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现代化变迁迟滞原因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张雪飞[1](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认为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刘凡[2](2020)在《胶澳商埠时期青岛电报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电报作为近代新兴的通讯工具,其在中国的筹建与发展反映了近代中国对西方科技的接纳与应用的过程。胶澳商埠时期,青岛电报业进入到一个修复发展期,青岛当局在德日建设的基础上,对电报线路进行了修复与更新,并对机构运行与职工管理进行重新规划,为之后青岛电报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线路建设上,青岛对德日多条线路进行了重新的整修,陆线与周边多地实现了直接交流,青佐水线也可直接与国际通电,其对青岛对内交往,对外交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这一时期各地军阀混战不断,电报作为各派系军阀进行军事指挥的主要通讯工具,因而出现了军用电费大量拖欠的状态,青岛电报局常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青岛电报局开辟新线路、引进新设备的障碍。在机构管理方面,电报的收发规则、收费标准逐步明确,职工管理制度趋向现代化,但由于局内安插了一些非技术人员,且重要电报技术部门又被日本人把控,这又成为青岛电报业管理的窒碍。从业务上看,青岛电报业务也逐渐多向开展,除政务、军务、新闻电报外,增加了船舶电报、气象电报,其开中国海洋预险之先,使中国的海洋预险、气象预报意识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北京政府时期倡行通讯事业以军事为先的原则,这也使得军务、政务电报大量发递又压制了其他电报业务的开展。电报作为近代新兴通讯工具,应时代需求而不断发展。尽管这一时期青岛电报局常常入不敷出,且存在各种问题,但由于电报的迅捷特性,其最终成为政治交往、军事交流、经济互通,乃至社会公益等不可或缺的重要通讯手段。因而,电报业的发展在总体上仍是呈现上升趋势,电报管理部门逐渐摆脱殖民者的控制,获得独立的发展空间,电报业务更是辐射多面。战争需要科技的支持,同时战争又促进科技的进步,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电报作为一种通讯手段,其进步是社会的要求,更是时代的反应。
郎润萍[3](2020)在《近代冀中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研究(1895-1936)》文中研究说明农村问题历来是国家关注的重点所在。近代以来,随着城乡区域间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作为中间媒介的农村商品市场成为反映农村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冀中地区位于河北省中部,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解近代以来冀中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弥补前人对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不足,本文选择近代冀中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从农村商品市场的变迁来考察近代农村社会的转型与发展。本文第一章试从自然、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对冀中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发育环境进行论述,得出自然环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商品市场中部分商品的种类,社会环境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商品市场的发育状况以及发展走向。本文第二章试从“量”的方面分析近代冀中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重要载体——集市市场和庙会市场,得出集市市场和庙会市场在时间安排上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空间安排上以经济状况、交通条件等作为衡量农村商品市场是否设立的重要因素。本文第三章在对近代冀中地区交通发展变化分析的基础上,从“质”的方面对冀中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内外结构的演变作了论述,得出随着交通运输方式的变革以及交通运输网的形成,冀中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基本上形成了层级分明的市场体系。与此同时,冀中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在商品、价格、主体交易等内部结构方面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本文第四章对近代冀中地区商品市场作用下农村社会的变迁作了分析,得出在近代市场体系的带动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结构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资本市场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农村思想观念也日益与世界接轨。总之,农村商品市场是了解近代社会的一面窗口,通过对农村商品市场的分析、考察,有助于了解近代冀中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农村的近代化历程。
戴丽[4](2020)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都是以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两个过程”作为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理论框架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开启了对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相继建立了“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论”等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引发争议,片面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遭到质疑,为适应当代中国改革发展需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日益兴起。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研究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力和价值。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由点及面,选择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作为统摄全文的框架,分别从技术条件(包括生产技术和劳动素质)与社会形式(包括资本组织形式、组织管理和资本积累)两个维度具体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并从二者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中厘清近代中国产生巨变的历史脉络,力求突破学界已有的点线研究。由表入里,围绕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具有的直接进步作用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考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角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力求避免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思想单纯政治化、学术化。