鲜人却在日伪政权的盘剥下生活极为艰苦。在日伪政权灭亡前,为增加粮食产量,日伪当局在不切实际的增加移民数量、种植面积与产量目标的同时,还对中、朝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特别是“粮谷出荷”政策,强制掠夺了中国以及朝鲜农民的农作物及口粮,在辽宁城乡地区均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恐慌,导致辽宁地区中朝百姓生活在贫困交加的境遇之中。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侵略与经济掠夺,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辽宁地区的中、朝人民不论派别纷纷加入抗日斗争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第五章主要阐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与国民党的掠夺政策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生活的影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令朝鲜义勇军挺进东北,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共产党员们也迅速行动,在保护当地朝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同时,号召朝鲜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在国民党占领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积极进行游击战争以保卫革命果实,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令饱受欺凌的辽宁地区朝鲜人真正获得了自由与解放,而广大朝鲜人民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不同的方式支援前线,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民族的平等政策与土地政策相比,国民党政府进入辽宁地区后却以清算为借口对朝鲜人资产进行掠夺,导致许多朝鲜农民丧失土地,而城市内朝鲜人也纷纷失业,大量的朝鲜人又一次沦为难民,其中一部分不得不返回朝鲜半岛或进入解放区,导致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口数量急速下降。而国民党政府为减少难民带来的经济压力,制定了朝鲜人遣送计划,但遣送行动只进行了一次便宣告搁浅。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韩侨事务处开始敦促朝鲜人进行农业耕种以补充军粮,但绝大多数朝鲜人因之前的经济掠夺早已无力从事农业活动,甚至许多朝鲜农民沦为难民,流落街头,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滞留于辽宁地区,直至辽宁解放才重获希望。纵观1910年至1948年朝鲜人迁移至辽宁地区的历史,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人怀着寻求容身之所的希望前往辽宁地区,利用熟练的农业技术,在一片荒芜之中开拓出万亩良田。而日本当局不仅对朝鲜人实施“统制利用”政策以干涉中国内政与经济掠夺,还以民族挑拨政策令其受到奉天当局的排斥,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垮台后,其贻害还导致朝鲜人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劫掠。辽宁地区朝鲜人屡屡遭到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的迫害,陷入流离失所的痛苦之中。但即使如此,朝鲜人民仍未放弃民族解放的希望,不仅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反日团体,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人民携手共同对抗封建地主、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最终成为了光荣的中华民族一员。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历史既是一段开拓、建设新家园的移民史,也是一段在歧视与压迫政策下充满艰辛与苦难的血泪史,更是一段通过坚韧建设与顽强奋斗,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石凯含[4]（2020）在《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兼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我国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绿色农业发展的关键。农业面源污染作为我国农村地区首要污染类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市场化环境下绿色农业的纵深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我国涉农政策的重点关注领域。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以及“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开展农药化肥减量行动”。可见,农业面源污染是政府长期关注焦点,其中化肥作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更是引起了政府政策的持续关注。持续的宏观政策关注对化肥面源污染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基层的深入了解,尤其是缺乏对我国农业经营过程中的新型经营主体的充分考虑,部分政策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影响化肥面源污染问题的妥善处置。如何有效处置化肥面源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阻碍,更是我国农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关注的焦点,而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须充分结合实际,考虑农业经营主体行为特征,才能在实施过程中得到农民支持,才能实现政策与农户实际行为相协调,最终充分发挥政策效用,实现政策目标。种植大户是我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的重要主体,更是化肥面源污染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基层主体。基于此,本文以种植大户这一农业规模化和市场化发展中的重要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slope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空间冷热点分析法、随机前沿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博弈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就种植大户行为与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间关系展开研究,以为政府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种植大户与化肥面源污染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内涵阐述。首先,对种植大户与化肥面源污染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其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与规范性,为后文分析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二是化肥面源污染与治理现状及防治政策演进。首先,对化肥施用总体特征、化肥施用时空特征进行分析,进而简要概括我国化肥面源污染产生的影响,并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化肥减量空间进行测算。之后,梳理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并对相应政策进行归纳,进而提出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存在的问题。三是种植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的路径分析,进而对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进行博弈分析。首先,在对黑龙江省这一典型地区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探究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过程中种植大户认知—政策采纳意愿—行为三者的内在影响,探明种植大户对防治政策与污染水平的不同认知程度对多种政策的采纳意愿以及最终施肥行为的影响路径;其次,按照“理论综合探讨”→“现实量化分析”→“政策制定博弈”的逻辑通过对种植大户、政府、外部利益群体等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特征进行深入探索,进而对面向种植大户行为特征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博弈。