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一、丽江地区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王勇^[1]（2020）在《小凉山沙村彝族粪塘的社会生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云南小凉山彝族粪塘为研究对象,以物的社会生命为分析理论,试图呈现出粪塘成为彝族社会成员并参与当地日常生活的整个过程。粪塘作为传统肥料生产的空间长期存在于农业社会之中,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事物。在以往的研究中,在科学主义的视角下,粪塘常被视为客观独立的物体用以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及价值意义,而这恰巧忽略了粪塘作为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动态联系。在云南小凉山彝族社会中,粪塘与家庭中、社会中的人和事物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众多的联系中,粪塘的“人”观得以呈现。粪塘不仅作为家庭成员的一份子联络着庭院中的一切,更重要的是粪塘作为社会成员的一份子参与了彝族众多的节庆空间。本文的研究重点是粪塘社会生命的呈现。首先,彝族庭院式的家庭观为粪塘成为家庭中拥有生命的成员提供了文化基础。其次,粪塘的生育死与庄稼的死育生存在一个辩证交替的过程。庄稼丰收,秸秆入粪塘,粪塘新生开始;冬季育肥,土地修养,粪塘走向成熟;肥料入地,春耕伊始,粪塘迈向死亡。这种辩证的逻辑使得粪塘与庄稼的生命历程在自然时间中得以交替呈现。彝族多鬼神信仰,拥有大量的仪式。粪塘作为仪式的组成部分参与到彝族节律仪式之中,而节律仪式依附于更大的节庆空间。仪式呈现粪塘的生命意义,而全社会参与的节庆空间则赋予了粪塘社会生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粪塘传统的社会生命受到了来自化肥和城市化的威胁。粪塘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粪塘没有消失,而是调试出了两种不同的生存模式用以延续生命。

贺源^[2]（2019）在《民族地区的旅游符号生产 ——丽江古城布农铃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无论是研究人类社会文化中的静态结构还是动态过程,以往象征人类学所关注的通常是既成的象征本身,研究者往往着眼于可观察到的各类符号、可分析的内部结构与相应的文化解释,相对缺乏对象征符号赋意过程的重视。事实上,人类社会中的万事万物总是承载着一定的功能和意义。就物质文化而言,这种功能和意义既变迁于物的社会生命的不同阶段,也不断地在符号层面被生产、再生产,被扩充、缩减或迁移。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助皮尔斯符号学与物的社会生命两种理论的动态视角,借助个案研究实现对象征赋意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象征主体能动性的重新审视,并进一步反思作为象征人类学理论渊源之一的皮尔斯符号学对象征符号动态过程研究的启发意义。而旅游纪念品正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是旅游地文化话语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与旅游地文化有所联系,并因此被人们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加以拣选、塑造和消费的物,旅游纪念品承担着体现旅游地本土文化、构建旅游形象等象征功能。尤其是其中被公认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更是在承担起这种象征功能的同时更进一步地成为旅游者认知旅游地历史文化的重要符号,并可唤起相应的旅游期待。不仅如此,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和生产中还牵扯到异质文化物象的本土化等问题。其物质表象、符号意义和文化形象的变迁则是在人与物、人与人的互动中逐步生成的。也正因此,旅游纪念品作为符号被生产的这一社会生命历程也就为我们研究象征赋意的过程提供了具体而微的个案。丽江古城是我国开发较早、知名度较高的一处旅游胜地,当地成功的旅游纪念品如布农铃、东巴纸等也屡次被相关研究提及。本文即以丽江古城中经过二十余年的时间，在外来者和本地人以及游客群体三方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特色旅游纪念品布农铃为研究对象,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探讨这一源自滇藏茶马古道的物象在旅游开发中角色、意义和形象的变化:在认识茶马古道铃铛文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新的现实语境分析以布农铃为代表的古城铃铛所承袭的地方文化传统,指明其脱离实用物品而走向精神产品和符号化的可能性。进而通过详细梳理布农铃缘起和发展的历程及其现实影响,指出其作为一种符号在不同阶段发生性质和功能变迁的原因,以及这一过程与丽江古城整体旅游形象建构的关联性。最终,这一物象在消费仪式、主客互动、影像传播和解读等因素的影响下,从一种马帮文化中的指示符号实现了向丽江古城文化象征符号的转型,在“吉祥”这一基调之上进一步成为本土纳西文化的承载物之一,并通过旅游者的凝视及其文字和影像呈现丽江铃铛这一物象的符号化成果。在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和物的社会生命理论两种动态视角相结合,用以指导对丽江古城布农铃这一地方性文化象征符号的赋意过程进行梳理的同时,本文还将知识再生产与符号资本、游客凝视与真实性等相关理论融入具体的分析之中,以增强对其不同阶段符号塑造特点的认知。最后则从这一符号生产个案出发,回应国内象征人类学研究者对象征思维方式的既有探讨:在以往象征人类学所重视的“物因具有某种特性而被赋予某种意义”这一单向度的象征思维之外,象征符号的生产中存在另一种向度,也即人为了传递既定的意义而从具体物象中加以选择和建构,并在一种主客互动的过程中使之成立并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和接受,从而作为一种象征稳固下来。而对这一象征思维向度的再发现,也使得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象征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性及其带有随机色彩的选择。