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网络给期刊工作带来的变化

一、浅谈网络给刊社工作带来的变化（论文文献综述）

王博^[1]（2021）在《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研究》文中提出全面抗战时期,桂林文人荟萃,人才济济,文艺团体众多,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各类演讲、话剧和讲座层出不穷,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被誉为“文化城”。而这个“文化城”的主要标志就是其发达的出版业。从1938年至1944年,短短六年时间里,桂林出版了大量的书报刊,类型多元,题材广泛,是全国闻名的出版重镇,与重庆一道占据了当时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影响全局性的历史上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出版史不能忽略地方出版史。但本应“大书特书”的桂林出版业,却没有受到当今学界的高度重视,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虽然颇有成果,但相关研究分散在出版通史中,粗略不详,专门分析出版行业的学术论文更是屈指可数,缺乏对桂林出版业总体性的考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报刊史料和后来的回忆文章,分析桂林出版业成因、变迁、经营、特点和影响,力求准确把握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发展的整体面貌。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章对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兴起成因进行分析。从桂林的政治环境、地理环境、行业环境和受众环境四个方面,对桂林出版业的发展条件具体阐释。全面抗战的爆发、新桂系宽松的文化政策和中共的统战努力营造出行业所需的政治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省会城市地位和交通区位优势构成地理环境。纸张、印刷厂、作者、编者和资金的充足、便利塑造了行业环境。而众多的文化人、学生和公务员也是桂林出版业的天然受众,书刊需求量大,市场广阔。第二章对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发展变迁进行动态考察。全面抗战前后,桂林出版业呈现出迥异面貌,战前桂林几为文化荒漠,战时一跃为“文化城”,战后又呈现萧瑟凋零的局面。随着抗战形势的演变,桂林出版业也产生不同变化,显示出桂林出版业发展的复杂性。这种动态变化揭示出其发展变迁的两个特性,即战时性和外源性。第三章分析桂林出版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对生产经营状况的考察包括经营管理和经营成效两方面。桂林出版业的经营管理颇为全面、有效,对组织、人员、书刊质量、发行渠道和营销手段等方面都进行管理,促使其发展壮大。由于桂林出版行业整体的营收史料难以搜集,对经营成效的探究只能以救亡日报社为例,分析其经营的销量、定价总金额和营业总收入,通过个案分析显示桂林出版业经营成效的具体表现。通过对救亡日报社的考察,本文发现除了少数官办、军办出版机构外,从外地迁桂的多数出版机构刚复刊时往往由于人力、物力的匮乏,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质量都不够好,这就导致复刊之初桂林出版机构出版的书刊销量相对较低,收支平衡困难。面对复刊之初艰难的局面,出版机构通常团结所有工作人员,力求改革,革除以往弊病,以增加销量,同时尽量削减成本,促成收支平衡乃至盈利。第四章论述桂林出版业书报刊出版的特点。皖南事变前后的桂林出版业的书报刊出版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事变前,出于宣传抗战,唤醒民众的目的,桂林出版物以短篇和社科类作品为主;事变后,为批评国民党倒退、投降和分裂行为,揭示社会丑恶现象,杂文、历史剧、译作和文艺作品又大量出版,占据桂林出版市场的绝大部分。第五章阐述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历史贡献。桂林出版业不仅促进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凝聚民众爱国热情。此外,还提供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让中外文化人的作品通过桂林的书报刊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当代中国出版业也能在桂林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吸取到有益经验。

李震^[2]（2020）在《文摘类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对策——以《新华文摘》的探索实践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文摘类期刊是专门转载、摘编、辑录已发表的文献作品,定期出版的连续出版物。我国最早的文摘类期刊是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集成报》旬刊,它主要摘编当时各个报刊上的优秀文章,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历史、地理等多个方面。我国改革开放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批文摘类期刊纷纷创办,如1979年创刊的《新华月报（文摘版）》（后改名为《新华文摘》）;1981年创刊的《青年文摘》和《读者文摘》（后改名为《读者》）。这些文摘类期刊后来都发展成为较有影响力的刊物。

