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设立“虚拟企业”

一、因特网架起“虚拟企业”（论文文献综述）

侯宪利^[1]（2020）在《“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文中认为“互联网+”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在人类社会这场数字化变革的进程中,互联网实现了由最初作为“工具型应用”的“+互联网”到作为“构成社会基本生产组织要素”的“互联网+”的跃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重构了以共享经济为特色的网络时代新型生产关系,拓展了人类生存和交往的新时空,形成了“开放、创新、普惠、共享、自由、平等、包容”的互联网核心价值理念,有力地推动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人类社会这场全面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互联网重构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变革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互联网+”所体现的哲学理念是对传统工业社会价值理念的批判,重构了信息社会重要的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尤其是“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有必要进行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互联网转向”:把“镜头”对准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诸如思维与存在、现实与虚拟、技术与人文、自由与必然、主客体的融合重构、人类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现实的哲学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人向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推动“人类解放”。“互联网+”首先是一种新型生产工具,由劳动者和“互联网+”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网络生产方式,是人类有史以来第四代生产方式,其最大特点是劳动者与机器分离的“分离生产方式”。这种“分离生产方式”是一场全新的颠覆性革命,将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当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史无前例的影响。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和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泛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综合利用,互联网已逐步由最初作为一项技术的“信息沟通工具”上升为全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生态平台”,已经由消费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和文化生态领域。“互联网+”多维度地推动了互联网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生态互联网”和“价值互联网”的跃升,“互联网+”由此逐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传递方式,重构了新的生产力要素和网络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使信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互联网哲学理念,促进人类社会由“传统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社会向“现代科技智慧型生产”的信息智能社会转变。“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变革既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本文通过对“互联网+”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变革的考察和研究,探寻“批判的互联网”对传统工业社会现代性的批判价值,并通过对“互联网的批判”研究,剖析互联网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内核,规避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倡导东西方文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交融互鉴,以互联网生态化的多维思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构网络时代“开放、共享、包容”的全球人类核心价值观,力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借鉴。

李晶^[2]（2020）在《信息社会场域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职能研究》文中指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数字化信息社会的演进,信息社会的到来不仅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而且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与人之间乃至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然而,信息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又诱发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政策行为都受到了巨大冲击,使政府的各项工作面临新的环境。面对如此情境,政府网络公关得以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所谓政府网络公关,是政府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管理和服务职能,将网络沟通传播方式引入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收集和传播信息,与公众进行双向互动交流,以争取公众的信任、支持与合作,从而实现政府公共关系目标,塑造与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的公关理念与行为。政府网络公关不仅涉及网络信息技术,而且涉及了一种以网络媒介为手段的崭新政府治理模式,其实质为政府与公众之间借助网络媒介进行双向互动与沟通,建立一种互利互信的理想公共关系状态。我国的政府网络公关始于1999年启动的政府上网工程。2000年后开始“三网一库”工程建设,即大力推进政府办公业务网、业务资源网、政府公众信息网和信息资源库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政府机关信息资源的共享,实现了网络化、协同化办公,提高了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政府网络公关得以快速发展。自2011年起,各级政府机关和部门又纷纷开设政务微博,将其作为获取社情民意、公开政务信息、推行网络问政、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平台。近几年,以政务APP为代表的移动客户端快速成长起来,与政务微博一起成为政府网络公关中不可或缺的信息沟通媒介,其巨大的媒介优势和信息沟通效果,使政府网络公关展现出新的形态、新的活力。