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备忘：“双赢”是什么意思？

一、时事备忘录:“双赢”的意义何在?（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炜^[1]（2021）在《中导条约及其对美苏（俄）关系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导条约》在国际军控史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全球军事安全稳定的重要基石。其产生于美苏冷战时期,是美国与苏联为了防止产生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而签订的军控条约,该条约经历数年的谈判与磋商,期间多次发生谈判停滞的情况,最终在苏联让步的情况下完成了条约的签订。《中导条约》的签订在当时调节了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对美苏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维护冷战后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美苏之间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独立并继承了《中导条约》,与美国一道继续履行条约内容,但此时的《中导条约》并不能像之前一样在两国关系中充当“润滑剂”的角色,相反,此时两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中导条约》已不能满足两国发展与扩张的需要。因此扩张和军事部署成为了新的国家行动指南:在此期间发生了两国推动《中导条约》国际化、俄罗斯试射9M729型战役战术巡航导弹、美国部署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等一系列操作。在这样的交锋下,美国于2019年2月2日单方面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随后便表示暂停履行条约,并于2019年8月2日宣布退出条约,维护世界稳定几十年的《中导条约》迎来了终结。此间的一系列行为也使美俄关系不断恶化,在条约被废弃时达到了新高度。这样的做法必将使美俄两国重新进行中导军备竞赛,使欧亚地区安全局势变得愈发紧张,并冲击国际军控与防扩散体系,从而给全球战略稳定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将通过梳理《中导条约》签订的背景及其过程,美苏在履行《中导条约》产生了哪些分歧,俄罗斯独立后美俄之间关于《中导条约》的争端以及《中导条约》废弃后美俄关系的走向来集中探究《中导条约》从签订到废弃的整个过程对美俄关系乃至世界局势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对于我们预防未来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突发状况以及做出有效应对具有重大意义。

戴晶^[2]（2020）在《中美贸易战报道对比分析研究 ——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为例》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针对中国“经济侵略行为”的总统备忘录,并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由此标志着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开始。中美贸易战是2018、2019两年世界新闻媒介报道的重大议题之一,从中美两国到世界各国,无不对这一事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作为中美两国主流媒体的代表,其报道内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2018年3月—2019年8月《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有关中美贸易战的534篇报道对中美两国主流媒体有关中美贸易战议题的报道进行了一个较为深入的梳理和分析。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法,从报道数量、新闻来源、报道体裁、报道主体、报道对象和重心、情感态度、报道方向几个维度对这些样本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本文在分析基础上总结出了《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在这一议题中报道特点的异同,分析了其形成原因,并以此为据对我国日后在相关议题报道的实践工作的开展提出了一些设想和思考。

