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开发与资本市场”研讨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刘晓飞[1](2020)在《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产业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在一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兴则国家兴,产业强则国家盛,文化产业发展则社会可持续发展。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文化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参与环节。政府、企业、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要实现文化产业的稳定发展,金融行业的支持不可或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反作用于金融业。文化金融将为国家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提供的有效支持。近些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为38737亿元,较2004年增长了10.3倍;2005-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实现了年均增长18.9%,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文化产业增加值也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8年的4.30%,在国民经济中文化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业的支持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拥有充足的金融资源,随着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IPO注册制和互联网金融的相继启动,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增强,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然而,现在诸多因素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欠佳、文化产业本身高风险的特点、融资渠道单一、融资量严重不足而致的文化产业融资约束依然十分严重。因此,如何发挥金融推动作用,构建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使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再受到融资的困扰,已经成为学者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尝试构建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探讨金融支持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安全的互动机理,以便于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基础,从而使政府政策的制定更为有效。文章从文化产业的基本涵义、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及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分别从我国的财政文化支出、银行业、资本市场、债券融资、保险业、文化产业基金、担保机构及风险投资等方面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指出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在于现存的金融支持体系无法适应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金融支持对于文化产业的效应。包括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效应及对保护文化产业安全的效应。在对文化产业发展效应分析中,将数据按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部分划分,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主成分回归模型,得出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根据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框架,建立文化产业的安全评价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与熵权法分析了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安全效应。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金融业的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及保护文化产业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设计合理的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是本文的重点和归宿,文章在借鉴其他国家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当前金融支持体系并不完善,金融支撑文化产业作用不足,进而对该原因从组成要素及其职能界定的模糊、金融支持体系架构的不完善和政策与监管架构的不完善三方面记性分析。之后,探讨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构成要素,提出构建包括政府、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及企业自身在内的涵盖宏观、中观、微观在内的立体式、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设计建立包括财政经费支持、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投资公司、资本市场及风险投资在内的一系列创新金融工具为支撑的文化金融体系。最后,本文分别从政府政策、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信用担保机制、社会化的融资服务体系建设五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管琳娜[2](2020)在《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模式正由“重规模”和“重速度”逐渐向“重效益”和“重质量”转变,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与优化。而作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的金融资源,在促进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却不尽人意,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当前,在更大范围内对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重新调整和整合,有利于金融资源的优化和合理配置,从而加快金融运行的速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是我国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本文主要研究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情况下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梳理,并从全国和省域的角度对比分析了金融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随后理论分析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作用机理,运用数据包络法(DEA)的CCR模型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8-2018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并选取空间邻接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根据实证结果,结论如下:(1)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水平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是各省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着地差异性,并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分布规律。(2)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着的空间正相关性,“高-高”区分布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而“低-低”区分布的省份主要位于西部地区,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空间跃迁路径是:L-L→H-L、H-L→H-H或L-L。(3)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本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本地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不利于周围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对外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技术创新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最后,本文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提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该论文有图20幅,表12个,参考文献136篇
李雯[3](2020)在《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金融的“活”、“稳”、“兴”、“强”决定着经济的“活”、“稳”、“兴”、“强”,凸显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家对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也是在逐渐加大,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如此。2012年,党的十八大指出,要通过提升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并在随后各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及。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综上可见,无论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是发展普惠金融,亦或是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都是对金融竞争力提升的最有力反映。而区域金融竞争力,则是金融竞争力在区域层面的表现,同时也是一个区域在与其他区域的竞争中,通过对金融资源吸纳、控制、利用、拥有以及配置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优势和综合能力。所以,一个区域金融竞争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该区域金融资源是否得到有效配置,进而影响该区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此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故此,客观准确地评价当前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精准把握我国四大经济板块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发展状况、明确各金融主体的金融竞争力存在的差异以及厘清调整方向,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围绕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尝试通过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测算来准确评价我国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现状,并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来研判我国四大经济板块的区域金融竞争力演变特征以及各金融主体的竞争力差异性。同时,通过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多维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探讨提升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有效路径。具体地,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首先,是对本文研究背景及意义的介绍,并明确抛出所要展开的研究问题。其次,是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的介绍,厘清对研究问题的具体安排。最后,是总结本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国内外文献综述。首先,是对国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包括对金融竞争力的界定、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以及金融竞争力多视角讨论与梳理。其次,是对国内相关文献的回顾,包括对金融竞争力的界定、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金融机构竞争力以及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回顾。最后,是对以上国内外相关文献的评述,在总结现有研究存在不足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突出本文所阐释的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的重要性。第三章是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理论分析。首先,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内涵的介绍,包括对区域金融的概念界定、竞争力的概念界定、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概念界定以及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特征的阐释。其次,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相关理论的介绍,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区域金融理论、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地理学理论等区域金融相关理论的阐释,以及马克思主义竞争力理论、西方古典竞争力理论、现代竞争力理论等竞争力相关理论的阐释。