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真灭神思想新探

一、范缜《神灭论》思想新探（论文文献综述）

李聪聪^[1]（2020）在《萧绎《金楼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楼子》是萧绎花费三十余年编撰而成的一部子书,历来研究者对该书的评价褒贬不一。萧绎本人博览群书,勤于着述,《金楼子》一书集中承载着他的创作理想。本文对《金楼子》一书的编撰动因、编撰体例、创作体现、语言特色四个部分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文本特色,抉发萧绎的诸多观点,以期呈现《金楼子》在文学层面的重要价值。综述部分对学界有关《金楼子》的专书研究及专题研究做了整理与分类,厘清了该书的研究现状与不足。正文部分,第一章从萧绎着书立言、以求不朽的主观宏愿,雅谈人世、宏论政术的着书旨趣以及他游书释典、寄托性情的编撰倾向切入,探究了萧绎编撰《金楼子》的主客观动因及目的。第二章展现了《金楼子》编撰体例特点。第一节从篇与篇的以类相从、篇内的以类相从、类而不同三个层面分析了《金楼子》以类相从的整体布局。第二节探讨了《金楼子》以人为主的架构关系,从对立的人物叙事结构、相互映衬的人物关系两个角度展现人物对《金楼子》组织结构的贯连意义。第三章立足于《金楼子》的部分篇章,探究萧绎的思想观念。第一节以《兴王篇》与《箴戒篇》为考察对象,梳理了萧绎的帝王观,对萧绎揭恶扬善的劝诫倾向进行总结。第二节从《金楼子·序》及《终制篇》入手,分析了萧绎对儒道的全面接受情况及对佛教思想的疏离态度。第三节主要以《后妃篇》为着眼点,分类梳理了萧绎理想的女性观,由萧绎对其母宣修容优良品德的褒扬,反观萧绎对失德善妒后妃的指摘。第四章概述了《金楼子》的语言艺术。第一节重点举例阐释该书语言骈俪化色彩的具体体现,从句式工整对偶、语言用典两个层面展开剖析。第二节主要针对该书典雅奇巧的语言特色进行了总结。附录部分,结合四库馆臣的的评论,对《金楼子》部分内容句读难施的原因结合文本做了分析。

陈闯^[2]（2019）在《“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文中指出作为曾经对当代学术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评法批儒”运动先后引起了政治史、思想史研究者的瞩目。“评法批儒”是一场在文化领域内展开的政治运动,其在思想层面包含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已为学术界所认识。然而,“评法批儒”时对相关古籍的校注整理及研究究竟有无价值,是否在客观上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前期的积累,尚未得到相关研究者认真的对待。“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大量的法家着作注释本的特点如何,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在相关领域内的学术价值如何等问题,至今还未得到细致梳理与探讨。另外,“评法批儒”作为一代学人成长历程中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其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了。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既往政治史研究及思想史探讨的基础上,对“评法批儒”时的“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情况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与分析。“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发展、落幕及影响等事实的厘清是相关研究开展的基础。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将政治运动从“批林整风”转向“批林批孔”,折射出批判运动的方向从批“极左”转向批“极右”;又因毛泽东无意将“批林批孔”从意识形态层面发展为串联、武斗等,故运动实施者江青不得不将运动的侧重点转向“评法批儒”。以往,两场运动被视为合二而一的,但实际上二者的发展线索、逻辑、侧重点均不相同。儒法对立的极端化及“影射史学”的滥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评法批儒”运动落实到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对扩大化的“法家”着作的出版与注释。这项任务并非从事政治运动者所能承担。为此,许多专业人才被召集至各种各样的注释组,以注释佶屈聱牙的“法家”着作,以便在人民大众中普及。作为政治运动的“评法批儒”持续时间较短,但普通学者的注释工作,持续到“文革”以后。因此,“评法批儒”时的“古籍热”,包括运动期间产生的注释本,也包括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出版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为注释法家作品,全国范围内组织成立了各种各样“三结合”的注释班子,典型的有南京大学《韩非子》注释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等等。由“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出版物数量众多,具体而言,官方报刊的文章是研究的政治风向标;各类选注、小册子、活页文选等有重复率高、发行量大、政治色彩浓郁等特点;相较而言,一些学者及“三结合”注释组的作品具有较高学术含量。“评法批儒”激发的“古籍热”,还使法家以外的相关古籍也得以出版。这个另类的“古籍热”现象,是政治运动干预学术的结果,其主观动机与学术无关,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些学术成果。