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美学理论导论

一、关于东方美学的一种理论:导论（论文文献综述）

张伟^[1]（2021）在《百年耕耘、中国气派与当代繁荣——百年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回望与当下反思》文中指出论文从百年中国美学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三个方面对百年中国美学发展历史进程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从历史来看,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是中国美学的开创和形成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本世纪20年代是中国美学的创新和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美学经历了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和本体论美学的三个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国气派美学"。这三种美学研究思维范式的嬗变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美的理解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体现了百年中国美学研究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美学的当代繁荣。其标志为:美学研究队伍壮大;世界美学平等对话;美学领域学派纷呈;美学问题深入展开;命题概念丰富多彩;审美文化勃然兴起;美学着述多不胜数;中马美学独树一帜;古代美学现代阐释;文艺美学中国创立;美育教育成为国策等,这些显着的成果将进一步推进百年中国美学的创新发展。回顾中国美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美学学人百年来辛勤耕耘,守正创新,所创造的理论成果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美学历史回顾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为了让美学更好地走向未来。百年中国美学继承中国古代美学优秀传统,借鉴西方美学学术资源,回归感性生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建构与世界美学同步的"中国气派美学",立足于世界美学之林,进而使"中国美学世界化",应该成为我们中国美学学人头等重要的学术理想。我们进行百年中国美学思想和学术历程的回顾,其实更是一种对于中国美学创新发展的热切期待,这种期待不仅仅属于当代中国美学学者,更多地则是来自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内涵和我们中华民族内在精神中蕴涵着的一种必然要求。

张然^[2]（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指出《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潘唯^[3]（2020）在《东北伪满洲国时期幻想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后殖民理论在全球的兴起,以及《逆写帝国》的出版,“逆写”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殖民地文学的研究中,它旨在说明殖民地文学存在由边缘向中心进发,进而取消甚至取代中心的能动性。这一适用于英语文学的理论在东亚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能否成立成为了根本性的疑问。以东北伪满洲国时期为例,以往对东北伪满洲国时期各类文学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理论缺乏在东亚成立的基础。那么如果离开现实,当东北伪满洲国时期文学在与现实相悖的想象的文本世界中生存时,能否实现“逆写”,成为本文探究的问题。论文分为五部分,绪论、主体三章和结语。绪论部分,解释“幻想文学”的含义,梳理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和内容构架。主体部分由三章组成,以文类对现实的脱逸程度为经,以文类内部“逆写”的可能和遭遇的难题为纬,从多角度去验证“逆写”能否在幻想文学中成立。第一章以山林秘话为研究对象,运用风景理论,探究作品在“国中秘境”的幻想空间营造出的人的主体失落,以及它遭遇的被官方宰制的“无人化”策略,在这里,山林秘话“无人化”的“逆写”方式实际被利用成为殖民链条的一环,被用于培养所谓的国民意识。针对这一利用,山林秘话通过放弃与官方处于同一视角的方式做出的有限斗争,但这种消极的退守面临的危险是作家本人迷失其中,成为风景的一部分。第二章以史材小说为研究对象,展现伪满洲国作家在历史时间中安放的现代灵魂。作者避开与殖民意识形态有关的“大历史”,转而关注被统一的历史叙述所遗忘的颗粒的人,并把一种基于现实和现代的力量注入文本,形成文本内外的共振。但史材小说在创作实践中面临的来自外部现实、创作要求、文本内部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作者只能在“言与不言”的尺度间游走,并被难以化解的忧郁吞噬。本章以爵青和古丁的史材小说创作为例,具体分析作家在时间之外无处排解的现实忧郁。第三章以童话为研究对象,以伪满洲国童话的受众差异为切入点,发现儿童作为童话的受众,其本身被殖民秩序规制的事实,论述他们在以《满洲学童》为代表的官方话语中被规训为殖民统治的工具,而又在以杨慈灯为代表的另一部分童话中成为作品隐藏含义无法传导的对象。因而在这一错位间,童话在任何层面都无法达成它们最初的目的。结语部分,以两个相对独立于伪满洲国的特殊文本,分析东北伪满洲国时期幻想文学“逆写”必然失败的命运,揭示伪满洲国超越时空扩张的外延,及其背后根植的殖民地文学固有的“厌世”与“残忍”。