与此同时,对旅游情境中的文化符号生产以及丽江铃铛这一成功个案的经验总结,也为今后的旅游纪念品开发和地方特色文化资本转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张尧^[3]（2019）在《基于丽江传统聚落空间特质及演变的旅游适应性设计研究》文中指出丽江地区的传统聚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空间形态,蕴含着其特殊的空间品质。后期随旅游业的置入,这些传统聚落虽然在其整体上仍维系着原有的空间形态特征,但其内部空间的功能及意义已发生了演变。另外,基于这些传统聚落还扩建了一些新区域,这些区域的空间特征根源于传统,并与现代需求发生着联系,但在某些方面又并未传达出传统聚落空间所具有的“神韵”。在当下的规划设计中,如何兼并传统聚落所具有的空间品质及现代功能的需求,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论文以丽江地区的传统聚落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一种在空间特征上能够延续其传统空间的品质,且在空间功能上能够满足当下旅游需求的设计策略。笔者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应对传统聚落空间的生成机制及其形态特征进行相关研究,进而把握住其空间特质信息。其次,还应对旅游影响下发生演变的空间以及一些基于传统聚落而新建的空间进行相关研究,这些空间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反应了当下的一些需求,是在新的设计中把控空间功能属性的关键。本论文试图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挖掘出丽江地区传统聚落所具有的空间特质及旅游背景下对于空间功能的新需求,并通过一项实际案例来阐述本论文所述的适应性设计策略。

王谷^[4]（2018）在《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文中研究说明郧阳地区群山环绕,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地处鄂、豫、陕、渝四省交界之地,郧阳地区的行政区划长期以来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直到明成化十二年（1476）,明政府迫于此地严重的流民问题,决定在此地划定“特区”,设置郧阳府,“郧阳”之名由此而生。其最高行政长官统称为郧阳抚治,专事安抚管理鄂、豫、陕三边地区的流民事宜。因此,郧阳地区以成化十二年（1476）为时间界限,正式进入到了政府专管时期,规范而有序地进行山区开发。有序的生产,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带来了人口的喷薄增长,人口的压力转化成了资源开发的巨大动力,推动着人们不断扩大农业垦殖的范围。这个扩张是循序渐进的,由平地到江、湖、滩涂再到山坡、丘陵。到了清后期人们的开发步伐更大了,深入到老林区域,深入山区的开发是随着玉米、马铃薯、红薯的引进而新兴的,物种强悍的适应性为人们开发深山老林提供了良种,整个明清时期郧阳地区的资源开发呈现的是粗放、盲目和无度的特点,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带来的后果既有社会的发展,也有环境的变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未必不知道资源开发的严重后果,只是在利弊权衡之下,做出了符合短期利益的选择而已,对此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此作出评价。总的来说,本文认为:开发过程是人类生产发展的必经过程,中央政府的开发策略是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得已的选择。只有真正经历过自然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制约作用后,环境思想才会被真正重视。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全面论述郧阳地区社会变迁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背景。任何社会模式的形成都根源于其自然环境基础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自于内在习惯的形成,生产方式受制于环境的约束。人类活动和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模式。第二章,探讨明清时期郧阳地区人口与环境的内在关系。通过明清人口特点对比,本文认为清代人口增长呈现出“几何型”增长趋势,并且就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考证。首先结合郧阳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状况,以不同时间段灾害发生的次数对比、新灾害的出现以及不同灾害之间的联系为依据,证明人口基数的增加的确使气候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主要表现形式为恶劣气候的增加。其次,考察了郧阳地区人口与生物种类之间的关系,以老虎在郧阳地区的各文献中的记录,分析郧阳地区的生物种类的变化规律。特别是对人口变动比较大的几个时间段做物种对比,本文把物种变动开始的时间限定到乾隆十五年（1785）到同治四年（1865）之间,并且郧阳地区物种从数量上看没有减少,主要影响的是大型野生动物和具有经济价值的禽类和植物。第三章,通过对农业生产及其发展的研究了解明清郧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农田水利的发展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劳动智慧的具体体现,利用自然的天然条件,加上人工的创造使郧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更加便利。郧阳地区一直延续了农业耕作传统,他们不擅长手工,不从事商贾,所有的生计全在田地之间,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这是最适合山林地貌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技术随着民族的融合和官员们对农耕技术的推广而发展,农业技术的提高为人们进一步的资源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清后期人口的日益膨胀为资源开发提供了原始的动力,玉米等高产耐旱物种的引进就是这场资源大开发运动的催化剂。