我国政府网络公关如今正朝着一个以公众为中心、政府网络公关媒介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迈进。但是,政府网络公关面对的是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公众,所涉及的事务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技术又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网络谣言、舆论压力、信息安全等问题对政府网络公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借助新兴网络媒介的优势,利用有效的公关手段,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网络公关策略,使其职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成为现阶段政府必须着重思考的问题。以职能为主线分析我国政府网络公关所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能够全面、清晰地了解当前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实际状况,帮助我们探寻完善政府网络公关的有效策略。政府网络公关具有政府形象塑造、公共危机治理、公共政策传播和信息服务等四项基本职能。政府网络公关的首要职能是政府形象塑造,其能够借助多元化网络公关媒介的优势,帮助政府树立沟通型、互动型、创新型等良好的政府形象。不过,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需要不断提升政府自身能力与素质,强化对公众的正确引导,加强对网络媒介的管理和应用,从而使政府网络公关的政府形象塑造功能得到更好地发挥。其次,公共危机治理是当代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政府网络公关的重要职能。政府网络公关在帮助政府获取准确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修复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政府网络公关意识和专门网络公关部门的欠缺,政府与公众间出现信息沟通不畅,影响了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通过强化政府的网络危机意识、培养公众的责任意识、完善政府网络公关系统,能够有效提升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效能。再次,政府网络公关重新定义了公共政策的传播模式,畅通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政策信息沟通渠道,有利于政策传播优化和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然而,公共政策传播的封闭性、公共政策传播反馈渠道受阻,以及公共政策传播的舆论场分离,严重阻碍了公共政策传播效果的实现。为此,应借助政府网络公关的有效方式和手段,创新公共政策传播的理念、内容和方式,实现公共政策传播的优化。最后,政府网络公关对完善政府信息服务有显着的正向效应,让政府信息服务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让政府信息服务的效能大幅提升。但是,目前仍然存在政府在线信息服务能力不足、公众对信息服务参与度不高、政府信息服务不平衡以及政府与公众沟通不深入等问题。为此,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网络公关主体的作用,通过整合政府信息资源、提升政府信息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增强公众的参与能力、升级政府信息服务平台、完善政府信息服务制度和创新政府信息服务模式,来让尽可能多的公众享受到优质的政府信息服务。中国已经迈进了新时代,明确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我国的政府网络公关也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双向-主动-引导”是未来的发现方向,其既强调了政府网络公关在主客体间信息沟通的互动性,又能明确公关态度上的主动性,还体现了公关手段上的引导性,是未来政府网络公关模式的理想状态。

李静瑞^[3]（2019）在《网络知识论 ——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文章以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史论结合法,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研究了网络知识活动,包括网络知识获取、网络知识生产、网络知识传播和网络知识悖论,对其方式、利弊及其运行规律进行归纳抽象,形成了完整的网络知识理论体系。并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采用总论、研究视角阐述和分论的研究结构。本文涉及较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主要有:基于直接经验的间接经验论、认识运动的辩证发展论、与真理论相统一的价值论、认识活动和过程中的对立统一论、网络知识传播与管理论、认识的群众主体论。网络知识论是对基于计算机、智能移动终端和电子网络技术而产生的新的知识活动方式的相关特点、规律的研究和探索,包括网络知识获取理论、网络知识生产理论、网络知识传播理论和网络知识悖论。相较于传统知识活动,网络知识活动具有三个方面的显着特点:一是得益于互联网络的开放性特征,网络知识获取、生产、传播的主体都打破了精英垄断,有由精英垄断向普通大众下移的大众化趋向;二是同样源自于电子网络的开放性特征,网络知识的获取、生产,和传播,都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三是源自于web2.0以来互联网的交互性特点,网络知识的获取、生产和传播都具备强交互性的特征。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透视和考察,网络知识获取实质上属于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一种间接经验获取新方式;网络知识生产理论既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知识开放性理论品格和认识运动的反复性和无限性,亦融通了唯物史观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相关思想,从而多维度呈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网络知识传播理论体现了知识渗透价值理论;网络知识活动中的一系列悖论是网络知识活动中所衍生和呈现出的对立统一的新形式,也可作为网络时代认识论中对立统一的新形式。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对所有网络知识活动进行整体研究,提出了“网络知识论”的概念对之进行概括。第二,详细探讨了电子网络空间中的知识悖论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应对之策。第三,在对网络知识理论的每一部分研究的基础上,都对之进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角的解读和考察。