最后,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理论阐述,包括影响因素识别和影响机理分析,具体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实力、产业结构、开放程度、人力资本质量、科技创新以及信息化等七个方面对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第四章是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部分。首先,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的介绍,包括对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原则、具体维度(银行、保险、证券及财务公司)指标选择以及数据样本说明的相关阐释。其次,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方法选择的介绍,包括对测算方法的选择(欧式空间距离法)以及权重的确立(变异系数法)。最后,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结果分析,包括对区域金融竞争力整体测算的结果分析以及对分维度下银行竞争力、保险竞争力、证券竞争力以及财务公司竞争力测算的结果分析。第五章是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比较分析部分。首先,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横向比较分析,包括对综合测算结果和分维度测算结果进行全国和四大经济板块(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的金融竞争力变化趋势、增长率以及动态演进的比较分析。其次,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纵向比较分析,包括对全国和四大经济板块(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的区域金融竞争力、银行竞争力、保险竞争力、证券竞争力以及财务公司竞争力的变化趋势和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是对区域金融竞争力横向与纵向比较分析结果的具体总结。第六章是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部分。首先,是对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以及数据来源介绍,包括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综合维度和分维度影响因素的具体模型构建、合适的变量选取以及相关数据说明。其次,是对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包括对综合测算结果的实证检验和分维度测算结果的实证检验。第七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通过前文对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测算、横向与纵向比较分析以及影响因素探讨进行结论汇总,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高质量发展下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有效提升明确努力方向。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指标构建的创新。对于区域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大多数学者从经济、社会和金融三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的。但是针对这种指标体系构建并不能有效的体现出金融竞争力,确切的讲,更像是区域竞争力或地区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因此,本文在指标体系构建时,并没有将经济环境类指标纳入到体系构建当中,而是以各金融主体为切入点,从银行竞争力、保险竞争力、证券竞争力以及财务公司竞争力四个维度来构建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指标体系。第二,测度方法的创新。对于区域金融竞争力测度方法的选择,大多数学者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以及层次分析法。虽然这些方法均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评分来测度金融竞争力的强弱,但是并没有将指标构成过程中各地区间的空间关系考虑在内。众所周知,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区位特征,位于不同区位特征下的金融竞争力强度也会有所不同,故在测度区域金融竞争力时,也应从多维空间视角来进行考虑。因此,本文在测度方法选择时,采用欧式空间距离法对区域金融竞争力进行测度。欧式空间距离法通过计算不同点之间的空间距离均值来衡量主变量,可以很好地从多维度立体视角来反映金融竞争力的内涵,且不存在层级子指标或维度子指标的剔除,并能够更好地保留指标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以此来更加准确、真实和有效地测算区域金融竞争力水平。第三,研究视角的创新。对于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会将经济环境类指标作为构建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子指标。但是,本文认为经济环境类指标仅是区域金融竞争力强弱的影响因素,并不应放在指标体系构建中。故本文另辟蹊径,探寻各经济环境类指标对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影响,即进行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区域金融竞争力提升的外部路径培养实现精准定位。
李东杨[4](2019)在《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践发展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也需要以实践作为客观基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正是顺应时代发展、为满足实践需要而产生的科学理论。在新时代,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改革依然存在的分配不正义问题亟需解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由于其自身理论缺陷、时代背景限制没有解决好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分配不正义问题。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基础上正在努力解决此问题,并呈现出其科学性。目前,有的学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和西方分配正义思想进行研究,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但是,学术界缺乏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提炼和研究。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文本资料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提炼和研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正在形成的新的分配正义理论,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概括和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之后,亟需深入研究的—项重要课题。以“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为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本论文在回顾相关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遵循“实践基础——主要内容——现实运用——理论地位——现实意义”的研究思路,进而研究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主要内容、现实运用、理论地位、现实意义等基本问题。从基本理论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和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同时又充分汲取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精华和借鉴吸收西方分配正义思想中的有益成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实践基础上看,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分配正义的探索实践成果,以及习近平在知青时期、从政时期对分配正义的探索实践成果,为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主要内容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主要表现”等。本论文在对“基本立场”的阐释中,分别从国际和国内角度深入阐释“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分配正义的含义。在对“基本原则”的分析中,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的贡献原则、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的统一。“三个原则”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在对“主要表现”的论述中,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宏观框架,将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概括为经济领域分配正义观、政治领域分配正义观、文化领域分配正义观、社会领域分配正义观和生态领域分配正义观,以及各个领域分配正义观应用的具体政策。在论述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以精准扶贫政策为例展示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现实运用。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是以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为理论基础,它是随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基本立场”的现实遵循;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基本原则”的现实坚持;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主要表现”的现实运用。从理论地位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和西方分配正义思想。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和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是对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借鉴。同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的发展,是对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的丰富,是对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弘扬,是对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批判。从现实意义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现实分配不正义问题,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成新时代使命等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它对解决全球发展失衡问题,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也具有指导作用。经过较为全面系统研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之后,本论文得出了三个创新性的观点。第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基本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的贡献原则、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的统一。第二,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发展的新阶段。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创造性运用。
刘江[5](2019)在《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研究 ——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市场和现代科技的冲击下,文学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局和困惑。然而,与文学有关的评奖却大行其道,经久不衰。究其原因,乃在于各利益相关方对文学奖声誉“红利”与“祝圣权力”的觊觎。文学奖不仅具有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形而上功能,其催生的多重效应也潜藏着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一般规律。文学奖声誉的创建、积累、维护与传播过程也体现和反映了管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与智慧。遗憾的是,传统的文学奖研究大多关注其制度性的一面和经典化功能,或聚焦文学奖个案的评奖机制,缺乏对文学奖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意义的思考。虽有个别学者论及文学评奖的声誉经济现象,但其切入视角仍归属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或文化学范畴,更遑论就文学奖声誉影响力进行系统的跨学科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另一方面,现有的声誉研究对象仅囿于企业或一般社会组织,长期忽略了作为一种特殊组织行为的文学评奖活动所蕴含的声誉管理思想及其所产生的声誉经济,也忽略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与文学奖多元效应之间的逻辑关联等理论性与现实性的问题。为此,本研究以文学奖为研究对象,从“声誉”这一文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最大公约数出发,借助案例分析、调查研究、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之法,对文学奖声誉影响力进行系统的跨学科考察。本研究基于跨学科的视角,首次提出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系统性研究课题,既致力于该议题的理论与模型建构,也注重对其进行科学的实证分析与量化测评,以期拓展文学奖研究和声誉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视域。概而言之,本研究的贡献或创新之处涉及理论、方法与实践等三个层面。