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早期戏剧的象征意义

一、曹禺前期剧作的象征意蕴（论文文献综述）

祝贺^[1]（2021）在《曹禺全面抗战时期话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是曹禺话剧创作的转折期与过渡期,在民族危机和现实压迫的背景下,曹禺向现实迈进,重视话剧精神动员、鼓舞抗战、呼吁变革的宣传教育作用,这一转变透露出曹禺创作思想变化的轨迹。他的剧作风格与前期相比有所转变,在吸收古典和西方戏剧元素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北京人》和《家》为代表的剧作趋向含蓄悲怆,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最优秀的作品。曹禺在此时期登上艺术高峰后随后创作力衰竭,因此探究曹禺抗战时期话剧创作对理解曹禺有重要意义,也对认识文学创作规律有所启示。论文一共有五部分。绪论包含曹禺抗战时期创作简介、曹禺研究综述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章论述曹禺融入“抗战戏剧”潮流的剧作。《黑字二十八》与《蜕变》发挥着动员民众的作用,《桥》关注民族工业的发展,这都表示着曹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精神的增强。这类创作体现了曹禺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破旧立新的变革思想以及单纯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但是他所提出的借助精神重建推动社会变革的想法过于简单,不具备实践的可能性,剧作在艺术上也较为粗糙,人物形象单一,缺乏戏剧冲突,很快被观众淘汰。第二章探讨曹禺在话剧民族化进程中的贡献。《北京人》和《家》中那些觉醒进而反抗的青年,是20世纪初封建社会落幕时代的反封建主题以及坚韧善良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曹禺将古典与西方的资源融入创作,创造了更加生活化、小说化的戏剧,幕与幕之间时空自由转换,融入古典文学的意象,带来传统意境的审美体验,成为话剧民族化的成功实践。第三章讨论曹禺剧作的批评与接受情况,从史料出发,探讨评论家与市场反响的差异。《蜕变》寄托着曹禺的政治理想,受到各种政治话语的介入,因政治形势的推动也曾热演一段时间,之后就失去了市场效应。《北京人》与《家》受到脱离现实主义的质疑,在左翼批评家的主导下确立起反封建的主题。这两部剧作不仅当时在剧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在认可与争议之间,曹禺的剧作经过大浪淘沙,逐渐进入经典行列。结语对全面抗战时期曹禺创作的地位进行阐述,从横向与同时代其他剧作进行比较,在纵向突出此阶段在曹禺艺术生命中的独特性。曹禺创作不出“第六部名剧”即创作力衰减的原因也可追溯至抗战时期,据此总结曹禺创作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并由此吸取文学创作的经验。