许剑峰^[4]（2016）在《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选取太阳花运动为个案,探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信息时代社会运动中所扮演角色,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藉此梳理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机理,思考信息时代媒体和社会历史宏观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本文采取“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以此为切入点,对研究问题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路径作出分析,并最终回到研究问题进一步讨论。本文使用质化的研究方法,在资料收集层面综合采用了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式访谈法,在分析时主要使用框架分析的方法进行“全样本”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综合论述。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中天新闻、TVBS新闻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新闻e论坛和运动主办组织黑岛青脸书专页为新媒体的代表,分析它们对太阳花运动的内容呈现和报道框架,提炼“媒介镜像”层面的新旧媒体特点;之后从内容层面、行动层面对新旧媒体之间的互动做出分析,讨论这种互动与内容生产之间的关系,总结出新旧媒体内容呈现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提出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新旧媒体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内在机理;最后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分析视角切入,分析太阳花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通过与文献的不断对话,梳理出导致运动发生和发展过程特殊呈现的宏观影响因素。本文最终得出了五点结论:第一,新旧媒体在对太阳花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报道框架和立场,社会运动“媒介镜像”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具有混合性与复杂性;第二,新旧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报道中,有着不同的内容生产逻辑;同时呈现出不对等的互动影响模式,新媒体处在弱势地位;第三,传统媒体深度作用于运动的发展过程,并通过建立“聚焦”、“造神”、“监督”、“促进权力集中”等方式影响运动结果;在此过程中,新媒体更多是作为运动现场的“组织”和“构建小众认同”的角色而存在;第四,社会运动重视传统媒体远超新媒体,在运动过程中会在各方面有意利用和迎合传统媒体的需求和逻辑;第五,宏观社会政治文化及其产生的历史因素,对社会运动有着巨大的催生作用,并影响和形塑了运动过程中的诸多呈现。在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社会运动与传统媒体之间存在根本性的无解矛盾,导致二者间难以改变的相互依赖和不对等图景;同时,新媒体作为“参与式实践”在构建认同、凝聚小众文化等方面具有优势角色;最后本文以社会运动为切口提出和讨论了信息时代下存在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以及新媒体本身的悖论;呼唤一种对新媒体技术更加中立的“辩证技术观”的回归。文章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包括研究问题的由来、研究意义,并结合文献提出了“社会运动”的定义;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仔细梳理了现有社会运动理论流派和发展,以及我国新媒体和社会运动研究概况,确立本研究的位置和理论储备;第三章是研究设计,主要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理论框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以及对相关概念的廓清;第四章开始进入主体部分,对中天新闻、TVBS新闻、新闻e论坛和黑岛青脸书内容做了全样本分析,呈现出它们各自不同的报道框架和“运动镜像”;第五章是从中观层面对新旧媒体和运动之间互动的讨论,并结合运动发展过程特点分析出新旧媒体不同内容生产逻辑及其在运动中的作用与角色;第六章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角度分析了运动发展的宏观背景因素,讨论其在运动产生和呈现面上的巨大影响;第七章是结语,一方面对上述经验分析做简单回顾,另一方面对社会运动与媒体,以及新旧媒体在当今时代下的特点做出讨论,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几点不足和未来研究可能。

郑萌萌^[5]（2016）在《基于新媒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详细阐述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具体措施,体现了党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重视和深刻把握。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发挥其应有的引领作用,不仅需要广泛传播,而且需要有效传播。在新媒体广泛应用的今天,高度重视利用新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时代的要求。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在阐释了新媒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新媒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关联,梳理了不同类型新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点和现状,进而积极探索了基于新媒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路径。一、认知新媒体的特征、功能以及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特殊性是有效应用新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新媒体具有交互性、超媒体性、超时空、个性化信息服务、虚拟性以及融合性六大传播特征,在政治传播中发挥传播政治信息、促进政治参与、引导社会舆论和实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具有特殊性,它与政治传播、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的联系。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政党政治传播理论为思想资源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二、新媒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一方面,新媒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不可或缺的新阵地,另一方面,新媒体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应对受众阅读方式转变、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创新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抢占传播制高点决定了新媒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新媒体包括互联网新媒体、手机新媒体和数字电视新媒体三大类型,而当前对媒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新媒体。不同类型新媒体具有不同的传播特点,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我们需要把研究拓展到手机和数字电视新媒体中。