“评法批儒”期间,对众多“法家”人物代表作品的注释、研究并不均衡,《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盐铁论》可谓是注释、研究的重中之重。关于《商君书》的研究,学术含量较高的有高亨的《商君书注译》、章诗同的《商君书》、山东大学的《商君书新注》《商子译注》等。其中,尤以高亨之着为代表。高氏此书是其诸子研究系列的延续,也是高氏多年来对《商君书》校勘、注译、研究的汇总。此书在行文上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瑕不掩瑜,是《商君书》研究史上绕不开的存在。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先后出版《选注》《新注》两书,其后注释组历经“三结合”到“专家组”的转变。“专家组”在前两书基础上编写了《商子译注》一书。关于《韩非子》的研究,代表性的有南京大学的《韩非子校注》《韩非子札记》《韩非子索引》等。“文革”后,周勋初将“评法批儒”时关于《韩非子》的注释成果进行加工、整理,分别以注释组和个人的名义出版了《韩非子校注》和《韩非子札记》两本书。周钟灵等人还编写了《韩非子索引》一书,填补了“韩学”研究的空白。不同于商鞅和韩非,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曾在历史上引起争议。但“评法批儒”时,荀子因宣扬法后王、讲求革新、强调天人之分、倡导制天命而用之等被视作法家,《荀子》也成为出版界的“宠儿”。《天论》篇因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贴合了运动的主流思想,而在《荀子》的单篇注释中独占鳌头。与《荀子》相关的注释本以章诗同的《荀子简注》及北京大学的《荀子新注》为代表。《荀子简注》因注者遵循古籍校注的基本规范而成为此时期研究的代表,但“简注”体例限制了其对《荀子》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荀子新注》一书的编写启动于1974年,出版于1979年,时代形势的变化使此书褪去了儒法斗争的色彩,学术性得以突显。此书因注释详略得当利于初学,而在时下稍经改写后再版。《盐铁论》因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与各郡国的儒生讨论盐铁之利的事,被认为是儒法斗争的代表性事件而受到重视。20世纪前80年的《盐铁论》研究,虽不乏其人,但始终不温不火,“评法批儒”时的研究实为《盐铁论》研究史上低谷中的小“高峰”,但这个小“高峰”的研究儒法斗争色彩较为浓厚。以《本议》篇的注译为例,注译者明显态度偏颇,偏向所谓“法家”桑弘羊一方,声讨贤良、文学一方,相关评论极不客观。“评法批儒”时,法家队伍急剧扩大,柳宗元、王安石、章太炎等都成了“法家”代表。毛泽东“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一诗,造成了《封建论》研究的流行。王安石因“三不足”精神成为北宋的法家代表,其“三不足”精神还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清代以前,王安石因施行变法而“受谤七百有余年”,自清代以来,王安石政治家、改革家的形象才得到世人认可。这种正面评价在“评法批儒”时达到了顶峰,并在1980年代的改革语境下得到延续。“评法批儒”时,邓广铭对其《王安石》一书的失败改写较为引人注目。“文革”后,邓氏又两修此书,造就了其“四写王安石”的学林佳话。章太炎因赞扬秦始皇统一之功,肯定商鞅、韩非等人思想的进步性,认可远藤隆吉“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的观点而被视为“法家”代表。毛泽东布置注释《秦政记》《秦献记》直接导致章太炎研究的“大热”,其中以《章太炎诗文选注》为代表。“文革”后,编注组的朱维铮、姜义华又合力编注了《章太炎选集》一书,深化了“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这些缘起于“评法批儒”的学术成果,有一些共性。首先,这些注释本大都选取了可靠的底本,这是它们能够进入后人研究视野的基础。其次,这些注释本整体的校勘成就并不突出,但也有佼佼者如《商君书新注》《韩非子校注》等。第三,这些注释本在注释与今译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法家”作品的普及作用重大。第四,这些注释本都包含一个“说明”部分,以对所注释篇章的基本内容与思想进行概括。此部分时代色彩较为浓厚,也是“文革”后重点改写的部分。“评法批儒”为学界带来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是参与运动的中年专家以特殊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学术种子。这些青年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学术上“先天不足”。他们既无家学,也无书可读,“文革”后高校一度停止运转,使他们失去了晋升的渠道。二是处于知识饥渴状态,时刻在寻找各种学习的可能性。“评法批儒”这个荒谬的政治运动却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研读古籍的机会,进行了学术基本功的训练。“评法批儒”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家”的研究,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出版物中存在的病态现象:首先,无可避免地带有儒法斗争的分析模式;其次,在文字的表述上充斥着夸张的革命化语言以表明其政治正确性;其三,那些开端于“评法批儒”出版于“文革”后的作品,大都经历了文字的消毒工作,且出版时间愈晚,出版物的学术价值越高。另外,“评法批儒”时,儒、法两家在政治的主导下与此期主流文化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共存状态。这种状态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但如何理性处理当下政治需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

