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意志的悲哀——论叔本华意志论中的悲观哲学

一、意志在世界中的悲哀——论叔本华意志论中的悲观主义哲学（论文文献综述）

何煜坤^[1]（2021）在《论叔本华对柏拉图“理念”的改造》文中研究指明

王娅^[2]（2021）在《论费尔南多·佩索阿创作中的悲观主义倾向》文中研究指明费尔南多·安东尼奥·诺格拉·佩索阿（Fernando António Nogueira Pessoa,1888-1935）是20世纪着名葡萄牙语诗人、作家、文学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与众不同的异名写作风格使他成为西方文学界的标志性人物,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因此,本文将从悲观主义的维度来阐释佩索阿在其创作过程中的悲观主义倾向,以此体现出他对现代语境下“人”的生存问题的观照和对生命悲剧性本质的一种勇敢超越精神。绪论说明了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文学地位、影响与评价,指出本文的研究意义;同时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费尔南多·佩索阿的研究现状;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表明此次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论述了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创作及特色。首先,分析了佩索阿进行异名创作的原因,即对自我身份和人类复杂情感的不懈追求和探索;通过对佩索阿文学世界中主要异名的介绍,凸显出其异名写作丰富性的特点。其次,阐释了佩索阿沼泽主义、交叉主义、感觉主义的新诗学理念,说明了佩索阿创办《俄耳甫斯》等相关先锋杂志的具体情况,由此从这两方面表明佩索阿与葡萄牙现代主义运动的紧密关系。第二章分别从“无为观”、“意志观”和“宗教观”三个方面详细论证了佩索阿在创作过程中的悲观主义倾向。首先,以《守羊人》这部诗集为例,说明了阿尔伯特·卡埃罗的“无思观看”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叔本华的“审美直观”和庄子的“审美虚静观”;其次,根据《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中的诗歌内容,揭示出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内心疲倦”的背后实际上是叔本华“意志虚无观”和佛教“空悲观”的具体显现。最后,通过对异名里卡多·雷耶斯《颂歌集》中“新异教”内涵的剖析,从而阐明这一新宗教体系体现出了尼采悲剧思想中的“酒神”与“日神”精神的二元冲动学说。在探讨每一部作品中悲观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后,分别结合20世纪初葡萄牙国内的政治经济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心理创伤以及葡萄牙的宗教信仰状况,从而说明佩索阿悲观主义思想形成的具体原因。第三章论述了佩索阿悲观主义思想的特点。通过对《守羊人》、《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以及《颂歌集》三部异名诗歌作品的比较分析,具体说明佩索阿的悲观主义既包含了叔本华意志虚无式的“消极悲观主义”,也包含了尼采强力意志式的“积极悲观主义”,从而揭示出其悲观主义思想的矛盾复杂性和现代启示性。结语认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异名诗歌作品反映出现代社会下“人”的生存境况,其创作中的悲观主义思想体现出他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和对生命本质痛苦的勇敢超越精神,同时也具有重要的人生指导意义和巨大的时代价值。