在分析不同类型新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状的基础上发现它们的传播优势和不足,为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路径提供现实依据。四、在辨析理论、考量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应用新媒体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路径。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网民的数量日益增多,新媒体成为影响人们价值观的重要平台。如何借助新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需要运用传播学知识和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主体、受众、媒介、方法和环境五大维度探讨新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刘树燕^[6]（2015）在《民主执政视阈下的中国网络民主建设研究》文中提出网络民主是人类民主进程中的新现象,是互联网技术作用于人类政治生活的重要结果。网络民主的崛起和发展,改变各国的民主政治生态,对现代民主政治进程中世界各国的国家与公民、政党与群众、政府与社会间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网络民主给现实民主带来的究竟是机遇还是风险,有赖于网络民主与各国现实民主完善程度以及二者间关系的强弱、博弈、调整而定。中国网络民主是中国公民以互联网科技为平台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内容,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新方式,是共产党民主执政要应对的新挑战。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体系演进的重要成果,是共产党执政方略建设的重要内容。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一起,构成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方法系统。一般情况下,排除人为因素及其他少数情况,网络空间的民主主体——中国网民,与中国民主执政权利主体——中国公民,存在同质性：网民是民主执政权利主体公民在网络空间获得的新身份,这是将中国网络民主与民主执政联结起来的桥梁。依托网络讨论、网络质询、网络监督、网络投票、网络选举等形式,中国公民在网络空间进行民主参与和政治协商,实现着公民、社会与党和政府、国家之间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完成一项项当家作主履行主人翁权利的民主实践。作为中国公民维护当家作主地位和实现主人翁权利的新渠道,网络民主给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政治生态带来重大改变。它的崛起,促使政党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走向新的调整。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网络民主起步较晚。在不同发展阶段,网络民主对国家、政党、政府和公民之间关系的影响不同。即便同一发展阶段,网络民主因国家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公民民主政治素质差异、国家政治文明发展阶段和国家性质差异,也会在作用性质、影响程度和实践效果上存在巨大差别。西方发达国家中,有些国家的政党将网络民主广泛运用到日常政党活动中,在总统竞选和政党选举中巧妙利用网络民主的力量,占据政党活动优势,取得总统选举和政党选举胜利,彰显出网络民主在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魅力。英美等发达国家及其政党,依赖较为完备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基础,顺应科技发展潮流,重视并运用网络民主力量,实现网络民主与传统现实民主的融合与对接,推动国家和政党、政府和社会的发展。前苏联及苏共未能有效应对新科技挑战,僵化滞后的传统民主制度无法容纳新技术带来的挑战,无法化解新思想造成的冲击,加上其他一些破坏因素,导致国家民主政治体制迅速被瓦解摧毁,落得国家解体、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惨重后果。世界各国尤其一些大党老党应对政治生态变迁挑战时所采取的立场、态度、战略及后果,为观察研究中国现实提供宝贵借鉴。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对中国的国家与政党、政府和公民之间关系的影响,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属性。当前,网络民主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有何影响,其影响在多大程度、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在网络民主和民主执政关系调整中起何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向现代化转型要处理好的重大问题,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走向科学化现代化要处理好的重要课题。本研究立足上述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采用政治学与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结合方法,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实际调研支撑下,对民主执政视阈下的中国网络民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以中国网络民主与民主执政的互动为线索,以优化民主执政生态、创新民主执政方式、提高民主执政质量和科学化水平为视角,以端正对待网络民主的态度、缩小数字鸿沟减轻网络民主对民主执政的负面影响为突破点,以关注网络民意、利用网络民意、引导网络民意、适度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进网络民主健康发展为落脚点,分析如何在网络民主和民主执政互动中推进中国网络民主健康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中国民主政治向现代化国家迈进。具体说来,本文共分八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导论。提出本文研究主题——网络民主和民主执政及其关系,给出选题依据,论述研究意义,梳理研究综述,阐释说明本文研究方法和逻辑结构。本部分的主要作用在于对本研究的价值进行概括、研究的可行性进行论证、研究的创新性进行说明,为本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第二部分：网络民主与民主执政基本问题概述。介绍学界对网络民主概念的研究现状与前沿,界定本文所用网络民主基本内涵与外延；界定民主执政的基本内涵；分析网络民主与政党活动的内在逻辑,观察网络民主对政党活动政治生态的改变和政党活动对民主执政的反馈与回应,以西方国家政党活动个案为支撑,观察网络民主在政党活动和执政中的地位、价值、作用模式,分析网络民主在国家民主政治中的影响;分析中国网络民主与民主执政的互动关系及其成因。本部分的主要价值在于为整个研究建立起研究基础和理论框架,使整个研究具有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中国网络民主发展与民主执政生态变迁。分析全球化信息化、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世界某些大党老党驾驭网络等媒体的得失等国内国际因素对中国网络民主兴起的影响,阐释说明中国共产党驾驭网络民主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政党建设的重大意义；梳理中国网络民主发展的基本历程、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等,总结中国前一阶段网络民主发展态势；研究中国网络民主对民主执政政治生态变迁的三大影响。