孙佳林^[3]（2019）在《论王充的归纳逻辑思想》文中研究说明很多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归纳逻辑的存在是抱有怀疑得态度的,本文试图以王充《论衡》中的归纳推理方法,证明中国古代归纳逻辑思想的存在性,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归纳逻辑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先秦时期是中国逻辑思想上的黄金时期,秦汉之后一段时间,中国逻辑的研究一度陷入了低谷,正是在这思想混乱的时代,王充的归纳逻辑思想成为这段时期的一个新亮点。但是到现如今为止,中国诸多先贤对于王充归纳逻辑思想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对于王充逻辑的研究局限于论证逻辑。王充的归纳逻辑思想在学术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本文在力求占有并忠于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归纳逻辑的发展历程进行整理,对中国归纳逻辑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其中重点在于对王充归纳逻辑思想的研究。王充对于神学宗教和天人感应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王充大量使用了归纳逻辑的论证方式,本文将以传统逻辑为基础,以先秦两汉时期逻辑史的发展为路线,对王充对归纳逻辑论证方式的使用进行整理分析,进而对中国古代归纳逻辑思想进以延续和发展。尽管对于王充的《论衡》中逻辑推理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我们却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关于王充的论证理论,而对于王充书中归纳思想得研究却较少。王充对逻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所着的《论衡》中,《论衡》里包含的逻辑思想不仅继承了前人“名实相符”、“循名责实”等观点,也发展了自己的逻辑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深厚的影响,对现如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尝试从王充的《论衡》中找出王充对于逻辑中归纳推理的运用,从王充归纳推理的产生、推理的基础、原则、要求和中国归纳逻辑的发展等多种方面来探讨王充的归纳推理思想。

杜蕾^[4]（2018）在《萧绎小说研究 ——以《金楼子》之《志怪》《杂记》《捷对》三篇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金楼子》是萧绎代表作,学界历来研究多集中于萧绎其人、《立言》等重点篇目,而对于其中小说部分研究却很少。基于此,本文将吸取前贤对于《金楼子》研究以及六朝小说的研究成果,以《金楼子》之《志怪》、《杂记》、《捷对》三篇为中心,探讨萧绎思想以及小说的特征,总结萧绎小说的成就及其创作动因,进而探究深化梁代小说繁荣发展的动因。萧绎小说体现了崇尚博学的思想,其广博见的心理诉求,与整个时代的风气相一致。《志怪》等三篇征引书目广且门类繁多,精彩对答的情节中也多彰显学识,甚至以才学来裁定为官者的优劣。萧绎也有对于生命的思考,渴望长生不老,认同万物有灵的观点。萧绎小说具有写实特点,表现在追求记录的真实性,又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真实故事,生动的描写使我们对萧氏父子的日常生活有了具体形象的观照,是比史传更为鲜活的历史影像。萧绎小说中也有荒诞不经的故事,此又与真实性的追求构成两极,萧绎把小说的虚构想象要素当成区分题材不同类型的另一笔法。萧绎小说有对前代小说或史传的截取,也有补充与加工乃至自创,体现着对小说体式的思考。《捷对》篇集中体现了萧绎对于对话艺术的重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小说的精彩与否与发挥语言艺术的关联。萧绎小说的创作成就及特点,颇能引发我们对萧绎小说的创作成就及特点,继而引发了我们对魏晋南北朝小说繁荣原因的思考。无论是志怪小说还是志人小说,梁代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存量最多的时代,这除了是小说自身发展规律,也是梁朝皇室大力倡导的结果。尤其是萧衍、萧绎对小说创作的热衷与鼓动,成为梁代小说发达的原因之一。

陈琪^[5]（2018）在《先秦儒、墨“智”范畴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先秦时期儒、墨两家合称为“显学”。关于儒、墨的比较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智”范畴在儒、墨两家学说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将围绕对儒、墨两家“智”范畴的比较来进行研究。第一章讲“智”字的字形以及字义的发展与演变。第二章通过比较“智”范畴在儒、墨两家当中的异同,我们可以得知两家“智”范畴的相同点在于他们都重视“学”与“思”对“智”的影响,都承认认识主体有能力充分认识客体对象,都认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的认知方式;而不同点则围绕“知”的来源、“智”的差等、两家“智”范畴“知性”与“德性”的侧重点不同来展开的。最后通过“智”范畴具有知识性和道德性的双重内涵,总结出“智”范畴在知性、德性两方面的现代启示。