理论上,本研究尝试就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创建,主要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本体性问题,如概念、内涵、特征、利益相关者网络、构成因素等进行了理论界定;二是厘定了文学奖声誉管理概念的特定内涵与外延,剖析和构建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路径、管理模型和实践机制;三是分析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效应表征,指出资本化和经典化是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两大核心效应,并以莫言为例对其分别进行了实证考察;四是从声誉测量的角度构建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指数测评的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对其效度和信度进行了检验。方法上,本研究试图实现三个融合:一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理念与思想的融合,即将声誉理论、文化资本理论、文学经典化理论等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和文学等跨学科的理论融为一体;二是将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相融合,在以定性分析为主的传统文学研究模式中,引入了定量统计分析,从而将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入文学研究之中;三是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相融合,即在进行理论建构的同时,既注重理论探讨围绕案例分析展开,也注重通过案例分析反向检验理论建构之合理性与科学性。在实践中,本研究的预期贡献可概括为三个维度:一是对国家而言,可以为我国文学评奖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从而有助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跨文化传播;二是对文学奖管理机构而言,有助于其发现相关文学奖项在声誉创建、维护、提升、传播、管理等方面的短板,从而为其提供理论与经验借鉴;三是对文学奖各利益相关群体来说,基于本研究创建的文学奖声誉影响力指数模型的评价结果,能为其在评奖参与、赞助捐赠、市场介入等决策上提供较为科学、可信的参照标准。本研究由八个章节构成,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引言,提出本研究的选题要义和研究意义,并就本文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预期创新等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对国内外有关文学奖及其声誉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缜密的爬梳,回顾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多学科框架下的声誉理论研究进展,并对其进行了述评。第三章,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理论构念。探讨了文学奖声誉的定义和内涵,总结了其六大特征及利益相关者网络。第四章,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构成因素。从奖项身份特征、管理策略和利益相关者三个层面,分析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14种主要构成要素。第五章,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管理。聚焦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管理之道,对文学奖声誉管理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界定,剖析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路径,构建了文学奖声誉管理模型,并从准入管理、过程管理、后期管理等三个维度探讨了文学奖声誉管理的实践经验与启示。第六章,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效应表征。总结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五大效应表征共性,指出资本化和经典化是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两大核心效应表征,并以莫言以为例,对这两大核心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证考察。第七章,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实证测评。建构了文学奖声誉影响力指数测评的动态模型,结合国内外文学奖项样本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该模型得出的评价结果,梳理了国内文学奖在声誉创建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第八章为结语,就全文的主要发现和贡献进行了总结提炼,并对研究中有待改进之处和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进行了相应的说明。
陈文苑[6](2019)在《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及其实践逻辑 ——基于剑川白族木雕的田野调查》文中研究说明文化资本化是一个实践命题。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质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将民族传统工艺作为文化资本进行利用和开发。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关涉到传统工艺的未来走向,与文化的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的发展等息息相关,甚至与文化产业、文化战略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具体实践行为包括哪些内容?实践的逻辑又是什么?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何种规律?……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以剑川白族木雕作为典型案例,在详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借助于口述史、历史文献、内部资料等材料,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资本——场域——实践”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文章在对剑川木雕发展历史、工艺流程、艺术风格进行概述的前提下,阐释了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的概念、类型及其特征。又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市场运作以及资本博弈,并总结出了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践逻辑和基本规律。通过研究,文章认为:第一,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践行为具体包括资本积累、资本市场运作以及资本博弈这三种类型,而我们通常理解的资本市场运作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积累指资本的增长、完善和集聚,是在保留原先文化资本结构与内容基础上的增加,当代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的积累路径可分为教育培训、传播交流、市场调节以及权力引导四种;文化资本的市场运作指按照市场需求,对文化资本进行开发,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的市场运作方式包括产业化、旅游开发、节庆经济化、品牌化与会展商业化;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博弈是行动者之间围绕着文化资本而产生的一种互动行为,博弈的目的是为了占有更多的文化资本。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的博弈围绕着物质性文化资本和非物质性文化资本两方面展开,行动者所采取的博弈策略可以分成三种:维护、发展与争取。资本积累、市场运作与资本博弈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织的联系。资本积累是市场运作的前提与基础,市场运作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方向指引,而文化资本博弈则时常贯穿于资本积累以及市场运作的过程中,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博弈会推动资本的积累,也会促进文化资本的市场运作。第二,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有着属于自己的实践逻辑。实践被场域所控制,场域生产着实践,实践活动必须依附于所处的场域并以习性为作为内驱力。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在实践过程中建构起了特定的场域(初级场域),并衍生出了三种亚级场域:资本积累场域、市场运作场域以及资本博弈场域。文化资本在此三种场域下的具体实践行为和所采取的策略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都必须遵守初级场域的规律,该场域形塑而成的核心习性是文化市场化习性,场域的基本规律是一种双线规律。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实践的逻辑图式可以概括为:在场域情境下,以延长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的生命周期为根本目的,按照双线规律的要求,通过形塑而出的核心习性生产实践。第三,双线规律是民族传统工艺资本化实践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律。双线规律指的是传统工艺文化自主性发展规律和市场供求关系规律,这两种规律之间并不存在孰轻孰重之别。双线规律由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场域的特征所决定,它要求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必须以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为前提,在保持传统工艺文化基因的条件下,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合理、有序的进行实践。在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践过程中,不能忽视双线规律的要求,传统工艺文化的均质化、内卷化等问题的出现,其症结恰在于并未充分尊重双线规律。
陈茜[7](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肖翰[8](2018)在《产业政策、企业风险承担状态与企业价值》文中提出产业政策是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2015年以来,国家关于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以规划、意见、纲要等多种形式持续出台,密集程度远超从前,且涉及到农业、能源、制造、互联网、商贸、生活服务、文体等多个领域,不难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产业政策将对国家宏观经济、行业产业以及微观企业产生重要影响。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虽然涌现了一大批借助产业政策成功实现结构升级并取得市场成功的企业,但同时也要看到,不仅钢铁、煤炭、水泥等传统产业出现了落后产能淘汰困难、结构升级缓慢等问题,包括风电装备制造和光伏在内的很多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关于产业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理论实务界存在持续的争议。2016年8月,林毅夫、张维迎两位经济学家就产业政策何去何从的问题再次展开了讨论,同时也引发了理论界、实务界的探讨。有学者认为,我国产业政策长期以来便具有典型的市场干预特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保留了大量对微观市场的干预措施,主要政策工具包括目录指导、项目核准、强制退出等相关体现市场干预特征的措施。风险承担是促进企业绩效和成长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调整对微观企业的行为和风险承担均有着重要影响。从微观视角来看,产业政策是微观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背景,宏观政策调整必然导致相关行业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意愿和风险承担行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增加了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降低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规避政策风险以减少损失,也可以通过提高自身风险承担水平、抓住政策带来的市场机会快速扩张。已有文献对产业政策宏观层面的有效性和经济后果进行了大量研究,还有部分学者就产业政策通过影响企业某一方面的行为活动(如企业投资、研发创新、融资等)及其后果进而影响企业业绩和价值的路径机理进行了考察,但较少有文献对宏观产业政策的微观影响传递路径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多以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综合经济后果(业绩波动性)来描述、度量企业风险承担,难以厘清导致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能力、状态发生变化背后的不同原因,此外,在企业风险承担研究中所涉及到的风险承担水平与风险承担能力两个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风险承担水平与风险承担能力相匹配形成了企业不同的风险承担状态,已有风险承担研究文献中,绝大部分没有指明和区分风险承担不同维度的概念,较少有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几乎没有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状态进行研究。本文根据上述制度背景和文献理论基础,对以下问题展开了研究:首先,本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能力以及风险承担状态等风险承担不同维度的概念进行理论辨析与界定,构建宏观产业政策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能力与状态,进而影响企业价值的理论框架;其次,通过案例研究,深入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行为活动(投资扩张、创新研发、生产经营、融资等)以及相应风险承担水平、能力和状态的影响机理,与此同时,探寻产业政策调整变化通过作用于企业风险承担状态进而导致企业业绩和价值产生波动的传递路径,对前述理论框架进行印证;此外,通过大样本实证研究,就企业投资扩张、创新研发、生产经营和融资等各项行为活动体现出的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不同水平和能力匹配而来的企业风险承担状态进行描述和度量,对企业各项行为活动体现出的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能力以及风险承担状态是否在产业政策影响和企业价值变化之间发挥了中介渠道效应进行考察,对前述“产业政策、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的理论框架进行进一步验证。