本部分的主要价值在于为后文研究分析现阶段中国网络民主在民主执政中的地位、价值、作用,以及正确处理二者关系视角下加强中国网络民主建设,做好理论准备。第四部分：网络民主在民主执政中的价值与功能定位。考察一般意义上网络民主的价值效度；梳理中共对发展网络民主的认识历程；分析网络民主在民主执政中的功能目标设计。本部分的主要价值在于确立网络民主和民主执政的辩证统一关系,为进一步研究解决网络民主和民主执政的关系,实现民主执政视角下网络民主的建设和发展,提供逻辑和理论支撑。第五部分：网络民主在民主执政实践中的运用与个案研究。本部分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按照“用事实说话”的思路,选取网络民主影响民主执政的五个经典案例,运用本研究开展的实际调研做支撑,考察网络民主在民主执政中的实践运用形式、方式、效果,分析网络民主在推进民主执政中存在问题及原因,领悟中国公民民主素质、网络舆论生态、政党执政能力综合作用下,网络民主在民主执政中的利弊得失,为确立正确的网络民主发展态度和发展战略奠定基础。本部分的特点在于密切结合中国网络民主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现实进行分析。以实际调研支撑理论分析是本文力图实现的一个创新点。本部分的主要价值在于走出纯理论分析范式,以数、量、效、质相结合的形式,观察中国网络民主在民主执政发展中的影响力、作用力,为下文分析网络民主在推进民主执政中存在的困境和问题,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提供科学性支撑。第六部分：网络民主在推进民主执政中的困境与问题分析。研究网络民主在推进民主执政中的身份、发展、监督等现实困境；研究网络民主在推进民主执政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本部分的价值在于更为深入地认识网络民主在民主执政中发挥作用的现状,深入思考其存在的问题,增强下文提出的民主执政视阈下建设中国网络民主因应之策的针对性。第七部分：民主执政视阈下的中国网络民主发展因应之策。本部分针对网络民主在推进民主执政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按照网络民主与民主执政的关系框架,提出六条发展网络民主的对策——网络民主发展要以忧患意识为基础提升战略高度,网络民主发展要以法治思维为导向夯实法律基础,网络民主发展要塑造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政治文化氛围,网络民主发展要以疏导为前提确立网络民主治理方略,网络民主发展要立足服务现实立场走“虚实结合”发展道路,网络民主发展要以博采众长为理念吸取国外发展的宝贵经验。本部分是研究的最后落脚点,是研究意义和价值的直接体现和集中展示。第八部分是结语。对研究价值、研究思路、核心观点和结论做最后简要陈述。总之,网络民主对民主执政政治生态的改变是显着的,对民主执政的影响是巨大的。但网络民主又不是万能的,它必须融入现实民主政治系统才能发挥作用实现价值。只有尊重网络民主的客观存在和发展趋势,重视、管理并运用网络民主提升民主执政的质量和水平,实现网络民主与民主执政的良性互动发展,才能克服网络民主可能给民主执政带来的危机和风险,中国网络民主才有出路,共产党民主执政才有更为广阔的前途。

朱健^[7]（2012）在《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技发明之一，它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完善和我国网民数量的急剧上升，互联网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正愈加深刻，特别是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接近与契合，使得互联网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须臾不能离开的重要条件。当前，互联网以及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和网络舆情，正日益成为政府顺应民意、提高政治自觉的有效工具；也越来越成为公民知情，以及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由此可见，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只有正确认识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才能够深入挖掘出互联网对民主政治有利影响的潜能，从而加快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步伐；也才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过程中，准确把握其信息化的新趋势，为我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开辟出一条新路径。从内容结构上看，本文由导论、五章正文和结论这七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影响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本论文的创新点和难点。本文第一章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媒介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总结出大众媒介既要受到政治的控制与决定，又能够对政治起到塑造和能动的作用。因此，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媒介，必定会与政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在影响政治体制、政府管理、政治文化和国际政治的同时，也表现出与民主政治的某种接近和契合，进而引发西方发达国家对互联网民主潜质的探索与试验。随着我国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也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我国的政治生活，实现了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日益紧密的结合。本文第二章详细分析了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创造的新条件。主要从技术、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说明互联网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先进的技术基础、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也营造了有利的文化环境，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成了“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双重保障。