熊建良^[6]（2017）在《王充无神论研究》文中提出王充,东汉时期着名的哲学家、无神论者,其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王充所处的东汉时期是谶纬神学和鬼神迷信盛行的时代。在这种谶纬迷信盛行的历史背景下,王充构建了其相对系统的无神论思想体系,试图唤醒当时的百姓,打破人们对谶纬神学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导人们回归现实,以促进社会生活的正常化。本文试图通过探讨王充无神论的产生背景及其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思想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影响。本文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介绍王充无神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分析王充无神论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学术背景;第二,阐述王充无神论思想的理论基础。王充以天道自然观为核心基础,肯定天道自然无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禀气而生,天施气生物的过程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基于此,提出自然生死观及其形神观。第三,阐述王充无神论思想的主要内容。王充通过揭示有神论存在的根源和危害以及批判禁忌迷信提出“人死不为鬼”的无鬼论思想。第四,揭示了王充无神论思想的内在矛盾,并分析了其无神论思想的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

刘蕊^[7]（2017）在《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国时期正处于社会变革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促使政治生态环境发生巨变,同时投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变革也愈演愈烈。“百家争鸣”的思想论争使得“谈辩”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语言活动。诸子散文作为其文字载体各具特色,伴随着谈辩风气的推进和人类思辨能力的逐步提高,在形式上由最初的语录体、结构简单的言辩演化成为逻辑严密、句式考究的专篇论文式的笔辩。在内容上也逐渐从名实之争的言意辩论过渡到学术领域的理论辨析。在谈辩方法上喻证的内容不断扩展,出现寓言式说理,类比论证得到长足发展,二难式论证的创造等都在逻辑推理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谈辩作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辩论双方的身份、地位、心理活动都对谈辩的内容和进程产生影响。因而谈辩活动除了辨析是非还需要讲求策略,促使对方易于接受。诸子风格迥异的语言表述,除了体现其个性风格外也是为了使谈辩内容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对语言进行的加工润色,客观上加快了诸子散文的文学化进程,对后世的政论文、汉赋、小说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论文共分十一章对“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加以分析和论述。前三章分别从战国谈辩风气的形成、发展演变、对诸子散文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四章至第十章分别论述战国诸子各家的谈辩活动。第十一章论述战国谈辩对汉魏六朝的影响。第一章战国谈辩风气形成的原因。诸子谈辩之风兴起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与先秦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首先,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中央集权时期的文化垄断随之瓦解,官学流散,知识下移,民本意识高涨,七雄并起,社会动荡,思想领域有了放言的空间,这为谈说辩论提供了可能。其次,士阶层的崛起,为谈辩活动准备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再其次,严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各个阶层试图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开始选择代表自己利益诉求的思想家,他们各执一词,激烈辩论,派别林立,构成了谈辩的实践和研究的主体。第二章战国谈辩的发展演变。首先是春秋末期谈辩之风的兴起,春秋时期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名辩思潮”的掀起成为“谈辩之风”的滥觞。其次,谈辩在战国初期的发展,当春秋末期名实之争引发百家争鸣,到战国初期号称“显学”的当属儒墨两家。墨家的兴起对谈辩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墨子不但公开倡导“谈辩”,还对“谈辩”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在辩学方面取得了空前的理论成就。再其次,谈辩在战国中期的盛行和笔辩之初兴,这一时期谈辩实践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广泛存在,话题的多样性和思考的深入性又有新的扩展。诸子经过长期的谈辩实践,开始注意总结谈辩理论。笔辩初兴,它是谈辩实践的思维延伸和文字整理,是理性思维发展的必然产物。最后,谈辩在战国后期的发展和笔辩的成熟。纵横家在这一时期的勾斗权术日趋成熟,他们的谈辩实践也正是在战国末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诸子各家就生活在合纵连横运动之中无不牵涉其内,纵横家的游说之术深刻地影响着诸子谈辩的方式和方法。第三章战国谈辩对诸子散文的整体影响。首先,谈辩“言有象”与诸子散文的“深于取象”的关系。