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TO与政府制度安排的需求分析——以中国电信业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朱玮玮[1]（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壮大,渐已成为影响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OFDI的发展又迎来新的高潮。2019年,中国OFDI流量为1171.2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8.91%,位居世界第四;存量为20994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6.07%,位列世界第三。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国中,中国已居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OFDI的区位范围和产业分布广泛,投资区域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近些年跨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投资产业已涵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后起国家,中国OFDI异军突起的关键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主流OFDI理论普遍认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具备某些竞争优势,包括市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等,对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国际扩张,这些理论难以给出全面科学的解释。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企业国际化优势的重要来源,并且,仍处于完善过程中的制度体系也会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本文从母国政策和制度视角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力求为国内企业大规模的跨国投资寻求新的解释,丰富新兴经济体OFDI的研究,并为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政策参考,为国内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制度体系的健全提供理论依据。首先,本文对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对OFDI的特征事实进行阶段性分析,包括经济特征和结构特征。在阶段性经济特征分析中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货币环境、对外贸易、劳动力成本和能源需求指标;在阶段性结构特征分析中,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中国全球投资跟踪）两套数据对投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对中国的OFDI进行跨国比较,对照组分别为大型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经济外向型国家韩国、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和印度,比较内容涉及OFDI的规模与结构。其次,本文全面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意义的国家战略,为推动战略实施,国家全力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企业的境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由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再转为备案制,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断放宽,管理体制更趋完善和规范。外汇管理政策由管制转为放松,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登记核准、资金汇入和结汇方面的程序不断简化,给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管理政策演变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契合,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第三,本文采用行业层面数据,研究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金融财税政策是“走出去”战略以来政府所推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信贷融资支持、财政专项资金、税收激励三个方面。政府通过税收饶让抵免、优惠税率、财政贴息、专项贷款、专项资金等政策鼓励和支持各行业企业“走出去”,可以缓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融资压力,减低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率。实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后实施的金融财税政策显着促进了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和境外企业数量规模的扩张,具有显着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这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初衷相一致。第四,本文采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也是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经济环境因素。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资金,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使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可能会产生影响。从理论层面看,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货币政策可以改变银行流动性水平,改变企业的非货币资产价值和有价证券价格,改变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情绪,最终作用于OFDI。实证结果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着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且能显着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制约作用,但上述影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的影响及调节作用均不显着。第五,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于金融制度,当前中国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一方面,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成本和资本分配,造成经常账户的较大顺差,拥有净储蓄的企业通过OFDI可以提升投资收益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金融抑制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通过OFDI能更快提升技术水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仍较弱,一方面,较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降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意愿,低水平的研发投入使技术水平难以快速提升,企业转而通过海外投资获得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企业研发成果易被窃取,企业会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以保护研发成果。母国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是企业海外投资的“被动”推力,随着制度的逐渐健全,OFDI会趋于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证明,东部地区OFDI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OFDI则存在显着的规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本文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政策和制度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体系,同时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后续监管以防范风险,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建立预警及应对机制,防范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多角度完善金融财税政策,缓解信贷资源错配问题,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继续推进制度建设,完善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国内和国外投资的均衡发展。
武君[2]（2015）在《互联互通比较法研究及热点问题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互通制度是电信管制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实现互联互通是现代电信管制制度的基本要求之一。随着电信市场自由竞争思想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立法者、电信管制机构的认同,互联互通制度得到各个国家的强化。其中,美国作为世界电信立法最为先进的国家,引领了世界互联互通立法趋势。本文将从互联互通立法进程、互联互通管制内容、运营商义务的规定以及互联争议的解决方法等几个方面,对世贸组织、欧盟、美国、台湾地区和我国电信立法中有关互联互通的条款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差异,得出对我国值得借鉴的地方。同时,针对互联互通热门问题—南北互联问题,结合最新的情况,从法律关系、监管的角度展开分析。
温寒[3]（2013）在《国际电信服务竞争政策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电信业有较高的技术限制，在发展初期一直属于具有垄断特征的公共服务部门。上世纪80年代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电信业的技术垄断被打破，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破除垄断、引入竞争的电信革命。至此，电信业原有的体制被打破，从政府垄断逐渐过渡到政企分离和市场竞争的局面。作为一种服务产业，对电信业的规制也越来越多受到贸易规制的影响，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之后，其扩大的服务贸易总协定部分对国际电信业有直接的调整和冲击。因此，围绕电信服务相关竞争政策，本文主要透过其在WTO框架下的相关法律问题展开研究。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四章及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既有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问题。其余四章主要内容如下：。要分析国际电信服务竞争政策，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先对国际竞争政策有清晰的认识。因此，第一章主要立足对“国际电信服务竞争政策的范畴剖析”，一方面也考察了贸易政策体系下的电信竞争政策。多边竞争政策的规则制定存在两种方式。国际社会一直试图在WTO层面构建一种统一的竞争规则。最终签订《基础电信协议》的成员达成一致，决定在电信服务上制定具体的法律准则以规制各成员在电信市场上的反竞争行为。另一方面考察了竞争政策视角下的电信服务业。为了保持和促进本国的市场竞争，使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使得消费者的权益能够有更好的保障，国家一般都制定了管制企业反竞争行为的法律或政策，这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有与竞争有关的政策，被称为竞争政策。一国电信服务的良性发展需要有电信市场的竞争，但更离不开竞争政策的调整与规制电信服务竞争政策首先是在主要经济体国家的相关体制下被创设的，也是由这些国家主导引入国际体制中去的，第二章从“国际电信服务竞争政策的现状检视”角度重点选择了两个主要经济体——美国与欧美体制下的竞争立法以及多边经贸体制的代表——WTO下《基础电信协议》的规则谈判为对象，重点审视其立法规则或政策体制中的特点与难点，把握其发展规律性。另一方面，注意到竞争中立政策的出现将会对全球竞争政策，特别是针对电信服务等服务贸易竞争规则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第三章重点是对“国际电信服务竞争政策的实践考察”。《参考文件》是GATS框架下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文件，相较于其他相关电信服务的文件，《参考文件》中的管控原则是最重要也是最具有突破意义的。其重要价值在于其先例性，该文件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指导准则。在对《参考文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后，本文专门对WTO反垄断第一案——墨西哥电信案结合专家组的裁决报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该案对世界服务贸易竞争政策的影响。通过对墨西哥电信案相关背景分析，并结合《参考文件》分析竞争条款在本案中的适用，本文认为专家组对反垄断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是正确的，很好的解释了这类由政府和企业联合实施的“反竞争”措施损害了服务贸易中的竞争环境。本案案第一次说明了为什么竞争规则需要扩大到跨境贸易中，同时也阐明了由政府和私人企业共同实施的‘混合型’限制措施应该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第四章“中国电信服务竞争政策的探索和改革”是全文的落脚点，在对国际电信竞争政策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后，回到中国电信市场存在的竞争机制问题。经过几次改革，中国的电信产业仍然问题重重，电信市场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有效的竞争，本章首先就中国现存电信服务市场中部分可能违反WTO规定的问题，如透明度、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竞争保障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有两个措施可能违反GATS框架下的相关义务。一方面，基础电信服务的最低注册资本过高问题，对比其他成员的电信市场，若通过转售的形式经营电信业务，则高额的注册资本要求不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强制要求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经营电信业务需要选择国有电信企业作为合作方，并且要求合作的中方企业已取得电信营运许可。另一方面，近年来欧美推行竞争中立政策，对我国新时期的经济策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其一方面希望通过新游戏规则，避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利用政府手段扶持其国有企业。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中立标准的制定迫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为欧美企业开拓全球市场提供制度支持。竞争中立政策关系到我国的长期利益和发展战略，如不能解决当下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未来我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经贸形势。对于我国电信业的改革，一方面在竞争政策上，我国《反垄断法》的改革方向应该更多的考虑国际上关于竞争政策的通行做法，在对电信服务市场调整中，要顺应电信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趋势，完善市场准入的机制与加大力度，引入真正的竞争机制，解决基础电信业的产权结构问题，实行多元化产权主体，更多的发挥市场的作用。
