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府制度试析

一、试析唐代党项羁縻府州制（论文文献综述）

周永杰^[1]（2021）在《西夏建国前党项拓跋氏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出土墓志为认识党项拓跋（李）氏势力形成提供了珍贵资料。墓志显示唐朝边疆蕃政从羁縻府州向押蕃落使体制转型过程中,拓跋氏成员一方面进入节度使系统任职,另一方面由嗣子绍袭部落权力,形成双轨发展策略。担任定难军节度后,拓跋（李）氏调试自身政治传统和方镇政治运作实际,通过辟署、奏授等行政程序逐步掌握官员选任、迁转权,在使府、属州人事层面嵌入基于部落宗族的亲属网络。这种集权建设使忠于府主成为定难军地区的政治观念,形成以拓跋（李）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

牛时兵^[2]（2021）在《从“开国西蕃”到“退居河朔”：4-8世纪中期吐谷浑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吐谷浑史是中国古代史、西北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正史吐谷浑传是记载吐谷浑历史的主要文献系统。已有研究对这些史料在文本和书写层面的关注非常不足,即使在文献层面仍有推进必要。本文通过史料批判的方式,在系统梳理吐谷浑基本史料的基础上,以吐谷浑自身政权发展及与周边政权关系为线索,探究4—8世纪中期吐谷浑的兴衰历程。第一章系统地对正史及其他史料中吐谷浑传进行了史源梳理与史料辨析,为本文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宋书》和《十六国春秋》中吐谷浑传早期史部分,当来源于吐谷浑“国史”类文献,二者也是之后诸书吐谷浑传早期史记载的两个源头。之后诸书吐谷浑传有着复杂的传抄关系,各代又加入新的内容,形成层累交叠的文本面貌。本文对诸书吐谷浑传史源进行细致梳理,明确先后关系及其生成过程,并对其文献价值予以讨论。第二、三、四章的研究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历史书写”角度的探究,这是本文尝试有所突破的重要方面。根据吐谷浑早期史的逻辑线索,吐谷浑“国史”类文献产生于南北朝初吐谷浑王拾寅在位时期,是吐谷浑刚刚经历继位之争,以及迫切需要构建政权合法性背景下的产物。通过将吐谷浑早期史中建构的部分与史实尝试剥离。首先,其早期史中对先王形象的塑造、对父死子继制度的维护,以及对吐谷浑昌兴预言的书写,皆服务于构建政权合法性这一目的。其次,一些隐微的情节得以浮现,发现早期史中乌纥堤、阿豺一系与树洛干、拾寅一系存在王位之争,以及念氏及其部落对稳定王权具有重要作用。再次,从吐谷浑采用中原式的官称,以及对其“国史”的建构可见,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是吐谷浑政权意识从觉醒到发展的关键时期。另外一个角度是从“文献”、“文本”出发,对吐谷浑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历史中,前人没有论及或值得商榷的问题进行探究。首先,对十六国时期吐谷浑迁徙时间、最初部落规模、职官设置等进行再检讨;将吐谷浑置于鲜卑族传统的大背景下,探讨其迁徙路线、以歌纪事传统等问题;对这一时期吐谷浑与东晋、西秦、南凉、北凉、西羌等周边政权关系,以及在诸方互动下的政权发展情况,进行细致的梳理。其次,对南北朝时期吐谷浑诸王各阶段政权发展情况,以及与周边政权的互动,进行详细研究。探讨了树洛干和拾寅时期吐谷浑的政权中心,并重点讨论了拾寅时期吐谷浑“国史”的撰述活动及其背景;详细梳理了吐谷浑与北魏、刘宋、东魏、西魏、柔然、突厥等政权的关系,尤其对吐谷浑在洮河、白龙江流域的势力伸缩,以及由此牵涉到的诸方互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第五章结合文献和诸多墓志资料,首先就隋文帝对吐谷浑的一系列政策、炀帝北巡途中对征讨吐谷浑事件的谋划,进行详细讨论,并对炀帝时东化公主出降于吐谷浑一事进行钩沉。其次,梳理了唐与吐谷浑矛盾不断升级,最终以拘行人赵德楷事件为导火索,贞观九年唐对吐谷浑战争爆发的过程。并以墓志材料为线索,揭示出唐朝以扶持党项拓拔氏来瓦解吐谷浑内部同盟的策略,以及贞观年间唐朝派遣唐俭册封慕容顺的细节。另外,还揭示出唐朝以“唐氏之甥”取代“隋氏之甥”,与吐谷浑构建起新的藩属关系的过程。之后吐谷浑为吐蕃所逼,以其王室为代表的部落内附唐朝,退居朔方一带。在唐人的观念中,吐谷浑就此灭国,本章最后以职贡类图记为切入点,探讨了吐谷浑从南北朝至隋唐,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位置的变化。吐谷浑王族入唐以后,唐朝继续与其延续和亲、册封等关系。第六章以新出墓志为线索,结合已出吐谷浑王族墓志及传世史料,详细探讨了隋唐所册封可汗号的延续性及其含义,并对苏度摸末与慕容忠、金城县主与金明县主的身份进行了重新讨论,对相应的和亲关系进行了辩正。然后对宣超之后的王位承袭,以三个封号为线索,进行了再探讨,并揭示出吐谷浑王族从“蕃国国王”向“华夏长吏”转变的线索。由此扩大范围,从唐王朝对历代吐谷浑诸王册封入手,揭示出唐朝“磔数州而分其势”的策略在边疆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以吐谷浑王室为代表的吐谷浑人逐渐融入中国大一统王朝国家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进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阮鑫^[3]（2020）在《党项与唐朝的关系及其贸易变化》文中认为党项在被纳入唐朝的羁縻府州体系后,几次迁徙都给党项带来了新的变化,正是在其内迁的进程中,党项借助种种机会步步壮大,而党项与唐的贸易如实反映了这一发展状况。党项第一次内迁后双方以官方贸易为主;而第二次内迁时贸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唐末时期,党项通过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大起义获得了新的机遇,成为一方藩镇,灵州道沿途的贸易被党项充分利用,促成了党项的进一步强盛。