谈辩过程中喻证法的普遍运用,寓言说理的出现都是“言有象”的表现,是一种具象化的谈辩方式。它使得论证更形象、生动,是诸子散文走向文学的自觉的表现。其次,谈辩“事有比”与诸子散文的铺排语辞。诸子散文在形式上进行语词的铺排,在内容的逻辑关联上进行类比论证的说理方法既形象易被人接受,语势具有冲击力,是“谈辩”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国诸子散文形成“言有象,事有比”特点的根源。再其次,谈辩“辞贵奇”与诸子散文风格的多样。战国时期理性精神被高高举起,诸子百家各执一辞,诸子散文记载了他们之间思想交锋的实录。各家的观点迥异,论证方法巧妙多变,层出不穷,形成战国诸子散文风格的多样性特征。最后,“张罝网而取兽”的谈辩宗旨与诸子的“筌蹄”语言观。战国诸子谈辩既注重内容在逻辑关系上的严密性,也注重形式上话语策略的运用,体现了文学在这一时期还是以实用性为主,但已经具有局部的文学自觉的特性。诸子散文在行文中普遍运用“取象”、“比辞”的创作手法虽然都只是谈辩中“取胜”的语言工具,但也为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寓言故事,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各种巧妙的谕证手法。第四章至第十章分别对战国诸子各家进行个案研究。墨家作为“百工”的代表,从劳动者的利益出发,以“非儒”的姿态出世,一开始就要以谈辩作为抗击儒家思想的有力武器。在现实生活的阶级斗争当中,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更倾向语言这种非暴力抗争。他们倡导“谈辩”应遵循“诽”（批判）、“争”和“胜”,总结出“三表法”,在诸子谈辩活动中,其谈辩理论的建构成就最高。儒家以孔子的“克己复礼”创世,代表新、老统治者利益。他们把谈说作为进行政治教化的工具,而非斗争的武器。因此坚决反对以“争胜”为目的的具有批判性和挑战性的谈辩。战国初期儒学式微,孟子常常慷慨陈词,却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到战国晚期,荀子看到如果一味“法先王、顺礼仪”却“不好言,不乐言”（《荀子·非相》,）将被诸子谈辩的喧嚣湮没。他提出“君子必辩”但反对“奸言”和“小人之辩”,倡导“循礼”、“中仁”的“君子之辩”。他们衡量是非的标准是“礼”而不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道家延续老子“道法自然”无为思想,体现了农业小生产者与世无争的思想要求。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从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出发提出“辩无不胜”的观点。他的“齐物论”否认事物之间的差别认为“彼”和“此”相互转化、相互依赖,无需区分,否定了辩论的前提,即是非的存在。然而庄子本人却是辩论的高手,他的寓言充满奇思妙想,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性,同时也是极有说服力论证方法。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精于笔辩。战国晚期诸子谈辩的风气愈演愈烈,而六国军队却步函谷关,政治格局趋于统一,服务于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主张文化专制,因此韩非致力于统一思想,反对辩论,多次强调“辩无用”。他把善辩的人称为五蠹之一,是被专政的对象。韩非最擅长二难驳论法,其论证严密,语锋犀利,试图以辩止辩。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是战国诸子谈辩大潮中最热衷形式逻辑论辩的,他们的论题鲜少关注时政,也没有完整的理想国家设计方案,而是专注于春秋以来的“名实之争”。常常发表一些奇谈怪说如“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等,为他们博取不少声名。他们围绕自然界的事物名实关系,如“历物十事”、“辩者二十一事”展开辩论,进行抽象分析,虽不免坠入诡辩的泥潭,但对于先秦语言学的发展,以及宇宙观和本体论的研究都有裨益。纵横家,是战国、秦汉之际的显学之一,不追求理论上的建造,却锐意现实斗争中的功利。立足于“变”的观点,认为完全能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成功”（《战国策·燕策一》）。纵横家的游说辞制胜法宝在于密切关注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利”为先导,不惜“为设诈称”,善借外力以成其私,表现出重计、重利、重时、重自我相结合的鲜明特征。第十一章战国谈辩对汉魏六朝谈辩的影响谈辩之辞始于战国,诸子各家工于驰说,谈辩的方式技巧及语言运用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西汉初立休养生息,黄老之学当道,思想活跃以求治为中心的谈辩活动围绕秦亡的历史教训展开。武帝之后独尊儒学,经学的官方化束缚了士人的思想,依经立论,随声是非,使谈辩局限在古今文之争的学术论争中。西汉覆灭王莽篡权,使东汉的统治者试图从古文经中找到治国的道路,古今文经的辩论再度高涨,古文学家博古通今,使辩题内容偏向于抽象的形而上哲学问题,这也为魏晋的清谈开启了大门。魏晋时期政权交替频繁,生活困苦但却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清谈在口辩和笔辩方面都常于互相诘难,语辞骈俪,策略多变,进入谈辩的一个高潮期。东晋以后佛教的引入儒释道三教的论争成为主流,至五胡乱华北方汉族建立隋朝,科举举士,门阀士族被削弱,谈辩之风息止。战国时期谈辩产生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的需要,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加快而不断呈现高峰。语言表述的滞后促进思维的发展,思辨能力的提高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诸子散文也是诸子生命的体验,它们的发展演变和语言观念及思维方式的发展演变是同步的。诸子散文作为战国谈辩活动的载体讲求“言有象”、“事有比”、“辞贵奇”,随着思辨水平的提高,从实用性、学术性逐渐走向文学性的自觉。因之,战国诸子谈辩与诸子散文的发展是同步发展互为表里,谈辩活动是战国诸子散文发展的内在动因。