王晓妍[4]（2012）在《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贸易自由化则是经济全球化在贸易领域的表现。它以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为前提,以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为背景,以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广泛实施为主要内容,以各国政府行政干预的弱化及国际间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为标志,它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演变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贸易自由化不仅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且影响到世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与拓展,要求各种商品和要素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求得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各国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都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和歧视性待遇,建立更自由的贸易环境,以促进本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不相同,所获得的利益更是相差甚远。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贸易自由化为其提供了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发挥比较优势、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条件,但由于长期经济发展水平低,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之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大量名目繁杂的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潜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民族产业往往受制于国外激烈的竞争,被剥夺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产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随着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战略地位的提高,产业安全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最根本的出发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问题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对于产业安全的界定,本文认为,产业安全在本质上是指一国国民使其现有的或潜在的产业权益免受危害的状态和能力,产业安全的标志是一国对其产业是否拥有创始权、控制权、调整权和发展权,且以发展权的拥有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在影响国家产业安全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成为威胁产业安全的主要诱因,同时也可以说是引发产业安全研究热潮的起源。目前,对于投资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较为普遍和系统,而对于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很少,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论述的。从根本上讲,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影响产业安全的关键因素,产业安全取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明显比较弱,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的风险也就更大。尽管WTO多边贸易体制允许采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来维护产业安全,但这些措施对产业安全提供的保护是暂时的,从长远看,如果产业国际竞争力弱的状况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善,那么产业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就不可能消除。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产业安全的最根本保障。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本国产业安全,既要考虑要素禀赋所导致的国内各类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在国际贸易中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又要考虑如何加快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并从确保国家产业安全的角度出发,对各类产业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规划和协调,制定针对不同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和目标,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趋利避害的关键所在。而从国家产业安全角度考虑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更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产业安全的最佳路径。本文对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并着重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WTO相关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维护带来的双重影响,并详细阐述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维护,提出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防范风险、趋利避害,确保产业安全的重要性和有效途径。对韩国、印度、墨西哥等国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实施的政策措施的经验进行总结,旨在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产业安全维护的借鉴和启示。最后从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产业安全问题入手,分别针对中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有效维护中国各产业安全的对策。指出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有效维护产业安全的最佳路径,并具体从宏观层面提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朱玉荣[5]（201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研究 ——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趋势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反映,它是各国通过单边、双边、区域经济合作等途径,根据互惠和互利安排,在国际贸易中逐步消除歧视性待遇、减低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壁垒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扩大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贸易自由化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在其发展过程中,贸易自由化表现出开放性、中性化和政府干预弱化的特征。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表现形式,是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决定力量,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也促使贸易自由化成为各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方向。转轨国家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也首先实施了贸易自由化的改革,主要手段为取消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放松对外贸易主体的限制,实施进出口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逐步放松进口限制,减低各种非关税壁垒,提高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程度。由于转轨方式不同,转轨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的结果是不同的。俄罗斯等国采取激进改革措施,实行一步到位的完全贸易自由化,结果导致大量国家稀缺物资出口,科技秘密泄露,进口大幅增长,冲击国内产业,造成国内工厂倒闭,生产下降,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严重,产业结构恶化,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中国实行渐进式改革措施,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保证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与贸易自由化是一个需要逐步探索,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完全的贸易自由化需要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作为基础和条件,而转轨国家并不具备这一基础,因此,转轨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贸易自由化不仅会为转轨国家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还会冲击转轨国家国内产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就业水平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尤其重要。转轨国家政府应对贸易自由化有充分的研究和认识,既不能急于求成,又不能固守成规,要充分认识到实施贸易自由化的必要性,根据本国产业发展情况,逐步开放本国市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按照wTO允许的规则培育优势产业,转变观念,完善宏观调控手段,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纵观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改革与实践,转轨国家政府指导贸易自由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到麦金农的最优次序论。目前,转轨国家已经认识到贸易自由化的过程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并已采取了相关措施。但是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转轨国家还普遍存在政府宏观调控不完善,贸易战略不明确,贸易结构不合理,市场开放度不够,贸易竞争力低下等共性问题。本文将转轨国家的贸易自由化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面分析了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指出转轨国家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加强宏观调控,并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方面具体提出转轨国家深化贸易自由化的路径与对策。全文共分七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明选题的意义,概括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说明研究的基本框架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综论。对经济全球化理论、贸易自由化理论进行综述,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阐明贸易自由化的含义,分析贸易自由化的意义与成本,介绍贸易自由化的历史实践及其进展。指出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转轨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应认清贸易自由化的含义、特征、意义及成本,逐步开放市场,注意贸易自由化的成本,及时规避风险。第三章研究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分析了转轨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的原因,指出转轨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必然要求。介绍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对其特点进行简单评述,并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例,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办法,对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成效进行分析。