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比人口的影响要更直接,人口增长的压力通过农业对环境进行转嫁,直接影响了郧阳地区整个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复杂而又联系紧密,包括林木、土壤、微生物、动物、空气等等,体系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很难修复;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水土流失与农业开垦之间的关系,甚至向前推导出了人口增长这个根源。第四章,通过对官方以及郧阳地区地方官员环境思想的论述,了解当时环境观念在郧阳地区的生存发展空间。官员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了解外来思想的途径,特别是接触实际地方政务的地方官员,对于环境变化以及带来的后果了解最为清楚,他们是最好的环境思想接受者。清政府出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没有办法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解决人口庞大的生存需求,而地方官员出于其自小树立的人伦道德,即使意识到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也没有办法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建议,这个时间的政府和官员所能做的是不涉及根本的环保措施——种树,并且种植的理由以强调其经济价值为主。郧阳地区地方官员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生态主义的意识雏形,即意识到了人类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知道人类目前的遭遇的天灾根源于人类的无度开垦,并做出退耕还林的解决方案。但是到了清后期土地严重不足的时候,官员们对于“退耕还林”方案持保守态度。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生存无法保证的时候是普遍的生态观念,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而转化为生态主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曹雪^[5]（2018）在《生态视野下的明人滇游》文中研究表明明朝中后期社会氛围发生巨大的变化,政局日渐腐败,经济商品化程度加强,思想上心学思想日渐发展成熟,在这些因素的促进下,部分文人群体不再沉迷于书本钻研,而转向追求经世之学,更注重实际学问的获得。很多文人士子走出书房,希冀通过亲近自然而掌握真知,随之旅游活动逐渐兴盛起来。云南虽偏处西南,但自古以来保持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经过元明多年的经营,到明中后期,吸引中原士子来滇旅游,甚至进行科学考察。到明中后期,国家面对的自然灾害日渐增多,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了社会极大的关注,统治者、政府官员通过设立管理机构、发布政令律法来加以改善,很多文人士子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尤其体现在儒、道、佛及堪舆思想中,并影响了旅游文人环境生态思想的形成。云南长期的发展,使很多文人来滇进行旅游,他们在不断的游历观察中,注意到云南境内存在很多的环境生态问题,所以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细致地描写和分析。他们不仅注意观察环境面貌形成的自然地理因素,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同时更注意考察人为活动的后天影响,包括积极或消极的理念及行为方式。不仅对政府的政策命令加以思考,也对百姓、游人、僧众、商人等社会群体的行为进行剖析,来分析环境生态问题存在的根源。很多滇游文人从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出发,来思考环境资源的利用、人与土地相处关系及利用方式、环境保护、破坏及其影响等问题,并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生态思想,他们不仅强调了旅游客体的地位,同时更强调把握开发规律、制定合理利用方式等的重要性。这些生态思想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渊源,同时还基于他们大量的实地考察,所以相对较为客观且具有针对性,对当时,乃至现今的生态理论思想都有很大的价值与指导意义。

张荣桢^[6]（2018）在《云南高原种子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其保护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云南高原的野生种子植物为研究对象,在全面收集和整理标本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初步整理形成了本地区种子植物名录,对其物种多样性的组成特点、区系性质、特有现象等进行了研究,并对云南高原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保护进行了初步探讨,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云南高原植物物种多样性非常高,现知有野生种子植物5928种（包括种下等级）,分属208科1392属;分别占云南省总科数的81.95%,总属数的68.00%,全部种类的54.65%;占中国总科数的79.27%,总属数的44.11%,种的20.28%。其中裸子植物9科18属39种,被子植物有199科1374属5889种。2.云南高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系地理单元,在区划上属于东亚植物区,中国-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区系的性质具有显着的亚热带特征,具有热带区系向温带区系过渡的特点;区系整体成分复杂,联系广泛,是一个众多区系成分汇集区域。3.云南高原种子植物区系起源古老,是大量古老孑遗类群的集中地;同时拥有大量的新特有物种,是新物种分化形成的重要区域。4.云南高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濒危植物和狭域分布植物种类较多,应加大对这些类群的保护。