本文基本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论述起点,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时间下限。首先,简要回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从孕育到创制再到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然后,分别就官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发生的时代变迁和呈现的特点分析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最后,指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在近代企业和社会生产中从早期的直接结合逐步向双向度互动演化。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共同组合成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动态结构,二者相互作用的逻辑进路表现为,一方面,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另一方面,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据此得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核心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取得了一定发展且具有相对的进步性,直接促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近代中国并存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不发展两种状态,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生产方式广泛存在。事实上,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处于特殊阶段,其发展的事实才容易被传统封建制下的社会矛盾所掩盖。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较而言是一种历史进步,是应该被支持和肯定的新生事物。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异常缓慢和艰难,才需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清除封建残余。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资本有机构成不高,急需要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操作,才有了工人阶级高度的集中性。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给劳动者带来经济上的严重剥削、漫长的劳动时间和残酷的政治压迫,才有了无产阶级彻底反抗意志的觉醒和顽强斗争实践觉悟的提高。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才软弱无能,中国共产党才应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才会不断走向反动对立面,科学社会主义才会进一步直抵人心。以工业化和商品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和持续影响是中国的现实,变革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本文以历史缘由为起点,科学总结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历史经验,形成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镜鉴,理性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异同,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知。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应当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不断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活力,推动市场经济模式迈入新的层次和高度,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
周辰[5](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提出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王松[6](2020)在《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文中认为农业为立国之本,重农思想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山东自古为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关乎华北乃至全国稳定。研究山东农业近代化,对认识中国近现代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和传统三农的现代化转型,揭示转型历程中的时代性与过渡性质,具有理论意义;对梳理近代化历程起源与节点,廓清近代化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给中国近代化以准确历史定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凝炼农耕文明精华,探寻“乡村振兴”,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实施,具有鲜明的现实关照作用。本文使用民国时期史料汇编、报纸杂志、人物文集、回忆录和地方史志等原始史料,尤其是发掘征引了各类馆藏官方档案,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对山东农业近代化进行了动态考察。并拟定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抓住从“西”到“东”和从“旧”到“新”历史发展趋势,以“变”字为关键,着力研究1860年到1937年山东农业改良的内容及发展过程。运用专题研究等手段,以时间为序,横向上以农业机构、农业科学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农业政策等方面为基点,呈现山东农业近代化的重点和特点。随着近代外国入侵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传入,山东农业在中西文化、制度、观念等方面的互动中发生了近代化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科学化。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选种、种植、施肥、采集等技术并逐渐推广以提高产量。落后的生产方式其影响虽未能完全消除,但随着时间发展,使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近代山东农业不可动摇的趋势;第二,体系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出现供销一体的现代生产模式,这一特征在乡建运动中尤为突出;第三,机械化。清末新政以来,山东新式农业机械开始逐步取代手工生产工具,西方农业机械的引进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纵观整个民国,虽然由于时局、技术等问题,机械化影响还未广遍农村,但其进程从总体上一直持续,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第四,商品化。随着卷入国际市场,山东农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区域专门化生产,农作物商品率进一步增加。在此过程中,山东农业近代化进程既对其作用,又受其影响。这一关系同列强侵略、国家主权等因素相糅合,最终构成了山东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复杂面相;第五,开放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突破省级联系的局限,与外国对接,从而使得山东农业得以面向世界。第六,观念上的开放。由于农业科学宣传和新式农业教育的影响,山东民众从最初敌视、畏惧外国群体与科学,逐步过渡到有保留的接触,最终积极引进、运用并宣传西方农业知识,并努力探寻适合山东发展的农业近代化方式。