指出不同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成效存在很多不同,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需要国家高度重视。第四章分析了贸易自由化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对转轨国家进出口贸易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各个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在经济转轨的特殊阶段,政府应充分重视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全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第五章从分析介绍转轨国家经济干预的理论与实践入手,指出转轨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并指出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转轨国家的宏观调控应从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贸易发展战略、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本国贸易国际竞争力、转变职能,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发挥政府服务职能等方面考虑。第六章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转轨国家深化贸易自由化的具体措施。转轨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应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在国家对自由化进程宏观控制的基础上进行。在商品贸易方面,应调整贸易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实现市场多元化；在服务贸易方面,应大力发展服务业,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提高本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在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的趋势下,转轨国家还应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加快贸易自由化改革。第七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并提出出口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及竞争力的对策与建议。指出,企业应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并应加强对各种贸易壁垒的研究,加快企业制度的完善,以增强自身竞争力,从而从根本上提高转轨国家的贸易竞争力。
毕燕茹[6]（2010）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国际化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通过贸易、投资等国际经济活动,不仅拓展了一国产业活动的地域空间,而且改变了产业结构演进的特点。一国产业结构演进日益受到国际分工和他国产业结构演进的深刻影响,国家间产业结构演进形成客观互动关系,即产业结构的国际化演进趋势。在经济区域化主流发展态势下,产业结构国际化更多表现为国际区域化特征。随着国家间产业结构互动程度的深入,国与国之间形成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最终形成区域内产业结构的整体演进,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区域经济合作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演进。中国是开放的大国,中国产业结构的国际化是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趋势。在产业结构国际化演进背景下,应突破以往以民族国家为立场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思维定势,立足中国产业结构国际化演进的视角,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地缘经济战略联系在一起,扩大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范围。在实践中表现为中国积极参与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东向的东盟、亚太经济组织等,西向的上海合作组织。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大框架下进行的,除土库曼斯坦外中亚国家都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如地理相邻,经济结构强烈的互补,双方开展合作的良好意愿等,但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深层次的产业合作尚未展开。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产品结构失衡问题,即中国长期向中亚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从中亚国家进口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这种贸易失衡已经引起中亚国家心理失衡；二是中国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但与中亚国家相比,中国新疆的综合竞争力并不占优势,尤其是产业竞争力。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证明,区域经济合作深化将带动产业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促使区域内产业重新整合,各国（地区）都必将以不同方式和比较优势参与这一进程,谁掌握了产业整合的先机,谁就将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显然中国应该力争掌握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产业整合的主导权。本文正是基于产业结构演进国际化互动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进行研究,通过加强双边的产业联系,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对产业合作定义、合作机制、内容进行了界定。产业合作是三次产业的全面合作,产业合作需借助贸易、投资、金融等产业合作互动机制实现。本文主体内容部分主要阐述了以下内容：第一通过对中亚国家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的定量、定性分析,得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具有梯度差异和强烈互补性,具备开展产业合作的动力和物质基础；第二,通过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合作的研究分析,得出各种机制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强化,贸易合作是我国与中亚国家目前最主要的产业合作形式；第三从三次产业层次,梳理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已有产业合作的实践,并对其进行评价。中国与中亚国家三次产业合作都已经起步,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合作的深度、合作领域亟待拓展。最后本文在对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实践和互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出目前深化产业合作思路：宏观上要畅通产业合作互动机制,即贸易自由化、投资扩大化；中观上梳理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契合点,以拓宽双边产业合作的领域；微观上提出企业参与产业合作的思路。在分析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特点,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特点基础上,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推进路径：以哈萨克斯坦为产业合作突破口,将中国新疆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重要落脚点,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构筑中国东部——中国西部——中亚国家的产业转移雁行模式。最终通过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使中国的专业化生产在中亚国家区域内若干层次上展开,形成良性互动中的产业结构整体性演进,提高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实现区域产业合作的互利共赢。
王润珏[7]（2010）在《产业融合趋势下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传媒的产业化发展与传媒体制改革同步发生。传媒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部类和后发领域,承担着分摊改革成本与风险的特殊任务；产业融合是当前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首先发生在传媒、电信领域,而这恰恰是政府管制的重心。本文尝试将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应用于中国传媒产业研究,着重讨论产业融合趋势下中国传媒产业现状、问题与未来发展。本文以对传媒产业发展规律的分析为逻辑起点,检视中国传媒产业的现实状态和国外传媒产业融合进程,解读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融合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中主体间关系的影响。以此为基础,重点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并对未来传媒产业定位、管制框架进行审视和思考,促进中国传媒产业持续而又合乎理性的发展。传媒业同时发生着三个层面的融合：媒介融合、传媒产业融合、信息产业大融汇。信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是媒介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原动力之一,它催生新的媒介形态,改变传统媒介形态,从而使媒介系统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不同媒介生存形态走向混一。新的技术条件和媒介系统结构使传媒产业内部发生着从产业运作基础到成本收益关系,再到市场结构的一系列转变,并推动着传媒产业内的融合与重构。与此同时,传媒与电信等产业之间开始出现业务、生产等层面的交叉融合,并朝着信息产业大融汇的方向发展、变动。这些变化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产业融合已成为信息经济时代不可逆转的产业发展趋向之一,传媒产业融合不可避免。以美国、英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了“放松管制”的政策取向,管制思路的变化体现出明显的“激励市场竞争,推动产业发展”政策目标。西方国家传媒产业融合是以传媒业的高度市场化为前提,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间的兼并收购为手段进行的,并由此催生了一大批跨领域经营的超大型传媒集团。西方国家的传媒产业融合的过程实际上是跨产业领域的资源重新配置,是基础技术到产业形态的全面变革。中国传媒产业融合则发生于中国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传媒业也正处于“事业”向“产业”的转型过程之中。这就使得中国传媒业在产业化发展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被纳入了这一整体性的结构变迁之中。从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既存制度显现出强大的路径惯性,形成对产业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我国传媒业仍然是分散的、弱小的,在新的产业竞争关系中,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劣势十分明显。“融合”成为我国传媒产业生存危机的催化剂。政府、传媒业和电信业是我国传媒产业融合进程中权力和利益的构成主体。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融合的趋势打破了传媒与政府、政府部门、传媒与电信及其他产业之间的相对均衡状态,引发了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新一轮的以利益为归依的权力博弈。传媒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是政府主导下的不对等博弈,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是既定体制下行政分权的博弈,传媒与电信及其他产业在集体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联盟。不同主体的策略选择是不同博弈关系下权力与实力的较量和成本与收益反复权衡的结果,最终形成的博弈解集决定着中国传媒产业融合的路径和进程。中国社会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传媒业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决定了产业融合趋势下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路径选择必须以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为前提,同时实现传媒业自身规模的扩张和竞争实力的提升。因此,中国传媒产业融合将以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制度安排为基础,以产业联合为中间步骤,逐步实现从产业分工到产业链的重组,并在新的产业发展环境中进行竞争优势的重塑。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产业结构中,中国传媒产业既是处于成长阶段的幼稚产业,又是两大战略产业——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媒产业发展的意义也就绝不仅止于单一产业发展,而是同时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安全于文化安全。这就要求我国传媒业快速适应信息时代的市场和产业运作规律,不断提升信息生产的效率和能力,保障产业目标与功能的实现；同时也要求我国传媒管制框架进行必要的调适与创新,以回应产业融合引发的制度需求,适度地引导和推动传媒产业发展。