岳思彤^[4]（2019）在《入唐党项社会变迁四题》文中提出内迁之前,党项定居放牧、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层层聚合、好复仇。内迁入唐后,他们转为以游牧为生,其社会开始发生分化。面对顽固的复仇习俗与游离在统治之外的党项部落,"和断"的新型管理方法开始出现,而定难军则通过联姻、授予教练使等职,进一步有效地吸纳了游离部落。

邓仕海^[5]（2017）在《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文中指出以剑南道为中心的唐代西南地区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属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疏理、挖掘史料及探索新的视角,对唐朝在以剑南道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沿革、治理政策、官署机构和职官设置、边政实践、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在唐朝边防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唐代西南边政大致呈现出特点比较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主要表现为:唐高祖通过“招抚为主、军事为辅”的方式成功地将巴蜀和云南纳入到了李唐王朝的统治版图,并通过设置军事色彩浓厚的管理机构和大量“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贞观时期,唐太宗开始推行文治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主要表现为:为遏制吐蕃东扩,积极防御和反击吐蕃的侵扰;设置剑南节度使调整西南边防体制;为了与吐蕃争夺洱海,除重建姚州都督府外,又支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天宝后期,为遏制南诏东拓,迷信武力,导致南诏判附吐蕃。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主要表现为:为防止剑南道成为河朔型藩镇,将其一分为二;为明确中央、藩镇和州之间的赋税分配,推行“两税三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代、德两朝被迫对藩镇“姑息迁就”;德宗朝,韦皋镇蜀二十载,他大力发展西南交通和社会经济、“南抚群蛮、西摧吐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基本解除了吐蕃对唐朝西部边境的巨大威胁;为抑制藩镇,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通过“两税三分制”改革和增加“刺史军权”,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大和之役”后,李德裕筹边,使西南地区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安定局面。四是咸通以后唐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主要表现为:唐诏关系破裂,南诏四犯西川;高骈通过修筑成都罗城和重建西南边防体系,彻底斩断了南诏再次侵犯西川的念头;西南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阡能和韩秀昇之乱;三川内乱,王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王建兼并东川和山南西道,并于公元907年割据称帝,唐朝在西南的统治终结。唐代西南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同样呈现出特点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高祖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制,特别重视西南边吏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度;贞观时期,为了推行文治,唐太宗格外重视边吏的治理才能和德行,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任用制度。永徽至天宝时期:武则天为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人才;开元时期,唐玄宗为了整饬西南吏治,选拔大量重臣出镇西南;天宝后期,杨国忠秉政并遥领西南,大量“贪求边功”的杨氏亲信把持了西南政局。至德至大中时期:肃、代、德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选用大量武将到西南任职,考课制度时行时废,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唐宪宗为结束西南军人专政的局面,选拔大量文官进入西南,同时推行“徙镇策略”;为解决财政困难,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官员的“财经”能力格外重视;考课制度日趋反动,“税钱长数”、“征办先期”、“捕盗多少”等成了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咸通以后:宦官势力在僖宗中后期渗入西南并控制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王建占据两川后,唐朝彻底丧失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唐代西南边吏作为唐朝西南治理政策的执行者,许多人在唐朝西南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维系唐朝与西南各族群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唐朝西南疆域的开拓者和西南边防的建设与巩固者,还是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者。但是,同样存在许多边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不顾百姓死活,行为残暴、贪污腐化,甚至为贪求边功而故意挑起战争,给唐朝在西南的治理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通过对唐代西南边政和边吏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要保证边政与边吏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显着的特点,即制度健全、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论文力图将唐朝在中国古代治边实践中的继承性、创造性和历史局限性,唐朝西南边吏选拔、任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西南边吏在唐代边疆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作用等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在唐朝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揭示出西南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唐朝历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徐国凯^[6]（2017）在《定难军节度使考略》文中研究指明定难军节度使是唐末五代的西北藩镇,西夏史研究学者多把定难军政权看作是西夏王朝的前身。从宏观历史来看,定难军的一步步发展壮大始终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唐末拓跋思恭因协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而被封定难军节度使,党项拓跋氏始有夏州政权,而唐末至宋初,战乱频繁,政权频迭,而中央政府孱弱,无暇西顾,使得定难军节度使在混乱的政局中崛起,所以定难军政权的延续性与中央政权兴衰紧密结合。定难军节度使的核心区域在其五州之地,五州之地处于农牧交接地带,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但是五州之地具有很高军事价值,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这也是党项能够立足西北的重要原因。定难军五州土地贫瘠,加上军费开支庞大,故定难军政权的经济对中央政府和中原地区有很大的仰赖性。定难军节度使内部官制基本沿袭了唐末以来的藩镇官制,分为文职僚佐和武职僚佐,通过对定难军内部官制的梳理,进一步分析定难军政权的运行机制和人员构成,从而探讨定难军内部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因。