四是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及保障措施。在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博弈分析与国外先进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根据政策执行性、政策成本控制与政策实效性制定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在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方面,从政策组合、激励手段、补贴程度、投入力度、监管机制等方面进行发展和完善。在具体防治方案拟定上,从条件式污染防治激励方案、层级累进制的补贴激励方案、产研联动式的污染防治方案和政农协同式污染防治方案入手,实现多角度、全方位的方案覆盖。最终,结合肥料使用创新及现代数据技术,从政策设计端、政策执行端以及化肥面源污染防治资金端为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设置政策保障。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政策体系得到有效建构,各项辅助性技术手段发展程度有待提升。但是,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长效防治政策体系尚未确立,面向种植大户的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倾斜方式不明确,对种植大户这一市场化细分主体的利益考量程度不足。大户认知、大户偏好、大户特征等因素对化肥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政策的反馈性强。从细分来看,政府干预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与否对种植大户的影响性具有差别,应当倡导建立基于政策联动和政府—市场—种植大户互动的化肥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政策体系。基于政策角度与种植大户行为的交互研究,可知激励型政策与惩罚型政策对于种植大户影响程度强,而技术类的辅助型政策对大户技术采纳行为影响程度弱,但基于科技在农业种植业中的杠杆作用,其作为辅助型政策发挥作用具有必要性。基于此,拟从防治模式、激励手段、补贴程度、投入力度以及监管机制入手,发挥上述主要政策工具类型的作用,制定条件型污染防治激励方案,建构层级累进制补贴激励机制,探索产研联动式污染防治模式,以政农市场协同性防治机制提升我国化肥面源污染治理效果,并全面兼顾数据技术在种植大户面源污染防治补贴中的作用,在现代化治理模式和农业发展生态机制之下探究与种植大户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相关的政策,从政农商社等多主体入手,建立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政策体系,夯实我国化肥面源污染治理效果,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
樊帆[5]（2020）在《我国家庭农场支持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庭农场自2013年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得到中央政策的支持,发展态势良好,至2018年,纳入农业农村部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达60万家,是2013年数量的4倍多。2019年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启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培育一批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的农户家庭农场。”该文件为家庭农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将会助力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迈向新阶段。家庭农场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也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被普遍认为是可以承担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重任,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专业化农业经营主体,在解决“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这一突出问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家庭农场发展仍处在初期阶段,面临着土地流转困难、融资难、融资贵、基础设施不健全等亟待解决难题。应当认识到,虽然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没有改变,但同时政府的支持与服务能为家庭农场更好的发展保驾护航。政府需要更好地发挥调控、引导、扶持和服务的作用。家庭农场自正式提出已有七年的时间,其发展状况,政策需求及政策支持现状都亟需研究。本文对家庭农场内涵界定、面临的困境、政策支持等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析以廓清当前家庭农场研究的侧重点与尚待关注的方面。结合生命周期理论,界定我国家庭农场目前处于发展起步期,在这一发展阶段的特质下,运用全国监测数据分析认为我国家庭农场具有以营粮为主,但总体经营类型呈现多元化;经营耕地平均规模适度规模,但个体之间规模悬殊;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但雇工数量总体偏多;经营状况较好,但面临多方面的经营难题的特点。指出当前家庭农场面临着土地、资金、风险、人才的约束。结合对河南省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结果,利用统计及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家庭农场的政策需求进行研究,发现家庭农场最为需求的政策支持是贷款贴息,同时政策需求具备趋同性、对基础性要素获取的政策支持需求强烈及更加期待获得直接的优惠扶持特点。基于大量政策搜集和整理,对目前家庭农场的政策供给框架进行界定,同时以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将地方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政策的分类总结,发现目前我国围绕土地、财政补贴、金融信贷等方面为支持家庭农场制定了较为系统的政策,且地方政府也取得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效。但依然存在支持政策获取与规模挂钩;支出挂钩型补贴过多;政策的针对性不强,瞄准机制有偏差且滞后于其他新型经营主体;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地区间差异较大等问题。通过对供需角度对比分析,总体看来,家庭农场的政策供需处于非均衡状态,具体表现政策供需结构、程度、内容的非均衡,非均衡的原因主要是忽视家庭农场目前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缺少必要的法律法规支持;层级性政策体系引致的政策弹性。结合合理的政策需求提出建立家庭农场支持政策体系,赋予其法律意义;立足起步阶段,建立政策瞄准机制;依据政策需求,完善供给并加大扶持力度等政策优化建议,以期提升政策的指向性和成效以保障起步阶段家庭农场平稳健康发展。
侯立行[6]（2020）在《新时代背景下庄河市城山镇创业环境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面奔小康的目标中,农村农民面临着增收乏力的困局。随着脱贫攻坚的稳步推进,用什么措施进一步增加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收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如何提升农村创业活力等问题成为推动“三农”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还是要立足于农村本身,“坚决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号角吹响后,促进农村自主创业已成为我国农村乡镇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战略政策。庄河市城山镇有着良好的自然资源和交通便利条件,在全民奔小康和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城山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城山农村选择了创业致富。在全面奔小康的时代感召下,如何把握时代机遇助推农村农民创业,提升农民创业者成功率,城山镇如何把握时代机遇共同为农发展村创造一个更好的创业环境,这些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因此研究城山镇创业环境优化对策,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推动农民创业对于解决城山镇农村脱贫致富、实现全镇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山是典型的东北地区乡镇,位于碧流河水源地保护区,全镇为丘陵地貌,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本论文基于庄河城山的自然资源现状和创业调查数据分析,对庄河农村优化创业环境开展研究。通过走访村镇企业和种植大户,发放调查问卷约270份,大量收集了农村创业者在创业发展中遇到的创业环境问题,对农村创业外部环境优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根据国内外关于农村创业环境的相关文献和理论基础,本论文围绕着创业环境的五要素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分析:一是农村创业支持的必要性条件,包括客观的天然环境、当地的技术环境和当地的人才环境;另一种是创业补充性的条件,包括创业所需的社会资本、当地的创业支持制度环境和当地创业氛围的文化环境。通过对城山地区创业者的调查、当地种植户的调查,从创业者的基本情况到创业面临的各项问题,以及对外部创业环境的满意度调查,对城山镇创业环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创业者模型和创业环境五维度模型对问题成因进行了分析;通过调研分析,针对城山镇在政策支持、金融支持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从政策支持、创业文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优化城山镇创业环境优化提出意见和参考。