杨灵[8]（2009）在《中国电信市场重组中的竞争与垄断 ——基于T-S(S)-C-P理论框架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正在不断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和正在融入全球一体化中。具体到电信业,就是电信国际化,以电信业为基础的信息产业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力量。电信业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推动,加快了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在全球经济中,电信业及其更广泛的信息产业已经超越汽车产业成为全球第一大产业。在我们国家电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战略产业。回顾世界电信发展史可以发现,20世纪上半叶之前,在电信技术发展初期和成长阶段,尽管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在电信体制上都采取了国家垄断或企业垄断模式。由于垄断体制较好地适应了电信产业在发展时期的技术经济特点,电信产业的垄断时期也是各国电信产业获得较快发展的时期。随着电信产业由发展阶段进入发达阶段,在电信技术经济特性内在要求的促进下,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性质日渐弱化,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世界电信产业从垄断进入竞争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内在技术经济的背景下,以美国、英国和日本等为代表的国家掀起世界电信改革浪潮。概括起来,世界电信改革总体方式是引入电信竞争和电信民营化,具体方式不外乎引入民营竞争者、拆分垄断者或者电信企业国有股权的逐渐拍卖直至完全民营化。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电信市场是经历了一个垄断（专利保护）—竞争—垄断（市场机制下产生的垄断者）—竞争（行政力量）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英国的电信市场是垄断（国有行政垄断）-垄断（引入民营竞争者无效）-垄断竞争（拆分垄断者）-竞争-垄断（市场产生的垄断者）这样一个过程。从西方发达国家电信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电信市场的发展尽管伴随着行政力量的渗透,但是有其内在的发展轨迹,当外在的行政力量同电信市场内在的发展规律相符合而形成合力时,就促进了电信市场的高速发展,而当外在的行政力量抑制了电信市场内在规律的发挥时,就限制了电信市场的发展,而且最终需要行政力量做出某种较正。那么决定电信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什么呢?很遗憾,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或明确提出这种电信发展的内在演进规律。这也是我们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盲目跟随发达国家的具体发展路径就必然是一个不断试错过程的原因。中国的电信市场在过去的10多年中,经历了高度垄断的稳定时期、引入联通的竞争试探期、纵向分离的分项垄断期、横向拆分的恶性竞争期,并最终走向了默契合谋的平稳期。中国电信市场管制机构对于电信发展的目的是清晰的,但手段与结果却是混乱的,虽然依靠行政力量在不断地做出各种修正,但目前业界形成共识的一点就是在我们国家的电信市场中还没有形成有效竞争。我们国家是在借鉴了发达国家电信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后对中国电信市场进行的外科手术式改革,其结果是我们依然走过了先行者的已经走过的弯路,这样的事实激发了我强烈的探求欲望。在这样的思考中,受经济发展原动力的启发,我发现影响电信市场发展历程的依然还是电信技术的变迁。技术是市场发展形式的基础,或者更规范地说,市场受技术因素的制约。从而,技术构造了市场发展的激励和基础,技术变迁决定了市场结构的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市场结构演变的关键。技术对市场绩效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不同时期市场的长期绩效差异从根本上受技术变迁程度的影响,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没有信息化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经济全球化的可能）。然而,由于尚无任何分析框架将技术作为直接因素融入到市场与市场结构的演变中去,无论是主流的新古典均衡理论还是产业组织学（Industry organization）以及制度学派,都未能揭示技术在市场结构演进中的作用。本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框架。这一分析的意义就在于对大部分产业发展—特别是中国电信产业—中市场结构演变历史进行重行审视,并对市场结构的历史演变做出一种新的诠释。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市场演变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接在了一起。现在和未来的选择都是由过去所型塑的,并且只有在市场结构演变历史的事实中,才能理解市场结构演进的内在决定因素,将技术整合到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的分析中,是改进二者的重要步骤与手段。将技术分析清楚而直接地融入到产业历史以及市场结构演变的历史之中,会产生些什么不同呢?探求决定市场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就是将随时光流转的产业发展的市场方面构建成一个连贯的逻辑中。我们不是重建产业发展的历史,而是构建一个关于产业中市场发展的逻辑结构,这种构建只能存在于人类的心智之中。然而,一个好的理论框架,就必须能给出一个一致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并且还应紧守已有的证据与理论。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便是:技术因素与市场结构的结合,比之其他方式,将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结构的演变。按照科斯（Coase,1937,1960）的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安排的出现与改变。这一点已经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常识。然而问题在这里并没有结束,技术并不是给定的,更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着。人们需要同时选择技术和制度时,结果又将如何?诺斯和瓦里斯建立了把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整合在一起的新的理论框架,在整个经济层面揭示了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从而让我们理解了经济变迁的逻辑,遗憾地是对于我们这些研究产业发展的产业组织经济学者,却在市场与市场结构演变这种市场制度的变迁问题上,彻底地将技术因素遗忘了。技术因素和市场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的内在关联,且至少在电信、电力、铁路等产业发展的历史演变中有充分的证明。技术在市场结构演变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企业互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技术总是处在不断地发展与变迁之中,因而也在不断改变着对市场来说可能的选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变迁速率呈现加速度的世界中,但变迁在边际上可能宛如冰川融化般缓慢,以致于我们必须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观察市场结构的变化,方能察觉其中的逻辑。在电信业发展初期,在专利保护作用下,电信市场必然是一种垄断的市场结构,随着专利期的结束,在电信市场利润的诱惑下,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必然是一种近似于完全竞争的群雄争斗局面,而电信技术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全程全网的自然垄断特性,所以争斗的结果如果没有外在力量的干扰,必然会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电信成本成倍数地不断降低,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性发生变异,电信的内在技术经济特性要求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此时就需要借助于行政力量的参与来打破市场形成的垄断结构,否则就会制约电信市场的发展。目前世界电信技术的发展降低了电信企业的最佳生产规模,打破了电信网络的不适宜分割性,特别是网络融合技术的出现,未来的电信技术呈现出一种向完全竞争发展的趋势。因而,总体市场结构的演变是由各种因素来决定的,但是技术条件和技术特性是其内在的基础和诱因,有些技术能增加集中度并促进垄断,有些技术则增加了市场的多样性促进了竞争。但无论怎样,将某些技术条件下（直流电、铜质电缆、蒸汽机等等）的市场结构与变迁后的技术条件下（交流电、光纤、内燃机等等）的市场结构作个对比,将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技术变迁（不论是区域间的对比还是历史阶段上的比较）对于市场结构的演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制约着市场结构可能演化的程度与方式。这是我们在思索电信业发展历程受到的启发。根据这样的启发,结合产业组织理论中经典的SCP范式,我们提出了分析产业发展的T-S-C-P理论框架,并用这种理论框架反过来对世界电信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验证,我们发现这种理论框架是有其解释力和说服力的,不过对于这种理论框架在其他产业中的验证,以及关于决定市场结构演变的特别重要的制度因素,鉴于时间和能力的制约,我们只能形成一种感性上的理解,未能形成理论上的内容,我想这应该是以后会继续进行工作的一部分。理论服务于实践,提出这种理论框架最终是要用来分析中国电信市场并找出制约中国电信市场发展的根本症结所在。在分析中国电信市场的发展中,我们发现对于我们国家转型期的电信市场而言,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根本不同的因素。发达国家是在完善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基础上来发展电信产业的,而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存在着主体电信运营商产权同质的制度制约。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学者唐要家已经提出过针对转型期国家的SS-C-P框架,同这种思路不谋而合,肯定并坚定了我们将产权结构加进T-S-C-P框架中的决心,最终形成了进行产业分析的T-S（S）-C-P理论分析框架。应用这样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按照T-S（S）-C-P理论分析框架的逻辑顺序,从电信技术的发展变异（量变到质变）开始,就中国电信市场结构的演变、中国电信市场中主体运营商产权同质对电信竞争的制约、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行为和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有效性（绩效）分别用一个章节来进行分析。同时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电信技术的发展要求管制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就会制约电信市场的发展。例如网络融合的电信技术就要求统一的管制机构来进行行业的监管,然而我们国家目前实行的还是分业管制,这必然制约电信产业的发展。另外网络融合的技术发展要求电信市场市场有结构上的调整,只有进行这种结构上的调整才可能形成广义电信的有效竞争,否则一定会限制电信竞争,例如在我们国家广电网还没有参与到电信市场竞争中,网间的分割和对立已经严重制约电信技术的发展和电信竞争的形成,IPTV业务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遵循这样的思路用电信技术进步中的网络融合、电信管制与电信竞争这一章节来分析中国电信市场重组中的竞争与垄断效应。全篇论文根据T-S（S）-C-P理论框架中的5个要素提出了7个问题,通过对这5个要素的系统分析,形成了本篇论文逻辑上有机组合的5个章节,也是全篇论文的关键线索,得出的了一些贴近有关电信政策实践的结论,其中核心关键的结论是中国电信市场的重组没有形成有效竞争,目前的市场结构同电信技术变迁的市场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我们国家电信管制不论实在结构上还是在管制机制上需要进行根源性的改变。
李荣华[9]（2008）在《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的有效竞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电信产业的垄断、竞争与规制一直是学术界和实业界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电信产业改革的目标是电信业的良性发展,而促进电信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有效竞争。目前中国电信产业在一些业务范围内已经有竞争,但本地电话、移动电话等领域仍处于双寡头垄断状态。在解决自然垄断附生问题的方式中,中国选择了国有化。国家经营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被部分集团占有的问题,但同时滋生了无监管、低效率和官僚传统。事实上,由政府同时担任垄断者和管制者的角色,易导致价格无管制、服务欠质量的结果。在中国电信业规模不断增长、内部产业组织结构不断变化的总体背景下,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的行业规制政策趋向也日益明朗,那就是顺应全球电信业发展大势,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培育有效竞争市场为主要政策取向,这也意味着我国电信市场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后进入者,后进入者与在位者之间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在这种竞争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主管部门如何制定有效的规制政策,以培育一个有效的竞争市场,使后进入者有能力与在位者展开竞争。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对中国电信市场有效竞争具有重要意义的后进入者,从中观的层面上分析电信市场后进入者的产业进入路径、规制影响和竞争效果。力求通过这种研究达到如下目的:（1）从产业进入和电信行业特征两个角度,揭示电信市场后进入者在与在位主导运营商竞争中的独特博弈轨迹,探究电信市场后进入者实现有效竞争的路径;（2）从产权制度与有效竞争相互影响的角度,解释竞争主体的形成依赖于企业产权的多元化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揭示我国电信市场竞争失效、竞争无序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家资本“一股独大”等产权因素的影响;（3）通过对我国电信规制改革与开放竞争实践的考察,对规制理论和政策在促进后进入者有效竞争实践中的效果及存在问题进行客观评价,寻求规制理论政策与实践的结合点,为深化后进入者竞争与规制理论的研究及规制政策的改革提供基础。为达到上述目的,本文运用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综合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规制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电信经济学和有关垄断竞争理论,运用理论推理与经验证据相结合、构建模型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如下研究成果与结论:1.探讨了我国电信市场培育后进入者的产业进入方式,即在引入新的基础电信运营商的同时,拆分重组在位主导运营商,以这两种方式共同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对于世界上其他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国家而言,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除非企业违反了反垄断法,否则政府没有权利去拆分一个有着私有产权的电信企业,而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中国电信企业的国有性质,反而使这种对企业的拆分成本相对较低,这也为世界电信业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特例。2.提出了必要的重复建设是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实现有效竞争的重要措施。电信产业中重复建设是指传输能力和网络容量增长不能被用户有效吸纳的情况。即使是多家电信运营商同时投资某种网络和服务于某一市场,只要传输能力和网络容量的增长能被增长的用户有效吸纳,对市场而言,仍是有效竞争,这种建设就不能简单认定为重复建设。必要的重复建设可以使后进入者快速健全网络设施,实现基于设施的竞争。3.从系统的和历史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梳理和剖析了电信市场有效竞争演变的机理。边缘性进入便成为能够平衡各方面的选择。也就是说我国电信业规制放松具有“边缘性进入”的独特性。而这一特征与电信业仍然存在的网络经济效应结合起来,使中国电信业至今尚未建立起真正的有效竞争体制而处于一种“闭锁状态”:部门垄断基础上的市场垄断和合谋。4.提出了第三次重组后的三大全业务运营的电信集团之固网和移动网在同一集团公司（或上市公司内）应采取母子公司的运营体制,而不能采取事业部制的体制。在事业部体制下,移动业务与固网业务混合核算,将在客观上限制了后进入者的投资,特别是在引入民营资本和海外资本的过程中,抬高了后进入者的成本。5.根据我国电信体制变迁的历史轨迹研究和探讨了电信市场后进入者实现有效竞争的路径及特征,提出了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实现有效竞争的路径选择,必须基于自身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因素,进行适当的产业重组,作出相应的产权安排,并辅以合理的适度准入、全业务经营等规制政策,推进数网融合等。在分析了多个重组版本后,认为中国电信业的症结是国营化与独家垄断（分地区或分业务垄断）,没有新的市场主体的参与。国有国营化使得国家并不希望这几个国有企业激烈竞争,而损害“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营化使得所有方案都在讲均衡,寻找节约国家资源的办法,难以破除行政垄断。关键是新的竞争主体数量太少,必须引进电信市场后进入者。6.把电信市场规制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与我国电信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分析了垄断制度改革对电信市场后进入者实现有效竞争的影响问题。认为规制制度的改革重点在于为规制机构建立一套有效的规制治理制度,而规制机构的独立化又是规制治理的中心内容。提出了深化我国电信规制体制改革、促进电信市场后进入者有效竞争的对策建议。