李倩^[4]（2020）在《接受与反思 ——对强制阐释石黑一雄后殖民作家身份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198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以来,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就广受好评并屡获大奖,是当代文坛的杰出代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石黑一雄进入中国已有三十多年。这期间,他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已渐渐凸显出与其他国外作家相比的独特性,成为了一个值得梳理和研究的问题。论文将从比较文学接受学的角度出发,考察石黑一雄在中国的接受。论文依据石黑一雄作品在中国传播广度和深度的不同划分阶段,从外部明晰基本的接受情况。在此基础上,以接受内部的文学批评所呈现出的特征为对象,阐述并深入分析。最后,由外部传播情况和内部接受特征出发,探讨在背后发生作用的本土文化语境和文学批评机制。本论文共分为四部分,绪论主要说明石黑一雄本人的生活和创作经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论文的研究内容、方法和意义。第一章具体评述石黑一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起步、上升到繁荣的阶梯式变化。第二章探究接受内部出现的过度解读石黑一雄作品中“后殖民性”的批评特征,以“强制阐释论”为理论支撑,论述批评中创作与理论背离的细节。在前两章的基础上,第三章将视点回到作为接受者的中国,还原历史现场,明确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和移民文学兴起的历史语境从外部造成了石黑一雄在中国的接受初印象。而对理论工具迷信和本土“期待视野”不在场的文学批评机制从内里造成了对石黑一雄小说的阐释现状。

赵文慧^[5]（2020）在《解析中国家庭伦理片中人物情感的视听传达 ——兼谈毕业短片《小宝》》文中认为中国家庭伦理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百年来,中国家庭伦理片呈现出独特的东方美学特征和情感表达方式,以其浓厚的思想文化底蕴与韵味悠然的审美特点屹立于世界电影之林中。本文结合个人毕业短片《小宝》的创作,对经典家庭伦理片中的人物情感的视听传达方式进行分析论述,试图为中国家庭伦理片中人物情感的视听传达提供借鉴经验。本文分为三个章节,分别为:中国家庭伦理片共性特征及人物情感的功能作用、中国家庭伦理片人物情感的影响因素及代表类型、中国家庭伦理片中人物情感的视听传达特点解析。其中,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家庭伦理片所共有的标志特点以及人物情感对家庭伦理片的重要作用,并简述短片《小宝》的创作实践。第二章则梳理了受到儒家思想、家国同构与当代特殊社会背景影响下的中国家庭的文化特征和以父子关系为代表的三种情感类型,探讨了中国家庭伦理片的历史思想以及社会根源。第三章主要结合具体的经典中国家庭伦理片以及毕业短片《小宝》的成片片段在情感方面的视听传达特点进行解析与论述,以期探寻适合中国文化语境的人物情感视听传达方案。

文豪^[6]（2020）在《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文心雕龙》有云:“评者,平理,”即评价、裁判;“论者,伦也”,即阐发道理。”同样是《文心雕龙》,其《神思》篇提到:“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刘勰不会想到,《文心雕龙》中提到的“评论”与一千多年后出现的将时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梦想变为现实的“电视”结合,诞生了一种名为“电视批评”的新鲜事物。中国电视事业只有短短60年发展历史。然而,进入21世纪,随着电视作品文化取向的多元共生,艺术质量的日渐成熟,历经产业化转向的中国电视行业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电视传播内容的不断完善和丰富,为本国电视批评展示了广阔空间,推动着本国电视批评全面快速发展。与电视批评创作实践一片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本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成果的缺失与匮乏。当前,本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陷入困境,究其原因,一是缺乏对基础理论的挖掘与完善,二是缺乏对现实的有力回应。前者导致整个电视批评理论体系看似繁茂却主干单薄,看似高耸云天却根基不稳;后者导致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日渐脱离,无论是理论的创生还是增殖,都因其既无法改善电视批评的生态环境也无法纠正电视批评的错误创作导向而根本不为电视从业人员所重视。电视文艺批评虽是电视批评的细小分支,但前者却是当下中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最受学界关注的部分。放眼全球,唯有中国电视名正言顺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承担着传播信息之外的宣传舆论作用和教育引导功能。