王胜男^[3]（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认为“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姜焰凌^[4]（2018）在《新区域主义视角下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绩效及治理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上个世纪以来,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持续增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趋势日益增强;与此同时,新区域主义理论也呈现出全新的治理理论与方法。如何借助新区域主义理论推动我国区域综合治理的专业化、高效化,进而实现区域发展与地方发展的统一,是发展边境区域经济的一项亟待加以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跨境经济合作区是全新的合作模式。云南作为西南内陆对外开放的重点省区及前沿,目前正在加快推进滇越跨境经济合作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在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但也还面临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和应对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绩效问题进行评价,构建出针对性的治理框架和治理体系。本论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遴选与构建一套体现新区域主义的量化分析方法,以滇越跨境经济合作为实证对象,对跨境经济合作绩效进行定量评价;基于新区域主义及空间治理观点,就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现状、存在问题展开细致讨论,对跨境经济合作的影响机理尤其是治理结构问题做出系统阐释;结合滇越跨境经济合作区这一实证对象,力图构建出跨境经济合作治理的框架和体系。本论文共分为7章: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的研究背景、主要问题、研究重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进行说明。第二章——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主要对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的相关理论进行评述。重点是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理论、区域主义理论、跨境经济合作区域主义逻辑理论等。第三章——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基础及进展。对滇越跨境经济合作进展及现状特征展开具体分析,重点分析了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实现基础、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主要进展、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模式及特征。对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现实基础进行个案分析。第四章——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绩效。首先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对滇越贸易合作联系程度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新区域主义视角下跨境经济合作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确定跨境经济合作绩效测度方法,从静态、动态和空间效应三个角度评价滇越跨境经济合作效应,对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制度约束进行深入分析。第五章——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从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运行机制、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主要问题以及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治理结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了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运行框架及主要问题。第六章——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治理体系构建。从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治理、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治理结构、推进跨境经济合作治理体系的策略三个方面,探讨了滇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域治理体系构建,对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的区域治理提出针对性建议。第七章——结论。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论述了论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展望。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论文基于国内外前沿性经济合作理论,采用新区域主义治理理论分析我国滇越边境区域发展实践中的问题,阐述了目前滇越边境区域发展的目标、思路及现实意义。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基于静态经济效应和动态经济效应展开分析,构建了实证分析模型和绩效测度方法,结合国外的典型案例与成功经验,提出了促进滇越跨境经济合作及区域发展的政策框架和建议。论文通过对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的实证研究,测度了跨境经济合作的绩效,揭示了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的经验及其规律性。在实证和量化研究的基础上,从新区域主义与空间治理的视角出发,对滇越跨境经济合作中制度与非制度约束的突破、滇越跨境经济合作高效治理体系的构建等问题,提出了解决框架及建议。论文为新时代下,云南加快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升与越南、缅甸及老挝的跨境经济合作,构架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提供政策建议及理论参考。

金珍^[5]（2018）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关系正在逐渐由参与、融合,向塑造、引领转变,“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在全球和地区合作中日益突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就是中国倡导和引领建设的次区域合作新机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作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后来者”,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如何处理和协调次区域内既有机制尤其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在学理和现实层面都面临着难题。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共同参与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六国间最早且最为成熟最具影响力的合作平台。2014年,在国际和地区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倡议并引领了次区域合作新机制的建设。2015年11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议在中国云南顺利举行。2016年3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中国三亚成功召开。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迅速发展成为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这一进程,一方面,反映出随着次区域合作的深化,中国正在由国际机制的参与者向倡导者、主导者的转变,这其中的经验值得探讨与总结。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卷入不断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机制之中,机制复杂性也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结构因素。如何妥善处理新老机制的关系,成为当前面临的现实难题。由此,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在学理层面,有利于把握次区域合作演进发展的态势,为新的理论突破提供更为可靠的事实依据。在实践层面,对于我国处理国际机制复杂化的问题可以提供良好的参鉴样本。本文首先明晰次区域合作的基本概念,探究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次区域合作的内在关联。结合区域主义、功能主义、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等相关理论,提出次区域合作机制间的比较分析框架,即纵向的历史比较,横向的机制间同类要素比较。第二,运用这个框架,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次区域合作演进发展的规律。纵向上,比较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各自的时代背景、发展历程、主要成果、主要困难,揭示后者对于前者的突破与发展。横向上,从合作领域、机制建设、合作主导权等方面进行比较,全面把握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在合作领域、合作主导权等方面的优势,也准确分析其在机制建设方面的相对不足。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剖析两项机制的内在关联,指出两项机制应该且可以实现协调发展,共同推进次区域的繁荣与稳定。第三,探究其对我国在新时期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启示。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成熟到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创设和推进,这一进程折射出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合作已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对于我国在周边外交新时代如何引领和深化次区域合作,以及如何处理既有机制与创设机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通过以上研究,本文认为,一是依据合作的深度不同,次区域合作可以分为“低阶次区域合作”和“高阶次区域合作”两类。“高阶”相对“低阶”次区域合作而言,强调的是合作层次、合作水平及合作机制的提质升级。主要指原有的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合作机制等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新的发展形势,因此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推进合作的调整和深化。这也是一个合作需求逐渐升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以及合作机制不断演化的过程。二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创建契合了澜湄次区域“高阶”合作发展趋势,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不是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另起炉灶”,尽管其有望建设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升级版”,但是实现全面超越仍有待时日。在次区域的发展进程中,二者必然长期共存,只有正确处理二者的竞合关系,实现协同发展,才能切实降低各方参与成本,减少合作中的不确定性,提高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提升机制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三是周边地区机制复杂性及机制建设与中国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中国应该完善相关机制建设,以推动地区深度融合,深化周边外交合作。要准确认识在周边区域合作中,创设机制与既有机制之间不是“零和”关系,而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二者竞争的一面需要磨合,二者共通的一面提供了协同发展的空间。中国倡导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无论在理念设计还是机制安排等方面,都秉承着协同发展、开放包容的基本原则,创设机制是对既有次区域合作架构的补充而非替代,充分体现和展示了“和而不同”的中国理念。