总体来看,山东农业近代化是从旧到新的过渡性变革。从农业法规、部门设置、教育制度的频繁变动到农业发展路径的激烈争论与主题变化,表现出时代性与不稳定性的辩证统一。此外,由于农业发展规律与外国干涉的影响,山东农业近代化分期较为明显。山东农业近代化始于外国传教士来鲁;清末新政开启了山东农业近代化的自主尝试;20世纪20年代起,山东农业发展路径不再单一借鉴日本发展模式,开始有意识的师法欧美。至韩复榘主鲁,山东农业近代化呈现出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局面,显示出山东农业的深入发展。山东农业近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它标志着山东农业领域对传统体系与制度的逐步批判,自此山东的小农经济格局得以进行改造;其二,它代表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山东经济领域的影响。农业利权与农业发展间关系,成为近代山东政府与社会共同探讨和努力完善的对象;其三,从保守到开放,昭示着山东逐渐融入近代世界农业体系;其四,从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显示出山东农业的巨大潜力;其五,山东传统农业精华在近代化过程中能与时俱进,其生命力及潜力,有力地证明了山东农业能够在近代历史巨变中走向新生。农业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尽管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体制、经济等原因限制,山东农业发展不甚彻底,但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无疑是近代山东的卓越成绩。山东农业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山东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朱明钰[7](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北碚地区金融业的发展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北碚是现今重庆市的一个市辖区,也是全面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煤炭能源供应基地和迁建区。北碚的发展与抗战建国事业紧密相连。北碚地方史的研究大多聚焦于20世纪30年代卢作孚在此进行的乡村建设试验,较少将目光投向抗战时期的北碚,对于北碚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更加缺乏关注。本文以全面抗战时期的北碚金融业为研究对象,以重庆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及民国时期的报刊等资料为基础,通过对抗战时期北碚金融业的发展变迁进行梳理,力图探讨金融业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建设与地方经济开发中的作用及贡献。全面抗战爆发前,北碚金融业发育迟滞,金融机构匮乏且资力薄弱。1928年,在北碚现代化事业奠基人卢作孚的推动下,北碚创立了本地第一家现代金融机构——北碚农村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本地农村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的需要,但单纯依靠地方力量并不足以改善北碚的金融业落后状况。1937年以后,抗战建国的依托转移到西部地区,得益于区位优势及建设基础,北碚承接了大量内迁人口、机关、高校及企业,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重庆周边的重要迁建区。与城市地位上升和地方经济繁荣相因应的,是北碚金融业的发展推手由社会力量升级为国家力量。1939年,四联总处与国家行局迅速进入北碚,标志着这一地区被纳入国家金融统制。1942年,出于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与加强地方治理需要的双重因素,北碚正式升级为县级地方行政区划。为了实现县财政自治而建立的北碚县银行以代理北碚管理局局库为主要业务,扩大了北碚金融业发挥服务效能的覆盖范围,为北碚政区建制的升级、新县制的顺利推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经济政策在北碚顺利施行,地方经济事业的发展、国民政府经济实验的推进都得到了金融业的配合。扶助煤炭企业并促使北碚最终发展为重庆市煤炭能源供应基地,是北碚金融业为区域发展助力的典型案例。农村金融是北碚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民银行在北碚主导建立了以“中国农民银行北碚办事处→县合作社→保合作社→农民”为结构的农贷体系,通过这一体系向北碚农村持续投放了多种类、高覆盖的的农业贷款,此外,中国农民银行配合国民政府在北碚建立扶植自耕农示范区,通过发放土地金融贷款完成示范区的土地征收、产权置换及成果巩固。中国农民银行在北碚的一系列活动,对于鼓励作物增产、畜牧增殖,协助农产运销、扶植农业改良、促进农村生产关系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军需民用无不需要农业产品的供应,培植北碚的农村经济,是金融业在抗战建国事业中发挥服务作用的见证。
史煜[8](2019)在《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鸦片战争遭遇西方武力冲击,中国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延续千年的传统建筑体系从沿海至内陆城市渐次发生近现代化演变。西安作为中国内陆传统城市典型代表与华夏文化生发繁荣之地,经历了20世纪来持续变革求新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在取得城市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同时,也面临因明城区大片历史街区建筑消失与城市记忆难以承续的现状。在当前中国城市建设从经济指标“量”的扩张转向历史文化与环境生态“质”的彰显之际,学界对西安都城时代的关注逐步转向对城市近现代发展变迁的研究。鉴于建筑是城市最基本的物质组成,本文选择以20世纪来西安明城区不同时段所生发新建筑作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具体产物,以西安从传统向近现代城市的发展历史为线索,利用影像文本“客观纪实性”功能再现建筑形态特征,呈现与解析明城区建筑演进历程,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以及再塑古城历史文化风貌的探索实践提供借鉴。首先,立足影像与建筑文化研究方向,将建筑影像与历史文本相结合作为还原城市记忆的基本载体,在以人为主体、建筑为客体所形成的城市记忆框架中,以西安明城区建筑发展历史为线索,搜集整合20世纪来(1900-2010)不同历史时期典型的建筑影像文本,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时空背景中进行分期、分类及演变研究。其次,以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与历史地理学等学科在西安城市建筑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参照,将清末(1900-1911)、民国(1912-1949)与共和国(1949-2010)三个典型时期建筑影像文本进行分类对比,以“图文”互证方式还原西安明城区建筑发展演变历程,借助图像学与现象学等研究方法进行解读,揭示演变特征、规律及综合动因。再次,利用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五要素”(道路、边缘、区域、节点、地标)作为体验与认知城市的一种方法,对应分析20世纪不同时段西安城市代表性建筑,尝试还原与建构近现代西安城市记忆。近现代西安传统建筑是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现实需求,从“模仿搬用”到“选择吸收”西方先进建筑形式与技术的演进历程,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主体审美与价值观的转变,也是传统建筑体系融合西方文化不断做出权衡与选择的实践过程。以城市记忆的“整体性、时代性、延续性与建构性”为原则,对20世纪以来西安明城区建筑状况进行分析、归纳与总结:(1)“体用”原则上中西“折衷”建筑特征的延续性在西安城市近现代化转型历程中,城市发展渐从传统社会的闭守走向近现代的开放,在继承传统建筑文化“体”对西方建筑形式、材料、结构等因素“用”的基础上,传统建筑主体地位逐步被削弱而日趋式微。