李小刚^[2]（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认为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阿瑚德^[3]（2020）在《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埃友好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前202年-8年）期间,由中国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这也成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使“丝绸之路”成为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特别是在文化上交融与互动的古中国和古埃及,成为这条路上最耀眼的明星。四大文明古国之中的中国和埃及,都同属于东方文化圈的文明古国,其文化是璀璨的、历史是悠久的。进入二十世纪,虽然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历史挑战,各自经历着不同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但是在文化发展以及文学艺术方面,也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其中“话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洲是话剧的摇篮。据历史记载,西方戏剧起源于古希腊,至今约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西方出现了成熟的悲剧和喜剧,也经历了从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时期、文艺复兴、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一直到19世纪现代主义戏剧的发展与演变。这长期多变的过程,使西方在出现多种戏剧思潮与丰富多彩的戏剧风格与流派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戏剧理论与研究,还拥有了诸多着名的戏剧作品与剧作家,他们发挥并起到了引领世界戏剧思潮的意义和作用。中国与埃及作为两个文明古国,很早就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与文学表现形式。中国的传统戏曲和埃及的影子艺术等就类似于西方戏剧,但是以对话为主的文学表现形式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在接受西方戏剧的影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前后,中埃两国在借鉴西方戏剧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借鉴、模仿、筛选、融合的过程,最后创作出了具有丰富民族化的剧作。因此,本文以二十世纪中国与埃及话剧作为分析对象,旨在通过分析西方戏剧对二十世纪中国和埃及话剧的影响,梳理两国话剧发展进程中的特点以及比照它们的异同,着重于探讨它们相同之处;再进一步探究两国话剧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与其代表剧作的相同之处,以便促进中埃两国民族在新时代的相互理解与共识,实现促进两国文明与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本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共分为三节:第一节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意义、目的以及研究对象。第二节主要是梳理中国对埃及话剧的研究之现状与埃及对中国话剧的研究现状。第三节论述了本研究方法、难点以及主要创新点。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两国历史与国情视角,对二十世纪话剧在中国和埃及的引入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探讨哪些内外因素有助于两国话剧的发展;二、西方戏剧如何影响到两国话剧创作的发展与成熟。相似的历史与国情背景,使中埃话剧发展过程中存在相似的生存境遇与经历。因此,本章将中埃话剧发展过程分为初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埃话剧初期,追溯话剧作为“舶来品”在两国新土壤的产生途径与生存境遇。第二阶段,是中埃话剧发展期,重点论述推动中国和埃及话剧发展的国内外因素,并介绍此时期所涌现的优秀的剧作家与剧作。第三阶段,是中埃话剧成熟期,主要介绍中国与埃及历史与社会变革给话剧事业与研究等方面带来的新生命力。第二章:主要论述四种不同西方戏剧流派思潮对二十世纪中埃话剧创作的影响。重点探讨中埃话剧创作采用西方戏剧的象征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和荒诞派的表现。本章在回顾流派思潮的来历与主要特点后,介绍借鉴该流派的两国话剧代表性的作品。第三章,为进一步探讨西方戏剧对中埃话剧的影响,本章则以曹禺和陶菲格·哈基姆为例,分析他们生平与代表作作为本论文的核心部分。曹禺与哈基姆是二十世纪中国和埃及话剧创作最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之一,他们对中国和埃及现代话剧的发展与成熟所做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他们作为20世纪中国和埃及现代话剧大师,其剧作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具有思考性、社会意义,并一直启迪人们对生命、生活、生存的思考与感悟,滋养读者的心灵。第三章主要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介绍曹禺和陶菲格·哈基姆的生活背景与成长过程,所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与了解社会真实面目;教育背景所给予他们接触与钻研西方戏剧的机会等方面,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倾向以及创作来源与内涵;第二节:以曹禺的《雷雨》与哈基姆的《洞中人》两部话剧剧本为例,试图通过对两部剧本的人物形象与多种类型冲突的详细解读,指出两不剧本的相同之处,并指出两位剧作家通过他们的剧作所表达对人生、命运、社会和感情等方面的独特思考与观念,他们从不同视角挖掘了人性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人”的生存困境。第四章分为两节。主要探究《雷雨》与《洞中人》在借鉴西方戏剧的两共同点。第一节重点分析西方古希腊戏剧的悲剧意识在曹禺的作品《雷雨》与哈基姆的作品《洞中人》中体现出来,揭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人与命运冲突与悲剧命运对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的影响,揭示三部剧本所展示的命运的残酷与不可违的主要观念与表达的“人”活着就被某种超越人的能力所支配与压抑着,而不管人怎挣扎、反抗,最终的结果却付之东流的思想。第二节主要分析象征主义在两部剧作中是如何体现的,将两部相同的象征意象分为剧名、地点与人物三种,并阐述它们所蕴藏的象征意义与对深化剧本意义所起到的作用。最终,结语部分主要总结本研究意义与目的,也探讨曹禺在《雷雨》与陶菲格·哈基姆在《洞中人》中,在借鉴了西方戏剧的基础上,所表现的独特特点与超越之处,介绍两位剧作家如何将本民族传统文化有机揉进两部剧本之中。