王卓^[6]（2018）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认为在经历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与G7、G20等模式之后,全球经济治理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与全球经济治理有何种关系?国际开发性金融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国际经济秩序形成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新成立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运作过程和项目分析,为以亚投行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治理路径的成功奠定理论基础是本文目的之所在。本文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和最新前沿分析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CPTPP、AIIB。第一章导论引出了标题的问题,文献综述厘清了相关定义,对本论文的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首次整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经典和最新前沿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论述,对新成立的CPTPP、AIIB进行分析。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虽有波折,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经济全球化加速,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加强烈的需求。而已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以WTO、IMF等多边机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从而导致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日趋严重,直至引发“逆全球化”一时暗流涌动。顺应全球化大势,避免全球化问题,必须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是本论文第二章探讨的主要内容。从多边体制到区域框架,是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趋向。大国在此过程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也要在此过程中实现各自利益和诉求最大化,从而引发了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欧盟、日本与中国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战略博弈。这是本论文第三章探讨的主要内容。其中重点分析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美国的历史与现实、欧盟的传统与变革、日本的跟进与进取,以及中国的贡献与超越。而有关大国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战略博弈,则以TPP/CPTPP和AIIB为案例,在第四和第五章中展开。中国与美国、日本关于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博弈,主要是围绕TPP/CPTPP展开的。或者说,围绕TPP/CPTPP的战略进退,集中体现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在全球治理变革路径选择层面的战略博弈。美国奥巴马政府全力推进TPP,很大程度上是在其以往依靠两大多边机制（WTO、IMF）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操控甚至霸权之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包括TPP在内的“两洋战略”上。为此,也要求日本跟进,从而促使日本在全球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上,最初采取了在国内利益集团强烈反对的背景下,被动跟进美国参与TPP的战略。但在特朗普上台第一天,即宣布美国退出了以往由其全力主导的TPP,并在其他全球治理机制中,也开始推行“退出”战略。在此背景下,日本又一改以往跟随美国的战略,联合其他10个TPP成员,全力推进没有美国的TPP11,即所谓CPTPP。对于美国和日本的这种战略态势,中国如何应对?显然成为重要战略议题。这也是本论文第四章探讨的核心议题。面对全球治理变革的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中国的最重要抉择是提出并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倡议的大框架下,迄今取得的最大进展,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的成功启动和平稳运转。一带一路的主体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的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AIIB显然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更加重要的是,目前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核心领域在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变革,AIIB显然直指核心。而美国、日本与欧洲大国在对待中国全力推进AIIB,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应对。欧洲大国宣布作为发起国参加,成为AIIB启动过程的重要转折,而美国和日本迄今仍未明确表示加入甚至抵制的态势。AIIB仍将是中国与美日在变革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上展开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本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这一领域展开。上述探讨得出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将在第六章“结语”中予以简要概括总结。