周丽威^[3]（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任航^[4]（2020）在《《世界画报》中的都市“侧影” ——1928-1937《世界画报》的北平十年》文中提出庚子事变后,北京的各项新学迅速勃兴,民间兴起了办学、办报的热潮,北京的画报业也在此时发展起来。自彭翼仲创办《启蒙画报》开始,画报便作为一种通俗的传播形式,受到民众的喜爱。此后,北京画报的办刊数量平稳增长,至1928-1937年形成了北平“画报热”。其中,《世界画报》得益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渐显现代性特征的社会环境,并因其专业的编排理念、精准的经营策略在北平的画报业中脱颖而出,发行长达十二年,出刊共计607期,成为华北地区销量第一的画报,也是北方摄影画刊中出版时间最长,期数最多的一个刊物。作为一份恪守新闻专业理念的画报,《世界画报》以图像为主的记录方式构筑了一部北平的社会图像志,其中既有技术力量、思想观念以及物质景观的不断发展,也有大众群体与都市的成长。它不仅记录了北平城市发展变迁的重要信息,也持续关注着北平都市文化的发展。本论文系统梳理了北京画报业的历史发展脉络,整理了1902年至1949年间所有现存可考的北京画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画报研究“南热北冷”现象的研究缺陷。在基本掌握北京画报历史的前提下,重点探求了1928‐1937年“画报热”中北平画报的发展状况和文化定位。采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把画报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文化现象,将《世界画报》作为都市文化的表述者,从媒体视角切入,探讨《世界画报》所展示出的都市“侧影”。自1928年6月20日,北京丧失了数百年来未曾中断的首都身份,经历了长达21年的非国都时代。在这21年中,1928-1937年的“北平十年”是北平由政治中心向现代化城市转型的重要时期,不仅呈现了独特的城市表现,也最能呈现出北平的都市文化特色。在这十年间,《世界画报》一直保持着对北平都市文化的关注,记载了北平都市文化转型与变迁的大量历史信息。因此,从北平都市文化语境中感受《世界画报》的文化张力,从《世界画报》中见证北平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在大众媒介与社会变迁的话语框架下,探究《世界画报》的城市叙事方式,及《世界画报》与北平都市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本文的思维平台与研究立场,也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具体而言,《世界画报》作为北平的都市文化样本,给予了北平更加多元化的叙事与解读方式。它凭借视觉媒体的再现,将各阶层市民原本彼此疏离的各式生活样貌拼剪于一体,其中既有新旧权贵、豪门巨贾、文人学者、青年学子的都市体验,也有普通市民、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不同的市民阶层构成了不同的休闲娱乐方式,不论是戏园、庙会等传统娱乐场所,还是电影院、公园等新式游乐项目,都在这座新旧并重、中西交融的北平城各放光彩。《世界画报》作为都市文化的生产媒介,以摄影、绘画、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自由穿行在各个文化维度中,不论是西方艺术的西风东渐,还是传统文化的渐进式改良,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看待艺术的视角,构造出既蕴含高雅又不吝世俗的都市空间。此外,《世界画报》极为关注女性议题,以图文并茂的传播样式充分展示了当时都市女性生活,把女性推向具有高密度话语的平台,塑造了美丽、时尚、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通过画报详尽的叙事重构,我们看到它对于许多对立的事物都能包容与接纳,“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土的”与“外来的”多种元素在其中融于一体,又相对独立。本文通过深度挖掘《世界画报》在参与市民日常生活、都市休闲娱乐、都市艺术以及对现代女性形象建构时所表现出的巨大力量,探究画报对北平都市文化的表达方式与建构功能,以及都市文化与画报内容之间表现出的双向作用,以媒体视角探讨北平城市发展与转变的主轴,多维度地建构了20世纪20、30年代北平的都市文化。可以说,《世界画报》为都市群体叩启了一扇探索现代生活的大门,成为当时人们追求现代性的“软性入口”,并在潜移默化的渗透中,推进了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文化心态的发展变迁。这一过程,也正从一个侧面透射出北平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本文在对《世界画报》解读的过程中,试图刻画出一个不同于上海的“现代性”的可能,最大限度地想像、构建与呈现一个交织于媒介记忆与历史现实之间的拟态化的“北平十年”。