青觉^[7]（2017）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理性解析》文中研究指明针对国内外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认识上的差异,运用理性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增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话语体系建构的国际对话性,从而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文章从经验理性、实践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交往理性五种理性分析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是在汲取中国大一统的历史经验,从中国革命和发展的实践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是代表各民族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各族人民根本要求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张丽洁,潘威^[8]（2016）在《治沙首在安民:对唐代以来陕北聚落遗址数据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通过对陕北唐代以来聚落型遗址的数量、分布等信息的提取,结合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情况,对近1300年来的聚落遗址数量和空间发生变化的控制因素进行了探讨。近1300年来研究区域内聚落遗址数量在不断减少,分布范围在空间上呈现出向毛乌素沙地东南缘靠近的趋势。通过重建大批古聚落遗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变化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其控制性因素可能并非为沙漠化或气候变化,统治者所采取的相关政策可能更为重要。在研究时段内,唐朝对生存于该区域的党项族采取羁縻府州制度进行管理,宋夏对峙时期党项族重视发展农业,宋政府也注意在当地的农业开拓;元明清时期为聚落址减少时期,统治者对研究区多采取封禁管理。管理政策更多成为近1300多年来聚落遗址数量变化的控制因素。

保宏彪^[9]（2015）在《中晚唐时代背景下的党项崛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史之乱后,大批党项部落被迁至陕北地区。中晚唐时期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减弱与回鹘和唐朝关系的恶化为党项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过程中,助剿黄巢农民起义成为加速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外因。

王东,崔星^[10]（2014）在《民族势力崛起与晚唐五代西北政治格局重构之关系——以党项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吐蕃衰退后,党项迅速崛起,成为西北政治格局重构者之一。从晚唐始,党项取代吐蕃成为中央政权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重心,而党项李氏和折氏在利益的取舍中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并对其他民族势力造成了很大冲击。党项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晚唐五代西北政治重心内移,并成为西北政权林立的典型代表,客观上推动着西北政治格局的重构。

二、试析唐代党项羁縻府州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唐代党项羁縻府州制（论文提纲范文）

（1）西夏建国前党项拓跋氏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2）从“开国西蕃”到“退居河朔”：4-8世纪中期吐谷浑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党项与唐朝的关系及其贸易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4）入唐党项社会变迁四题（论文提纲范文）

（5）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定难军节度使考略（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理性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8）治沙首在安民:对唐代以来陕北聚落遗址数据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中晚唐时代背景下的党项崛起（论文提纲范文）

（10）民族势力崛起与晚唐五代西北政治格局重构之关系——以党项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析唐代党项羁縻府州制（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夏建国前党项拓跋氏的发展[J]. 周永杰.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21(09)
• [2]从“开国西蕃”到“退居河朔”：4-8世纪中期吐谷浑史研究[D]. 牛时兵. 兰州大学, 2021
• [3]党项与唐朝的关系及其贸易变化[J]. 阮鑫. 今古文创, 2020(11)
• [4]入唐党项社会变迁四题[J]. 岳思彤.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19(01)
• [5]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D]. 邓仕海. 云南大学, 2017(05)
• [6]定难军节度使考略[D]. 徐国凯. 北方民族大学, 2017(02)
• [7]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理性解析[J]. 青觉.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2)
• [8]治沙首在安民:对唐代以来陕北聚落遗址数据的分析[J]. 张丽洁,潘威.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6(07)
• [9]中晚唐时代背景下的党项崛起[J]. 保宏彪. 西夏研究, 2015(03)
• [10]民族势力崛起与晚唐五代西北政治格局重构之关系——以党项为中心的考察[J]. 王东,崔星.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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