张惟喻^[4]（2020）在《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文中指出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开创美国严肃戏剧之先河,他全方位地接受了古希腊悲剧和尼采“酒神精神”学说的影响,为这个推崇科学理性的乐观国家重新注入了悲剧精神。综观中国近二十年从“酒神精神”角度开展的奥尼尔研究,整体上侧重影响研究,欠缺文本细读;论点相对分散,总体把握不足。这就为本选题立足“情感第一性”和“原始趣味”两个原则,针对酒神精神、奥尼尔、悲剧三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探讨提供了学术空间。西方社会过分迷信“苏格拉底主义”,用理性压抑自我;“日神精神”导致现实中“个体化原则”横行,人人以经济利益为重,拒绝正视内在冲动,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因此变得孱弱。后果是物质异化人性,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社会道德滑坡。奥尼尔继承希腊悲剧传统,借日神形式阐释“酒神精神”;同时结合时代需要,用普通人的经历模仿酒神受难、复活的过程,以现代心理悲剧驱逐盛行于美国社会的“肤浅乐观主义”。最终为现代人树立起审美层面的“新上帝”,实现了创作初衷,即酒神艺术对人生处境的关怀,生命意志对现实苦难的超越,神话思维对精神世界的救赎。包括绪论和结语,论文共由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有四章,分别从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探源、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方法选取、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角度,结合文学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舞台叙事学理论和悲剧诗学,探讨奥尼尔别具一格的悲剧艺术。第一章阐述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和“酒神”代指艺术冲动中两种不同的心理经验,围绕二者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艺术类型。早期希腊人从作为“酒神艺术”的悲剧中汲取“形而上的慰藉”,抵御现实中的痛苦体验。奥尼尔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他从古希腊悲剧中传承了“酒神精神”,倡导内在冲动的自由宣泄,用艺术观照人的生命体验。奥尼尔的悲剧排斥理性戒律,向往“醉”的境界,肯定生命本体,呈现出显着的“非理性”价值取向,是“酒神状态的客观化”。第二章分析奥尼尔笔下具有酒神气质的悲剧人物。奥尼尔塑造的人物形象普遍带有自传性质,他让社会底层人士和女性群体登上了曾经由神和英雄支配的舞台。这些反传统的悲剧人物天性敏感、情感充沛,行动随心所欲、放浪不羁,具有原始悲剧主人公的特质。在现代社会,由于“苏格拉底主义”大行其道,他们被迫与自然和自我疏离,陷入“异化”的境地;为重返“乐园”,他们不惜以身犯禁,鱼死网破。很多时候,人们无力独自与异己力量对抗,只能依靠“迷狂”向总体生命寻求解脱。奥尼尔一般不直接批判社会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把思考结果寄托在悲剧人物身上,让他们代自己去言说、去行动。第三章论证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艺术方法的深度关联。奥尼尔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反映“内在（心理）真实”的要求与酒神精神“非理性”的审美原则高度契合,奠定了奥尼尔悲剧的整体风格。他选择人的精神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内观”指向对戏剧的表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奥尼尔在“酒神精神”引领下博采众长,创造出多种具有“内倾”倾向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成功刻画了人的生命意志受“理性”挤压所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变,其作品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人的精神悲剧”。第四章论述酒神精神赋予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尼采的美学体系以“生命意志”为根本前提,“酒神精神”是其最高表现形态。尼采认为悲剧的基本功能是引导个体生命意志充分宣泄,从而突破表象回归本体,肯定生命的价值。奥尼尔采纳了这一观点,他有意引入“酒神狂欢”概念,描写悲剧人物为追求崇高的目标陷入迷狂、走向毁灭,借此粉碎“个体化原则”,在审美层面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化;或是将冲突转移到内部世界,唤醒“人”的感情,实现对“物”的超越。奥尼尔的一切努力都指向通过艺术找寻“灵魂得救”的途径,为现代人重建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信仰模式。尼采以“酒神哲学家”自居,奥尼尔则堪称“酒神戏剧家”,其一生创作的近五十部戏剧,既是为后上帝时代的西方人寻找出路的探索,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他让现代人得以跳出思维惯性,从生命本身探求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生幸福的路径。其悲剧艺术极富启发性和指向性。