是在政治与军事因素主导下,从清末“洋风”模仿建筑到民国以不同程度的中西“折衷”特征为主、兼有少量几何形式特征工业化建筑,经历共和国初期“苏化”因素影响,又从单一国家性建筑逐步走向现代化探索与多元化发展历程,建筑是“自上而下”非自然发展路径,以“局部-整体-简化-创新”不同程度中西“折衷”建筑特征的渐变为其发展规律。(2)传统建筑文化承续及创新的矛盾性与表面性作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西北区域重镇与传统内陆城市,近代“洋风”模仿、中西“折衷”建筑到建国10周年经典的“传统”复兴建筑,在改革开放后1990-201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以房地产商业开发与以旧城拆迁改造为手段的城市化建设,带来明城区商业化、功能化的大尺度的现代建筑在明城墙内外无序耸立,因其与西安历史文化缺乏关联而影响古城整体建筑风貌。近年来,西安明城区依旧以在建筑上附加传统元素与佩戴仿古头饰屋顶作为体现古都风貌的手法,令人深感传统建筑传承与创新层面缺乏文化关联呈现出的矛盾心态与形式的表面性。(3)城市建筑演变缺乏历史文化承续性与整体观伴随20世纪以来西安城市建筑特征近现代化演变历程,西安明城区多数历史街区风貌逐步被科技文明所打造的功能化、商业化与符号化的新建筑所替代与消解,建筑景观的汰换更新导致历史特色被抹除失去城市记忆载体,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在加速城市记忆的缺失,不利于获得古城西安作为精神家园应有的历史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基于城市记忆与建筑影像的互动同构关系再现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历程,省察急躁功利的赶超式与风貌式城市建设行为,汲取东西方城市近现代化发展正反经验,以期在健全城市建设评估与民众参与的监督管控机制,重拾城市文化自信、再塑城市历史风貌,将西安建成生态宜居的家园,肩负起“国家文化形象”的城市职能与使命。
陈应珍[9](2019)在《福建省宪研究》文中认为福建在中国近代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最早开放的省份之一,它最早接触到西方的思想文化,并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及与辛亥革命并寿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均有非常卓越的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省宪自治运动中,它在复杂、惨烈的军阀混战背景下,仍然不放弃对立宪政治的追求,并完成了省宪的制定。虽然福建省宪一经颁布即遭废止,但其中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所映射的中国在省制乃至建国道路上的艰难选择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本文立足于福建省宪的探索,试图揭示出其立废曲折历程中折射出的核心问题。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省宪运动的发生。该章旨在展示省宪运动发生的宏观背景,描绘省宪运动在各省的运行状况。省宪运动的发生背景首先是地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由于镇压太平天国以及推行新政等方面的需要,地方主义在清末逐步形成,主要表现为督抚权力的扩张、地方绅权的升高及谘议局的设立。清末既已形成的地方主义助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革命运动本身也助成了地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时至民国初年,“地方主义”一词开始流行。省宪运动发生的第二个背景是联省自治思想的形成。联省自治思想起源于清末联邦制理论的传播。在清末内忧外患的国家危机中,沐浴于欧风美雨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西方的联邦共和制,开始了中国政治史上对联邦制的探索。袁世凯上台不断强行推行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统治促成了联邦制思潮的复兴,及至1920年代,联邦制思想与晚清以来强劲的地方自治思潮合流,最终以联省自治思想的形式体现出来。地方主义的发展与联省自治思想为省宪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省宪运动经历了清末民初军政府约法的制定及1920年代兴起的省宪法的创制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鄂州临时约法》为代表,江西、贵州等省在辛亥革命宣布独立之后相继制定约法或类似的法律文件,它们虽然由精粗疏密之分,但都具备了近代宪法的特点和省宪的性质。后一阶段以《湖南省宪法》的颁布和施行为肇始,随后在浙江、广东等省相继开展起来,最终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省宪运动。第二章揭示福建省宪运动发生的地方基础。本部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代议机构的设立。这为后来省宪法的制定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政治的窳败与经济的困窘。民国成立以后,福建长期处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之下,政权动荡不安,政治极其黑暗,经济极为窘迫,人口锐减,人口结构异常。三是清末地方自治的筹办与民初自治呼声的兴起。在清政府推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背景下,福建筹办地方自治的活动甚为积极,设立自治讲习所为推行地方自治培训学员,制定详细的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进行时期表,对地方自治事宜逐一作出详细规划。受省自治浪潮之影响,加上北洋军阀长期以来的专制统治及客军入闽的现实威胁,自1920年开始,福建各界提出了强烈的自治要求。第三章描绘《福建省宪法》从倡议到颁布的创制历程。福建制定省宪的最初倡议可以追溯到1921年8月17日,但由于军阀的阻扰,直到1922年12月,福建省议会才正式启动制宪的议程。福建省宪的创制程序包括筹备、起草、审查、省民公投及公布五个步骤,创制历程历时三年有余,期间颇多波折,充满了制宪筹备处、省长及中央政府等相关各方的多次博弈。囿于士绅阶层规模较小、宦怀淡泊,军阀的抵制及制宪经费的短缺等因素,相较于其他省宪,《福建省宪法》的创制较为迟缓。第四章分析《福建省宪法》的主要内容与特色。《福建省宪法》由序言和18章共207条组成,内容主要包括省国关系及省之权限、省级政权结构、省民的权利义务及省的区域治理制度等。与其他省宪不同,福建省宪是在1923年宪法制定前后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审议中的部分议案对福建省宪的内容有很大影响。相较于其他省宪,《福建省宪法》特色鲜明,表现在:设立独立的考试机关,形成独特的六权分立体制;充分反映了欧战及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全民政治理念,设立生计专章,注重省民生计问题;强调对省民教育权的保护;尊重职业团体的提案和建议;通过省民创制和省民公决保障直接民主;在省级行政机关的组织模式上采用委员会制;在司法权的配置上,司法立法权和终审权委诸中央。第五章探讨福建省宪运动终结的原因。《福建省宪法》颁布仅半月有余即被军民当局宣布废止。福建省宪运动的终结既有省内的特殊性原因,也有省宪运动整体层面的普遍性原因。福建省内的特殊性原因主要是省议会自利的制宪动机影响宪法权威、民意基础薄弱及制宪德性的缺陷。省宪运动整体层面的普遍性原因包括省制共识的缺失、工具价值观下的权宜之计、规范认同的障碍、时局的变化与统一路径的再选择等。