张琴^[3]（2021）在《试论叔本华对康德“无利害”美学思想的批判继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审美无利害”作为美学中有关审美态度的重要理论命题,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首次提出并影响了近现代西方美学关于审美态度的讨论与发展。这一命题强调了人们在审美活动中获得的审美愉悦,是和审美主体自身的任何欲望、功利观念没有关系的,同时也和审美客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功用利益无关,人们是在不涉欲念和利害计较、不含目的的、纯粹的审美鉴赏活动中获得的情感愉悦。而在康德之后的、现代美学过渡时期的、推动哲学思潮从理性主义向意志主义转折的主观唯心论者——叔本华,在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思想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意志哲学理论,从纯粹的审美直观角度进一步继承了无利害的相关美学思想,只是与康德不同的地方在于,叔本华对哲学美学的思考是站在绝对的非理性层面上展开的,并且结合自己意志哲学和悲观主义在艺术审美的美学层面上提出了艺术具有救赎人类缓解痛苦的哲学美学价值,对之后西方近现代主观唯心主义的主体论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以“审美无利害”这一美学思想为线索,探讨叔本华与康德在全然不同的哲学基础下对同一美学命题的相关解读,以此揭示叔本华主观意志哲学下美学的重要意义,不止是人们单纯地欣赏美产生愉快的情感,更关键地是美学承担着拯救哲学的责任,艺术审美起着超越生命意志、救赎人生痛苦的重大作用。然而,“无利害”的美学思想并不是起于康德,即我们要想对这一命题有追本溯源的考察,应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对美的本质的思考,关于美善的讨论中夹杂着利害关系的论述。故本文的整体写作思路已经确定,即围绕“无利害”的美学思想,先从古希腊、中世纪到十八世纪英国经验派美学家的相关哲学美学讨论中寻找蛛丝马迹,整理对美的不同角度的分析观点,从美对形而上、神学、宗教力量的依赖,到十八世纪的关注主体自身、于感性情感方面探讨美的不涉利害的问题,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美学思想前后的发展变化。到叔本华与康德“无利害”美学思想的批判讨论时,本文重点选取了二人在艺术审美问题上有关“无利害”思想的讨论,对审美活动中的纯粹性、无利害性进行对比分析,考虑到叔本华对音乐高度热爱重视的美学思想,文中对康德艺术问题的探究也主要集中在音乐上,以此从音乐审美的角度观看叔本华对康德“无利害”思想的批判继承,思考二人不同哲学背景下对艺术音乐的不同审美价值判断,揭示叔本华的艺术理论对哲学意志上的盲目追求的解脱之用。在叔本华对艺术有救赎人生的作用的讨论下,本文期望能够从音乐角度尽量客观全面地考察叔本华审美的哲学体现,把握艺术审美对摆脱人生痛苦、实现人生自由的内涵。

李小刚^[4]（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杨坤^[5]（2020）在《论叔本华意志哲学中的幸福问题》文中提出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什么是幸福?一直以来被无数哲学家所追问。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把幸福视为现世生活的终极目的来追求,但是从古至今,人们对幸福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叔本华作为西方非理性哲学的开创者,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其意志哲学过于消极悲观,充满了宿命论和虚无主义的色彩,其哲学中毫无幸福问题可言。但是近年来,叔本华哲学中的幸福问题开始被人们所关注。对幸福的探索成为了研究叔本华哲学的热点。叔本华的哲学以非理性的意志为核心,而当时在欧洲,人们在思想上受信仰和理性所支配,但他却以非理性的意志为本体,向沉浸于物质主义幸福观的人们发出了“人生就是痛苦”的呐喊。叔本华的这一呼喊虽然具有悲观主义的倾向,但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痛苦的根源,寻求获得幸福的方法,揭示痛苦只是为寻求幸福所做的准备。叔本华通过批判继承柏拉图、康德和印度宗教哲学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他的意志哲学,而他哲学中的幸福论思想就是以意志哲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的。人作为意志客体化的表象,意志表现在人身上就是无穷的意欲。但是欲望无穷,人生有限,不是所有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所以从总体上来说,人生就处在了欲望无法满足的痛苦之中;即使欲望得到了满足,那么人只有在欲望满足的短暂瞬间才会感觉到快乐,很快又会陷入了厌倦和无聊,即新的痛苦的开始。人生是痛苦的,这是叔本华对人生本质的认识与揭露,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生没有幸福可言。所以,在他后期的哲学思想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情感基调上的转向,即由对人生痛苦的揭露转向对人生幸福的追求。转向后的叔本华不再把目光停留在对痛苦的认识上,而是放在了幸福的追寻上,什么是幸福以及幸福的性质和如何获得幸福成了他后期哲学的主题,因为他前期对意志和表象以及意志和表象关系的研究已经为人生幸福的研究做好了准备。最后叔本华认为幸福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对于幸福的追求要避免过分的物质追求,而真正的幸福在于人自身内在素质的提高,在于人面对生活时所表现出的积极、豁达的态度,但他同时认为必要的外在条件也是不可少的。同时对叔本华意志哲学中幸福问题的研究,可以引导人们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如何没有痛苦的度过一生。