本文构建了一个产业政策通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能力和状态影响企业业绩、价值的理论模型,探讨了产业政策影响企业业绩、价值的传导路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产业政策及其调整通过影响企业各项决策行为,使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能力、状态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企业业绩和价值产生波动。案例研究发现,在产业政策引导下,案例企业做出投资扩张、技术研发、生产经营、融资等行为决策,行为后果将会改变案例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和风险承担能力,并使案例企业处于不同的风险承担状态。同时,不同企业差异化的风险承担状态,使其在面临产业政策调整引发的外部冲击时,企业业绩和价值会发生大小不同的增减变化。当案例企业处于“风险承担状态1”(风险承担能力强、风险承担水平低)时,其业绩和价值很有可能增长;若案例企业处于“风险承担状态4”(风险承担能力弱、风险承担水平高),其业绩和价值极有可能下降。第二、产业政策通过影响企业各项行为活动导致其风险承担水平发生变化,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通过推动、促进企业投资扩张(资产规模增长)、创新研发(加大研发投入)和生产经营(加速存货库存消耗)行为改变其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提升了企业价值;产业政策通过推动、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应收类资产比重增长)和负债融资(财务风险、破产风险增加)等行为活动提升了风险承担水平,进而降低了企业价值;产业政策影响下,企业通过投资、研发、生产经营以及融资等各项行为活动所体现的风险承担水平(包括各项行为活动综合作用所体现的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是产业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中介变量,产业政策通过推动、促进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进而降低了企业价值。第三、产业政策通过影响企业各项行为活动导致其风险承担能力发生变化,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通过削弱企业产品竞争力、侵蚀企业财务柔性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利影响;产业政策影响下,企业通过各项活动所形成的风险承担能力(包括各项行为活动综合体现出的企业整体风险承担能力)是产业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中介变量,产业政策促使企业整体风险承担能力降低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利影响。第四、产业政策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状态发生变化,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通过减弱企业风险承担状态得分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利影响;产业政策影响下,企业通过其整体风险承担水平和整体风险承担能力匹配形成的风险承担状态是产业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中介变量,产业政策促使企业风险承担状态得分减弱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创新点和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有文献多以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综合经济后果(业绩波动性)来描述、度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少有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几乎没有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状态进行研究。本文首先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风险承担能力的变化归因于各项企业行为活动(投资、研发、生产经营、融资),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匹配入手,对企业风险承担状态进行了描述和度量,与现有风险承担文献相比,在理论框架上具有一定突破,进一步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视角。第二、学界就“产业政策影响企业业绩、价值”、“产业政策影响企业风险承担”以及“企业风险承担影响企业业绩、价值”等主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未有学者对产业政策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影响企业业绩和价值的传递路径进行考察。本文分别采用典型案例和实证大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验证了企业风险承担各维度在产业政策影响和企业业绩价值变化之间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厘清了产业政策对企业业绩、价值的影响机制。第三、大量学者对宏观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经济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还有部分学者就产业政策通过影响企业某一方面的行为活动(如企业投资、研发创新、融资等)及其后果进而影响企业业绩和价值的路径机理进行了考察,但较少有文献对宏观产业政策的微观影响传递路径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本研究分别基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能力和状态的视角,从企业投资、研发、生产经营和融资等多个维度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微观影响路径,并在案例研究中详细分析了产业政策影响下企业行为的动机、后果以及差异原因,进一步扩展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范畴。
范氏周红(PHAM THI CHAU HONG)[9](2017)在《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越南都开启了改革之路。在理论上,两国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实践上,两国都坚持以市场化为手段,坚持走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经过艰辛的探索,中、越两国分别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越也面临着许多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如政府转型、反腐败、减少失业、调整经济结构、防止经济泡沫、控制贫富差距。中越两国领导人深切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决心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进行深化改革,使广大人民真正分享改革发展的成就。本文拟在探索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尝试对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进行比较,揭示其异同,进而在相互借鉴中得到启示。本文一共有七章:第一章阐明了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主旨、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说明研究方法、逻辑框架,并对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等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和厘清。第二章论述和追溯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为两国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行寻求理论和现实出发点。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梳理了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内容及其成效,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历程、内容及其成效。第五章和第六章重点对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进行比较,找寻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之异同,进而从中得出启示,互为借鉴与吸收。第七章分析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存在的问题、未来走向及启示。越南实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发,正是在学习、消化、吸收中国发展经济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了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发展之路。对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不仅能为促进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借鉴,而且也可以促进中越两国的友谊发展。
魏亦山[10](2016)在《“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研究 ——以宁夏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几十个国家积极参与,然而这个战略要想实现却是一项复杂、系统而又艰巨的工程。从国家层面来讲意义重大,对企业来说又是无限潜在的商机,但由于正式提出的时间只有二到三年(2013年提出),而“一带一路”所涉及区域又很广泛,情况纷繁,到底如何实施,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很好的系统研究。当然经济实践特别是牵涉到许多国家经济活动,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研究透彻才开始,许多事情恰恰是边做边研究边完善的。而研究工作不仅需要相关理论支持和指导,而且还需要有周全而深入的剖析,即对相关国家、区域和领域及我国自身的各种条件、基础和实力开展各种专项研究。然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基础性资料及实时动态研究很少,甚至一些相关小国则几乎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研究既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又有很大的研究难度。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正酝酿着调整,许多国家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中国经济经过一段高速发展时期,现已步入“新常态”,持续了多年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导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失去竞争优势;同时,由于过去十多年过于乐观的产能扩张,中国很多产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部分产能技术大多数是不落后的,只是供大于求,需要向外转移扩展市场。再者中国巨大的市场也孕育了一批大企业,正在成为具有跨国投资和全球运营能力的跨国公司。这些因素叠加促使中国正在进入大规模“走出去”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但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还能够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符合相关国家的利益,也能够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而“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又是重中之重,在整个战略中如果把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了,也就打下了坚固的基础。然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巨大的资金需求是重头戏,所以,本研究就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国情,分析“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研究如何在充分利用原有以财政资金和信贷为主的融资手段的基础上,拓展新的融资渠道,开发新的融资工具,提升直接融资基础设施融资规模中的比重,以寻找到能够提供给“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所需要的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保证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资金的供给。由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与很多国家相关,要想顺利地建设好,必须要有这些国家相关人员的合作,而人们的合作行为涉及到人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这些文化因素,所以,需要还要考虑金融支持的文化影响问题。而这从文化影响(以宁夏为例)的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实施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本文的研究路径是:对现有的资料和文献进行较全面的检索和查阅,将现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以基础设施建设的一般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与国际货币理论为指导,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和供给现状出发,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资金障碍,在借鉴世行等国际性金融开发机构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本文运用了比较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论文研究框架主要分为五部分: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理论分析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金融支持理论与国际货币理论的分析框架;二是目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和供给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成因;三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国际性金融开发机构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情况以及效果,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概况以及经验总结:四是分析宁夏与穆斯林国家的文化相似在“一带一路”特殊地位和典型作用。