陈艳君[10](2018)在《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文中提出悠久的社会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奠定了历史基础。清末民国时期,人地矛盾造成的生存压力及政府的提倡推动了皖南手工业在传统基础上向近代转型。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分析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考察技术转型、组织形式的近代化、结构变革、转型的特征、有限突破,客观总结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图复原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为皖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皖南手工业的技术转型主要包含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两个方面。手工业由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型的技术科学化不仅表现为手工业文本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本中科技含量的增加方面,尤其以制茶业、纺织业和文房四宝业最为显着。随着手工业技术逐渐由经验型上升为科学理论型,其技术传承方式和操作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式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和生产设备的革新。新式职业技术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不断细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生产设备的革新以安庆土布业的生产工具改良、芜湖碾米业的新式动力设备引进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最为引人注目。生产工具的改良、新式动力机器的引进以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使皖南手工业在生产力形态上与传统手工业区别开来。皖南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转型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以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以及合作制最为突出。家庭手工业在近代皖南尤其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坊、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行业分布广泛,大多规模较小,小本经营,内部分工明确,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合作制手工业方面,祁门茶叶合作社是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在实际业务的进行过程中过多注重“运”、“销”环节,对“产”、“制”环节的关注明显不足,银行和洋商趁机取巧图利,成为最终受益者,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改良茶叶品质,更不可能复兴红茶。在手工业行业组织形式方面,传统行会逐渐被新兴同业公会及工会代替。在劳资纠纷中,代表雇主的同业公会与代表雇工的工会的团体谈判,大多能达成团体协议。即便不能达成一致,在第三方的调处下,也能减少对抗,促进纠纷解决,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但同业公会及工会处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中,只是披上了新式行业组织的外衣,传统行业组织的积习依然存在。在洋货以及国产机制品的冲击下,皖南手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行业结构变革加剧。首先,纺纱业、染料业、炼钢业、制丝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其次,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局部性和复杂性,织布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守住部分市场份额而继续艰难发展;铁、铜、锡器制造业,竹木加工业,砖瓦业,石业,陶瓷业等传统行业未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徽墨业、宣纸业、舒簟业及罗经业等传统特色行业在时代的变迁中勉力维持。再次,皖南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以祁红为代表的出口型手工业深受国际市场主导和影响;针织、铅石印刷、皂烛、火柴、化妆品等新兴行业从国外引进后与皖南实际相结合而改用手工生产。因此,除少数传统行业走向衰落,近代皖南手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及产品品种等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不断增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彰显出总体发展迟缓及不平衡的特征。首先,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在技术科学化、技术传承方式、技术操作方式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苏南地区,苏南在文本数量及科技含量、实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规模及程度等方面相对于皖南占据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力量的推动、基础电力工业的支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其次,具体到皖南区域内部,鲜明地显现出转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地域和行业上,也表现在生产者身份的主体化与技术的边缘化、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等方面。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体现在手工业功能的拓展,即手工业对农业的较强的后向联系效应及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但皖南手工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包括交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暴敛、商业资本的压榨等多方盘剥,管理主体及生产主体的观念制约,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教育不振。由于众多障碍性因素的掣肘,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二、近代中国现代化变迁迟滞原因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代中国现代化变迁迟滞原因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0.5 创新点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2.2.1 家庭生产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余论 |
5.1 余论 |
5.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2)胶澳商埠时期青岛电报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胶澳商埠时期电报业的创立及发展 |
(一)胶澳商埠时期电报的创办背景 |
1.德租日据时期的电报业 |
2.中日双方电报权交涉 |
(二)胶澳商埠时期电报业发展概况 |
1.陆线的整修及无线电台的开设 |
2.水线的回收及应用 |
3.铁路电报的开展与运行 |
二、胶澳商埠时期电报业机构管理 |
(一)机构设置及管理 |
(二)机构运行 |
1.收发电报 |
2.应用设备 |
3.线路维修 |
4.资费与收支 |
(三)职工的管理 |
1.职工的教育及任用 |
2.职工待遇及奖惩 |
3.职工的维权罢工 |
三、胶澳商埠时期电报业务 |
(一)寻常电报 |
(二)新闻电报 |
(三)军务与政务电报 |
(四)公益电报 |
1.赈务电报 |
2.气象电报 |
四、胶澳商埠时期电报业的作用及不足 |
(一)胶澳商埠时期电报业的作用 |
1.在政治上,电报为内通政务和外达国情之先锋 |
2.在经济上,电报开商品流通与市场扩大之门路 |
3.在军事上,电报成军情信息传递之利器 |
4.在社会上,电报行防灾救灾和公益救济之善事 |
(二)胶澳商埠时期电报业发展之不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3)近代冀中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研究(1895-193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二、概念及有关问题说明 |
(一)农村商品市场概念厘定 |
(二)区域界定 |
(三)时间界定 |