毫无疑问，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第三章到第五章分别探讨了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和网络舆情这三大基于互联网技术而生成的新事物对于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政府问政于民与公民参政以及政府科学行政与公民监督的影响和作用，并以此为切入点，运用机制研究方法理顺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及网络舆情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联系，剖析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和网络舆情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进而可以扩大为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本文最后一部分为文章的结论，强调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交流形式的创新，互联网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条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互联网都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尽管受篇幅所限，本文只研究了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影响，但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却是双重的，互联网境遇下的民主政治建设并不一帆风顺，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互联网给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也要顺应我国民主政治信息化发展的新趋势，利用民主政治信息化强化民主政治的中国特色；推进我国民主现代化发展；创新我国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民主政治信息化实现互联网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作用。

李理^[8]（2009）在《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从生产力角度划分,人类社会形态可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演进是从技术革命开始的,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产业技术革命带动了人类社会由漫长的农业社会快速进入了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演进也是如此,是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了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迅速地向信息社会演进。在向信息社会演进的动态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劳动工具、生产方式、交易方式、产业结构、生活方式、聚居特点乃至组织结构等都发生了显着变化。这种社会形态的演进本身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且意味着深刻、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并最终决定国际秩序。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社会形态,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本身,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但是,正如世界各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步伐不一致,各国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演进步调也是不一致的,存在着快慢之分,存在着竞争。哪个国家的信息获取、处理、传播的能力越强,信息社会建设的步伐也就越快,水平就越高,就越能保证“制信息权”,甚至如美国着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所预言的那样,通过掌握信息、控制网络来拥有整个世界。在这场社会形态的演进竞争中,有两个国家的表现非常突出：一是作为信息技术革命发源地的美国,其不仅是最早开展信息社会相关研究的国家,最早向信息社会演进的国家,还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二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信息社会概念的日本,虽然其在上世纪于实践上演进显着落后于美国,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已经清醒认识到了差距所导致的后果,于新世纪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措施来加快信息社会建设,在短时期内跃居为当前信息社会较发达国家。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信息社会的“先发国家”,而且不仅“先发”,还实现了“先至”,其演进路径本身可能就代表了一种最优演进路径；一个是相对而言的信息社会“后发国家”,虽然还没实现“先至”,但是发展速度惊人,其发展路径对广大信息社会后发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在当前还处于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工业社会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一个重要形态是不可跨越的,我国不可能跨过工业社会演进过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信息社会。然而,由于信息社会的生产力要素本身就蕴含在工业社会之中,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可作用于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更新改造,带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因而,我国可通过发展信息社会生产力要素来加速推动工业社会发展,加速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演进,实现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目标。由于信息社会是在信息化生产力的要求下,国民经济以信息技术作为主要技术力量和技术基础,产业结构以信息产业为支柱,生产、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的应用为依托,社会结构框架呈现出网络化和扁平化特点的社会,其演进本身不仅包括信息技术及信息产业的发展,而且包括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中的应用,信息作为一种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建设、IT人才队伍建设和信息制度环境的完善,所涉及的层面非常之广,建设中需要支付大量的经济成本乃至社会成本,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信息社会后发国家,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实现这场宏大的社会形态演进,是我国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界都应深切关注的重大课题。对于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国在当前发展阶段,通过比较这两个在信息社会建设上先进及典型的国家信息社会发展的异同及造成差异的诱因,来摸索信息社会建设的一般规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充实、发展本国的信息理论体系,以此来指导信息社会建设实践,尽可能地选择一条社会成本最低的社会演进路径,低成本、高效率地推进信息社会建设。因此,笔者选择“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比较研究”为题来展开系统研究。