刘梦婷^[5]（2020）在《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文中提出明清以来,传教士的东来打开了我国医学传教的窗口,社会上层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清中期广州地区成为传教士医学传播的策源地,医学开始向下发展,推进了西医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进程。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繁荣发达的上海社会、日渐兴起的文人群体、不断完善的报刊行业,推动了近代上海新闻传播业发展。在传教士的示范作用下,教会医院、西医人才数量增多,国人学习西医、开业行医、创办医校的规模也日渐壮大。报刊传播西医、宣扬西医知识成为主流,在中西医冲突背景下,蓬勃发展。1927年至1937年是近代上海医药报刊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医药报刊数量丰富、种类多样、思想交织碰撞。其中以政府主导的《卫生月刊》、药商创办的《新医药刊》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引导的《申报·医药周刊》在这一时期别具一格,开创西医知识传播的新平台,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有助于沟通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医药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从传播主体的转变看,早期由国外医学传教的传教士引入,并主导传播。伴随着国内医学院校、医药社团的组织创办,国人开始学习、传播西医日益成为近代上海西医传播的主流。从传播的内容来看,专业深奥的西医知识逐渐被民众日常的卫生知识、健康知识所取代,西医知识的大众化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趋势,民众开始参与医药知识的讨论,并影响医药刊物的编辑方针和志向。从传播的受众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过程中,其受众主要包括近代上海乃至全国的中西医师、身患疾病的患者、报刊订户以及依靠报刊进行商品营销的广告商等,通过读者来函或医药问答的方式,传递作为读者的疑问与诉求。从传播的效果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受众有限,停留于医患关系以及商业利益表面,能够阅读刊物的也仅是一些具备阅读水平和医学经验的知识分子,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仍游离于知识传播的范围内。但我们亦不可忽略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价值。报刊传播西医知识传递了科学准确的西医专门知识,干净清洁的公共卫生观念,形成了医师在开业行医过程中的规范,转变了民众的就医观念和就医行为,对近代上海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段玮弘^[6]（2020）在《体育学专业期刊微信公众号现状研究》文中认为通过对45种体育学专业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调研进行了分析,旨为了解微信技术的应用现状。结果显示:纯学术型体育期刊对公众号类型没有明显偏好,栏目及推送信息均以服务期刊为主,栏目单一、功能欠佳;非学术型体育期刊青睐订阅号,栏目及推送信息以服务业界为主,信息海量、特色服务有所体现;3种双号运行模式期刊没有凸现不同类型公众号的优势,效果欠佳。今后应重视公众号高级功能的二次开发,注意双号运营的慎重选择和功能凸现,加强平台日常管理及新媒体专门团队的构建。

纪大庆^[7]（2020）在《媒体融合趋势下传统期刊的困局和发展思考》文中认为传统期刊出版机构要破解市场困局,真正走上健康的融合发展之路,必须面向市场,分析、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主动应对技术进步给行业发展带来的冲击,顺应趋势,借鉴业内外切实有效的做法,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谋划,变革创新,才能推动传统出版向新兴出版成功转型,壮大自身市场竞争力,走上持续发展之路。

王富聪^[8]（2020）在《顾颉刚办通俗读物的理念、实践和影响》文中研究表明顾颉刚不仅是着名历史学家,也是办刊名家。"九一八"事变后,作为学者的顾颉刚开始投身于文化救亡事业,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出版了一系列通俗读物,开启民智,影响甚大。抗战爆发后,顾颉刚主编《文史》半月刊杂志和《中国名人传》,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办通俗读物的理念、实践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办通俗读物的背景和原因作为燕京大学的着名教授,顾颉刚本是一个追求学术的知识人,埋首于象牙塔内,对社会政治等并不热心。然而一方面

陈晶晶^[9]（2019）在《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互联网时代,随着网络环境、硬件设备的加速和更新换代,大众的阅读习惯也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期刊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既必要又困难重重的过程。研究专门分析了影响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内部因素即内生动力的具体表现,并给出了增强内生动力对策建议,以期更深入地了解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并推动更多的期刊社顺利转型。