三、资料来源与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一、近代冀中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发育环境 |
(一)自然环境 |
1.地貌类型 |
2.光热条件 |
3.水资源 |
4.土壤条件 |
(二)社会环境 |
1.政治环境 |
2.经济环境 |
3.交通通讯环境 |
二、近代冀中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发展概况 |
(一)近代冀中集市市场 |
1.集市概念的界定 |
2.集市数量的纵向发展趋势 |
3.集市空间的横向分布特征 |
4.集市的集期特征 |
5.集市的作用 |
(二)近代冀中庙会市场 |
1.庙会市场的发展概说 |
2.庙会市场的时空分布 |
3.庙会市场的商品种类 |
4.庙会市场的规模等级和组织管理 |
5.庙会市场的作用 |
三、近代冀中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结构的演变 |
(一)近代交通与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 |
1.古代冀中交通与商品市场的概况 |
2.近代冀中交通运输方式的转变 |
3.近代商品市场网络的初步形成 |
(二)近代冀中农村商品市场内部结构的演变 |
1.商品结构的变化 |
2.价格结构的变化 |
3.主体交易结构的变化 |
4.新型交易管理组织的萌生 |
四、近代冀中地区商品市场作用下农村社会的变迁 |
(一)农业结构的调整 |
(二)手工业的变迁 |
(三)资本市场的多样化 |
(四)农村社会思想观念的演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4)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选题国内外研究状况概述 |
1.2.1 本选题国外研究概述 |
1.2.2 本选题国内研究概述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向与研究思路 |
1.3.1 本文研究视角与核心观点 |
1.3.2 本文基本内容与研究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4.1 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 |
1.4.2 总括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 |
1.4.3 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 |
1.5 本文的主要贡献 |
2 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主要内容 |
2.1 生产方式 |
2.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2.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 |
2.3.1 宏观层面 |
2.3.2 微观层面 |
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
3.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酝酿(1840—1869年) |
3.1.1 新生产力出现 |
3.1.2 原始资本积累 |
3.1.3 产业工人诞生 |
3.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创制(1870—1894年) |
3.2.1 扩大市场开放 |
3.2.2 买办身份转变 |
3.2.3 近代企业产生 |
3.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1895—1919年) |
3.3.1 实业环境改善 |
3.3.2 近代企业发展 |
3.3.3 发展中的曲折 |
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近代中国的递进 |
4.1 生产技术 |
4.1.1 官营企业 |
4.1.2 民营企业 |
4.2 劳动素质 |
4.2.1 官营企业 |
4.2.2 民营企业 |
4.3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国际上的估量 |
4.3.1 生产设备规模比较 |
4.3.2 机械动力使用比较 |
4.3.3 劳动生产效率比较 |
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近代中国的演进 |
5.1 资本组织形式 |
5.1.1 官营企业 |
5.1.2 民营企业 |
5.2 组织管理 |
5.2.1 官营企业 |
5.2.2 民营企业 |
5.3 资本积累 |
5.3.1 官营企业 |
5.3.2 民营企业 |
5.4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国际上的估量 |
5.4.1 工业规模比较 |
5.4.2 制度水平比较 |
5.4.3 分配水平比较 |
6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作用 |
6.1 直接促进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 |
6.1.1 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 |
6.1.2 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 |
6.1.3 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 |
6.2 一定程度上奠定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 |
6.2.1 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 |
6.2.2 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
6.2.3 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 |
7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影响 |
7.1 客观上奠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产生的社会条件 |
7.1.1 共产党成立的社会基础 |
7.1.2 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 |
7.1.3 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 |
7.2 客观上奠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起始条件 |
7.2.1 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经济条件 |
7.2.2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优势 |
7.2.3 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小结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小结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小结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小结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小结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农业问题: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基础 |
二、选题的价值、意义与作用 |
(一)学术价值 |
(二)理论意义 |
(三)现实作用 |
三、学术史综述 |
(一)史料出版 |
(二)馆藏档案 |
(三)学术成果 |
(四)其它方面 |
四、学术要点 |
(一)选题切入点 |
(二)重点 |
(三)难点 |
(四)学术创新点 |
五、相关界定 |
(一)时间界定 |
(二)主体界定 |
第一章 近代山东种植业发展述评 |
第一节 山东农业种植地域的专门化发展 |
一、土地占有状况与作物致诱性变迁 |
二、天灾人祸与农业种植专门化 |
三、专门化生产的成就与局限 |
第二节 山东农业种植的商品化发展 |
一、赋税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二、交通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三、农业商品化的局限 |