因此,以电视文艺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电视文艺批评最能体现电视批评者的学术品德和价值追求,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美学情趣和文化立场,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色。长期以来,国内电视学者并未意识到中国电视文艺批评实际上分别从古典文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及西方电视研究学术成果处汲取理论滋养。部分学者只重视西方学术成果,却忽视了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古典文论中的某些思维成果同样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批评主体的创作。不仅如此,部分研究者更轻忽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电视文艺批评创作主体道德修养的严格约束。正是由于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疏远和漠视,导致当前电视文艺批评创作实践中屡屡出现与核心价值相背离的错误倾向。因此,厘清并重申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的三大理论来源,既是建构全新的电视批评理论体系的必要举措,又是解决电视文艺批评创作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本清源后,本国电视文艺批评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或将从此跨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张栋^[7]（2020）在《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文中认为小说神话叙事,指作家借用神话的思维观念或叙述话语特征进行故事讲述的独特叙事形式。在小说神话叙事中,神话原型、神话结构、神话主题、神话模式等神话元素都被纳入到小说的情节设置与组织结构之中,且往往形成日常生活理性与神话逻辑的并置。“故事”与“话语”的融合,是小说神话叙事的重要特征,作家们以打破现实与虚构之间隔的话语方式,使其营造的故事不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描摹,而是打破了客观现实与人类主观体验的界限,从而再造了一个糅合着人类神话想象与感性经验的审美世界。在神话思维的影响下,作家们在小说叙事主题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把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神话母题作为表现的中心,而且神话式情节也往往构成叙事的主要元素,并成为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中介。另外,对主要人物的神性塑造、对神话时空观的叙事借鉴等等,使小说神话叙事被赋予了独特的叙事外观,且产生了一定的叙事价值与审美价值。本文以叙事理论与小说创作实践相结合、叙事现象的整体纵览与叙事的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论述逻辑,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理论层面说明小说神话叙事的概念与理论形态,在对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历史概览中,也能发现作家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神话叙事要素的创造性发挥,这是神话叙事传统在当下延续的证明;第二部分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个案分析,本文结合当代文学的创作语境与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充分阐释小说神话叙事在主题表达、内容更新、形式拓展等方面的特征;第三部分是总结部分,点明小说神话叙事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手法与一般叙事的区别,以及其对于当下批评方法更新与批评范式转换的深刻启示。基于以上论述,本文主要形成了几种主要结论:第一,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作家对小说神话叙事的独特运用,是历史与现实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地来看,神话是叙事文学的源头,先秦时期庄子的寓言化书写与屈原的《离骚》提供了神话叙事表现的初期形式,经过魏晋南北朝时的志怪小说、唐朝传奇,乃至明清的古典小说、以鲁迅《故事新编》为代表的现代小说神话叙事,中国的小说创作在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戏剧性、叙事的系统性层面,与神话实现了更具深度的契合,因此神话叙事的诸多特质都能够完整地映现在小说创作中。从现实来看,在新时期以来的社会语境中,当代作家试图寻找到一种能够超越社会历史阈限与时空制约的新型表达方式,而神话作为一种能够反映人类行为永恒模式与世界本质性规律的话语,因此可作为当代作家现代理念表达的重要凭借。小说神话叙事不仅有独立的理论形态,而且能够适应不同语境中作家的表达需要,因此是一种具有可行性与灵活性的叙事方法。第二,贾平凹、张炜、莫言、韩少功等四位作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神话主题表达。