五是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建议。本研究认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的是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好,而要把基础设施建设搞好需要有金融的支持,因此,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系统性的做好这些工作:第一,要构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体系;第二,要根据资金情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式;第三要发挥好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带动“一带一路”的整个经济发展;第四要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利用效率。第五,以文化作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导条件。本文研究的创新点:1.提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成功的重要基础是与相关国家文化的沟通、融洽与融合的观点。因为一带一路”战略由政府最高层主导、多部门联合参与,这样高规格的政策等级,在中国通常意味着相关省市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业在执行中是一路绿灯。这样的支撑虽然比较容易实现企业的发展与扩张目的,但也会因这是进入中国许多企业并不太熟悉的国际舞台,风险也特别大,因为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思想意识方面等原因,可能会不仅使中国的企业难以获得高额利润,还很可能遭受巨大损失。所以,只有在思想文化融洽与融合的基础上,才能够使不同国家的金融家和企业家在思想和行为上达成共识,有利于中国主导的金融的合作与发展,达到减少阻力获得共赢。2.本研究做了目前学术理论界还没有做的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研究以金融支持作为一种系统体系,从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两方面来综合进行分析。这是由于本文在分析现有的研究文献时发现,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是放在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上,而忽略了金融需求与供给存在矛盾的情况。因此,本文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与供给角度出发,分析了深层的原因,并根据这些原因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二是从国际上看,现有的研究集中在把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寄希望于本国或政府间区域性的金融机构上,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欧洲复兴银行。而本文认识基础设施的研究落脚重点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上,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基础设施融资市场,加强跨进征信合作等。三是建议大力促进文化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推动金融支持,这也是现有的文献中鲜有提及的。因为文化活动可以领引金融活动,西方的竞争文化与中国的中庸竞争观有很大差别,金融波动有幅度,是物极必反的规律体现,不能把赢利看作是唯一目的。同时文化活动所形成的文化产品还可转化金融产品,做到金融与文化的有机结合。3.使用了目前学术界还有用过的新数据。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定量分析的方法,用科学、准确的新数据论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紧迫性和巨大的金融需求以及不相匹配的金融供给,并针对此种现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4.案例剖析。目前从国内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省区来看,宁夏有独特的优势。在沿丝路国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占主流地位,这些国家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不可绕开的极为重要区域,而这正是宁夏回族文化所有的独特优势,而且,假如通过文化融洽为先导顺利开展、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可能成为一个典型案例,为其他省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提供非常有益的经验。
二、“西部开发与资本市场”研讨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开发与资本市场”研讨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技术路线 |
1.3 本文的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文化的涵义及其层次 |
2.1.2 文化产业的内涵 |
2.1.3 文化产业的分类 |
2.1.4 文化产业的融资约束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金融发展理论 |
2.2.2 产业发展理论 |
2.2.3 产业安全理论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2.3.1 文化产业的研究综述 |
2.3.2 文化产业安全的研究综述 |
2.3.3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研究综述 |
3 我国文化产业及其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 |
3.1 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分析 |
3.1.1 我国文化产业现状分析 |
3.1.2 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比较 |
3.2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 |
3.2.1 文化产业的政府财政支持现状分析 |
3.2.2 文化产业的社会资本支持现状分析 |
3.3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 |
3.3.1 财政税收投入的有限性与文化产业的资金需求量大的矛盾 |
3.3.2 政府制度的制约机制与文化产业的高风险性的矛盾 |
3.3.3 商业银行的风险规避性使得中小文化企业难以获得贷款支持 |
3.3.4 风险投资的发展缓慢不能满足文化产业的融资需求 |
3.3.5 资本市场对文化企业融资存在诸多限制 |
4 金融支持对我国文化产业的效应分析 |
4.1 金融支持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效应分析 |
4.1.1 我国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4.1.2 基于区域差异性的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效应分析 |
4.1.3 我国金融支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 |
4.2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的效应分析 |
4.2.1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效应的理论分析 |
4.2.2 文化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
4.2.3 综合评价方法选取与数据采集 |
4.2.4 文化产业安全的实证评价分析 |
4.2.5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 |
5 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撑:基于部分国家的经验与借鉴 |
5.1 美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5.1.1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保证文化产业的融资需求 |
5.1.2 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 |
5.1.3 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 |
5.2 日本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5.2.1 日本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资本支持 |
5.2.2 社会多渠道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 |
5.2.3 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 |
5.2.4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文化企业提供直接融资 |
5.3 韩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5.3.1 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促进金融业支持文化企业 |
5.3.2 金融业增加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扶持 |
5.3.3 社会资本通过多渠道支持韩国文化产业 |
5.4 启示与借鉴 |
5.4.1 政府在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
5.4.2 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渠道的多样化 |
5.4.3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
5.4.4 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
6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设计 |
6.1 我国金融支撑文化产业作用不足的原因分析 |
6.1.1 金融支持体系组成要素及其职能界定的模糊 |
6.1.2 金融支持体系运行架构的不完善 |
6.1.3 金融支持政策与监管架构的不完善 |
6.2 构建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构成要素 |
6.2.1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交易主体 |
6.2.2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组成要素 |
6.3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设计 |
6.3.1 商业银行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6.3.2 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6.3.3 资本市场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6.3.4 风险投资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6.4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政策与监管架构设计 |
6.4.1 货币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6.4.2 金融监管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6.4.3 财政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6.4.4 构建连接各项文化金融各项政策的协调和信息反馈机制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变量注释表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2 文献综述 |
2.1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 |
2.2 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
2.3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 |
2.4 文献评述 |
3 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分析 |
3.1 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现状 |
3.2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现状 |
3.3 本章小结 |
4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分析 |
4.1 相关概念界定 |
4.2 金融资源配置机理 |
4.3 产业结构升级的资金需求 |
4.4 空间溢出效应 |
4.5 本章小结 |
5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分析 |
5.1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测算 |
5.2 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5.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5.4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 |
5.5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1 主要内容 |
1.4.2 技术路线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1.1 金融竞争力的界定 |
2.1.2 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 |
2.1.3 金融竞争力多角度研究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金融竞争力的界定 |
2.2.2 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 |
2.2.3 金融机构竞争力 |
2.2.4 区域金融竞争力 |
2.3 文献评述 |
第3章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理论分析 |
3.1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内涵 |