第三节 农业种植的科学化发展 |
一、化肥与农药的施用 |
二、水利灌溉的发展 |
三、农业机械的使用 |
小结 |
第二章 基督教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第一节 传教士来源及其见闻 |
一、来鲁传教士的差会来源与发展概况 |
二、传教士眼中的山东农业 |
第二节 传教士的早期农业活动 |
一、优质品种的引进 |
二、推动副业发展 |
三、先进科学技术的宣传 |
第三节 乡建运动与农业现代化——以齐鲁大学为例 |
一、被教会忽视的山东农业 |
二、振兴农业的尝试 |
三、迟滞的进程——齐鲁大学农事活动的局限 |
小结 |
第三章 外国政府和团体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第一节 外国在山东的农业活动 |
一、山东农业调查 |
二、外国的农业投资与援助 |
三、棉麦借款与山东农业 |
第二节 德日在青岛的农业建设 |
一、德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二、日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第三节 外国团体与山东农业:以山东华洋义赈会为例 |
一、组织架构与资金来源 |
二、赈济工作 |
三、农业活动 |
四、成就与局限 |
小结 |
第四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农业机构 |
第一节 农业部门的近代化发展 |
一、中央农业部门的近代化进程 |
二、山东地方农业部门的近代化沿革 |
三、山东农业部门近代化局限 |
第二节 山东基层农业机构建设 |
一、各级农事试验场沿革 |
二、农业部门人员构成 |
三、基层农业机构发展:以青岛为例 |
第三节 政府与农业活动:以青岛防治赤星病运动为视角 |
一、20 世纪30 年代青岛农业状况 |
二、运动发起及筹备 |
三、官民矛盾的形成 |
四、围殴村长事件与政府应对 |
五、官民矛盾的解决 |
小结 |
第五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教育机构 |
第一节 山东各级农业学校沿革 |
一、山东高等农业教育 |
二、山东初、中等农业教育 |
三、成就与局限 |
第二节 高等农业人才培养:以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中心 |
一、教员情况及管理 |
二、癸卯学制与学校生源 |
三、课程安排与学生管理 |
四、学业、就业、职业:由成绩表引发的审思 |
第三节 山东地方农业教育 |
一、士绅与山东农业学校 |
二、山东地方农校运行及学界反思 |
三、乡建运动与农业教育实践 |
小结 |
总结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7)全面抗战时期北碚地区金融业的发展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抗战与北碚 |
二、学术综述与选题价值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四、资料来源与创新 |
第一章 北碚的社会变迁及金融业的起步 |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北碚社会变迁 |
二、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北碚金融业 |
三、全面抗战时期北碚金融业的发展新契机:北碚迁建区的形成 |
第二章 全面抗战时期的北碚金融业与区域发展 |
一、新式金融机构在北碚的建立与经营 |
二、北碚县级政权的建立与北碚县银行的发起 |
三、北碚的银行与北碚煤炭能源供应基地的形成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北碚的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 |
一、北碚农贷机构的变迁 |
二、战时北碚农贷的推广 |
三、特殊农贷:北碚扶植自耕农示范区的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1.1.1 西安城市建筑近现代演发 |
1.1.2 近代西安影像文本的生发 |
1.2 论文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的目的 |
1.2.2 研究的意义 |
1.3 论文研究现状 |
1.3.1 近现代西安城市建筑研究 |
1.3.2 近现代西安城市及建筑影像 |
1.3.3 城市记忆的研究与实践 |
1.4 研究对象界定 |
1.4.1 研究时间界定:1900-2010年 |
1.4.2 研究空间界定:以西安明城区为空间界限 |
1.4.3 研究对象界定:20 世纪以来西安明城区所生发新建筑 |
1.5 研究方法与内容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内容 |
1.5.3 研究框架 |
2 “建筑影像-城市意象-城市记忆”的逻辑关联 |
2.1 建筑影像:城市记忆的载体 |
2.1.1 影像的内涵及其特征 |
2.1.2 影像文本的阐释 |
2.1.3 影像文本的选择 |
2.1.4 影像文本的价值 |
2.2 城市意象:显现的城市记忆 |
2.2.1 意象的概念及特征 |
2.2.2 城市意象要素的应用 |
2.2.3 城市意象理论的探索 |
2.2.4 城市意象理论的借鉴 |
2.3 城市记忆:内化的城市意象 |
2.3.1 记忆的概念及其特征 |
2.3.2 城市记忆三要素及其建构 |
2.3.3 城市记忆的所指及特征 |
2.3.4 城市记忆的保存与延续 |
2.4 “建筑影像-城市意象-城市记忆”的互动生成结构 |
2.5 小结 |
3 清末西安“洋风”模仿建筑的生发(1900-1911) |
3.1 西北重镇的历史机遇 |
3.1.1 “两宫西狩”与清末新政发布之地 |
3.1.2 清末西安影像文本的生发 |
3.1.3 欧美及日本人眼中的西安 |
3.2 “洋风”模仿建筑的生发 |
3.2.1 教会建筑“洋风”的先导 |
3.2.2 洋务军事工业的创立 |
3.2.3 城墙城门建筑与行宫内的“洋风” |
3.3 内陆传统城市地域风貌 |
3.3.1 坚固的城防体系 |
3.3.2 严整的空间布局 |
3.3.3 延续的建筑风貌 |
3.4 公共建筑近代化萌芽 |
3.4.1 近代城市功能的增加 |
3.4.2 近代文教建筑的创设 |
3.4.3 近代寺观建筑的衰落 |
3.5 小结 |
4 民国西安“中西折衷”建筑的创发(1912-1949) |
4.1 国内外战争期间:短暂而有限的城市发展 |
4.1.1 持续的战火饥荒与“陪都”西京建设 |
4.1.2 城市生活与建筑影像的丰富 |
4.1.3 “洋风”模仿到“中西折衷”建筑 |
4.2 北洋政府时期:持续的灾乱致使城市发展滞缓(1912-1926) |
4.2.1 战争对城市的影响 |
4.2.2 公共建筑的初创 |
4.2.3 医疗建筑的建立 |
4.2.4 文教建筑的近代化发展 |
4.3 南京政府时期:“陪都”西京建设促进经济繁荣(1927-1945) |
4.3.1 开发西北与“西京”建设 |
4.3.2 市政交通建筑的发展 |
4.3.3 军工商业建筑的初创 |
4.3.4 文教建筑持续发展 |
4.4 国内外战争频发:动荡变局导致城市发展衰败(1945-1949) |
4.4.1 抗战时期城市遭受重创 |
4.4.2 战后城市发展快速萧条 |
4.4.3 建筑行业发展走向衰落 |
4.5 小结 |
5 共和国西安建筑现代化的探索实践(1949-2010) |
5.1 共和国时期的城市建设环境 |
5.1.1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风貌 |
5.1.2 城市建筑的阶段性发展 |
5.1.3 影像文本从政治化到多元 |
5.2 工业化建设时期:“生产型”城市建筑的发展(1949-1978) |
5.2.1 经济恢复期与“一五”期间的建筑成就(1949-1957) |
5.2.2 大调整时期城市建设萎缩(1958-1966) |
5.2.3 文革与“三线”建设时期城市建设停滞(1966-1978) |
5.3 市场经济转型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市建筑增长(1978-1999) |
5.3.1 改革开放时期建筑渐趋起步(1978-1989) |
5.3.2 “旧城拆迁改造”时期建筑的突变(1990-1999) |
5.3.3 城市化加速时期明城区建筑的杂糅(2000-2010) |
5.4 小结 |
6 西安城市建筑近现代化演进分析(1900-2010) |
6.1 农业经济背景下建筑近代化的布局与特征 |
6.1.1 “洋风”模仿搬用时期的建筑(1900-1911) |
6.1.2 “传统”革新求变时期的建筑(1912-1931) |
6.1.3 “现代”初创繁荣时期的建筑(1932-1945) |
6.1.4 战争导致发展停滞时期的建筑(1945-1949) |
6.2 建筑近代化的演进规律与动因 |
6.2.1 新建筑布局与发展规律 |
6.2.2 新建筑演进的综合动因 |
6.3 计划经济背景下建筑现代化的布局与特征(1949-1978) |