王圆[7]（2020）在《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偏好、融资困境及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农民工成为关键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人才振兴是我们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的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进行创新创业。”从过去的进城打工,到现在流动回乡创业,我国农民工的就业方式正在这个时代的变化风潮中悄然改变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显示,我国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目前已经达数百万人,今年国家及各省也都相继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此行为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返乡农民工已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新动能,其返乡创业行为对于我国现代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随着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增多,创业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民工在创业时面临着融资约束,阻碍了创业行为的顺利发展,在资金上农民工返乡创业比其他的创业者困难,农村农业部乡村产业发展司表示,因返乡农民工地处农村,故不易得到贷款。现有研究中,专门针对返乡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创业行为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利用调研数据和资料将定量研究法结合案例进行分析的方式较少,但由于学术能力有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然较为短浅,而选取样本虽为劳动力转移大省,但仅针对于此样本的分析可能会难以适用于全国范围,此为研究的不足之处。针对返乡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创业融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偏好、面临的困境,分析外出打工经历对于农户融资偏好的影响,找出返乡农民工处于融资困境的原因,并能提供一些政策建议。本文拟采用问卷调查、定量分析的方法,一方面为制定农民工返乡创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可为破解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这一最大难题提供思路,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振兴乡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研究结果:以农业大省湖南省为例,研究出个人因素、家庭禀赋、外部金融环境都会影响到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融资。其中,个人因素中的文化程度会正向影响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融资,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选择融资渠道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外部金融环境对于融资偏好的影响也是较大的;受到性别、文化程度、年龄的个人因素影响,以及家中土地拥有量,是否加入土地合作社的外部因素影响,农民工当前信贷可得性较差。通过分析农民工融资偏好的影响因素,找出产生此融资偏好的原因,进而分析得出目前其所处的融资困境,即他们选择非正规途径多数是被动行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主要通过向亲戚朋友借款的方式取得,他们所得金融信息匮乏,通过困境的探索,结合前文融资偏好产生的原因进而从政府角度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王安厦[8]（2020）在《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走共同富裕之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亦是党和政府在新时代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庄严承诺和使命担当。2020年是精准扶贫全面决胜收官之年,精准脱贫进入冲刺阶段,围绕总目标,“两不愁三保障”基本实现,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日益强烈。山西M县位于山西北部,地处太行吕梁山脉以西,土地贫瘠,气候干旱,是国家级贫困县和革命老区。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山西M县立足当地实际,多方举措,实事求是,不断探索新方式,集中精力促发展,截止2019年8月,M县建档贫困户总人数由2014年的15874户39576人降至1524户7543人,贫困人口减少14350户32033人,贫困率下降80.9%。山西M县贫困人口连年减少,返贫人员基本杜绝,精准脱贫取得预期目标。但综观现阶段所取得的成就,仍旧面临诸多困境。精准扶贫任重道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动力,真抓实干,才能真正实现精准脱贫不返贫,并保持脱贫成效持续发展。本文立足山西实际,以M县精准扶贫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学的基础,通过文献研究法、实地调研法、深度访谈法和综合研究等方法,对山西M县精准扶贫现状、成绩,致贫原因及当前存在的主要困境进行分析,并选取较为典型的两个村庄作为个案研究,准确把握其真实数据与客观现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优化对策,为M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及实现2020年山西省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阐述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并在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思路、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从整体上对本文的研究价值予以说明。第二章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实践现状。详尽介绍了山西M县的基本概况、贫困人口分布、精准扶贫的实践举措和取得的成效,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为下文的客观分析做充分准备。第三章山西M县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选取M县精准扶贫实践进程中较为典型的两个村庄A村与B村进行实地调研,阐述其致贫原因、实施产业脱贫的具体措施以及面临的实践困境,为下文对M县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和原因概括做充分准备。第四章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原因分析。在上文整体把握、实地调研的基础之上,概括了山西M县精准扶贫所面临的实践困境,即精准识别存在滞后和偏差、产业项目帮扶前种后轻、扶贫资金力度投放不足、扶贫对象脱贫意识淡薄等。这一实践困境的存在原因为:多维识别成本高不完善、自然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扶贫对象缺乏内生动力、扶贫队伍追求短期效益等。第五章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优化对策。针对M县精准扶贫进程中的实践困境,从建全精准扶贫多维识别运行体系、高效精准夯实产业扶贫项目、加大金融扶贫资金投放力度、加强教育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发挥扶贫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五个维度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优化对策,为M县决胜脱贫攻坚及实现2020年山西省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充分保障。第六章为结论与展望。指出精准扶贫作为系统性的战略工程,不仅需要政府和贫困人员的持续努力,还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关注与帮扶,当前目标的实现,还只是阶段性的胜利,仍旧存在一些困境。M县只有立足实际、长远规划,才能真正实现脱贫致富,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掉队,实现共同富裕。