本文是遵循这样的研究思路展开的：在对信息社会内涵认识的基础上,对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主要方面展开系统分析,研究其共同遵循的规律,结合内外部制约因素,分析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不同及差距,明确这种差异性是否符合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哪一种做法及模式才更接近信息社会演进的最优路径,从而得出对我国信息社会建设的启示。具体研究的展开是从整体观出发,采取从环状看因果的观察角度,采取演绎推理和经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广泛收集国内外研究成果与资料的基础上,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具体分析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纵向分析与横向分析相结合,对美日两国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进行系统和层层递进的分析,力求得出规律、理论方面的认识。全文共分为10章,各章的主要内容是：第1章讨论和分析了研究的背景和目的,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述,确立了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第2章在分析美日两国信息基础技术、信息系统技术以及信息应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对美日两国信息技术发展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做出探讨；第3章在对美日两国信息产业发展背景、历程及IT外包的发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美日两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第4章在分别对美日两国信息化的主要方面——企业信息化、电子商务、政府信息化、家庭和个人生活信息化、教育信息化以及农业信息化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美日两国信息化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做出探讨；第5章在对美日两国信息资源管理、开发和利用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美日两国信息资源管理、开发和利用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展开研究；第6章在对美日两国信息网络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美日两国信息网络建设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诱因；第7章分别从信息技术教育与培训、IT人才引进、人才激励机制三方面对美日两国IT人才队伍建设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出两国IT人才队伍建设的异同之处,并探讨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诱因；第8章在对美日两国信息制度环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两国信息制度环境建设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做出探讨；第9章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总结了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得出了对我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启示；第10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就信息社会的内涵与基本特征、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别、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展开理论思考。经过两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本文初步建立了信息社会比较研究的系统分析框架,率先对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并进行了系统和层层推进的分析,得出了若干规律和理论方面的认识,主要创新点包括：一是从信息技术革命、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化三个方面,全面比较研究了美日两国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体现了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体系的创新。二是作为本文研究的结果,得出六个方面的结论,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对推进我国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十条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三是作为本文的理论思考,在信息社会的内涵、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区别方面系统提出了新观点。信息社会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其发展刚刚开始,人们对这种崭新社会形态的认识尚处于摸索之中,很多认识需要伴随信息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去伪存真。受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所限,本文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始,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理论思考也不够深刻,很不成熟。和卷而思,深感本文无论是对崭新的信息文明的丰富内涵,还是对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最优演进路径和高水平信息社会的定义,都还未能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明晰思路,有关论断也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这既是本文的缺憾与不足之处,也是笔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王之伟^[9]（2010）在《因特网数据中心技术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信息化社会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语音、数据、视频等多网融合的应用日益增加,电子商务的开展也日益火爆,企业内部应用的外包,加上3G业务引起的新一轮互联网投资热潮等都促进了对数据中心（IDC）的需求,数据中心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目前以基础业务为主的传统的IDC应用很难满足客户各种新业务需求。因此,IDC未来市场竞争的焦点就在于如何为个人和企业用户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精细化的优质服务。另一方面,如何保障IDC项目可以切实落地,起到应有的作用,并且做到最集约化、经济化,是任何一个IDC工程设计人员都面临的问题。本文的研究主要分析了数据和新业务在IDC中的应用和实现,以及工程设计中涉及的关键技术。