席煜翔^[8]（2016）在《王充逻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充是我国着名的思想家,他的逻辑思想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充的逻辑思想是基于先秦时期的逻辑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以孔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的逻辑思想,以墨子和后期墨家为代表的墨家的逻辑思想,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的逻辑思想,对王充的逻辑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充的逻辑思想主要包括“正名”思想、论证思想、推理思想、关于逻辑思维规律的思想以及对谬误的批驳等内容。王充所着《论衡》一书,明确地提出了“正名”的原则和意义。以“正名”为基础,王充展开了论证思想。他不仅给出了论证的定义和要求,而且还提出了相对系统的论证方法。在融合论证方法基础上,王充发展了“推类”的思想。此外,王充逻辑思想中还涉及了关于传统逻辑思维规律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逻辑谬误的批驳。王充的逻辑思想对后世中国逻辑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王充的逻辑思想也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

释源清^[9]（2014）在《南朝佛教与文人 ——以谢灵运、萧子良、沈约为例》文中提出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至南北朝已成为中国文化发展不可少的部分。江南一带佛教重视义理,专经专论沙门奠定了隋唐佛教各宗派的基础。同时重视义理之事适应于文人的兴趣,所以他们愿意与僧人交往,使佛教成为文人寻求新的领域。文人追求佛教的目的不同,有的意识到佛教对现实的生活有意义,而自己努力以佛教作为心灵的依托,以及尽力弘扬佛法;有的为了满足个人的信仰,以佛教为寄托心灵安慰的寄托之处;有的满足个人博大精深的学问,而在大海佛典中寻找知识;有的因仕途坎坷不得意,而寻找宗教来安慰心灵;有的为拉拢统治者和进入仕途之道而以宗教来服务政治仕途的目的。总之,他们以佛教作为一个手段来满足个人的需求。当然其中亦有的以善意求学而研究佛法,以佛法作为生活所需要的哲理。本论文从宋齐梁三个朝代以三位文人为代表来考察南朝文人与佛教的关系。首先介绍谢灵运与佛教,他以佛教作为仕途失意为寄托和安慰的宗教,同时也是一位以居士的身份与僧人辩论佛法的文人代表。他与僧人交往,参与佛教活动,还为佛教作了不少文章,如改治《涅盘经》、注《金刚般若经》、与僧人辩论“顿悟说”。虽然他的生活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可是最后临终一刻他能运用佛教的道理寄托个人的心灵,使心情安定,舍离怨恨之心,自在走去。其次,介绍萧子良与佛教,他是一位深信佛法,以王者的身份努力弘扬佛法。他对佛教的贡献最突出就是创作《净住子净行法门》,这是一篇忏文,也是一篇居士布萨的仪式,也是《梁皇忏》成就的基础,奠定了中国忏文成就。他虽然文学创作不是很有成就,可是他能推动南朝文学发展。子良组织文学活动,使知识分子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使文人有机会与僧人交往和研究佛法。这样让文人进入大海佛理中,以佛教丰富了文学圈,促进文学创作和成就。再次,介绍沈约与佛教,他是一位从道教转移信仰佛教,而以佛教徒的身份与外道辩论佛法。他与僧人交往,为僧人写碑、行状,为寺院写铭,可以说他为佛教创作了多种文体,如碑、铭、文、论、义、疏、赞、颂等,这是他对佛教文学方面所作出的莫大贡献。同时佛教也促进了他创作文学中的成就,如“四声八病”和“永明体”的诞生是从佛教文学中产生了启发。沈约创作音韵学的成就是接受了佛典中的转读和梵文拼音影响。他是文学音韵学创始人之一。佛教虽乃为外来的宗教,但他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了不少。从文学发展而看佛教丰富了中国文学语言、音韵、典故、故事等,使文人创作的想象力,扩大视野,丰富了题材、观念、哲理等方面。文人从佛教教理中找到新的领域,新的思想,使他们对创作登上更高一层楼,成为南朝创作诗歌成就的基础。总之,佛教是一种促进中国文学成就的肥料,同时中国文人也增进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少的部分,形成中国佛教的特色。

王振国^[10]（2013）在《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冯友兰是享誉世界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历程呈现给我们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学界从不同的角度来梳理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也就理所当然，其中，对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也是冯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直至冯友兰学术终结，时代的动荡、斗转的现实使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在不同的环境下呈现迥异的风采。第一阶段，上世纪5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冯友兰哲学活动的一个前提。