郭政纯[10]（2007）在《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电信业是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关系国家的主权、安全,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的提高,其使用的电信资源也是有限的。合理的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是电信业形成有效竞争、电信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电信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电信业市场中引入了竞争,并在2000年9月颁布的《电信条例》中规定实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制,使电信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目前中国电信业市场仍然存在竞争不足,部分业务领域仍处于准垄断状态,外资进入电信业市场得不到有效规范等问题,我国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仍需完善。针对电信业的特性,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我国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的设计应以促进有效竞争和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安全为基本原则;在具体准入方式上,以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模式最为适合,政府（或监管机构）通过发放许可证能达到优化电信业务经营主体、调节电信业务市场结构、引导电信业务发展方向、保护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等目的;在电信业务许可证发放的类型上,为达到充分竞争目的,应逐步让电信企业实行全业务经营;在许可证具体发放方式上则根据竞争状况,可直接指定、审批或招标拍卖,其中以招标拍卖的方式较公平。对我国《电信条例》中规定的现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制存在业务分类不便于管理、制度规定不全面、有关外资准入的规范不明确等缺陷,正在制定的我国《电信法》应在以下几方面予以立法完善:比较其他国家的相应规定,我国电信业经营许可制应采用第一类、第二类业务的业务分类法;在业务许可时应与电信资源分开许可;为适应“三网合一”和电信业务国际化趋势,应发放全业务许可牌照;对外资进入电信业市场的方式应允许多样化。通过对我国现行许可制度的完善,建立起我国合理的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以促进电信业更好发展,保护国家、社会利益。
二、WTO与政府制度安排的需求分析——以中国电信业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TO与政府制度安排的需求分析——以中国电信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主流的OFDI理论 |
| 2.2 新兴经济体的OFDI理论 |
| 2.3 新兴经济体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划分 |
| 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经济特征事实分析 |
| 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结构特征事实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比较 |
| 4.1 引言 |
| 4.2 OFDI规模与绩效的比较 |
| 4.3 OFDI产业结构的比较 |
| 4.4 OFDI区域结构的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及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演变 |
| 5.3 管理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政策概述与研究假设 |
| 6.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货币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 |
| 7.1 引言 |
| 7.2 影响机制、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7.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7.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省级数据的检验 |
| 8.1 引言 |
| 8.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8.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8.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互联互通比较法研究及热点问题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1.1 互联互通概念及本文研究范围 |
| 1.2 互联互通的内容 |
| 1.3 互联互通的重要性 |
| 1.4 互联互通管制的必要性 |
| 1.5 本文引用法律文件名称缩写 第二章 互联互通立法演进比较研究 |
| 2.1 各国、地区立法进程简析 |
| 2.1.1 WTO |
| 2.1.2 欧盟 |
| 2.1.3 美国 |
| 2.1.4 中国大陆 |
| 2.1.5 中国台湾地区 |
| 2.2 比较分析 |
| 2.2.1 电信立法速度比较分析 |
| 2.2.2 电信立法层级比较分析 |
| 2.2.3 世界各国、组织之间立法的相互影响 |
| 2.3 对我国互联互通立法的启示、借鉴 第三章 互联互通监管范围比较分析 |
| 3.1 互联互通定义及监管范围简析 |
| 3.1.1 WTO |
| 3.1.2 欧盟 |
| 3.1.3 美国 |
| 3.1.4 中国大陆 |
| 3.1.5 中国台湾地区 |
| 3.2 比较分析 |
| 3.2.1 关于适用网络 |
| 3.2.2 关于适用业务范围 |
| 3.3 对我国立法建议 第四章 运营商义务比较分析 |
| 4.1 互联互通立法中运营商义务总体分析 |
| 4.2 各国、地区运营商义务简析 |
| 4.2.1 WTO |
| 4.2.2 欧盟 |
| 4.2.3 美国 |
| 4.2.4 中国大陆 |
| 4.2.5 中国台湾地区 |
| 4.3 比较分析 |
| 4.3.1 互联互通强制性义务比较 |
| 4.3.2 非歧视原则立法比较 |
| 4.3.3 透明公开原则立法比较 |
| 4.3.4 互联协议达成时间比较 |
| 4.3.5 号码可携带义务 |
| 4.4 对我国立法借鉴及建议 |
| 4.4.1 通过立法明确运营商义务 |
| 4.4.2 变革管制思维 第五章 互联互通争议解决比较分析 |
| 5.1 各国争议解决立法简析 |
| 5.1.1 WTO |
| 5.1.2 欧盟 |
| 5.1.3 美国 |
| 5.1.4 中国大陆 |
| 5.1.5 中国台湾地区 |
| 5.2 比较分析 |
| 5.2.1 争议解决流程及时限比较分析 |
| 5.2.2 行政决定的司法前置性对比及评析 第六章 “南北互联”法律问题探析 |
| 6.1 “南北互联”问题简述 |
| 6.1.1 概念及背景 |
| 6.1.2 南北互联问题产生的影响 |
| 6.2 原因分析 |
| 6.2.1 技术障碍 |
| 6.2.2 垄断市场格局 |
| 6.2.3 监管难度大 |
| 6.2.4 司法管辖权不明确 |
| 6.3 解决思路 |
| 6.3.1 增加骨干互联点 |
| 6.3.2 增加运营商数量 |
| 6.3.3 互联互通举证责任分配探讨 |
| 6.3.4 明确司法管辖权 |
| 6.3.5 监管方式改革 |
| 6.4 小结 |
| 6.5 续论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国际电信服务竞争政策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意义和背景 |
| 二、 国际竞争政策发展的历史沿革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一章 国际电信服务竞争政策的范畴剖析 |
| 第一节 多边视角下的电信服务竞争政策 |
| 一、 竞争政策的含义及多边规制路径 |
| 二、 各国电信服务竞争政策制定的方式 |
| 三、 多边电信服务竞争政策的规制目标 |
| 第二节 服务贸易视角下的电信服务竞争政策 |
| 一、 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关系分析 |
| 二、 服务贸易规则对竞争政策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电信服务竞争政策的现状检视 |
| 第一节 美欧电信竞争政策的发展状况 |
| 一、 美国电信服务监管竞争政策体系 |
| 三、 欧美竞争中立政策的引入 |
| 第二节 WTO 体制中的电信服务竞争政策 |
| 一、 WTO 电信服务竞争的谈判发展 |
| 二、 GATS 中有关电信服务的竞争规则 |
| 三、 GATS 电信服务竞争政策条款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电信服务竞争政策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参考文件》中的竞争管控原则 |
| 一、 竞争管控的主要规制对象 |
| 二、 竞争管控中的保障原则 |
| 三、 电信竞争管制的基本原则 |
| 四、 经济主权与自由化的平衡 |
| 五、 普通竞争法引入的革新思考 |
| 第二节 WTO 墨西哥电信争端中竞争政策问题 |
| 一、 墨西哥电信案的背景 |
| 二、 《参考文件》的原则与墨西哥的抗辩理由 |
| 三、 《参考文件》中反垄断条款的解释 |
| 四、 墨西哥电信案对世界贸易与竞争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电信服务竞争政策的改革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电信服务业的现状与问题 |
| 一、 电信业的产权制度与竞争制度问题 |
| 二、 WTO 框架下中国电信市场竞争现状与外资准入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电信市场竞争政策改革的原因与建议 |
| 一、 欧美竞争中立政策对我国的影响 |
| 二、 我国竞争立法对电信市场的作用 |
| 三、 我国电信竞争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学者的研究 |
| 1.2.2 国内学者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2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相关理论 |
| 2.2 有关贸易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理论 |
| 3 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 |
| 3.1 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 |
| 3.1.1 国际贸易增长趋势 |
| 3.1.2 国际贸易格局变化趋势 |
| 3.1.3 国际贸易主体变化趋势 |
| 3.1.4 国际贸易结构变化趋势 |
| 3.1.5 国际贸易政策变化趋势 |
| 3.2 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取向 |
| 3.2.1 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特征 |
| 3.2.2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
| 3.2.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取向 |
| 3.3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与推动 |
| 3.3.1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贸易规模的影响 |
| 3.3.2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差额的影响 |
| 3.3.3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安全的影响 |
| 4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1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4.1.1 贸易自由化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路径 |
| 4.1.2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影响 |
| 4.1.3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
| 4.1.4 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安全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
| 4.2 贸易自由化影响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路径 |
| 4.2.1 经济制度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2.2 市场竞争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2.3 贸易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2.4 金融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3 WTO相关机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4.3.1 WTO与产业安全相关机制 |