贾平凹的《秦腔》《山本》等创作,以秦岭为叙事对象,着重发掘其中的神话意象;张炜则以《古船》《九月寓言》等开启了对于胶东大地的自然神话发现,并借此表现其对工业社会中自然命运的观照与人文思考;莫言对高密地区神话资源的发掘,则通过《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等小说呈现出来,具有现代意味的英雄书写与东方美学塑造,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特征;韩少功则在《爸爸爸》《马桥词典》中着重探索南方神话中的神秘气质,他既借此还原自己的知青记忆,同时亦展开对人类社会中语言神话、集体神话等多种神话类型的理性思考。几位经典作家的神话叙事阐释,为小说神话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方法的充分性、科学性、灵活性做了注解,同时也为其他作家的神话叙事提供了借鉴。第三,小说神话叙事的内容呈现与形式创新,是该叙事方法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内容的表现方面,当代作家选择将叙事在历史、现实、未来等多重维度展开:迟子建、范稳等选择从历史的视角观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神话嬗变;阿城、李杭育等寻根作家对中国边地的文化寻根开拓了神话叙事表现的现实情境;刘慈欣、王晋康等作家则开辟了神话叙事的未来书写形式,神话与科幻实现了精神与叙事层面的衔接,上述创作推动了人类的精神与心灵向一种自然、纯粹境界的回归。小说神话叙事的方法创新,则是通过对神话内蕴的思维方式的艺术再现,帮助读者从观念更新的层面重新认识神话。在这一方面,鲁敏、赵本夫等作家通过《奔月》《天漏邑》等创作对神话之象征、隐喻特质加以运用,以苏童、叶兆言等为代表的作家以原型重构的方式重新讲述传统神话,以及朱大可、王小波等作家通过《长生弈》、“时代三部曲”等创作实现神话作为知识分子思考中介的功能,皆突出了神话内涵多元、表现方式多样等多重特征。本文探究小说神话叙事的理论与创作实践问题,是试图描摹具有中国特色的神话叙事话语体系的一个部分,并以此为原点深入到更为系统的神话叙事批评话语构建之中。中国语境中的小说神话叙事,可总结出其作为启蒙的推动力、作为经验解构与建构的力量,以及作为时代价值言说主体的多重内涵,而这正是一种叙事话语能够与其他话语实现交流的重要前提。这是小说神话叙事话语探究的最终目标,它不仅能够推动叙事文学批评范式的转换,而且能够导向与人类经验相关的共同体话语建构。

周艳鲜^[8]（2019）在《发生学视域下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在西方哲学语境之下,环境美学是一门学科地位完全确立的新兴学科。西方环境美学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了连续性的发展阶段,如今已成为世界美学领域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赫伯恩是西方环境美学的奠基者,其主要贡献在于推动自然审美地位的复归和启发自然美研究的兴起。伯林特、卡尔松和瑟帕玛是西方环境美学的创始者,他们以“环境”为对象,从不同的侧重点研究环境审美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学说,形成不同的理论系谱,共同构筑了西方环境美学学科体系。中国生态美学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于新世纪初期,经过第一代学者二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学科领域,确立了其在中国学界的独立学科地位。其重要代表人物曾永成、徐恒醇、曾繁仁和袁鼎生等致力于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以“生态”为对象,从不同领域出发,通过不同研究路线进入生态美学领域,展开元美学研究、元生态美学研究和生态美学完形研究,提炼出一系列原创概念、范畴与理论观点,形成人本生态观、生态美本质观、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和整生论美学观等核心理论,以审美场为基本范畴形成学科元型观,随着生态审美场元范畴序列化提升,实现了从共生论美学出发,经由整生论美学、天生论美学走向美生学的生态美学完形,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态美学理论系谱,共同构建了整个中国生态美学的学科体系。文献阅览显示,2000年以来,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但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比较研究成果不多,理论创新不足,仍然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学界上关于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存在四种主要观点:无关论、等同论、隶属性和优劣论,将两个学科领域视为无关的二水分流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或将两者纳入对方的框架内,或将两者以优劣区别开来,都不利于两个学科的健康持续发展。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的关系问题亟待深入、全面的研究,以获得系统的研究成果。黑格尔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理论,为我们开展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比较研究提供了启示。