6.3.1 “苏化”时期“社会主义民族形式”的建筑(1949-1957) |
6.3.2 大调整时期“新的民族形式”的建筑(1958-1966) |
6.3.3 文革与“三线”建设时期的建筑(1966-1978) |
6.4 市场化与“旧城改造”背景下建筑的布局与特征(1978-2010) |
6.4.1 改革开放初期全面复苏的建筑(1978-1989) |
6.4.2 经济转型时期去旧布新的建筑(1990-1999) |
6.4.3 城建加速时期国际化多元化建筑(2000-2010) |
6.5 建筑现代化的演进规律与动因 |
6.5.1 新建筑布局与发展规律 |
6.5.2 新建筑演进的综合社会动因 |
6.5.3 新建筑演进的影响因素 |
6.6 小结 |
7 20 世纪西安城市建筑演进的文化反思 |
7.1 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探索历程 |
7.1.1 政治军事因素的主导 |
7.1.2 地域交通因素的制约 |
7.1.3 经济技术因素的影响 |
7.1.4 文化观念因素的转变 |
7.1.5 城市建设管控与监督机制的不力 |
7.2 近现代城市建筑文化的省视 |
7.2.1 城市规划建设与建筑景观的异化 |
7.2.2 国际化大都市与再塑国家文化形象 |
7.2.3 对21 世纪城市发展的展望 |
7.3 小结 |
8 结语 |
8.1 研究结论 |
8.2 创新点 |
8.3 后续研究工作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福建省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省宪运动的发生 |
第一节 地方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
一、地方主义的兴起 |
二、地方主义的发展 |
第二节 联省自治思想的形成 |
一、联邦制理论的传播 |
二、地方自治思想的勃兴 |
三、联邦制理论与地方自治思想的合流:联省自治思想的出现 |
第三节 省宪运动的发轫与勃兴 |
一、清末民初军政府约法的制定 |
二、联省自治运动时期省宪的勃兴 |
第二章 福建省宪运动发生的地方基础 |
第一节 代议机构的设立 |
一、福建谘议局的设立及其活动 |
二、福建省议会的设立及其活动 |
第二节 政治的窳败与经济的困窘 |
一、军阀政治的动乱与窳败 |
二、经济极为窘迫 |
第三节 自治呼声的兴起 |
一、自治运动的发轫:清末地方自治的筹办 |
二、民初自治呼声的兴起 |
第三章 《福建省宪法》的创制 |
第一节 《福建省宪法》的创制程序 |
一、《福建省宪法》的筹备 |
二、《福建省宪法》的起草 |
三、《福建省宪法》的审查 |
四、《福建省宪法》的省民公投及公布 |
第二节 《福建省宪法》创制过程中各方力量的博弈 |
一、审查启动阶段制宪筹备处与省长的抗争 |
二、省民公投阶段制宪筹备处与省长的抗争 |
三、省民公投阶段制宪筹备处与中央政府的抗争 |
四、制宪筹备处向外界的求助 |
第三节 福建制宪活动迟缓之缘由 |
一、军阀的抵制 |
二、士绅的规模与政治热情 |
三、制宪经费短缺 |
第四章 《福建省宪法》的文本与特色 |
第一节 《福建省宪法》的文本分析 |
一、文本内容与结构 |
二、省国关系及省之权限 |
三、省级政权结构 |
四、省民的权利义务 |
五、省的区域治理结构 |
第二节 《福建省宪法》的特色 |
一、六权分立的政权体制:考试机关的创建 |
二、社会主义思想之一:特设“生计”专章 |
三、社会主义思想之二:强调对省民教育权的保护 |
四、社会主义思想之三:尊重职业团体的提案及建议 |
五、民主主义理念:对直接民主之重视 |
六、省行政机关的组织模式:委员会制 |
七、司法权的配置模式:司法立法权与司法终审权委诸中央 |
第五章 福建省宪运动的终结与检视 |
第一节 福建省宪运动的终结 |
一、军民当局宣告废止《福建省宪法》 |
二、省议会最后的护宪努力 |
第二节 福建省宪运动终结的特殊性原因 |
一、自利的制宪动机影响宪法权威 |
二、民意基础薄弱 |
三、制宪德性的缺陷 |
第三节 省宪运动终结的普遍性原因 |
一、对省制共识的缺失 |
二、工具价值观下的权宜之计 |
三、规范认同的障碍 |
四、时局的变化与统一路径的再选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 |
第一节 历史地理概况 |
一、社会历史概况 |
二、地理资源概况 |
三、商品经济概况 |
第二节 前近代皖南手工业概况 |
一、制茶业 |
二、纺织业 |
三、文房四宝业 |
四、其他行业 |
第三节 驱动因素 |
一、人地矛盾与生存压力 |
二、地方政府的提倡 |
小结 |
第二章 技术转型 |
第一节 技术的科学化 |
一、手工业文本的增长 |
二、制茶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三、纺织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四、文房四宝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第二节 技术传承方式的转变 |
一、传统学徒制概况 |
二、实业教育 |
三、职业教育 |
四、私立静仁职业学校个案研究 |
第三节 生产设备的革新 |
一、传统生产工具的改良 |
二、新式动力设备的引进 |
三、向机器生产的转化 |
小结 |
第三章 组织形式的近代化 |
第一节 生产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
一、家庭手工业 |
二、作坊、工场手工业 |
三、合作制手工业——以祁门茶叶合作社为中心 |
第二节 行业组织的演变 |
一、行会 |
二、同业公会 |
三、工会 |
小结 |
第四章 结构变革 |
第一节 机器工业冲击下逐渐衰落的行业 |
一、纺纱业 |
二、染料业 |
三、炼钢业 |
四、制丝业 |
第二节 被侵占部分市场而继续发展的行业 |
一、织布业 |
二、榨油业 |
三、造纸业 |
四、制烟业 |
第三节 未受到机器工业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的行业 |
一、概况 |
二、铁、铜、锡器制造业 |
三、竹木加工业 |
四、砖瓦业 |
五、陶瓷业 |
第四节 勉力维持的传统特色行业 |
一、徽墨业 |
二、宣纸业 |
三、舒簟业 |
四、罗经业 |
第五节 国际市场影响下的出口型手工业——以祁红为对象的考察 |
第六节 新兴手工业 |
一、针织业 |
二、铅石印刷业 |
三、皂烛业 |
四、火柴业 |
五、化妆品业 |
小结 |
第五章 近代转型的特征 |
第一节 转型的迟缓——基于皖南与苏南的比较 |
一、差距之比较分析 |
二、原因之比较分析 |
第二节 近代转型的不平衡 |
一、地域的不平衡 |
二、行业的不平衡 |
三、生产者身份主体化与技术边缘化 |
四、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 |
小结 |
第六章 有限突破与多重障碍 |
第一节 手工业功能的拓展 |
一、后向联系农业 |
二、满足多元消费 |
第二节 多重障碍 |
一、天灾人祸 |
二、多方盘剥 |
三、观念制约 |
四、教育不振 |
小结 |
余论 |
一、手工业近代转型的最大瓶颈 |
二、近代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三、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景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附录 |
后记 |
四、近代中国现代化变迁迟滞原因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2]胶澳商埠时期青岛电报业研究[D]. 刘凡. 青岛大学, 2020(02)
- [3]近代冀中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研究(1895-1936)[D]. 郎润萍.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D]. 戴丽.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9)
- [5]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6]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D]. 王松.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全面抗战时期北碚地区金融业的发展探析[D]. 朱明钰. 西南大学, 2020(01)
- [8]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D]. 史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06)
- [9]福建省宪研究[D]. 陈应珍.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D]. 陈艳君. 苏州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