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读“民工潮”现象——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重忧虑（论文文献综述）
田野[1]（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孙阳阳[2]（2019）在《“三权分置”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权分置”有利于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但规模化不等于现代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市场自发扩展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加以引导。本文认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进程与城乡一体化进程始终是相伴而行、相辅相成的,尽管实施了“三权分置”,但在城乡二元结构取得实质性变革之前,庞大的兼业农基数决定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会经历一个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的缓慢过渡期。在此期间,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面临以下三大问题:一是主体本身的规范问题,即缺少大而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现象严重、传统小农经营模式对于家庭农场现代化发育的束缚;二是主体结构的优化问题,即主体之间的松散联结不适应农业产业化要求;三是主体环境的保障问题,即来自于庞大兼业主体数量的制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资本流入不足、农业科技支撑与保护有限、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偏低、土地流转机制尚不健全,相关政策法规未落实到位与城乡配套改革不到位则进一步制约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进度。“三权分置”下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作需要立足于这些现实情况,以市场化为导向,通过优化企业经营环境、规范合作社治理机制、强化家庭农场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各类主体的培育质量;以产业化为目标,通过搭建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创新合作模式构建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同时,通过持续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王军[3]（2018）在《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人类诞生以来,耕地资源就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空间条件,并在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后,成为了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营养需求。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科技进步仍难以保证人类离开耕地产品而独立存在,因而,耕地保护仍将是当代经济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高,一方面,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路径依赖”的惯性,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的不平衡发展掠夺农业和乡村改以掠夺土地的高地耗的城镇化新的方式而不再是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也因农业经营的比较收益较低以及社会总体环境意识的薄弱,导致了我国耕地数量和质量的不断下降,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成为制约我国“新五化”（1）同步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2）。另一方面,耕地保护一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进一步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016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96.78亿亩农业用地中耕地仅有20.24亿亩,且耕地质量的整体水平不高,优等质量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7.3%（3）。这表明我国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刻不容缓。因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不仅有利于解决当下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问题,更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千秋大业。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是一个值得阐拓探索的“新时代立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耕地质量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于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来说,吃饱已经不是问题了,重要的是如何吃好,即吃到绿色无污染的农产品,这必然要求我国进一步提升耕地的质量,为健康农产品提供必要的生产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即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农业、农民发展还相对不充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发展还不充分;更体现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不同程度的不充分等诸多方面。其中,具体到耕地问题上也存在耕地数量保护和耕地质量保护的不平衡、中高质量的耕地供给不充分、生态环境治理不充分及其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发展的不匹配。进而言之,从经济增长和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上面来了,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必然会首当其冲,而农业要想发展,离不开优质的耕地,这需要我们来提升耕地质量。此外,我国的劳动和生产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也要求耕地与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进行匹配,即实现进一步的均衡。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适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探讨我国GDP的快速增长、耕地保护倡导的趋强与耕地质量的愈益下降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内在形成机理以及现有耕地保护制度低效运行的成因,对我国未来耕地（1）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些微努力和贡献。论文共分为8章,其中第2、3、4、5章为论文的核心内容: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明确文章的核心概念,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并进行简要评价,确定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相关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第一节概括梳理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等基础理论,并介绍理论与本文研究主旨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节构建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即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存在——意识——行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维逻辑和研究框架,基于“环境（环境分析）——行为（行为选择）——方式（实现方式）”的理论逻辑链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的第3、4、5章即为此理论分析框架的延展分析与具体应用。