凯歌[9]（2020）在《经济生活变迁与职业身份转换问题研究 ——以明花乡裕固族社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易地搬迁作为一项重要的扶贫举措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位于甘肃省肃南县万余名以畜牧生活为主的裕固族人民,也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实现扶贫搬迁。实施该举措后的集中定居生活,不仅减轻了祁连山的生态负荷,而且大力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使农牧民步入现代化进程。然而,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完全提高裕固族民众的整体幸福指数,对生产方式的转型以及对集中定居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使得部分裕固族民众产生了隐忧,担心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会因此改变或消失。本文以生态移民搬迁为背景,通过对明花乡裕固族社区进行个案研究,从经济生活变迁入手梳理搬迁后裕固族牧民身份认同的困惑及原因,对促进移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笔者通过对定居后的裕固族农牧民群体进行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切实体悟到因搬迁定居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以及这种改变在部分裕固族群体中所引发的职业身份转换后的“心路历程”。本文试图在身份转换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缓解集中定居后裕固族群体的“不适应感”,使其转变思想观念,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提高幸福指数,使民族文化在新时代得到传承与弘扬。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明花乡裕固族生态移民背景进行叙述;其次,对移民搬迁前后民众的生计方式、生活方式、社交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进行对比;再次,对移民后农牧民职业身份转换的不适应带来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社区认同等困惑论述分析;最后,族群认同进行深入思考,并对搬迁后的裕固族群体如何尽快走出困境,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提出了一些浅见。
吴盛杰[10]（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二、以多种方式方便农民贷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多种方式方便农民贷款（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三变”改革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 ——以盘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改革 |
| 二、农村“三变”改革 |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 四、乡村社会治理 |
| 第二节 基础理论 |
| 一、贫困成因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三、整体性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分析 |
| 第一节 全面认识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意义 |
| 一、充分认识农村“三变”改革与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 |
| 二、深刻认识农村“三变”改革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意义 |
| 三、系统认识农村“三变”改革与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准确把握“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 |
| 一、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方向目标一致 |
| 二、农村“三变”改革契合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要求 |
| 三、农村“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主体依赖相同 |
| 第三节 农村“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创新 |
| 一、农村“三变”改革是产业兴旺发展的实践创新 |
| 二、农村“三变”改革是乡风文明进步的实践创新 |
| 三、农村“三变”改革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实践创新 |
| 四、农村“三变”改革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创新 |
| 第三章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践 |
| 第一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试点 |
| 一、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开路先锋 |
| 二、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先行试点 |
| 三、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政策保障 |
| 第二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几个阶段 |
| 一、探索试点阶段(2014 年初——2015年2 月) |
| 二、整市推进阶段(2015 年 3 月——2015 年 11 月) |
| 三、全省推进阶段(2015 年 12 月——2017 年 8 月) |
| 四、国家试验阶段(2017年9 月至今) |
| 第三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基本做法 |
| 一、强领导优格局 |
| 二、抓顶层重设计 |
| 三、广宣传强培训 |
| 四、推改革夯基础 |
| 五、推示范促带动 |
| 第四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成效 |
| 一、变了方式优了结构 |
| 二、激活动力丰富业态 |
| 三、促进增收助推脱贫 |
| 四、党建引领拉动增长 |
| 五、提升素质优化治理 |
| 六、促进发展振兴乡村 |
| 第五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模式创新 |
| 一、伙伴合作共赢发展模式 |
| 二、国有平台公司兜底发展模式 |
| 三、区位优势促进发展模式 |
| 四、资源催生带动发展模式 |
| 五、金融扶持发展模式 |
| 第六节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主要经验 |
| 一、“一村一社”搭建改革平台 |
| 二、“5+8”模式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
| 三、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 |
| 四、创新实施“三变+” |
| 第四章 盘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新困境 |
| 第一节 “资源变资产”面临的新困境 |
| 一、农村分散的集体土地资源确权困难 |
| 二、交织的土地资源政策给确权带来困难 |
| 三、“资源变资产”的评估及法律界定模糊 |
| 四、“资源变资产”后的资产管理主体不明 |
| 第二节 “资金变股金”面临的新困境 |
| 一、财政资金使用效果不佳影响资金折股 |
| 二、农民贷款入股效果不佳影响资金折股 |
| 三、资金的股权和收益量化困难影响权益分配 |
| 四、“资金变股金”无盈利的苦恼 |
| 五、“资金变股金”盈利后的烦恼 |
| 第三节 “农民变股东”面临的新困境 |
| 一、“农民变股东”后股东履职及管理的忧愁 |