黄勇军^[7]（2018）在《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文中指出在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史上,影视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既为我国影视剧的创作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影视文学增添了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创作样式;它既是影视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现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影视小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研究者总结其创作成就,关注其在影视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梳理其发展演变脉络,探讨其创作规律。因此,开展对影视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对于梳理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完整面貌;对于拓展影视史的研究范围,总结影视创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启迪和促进当前影视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电影小说是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文学与电影的双重属性,既是电影文学的重要样式,也是小说艺术的全新品类。电视小说是对电视剧或电视剧本进行文字改编和再度创作而形成的小说,它的创作模式、文体形态、本质属性等都与电影小说相似。影视小说则是为了言说的便利而对电影小说和电视小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简称。鉴定是否为影视小说应坚持两大基本准则:一是在创作依据上必须是根据电影/电视剧本或影像文本进行的改编与再创作,二是在创作时间上必须是在影视作品拍摄过程中或摄制完成之后。只有如此才能正本清源,廓清影视小说认知上存在的误区,为维护影视小说文体形态的纯正性与独立性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现代电影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和中国现代电影以及现代小说的生成与发展紧密相连。1910年代初以周瘦鹃等为代表根据外国电影改编的“影戏小说”为我国早期电影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而根据中国本土电影改编的电影小说的早期形态电影本事以及“影戏小说”则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1930年代以后电影小说成为“文学新品种”并得到文学界的承认,1940年代中后期电影小说更进一步成熟并开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解放后电影小说进入了缓慢的发展阶段,“十七年”电影小说在多重挤压下犹如戴着沉重枷锁的“舞者”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艺术形成的“辉煌”与“惨淡”的“舞台”上艰难“起舞”曲折前行。新时期电影小说则出现了缓慢而艰难的复苏,但并未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创作局面。1990年代以后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影像文本的电影和纸质文本的文学二者双向“合谋”的共同诱导与塑造下,这一时期的电影小说呈现出了全新的、别样的风格与特色,并推动电影小说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由于我国电视剧发展的相对落后导致电视小说的诞生比电影小说晚近七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蹒跚来迟。电视小说经历了1980年代的短暂沉寂后在九十年代迅速崛起,并由1990年代及以前的创作者文体意识懵懂、艺术水准粗陋、市场接受程度低下而逐渐走向21世纪以后的文体创作自觉、运作模式娴熟、优秀佳作叠现的成熟与繁荣阶段。电视小说以及电影小说也在新世纪逐渐取代影视文学剧本成为影视文学的“最重要类型”。在厘清电影小说与电视小说演化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并由此建立影视小说系统的生长谱系基础之上,从文体的角度深入影视小说内部探讨其文体建构的策略及其特色可以发现,影视小说既广泛借鉴了影像叙事的技巧,又充分发挥小说艺术的优长,将影像性与文学性有机结合,也因此成为影视对文学影响最为典型的代表,成为影视与文学联姻产生的“宁馨儿”。影视小说是蕴含影视基因最为丰沛、受到影视影响最为深刻、借鉴影视艺术形式最为多样、运用其相关技法最为成熟的小说文本形态。其中,被誉为“电影的灵魂”的蒙太奇作为电影最基本的镜头语言对影视小说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最为广泛和深远。此外,影视小说借鉴影视的空间结构形式和影像视听技巧,以时空的有意错落、重置、交叉、破碎等打破情节的逻辑性与连续性,以多重空间的叠合、并置、交错等摒弃传统单一的时间线性叙事模式,凸显共时性与现时性的“空间化”叙事效果,表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小说的艺术技巧与审美特征,成为现代小说空间化的“最突出的代表”,也是影视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所具有的独异性和规定性之一。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活动,从影视小说的外部生态场域来考察影视小说的生成与运作情况可以发现,以出版社为主体的传播媒介对影视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枢纽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作为生产精神产品能动主体的出版社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影视小说的繁荣既提供了重要保障又激发了不竭动力。同时,在影视小说生成链上的三大相关主体——作为影视剧生产制作主体的投资出品方、作为影视小说创作主体的改编创作者以及作为物化载体媒介主体的图书出版社中,改编创作者作为关键主体直接决定影视小说的艺术水准与市场价值,影视投资制作方则以其广泛的市场影响和强劲的资金实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者在遵循影视剧生产规律、小说创作规律、图书出版规律“三大规律”基础上多方联动,互融共生,以各自强大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要素参与影视小说的创作生产与营销运作,推动影视小说在新世纪迅速发展并走向全面勃兴。