| 4.3.2 WTO相关机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维护 |
| 4.3.3 发达国家滥用WTO相关机制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 |
| 4.4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4.4.1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点 |
| 4.4.2 《服务贸易总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
| 4.4.3 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表现 |
| 4.4.4 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路径 |
| 4.4.5 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以金融业和电信业为例 |
| 5 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1 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 |
| 5.1.1 管理贸易成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主导内容 |
| 5.1.2 新形式的贸易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 |
| 5.1.3 采取多种方式积极鼓励出口 |
| 5.1.4 倡导“公平贸易”和“对等贸易” |
| 5.1.5 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
| 5.2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2.1 技术性贸易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 |
| 5.2.2 技术性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出口成本增加 |
| 5.2.3 技术性贸易壁垒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构成控制 |
| 5.2.4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波及和连锁效应使发展中国家损失扩大 |
| 5.2.5 技术性贸易壁垒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
| 5.3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3.1 给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品出口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
| 5.3.2 可能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
| 5.3.3 可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 |
| 5.4 劳工标准贸易壁垒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4.1 劳工标准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规模 |
| 5.4.2 劳工标准贸易壁垒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成本 |
| 5.4.3 劳工标准贸易壁垒阻碍外商直接投资 |
| 5.5 发达国家不公平竞争行为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
| 5.5.1 发达国家农产品补贴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 |
| 5.5.2 发达国家倾销行为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 |
| 6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维护产业安全的举措 |
| 6.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韩国维护产业安全的举措 |
| 6.1.1 韩国的政策调整及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 |
| 6.1.2 韩国对重要产业的保护和扶持 |
| 6.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印度维护产业安全的举措 |
| 6.2.1 印度的政策调整及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 |
| 6.2.2 印度对重要产业的保护和扶持 |
| 6.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墨西哥维护产业安全的举措 |
| 6.3.1 墨西哥的政策调整及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 |
| 6.3.2 墨西哥对重要产业的保护和扶持 |
| 6.4 韩国、印度、墨西哥维护产业安全的经验 |
| 6.4.1 实行渐进有序的贸易自由化 |
| 6.4.2 保护和扶持需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 |
| 6.4.3 完善国内相关法律体系 |
| 6.4.4 形成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有效互动机制 |
| 6.4.5 灵活运用多边贸易规则 |
| 6.5 韩国、印度、墨西哥维护产业安全的教训 |
| 6.5.1 贸易自由化进程过快不利于产业发展 |
| 6.5.2 国家过度干预带来负面影响 |
| 6.5.3 过分依赖国外市场构成产业安全隐患 |
| 7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的产业安全 |
| 7.1 中国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安全 |
| 7.1.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与问题 |
| 7.1.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产业结构问题对产业安全的负面影响 |
| 7.2 中国的农业产业安全问题 |
| 7.2.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农业产业安全状况 |
| 7.2.2 “入世”给农业产业安全带来的挑战 |
| 7.2.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问题 |
| 7.2.4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对策 |
| 7.3 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安全问题 |
| 7.3.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制造业产业安全状况 |
| 7.3.2 “入世”给制造业产业安全带来的挑战 |
| 7.3.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制造业产业安全的问题 |
| 7.3.4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制造业产业安全的对策 |
| 7.4 中国的服务业产业安全问题 |
| 7.4.1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服务业产业安全状况 |
| 7.4.2 “入世”给服务业产业安全带来的挑战 |
| 7.4.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服务业产业安全的问题 |
| 7.4.4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对策 |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
| 8.2.1 充分利用WTO多边贸易规则 |
| 8.2.2 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
| 8.2.3 构建和完善维护产业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
| 8.2.4 建立符合国情的产业安全管理体制 |
| 8.2.5 建立完善的产业安全预警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研究 ——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综论 |
| 2.1 相关理论综述 |
| 2.1.1 经济全球化理论 |
| 2.1.2 贸易自由化理论 |
| 2.2 贸易自由化的含义及特征 |
| 2.2.1 贸易自由化的含义 |
| 2.2.2 贸易自由化的特征 |
| 2.2.3 贸易自由化与贸易政策中性化 |
| 2.2.4 贸易自由化的衡量依据 |
| 2.3 贸易自由化的意义与成本 |
| 2.3.1 贸易自由化的意义 |
| 2.3.2 贸易自由化的成本 |
| 2.3.3 关于贸易自由化的争议 |
| 2.4 贸易自由化的历史实践及其进展 |
| 2.4.1 贸易自由化的历史实践 |
| 2.4.2 贸易自由化的进展 |
| 2.5 小结 |
| 3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转轨国家的贸易自由化 |
| 3.1 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原因 |
| 3.1.1 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外因 |
| 3.1.2 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内因 |
| 3.2 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
| 3.2.1 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 |
| 3.2.2 俄罗斯贸易自由化进程 |
| 3.3 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成效分析 |
| 3.3.1 中国贸易自由化的成效分析 |
| 4.3.2 俄罗斯贸易自由化的成效 |
| 3.4 转轨国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3.4.1 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3.4.2 俄罗斯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3.5 小结 |
| 4 贸易自由化与国家经济安全 |
| 4.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安全 |
| 4.1.1 国家经济安全的含义 |
| 4.1.2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 |
| 4.2 对外贸易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 |
| 4.2.1 贸易安全的含义 |
| 4.2.2 贸易自由化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途径 |
| 4.3 转轨国家出口贸易与国家经济安全 |
| 4.3.1 出口贸易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
| 4.3.2 转轨国家出口贸易与国家经济安全 |
| 4.4 转轨国家进口贸易与国家经济安全 |
| 4.4.1 进口与国家经济安全 |
| 4.4.2 中国进口与国家经济安全 |
| 4.4.3 俄罗斯进口与国家经济安全 |
| 4.5 小结 |
| 5 贸易自由化与宏观调控 |
| 5.1 转轨国家经济干预的理论与实践 |
| 5.1.1 转轨国家经济干预理论 |
| 5.1.2 转轨国家经济干预的实践 |
| 5.2 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与政府宏观调控 |
| 5.2.1 贸易自由化与宏观调控 |
| 5.2.2 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政府职能定位 |
| 5.2.3 中国贸易自由化与政府调控 |
| 5.2.4 俄罗斯贸易自由化与政府调控 |
| 5.3 小结 |
| 6 转轨国家深化贸易自由化的路径 |
| 6.1 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 |
| 6.1.1 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 |
| 6.1.2 俄罗斯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 |
| 6.2 进口贸易结构的调整 |
| 6.2.1 中国进口贸易结构的调整 |
| 6.2.2 俄罗斯进口贸易结构的调整 |
| 6.3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进一步开放市场 |
| 6.3.1 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
| 6.3.2 俄罗斯服务贸易的发展 |
| 6.4 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贸易发展 |
| 6.4.1 转轨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原因 |
| 6.4.2 转轨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 |
| 6.4.3 转轨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 |
| 6.4.4 转轨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
| 6.5 小结 |
| 7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总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国际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有关中亚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
| (一) 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要素禀赋互补性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产业结构互补性 |
|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具有良好外部条件 |
| 四、本文研究思路、方法、内容及创新和难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本文研究创新和难点 |
| (四) 研究内容 |
| 第二节 区域产业合作相关理论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产业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国际区域产业合作 |
| 二、国际区域产业合作的互动机制 |
| (一) 国际贸易 |
| (二) 国际投资 |
| (三) 国际金融 |
| 三、国际产业合作相关理论研究 第二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及互补性分析 |
| 第一节 中亚五国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 一、哈萨克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 (一) 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 (二) 哈萨克斯坦产业发展 |