李言实^[5]（2019）在《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文中认为塞缪尔·贝克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以其“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而获得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贝克特在人物形象、语言使用、戏剧结构、叙事风格等方面实现了独特的创新,颠覆了西方戏剧传统,推动了西方戏剧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成为世界戏剧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以“贝克特戏剧在中国”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的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结合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文本细读等方法,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状况以及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影响进行总体梳理和系统分析。这些章节构成一个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贝克特在中国的接受首先从译介开始,通过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历时考察和研究,发现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经历了从拒斥到谨慎接受再到全面接受的过程;翻译是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出某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的内在需求,本文以《等待戈多》为个案分析,阐明“以文本为导向的翻译”和“以舞台为导向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接受者和阐释者的的主体作用,并分析翻译过程所展现的两种文学的认同与拒斥、理解与误读。唯有在译介的基础上,中国的研究者才能开展对贝克特的研究,因此对贝克特戏剧的研究是接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历时、共时两个角度对中国的贝克特戏剧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详细分析,全面回顾、总结、反思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体现了处于某一社会思潮中研究者对异质文化的个体判断。戏剧的最终完成是在舞台上,因此演出成为戏剧接受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表现了导演对原剧作的理解和对所处时代的思考。通过大量一手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本文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进行分析,旨在研究贝克特戏剧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不同的导演手法和不同的受众所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和表现形式。接受和影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贝克特戏剧对中国的影响,最终会在中国本土剧作家或导演的作品中得以体现。通过剧作家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本文发现,在荒诞观的形成、等待主题、语言消解等方面,贝克特戏剧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接受主体发挥主体作用,使得接受和影响产生变异,变异后的内容融入中国戏剧创作中,使得中国本土创作呈现出与原来不同的风貌,可以与世界戏剧进行对话。最后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进行总结,认为贝克特在中国经历了从政治性批判到批判性接受再到全面接受的过程,贝克特最终以其独特的戏剧观念和创作手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戏剧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戏剧创作提供了艺术与美学意义上的助力和借鉴,不断推进中国当代戏剧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汇入世界戏剧发展的洪流。

高鲜花^[6]（2019）在《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文中认为田纳西·威廉斯是20世纪美国继尤金·奥尼尔之后与阿瑟·米勒、爱德华·阿尔比齐名的三大戏剧家之一,在世界戏剧文学和戏剧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剧更是世界舞台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1963年英若诚翻译的威廉斯独幕剧《没有讲出来的话》拉开了中国接受、演出、改编威廉斯戏剧的大幕。威廉斯剧作数量庞大,本论文主要以他几部长剧——《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为基础研究文本,对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舞台搬演/改编、影响等接受和影响状况进行系统考察。威廉斯戏剧创作极具自传性。在剧作中,他为自己同性恋身份而焦虑、为不断患病而厌烦、为创作力下滑而担忧。当他对青春易逝感到恐慌、对死亡倍加恐惧时,他选择了逃离和漂泊,并且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美好的停留地——中国,希冀能够缓解他的各种焦虑,而此种种都成为他“本色”创作的基本内容。为了完整地体现他的本色,他在创作过程中设置了潜台人物、借鉴了古希腊戏剧结构、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并辅之以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元素,营造出一个个颇具象征性的艺术世界。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界集中译介了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玻璃动物园》《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三部作品。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翻译界对威廉斯剧作的译介离不开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的合力“监管”。从文本内部来看,由于戏剧具有二重性——文学性和表演性,所以中国译家们在译介这三大代表作时主要采用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并偏重文学性,为中国读者呈现出全新的“中国化”译本。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威廉斯剧作的搬演与改编演出异彩纷呈,尤其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的《玻璃动物园》和《欲望号街车》成为近几年来经典的翻译剧演出。而由《欲望号街车》改编的形体剧《纸牌夜布鲁斯》可以说是集合中西戏剧表演特性的一次有益尝试,该剧已经走出国门赢得了世界观众的赞誉。如果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演出是对威廉斯剧作接受的话,那么,在接受之后威廉斯剧作对中国戏剧与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中国剧作家秉承他的新现实主义精神和悲剧精神,协同调动灯光、舞美、音乐/音响等多种手段、设置叙述人、运用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形成了独特的心理回忆剧,出现了像赵耀民《良辰美景》这样颇具《玻璃动物园》风骨的佳作。而在海峡对岸,将门之子白先勇不仅在人生历程方面与威廉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的小说创作也深得威廉斯“真传”:运用象征和心理回忆等手法关注同性恋者的喜怒哀乐、对人性暴力进行赤裸裸地揭露和严厉批判、感慨青春易逝、凭吊美人迟暮,这些共同点显示出白先勇是国内受威廉斯影响最深的文学家。