| 二、“农民变股东”股东稳定性的无奈 |
| 第四节 农村“三变”改革面临的其他新困境 |
| 一、“三变”改革进入阵痛期,产业分割取舍难 |
| 二、“三变”改革进入缓冲期,市场主体意识弱 |
| 三、“三变”改革进入风险期,市场占有率低 |
| 四、“三变”改革促进城乡进一步融合发展有困难 |
| 五、“三变”改革助推发展山地高效农业不容易 |
| 六、“三变”改革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不简单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变”改革的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进一步完善健全农村“三变”改革的法律法规 |
| 一、完善法定流转方式 |
| 二、进一步健全土地流转市场 |
| 三、严格依法明确农村土地权归属 |
| 四、依据法律法规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
| 五、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 第二节 全面加强政府整体性治理 |
| 第三节 遵循规律激活市场强化企业监管 |
| 一、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健全风险防范 |
| 二、提高企业经营能力以强化管理 |
| 三、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稳定市场 |
| 第四节 转变方式增加路径培养职业农民 |
| 一、组织培训提高当下农民整体素质 |
| 二、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 |
| 第五节 统筹协调鼓励社会广泛参与 |
| 一、提供多元渠道提高社会群众的参与度 |
| 二、积极动员社会资本参与“三变”改革 |
| 三、整合政府与社会资源推进“三变”改革 |
| 第六节 推进“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
| 一、坚定不移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三变”改革 |
| 二、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深化和完善农村“三变”改革 |
| 三、以“三变”改革为出突破口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
| 四、重点规范提升乡村振兴示范点“三变”改革,为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实践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本人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2）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与拓展突破 |
| 四、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朝鲜人迁入辽宁地区的肇始 |
| 1.1 鸭绿江沿岸生活的早期朝鲜移民 |
| 1.1.1 东北封禁时期的朝鲜移民 |
| 1.1.2 东北解禁后的朝鲜移民 |
| 1.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与掠夺 |
| 1.2.1 朝鲜半岛殖民地体系的设立 |
| 1.2.2 残酷殖民统治导致朝鲜人流离失所 |
| 1.3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10年8月—1919年3月) |
| 2.1 中日两国对辽宁地区朝鲜移民的管理政策 |
| 2.1.1 朝鲜移民的人口数量与地域分布 |
| 2.1.2 清朝末期辽宁官宪的“清源截流”政策 |
| 2.1.3 民国初期辽宁官宪的“监视管理”政策 |
| 2.1.4 日本领事馆的统制政策 |
| 2.2 清末民初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2.2.1 极度依赖农业生存的朝鲜移民 |
| 2.2.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开始推行殖民教育 |
| 2.2.3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兴起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三一运动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19年3月—1931年9月) |
| 3.1 中日对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3.1.1 人口数量逐年下降的朝鲜移民 |
| 3.1.2 奉天军阀政府的“驱逐排斥”政策 |
| 3.1.3 日本领事馆对朝鲜人的“统制利用”政策 |
| 3.2 辽宁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大潮 |
| 3.2.1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高峰 |
| 3.2.2 朝鲜人民族主义反日团体的联合 |
| 3.2.3 活跃于辽宁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者 |
| 3.2.4 朝共满洲总局的解散及其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
| 3.3 三一运动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3.3.1 以农为主兼顾工商的职业构成 |
| 3.3.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极力推行教育侵略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31年9月—1945年8月) |
| 4.1 日伪政权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4.1.1 朝鲜人避难潮 |
| 4.1.2 “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 |
| 4.1.2.1 “铁岭安全农村” |
| 4.1.2.2 “营口安全农村” |
| 4.1.2.3 “集团部落” |
| 4.1.3 日伪强制移民政策导致朝鲜移民数量激增 |
| 4.1.4 “五族协和”的谎言 |
| 4.2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4.2.1 遭受日伪政权极度剥削压迫的朝鲜人 |
| 4.2.2 日伪政权对朝鲜人的奴化教育 |
| 4.3 辽宁地区朝鲜人抗日斗争 |
| 4.3.1 辽宁民众自卫军与朝鲜革命军 |
| 4.3.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朝抗日武装力量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胜利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45年8月—1948年11月) |
| 5.1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平等”政策下的辽宁地区朝鲜人 |
| 5.1.1 朝鲜青年踊跃加入朝鲜义勇军 |
| 5.1.2 东北朝鲜人民民主联盟与土地改革 |
| 5.2 国民党政府对辽宁“收复区”内的朝鲜人管理政策 |
| 5.2.1 设置朝鲜人事务处理机构 |
| 5.2.2 遣散朝鲜人计划 |
| 5.2.3 对朝鲜人资产的掠夺与返还 |
| 5.2.4 救济朝鲜农民 |
| 5.3 抗战胜利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5.3.1 掠夺政策影响下的朝鲜人口数量与经济生活 |
| 5.3.2 国民党政府扶持监管下的朝鲜人教育 |
| 5.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新闻报纸 |
| 三、着作类 |
| 四、论文类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研究 |
| 1.3.2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 |
| 1.3.3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与农户行为研究 |
| 1.3.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种植大户 |
| 2.1.2 化肥面源污染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行为经济理论 |
| 2.2.2 生态平衡理论 |
| 2.2.3 农业政策及外部性理论 |
| 2.2.4 农户行为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化肥面源污染与治理现状及防治政策演进 |
| 3.1 化肥施用特征概况 |
| 3.1.1 化肥施用量及施用强度 |
| 3.1.2 化肥施用结构对比分析 |
| 3.1.3 内部施用均衡度对比 |
| 3.2 化肥施用时空特征分析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化肥施用空间分布情况分析 |
| 3.2.3 空间冷热点分析 |
| 3.3 我国化肥面源污染产生的影响 |
| 3.3.1 河流水体污染表现 |
| 3.3.2 湖泊(水库)水体污染表现 |
| 3.3.3 土地土壤污染表现 |
| 3.3.4 农业废弃物污染表现 |
| 3.4 化肥施用减量空间分析 |
| 3.4.1 分析方法 |
| 3.4.2 化肥施用效率测度 |