胡为佳^[7]（2017）在《道路、生计与乡村韧性 ——对丽江九河乡社会经济变迁的人类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要致富,先修路”的理念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上至国家政府下至农民百姓,人们相信作为最基本和必要的物质条件,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使用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今中国社会如火如茶地进行着道路的建设与升级改造工作,国家在作为西南边疆地区的云南省也大力规划高速路网,以期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这其中,大丽高速公路在丽江九河乡的修建使用成为了影响九河乡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事件”。九河乡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滇西北区域内的一大交通枢纽,作为“变化的驱动者”,对外道路的出现与升级在九河乡村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一条道路的建设与使用作为驱动地方社会经济变迁的外来力量,给地方社会内部带来的影响与改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与之相应,地方社会内部对变迁的适应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社会系统因道路的修建使用经历了平衡-失衡-再平衡的状态变化过程后,变迁依旧不会停止,而是会在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循环中一直继续。这一社会变迁历程则与社会韧性理论下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过程相符合。同时,道路基础设施作为一项技术,除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条件,背后还包含了更深层的象征意义。道路的修建和使用可能会在短期和微观层面对乡村地方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给地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区隔。但从长期和宏观的角度而言,道路所具有的无限连接性能够将地方社会与外部社会更广泛深入地联系起来,这无疑能为地方社会发展变迁提供更多积极正面的作用。随着这些积极影响与正面作用的一步步凸显,以及社会系统内部韧性的不断提高,道路在短期和微观层面对地方社会带去的负面影响便有逐渐被消解的可能,区隔、不公平等现象也终会被连接和共享所取代。

严洋宇^[8]（2017）在《1368年以来四川的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 ——以南充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古以来人类开发就与生态环境存在着客观的相关关系。对自然的改造是人类文明前进的必要过程。1368年以来南充地区人类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关系研究在学术界处于相对薄弱区域,这篇文章拟从人类开发与环境互动之视角出发,力求复原1368年以来至当代南充地区人类开发历程、生态环境变迁,并着力找出人类开发与环境变迁二者之联系。这篇文章主要由绪论和正文两部分组成。绪论中,对这篇文章研究内容的空间范围以及时间作出限定,并且从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阐述了该论文的选题缘由以及意义,回溯了学术界对该选题的研究现状。正文部分依次从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章,从南充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着手,并辅以概述1368年以前该地区生态环境特点,为之后研究提供地理背景、空间定位以及对比范围。第二至五章,结合文献资料,分别回溯明清至当代南充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背景,概述各时期南充地区生态环境特点并结合之前时期的环境表现作出对比,由于南充地区从明清以来都是兵家战斗之地,故结合人口流动、经济开发,生物资源变化来体现该时期南充地区环境变迁,最后结合当代南充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南充地区各县、市、区的环保策略。通过研究,从1368年以来南充区域在人类作用的背景下,开发进程经历了“缓慢恢复—开发高潮—开发回缓—缓慢恢复”的过程,同时伴随生态环境也经历了“部分恢复—破坏—部分恢复”的变迁过程,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时间段,在这些时间段中伴随着明清以来社会和人口的变化、农业开发的逐步深入以及区域内生物资源的变迁,这些都是导致该地区生态环境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充分说明了人类在对自然进行开发的同时必须要采取适度原则,超过一定的阈值,生态环境将不再复原,其所带来的反面影响将是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刘荣昆^[9]（2016）在《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文中指出森林研究通常被归入自然科学领域,然而由于森林与人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间又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属性。客观上讲,林学兼有自然和人文双重属性。特别是在人类面临诸多生态问题困扰的时候,绿水青山在社会经济发展及人类生存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森林的资源和生态两大重要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意义,人类文明的进步大多构筑于对森林开发利用的基础之上,一些文明的衰落或经济、政治重心的转移往往也因森林的毁坏而引起。彝族的生存和发展与森林有着紧密的联系,彝族在认识、利用、保护森林的过程中,形成了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的森林文化。彝族森林文化主要表现在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彝族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以维持生计,在利用森林的过程中,总结出许多利用森林的技艺,这是彝族物质层面森林文化的精髓。精神层面,彝族对森林有着深厚的情感,在原始宗教信仰及人生礼俗方面有很多与森林相关的习俗,从这些习俗中可以看出彝族敬重森林的生态观念。