蒋昀含^[7]（2019）在《重返巴赞关于戏剧与电影的双重命题 ——以三部国产经典话剧的电影改编为例》文中认为作为一门新兴艺术样式,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向其他成熟艺术样式汲取艺术资源,逐渐探索出符合自身特质和发展道路的艺术规律。其中,不论中西方理论建构还是创作实践,电影与具有美学共通性的话剧之间都有着复杂的关系,而话剧改编电影则是这一互动交流中显性的外在关联,并贯穿电影整个发展进程。关于经典话剧改编电影的方法论及意义,法国电影理论家、批评家安德烈·巴赞主张这类改编应尊重戏剧原着,运用电影场面调度保留戏剧的舞台程式和戏剧的观演关系,让观众在电影接受中获得与戏剧原着等同的审美乐趣,从而达到戏剧提携电影,电影拯救戏剧的目的。中国电影早期,从初期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开始便与“文明戏”建立深厚的历史渊源,话剧改编电影的现象也一直伴随中国电影发展史。根据不同社会语境下改编作品呈现的特征,中国话剧改编电影可以分作四个阶段,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前期、新中国“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世纪以来。虽然中国戏剧包括戏曲和话剧两种艺术形式,尽管针对传统戏曲的电影改编,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重要改编资源,而作为外来戏剧形式的本土话剧,其改编成电影的尝试也在三十年代就已开始,但直到新时期以后,中国经典话剧的电影改编才形成话剧改编电影的典型文本。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当代文化语境下,文艺生态环境的市场倾向愈演愈烈,这不仅冲击着话剧的生存环境,同样使经典话剧改编电影的策略发生了变化。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影艺术更具表现力和震撼力,但笔者认为,面对如此强大的视听语言优势,经典话剧改编更应遵循巴赞的改编理论,即尊重经典原着,以电影手法保留戏剧能量,再现原着精髓与价值。鉴于此,本文选取这个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三部国产原创剧目,即现代经典话剧《茶馆》、《雷雨》和当代经典话剧《暗恋桃花源》。在巴赞的戏剧-电影改编理论的关照下,重点分析中国新时期以来经典话剧改编电影的得失,同时借鉴莎剧电影改编的经验,探询处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话剧改编,如何更好地发挥话剧与电影两种艺术媒介的特质,保留经典话剧的戏剧品格,以电影的先进技术发掘更有表现力与审美价值的戏剧性。