| 3.4.3 化肥施用减量空间 |
| 3.5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演进与归纳 |
| 3.5.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演进 |
| 3.5.2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汇总 |
| 3.6 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6.1 政策缺乏前瞻性且手段单一 |
| 3.6.2 政策扶持力度薄弱 |
| 3.6.3 化肥面源污染数据管理水平低 |
| 3.6.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落地难 |
| 3.6.5 盲目追求化肥减排量化目标 |
| 3.7 本章小结 |
| 4 问卷设计、描述性统计及有效性检验 |
| 4.1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4.1.1 问卷设计 |
| 4.1.2 问卷调查 |
| 4.2 测量变量问项设计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1 测量变量问项设计 |
| 4.2.2 测量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3.1 种植大户认知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3.2 种植大户政策采纳意愿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3.3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4 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 4.4.1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4.2 种植大户政策采纳意愿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 4.4.3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种植大户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的路径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结构方程模型的概念 |
| 5.1.2 模型适配度指标选择 |
| 5.2 种植大户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路径分析 |
| 5.2.1 政策认知对经济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 5.2.2 污染认知对经济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 5.2.3 经济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2.4 污染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2.5 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3 种植大户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路径分析 |
| 5.3.1 污染认知对惩罚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 5.3.2 惩罚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3.3 污染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3.4 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4 种植大户污染认知、辅助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分析 |
| 5.4.1 辅助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4.2 污染认知、辅助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相关者利益特征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博弈 |
| 6.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利益相关者分类 |
| 6.1.1 种植大户 |
| 6.1.2 政府 |
| 6.1.3 外部利益群体 |
| 6.2 利益相关者利益特征分析 |
| 6.2.1 种植大户利益特征 |
| 6.2.2 非农社会性主体利益特征 |
| 6.2.3 央地政府利益特征 |
| 6.3 化肥面源污染防控政策制定博弈模型建构 |
| 6.3.1 博弈模型假设 |
| 6.3.2 种植大户与央地政府博弈模型 |
| 6.3.3 种植大户与非农外部利益群体博弈模型 |
| 6.4 不同治理模式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博弈分析 |
| 6.4.1 治理成本最优决策分析逻辑 |
| 6.4.2 整体收益最优决策分析逻辑 |
| 6.4.3 基于外部性的决策分析逻辑 |
| 6.5 本章小结 |
| 7 国外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经验借鉴 |
| 7.1 美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 7.1.1 建构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
| 7.1.2 重点区域划分治理模式 |
| 7.1.3 探索污染多元防治机制 |
| 7.1.4 丰富立体防治政策组合 |
| 7.2 以色列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 7.2.1 节水政策主导型污染防治 |
| 7.2.2 多职能部门协同治理模式 |
| 7.2.3 多类型政策交互覆盖机制 |
| 7.2.4 产研财政联动式投入模式 |
| 7.3 欧盟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 7.3.1 命令控制型法律法规格局 |
| 7.3.2 共同政策中心型治理逻辑 |
| 7.3.3 有机农业效用最优化模式 |
| 7.3.4 市场激励与政策调控融合 |
| 7.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经验的国际启示 |
| 7.4.1 关注法律法规的防治先导性 |
| 7.4.2 以科技手段为污染防治支撑 |
| 7.4.3 培育规模生产主体发挥带头作用 |
| 7.4.4 探索数据技术导向防治路径 |
| 7.5 本章小结 |
| 8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及保障措施 |
| 8.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改进 |
| 8.1.1 制定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组合 |
| 8.1.2 推进财税协同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 8.1.3 制定多效化肥减量与有机肥补贴 |
| 8.1.4 政企合作参与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 8.1.5 收紧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监督口径 |
| 8.2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方案设计 |
| 8.2.1 条件式大户化肥污染防治激励方案 |
| 8.2.2 层级累进大户有机肥补贴激励方案 |
| 8.2.3 产研联动式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方案 |
| 8.2.4 政农协同式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方案 |
| 8.3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保障措施 |
| 8.3.1 政策设计端严控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 8.3.2 化肥面源污染政策执行端组织保障 |
| 8.3.3 肥料施用创新及现代数据技术保障 |
| 8.3.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资金端支持保障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5）我国家庭农场支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家庭农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2.2 公共政策理论 |
| 2.2.3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支持政策 |
| 2.3.2 国内研究综述 |
| 2.3.3 国外研究综述 |
| 2.3.4 简要文献述评 |
| 3. 现阶段我国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与发展约束 |
| 3.1 农地承包经营以来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线索 |