本研究是两个学科史的比较研究,以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作为研究对象,以两个学科代表人物的思想与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以理论拓展和学科发展为目标,基于发生学视角,采用发生学比较研究、人类学意义的学术访谈等研究方法,运用逻辑发展思路展开系统的学科史比较研究,在梳理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的起源、形成、承接与发展和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两者的差异性和内在的普遍联系,考察两者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探究两者对应耦合的逻辑发展关系,揭示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创新成果,有望推动两个学科的互生共进。本研究希望在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方面取得一定突破,力求在研究视角、方法与成果有所创新。出发点之一是理论拓展的需要。从发生学来看,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产生于不同地区与年代,根基于不同的中西文化传统,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与生存环境,两者都历经从生发、形成、承接与发展,走向拓展的学科发展过程,符合学科历时性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根据时间节点进行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的历时性比较研究难于探究两者的逻辑关系和本质上的关联性。因此,本研究试图突破以往传统的学科史历时性比较研究的视野,运用逻辑发展思路展开系统、全面的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学科史比较研究,实现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理论研究拓展,获得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一份创新理论成果。出发点之二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需要。通过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的比较研究,一是论证中国生态美学的学科合理性,确立中国生态美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二是推动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促进两个学科领域的健康、持续发展。从学科起源来看,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的产生有不同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但面临相似的环境破坏、生态危机问题,具有相同的环境保护立场;在不同的学术传统下,前者起于一场思想革新与理论论争,后者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方案;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两者具有学科发展的需要,都承担美学理论重构的使命。从学科形成来看,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均以创始者与第一代学者的代表性着作为标志。这些着作论述了本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内容与重要议题,提炼出具有鲜明的学科特征的概念、范畴、观点、命题与核心理论,构建了初成形态的理论体系,逐步确定了独立学科的地位,见出了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从研究领域成为独立学科的一般规律。西方环境美学的代表人物伯林特、卡尔松和瑟帕玛从不同方向进入环境美学领域,围绕自然审美对象,探讨自然审美欣赏问题,提出能够解释自然审美欣赏新问题的新美学理论,形成不同侧重点的研究谱系,共同构建了西方环境美学的自然审美体系。中国生态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路径与西方环境美学相似,但与自然审美理论体系特点不一样,曾永成和徐恒醇基于不同的研究基础,从不同领域展开生态美学研究,他们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和谐共生关系,着力于构建一种生态和谐体系。从承接与发展来看,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互借思想资源、发展学科范畴、发展核心理论,理论体系逐渐成熟,逐步走向基础美学的普适性与基础化,呈现了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环境美学吸收自然美学思想,将研究边界从自然环境扩展到人类环境,从自然的范围扩大到世间万物,围绕一切环境审美欣赏问题,将审美介入理论、科学认知主义等核心理论放置更为宽广的美学领域中去考察、去验证。伯林特提出一种全新的自然观,认为“自然之外无它物”,“自然”成为研究本体,实现了“环境”的完形。学科本体的完形,环境美学成为了哲学意义上的环境美学,超越了部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学科质,成为一般的普适性美学,逐步走向基础美学。卡尔松提出“自然全美”观,认为全部自然界是美的。自然审美对象的扩大,赋予了环境丰富的美学意义,体现了环境审美研究的一种承接与发展。基于卡尔松的科学认知途径和伯林特的非认知途径形成了两个阵营,他们探讨环境审美欣赏问题,提出了各种环境欣赏模式,实现了环境鉴赏模式系统化。