黄慧辰^[8]（2019）在《弥合裂隙的尝试与困惑 ——论《北京人》的版本变迁》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曹禺戏剧生命的又一高峰,《北京人》因其诗化风格与丰富内蕴始终为研究者所乐道,然而赞誉、解读不断的同时,其版本变迁却少有人关注。实际上,自1941年初版以来,大大小小的修改已使这部剧作出现多个版本,不仅对剧作的经典化过程及不同时期的理解阐释造成了相当的影响,更内在地反映出曹禺与时代话语间明显存在的拉锯与磨合。本文试从《北京人》的版本变迁入手,通过梳理、互校分析其各版本间的本质差异,并探究于此背后反映的曹禺的心态转变。首先,引言部分简要梳理了历年来《北京人》文本研究和曹禺早期剧作版本研究两方面的成果,并以研究过程中版本任选而结论统指现象的不严谨性出发,阐明《北京人》版本研究的必要性。第一章进行《北京人》的版本谱系研究,综合修改主体、改动程度、语义影响等因素,选定初版本、开明本、“剧本选”本于下文进行重点分析。第二章采取初版本与开明本两两互校的形式,以“北京人”的隐去为眼,通过象征隐喻的删削、理想人格的转向、形象深度的夷平、剧作风格的转变四个方面,探讨此次试图接近“真实”的删改对剧本原有张力与诗意的破坏。第三章着眼于“剧本选”本的版本特性,对应分析曹禺口中“文字的整理”、“保持原来的面貌”、“没有什么大的改动”于此版改动中的实际体现与深层动因,探究“剧本选”本在恢复初版本的主观意愿下所谓“回归”的本质和限度。第四章聚焦于版本背后的故事。《北京人》初版时显现的过渡性及两次大改的核心内容与呈现效果,都折射出曹禺与时代大环境间已渐清晰的裂隙及其艰难弥合的尝试与困惑。本章试从与“北京人”一同被抹杀的、诗性的内敛至消散及隐藏于拉锯下的断裂三方面,切近建国前后曹禺真实的创作状态与复杂心境。版本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学科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更在于对版本自身的超越。本文亦期望在立足于版本并高于版本的层面,从历时性角度深化对于《北京人》的理解,也向四五十年代以曹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投出一瞥。

孙仕卿^[9]（2018）在《论曹禺剧作的原始情结 ——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在《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曹禺描摹了人的心灵世界的纠结、不忍与痛苦,勾勒出人的精神面貌的复杂状态,这突出地体现在他对“原始”、“蛮性”等因素的执着上,醉心于形而上的思索,其剧作的内向色彩尤为鲜明。本文以“原始情结”这一概念指涉曹禺创作的总体样式,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与总结,把握曹禺独特的创作心理,透视其内核,从而观照曹禺剧作持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本文包括绪论及正文的四章内容。绪论部分归纳了前人在“原始情结”命题的框架以内所做的研究工作,综述已有的研究基础,并以这一命题的结构性存在为切入口,进而展开立体的考察,形成文章的构思。正文部分,首先概括曹禺剧作原始情结具有压抑闭锁的结构性特征,其中潜隐着理想世界取代闭锁世界的衍变过程,通过归纳《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部剧作中的闭锁结构与其中蕴含的理想世界的诗意形象,在剧作的主体结构结构之内演绎出人物角色塑造中原始精神变化的动态图景;第二,探求这一原始情结的精神资源,从曹禺剧作所着力展示的压抑与憧憬两个层面入手,把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曹禺剧作描摹人性之压抑的连接性,以及道家学说对曹禺剧作构建纯真质朴的生命形态的影响;第三,阐明曹禺剧作原始情结的内涵,发掘曹禺的生命观,归纳曹禺个人的精神主体在剧作中的实际显现,他对原始的憧憬和恐惧的情绪体验成为创作的原动力,这决定了戏剧冲突的展开以及具体的情节设置,进而将曹禺剧作对社会与文化的思考作一简要总结,发现它的批判价值;第四,归纳曹禺剧作原始情结的文学史意义,通过曹禺和两位同时代的剧作家郭沫若、夏衍在艺术特色方面的类比,探究曹禺剧作的个性色彩,阐发曹禺对中国文学史中原始书写主题的沿袭与革新,表明曹禺树立了现代悲剧艺术的典范,并以原始的视野重新估定了人的价值,对生命意志做出有益的思索,拓展了认知的边界。