制度层面,彝族有护林组织及护林制度,彝族对森林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即植树造林、神山森林体系、护林制度等三个方面。彝族地区森林在清代以前变化不大,而清代以后因人口剧增、农业垦殖、矿冶及烤烟耗薪、商业采伐、皇木采办、工业耗材、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等致使森林破坏较为严重,引发一系列生态及社会后果。森林变迁、科技进步、现代生活方式介入等引起彝族森林文化变迁,进而使与森林相关的一些文化淡化甚至消失,为森林保护带来挑战和机遇。彝族森林文化的核心是林人共生。林人共生关系中林处于主要地位,林是前提,有林才能有人类对森林资源的利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森林的认知体系以及利用森林的技术体系。林人共生关系发端于林而又回归于林,发端于林是指林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必要的条件,回归于林是指人类为了森林作用的长久持续发挥而保护森林,林人共生关系的模式为从林到人,再从人到林,即林——人——林,抑或用林——护林——用林。林人共生的生态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显得弥足珍贵,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彝族森林文化对彝族地区生态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生物多样性减弱以及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应当挖掘并传承彝族森林文化,为生态恢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借鉴和路径。彝族植物文化是森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把彝族植物文化元素应用到彝族聚居区的城市绿化中,以彰显出彝区城市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

吴建勤^[10]（2015）在《西南民族地区明清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研究》文中提出明清是西南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西南社会的民族分布、人口构成、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文化趋向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历史变革,深刻影响明清乃至近代的西南社会,研究西南民族地区的移民历史就不得不关注明清时期。学界对如何保护和发展地区和民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参考,但针对某一个民族在不同地区的文化遗留情况、相互之间差异及形成原因的研究却十分薄弱,尤其是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将同一个民族在不同背景和环境下进行文化留存方面的比较,探讨其变迁特点及原因的研究尚少。本文以西南地区的宣威可渡村、安顺九溪村、冕宁宏模乡、木里项脚乡、盐源长柏乡五个调查点为研究对象,进行民居、服饰、祖墓、祠堂等文化因子遗留的比较,探讨不同背景下文化留存变迁的特点及原因,有助弥补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方法和知识,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同时注重田野考察,以深化对明至清以来五个调查点在民居、服饰、祖墓、祠堂等文化因子文化变迁方面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共计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研究背景。首先,从整体上介绍明以来西南汉族移民的历史大背景,对五个调查点木里项脚乡、盐源长柏乡、冕宁宏模乡、宣威可渡村、安顺九溪村的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沿革、人口构成、经济生活及传统文化进行简单的介绍。第三部分为田野调查的分析部分,也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从历史发展轨迹、祖墓祠堂文化、民居文化、服饰文化、民族关系五个方面对五个汉族文化孤岛进行探讨,分析当地汉族移民的文化遗留情况、与周边民族的文化融合情况以及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总体特征。第四部分对五个汉族文化孤岛文化留存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对文化孤岛的文化适应提出建议,并对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未来趋势进行展望。基于以上四个方面,构建明清西南汉族文化孤岛文化留存的整体研究框架。本文选取祖墓、祠堂文化、民居、服饰四个方面进行探讨,缘于田野调查时这四个方面的文化变迁较为显着,具有一定代表性。从汉族移民文化孤岛文化遗留的变迁看,服饰是一个民族的表征,不同区域之间的服饰特征差异明显,盐源、木里具有晚清时代服饰特征,冕宁、可渡、九溪具有明代服饰特征。此外,五个点在服装的形式、用色、遗留方面各具特色。在“汉多夷少”或“夷多汉少”的民族分布情况下,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和融合。木里、盐源汉族人口数量少处于弱势,服饰、民居更多借鉴周围民族的文化因子,呈现“异族”特征;可渡、冕宁、九溪则体现汉文化的兼容性和优势性。从五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民居的融合程度来看,滇东“一颗印”受少数民族民居影响较少,相反可渡彝族、回族采用“一颗印”;安顺屯堡民居与周围民族民居各自恪守;木里项脚、盐源长柏受当地民族影响以木楞房为主;盐源、木里坝区民居出现由木楞房体系向汉族民居体系过渡呈现混搭局面。五个调查点的文化融合呈现规律性:1)在借鉴少数民族文化因子上呈现不平衡性和递减性。木里项脚、盐源长柏最多,冕宁宏模、宣威可渡次之,安顺九溪最少;2)地域性特征。坝区及经济发达地区,即“汉多夷少”之地,汉文化因子被民族大量借鉴,山区“夷多汉少”之地,少数民族因子被大量借鉴;3)复杂性特征。因为居住地民族成分复杂、地形复杂、交通闭塞,交融变得更为激烈;4)个性特征。