“环境”的完形、环境审美研究的深入和环境鉴赏模式的系统化,标志着西方环境美学体系更加成熟,其基础性和普适性在不断显现。中国生态美学体系正逐步走向成熟。它吸收古今中外丰富的理论资源,提炼出“诗意地栖居”、“家园意识”等基本范畴和生态审美场元范畴等,不断充实、发展人本生态观、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和生态审美观等核心理论。中国生态美学以“生态”为研究本体,“生态之外无一物”,一切都在生态之中。从生态到生态存在,走向整生存在,实现了“生态”完形,生态美学走向了一般美学的普适性,从而实现美学生态化和生态美学基础化,由部门美学走向基础美学。人的绿色生存,走向了世界的生态化,生态美学体系从共生论平台出发,经由整生论美学,形成天生论美学,走向美生学,实现了生态美学理论系统的递进。曾永成、曾繁仁和袁鼎生积极展开元学科的系统研究,反映了中国生态美学的自觉。从学科拓展来看,中西思想资源互借,理论基础得到拓展;环境生态化和自然生态化,研究对象得到拓展;系统理论得到完善,学科体系更加完善;理论于现实中应用,应用研究不断深入,在实践中生发体系、在理论发展中展开、在实践活动中应用,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以相似的研究路径,开展不同内容的应用研究拓展,随着学科系统的超循环,应用研究周期性出现,形成了递进性发展。西方环境美学和中国生态美学在理论基础、研究范围、系统理论、应用研究拓展等方面显示了诸多共同特点,西方环境美学走向生态化,中国生态美学走向自然化,最后实现了双向拓展。研究结果表明,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具有各自独立学科特征,但也存在着本质上的普遍联系。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基于不同的中西文化背景与哲学体系,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问题,形成不同的理论体系,产生了不同的研究谱系,显示了相对独立的学科特征。然从逻辑发展来看,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显示了学科发展规律的诸多共同特征,双方共享思想资源、发展路径对应展开,共生学科品质,耦合学科使命,见出了两者普遍联系、对应发展和并进耦合关系。

赵耀^[9]（2018）在《新时期美学论争现场透析与学理反思》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以来,美学理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后实践美学”不仅为美学研究引入了生存论的维度,而且对“实践美学”的学理欠缺也进行了必要的学理反思。同时,“实践美学”内部也分化发展出“新实践美学”及“实践存在论美学”等谱系学派,通过对“实践”内涵与外延的修正实现理论的自我更新和阐释效力的持续提升。新世纪以来,美学研究更加凸显出百家争鸣的局面,特别是随着西方新近成果的译介及社会现实的迅猛变化,“生活美学”、“认知美学”、“生态美学”、“身体美学”、“人类学美学”、“网络美学”、“政治美学”、“环境美学”、“乐感美学”等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着对美学现象的多重阐释功能。这一方面彰显了美学理论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学术研究的困难。因此,对新时期美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就不能再局限于传统归纳总结的研究方法,而是应该从方法论革新的角度思考从整体上实现对新时期美学发展概况的有机把握与规律认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论断提供了重要的可借鉴性资源。即在研究过程中不应被历史的偶然性因素所干扰,应该“按照现实的历史叙述本身的规律”对历史进行必要且合理的修正。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对新时期美学的研究就应不再拘泥于大量的难以有效梳理的文献资料,而是应该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能够承载特定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美学话语;不应再满足于线性的发展观念,而是应该着重探究与所处时代有着多重矛盾与思想碰撞的美学话语,深入历史的细部,在个人与时代、个性与潮流多重碰撞的性灵挣扎中还原历史的本真;不再迷信于经典化的权威观念,拒绝任何将美学话语脱离具体历史情境的固化观念,在动态比较的话语生成脉络中探寻新时期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选取美学论争作为新时期美学研究的切入点,不仅抓住了新时期美学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紧扣学理的发展脉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学论争中突显的问题意识和辩驳话语可以有效透视出美学家们的理论希冀与现实愿景,特别是贯穿论争始终的一系列问题在当下的理论实践中仍尚未完全终结,成为连接过去和当下的重要话语资源。需要指出的是,出于时间跨度之大、参与讨论人数之多、涉及问题领域之广,对新时期美学论争进行整体把握难免易于陷入观点淹没的困境之中。因此,选取一个贯穿论争始终的切入点,以点带面地透视出新时期美学论争的发展脉络不失为一种必要的策略。本文认为,“古典的惯性”与“现代的幻象”这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杂糅的矛盾体是切入新时期美学论争的不二选择。