冯友兰只是被动的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的学术思想体现出一种外在的形式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子，即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的阐释、哲学史的分期都体现唯物史观思想倾向。但是，此时冯友兰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立的。第二阶段，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时代的急剧变革与冯友兰对民族文化的关怀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转变哲学立场，主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诠释中国哲学，提出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学术思想，如“抽象继承法”等。此阶段冯先生哲学活动较为特殊，既没有完全否定新理学，但又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第三阶段，上世纪80年代后，冯友兰独立自主的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冯友兰在哲学史研究中，抛开哲学权威的影响，实事求是的认识、理解并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学术研究，深刻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阶级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高度融合于自己的哲学观。一方面冯先生坚持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具体阐释时代与哲学的关系、生产方式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他提出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认识，主张既要看到矛盾统一体中“仇”的一面，还要照顾“和”的一面，并提出“理在事中”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此阶段，冯友兰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运用。应当承认，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应用清晰的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思想内涵。这既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指明了方向，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范缜《神灭论》思想新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范缜《神灭论》思想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1）萧绎《金楼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王充的归纳逻辑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4）萧绎小说研究 ——以《金楼子》之《志怪》《杂记》《捷对》三篇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先秦儒、墨“智”范畴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王充无神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王充逻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南朝佛教与文人 ——以谢灵运、萧子良、沈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范缜《神灭论》思想新探（论文参考文献）

• [1]萧绎《金楼子》研究[D]. 李聪聪. 河南大学, 2020(02)
• [2]“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D]. 陈闯. 山东大学, 2019(09)
• [3]论王充的归纳逻辑思想[D]. 孙佳林. 云南师范大学, 2019(12)
• [4]萧绎小说研究 ——以《金楼子》之《志怪》《杂记》《捷对》三篇为中心[D]. 杜蕾.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5]先秦儒、墨“智”范畴的比较研究[D]. 陈琪. 黑龙江大学, 2018(09)
• [6]王充无神论研究[D]. 熊建良.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7]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D]. 刘蕊. 山东师范大学, 2017(02)
• [8]王充逻辑思想研究[D]. 席煜翔. 河北大学, 2016(03)
• [9]南朝佛教与文人 ——以谢灵运、萧子良、沈约为例[D]. 释源清. 广西师范大学, 2014(04)
• [10]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D]. 王振国. 渤海大学, 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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