| (三) 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 二、吉尔吉斯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 (一)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 (二) 吉尔吉斯斯坦产业发展 |
| (三) 吉尔吉斯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 三、塔吉克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 (一) 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 (二) 塔吉克斯坦产业发展 |
| (三) 塔吉克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 四、乌兹别克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 (一)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 (二) 乌兹别克斯坦产业发展 |
| (三) 乌兹别克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 五、土库曼斯坦产业发展及结构演进 |
| (一) 土库曼斯坦经济发展战略 |
| (二) 土库曼斯坦产业发展 |
| (三) 土库曼斯坦产业结构演进 |
| 六、中亚五国独立后产业结构演进的总体评价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互补性分析 |
|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产业梯度差距 |
| (一) 中国与中亚五国产业产出结构比较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变动对比分析 |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互补性分析 |
| 三、小结 第三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之一:贸易合作 |
|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整体贸易情况 |
| 二、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情况 |
| (一)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 |
| (二)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 |
| (三) 中国与塔吉克斯坦贸易 |
| (四)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 |
| (五) 中国与土库曼斯坦贸易 |
|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潜力实证分析 |
| (一) 贸易结合度分析 |
| (二) 显性比较优势分析 |
| (三) 贸易互补性分析 |
| (四)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之二:投资合作 |
| 一、中亚国家吸引外资特点 |
| (一) 外资来源国 |
| (二) 投资领域 |
| 二、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状况 |
| (一) 中国在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 |
| (二) 中国在中亚的间接投资 |
| (三) 中亚国家对我国的投资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互动机制之三:金融合作 |
| 一、中亚国家金融业发展概况 |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 |
| (一) 上合组织框架下的金融多边合作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双边合作 |
|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特点 |
| 四、小结 第四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实践与评价 |
| 第一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第一产业合作 |
| 一、中亚五国农业概况 |
| (一) 中亚五国农业概况 |
| (二) 中亚五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二、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合作 |
| (一) 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产品贸易概述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棉花贸易 |
|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 |
|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农业技术与项目合作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第二产业合作 |
| 一、中亚国家独立初与中国第二产业的合作 |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 |
| (一)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 |
| (二) 中国和土库曼斯坦的能源合作 |
| (三)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合作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第三产业合作 |
| 一、我国与中亚国家电信业合作 |
| (一) 中亚各国电信业发展概况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电信业合作现状 |
|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电信业合作评价 |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业合作 |
| (一) 中亚国家交通运输业发展概况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 |
|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的机制建设 |
| (四) 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水平评价 |
| (五) 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的前景 |
| 三、小结 第五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战略思考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因素分析 |
| 一、大国对中亚市场争夺 |
| 二、中亚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环境 |
| (一) 中亚国家经济实力 |
| (二) 中亚国家经济环境 |
| 三、中亚国家复杂心态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战略思考 |
| 一、中国与中亚产业合作推进路径 |
| (一)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战略突破点——哈萨克斯坦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中战略承接地—中国新疆 |
|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思路 |
| (一) 完善产业合作互动机制 |
| (二) 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契合点 |
| (三) 企业参与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思路 |
| 三、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产业竞争力分析 |
| (一)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相似性 |
| (二) 中国新疆工业产品出口能力分析 |
| (三) 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产业竞争力比较 |
| 四、构筑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雁行模式 |
| (一) 雁行模式的实现前提 |
| (二) 雁行模式的构筑方式 后记 参考文献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致谢 |
（7）产业融合趋势下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理论资源 |
| 四、研究目标与基本研究命题 |
| 五、研究方法与总体分析框架 |
| 第一章 媒介融合、传媒产业融合与信息产业大融汇 |
| 第一节 媒介融合: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媒介生存形态混一 |
| 一、媒介演进的基本法则 |
| 二、新的技术催生新的媒介形态 |
| 三、新的技术引发传统媒介形态的变革 |
| 四、媒介生存形态的混一 |
| 第二节 传媒产业融合:传媒产业结构的变化与转型 |
| 一、传媒产业运作基础的转变 |
| 二、传媒产业成本与收益关系的转变 |
| 三、传媒产业市场结构的调整 |
| 四、传媒产业的融合与重构 |
| 第三节 信息产业大融汇:多产业边界变动的发展趋向 |
| 一、市场边界的不断模糊 |
| 二、产业关联的动态变化 |
| 三、产业归属的再认识 |
| 第二章 产业融合趋势下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现时性考量 |
| 第一节 传媒产业融合面临制度阻梗 |
| 一、行政配置与资源的非优化组合 |
| 二、双轨制与非产权改革下市场主体的缺失 |
| 三、制度惯性与既得利益主体的改革惰性 |
| 第二节 新旧博弈关系凸显传媒产业弱势 |
| 一、传媒与政府:不同时期不同利益取向下产业政策的调整 |
| 二、媒介竞争:有限市场空间内的非理性内耗 |
| 三、资本、技术:传媒产业参与竞争的"短板" |
| 第三节 融合:传媒产业生存危机的催化剂 |
| 一、分散弱小:超常规发展的后遗症 |
| 二、价值流失:动摇传媒产业的生存根基 |
| 三、反复试错:数字化之路困难重重 |
| 第三章 西方国家传媒产业融合进路批判 |
| 第一节 以高度市场化为前提的融合起点 |
| 一、1996电信法:"放松管制"刺激下的美国传媒产业 |
| 二、传媒市场化改革:欧洲传媒产业的重大变革 |
| 三、邮政改革:助推日本传媒产业发展 |
| 第二节 以企业行为为主体的融合方式 |
| 一、时代华纳与COMCAST: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
| 二、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资源重新配置 |
| 第三节 以信息产业大融汇为指向的融合趋势 |
| 一、传媒产业:一个趋于消失的概念 |
| 二、从基础技术到产业形态的全面变革 |
| 第四节 西方传媒产业融合模式的批判 |
| 一、超大型传媒集团的规模困境 |
| 二、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危机 |
| 第四章 中国传媒产业融合进程中主体间关系重构 |
| 第一节 中国传媒产业融合中不同主体的不同取向 |
| 一、政府: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取向 |
| 二、传媒业:建立独立市场主体的迫切需求 |
| 三、电信业:强势产业的扩张战略 |
| 第二节 传媒与政府:政府主导下的不对等博弈 |
| 一、传媒与政府博弈关系 |
| 二、产业融合背景下政府与传媒的新一轮博弈 |
| 第三节 政府部门之间:既定体制下的行政分权 |
| 一、传媒产业政府管理体系的形成与变化 |
| 二、标准之争:政府部门间博弈的典型事件 |
| 三、产业融合背景下政府部门间博弈关系解读 |
| 第四节 传媒与电信及其他产业:集体博弈中的联盟 |
| 一、信息技术:外生变量引发产业间的关系变动 |
| 二、传媒与不同产业的博弈关系 |
| 第五章 中国传媒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中国传媒产业融合的动力 |
| 一、融合:信息经济时代产业演进趋向 |
| 二、传媒产业可竞争市场的出现 |
| 三、资本:产业发展的强大推力 |
| 第二节 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传媒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 |
| 一、以相关主体利益平衡为原则的制度设计 |
| 二、以市场主体实力较量为基础的行政配置 |
| 三、以市场运作机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竞合 |
| 第三节 中国传媒产业融合的发生与展开 |
| 一、媒介形态、传媒市场: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重新聚合 |
| 二、产业联合:传媒产业融合进程的中间步骤 |
| 三、从产业分工到产业链的重组 |
| 第四节 中国传媒产业融合的发展指向 |
| 一、传媒产业竞争优势的重塑 |
| 二、模块化:开放系统中的重新均衡 |
| 第六章 中国传媒产业融合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全球化:不容忽视的宏观经济背景 |
| 一、传媒产业的全球化发展 |
| 二、全球化对中国传媒产业融合影响的SCP模型分析 |
| 第二节 传媒产业:产业定位与目标函数的重新设定 |
| 一、幼稚产业:我国传媒产业的现时状态 |
| 二、战略产业:涉及国家经济安全与文化安全 |
| 三、信息生产:传媒产业的基本任务与核心能力 |
| 四、"三分开":传媒产业目标与功能实现的保障 |
| 第三节 管制框架:必要的调适与创新 |
| 一、政府改革:从越位、缺位到归位 |
| 二、制度改革:回应产业融合引发的制度需求 |
| 三、产业政策:产业发展的适度引导与推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8）中国电信市场重组中的竞争与垄断 ——基于T-S(S)-C-P理论框架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主要概念的界定和研究范围的确定 |
| 0.2 研究起因与现状 |
| 0.3 理论、现实意义 |
| 0.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0.4.1 研究目标 |
| 0.4.2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0.4.3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0.4.4 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1. 文献综述 |
| 1.1 电信竞争 |
| 1.1.1 竞争有效性衡量的理论基础 |
| 1.1.2 电信市场可竞争性的理论依据 |
| 1.1.3 电信竞争理论的发展 |
| 1.2 市场结构重组及判别标准 |
| 1.3 竞争、垄断与市场重组 |
| 1.3.1 市场重组的目标属性：促进竞争 |
| 1.3.2 电信竞争中的市场结构 |
| 1.3.3 市场结构重组中的竞争与垄断 |
| 1.4 小结 |
| 2. T-S(S)-C-P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产业组织的S-C-P 范式 |
| 2.2 对S-C-P 范式的拓展：T-S(S)-C-P 理论分析框架 |
| 2.2.1 技术因素与市场结构 |
| 2.2.2 产权因素与企业行为 |
| 2.2.3 产权结构、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之间互动关系的演进 |
| 2.2.4 技术进步、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互动关系的演进 |