论文主要结合实际需求,从客户关注和疑惑的角度和方面出发进行了分析,为IDC提供商的数据和新业务在网络架构和业务开展的实现和发展方向上提供一种方式上的探索,也为将来的IDC规划和设计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易绍华^[10]（2009）在《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数字化浪潮冲击下,媒介融合加速,网络化渗透让电视面临着艰难选择,这种选择的艰难性来自电视媒体在两种现状之间的碰撞与困惑：一方面,电视媒体目前的经营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领跑其他传统媒体,日子仍旧好过。而要摒弃长期传统观念、颠覆既有发展模式,必然面临牺牲眼前利益的风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直面新媒体日趋激烈的竞争现实,积极应对网络化挑战。而电视媒体在网络化生存面前显得步履蹒跚,发展思路和策略指导更是捉襟见肘。在这一背景之下,本研究的目标就是力求剖析传媒网络化内在规律,为我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发展提供某种具体发展模式,以便于业界同仁在电视网络化实务运营中有所参鉴。笔者从电视媒体网络化的生存形态视角出发,以逻辑方法论证网络化趋向的必然性。电视媒体选择网络化生存是历史逻辑、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发展的必然,摆在电视人面前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合理制定战略和策略,以期在网络化生存的四条具体路径上发展得又快又好。这四条路径是：平台型网站打造、数字化频道改进、视频化业务拓展、移动化技术应用。平台型网站建设,一定要突破“窗口”局限,将网站视为一个辐射范围更加广域的全球性电子商务系统,集信息推广和产品营销于一体,形成一个服务高满意性、技术高先进性、产品高实用性、业务高扩展性的高盈利性平台。数字化频道改进,主要是在“海量专业内容、双向交互功能、多元盈利模式”三个方面加以提升和强化。为此,务必构建网络化的电视产业链,建立合理的产业价值链利益分配机制；开展资本运作,整合民营资源,推动内容产业大发展；拓宽产业经营领域,摸索更多的盈利模式。与此同时,要打造网络化共享机制的内容中心,建立完善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开发基于网络营销系统的内容平台；构筑以家庭消费为内容指向的数字中心。网络化视频业务扩展,面临着五大压力：受众压力、同业压力、域外压力、业外压力和上级压力。也恰恰是这些压力的存在化成了电视媒体网络化视频业务发展的动力。和其他形态的传媒相比,电视媒体具备发展视频业务的天然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其专业性的媒介属性、专业性的人才和设备以及几十年来的资源储备。在发展网络电视方面,要注意“双轨并行”策略：开路网络电视（WebTV）要借力民营公司的发展范式；闭路网络电视（IPTV）,要应合三网融合背景下的开放与竞争,与电信方面在“竞合”中发展。移动化趋势来自三股力量：受众（个体内在）对自由的无限追求、技术进步提供更优的移动信息传播手段、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形态变迁。“施拉姆公式”和“长尾理论”揭示了移动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近乎上述同样的理由,电视媒体的移动化和网络化汇流势不可挡。电视媒体应该顺势而为,克服当前存在的标准之争,以“合气生财”策略进行移动化电视网络的标准抉择；以“资源互换”策略进行移动化电视网络的市场拓展；以“广开财源”策略丰富移动化电视网络的盈利模式：以“丰富而适配”的策略打造移动化电视网络的内容平台；以“竞合之道”策略实施移动化电视网路的生产运营；以“平等与开放”策略寻求移动化电视网路的政策扶持。传统的电视产业生产形态在网络化技术冲击下,已经发生变革：生产平台的网络化（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构建生产平台）、生产方式的定制化（基于海量化和差异化的大规模定制）、生产流程的双向化（逆向生产的出现）、生产领域的跨界化（从非实体产品领域跨入物质产品领域）以及生产资源的数据库化（数据库成为生产体系的核心资源）。对于网络化电视产业而言,其主要核心资源优势首先是文化内容产品（形成虚拟产品信息流）,其次是未来掌握的消费者个体数据库（消费者信息流）。由于网络化构建了电子商务平台,电视产业延伸到实体产品的经营甚至生产领域（形成实体产品信息流）都是可以期待的。而与此同时,配合电子商务运营的金融支付系统和现代物流运输系统必然成为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因此建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三流合一”的网络电视市场机制是未来的必然选择。网络化技术作为先进的生产力对电视产业的渗透必然要求网络化生产关系与之适配。电视产业新体制呼之欲出,网络化对电视产业新体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变革要求：经营体制的变迁、传输体制的变迁、制播体制的变迁、投融资体制变迁以及管理体制的变迁。

二、因特网架起“虚拟企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因特网架起“虚拟企业”（论文提纲范文）

（1）“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2）信息社会场域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网络知识论 ——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新媒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主执政视阈下的中国网络民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因特网数据中心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因特网架起“虚拟企业”（论文参考文献）

• [1]“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D]. 侯宪利.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2]信息社会场域中我国政府网络公关的职能研究[D]. 李晶.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3]网络知识论 ——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考察[D]. 李静瑞.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4]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D]. 许剑峰. 南京大学, 2016(05)
• [5]基于新媒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D]. 郑萌萌. 苏州大学, 2016(01)
• [6]民主执政视阈下的中国网络民主建设研究[D]. 刘树燕. 山东大学, 2015(04)
• [7]互联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影响研究[D]. 朱健. 南开大学, 2012(07)
• [8]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比较研究[D]. 李理. 东北财经大学, 2009(05)
• [9]因特网数据中心技术研究[D]. 王之伟. 北京邮电大学, 2010(03)
• [10]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媒体的网络化生存研究[D]. 易绍华. 武汉大学, 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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