第三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环境分析。在实践中,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需要不同的内外部环境来为其创造条件,这亦是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的现实动因。在此部分,从自然与技术环境（生产力维度）、制度与经济社会环境（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维度）两个层面来进行展开。其中,自然环境主要是指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变化;技术环境主要是指我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和耕地质量相关的技术水平;经济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现实需要;制度环境涵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关的我国土地制度、农村税费制度、耕地征收补偿制度等正式制度和政府发展理念深化、社会生态环境需求的日益高涨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与发展。这三个方面的外部环境及其内在不同组成部分会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下一章中不同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第四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分析。第一,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识别,认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涉及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和社会第三方主体等多类型主体。第二,分别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和行为选择入手,阐明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差异,并厘清了地方政府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双重行为。第三,耕地质量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空心化”,主要是因为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控制力进一步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共容机制日益缺失,难以形成集体行动。第四,农业经营与生产行为主体具有有限理性,以收入增加为目标,以成本收入分析为决策逻辑,从根本上缺少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内在动力。第五,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日益觉醒,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高涨,虽然其不一定和耕地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其往往通过食品安全问题与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密切联系起来。鉴于此,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状况、水平乃至程度无不受到上述多类型主体共容利益的影响,它们各自利益的实现无不和共容利益（1）间的拟合程度相关。为此,基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适时调整、改革,以制度体制安排、体制机制创新、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经济社会环境,借力于多种激励和约束机制规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通过制度保障引导、促成各利益主体共容利益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在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时,应以共容利益为基础,分层次、多角度挖掘各利益主体的私利与共容利益的集合,重建社会共容利益体。第五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方式（2）分析,即各种行为主体分别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具体来看:第一,要进一步完善上层建筑系统,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化地方政府以绿色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构建完善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法律法规体系;重新梳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将市场机制的作用与政府规制有机结合,进一步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执行力和监管力度。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基础,需要通过探索市场经济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有效实现形式、或财政支农资金转化为农村集体资产等方式形成和壮大农村集体资产,以此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而更好的发挥其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中坚作用。第三,重构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从农业内部来看,就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让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农业绿色发展（3）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协同发展;从农业外部来看,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相对较低,需要政府加强相关的补贴力度。此外,针对可能的耕地破坏行为实施必要的约束。第四,进一步培育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尤其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意识,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最后,基于上述分析,试图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中心的协同治理,其中,政府维度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市场维度主要包括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维度主要包括NGO组织和社会公众等。第六章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历史演进的视角。从历史发展视角研究1949年以来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发展过程。总体来看,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历了“爱护与改善——维持与利用——弃损（1）与恶化——遏制与维护——保护与提升”的不完整的倒“S”型动态调整过程,之所以不完整是因为上升阶段尚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如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8年耕地质量的爱护与改善阶段,其中,1949-1952年为耕地质量的恢复和爱护期,一方面,修复长期战争和地主雇佣生产方式带来的耕地破坏,另一方面,广大贫苦群众通过土改获得了耕地,其在生产中更加爱惜其质量;1953-1978年为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的改善期,人民公社建立,逐步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做的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一些基础性工作。