3.1.1 区域金融与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3.1.2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3.1.3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特征 |
3.2 区域金融竞争力相关理论 |
3.2.1 区域金融相关理论 |
3.2.2 竞争力相关理论 |
3.3 区域金融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3.3.1 影响因素识别 |
3.3.2 影响因素机理分析 |
第4章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 |
4.1 区域金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 |
4.1.1 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及原则 |
4.1.2 指标体系构建选择 |
4.1.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4.2 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方法选择 |
4.2.1 测算方法的选择 |
4.2.2 权重的确立 |
4.3 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结果分析 |
4.3.1 区域金融竞争力整体测算结果 |
4.3.2 银行竞争力维度测算结果 |
4.3.3 保险竞争力维度测算结果 |
4.3.4 证券竞争力维度测算结果 |
4.3.5 财务公司竞争力维度测算结果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比较分析 |
5.1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横向比较分析 |
5.1.1 综合测算结果比较 |
5.1.2 分维度测算结果比较 |
5.2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纵向比较分析 |
5.2.1 全国测算结果比较 |
5.2.2 东部经济板块测算结果比较 |
5.2.3 中部经济板块测算结果比较 |
5.2.4 西部经济板块测算结果比较 |
5.2.5 东北经济板块测算结果比较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6.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6.1.1 模型构建 |
6.1.2 变量选取 |
6.1.3 数据来源 |
6.2 实证检验 |
6.2.1 综合测算结果实证检验 |
6.2.2 分维度测算结果实证检验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做好区域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 |
7.2.2 提升区域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需要的匹配度 |
7.2.3 实现区域金融发展各主体的精准定位 |
7.2.4 加强区域金融发展的软硬环境建设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提出问题及选题意义 |
1.1.1 提出问题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1.2.2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 |
2 相关概念界定和基本理论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分配 |
2.1.2 公平、公正、正义 |
2.1.3 分配正义 |
2.1.4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2.2.1 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理论 |
2.2.2 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理论 |
2.2.3 中国传统分配正义理论 |
2.2.4 西方分配正义理论 |
3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实践基础 |
3.1 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实践 |
3.1.1 毛泽东分配正义实践 |
3.1.2 邓小平分配正义实践 |
3.1.3 江泽民分配正义实践 |
3.1.4 胡锦涛分配正义实践 |
3.2 习近平分配正义实践 |
3.2.1 萌芽阶段(1969年-1979年) |
3.2.2 生长阶段(1979年-2012年) |
3.2.3 形成阶段(2012年-至今) |
4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主要内容 |
4.1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基本立场” |
4.1.1 分配正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重要体现 |
4.1.2 “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的分配正义概念阐释 |
4.2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基本原则” |
4.2.1 贡献原则 |
4.2.2 平等原则 |
4.2.3 补偿原则 |
4.2.4 三个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 |
4.3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主要表现” |
4.3.1 经济领域分配正义观 |
4.3.2 政治领域分配正义观 |
4.3.3 文化领域分配正义观 |
4.3.4 社会领域分配正义观 |
4.3.5 生态领域分配正义观 |
5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现实运用——以精准扶贫政策为例 |
5.1 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概述 |
5.1.1 精准扶贫政策提出过程 |
5.1.2 精准扶贫政策主要内容 |
5.1.3 国内外扶贫政策之比较 |
5.2 精准扶贫政策现实考察 |
5.2.1 总体减贫绩效 |
5.2.2 地区减贫绩效 |
5.2.3 存在问题分析 |
5.2.4 未来政策设计 |
5.3 精准扶贫政策现实意义 |
5.3.1 精准扶贫政策是“基本立场”的现实遵循 |
5.3.2 精准扶贫政策是“基本原则”的现实坚持 |
5.3.3 精准扶贫政策是“主要表现”的现实运用 |
6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理论地位和现实意义 |
6.1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理论地位 |
6.1.1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发展 |
6.1.2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丰富 |
6.1.3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弘扬 |
6.1.4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借鉴批判 |
6.2 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现实意义 |
6.2.1 “基本立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动力源泉 |
6.2.2 “基本原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指南 |
6.2.3 “主要表现”是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的行动纲领 |
7 结语及未来研究展望 |
7.1 结语 |
7.2 未来研究展望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研究 ——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问题 |
1.4 研究方法 |
1.4.1 跨学科研究法 |
1.4.2 案例分析法 |
1.4.3 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法 |
1.4.4 调查研究法 |
1.5 研究思路及框架设计 |
1.6 预期创新之处 |
1.7 论文结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文学奖及其声誉相关研究进展 |
2.1.1 文学奖相关研究述评 |
2.1.2 文学奖声誉相关研究述评 |
2.2 声誉理论相关研究述评 |
2.2.1 声誉概念界定 |
2.2.2 声誉管理研究 |
2.2.3 声誉测评研究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理论构念 |
3.1 文学奖声誉的界定 |
3.1.1 文学奖声誉的定义 |
3.1.2 文学奖声誉定义的内涵 |
3.2 文学奖声誉的特性 |
3.2.1 积累的长期性 |
3.2.2 存续的稳定性 |
3.2.3 形成的综合性 |
3.2.4 影响的广泛性 |
3.2.5 价值的溢出性 |
3.2.6 管理的制度性 |
3.3 文学奖声誉的利益相关者 |
3.3.1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
3.3.2 文学奖声誉利益相关者网络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构成因素 |
4.1 声誉影响因素概述 |
4.2 奖项身份因素 |
4.2.1 奖项名称 |
4.2.2 奖项历史 |
4.2.3 奖励范围 |
4.2.4 奖励强度 |
4.2.5 奖励人数 |
4.2.6 颁奖周期 |
4.3 奖项管理因素 |
4.3.1 评审制度 |
4.3.2 颁奖规格 |
4.3.3 宣传造势 |
4.3.4 信息披露 |
4.4 利益相关者因素 |
4.4.1 颁奖机构 |
4.4.2 获奖作家 |
4.4.3 其他利益相关者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管理 |
5.1 文学奖声誉管理的界定 |
5.1.1 文学奖声誉管理的含义 |
5.1.2 文学奖声誉管理的内涵 |
5.2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机制与管理模型 |
5.2.1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生成机制 |
5.2.2 文学奖声誉管理模型 |
5.3 文学奖声誉管理的实践环节 |
5.3.1 准入管理 |
5.3.2 过程管理 |
5.3.3 后期管理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效应表征 |
6.1 奖励声誉影响力的共性效应 |
6.1.1 增强效应 |
6.1.2 马太效应 |
6.1.3 晕轮效应 |
6.1.4 时间效应 |
6.1.5 整体效应 |
6.2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经典化效应 |
6.2.1 学术期刊接受 |
6.2.2 学术论着接受 |
6.2.3 学术会议接受 |
6.2.4 研究课题接受 |
6.2.5 官方体制接受 |
6.3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资本化效应 |
6.3.1 文学奖与出版经济 |
6.3.2 文学奖与旅游经济 |
6.3.3 文学奖与“周边经济”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的实证测评 |
7.1 测评方法与指标确立原则 |
7.1.1 测评方法 |
7.1.2 指标确立原则 |
7.2 文学奖声誉影响力指数测评模型 |
7.2.1 文学奖声誉影响因素结构模型 |
7.2.2 判断矩阵的建立与一致性检验 |
7.2.3 模型建构与赋值说明 |
7.3 实证检验与分析 |
7.3.1 样本来源及筛选 |
7.3.2 描述性统计 |
7.3.3 相关性分析 |
7.3.4 定性分析 |
7.4 国内外文学奖声誉影响力对比分析 |
7.4.1 奖项身份特征指标对比分析 |
7.4.2 利益相关者指标对比分析 |
7.4.3 管理策略指标对比分析 |
7.4.4 对策建议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语 |
8.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8.2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 |
8.3 本研究有待改进之处 |
参考文献 |
附录1:国内外主要文学奖声誉影响力指数排行榜 |
附录2:中国文学奖项样本及基本信息 |
附录3:世界各国知名文学奖项样本及基本信息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及其实践逻辑 ——基于剑川白族木雕的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一)文化资本研究综述 |
(二)民族文化资本化研究综述 |
(三)剑川木雕研究综述 |
(四)以上内容研究述评 |
三、本文主旨、内容及重难点 |
(一)研究主旨 |
(二)主要内容 |
(三)重点与难点 |
四、理论观照与研究方法 |
(一)理论观照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六、相关说明 |
(一)概念界定 |
(二)田野点的选择 |
(三)田野经历 |
第一章 剑川木雕概述 |
一、剑川历史文化概要 |
(一)剑川历史概述 |
(二)剑川民间文化与雕刻艺术 |
二、剑川的木雕文化 |
(一)木雕与民间文学 |
(二)木雕行业崇拜 |
(三)木雕与剑川白族的文化认同 |
(四)木作的行规禁忌及制作技法 |
三、剑川木雕的历史及现状 |
(一)剑川木雕发展历史 |
(二)剑川木雕发展现状 |
四、剑川木雕的材料、工具及工艺流程 |
(一)剑川木雕的材料 |
(二)剑川木雕的工具 |
(三)剑川木雕工艺流程 |
五、剑川木雕的艺术风格与地域特征 |
(一)剑川木雕的艺术风格 |
(二)剑川木雕的地域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及其特征 |
一、剑川木雕文化资本 |
二、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的类型 |
三、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的特征 |
(一)双重属性 |
(二)高成本性 |
(三)惯力性 |
(四)传承性 |
(五)商业开发性 |
(六)易转换性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资本积累:剑川木雕资本化实践的基础环节 |
一、物质性文化资本的积累 |
(一)产品种类渐趋多样 |
(二)工具设备连续更新 |
二、非物质性文化资本的积累 |
(一)木雕技艺不断突破 |
(二)文化荣誉与日俱增 |
三、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积累的路径 |
(一)教育培训 |
(二)传播交流 |
(三)市场调节 |
(四)权力引导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市场运作:剑川木雕资本化实践的主要环节 |
一、剑川木雕的产业化 |
(一)生产的分工细化与技术进步 |
(二)产品种类与素材的多样化 |
(三)产值与规模的持续提高 |
(四)产业集聚初具规模 |
(五)产品销售方式的多元化 |
二、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的旅游开发 |
(一)木雕文化资本的旅游产品化 |
(二)木雕文化资本与体验式旅游 |
(三)木雕文化资本与博物馆旅游 |
(四)木雕文化资本与人造旅游景观 |
三、剑川木雕的节庆经济化 |
(一)借助传统节日促进木雕产品销售 |
(二)打造新兴节日推动木雕产品营销 |
四、剑川木雕的品牌化、会展商业化 |
(一)剑川木雕的品牌化 |
(二)剑川木雕的会展商业化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资本博弈:剑川木雕资本化实践的关键环节 |
一、物质性文化资本的博弈 |
(一)产品形式逐新趋异 |
(二)技法风格争巧斗艳 |
(三)材料工具囤积占有 |
二、非物质性文化资本的博弈 |
(一)区域文化荣誉的归属 |