刘雨点^[10]（2019）在《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出版活动研究》文中指出通俗读物编刊社,是一个创办于抗战时期的出版机构,它专门面向普通民众,尤其是社会底层中文化程度较低甚至不识字的民众,前后出版了600多种、5000多万册的书刊,影响甚着。在通俗读物编刊社成立以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群策群力专心一致地潜心去为下层民众创作的机构。本文围绕通俗读物编刊社展开研究,试图理解非常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对国家、民众与民众读物的态度,理解编刊社在抗战时期如何发挥抗战动员功能,实现其出版文化价值,并借此获得对当时社会状况与出版环境的认知。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活动既反映了抗战救国下的时代共性,同时又呈现出其自身的差异性。民间传统与五四传统的交汇,凝聚力量抗战救国的时代潮流,构成了通俗读物编刊社成立的外在环境,与此同时,希冀通过出版印刷通俗读物,唤起民众成为抗战的一支强大力量,则是创办编刊社的重要内在动因,其中反映了通俗读物编刊社独特的民众观与出版观。在“唤醒民族意识,鼓励抵抗精神,激发向上意志,灌输现代常识”的出版宗旨之下,以顾颉刚为首的三位社长带领社内编辑成员,切实地开展了一系列的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活动。纵观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历程,这群知识分子具备强烈的民众意识,在编印、推广的路径与方式的选择上,十分重视择取合适的宣传内容与形式,以及知识思想扩散、下渗的方式与渠道。无论是满足与引导民众精神需求、旧瓶装新酒式地改良读物、贴近民众的阅听习惯与心理,还是排印符合民众习见之样式、出版物价格上贴近旧式读物,又或是利用传统固有的分销渠道、多方联络传播推广之中介者、采用多种方式的传播手段,无不以走近民众、唤醒民众为目标。在鼓词唱本、通俗故事丛书、期刊、图画及副刊等典型出版物的具体编创实践中,均体现出编刊社知识分子鲜明的出版意识。总体而言,通俗读物编刊社的个案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时代的痕迹,反映民众与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实际编刊工作中,通俗读物编刊社做了一次全方位的新的出版尝试,他们兼顾编写、印刷、发行各方面的工作,切实将民众读物送到目标读者的手中。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进步的新型的民众读物,来取代旧式民众读物在群众的影响,既在内容上靠近新式读物,又在民众接受层面上取旧式民间读物之长,在这一点上做的相对比较成功。与此同时,通俗读物编刊社成员的态度与贡献,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与坚定的出版信念,该社的公益性的书刊出版活动,在出版史上应当具备一种出版类型上的价值。另一方面,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面貌,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合力影响的结果。它在面向民众创作读物的过程中遭遇诸多困境,其中的原因既有自身工作的局限性,也有客观原因的无奈,这些因素使得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目标未能全然实现。在某种程度上,经济问题对于出版机构长远发展的影响、出版工作与政治的密不可分,以及抗战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从事民众改造的文化实践存在的局限性,不仅揭示了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民众读物的改良与创作过程中的困境与不足,亦反映出特殊社会形势下民众读物出版主体的历史角色与工作特点,成为我们了解当时出版生态环境的窗口。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抗战期间经历重重困难,却仍然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它专门为广大下层民众创作出版了大量通俗的新文学作品,引导民众接受符合时代要求的知识与思想,为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抗战精神在下层社会中的传播以及文学创作方法的融合发展,均作出极大的贡献。尽管通俗读物编刊社后来消失在历史之中,但其社会价值却是显着的,于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二、浅谈网络给刊社工作带来的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网络给刊社工作带来的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1）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4）《世界画报》中的都市“侧影” ——1928-1937《世界画报》的北平十年（论文提纲范文）

（5）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6）体育学专业期刊微信公众号现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顾颉刚办通俗读物的理念、实践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9）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出版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浅谈网络给刊社工作带来的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研究[D]. 王博.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2]文摘类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对策——以《新华文摘》的探索实践为例[A]. 李震. 新业态 新挑战 新思维——中国编辑学会第21届年会获奖论文集, 2020
• [3]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4]《世界画报》中的都市“侧影” ——1928-1937《世界画报》的北平十年[D]. 任航. 吉林大学, 2020(08)
• [5]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D]. 刘梦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体育学专业期刊微信公众号现状研究[J]. 段玮弘.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20(09)
• [7]媒体融合趋势下传统期刊的困局和发展思考[J]. 纪大庆. 编辑学刊, 2020(02)
• [8]顾颉刚办通俗读物的理念、实践和影响[J]. 王富聪. 青年记者, 2020(06)
• [9]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及对策研究[J]. 陈晶晶.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07)
• [10]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出版活动研究[D]. 刘雨点. 武汉大学, 2019(06)

标签：历史知识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新华文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