第二阶段为1978-1984年耕地质量的维持与利用阶段,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遭到破坏,但是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得到了提升,总体来看,耕地质量处于一个总体的维持与利用阶段。第三阶段为1985-2005年耕地质量的弃损与恶化阶段,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属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恶化。第四阶段为2006-2010年耕地质量的遏制与维护阶段,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弱化,加剧了耕地质量公共物品属性的破坏程度,但是耕地的价值开始显现,农民更为重视拥有“准所有权”的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第五阶段为2011年至今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阶段,这一时期多方主体开始合力来促使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随后,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省级截面数据,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进行必要的绩效评价。第七章为发达国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经验借鉴。分别选取大农业代表的美国、小农业代表的日本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极具特色的以色列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主要举措,并提炼了各国的主要特点,希冀给我国的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提供启示。第八章为政策建议部分,这部分主要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并对本文可行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论文可能有以下3点创新之处:（1）对耕地质量的属性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界定。耕地质量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双重属性。私人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里面需要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进行保持和维护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力质量维度和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私人物品维度;而公共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里面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相关因素,难以单靠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来保证,主要包括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公共物品维度、工程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并根据这一定义,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的发展历程、保护方式等进行了新的思考与阐述。进而发现,可持续发展使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既是敬畏和遵崇自然规律基础上有效利用自然环境的循环力量使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持续的能力和张力;更是基于“人口——资源——环境链条”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的认知,更多地联系到重视构建人类的世代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共存关系的价值与意义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多层次价值的全面认知,从而在理论上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人口、资源和环境更紧密地联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中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全面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之中提供政策依据。（2）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环境——行为——方式”的分析范式,从方法论角度论证了选择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原因。并构建了一个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实现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社会科学视角围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详细而系统地研究。从环境分析、行为分析和方式分析等三个有机构成的研究系统出发,研究了一般性实现机理和具体实现过程,理论和现实紧密结合,阐证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演变与实现。（3）为弥补现有耕地保护质量维度相关政策绩效评价的阙如,借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政策绩效进行了系统地评价与研究,由此分析刻画了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绩效的历史演变、区域差异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改良和优化提供一定程度的实证支撑。
全芳[4]（2017）在《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调适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文中研究指明留守群体的家庭处于离散状态是当下中国农村面临的具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4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所占比例始终徘徊在20%左右,也即意味着有近八成的农村家庭常年处于夫妻分居或父母与子女分离的离散状态。留守群体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家庭离散。家庭离散指家庭成员在空间上处于分散生活的境况,并非指家庭的离异或解体。以家庭功能残缺和亲情缺失为主要表现的家庭离散问题,是留守群体面临的众多问题的归结点。留守家庭离散不仅造成原有的家庭功能缺陷,作为治理单元的家庭,其“齐家”而成“治国”的基础显然也受到损害,这既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子,也成为未来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隐患。因此,消除农村家庭离散,推动留守家庭实现团聚是当前国家和社会亟需解决的民生问题。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问题。研究的进路聚焦于两点,其一,在城镇化大趋势下农村及农村家庭的位置如何安放?从实践看,治理家庭离散有两条并举的路径——举家迁移进城或者回家安居农村。前一条路径因为符合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当前国家的主流政策导向;后一条路径在城镇化主流趋势下被主流忽视,导致乡村愈加衰落,留守家庭的群体依然庞大,留守家庭和乡村一起被抛弃在现代化的边缘。