(二)学校文化荣誉的竞争 |
(三)个人文化荣誉的博弈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的实践逻辑 |
一、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场域的建构 |
二、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具体实践的逻辑 |
(一)资本积累实践以资本增量逻辑为内核 |
(二)市场运作实践以资本开发逻辑为内核 |
(三)资本博弈实践以资本占有逻辑为内核 |
三、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实践的根本目的 |
四、双线规律:资本化实践的基本规律 |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践行为 |
二、双线规律与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 |
三、资本化与民族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 |
参考文献 |
附录1:文中插图 |
附录2:田野调查日志(节选) |
后记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一、苗族文化的概念界定 |
二、生态贫困的概念界定 |
三、生态扶贫的概念界定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二、文化与贫困的研究 |
三、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研究 |
四、民族文化与生态扶贫的研究 |
第二章 子腊村概况 |
第一节 选点理由 |
第二节 子腊村的生态、生产与生计 |
一、子腊村的生态 |
二、子腊村的生产 |
三、子腊村的生计 |
第三节 子腊村的民族与文化 |
一、子腊村的民族 |
二、子腊村的文化 |
第四节 子腊村的“贡米” |
一、“子腊贡米”的含义 |
二、“子腊贡米”的发现 |
三、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第三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 |
第一节 “子腊贡米”系统嵌合关键环节的衰落 |
第二节 传统文化价值兑现受阻推动偏离 |
第三节 外来不契合文化的偏离影响 |
第四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 |
第一节 无法成钢的废铁与自然灾害的频发 |
第二节 工业文化的冲击与生态污染的加剧 |
第三节 苗族织绣的衰落与生物多样性的弱化 |
第四节 苗族歌舞边缘化与相关文化传承隐忧 |
第五章 国家权力的误伤与民族文化的无序 |
第一节 国家粮食政策变迁与贡米文化混乱 |
第二节 国家林业政策实行与传统林、猎文化衰败 |
第三节 过往扶贫政策的遗憾与传统文化的错位 |
第四节 国家权力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第六章 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 |
第一节 市场需求锐减与传统文化产品裁汰 |
第二节 经济观念影响与传统教育观念改变 |
第三节 市场资本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第四节 民间力量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第七章 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应用 |
第一节 “子腊贡米”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一、“子腊贡米”系统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二、复兴“子腊贡米”系统促进生态扶贫的对策 |
第二节 苗族织绣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一、子腊村苗族织绣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二、苗族织绣助推生态扶贫潜力的挖掘 |
第三节 苗族歌舞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一、子腊村苗族歌舞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二、开发苗族歌舞产业推进生态扶贫的思路 |
第四节 苗族宗教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一、子腊村苗族宗教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二、苗族宗教参与生态扶贫的思路 |
第五节 生态扶贫的文化资本 |
一、文化资本与生态扶贫 |
二、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原则 |
三、生态扶贫中文化资本的运用和转化 |
第八章 生态扶贫中的文化博弈 |
第一节 生态扶贫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
一、各级国家权力机构的角色定位、权力及职能 |
二、国家权力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三、借助国家权力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第二节 生态扶贫中的市场资本 |
一、市场资本博弈的立场分析 |
二、市场资本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三、苗族文化借助市场资本参与生态扶贫的建议 |
第三节 生态扶贫中的民间力量 |
一、民间力量博弈的立场分析 |
二、民间力量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三、苗族文化借助民间力量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件1 花垣县森林年末实有面积表 |
(8)产业政策、企业风险承担状态与企业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二、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产业政策微观经济后果 |
第二节 企业风险承担概念内涵及度量方式 |
第三节 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 |
第四节 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 |
第五节 整体文献述评 |
第二章 产业政策、企业风险承担状态与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重要概念界定 |
一、风险承担水平 |
二、风险承担能力 |
三、风险承担状态 |
第二节 产业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状态影响的分析 |
一、产业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
二、产业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 |
三、产业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状态的影响 |
第三节 产业政策调整、风险承担状态与企业业绩、价值变化的关系分析 |
一、产业政策调整对企业业绩、价值变化影响 |
二、不同风险承担状态下,产业政策调整对企业业绩、价值变化影响 |
第三章 产业政策、企业风险承担状态与企业价值的案例研究 |
第一节 案例研究设计 |
一、案例选择说明 |
二、证据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
三、企业风险承担度量方法 |
第二节 风电产业政策分析 |
一、产业政策大力助推阶段 |
二、产业政策调整阶段 |
第三节 产业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
一、产业政策影响企业投资布局行为 |
二、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研发行为 |
三、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
四、产业政策影响企业融资活动 |
五、产业政策影响下,案例企业行为特点归纳 |
第四节 产业政策对案例企业风险承担状态影响分析 |
一、产业政策对金风科技风险承担水平和能力的影响分析 |
二、产业政策对华锐风电风险承担水平和能力的影响分析 |
三、产业政策影响下,案例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能力的对比分析 |
四、产业政策影响下,案例企业风险承担状态的对比分析 |
第五节 产业政策调整对案例企业业绩、价值变化的影响分析 |
一、金风科技与华锐风电业绩、价值变化 |
二、政策扶持对案例企业业绩、价值变化的影响 |
三、政策调整对案例企业业绩、价值变化的影响 |
四、风险承担状态差异对案例企业业绩、价值变化差异的影响 |
第六节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
一、相同产业政策影响下,企业形成不同风险承担状态的原因分析 |
二、产业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理(企业行为决策动机) |
三、产业政策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影响企业业绩、价值的传导路径 |
第四章 产业政策、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一、产业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扩张 |
二、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研发 |
三、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产经营 |
四、产业政策影响企业融资活动 |
五、产业政策影响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和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分析 |
二、产业政策、企业投资扩张与企业价值 |
三、产业政策、企业创新研发与企业价值 |
四、产业政策、企业生产经营与企业价值 |
五、产业政策、企业财务破产风险与企业价值 |
六、产业政策、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价值 |
七、稳健性检验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产业政策、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一、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市场表现 |
二、产业政策影响企业产品竞争力 |
三、产业政策影响企业财务柔性 |
四、产业政策影响企业整体风险承担能力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和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分析 |
二、产业政策、企业市场表现与企业价值 |
三、产业政策、企业产品竞争力与企业价值 |
四、产业政策、企业财务柔性与企业价值 |
五、产业政策、企业整体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价值 |
六、稳健性检验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产业政策、企业风险承担状态与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和分析 |
一、不同风险承担状态下企业业绩和价值的描述性统计 |
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分析 |
三、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
四、稳健性检验 |
本章小结 |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创新 |
三、研究局限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
四、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案例研究相关附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一)现实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二)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四、基本概念界定 |
(一)经济制度,经济机制,经济体制 |
(二)市场经济体制 |
(三)计划经济体制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五)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 |
五、研究方法 |
(一)文献研究法 |
(二)比较研究法 |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四)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第二章 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 |
一、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商品经济”的论述 |
(二)列宁有关“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论述 |
(三)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论述 |
二、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 |
(一)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 |
(二)越南构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 |
(三)中越两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比较 |
小结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 |
一、中国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 |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限探索 |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构建 |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过程 |
(一)1978—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探索阶段 |
(二)1992—2002 年: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
(三)2002 年至今: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 |
(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
(二)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
(三)以间接手段为主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 |
(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
(五)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
小结 第四章 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 |
一、越南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 |