从理论形态上来说,新时期美学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渡,但是在具体演进的过程中,并非是一蹴而就地完成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而是出现诸多难以简单概括的矛盾性问题和无法忽视的结构性悖论。毋庸置疑,新时期美学之所以会多次出现持续性的论争,除政治性因素和西方话语影响之外,美学家们告别古典的努力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但这种告别古典的努力却总是受到传统观念的集体无意识羁绊,陷入古典的轮回惯性之中。新时期美学的话语资源和建构方式虽然极富现代性特征,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屡次回归古典,难以真正意义上切断与古典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告别古典是全体美学家们共同的努力方向,一种集体性的理论追求;另一方面,古典的审美理想又具有异常强大的诱惑力迫使美学理论不断回归传统。一方面,融入现代是新时期美学家们共同的理论希冀,另一方面,在现代的融入过程中却又遭到比西方社会更为复杂的矛盾重重的现代性。因此,从“古典的惯性”与“现代的幻象”这一充满悖论的矛盾语境切入新时期美学话语的研究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在对新时期美学论争中所凸显的“古典的惯性”与“现代的幻象”特征进行宏观概括之后,有必要从微观角度进一步深入。本文认为,纵观新时期美学论争始终,“学理的论争”、“学术的历史”、“学者的心灵”是支撑“古典的惯性”与“现代的幻象”这一矛盾性语境的三个重要支点,是进一步深入新时期美学论争的三个重要维度。“学理的论争”主要聚焦于新时期美学几次有广泛影响的学术争鸣。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能够凸显论争各方理论内核与价值取向的观点,相对客观地捕捉论争的焦点问题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剥离出论争的核心分歧。同时,不再局限于对论争本身的观念重复与表层叙述,将研究的视野推向各方理论观念的思想来源追溯与学派传统探究,并从其相对稳定性的价值追求中透析论争中存在的普遍性弊端与重要理论收获,从论点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双重逻辑思维的比较中评判各方理论的成败得失。“学术的历史”主要从新时期美学论争的整体流变入手,着力展现新时期美学理论在融入现代语境后所面临的悖论性困境与阶段性调整。具体来说,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从新时期美学论争的自身演进中探寻美学理论构成历史的方式。在共时性的横向梳理中揭示为何会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某种占据主流的美学话语并引发持续性的学术争鸣,在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中说明某种美学话语的观念来源及思想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剥离出各种不同理论倾向背后所共同具有的一致性追求,特别是在这种一致性追求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性实现方式。其次,从美学理论话语的自身独特性质,特别是中国新时期美学理论话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角度揭示美学论争自身所存在的张力与冲突。“学者的心灵”主要展现新时期美学家在美学论争中凸显的矛盾心态与灵魂撕裂,他们不仅在“士大夫情怀”和“浮士德动机”之间摇摆不定,而且在群体观念与个人意识之间难以求得平衡,不仅承载着历史理性的建构渴望,更难以拒绝非理性的生命狂欢。基于此,“学者的心灵”重点揭示美学家们在亲历中国美学理论话语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心路历程。需要指出的是,“学理的论争”、“学术的历史”、“学者的心灵”三者并非绝对孤立的,相反是相互联系且相互包含的。没有对学理论争的精准透析,就难以实现对学术历史的客观把握,没有对学术历史的理性评判,更无法完成对学者心灵的深度剖析,而学者的心灵更是打开学理论争所承载文化因子密码的钥匙。因此,“学理的论争”、“学术的历史”、“学者的心灵”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恰恰需要对三者的综合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对新时期美学发展历程的深度透析,欠缺任何一个维度都会对研究本身造成伤害。因此,在宏观上以“古典的惯性”与“现代的幻象”切入新时期美学论争,在微观上以“学理的论争”、“学术的历史”、“学者的心灵”三个维度予以支撑,无论在理论层面的逻辑论证还是在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分析皆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可行性。全文共分五部分。绪论通过对既往新时期美学研究范式的归纳与评判,论证选取“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研究路径的合理性与优势性,在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确立本研究拟解决的学术问题及预期成果。第一章选取“超越美学”、“生命美学”、“存在论美学”三个有代表性的“后实践美学”的相关论争,通过对论争核心内容的梳理,重点揭示“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反叛与超越过程中所凸显的自身矛盾性,以及由此展现的结构性悖论。