| 2.3 T-S(S)-C-P 理论分析框架的实践检验 |
| 2.3.1 产业发展历史演变中的技术进步 |
| 2.3.2 T-S(S)-C-P 理论分析框架在中国电信产业分析中的运用 |
| 2.4 小结 |
| 3. 中国电信市场竞争中的产权结构 |
| 3.1 电信业产权改革 |
| 3.1.1 国际电信业产权改革经验 |
| 3.1.2 中国电信市场产权改革历程 |
| 3.2 中国电信竞争的产权激励瓶颈 |
| 3.2.1 国有产权同质下的非竞争性 |
| 3.2.2 产权同质下的X 非效率 |
| 3.2.3 国有产权同质下竞争与重复建设的矛盾 |
| 3.2.4 国有产权同质下的政府监管无效 |
| 3.2.5 中国电信市场重组的非市场导向问题 |
| 3.3 中国电信市场产权改革的目标-产权主体多元化 |
| 3.4 小结 |
| 4. 中国电信市场结构的动态分析 |
| 4.1 中国电信市场结构的历史演变 |
| 4.1.1 垄断 |
| 4.1.2 竞争机制的引入 |
| 4.1.3 部分业务竞争形成 |
| 4.2 中国电信市场结构竞争失衡 |
| 4.3 中国电信市场结构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局限 |
| 4.3.1 中国电信市场结构演变的内在逻辑 |
| 4.3.2 中国电信市场结构演进的局限 |
| 4.4 小结 |
| 5. 中国电信市场重组中的竞争行为 |
| 5.1 联通组建后的竞争失效 |
| 5.1.1 1994-1998 年中国电信市场竞争 |
| 5.1.2 模型均衡分析 |
| 5.1.3 竞争失效的原因 |
| 5.2 纵向分离后的移动业务竞争 |
| 5.2.1 纵向分离初期的双重垄断 |
| 5.2.2 纵向分离中引入竞争的局限性 |
| 5.2.3 小灵通出现后的移动运营商的价格歧视 |
| 5.2.4 移动业务竞争现状 |
| 5.3 本地固定电话业务市场绕道引起的市场关闭 |
| 5.4 横向拆分后的固定本地业务竞争（默契合谋） |
| 5.4.1 默契合谋的博弈模型 |
| 5.4.2 中国电信市场中本地固定电话竞争的默契合谋行为 |
| 5.4.3 中国电信市场默契合谋因素分析 |
| 5.5 小结 |
| 6. 中国电信市场结构重组中市场绩效 |
| 6.1 中国电信市场竞争性结构的有效性 |
| 6.2 中国电信市场绩效分析 |
| 6.3 中国电信业市场绩效的国际比较 |
| 6.4 小结 |
| 7. 电信技术进步中的融合、管制与竞争 |
| 7.1 网络融合对电信市场结构的影响 |
| 7.1.1 网络融合对电信市场结构的影响：从纵向到横向 |
| 7.1.2 “网络融合”与瓶颈市场的“市场关闭”问题 |
| 7.1.3 我国网络融合中限制电信市场结构变迁的因素 |
| 7.2 网络融合中限制电信竞争的壁垒 |
| 7.3 电信竞争与电信管制 |
| 7.3.1 竞争条件下电信管制的原因 |
| 7.3.2 竞争条件下的电信管制 |
| 7.4 网络融合与电信管制的冲突 |
| 7.5 小结 |
| 8. 总结和展望 |
| 8.1 基本结论 |
| 8.1.1 电信技术的发展要求全面竞争的市场结构 |
| 8.1.2 产业融合是技术上发展的必然趋势 |
| 8.1.3 电信技术经济特性要求全业务竞争 |
| 8.1.4 国有产权同质制约了中国电信市场竞争的有效性 |
| 8.1.5 中国电信市场管制机制制约了电信产业的发展 |
| 8.1.6 中国电信市场缺少全面、透明电信法律的保障 |
| 8.2 政策含义 |
| 8.2.1 面向产业融合的监管机制 |
| 8.2.2 国有产权同质对市场行为的制约 |
| 8.2.3 基于电信技术变迁的电信市场结构改革 |
| 8.2.4 产权制度改革（解决国有产权同质性） |
| 8.3 研究未尽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的有效竞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文献回顾 |
| 1.2.1 自然垄断产业特征的相关研究 |
| 1.2.2 产业进入方式及其进入障碍的研究 |
| 1.2.3 电信市场后进入者研究 |
| 1.2.4 有效竞争理论和电信市场竞争有效性的相关研究 |
| 1.2.5 电信规制的相关研究 |
| 1.2.6 民营(私人)资本进入电信业的相关研究 |
| 1.2.7 已有研究的不足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路线 |
| 1.4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电信市场后进入者有效竞争理论基础 |
| 2.1 有效竞争理论的内涵 |
| 2.1.1 国外理论基础 |
| 2.1.2 国内理论基础 |
| 2.2 电信市场后进入者与先进入者比较 |
| 2.2.1 市场先入者与先发优势的一般理论 |
| 2.2.2 电信市场先进入者优势 |
| 2.2.3 电信市场后进入者优势 |
| 2.3 电信市场进入壁垒与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 |
| 2.3.1 电信市场进入壁垒 |
| 2.3.2 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 |
| 2.4 电信有效竞争的衡量标准 |
| 2.4.1 有效竞争的一般衡量标准 |
| 2.4.2 电信有效竞争的具体度量 |
| 2.5 运营商有效竞争的数量优化数学模型 |
| 2.6 双寡头垄断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分析 |
| 2.6.1 博弈论视角的分析与解释 |
| 2.6.2 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分析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电信产业特征与有效竞争 |
| 3.1 电信产业的特征对后进入者有效竞争的影响 |
| 3.2 电信市场引入竞争的原因 |
| 3.3 电信市场有效竞争边界 |
| 3.3.1 电信市场有效竞争边界的动态性 |
| 3.3.2 决定电信市场垄断和竞争边界的主要因素 |
| 3.3.3 电信市场垄断——竞争边界分析框架 |
| 3.4 电信网络的互联互通与有效竞争 |
| 3.4.1 网间互联的历史渊源和概念界定 |
| 3.4.2 网间互联是实现有效竞争的基础 |
| 3.4.3 电信网间互联问题的表现及成因 |
| 3.4.4 对在位主导运营商的规制激励 |
| 3.5 瓶颈设施与有效竞争 |
| 3.5.1 电信运营商的“瓶颈”垄断 |
| 3.5.2 在位主导运营商的市场影响力 |
| 3.5.3 瓶颈垄断、市场势力与网间互联规制 |
| 3.6 重复建设、转换成本与有效竞争 |
| 3.6.1 电信产业重复建设与有效竞争 |
| 3.6.2 电信消费者的转换成本与有效竞争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电信市场后进入者有效竞争与规制研究 |
| 4.1 政府规制对电信市场后进入者行为的影响 |
| 4.1.1 竞争条件下电信市场的政府规制成因 |
| 4.1.2 政府规制对后进入者行为的影响 |
| 4.2 电话号码可携带与有效竞争的规制 |
| 4.2.1 电话号码可携带的概念与类型 |
| 4.2.2 号码携带与后进入者有效竞争 |
| 4.2.3 对号码携带的规制 |
| 4.3 软预算约束与进入阻止 |
| 4.3.1 软预算约束问题概述 |
| 4.3.2 模型设定 |
| 4.3.3 博弈均衡分析 |
| 4.4 规制放松与边缘性进入 |
| 4.4.1 规制放松的理论分析 |
| 4.4.2 边缘性进入 |
| 1、MCI的边缘性进入过程 |
| 2、边缘性进入分析 |
| 4.5 路径依赖与“闭锁状态” |
| 4.5.1 电信规制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契合 |
| 4.5.2 中国移动“一家独大”下的中国电信市场结构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有效竞争的路径选择 |
| 5.1 适度准入与我国电信产业竞争模式 |
| 5.1.1 电信市场准入中数量控制的理论依据 |
| 5.1.2 电信市场集中度 |
| 5.1.3 中国基础电信业务的市场准入 |
| 5.2 所有制改革与产权制度安排 |
| 5.2.1 产权界定和治理效率 |
| 5.2.2 产权体制与有效竞争的关系 |
| 5.2.3 中国电信企业产权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4 我国电信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 |
| 5.3 产业重组 |
| 5.3.1 电信产业重组的目的与模式 |
| 5.3.2 中国电信产业重组方案选择 |
| 5.3.3 重组路径选择:政府引导、市场选择 |
| 5.4 全业务经营 |
| 5.4.1 基于消费者微观决策的电信市场分业经营模型 |
| 5.4.2 全业务经营模式的实现 |
| 5.4.3 国外四个全业务运营商的样本分析 |
| 5.4.4 中国电信业第三次重组后全业务经营的模式研究 |
| 5.5 网络融合与数网竞争 |
| 5.5.1 数网融合及其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 |
| 5.5.2 三网的现状 |
| 5.5.3 数网融合与有效竞争 |
| 5.6 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发展方向和战略选择 |
| 5.6.1 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核心竞争力体现为产业链的整合能力 |
| 5.6.2 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产业链竞争模式 |
| 5.6.3 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产业链整合路径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有效竞争的实证研究 |
| 6.1 我国电信产业改革和重组的总体分析 |
| 6.1.1 我国电信产业改革的历史过程与政策变迁 |
| 6.1.2 我国电信产业重组特征 |
| 6.1.3 我国电信产业改革效果及其背后的制度问题 |
| 6.2 中国联通进入移动电话市场分析 |
| 6.2.1 中国联通的进入 |
| 6.2.2 不对称的双寡头垄断对中国联通成长的障碍分析 |
| 6.2.3 非对称规制与中国联通的市场竞争力分析 |
| 6.3 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相互进入分析 |
| 6.3.1 电信网通相互进入后的竞争效果分析 |
| 6.3.2 电信、网通两大集团《合作协议》后果分析 |
| 6.4 民营资本进入电信市场分析 |
| 6.4.1 泰龙模式分析 |
| 6.4.2 我国民营资本进入电信产业壁垒的形成机制 |
| 6.4.3 拆除民营资本进入电信产业壁垒的制度选择 |
| 6.5 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有效竞争的对策建议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创新点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有待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工作 |
| 7.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理论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问题切入点 |
| 1.3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点 |
| 第2章 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的界定 |
| 2.1 电信业的界定 |
| 2.1.1 电信的定义 |
| 2.1.2 电信业的概念 |
| 2.2 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的涵义 |
| 2.2.1 市场准入制度的基本含义 |
| 2.2.2 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的定义 |
| 2.2.3 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的内容 |
| 2.3 电信业实行市场准入的正当性分析 |
| 2.3.1 电信业的行业特性决定了电信业准入的必要性 |
| 2.3.2 电信业涉及多元主体利益决定了电信业准入制度的正当性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的基本要素 |
| 3.1 电信业市场准入的主体 |
| 3.1.1 电信业市场准入的授权主体 |
| 3.1.2 电信业市场准入的经营主体 |
| 3.2 电信业市场准入的基本原则 |
| 3.2.1 有效竞争原则 |
| 3.2.2 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原则 |
| 3.3 电信业市场准入的基本条件 |
| 3.4 电信业市场准入的主要方式 |
| 3.4.1 电信业市场准入的方式概述 |
| 3.4.2 电信业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方式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电信业市场准入的现状分析 |
| 4.1 我国电信市场准入变革的历程 |
| 4.2 我国电信业务分类的现状 |
| 4.3 我国现行的电信业务许可制度 |
| 4.3.1 电信业务审批权限 |
| 4.3.2 经营电信业务应当具备的条件 |
| 4.3.3 电信业务审批程序 |
| 4.3.4 我国对外资运营主体市场准入的规定 |
| 4.4 我国现行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的内在缺陷 |
| 4.4.1 电信业务分类上的缺陷 |
| 4.4.2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制度上的缺陷 |
| 4.4.3 外资准入上的缺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的立法完善 |
| 5.1 进一步开放电信业市场 |
| 5.2 完善我国电信业务的分类标准 |
| 5.2.1 WTO 及有关国家或地区电信业务的分类规定 |
| 5.2.2 我国电信业务分类的选择 |
| 5.3 改革我国现行电信业许可证制度 |
| 5.3.1 WTO 及有关国家或地区电信许可制度的规定及分析 |
| 5.3.2 我国电信业准入立法的选择 |
| 5.4 健全电信业准入许可收费制度 |
| 5.4.1 电信许可证费用的含义 |
| 5.4.2 电信法对许可费用应作具体规定 |
| 5.5 建立电信业独立管制机构 |
| 5.6 调整电信业外资准入的相关规定 |
| 5.6.1 遵守 WTO 相关文件，履行法律承诺 |
| 5.6.2 利用例外条款保障我国利益 |
| 5.6.3 明确外资投资主体的范围和投资方式 |
| 5.6.4 完善申请的拒绝程序 |
| 5.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WTO与政府制度安排的需求分析——以中国电信业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D]. 朱玮玮. 东南大学, 2020(02)
- [2]互联互通比较法研究及热点问题探析[D]. 武君. 北京邮电大学, 2015(08)
- [3]国际电信服务竞争政策法律问题研究[D]. 温寒. 西南政法大学, 2013(07)
- [4]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D]. 王晓妍.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6)
- [5]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研究 ——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D]. 朱玉荣. 东北财经大学, 2010(07)
- [6]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国际化视角[D]. 毕燕茹. 新疆大学, 2010(11)
- [7]产业融合趋势下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研究[D]. 王润珏. 武汉大学, 2010(05)
- [8]中国电信市场重组中的竞争与垄断 ——基于T-S(S)-C-P理论框架的分析[D]. 杨灵. 辽宁大学, 2009(01)
- [9]我国电信市场后进入者的有效竞争研究[D]. 李荣华. 中南大学, 2008(12)
- [10]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研究[D]. 郭政纯. 湖南大学, 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