(一)胡志明时期对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思想 |
(二)阮文灵时期对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思想 |
(三)阮富仲时期对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思想 |
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过程 |
(一)1986—1995 年:提倡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政策 |
(二)1996—2005 年: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
(三)2006 年至今:迈向现代化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 |
三、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 |
(一)建立混合经济 |
(二)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国有经济是关键 |
(三)建立一个国际经济融合 |
(四)根据劳动、经济效率和资本的贡献分配 |
(五)鼓励所有组织和人民参与经济发展 |
小结 第五章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比较 |
一、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之同 |
(一)中越两国理论创新之同 |
(二)中越两国渐进实践之同 |
(三)中越两国对外开放格局之同 |
(四)中越两国国有企业改革之同 |
二、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之异 |
(一)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不尽相同 |
(二)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不同 |
(三)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不同 |
(四)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容不同 |
(五)中越两国政治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不同 |
(六)中越两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 |
小结 第六章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借鉴与启示 |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一)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二)中国敢于实施突破政策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三)中国以间接手段为主的政府宏观调控方式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四)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对越南的借鉴与启示 |
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一)越南先实践探索再理论提升的做法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
(二)越南“换地聚田”与房地产业权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
(三)越南进行制度化规划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
(四)越南进行政治革新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
小结 第七章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存在的问题与未来走向 |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不足与未来走向 |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问题与不足 |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未来发展 |
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不足与未来走向 |
(一)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问题与不足 |
(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未来发展 |
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致谢 附件 |
(10)“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研究 ——以宁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目前的研究现状 |
1.2.2 国内当前的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相关理论 |
2.1 相关概念 |
2.1.1 “一带一路”战略 |
2.1.2 基础设施与建设 |
2.1.3 金融支持的含义与原理 |
2.2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2.2.1 “增长极”理论 |
2.2.2 点轴发展理论 |
2.2.3 梯度推进发展理论 |
2.3 基础设施的一般理论 |
2.3.1 基础设施的概念界定 |
2.3.2 基础设施的五大基本属性 |
2.3.3 基础设施的功能 |
2.4 金融支持理论 |
2.4.1 金融支持与约束理论 |
2.4.2 金融发展理论 |
2.4.3 货币政策与调控理论 |
2.5 国际货币理论 |
2.5.1 国际货币流通理论 |
2.5.2 汇率理论 |
3 “一带一路”的金融需求现状、问题与成因 |
3.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现状 |
3.1.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总量巨大 |
3.1.2 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极为重要 |
3.1.3 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必要性 |
3.1.4 支付能力有限需要开发性金融为主导 |
3.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的问题 |
3.2.1 资金需求量大、金融需求迫切 |
3.2.2 投融资期限较长、回报期长、未来收益不确定 |
3.2.3 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效率较低 |
3.3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问题的成因 |
3.3.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涉及的国家多比较难协调 |
3.3.2 目前基础设施不足而需求增长又过快 |
3.3.3 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 |
4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供给现状、问题与成因 |
4.1 “一带一路”的金融供给现状 |
4.1.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供给的概况 |
4.1.2 中国目前的金融供给现状、特点与风险 |
4.1.3 沿线国家的金融供给现状与特点 |
4.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供给的问题 |
4.2.1 金融供给水平低、商业贷款不愿介入 |
4.2.2 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经济的制度有问题 |
4.2.3 相关国家政府财力弱办事效率低 |
4.2.4 信用体系不完善 |
4.2.5 汇率波动大 |
4.2.6 跨境金融合作层次较低集中度较高风险大 |
4.2.7 涉及多个国家、多个币种跨境金融合作协作很难 |
4.3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问题的成因 |
4.3.1 基础设施自身固有的特点 |
4.3.2 中国金融体制有待进一步改革 |
4.3.3 来自其他沿线国家的原因 |
4.3.4 跨境合作难度大需要有磨合期 |
5 国际货币组织、部分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经验借鉴 |
5.1 洲开发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
5.1.1 亚开行的宗旨、任务与基础设施建设关系 |
5.1.2 资金投向基础领域的效果 |
5.2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
5.2.1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宗旨、任务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 |
5.2.2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融资原则、效果与影响 |
5.3 世界银行集团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
5.3.1 世行的宗旨、目标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 |
5.3.2 世界银行的金融服务 |
5.3.3 对基础设施建设援助扶持的效果与问题 |
5.4 国外部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 |
5.4.1 美国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5.4.2 加拿大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5.4.3 日本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5.4.4 欧洲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5.4.5 美、加、日和欧洲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5.4.6 借鉴的启示 |
6 宁夏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优势与典型作用 |
6.1 宁夏的战略支点优势地位 |
6.1.1 四个对接 |
6.1.2 中阿新通道 |
6.1.3 四个关键点 |
6.1.4 新平台 |
6.2 宁夏的典型作用 |
6.2.1 宁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文化沟通现状 |
6.2.2 宁夏金融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大 |
6.2.3 宁夏对阿拉伯国家的金融联结 |
6.2.4 文化融合取得的成就与促进的措施 |
7 “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 |
7.1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需要构建体系 |
7.1.1 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合作 |
7.1.2 推进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合作跨境解决基础设施的资金问题 |
7.1.3 为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货币兑换、支付结算方面的障碍 |
7.1.4 加强风险管理降低跨境合作中的风险 |
7.1.5 建立与沿线各国政府、投资者和金融服务机构密切合作的机制 |
7.1.6 大力发展国际投资信用业务和海外投资保险 |
7.2 根据资金情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方式 |
7.2.1 传统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 |
7.2.2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融资方式 |
7.3 发挥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带动各国经济合作 |
7.3.1 交通运输行业 |
7.3.2 通讯行业 |
7.3.3 设备及配套类设施制造业 |
7.3.4 物流业与旅游业 |
7.3.5 文化传媒行业 |
7.4 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利用效率 |
7.4.1 促成、发展“一带一路”的国际基础设施融资市场 |
7.4.2 建立国际协调机制切实形成资金权益保障体系 |
7.4.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管理 |
7.4.4 加强跨境征信合作 |
7.4.5 吸引和培养大量优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管理人才 |
7.5 金融支持需要与所在国文化融洽氛围的配合 |
7.5.1 金融与文化密切相连 |
7.5.2 文化产品可转化为金融产品 |
7.5.3 文化活动引领金融活动 |
7.5.4 金融产品扩展需要有文化环境 |
8 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附:博士在读期间所发表的论着 |
四、“西部开发与资本市场”研讨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 刘晓飞.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2]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 管琳娜.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3]中国区域金融竞争力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李雯. 辽宁大学, 2020(08)
- [4]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D]. 李东杨.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5]文学奖声誉影响力研究 ——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D]. 刘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6]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及其实践逻辑 ——基于剑川白族木雕的田野调查[D]. 陈文苑.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
- [8]产业政策、企业风险承担状态与企业价值[D]. 肖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9]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比较研究[D]. 范氏周红(PHAM THI CHAU HONG).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6)
- [10]“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研究 ——以宁夏为例[D]. 魏亦山. 武汉大学,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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