在论争现场的还原与反思中,透析新时期美学理论形态从古典到现代的艰难转型和美学学人的复杂矛盾心态。第二章选取“新实践论美学”、“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三个“实践美学”谱系学派的相关论争,通过对论争核心内容的梳理,从不同角度展现“实践美学”在新时期的分化发展过程中所流露的自我更新的渴望与学理开拓的艰难。第三章选取“日常生活审美化”、“身体美学”、“认知美学”、“别现代”四个美学新话语的相关论争,通过对论争核心内容的梳理,揭示新时期美学话语不同的理论趋向中的共同性因子,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剥离出各种不同理论倾向背后所共同具有的一致性追求,特别是这种一致性追求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性实现方式。结语重点探讨新时期美学研究终结古典惯性与超越现代幻象的具体可操作性路径,通过对科学化美学研究路径学理依据的分析,说明美学研究科学化对中国美学实现自我深化,完成学术形态由古典到现代转型的重要作用与现实意义。

代迅^[10]（2018）在《美学何去?门罗的跨文明比较美学之路》文中研究说明近现代西方由于自然科学的影响,推动美学研究走向科学化成为一种重要学术思潮。在以费希纳实验美学为代表的科学美学陷入困境的情况下,门罗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比较美学,认为这是另一条更符合美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可行性道路。这既是科学美学"自下而上"研究思路的自然延伸,也使门罗成为西方学界跨文明比较美学的自觉先驱。门罗本人没有使用"跨文明比较美学"这个提法,他使用的术语是"比较美学","文明"和"文化"概念在门罗笔下也没有做出严格区分。"跨文明比较美学"的提法更准确,也更为切合门罗执意突破西方中心论、以东西方美学为核心的跨文明比较研究的含义。根据门罗的论述,西方跨文明比较美学的直接源头可上溯至黑格尔,有意识的自觉展开则是20世纪4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门罗揭示了跨文明比较美学的基本内涵,并提出了寻找不同文明美学之间的共同性以建立普遍性美学理论的具体途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跨文明比较美学已经成为国际主流学界广泛接受的重要研究范式。

二、关于东方美学的一种理论:导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东方美学的一种理论:导论（论文提纲范文）

（1）百年耕耘、中国气派与当代繁荣——百年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回望与当下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2）“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东北伪满洲国时期幻想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接受与反思 ——对强制阐释石黑一雄后殖民作家身份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5）解析中国家庭伦理片中人物情感的视听传达 ——兼谈毕业短片《小宝》（论文提纲范文）

（6）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发生学视域下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美学论争现场透析与学理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学何去?门罗的跨文明比较美学之路（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东方美学的一种理论:导论（论文参考文献）

• [1]百年耕耘、中国气派与当代繁荣——百年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回望与当下反思[J]. 张伟. 艺术百家, 2021(01)
• [2]“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
• [3]东北伪满洲国时期幻想文学研究[D]. 潘唯.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4]接受与反思 ——对强制阐释石黑一雄后殖民作家身份的思考[D]. 李倩. 内蒙古大学, 2020(12)
• [5]解析中国家庭伦理片中人物情感的视听传达 ——兼谈毕业短片《小宝》[D]. 赵文慧.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D]. 文豪.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7]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D]. 张栋. 兰州大学, 2020(01)
• [8]发生学视域下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的比较研究[D]. 周艳鲜. 广西民族大学, 2019(12)
• [9]新时期美学论争现场透析与学理反思[D]. 赵耀. 吉林大学, 2018(12)
• [10]美学何去?门罗的跨文明比较美学之路[J]. 代迅. 学术月刊, 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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