朱蔚青^[10]（2017）在《契诃夫剧作中的象征意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是俄罗斯十九世纪末期具有重要影响的戏剧家,对戏剧形式和主题进行了全面的革新,他的戏剧语言朴素自然,却隽永深刻,是和谐和复杂的统一体。契诃夫作为戏剧革新者,对二十世纪戏剧的影响是深远的。契诃夫戏剧中描写的生活的意象与契诃夫的剧作的主题内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意象的理解是理解契诃夫戏剧的一把钥匙,通过它可以打开阐释契诃夫戏剧的大门。本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主要探讨的是契诃夫戏剧中自然景象的常具有字面与隐喻的双重意蕴,字面意是戏剧中的自然环境,而象征意是抽象的概念。比如平静美丽的湖象征美好的愿望和梦想,指引人们去追寻,而波涛汹涌的湖面象征残酷的现实。第二章主要研究的是契诃夫戏剧中自然物象的多重影像,自然物象的象征意义有时是复杂多样的,即一个物象有时对应多个象征意义。总体说来契诃夫笔下的自然物象代表着人坚强乐观的品质。比如《三姊妹》中的白桦树,既象征故乡和莫斯科,又象征着三姐妹在愁苦的生活中保持着乐观坚强的心态。第三章着重研究契诃夫戏剧中人造景象的隐喻指涉,人造景象比如建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象征与人类文明有关的意义。比如《樱桃园》中的樱桃园从历史角度看象征着俄罗斯封建庄园的消亡,从人类文明史来说则象征着不断前进的文明历程。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契诃夫戏剧中人造物象的异化讽刺,人造物象是人的欲望的外化,也体现了现代人所处的精神困境。在比如人们酗酒来麻痹心灵,缓解痛苦与疯狂,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体现了现代人被异化的内涵。第五章试图分析契诃夫戏剧象征意象的关系、成因及影响。四种象征意象的是既并列又是交叉互渗,互为依托而存在的。描写人造意象和人造物象是契诃夫侧面表现人性的方法,深刻地暗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自然物象和自然景象关联着人的感情,隐喻着人的精神面貌和现实世界。在影响方面,契诃夫的戏剧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戏剧文坛上的万比洛夫和“新戏剧”流派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契诃夫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直关照着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并致力于寻找最自然又深刻的表现方式,象征手法促成了契诃夫戏剧和谐又复杂的独特魅力。

二、曹禺前期剧作的象征意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曹禺前期剧作的象征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1）曹禺全面抗战时期话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3）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6）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论文提纲范文）

（7）重返巴赞关于戏剧与电影的双重命题 ——以三部国产经典话剧的电影改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弥合裂隙的尝试与困惑 ——论《北京人》的版本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9）论曹禺剧作的原始情结 ——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契诃夫剧作中的象征意象（论文提纲范文）

四、曹禺前期剧作的象征意蕴（论文参考文献）

• [1]曹禺全面抗战时期话剧研究[D]. 祝贺. 山东大学, 2021(02)
• [2]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D]. 阿瑚德. 山东大学, 2020(12)
• [4]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D]. 张惟喻.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1)
• [5]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D]. 李言实.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6]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D]. 高鲜花.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7]重返巴赞关于戏剧与电影的双重命题 ——以三部国产经典话剧的电影改编为例[D]. 蒋昀含. 重庆大学, 2019(01)
• [8]弥合裂隙的尝试与困惑 ——论《北京人》的版本变迁[D]. 黄慧辰. 武汉大学, 2019(06)
• [9]论曹禺剧作的原始情结 ——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中心[D]. 孙仕卿.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 [10]契诃夫剧作中的象征意象[D]. 朱蔚青.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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