朱新荣^[8]（2017）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韩经济合作研究》文中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大潮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相互协商制定经济贸易政策和措施,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定,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贸易联合体的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球涌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新浪潮。这股新浪潮推进之迅速,合作之深入,内容之广泛,机制之灵活,形式之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不仅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特点,而且反映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新趋势。中韩建交25年来,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由“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两国经济合作更是令世人瞩目,双方贸易额增长40倍,往返中韩两国的航班和轮船每天超过100班次,两国公费派遣留学生年约6万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投资对象国。韩国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对象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国。中国的对外贸易,完成双边贸易1000亿美元的目标,中日之间用了30年,中韩之间只用了13年。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合作典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为进一步推动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中韩两国于2012年5月正式启动中韩自贸区谈判,旨在为两国货物贸易提供制度保障,拓展电子商务、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等新兴战略服务领域的合作,共同构建一个规范稳定可预期的框架。建立中韩自贸区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将有力促进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区域的一体化。2015年2月25日,中韩双方完成中韩自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签,对协定内容进行了确认。至此,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2015年6月1日,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标志着中韩自贸区建设正式完成制度设计,即将进入实施阶段。中韩自贸协定创新性地引入了地方经济合作条款,明确将中国威海市和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作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2015年12月9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与韩国驻华大使金章洙交换外交照会,中韩双方共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将于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并第一次降税,2016年1月1日第二次降税。中韩自贸协定（FTA）终于落地生根。中韩自贸区的建立将会极大刺激双边贸易,专家预计五年内双方的贸易规模就会突破4000亿美元。目前双边贸易规模已经达到3000亿美元。中韩自贸协定是迄今为止中国对外签署的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同时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涉及领域最多的自贸协定。今天的中韩关系已经不是20年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扩大对外开放而吸引“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兴工业国家”韩国的资本和技术输出那种简单的互利互惠关系,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得到巨大的提升,两国经济互补空间不断缩小,经济竞争态势越发明显,因此,两国围绕历史、领土争端、捕鱼权、对待“脱北者”的态度以及跨境犯罪问题,加上美、俄、日、朝等国的牵制,近年来龃龉不断,从而给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趋于复杂化。中韩之间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投资不仅在山东威海十分顺利,在江苏苏州也取得了成功并积累了不少经验。不断推进中韩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符合中韩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为此,应深化中韩自贸区建设,积聚区域经济合作经验;推进中日韩经济一体化,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体化。“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是韩国长期以来的国家战略,也是韩国朝野达成的共识。从李明博政府到朴槿惠政府,都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与中美两国同时交好,使韩国左右逢源,符合韩国的最大利益,也是中韩经济合作的最大动因。然而,2016年1月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在此前后还试射了一系列导弹,且放言,导弹试射的目标包括韩国领海和主要机场,韩国再次感受到了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朝鲜的不断挑衅终于耗尽了韩国的耐心,2016年6月,韩国宣布同意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威胁到中国安全和战略利益的“萨德”反导系统,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和抵制,中韩关系急转直下。韩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破坏了中韩经济合作的基础,中韩经济合作面临严峻考验。