| 3.1.1 20世纪80年代:家庭农场萌芽阶段 |
| 3.1.2 20世纪90年代:家庭农场探索阶段 |
| 3.1.3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家庭农场正式发展阶段 |
| 3.2 当前阶段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 |
| 3.2.1 以营粮为主,但总体呈现多元化经营 |
| 3.2.2 平均规模适度,但个体之间差异悬殊 |
| 3.2.3 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但雇工数量总体偏多 |
| 3.2.4 经营状况较好,但面临多方面的难题 |
| 3.3 当前阶段面临的主要发展约束 |
| 3.3.1 土地约束 |
| 3.3.2 资金约束 |
| 3.3.3 风险约束 |
| 3.3.4 人才约束 |
| 3.4 小结 |
| 4. 现阶段家庭农场的政策需求分析 |
| 4.1 现阶段家庭农场的资源依赖 |
| 4.2 家庭农场的政策需求及其特点:基于河南185个家庭农场问卷 |
| 4.2.1 样本来源及描述 |
| 4.2.2 家庭农场主政策认知 |
| 4.2.3 家庭农场政策需求分析 |
| 4.2.4 政策需求特点 |
| 4.3 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制约与需求:基于入户访谈的案例分析 |
| 4.3.1 案例选取及基本情况介绍 |
| 4.3.2 政策制约 |
| 4.3.3 政策需求 |
| 4.4 小结 |
| 5. 我国家庭农场支持政策供给分析 |
| 5.1 我国家庭农场支持政策的基本框架 |
| 5.1.1 供给层级及主体 |
| 5.1.2 供给类型及支持方向 |
| 5.2 家庭农场支持政策的供给重点 |
| 5.2.1 土地支持政策 |
| 5.2.2 财政补贴政策 |
| 5.2.3 金融信贷政策 |
| 5.3 小结 |
| 6. 当前阶段我国家庭农场支持政策供需均衡分析 |
| 6.1 供需非均衡的基本判断 |
| 6.1.1 政策供需结构的非均衡 |
| 6.1.2 政策供需程度的非均衡 |
| 6.1.3 政策供需内容的非均衡 |
| 6.2 供需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
| 6.2.1 忽视家庭农场目前所处生命周期阶段 |
| 6.2.2 缺少必要的法律法规支持 |
| 6.2.3 层级性政策体系引致的政策弹性 |
| 6.3 小结 |
| 7. 结论及相关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家庭农场发展的支持政策优化建议 |
| 7.2.1 建立家庭农场支持政策体系,赋予其法律意义 |
| 7.2.2 立足起步阶段,建立政策瞄准机制 |
| 7.2.3 依据政策需求,完善供给并加大扶持力度 |
| 附录：河南省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及发展情况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ABSTRACT |
（6）新时代背景下庄河市城山镇创业环境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研究方法 |
| 2 国内外研究与实践进展综述 |
| 2.1 国内外研究发展综述 |
| 2.1.1 创业模型中创业环境相关研究进展 |
| 2.1.2 关于农村创业外部环境的研究综述 |
| 2.2 农村创业实践进展综述 |
| 2.2.1 国内外鼓励农村创业的相关政策制度 |
| 2.2.2 国外农村创业的先进管理模式及经验 |
| 3 大连庄河市城山镇农村创业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 大连庄河市城山镇简介 |
| 3.1.1 交通自然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
| 3.1.2 城山镇农村创业情况 |
| 3.2 城山镇创业者现状分析 |
| 3.2.1 农村创业者的基本情况 |
| 3.2.2 城山镇农民创业特征分析 |
| 3.3 城山镇创业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农民创业政策落地难 |
| 3.3.2 农村创业气氛不够浓 |
| 3.3.3 农民创业能力不够强 |
| 3.3.4 创业者缺乏创业资金 |
| 3.3.5 创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
| 4 庄河城山镇创业环境问题成因分析 |
| 4.1 政府政策落地能力差 |
| 4.2 创业文化相对保守 |
| 4.3 教育培训效果不理想 |
| 4.4 金融贷款途径少 |
| 4.5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薄弱 |
| 5 城山创业环境优化建议 |
| 5.1 优化政策支持环境和法治化软环境 |
| 5.1.1 建设法制型廉洁型政府 |
| 5.1.2 打造服务型创新型政府 |
| 5.1.3 建设高质量村镇干部队伍 |
| 5.2 加强创业文化体系建设积极营造创业氛围 |
| 5.2.1 引导创业树立创业榜样 |
| 5.2.2 完善农民创业条件 |
| 5.3 加强创业者的教育培训建设 |
| 5.3.1 加大农业创业技能培训宣传力度 |
| 5.3.2 加大培训力度打造培训长效机制 |
| 5.3.3 培训与实践相结合 |
| 5.4 加大金融等资金支持政策扶持力度 |
| 5.4.1 加强补助政策落地 |
| 5.4.2 与金融部门合作增加融资渠道 |
| 5.5 加强基础设施环境建设优化 |
| 结论 |
| 附录 A 城山镇农村创业环境优化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偏好、融资困境及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融资渠道选择方面的研究 |
| 1.2.2 正规融资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 |
| 1.2.3 对国内外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问卷调查法 |
| 1.3.2 定量研究法 |
| 1.4 数据选取及说明 |
| 1.4.1 数据选取依据 |
| 1.4.2 数据说明 |
| 1.5 主要内容及框架 |
| 1.5.1 主要内容 |
| 1.5.2 分析框架 |
| 1.6 本文创新点 |
| 1.7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核心概念及理论依据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返乡农民工与农村居民的含义及特征 |
| 2.1.2 信贷约束与融资偏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推拉理论 |
| 2.2.2 资源禀赋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理论 |
| 2.3 理论分析 |
| 2.3.1 农民工返乡原因 |
| 2.3.2 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及其产生原因 |
| 2.3.3 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解决措施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返乡农民工创业及融资偏好现状 |
| 3.1 农民工返乡趋势 |
| 3.2 返乡农民工特点 |
| 3.2.1 区域分布 |
| 3.2.2 务工类型 |
| 3.2.3 年龄结构 |
| 3.2.4 技术水平 |
| 3.2.5 观念视野 |
| 3.3 返乡农民工创业类型 |
| 3.4 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及情况 |
| 3.4.1 农民工创业环境 |
| 3.4.2 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环境 |
| 3.5 返乡农民工家庭禀赋分析 |
| 3.6 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偏好 |
| 3.6.1 融资渠道 |
| 3.6.2 融资方式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偏好及效果分析 |
| 4.1 变量设定及数据描述 |
| 4.1.1 变量定义 |
| 4.1.2 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影响因素假设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对融资渠道偏好的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构建 |
| 4.2.2 对正规融资渠道效果评价的模型构建 |
| 4.3 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偏好的相关性分析 |
| 4.4 计量结果及稳定性检验 |
| 4.4.1 对融资渠道偏好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
| 4.4.2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偏好原因分析及融资困境剖析 |
| 5.1 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偏好原因分析 |
| 5.1.1 个人因素对农民工创业融资偏好的影响 |
| 5.1.2 家庭禀赋对农民工融资偏好的影响 |
| 5.1.3 外部金融环境对农民工融资偏好的影响 |
| 5.2 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存在的困境 |