夏哲睿^[6]（2020）在《木心与博尔赫斯小说中的悲观主义》文中认为木心与博尔赫斯作为两位富有哲理意味的作家,他们各自的小说创作均受到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博尔赫斯的悲观主义主要来自于他所推崇的叔本华意志哲学,而木心所持的是尼采在叔本华意志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生命哲学,呈现出一种“强力的悲观主义”（尼采语）。本文选取木心的短篇集《豹变》和博尔赫斯的短篇集《阿莱夫》作为比较的文本,通过生命观、人类命运观和宇宙观三个在层次上由小及大的比较,考察尼采和叔本华的、不同但又有继承和发展关系的悲观主义在这三个纬度是如何分别体现在木心与博尔赫斯的小说创作中的。本文在第一章比较木心与博尔赫斯在悲观主义生命观上的不同,博尔赫斯在小说中基于叔本华哲学而否定生命,但木心受尼采的影响而在小说中先是承认死亡对于生命的必然性,但最终以“爱”的方式肯定了生命具有美的整体性。第二章比较木心与博尔赫斯在悲观主义人类命运观上的不同,博尔赫斯在小说《德意志安魂曲》中呈现了对人类命运的彻底悲观,认为暴力所代表的意志是人类社会如何发展也无法摆脱的,木心在《圆光》一文中强调了人类命运所面临各种苦难的不可避免,但同时强调了美育对于人类的拯救意义。第三章比较木心与博尔赫斯在悲观主义宇宙观上的差异,博尔赫斯通过构建“阿莱夫”这一宇宙模型,并通过元小说的手段,有意在时间的纬度上模糊它的真实性,呈现了他“虚无”的宇宙观,木心通过《空房》中对一段“消失”的爱的描写,强调了宇宙在毁灭生命的同时,并没有毁灭生命力。

张惟喻^[7]（2020）在《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开创美国严肃戏剧之先河,他全方位地接受了古希腊悲剧和尼采“酒神精神”学说的影响,为这个推崇科学理性的乐观国家重新注入了悲剧精神。综观中国近二十年从“酒神精神”角度开展的奥尼尔研究,整体上侧重影响研究,欠缺文本细读;论点相对分散,总体把握不足。这就为本选题立足“情感第一性”和“原始趣味”两个原则,针对酒神精神、奥尼尔、悲剧三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探讨提供了学术空间。西方社会过分迷信“苏格拉底主义”,用理性压抑自我;“日神精神”导致现实中“个体化原则”横行,人人以经济利益为重,拒绝正视内在冲动,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因此变得孱弱。后果是物质异化人性,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社会道德滑坡。奥尼尔继承希腊悲剧传统,借日神形式阐释“酒神精神”;同时结合时代需要,用普通人的经历模仿酒神受难、复活的过程,以现代心理悲剧驱逐盛行于美国社会的“肤浅乐观主义”。最终为现代人树立起审美层面的“新上帝”,实现了创作初衷,即酒神艺术对人生处境的关怀,生命意志对现实苦难的超越,神话思维对精神世界的救赎。包括绪论和结语,论文共由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有四章,分别从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探源、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方法选取、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角度,结合文学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舞台叙事学理论和悲剧诗学,探讨奥尼尔别具一格的悲剧艺术。第一章阐述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和“酒神”代指艺术冲动中两种不同的心理经验,围绕二者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艺术类型。早期希腊人从作为“酒神艺术”的悲剧中汲取“形而上的慰藉”,抵御现实中的痛苦体验。奥尼尔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他从古希腊悲剧中传承了“酒神精神”,倡导内在冲动的自由宣泄,用艺术观照人的生命体验。奥尼尔的悲剧排斥理性戒律,向往“醉”的境界,肯定生命本体,呈现出显着的“非理性”价值取向,是“酒神状态的客观化”。第二章分析奥尼尔笔下具有酒神气质的悲剧人物。奥尼尔塑造的人物形象普遍带有自传性质,他让社会底层人士和女性群体登上了曾经由神和英雄支配的舞台。这些反传统的悲剧人物天性敏感、情感充沛,行动随心所欲、放浪不羁,具有原始悲剧主人公的特质。在现代社会,由于“苏格拉底主义”大行其道,他们被迫与自然和自我疏离,陷入“异化”的境地;为重返“乐园”,他们不惜以身犯禁,鱼死网破。很多时候,人们无力独自与异己力量对抗,只能依靠“迷狂”向总体生命寻求解脱。奥尼尔一般不直接批判社会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把思考结果寄托在悲剧人物身上,让他们代自己去言说、去行动。第三章论证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艺术方法的深度关联。奥尼尔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反映“内在（心理）真实”的要求与酒神精神“非理性”的审美原则高度契合,奠定了奥尼尔悲剧的整体风格。他选择人的精神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内观”指向对戏剧的表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奥尼尔在“酒神精神”引领下博采众长,创造出多种具有“内倾”倾向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成功刻画了人的生命意志受“理性”挤压所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变,其作品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人的精神悲剧”。第四章论述酒神精神赋予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尼采的美学体系以“生命意志”为根本前提,“酒神精神”是其最高表现形态。尼采认为悲剧的基本功能是引导个体生命意志充分宣泄,从而突破表象回归本体,肯定生命的价值。奥尼尔采纳了这一观点,他有意引入“酒神狂欢”概念,描写悲剧人物为追求崇高的目标陷入迷狂、走向毁灭,借此粉碎“个体化原则”,在审美层面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化;或是将冲突转移到内部世界,唤醒“人”的感情,实现对“物”的超越。奥尼尔的一切努力都指向通过艺术找寻“灵魂得救”的途径,为现代人重建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信仰模式。尼采以“酒神哲学家”自居,奥尼尔则堪称“酒神戏剧家”,其一生创作的近五十部戏剧,既是为后上帝时代的西方人寻找出路的探索,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他让现代人得以跳出思维惯性,从生命本身探求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生幸福的路径。其悲剧艺术极富启发性和指向性。