王发龙^[9]（2016）在《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海外利益久已有之而非新生事物,它随着国际交往进程的开启而逐渐产生,随着国际交往密度的提升而不断发展。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在各个问题领域和不同地理区域迅速拓展开来,已然成为国家利益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相较中国而言,西方大国有着更为久远的海外利益发展历史和更为丰富的海外利益维护经验。整体看来,尽管中国自建国伊始即萌生出些许海外利益,但是中国海外利益的真正发展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外利益进入了全面、快速、持续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近年来,中国海外利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源自体系、地区、国家等层面的多重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在此形势下,党和国家逐渐将海外利益维护问题提至国家战略高度,不仅在宏观层面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还在微观层面提出了具体的因应之策。与此同时,学界加大了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研究力度,进行了颇有特色的理论探索。遗憾的是,学者大多就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现状、威胁因素、具体损失等问题进行相对孤立、就事论事的分析,而未将中国海外利益发展与维护问题置于宏大的历史视野下和高远的战略层面上进行研究。换言之,学界缺乏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历史考察、比较分析和战略研究。作为海外利益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如果要进一步提升海外利益维护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必须首先回答下述问题,即中国海外利益发展经历了何种演变进程?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遵循了何种主导逻辑?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积累了哪些历史经验、存在着哪些现实问题、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本文基于国际制度的理论视角,遵循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路径,就上述问题试做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流派尽管均就国际制度理论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理论研究,但是皆固守各自的理论假定、逻辑推理、因果机制,形成并固化了彼此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和范式隔阂问题。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学者对国际制度理论的运用亦大多限于某一流派,主要囿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狭小视野”,缺乏打破范式隔阂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尝试。本文试着遵循分析折中主义对接现实、还原复杂的研究路径,统合三大理论流派关于国际制度功能的合理成分,研究颇具现实性、前瞻性、复杂性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问题。首先,本文基于对海外利益与国际制度逻辑关系的分析,搭设了全文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国际制度对海外利益具有因果作用和建构作用,即从权力、规范、认同三大维度,共时性地影响着海外利益的生成、发展、维护。其次,本文以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关系为研究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三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生成机制、基本发展状况、主导演变逻辑等问题。再次,本文统合权力、规范、认同三大维度,通过运用理论分析、经验考察、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三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主要举措和主导逻辑。最后,本文基于对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的理论研究、历史考察、现实分析,阐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存在的现实问题、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本文得出下述基本结论。第一,国际制度与国家之间存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双向互动关系。作为国际社会的规范性结构,国际制度不仅能够外在地影响着海外利益所属国对海外利益的主观认知和客观实践,还可以内在地建构着海外利益所属国与海外利益所在国之间的观念认同、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在以制度为本位的国际社会,国际制度不仅是各国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有效工具,还是各国（尤其是大国）竞相追求的重要海外利益本身。第二,中国海外利益发展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变动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的范畴、主体、领域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三大历史阶段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即整体上实现了从偏重国内利益到兼重国内利益与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整体性海外利益到兼重整体性海外利益与个体性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到兼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与低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的转变。第三,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基本理念、主导战略、具体手段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等三大历史阶段内,相对应地遵循了从权力主导到规范嵌入再到认同建构的基本演变逻辑。建国以来,中国在海外利益维护的实践进程中既积累了合理确立战略目标、适时调整重点任务、灵活变换具体手段等历史经验,又存在着理念落后、路径狭窄、战略缺失等现实问题。第四,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身陷多重现实困境,同时面临着体系性威胁因素、区域性威胁因素、领域性威胁因素所带来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作为快速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不可将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重心和长远目标,止于中微观层面上如何保障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具体物质利益,而应置于宏观层面上如何消减在国际体系层面所面临的权力掣肘、制度约束、文化差异。第五,中国应该借鉴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模式,更应该探索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符合自身国情国力的海外利益维护路径,即应该秉持“提升自己、塑造世界”的战略思维,遵循国家融入国际制度体系的一般逻辑,在国际制度的参与、改革、创建等环节更加奋发有为,不断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国际制度路径。