汉族文化不简单是借鉴周围民族文化,而是在不断地冲突和调试中,使之本土化,但是无论怎样发展,汉文化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汉文化和地方民族文化共同组成今天华夏文明。汉族文化孤岛移民文化变迁的总体特征,以传统汉族文化作为“范本”,在此基础上嫁接其他文化,在冲突和调适的过程中实现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一个过程,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是人口的数量而非政治、经济因素。西南民族地区明清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的文化遗留,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集体性移民是汉族文化孤岛形成的基础,周边环境促使汉族自我意识强化是文化孤岛文化遗留形成的内因,自然环境是客观条件,国家政策是外部政治条件,这几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促进西南民族地区汉族移民孤岛文化的留存。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文化变迁的特点及趋势,更为重要的是为后者提供一种理论支撑,文化孤岛遗留文化的形成,为我们提供如下案例:其一,孤岛文化作为一种移民文化,经历数百年的时间,在周边异质文化的挤压下,在吸收周边异质文化因子的同时又坚守和保护原发地文化的某些特质,自身产生新的变异,形成意义、构成更为多元化的“孤岛文化”,其在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坚守、保护、吸取和变异,为中国文化多元性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特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其二,文化孤岛汉族定居西南地区,部分汉族发生再次移居情形,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中出现“汉变夷、夷变汉”的现象,以及汉族与周围民族由于利益和经济关系呈现动态、复杂的民族关系,显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学境界的流动性”,为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保护自己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案例。其三,孤岛祖墓、祠堂及祭祖文化为我们展示儒家文化如何世俗化、生活化的历史过程,提供一个鲜活的具体案例。其四,作为汉族的一个亚文化群体,文化孤岛汉族的研究拓展了民族集团的研究范围。对文化孤岛汉族身份转型的研究展现了国家、地方和民间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特征、过程及机制提供案例。其五,西南地区五个汉族文化孤岛汉族与当地民族和谐相处,文化共赢的模式,为西北边疆的长治久安以及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提供一个理论支撑,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丽江地区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丽江地区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小凉山沙村彝族粪塘的社会生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民族地区的旅游符号生产 ——丽江古城布农铃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基于丽江传统聚落空间特质及演变的旅游适应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论文提纲范文）

（5）生态视野下的明人滇游（论文提纲范文）

（6）云南高原种子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其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道路、生计与乡村韧性 ——对丽江九河乡社会经济变迁的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1368年以来四川的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 ——以南充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西南民族地区明清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丽江地区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小凉山沙村彝族粪塘的社会生命研究[D]. 王勇. 云南民族大学, 2020(08)
• [2]民族地区的旅游符号生产 ——丽江古城布农铃的个案研究[D]. 贺源. 云南大学, 2019(09)
• [3]基于丽江传统聚落空间特质及演变的旅游适应性设计研究[D]. 张尧.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4]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D]. 王谷.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5]生态视野下的明人滇游[D]. 曹雪. 云南大学, 2018(01)
• [6]云南高原种子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其保护研究[D]. 张荣桢. 云南大学, 2018(01)
• [7]道路、生计与乡村韧性 ——对丽江九河乡社会经济变迁的人类学研究[D]. 胡为佳. 云南大学, 2017(05)
• [8]1368年以来四川的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 ——以南充市为例[D]. 严洋宇.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1)
• [9]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D]. 刘荣昆. 云南大学, 2016(12)
• [10]西南民族地区明清汉族移民文化孤岛研究[D]. 吴建勤. 西南大学,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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