田诗琪^[8]（2020）在《艺术对人生的拯救-尼采审美形而上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提到西方哲学,尼采一定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人和哲学如石破天惊,有力地撼动了西方社会意识。他指出西方社会存在的弊病和痼疾,大胆地对固有价值进行了颠覆和反转,要我们珍视做人的权力,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这些和尼采的经历与个性是分不开的,过早看到人生痛苦真相的他,深感现实世界并不能给人以意义,给人以形而上的补充,给人和世界的存在以一个充足的理由,他穷尽一生在为世界和人生作“审美”的辩护,为人的生存正名。尼采哲学的核心有两个维度,一是对现代文化的批判,一是对生存意义的探寻,但是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问,对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理性和科学的批判,尼采认为其阻碍和扼杀了人之为人的本能。尼采以《悲剧的诞生》中的美学观点为始发展出了他的强力意志和超人学说,找到了艺术作为存在最根本的形而上依据,为生存作了最热情洋溢的确证。在这个过程中,尼采美学可以说是现代美学的发端和肇始,却也产生了和现代审美主义的根本分野。总而言之,尼采的人生信条便是把人生当作一种审美现象来看待,但是归根到底,生命才是根本的尺度。

白亭亭^[9]（2020）在《王国维“生命美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国维是清末民初着名的学者,他的“生命美学”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又是在传统美学基础上的创新。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与自身“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状态,使王国维逐渐认清了欲望、生活、苦痛三位一体的生命本质,体认了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问题。因此,在知识分子多强调经世致用的时代,王国维却独树一帜地反对功利主义,呼吁重视人的生命存在,将人的生命存在问题放在了美学的突出位置。本文试图突破以往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的局限,以生命问题为核心,通过系统梳理王国维“生命美学”的形成路径与理论内涵,发掘其“生命美学”的价值与影响。论文主要分三大部分:第一,影响王国维“生命美学”形成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境遇,主要分析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以西解东的思想潮流,以及王国维的成长背景对其“生命美学”形成的影响。第二,王国维“生命美学”的主要内容,分欲望论、审美无功利性、悲剧性和境界说四个方面。以生活为本的欲望、苦痛与解脱是贯穿王国维“生命美学”的主线。他由“欲望论”引出对生命之苦的解脱,进而寻求解脱之法。王国维提倡哲学与“美术”的无功利性,注重文学的悲剧性,并将“境界”由词学概念上升至生命范畴,都是为解脱生命困境而开出的药方,它们可以帮助人们暂时缓解生命中的不幸与痛苦。第三,王国维“生命美学”的影响,主要分析了其“生命美学”对现代美学理论所造成的影响。