刘莹^[10]（2015）在《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新世纪文学期刊为主要考察对象,将新世纪文学期刊置于新世纪文学场域中,通过对重要的期刊行为、期刊事件和期刊现象的梳理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形态、文学思潮、文学体制的分析,以达到对新世纪文学整体面貌和走向的把握。进入新世纪后,文学期刊格局逐渐发生重大变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综合类文学杂志的兴起;通俗文学期刊的复兴以及青春杂志的遍地开花。而文学期刊审美理想的摇摆,“泛文学”路径的实践,文学期刊的类型化生产,青春作家办刊现象以及文学期刊的跨媒介互动,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趋向对文学生产和审美风尚形成反制作用,推动了文学审美的泛化、类型文学的盛行、青春文学的崛起。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则意味着对新世纪文学期刊的研究必须突破传统文学期刊研究方法,在把握文学本体的基础上,对影响文学期刊多种因素进行综合鉴别和考量。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阐释了文学期刊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关键意义,对论文将要涉及的“新世纪文学”这一关键概念的来源、特质以及时间范围进行梳理并予以界定。此外,整理了学术界对此论题的相关研究现状。第一章着重描述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风貌和新走向。从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的演变、文学期刊生产要素的变动、新世纪文学期刊动向三个方面把握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展示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整体风貌,并以此观察新世纪文学环境、格局、潮流的演变。第二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审美理想的摇摆。新世纪的大部分文学期刊放弃了激进的形式实验,转向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和描摹,现实主义成为创作主潮。消费市场的沉重压力致使部分文学期刊丧失审美自主性,造成创作的萎缩和重复。与此同时,一些文体意识鲜明的文学期刊定位准确,迅速崛起,促进多种文体发展,平衡了文学创作力量。第三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泛文学”路径的探索。面对严峻危机,新世纪部分期刊打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板块的限制,通过日记、书信、采访、调查、回忆录等多种文本形式,向综合化文学杂志发展。同时,文化类杂志书、纪实文学、“非虚构写作”的悄然兴起都意味着新世纪文学的转型和新变。文学创作群体随之扩张,文学审美则从精英化转向民间化,单一性转向多元性。第四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和类型文学之间的关系。类型文学的盛行对于文学期刊的内容、定位、格局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传统文学期刊的类型写作倾向愈加明显,通俗文学期刊和青春文学期刊则借此迅速抢占新世纪期刊市场份额。新世纪文学从中汲取创作养分,弥补自身缺陷,却又极易陷入类型化生产的泥沼中。第五章主要考察新世纪青春文学的发展和青春写手办刊现象。以《萌芽》《最小说》两本青春文学刊物为中心,通过对期刊作者群、文学赛事、经营方针等不同内容的分析,探讨了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下青春文学期刊的发展方式,它们孕育了青春作家,推动了青春文学创作,改写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机制,甚至影响了当代文化产业的消费形态、产品构成及衍生途径。第六章主要考察新世纪文学期刊的跨媒介行为。一方面,文学期刊呈现出图像化趋势,注重视觉包装,增加图像类栏目,促进文字和影像艺术的融合。同时,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影视化、动漫化趋势比较突出。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期刊和网络媒介互动频繁。文学期刊借助新媒体挖掘文学资源、扩大刊物影响。新世纪文学的题材、体裁、风格、传播也由此发生变化。结语部分从三个方面对全文进行归纳和总结,即新世纪文学期刊格局的变动,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向。纯文学期刊、通俗文学期刊、青春文学期刊在文学题材、文学类型、文学资源上逐步走向分享和共生。介入文学生产的元素愈来愈多,政治、市场、资本、媒介等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致使新世纪文学生产关系愈加复杂,这必将深刻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和走向。

二、时事备忘录:“双赢”的意义何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时事备忘录:“双赢”的意义何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导条约及其对美苏（俄）关系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美贸易战报道对比分析研究 ——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区域主义视角下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绩效及治理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论文提纲范文）

（8）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韩经济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论文提纲范文）

四、时事备忘录:“双赢”的意义何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导条约及其对美苏（俄）关系的影响研究[D]. 刘志炜.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中美贸易战报道对比分析研究 ——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为例[D]. 戴晶.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3]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4]新区域主义视角下滇越跨境经济合作绩效及治理体系构建研究[D]. 姜焰凌.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2)
• [5]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比较研究[D]. 金珍. 云南大学, 2018(04)
• [6]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D]. 王卓. 外交学院, 2018(12)
• [7]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D]. 黄勇军. 兰州大学, 2018(10)
• [8]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韩经济合作研究[D]. 朱新荣. 苏州大学, 2017(04)
• [9]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D]. 王发龙. 山东大学, 2016(09)
• [10]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D]. 刘莹. 南京大学, 2015(01)

标签：全球治理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跨境贸易论文;  跨境电子商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