| 5.2.1 农民工被迫从非正规渠道借款 |
| 5.2.2 农民工信贷可得性较差 |
| 5.2.3 融资信息不对称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的政策建议 |
| 6.1 政策扶持鼓励返乡农民工选择正规融资渠道 |
| 6.1.1 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
| 6.1.2 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
| 6.1.3 完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
| 6.1.4 推动非正规信贷规范化发展 |
| 6.2 优化县域经济环境提高返乡农民工信贷可得性 |
| 6.2.1 化解县域农商金融机构信用风险 |
| 6.2.2 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量 |
| 6.2.3 发挥邮政储蓄银行作用 |
| 6.2.4 发挥合作社积极作用 |
| 6.2.5 利用互联网力量加大扶持力度 |
| 6.2.6 政府搭台、拓展市场 |
| 6.3 加大政策宣传和人才培养力度缩小信息不对称差距 |
| 6.3.1 加强金融知识培训 |
| 6.3.2 开展创业实训 |
| 6.3.3 缩小信息不对称差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4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简述 |
| 1.4.1 相关概念界定 |
| 1.4.2 基础理论简述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实践现状 |
| 2.1 山西M县基本概况 |
| 2.2 山西M县贫困人口结构分布情况 |
| 2.3 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实践举措 |
| 2.3.1 明确精准脱贫目标和计划 |
| 2.3.2 多维测量精准识别贫困人员 |
| 2.3.3 多举措开展精准帮扶项目 |
| 2.3.4 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合作帮扶 |
| 2.4 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实践成效 |
| 2.4.1 贫困人口逐年下降 |
| 2.4.2 产业脱贫效果明显 |
| 2.4.3 易地搬迁社会保障成果突出 |
| 2.4.4 精准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 第三章 山西M县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
| 3.1 以A村为例精准扶贫的调查分析 |
| 3.1.1 A村概况及致贫原因 |
| 3.1.2 A村绿色产业发展助力精准脱贫 |
| 3.1.3 A村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 |
| 3.2 以B村为例精准扶贫的调查分析 |
| 3.2.1 B村概况及致贫原因 |
| 3.2.2 B村光伏农业产业助力精准脱贫 |
| 3.2.3 B村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 |
| 第四章 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与原因 |
| 4.1 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 |
| 4.1.1 精准识别存在滞后和偏差 |
| 4.1.2 产业项目帮扶前重后轻 |
| 4.1.3 扶贫资金投放力度不足 |
| 4.1.4 扶贫对象脱贫意愿淡薄 |
| 4.2 山西M县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原因分析 |
| 4.2.1 多维识别成本高不完善 |
| 4.2.2 自然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
| 4.2.3 扶贫对象缺乏内生动力 |
| 4.2.4 扶贫队伍追求短期效益 |
| 第五章 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优化对策 |
| 5.1 建全精准扶贫多维识别运行体系 |
| 5.1.1 完善多维精准测量标准 |
| 5.1.2 优化精准识别的运行机制 |
| 5.2 高效精准夯实产业扶贫项目 |
| 5.2.1 提升精准扶贫立项产业结构 |
| 5.2.2 确保产业扶贫项目选择精准 |
| 5.3 加大金融扶贫资金投放力度 |
| 5.3.1 创新金融扶贫资金投入体系 |
| 5.3.2 完善金融扶贫资金使用监管 |
| 5.4 加强教育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
| 5.4.1 完善教育扶贫基础文化建设 |
| 5.4.2 增强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 |
| 5.5 发挥扶贫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
| 5.5.1 提高扶贫干部带头作用 |
| 5.5.2 完善精准扶贫监督考核机制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经济生活变迁与职业身份转换问题研究 ——以明花乡裕固族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关于经济生活变迁研究 |
| (二)关于身份转换相关研究 |
| (三)关于裕固族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身份转换 |
| (二)理论基础 |
| 五、研究重点、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裕固族生态移民实践概述 |
| 第一节 走进田野点 |
| 一、明花乡 |
| 二、明花乡裕固族社区 |
| 第二节 生态移民前的经济生活困境 |
| 一、牧区经济衰败 |
| 二、市场导向下的人口流动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下的生态移民 |
| 一、明花乡农业综合开发区 |
| 二、移民群体的多元性 |
| 三、移民定居与社区发展的统一性 |
| 第二章 移民带来的经济生活变迁 |
| 第一节 生计方式:从游牧到农耕 |
| 一、定居前的游牧生计方式 |
| 二、定居后的农耕生计方式 |
| 第二节 生活方式:从分散居住到集中定居 |
| 一、逝去的毡房到新楼 |
| 二、一饭三茶到一日三餐 |
| 三、从骑马放牧到汽车代步 |
| 第三节 消费环境:从本民族交流到多民族交融 |
| 一、多民族群体共居的适应性 |
| 二、“一张网”拉近了距离 |
| 三、多元化的消费方式 |
| 第四节 文化习俗:从普遍的生活习惯到民族文化传承 |
| 一、风俗礼仪的变迁 |
| 二、传统服装成了“传家宝” |
| 三、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 |
| 第三章 身份转换后的困惑 |
| 第一节 草原与城乡——社区困惑 |
| 一、“我”属于哪里 |
| 二、“亲缘”到“地缘” |
| 第二节 牧民或农民——身份困惑 |
| 一、“这群人变了” |
| 二、“我”是真正的农民吗 |
| 第三节 历史与未来——文化困惑 |
| 一、“我”被“抛弃”了吗 |
| 二、故土情怀 |
| 第四章 职业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关联及其调适 |
| 第一节 身份认同何以决定 |
| 一、移民对职业身份的困惑 |
| 二、民族认同的两个维度 |
| 第二节 身份困惑何以调适 |
| 一、身份建构——裕固族农民 |
| 二、促进生计方式可持续发展 |
| 三、提高移民适应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期刊类 |
| 三、学位论文类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致谢 |
（10）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四、以多种方式方便农民贷款（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三变”改革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 ——以盘州市为例[D]. 周金华.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D]. 张古悦. 延边大学, 2021(02)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D]. 石凯含.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5]我国家庭农场支持政策研究[D]. 樊帆. 河南农业大学, 2020(04)
- [6]新时代背景下庄河市城山镇创业环境优化研究[D]. 侯立行.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6)
- [7]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偏好、融资困境及政策研究[D]. 王圆. 北京工业大学, 2020(06)
- [8]山西M县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与对策研究[D]. 王安厦. 山西大学, 2020(01)
- [9]经济生活变迁与职业身份转换问题研究 ——以明花乡裕固族社区为例[D]. 凯歌.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10]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