孙甜甜^[10]（2020）在《叔本华“意志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涵盖广泛,然而在其庞大的哲学体系中所一以贯之的是一个“单一的思想”,这个单一的思想就是“意志”。“意志”作为唯一的“本体”,它是“一”,它也是“一切”。如叔本华所称“在哲学上有天才就在于柏拉图所确定的一点:在多中认一,在一中认多。”[1]叔本华的“意志论”就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本质的一个抽象陈述,既关于世界的全部,又关于其一切部分”,是“世界在抽象概念中的一个完整的复制”。[2]叔本华认为世界具有“两面”,一面是表象,它由“认识”所生,也只对认识存在,是世界“可知”的一面;另一面是意志,是自在自为的世界“本身”,是世界“不可知”的一面。在对表象世界的考察当中,通过对表象世界所依靠的先天的认识形式的分析,揭示出表象世界的虚无性,同时具体的分析了表象的基本类型及其所从出的主体的相应的认识能力。并且在对表象的论述当中,确立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即对直观的推崇,认为直观是一切“真理”的最终源泉,以及对理性和概念的批判。而经验世界真实的内在本质,即世界的另一面就是“不可知”的作为“本体”的“意志”。对意志的揭示来源于“意志与身体的同一性”,意志以理念为“中介”通过逐级的客体化表出为整个表象世界。“意志”在“认识”之外,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是终极的决定性的力量。意志的客体化以柏拉图式的“理念”为中介,“理念”是意志的直接客体性。理念是艺术的对象,只有理念可称之为“美”,因此对理念的认识就是一种“审美”。而审美活动即审美直观的本质就是审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即所谓“物我合一”。此时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作为单个意志现象的个体,主体抛弃了其“个体性”或“个性”、“自我”,他摆脱了一切意欲、目的、功利等等,摆脱了对象与自身的一切关系,只作为纯粹的认识沉浸在对理念的观审之中。同时作为意志现象的个体也经由这种审美直观的方式而得以从意欲的驱使、各种“关系”的蒙蔽中解脱出来,即从生存之苦之中获得了暂时的解脱。最后一部分转入了对意志在实践领域、在人的行为中的考察,其是整个意志论最为“严肃”的部分,主要解答了两个问题即意志自由是否可能及什么是“善”的行为?在“意志主义伦理学”中,个人的意志自由是不存在的,个人生存过程中一切行为乃至整个命运都严格的受制于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受制于一种“必然性”。在行为上,这种必然性体现为人一生之中所有行为的总和即验知性格都是其单一的、不变的悟知性格或“意志”的必然表出。而在个人生存的整个命运上,人也必然要永远遭受盲目的、不断欲求的、永不满足、永不停息的“意志”的驱使之苦,从而永远处于痛苦之中。作为尾声的是对不同行为的真实的、内在的伦理意义的考察,并由之揭示出道德的根源以及给“自由”和“解脱”找到了唯一的出路即禁欲或称意志的自我否定。

二、意志在世界中的悲哀——论叔本华意志论中的悲观主义哲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意志在世界中的悲哀——论叔本华意志论中的悲观主义哲学（论文提纲范文）

（2）论费尔南多·佩索阿创作中的悲观主义倾向（论文提纲范文）

（3）试论叔本华对康德“无利害”美学思想的批判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4）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5）论叔本华意志哲学中的幸福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6）木心与博尔赫斯小说中的悲观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7）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艺术对人生的拯救-尼采审美形而上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王国维“生命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叔本华“意志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意志在世界中的悲哀——论叔本华意志论中的悲观主义哲学（论文参考文献）

• [1]论叔本华对柏拉图“理念”的改造[D]. 何煜坤. 昆明理工大学, 2021
• [2]论费尔南多·佩索阿创作中的悲观主义倾向[D]. 王娅.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3]试论叔本华对康德“无利害”美学思想的批判继承[D]. 张琴. 山西大学, 2021
• [4]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5]论叔本华意志哲学中的幸福问题[D]. 杨坤.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6]木心与博尔赫斯小说中的悲观主义[D]. 夏哲睿.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7]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D]. 张惟喻.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1)
• [8]艺术对人生的拯救-尼采审美形而上学研究[D]. 田诗琪.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王国维“生命美学”研究[D]. 白亭亭.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10]叔本华“意志论”研究[D]. 孙甜甜.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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