实践证明,城镇化并不能快速解决农村留守家庭的离散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农村和农民的消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及农民的发展问题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需要另一条路径——农村建设——来补充,治理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问题应该是两条腿齐步前行。本文基于现代化之下乡村衰落的理论反思,研究的思路侧重于第二条路径,从农村复兴或农村建设视域探索留守家庭离散的治理之道,推动留守群体公平共享自由体面劳动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既是本文的研究思路之一,也是努力想要回答的问题。其二,治理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用何种政策工具、制度安排及治理措施?目前的治理措施是致力于城镇融入,政策工具主要是行政支持或经济补偿,但是,这种政府主导下的路径选择和补差原则下的经济帮扶是否回应留守家庭的真实需求,制度安排能否实现公平正义,尚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而从“赋予农村留守群体可行能力、给予更多社会机会、帮助他们依据自己的能力达成过自己珍视生活的目标”,这样的政策工具、制度安排和治理行动供给不足,本文选取“乡村发展和农民赋能”作为研究思路之一,是研究着力的第二个聚焦点。本文选取的理论工具为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可行能力视角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对经济发展中因社会安排不公而导致的各种非正义问题提供了极强的解释力,对解决在发展途中被迫离散的留守家庭问题具有指导意义。阿玛蒂亚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以“可行能力”为中心,通过对“社会正义”,“权利”、“自由”等的论述搭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网络,形成了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独特反思。2017年2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同时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培养新型农民,将赋能作为国家治理农村,推动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核心思想和主要举措,将赋能于农村、农业、农民列入农村发展的关键要素,“赋能”被置放在解决农村问题的凸显位置。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国家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实践,创新和发展了赋能的理论认知,为我们解决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基于对农村留守群体家庭离散问题的研究,选取可行能力理论中的三个主题——社会正义、社会安排、社会性别作为本文的理论框架,从可行能力的哲学基础、工具性自由清单和性别视角探究留守家庭离散的生成逻辑,从乡村发展和农村公共政策调适角度提出治理对策。在研究方法上以质性研究与规范研究为主,通过田野调查,选取中西部的五个村庄作为个案研究点,通过丰富的案例呈现描述留守家庭离散样态。力图使论述“有理有据,言之有物”。文章主要观点如下:（1）受制于可行能力的剥夺,留守家庭离散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种实质的不自由,严重损害了农村和农民的发展。（2）国家农村发展政策的价值偏差是家庭离散生成的根本性因素。公共政策与公共行动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但功利主义的正义着眼于社会福利的总和,导致农村的衰落,农民“安居农村”的可行能力受制;罗尔斯的补差正义只是针对极少数处于极不利状态的人,没有将可行能力纳入扶贫内容,无法改善整个家庭的劣势处境。（3）国家农村发展政策的价值取向偏差,使农村的社会安排在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降低（甚或剥夺）了留守家庭的可行能力,导致其留村安居能力贫困。（4）在性别中立的系列公共政策中,农村留守妇女的主体性缺失是导致其无法跟随丈夫进城的主要原因。（5）治理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公共政策（或者说制度安排）着力点是扩展其可行能力,包括政策的价值层面和政策实施层面的调适。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绪论和第一章。主要通过问题背景引入,提炼研究的问题,梳理相关文献,规划研究的进路,选取及调整合适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论,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绪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研究创新性和不足。第一章,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通过对可行能力理论的阐释,从“正义理论,社会安排,社会性别”三个层面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论述理论工具与研究对象的契合性。第二部分,本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第二至第五章。第二章,留守的村庄:田野调查。本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桥村、星村、潘村、会村、龙村五个个案村庄进行简介,并以桥村为主对留守家庭的离散状况进行总结。通过个案村庄的“摸底”,展现当前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现象的普遍性和留守问题的严重性。然后通过案例呈现和访谈材料描述该群体的生活水准,试图通过其低水平的生活质量展现他们处境的劣势,提出家庭离散是对留守家庭成员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第三章,何为正义:留守家庭离散治理政策的价值反思。本章是从价值层面对影响留守家庭离散的农村政策的正义性进行探讨,这些农村政策主要体现为功利主义导向和罗尔斯的正义论导向。通过借鉴森的思想,对两类政策取向进行正义性评判,揭示出它们在治理留守家庭离散方面的非正义性,提出以可行能力为信息基础的正义思想。第四章,何种社会安排:可行能力视角下留守家庭离散的工具性自由清单。本章从工具性自由的五个方面——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分析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是如何导致留守家庭的可行能力贫困,引发家庭离散。第五章,何种性别建构:留守家庭离散中的差异性主体地位。本章从可行能力的性别视角分析留守妇女在家庭离散中的能力剥夺问题。通过农村政策中的性别关照分析留守妇女的能力剥夺,进而回答留守妇女为什么不能进城的问题。第三部分,主要放在第六章,即可行能力建设:农村留守家庭离散治理的路线图。本章围绕“留守家庭离散治理”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在价值层面树立以“人的可行能力拓展为核心的”农村政策取向,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政策议程,大力推动“人的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家庭留村安居创造条件,坚持留守家庭权利维护和能力培育,赋予留守家庭平等的发展权利和机会,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以扩展可行能力为目标,提出农村留守家庭治理的政策调适建议。第四部分,结论与展望。这是本文的结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本研究的不足,并展望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发展前景。本文的创新努力主要放在了研究视角和研究观点两个着力点上。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的特色在于:（1）以“家庭离散”为切入点分析留守问题。家庭离散是农村留守群体非常态生存的本质特征和困难的归结点,也是解决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问题的关键。对留守群体家庭层面的关注有助于从根源思考留守问题的实质。（2）以“乡村发展中的政策调适”为视阈治理家庭离散问题。在城镇化的主流话语体系下,选取一条关注较少但不容忽视的路径——通过发展乡村,促进留守家庭就地安居农村,这既是对新型城镇化主流路径的反思,也是对农业现代化的响应。（3）以“可行能力”为理论工具,致力于对留守家庭进行“赋能”,从农民主体性角度促进其实质自由的发展。在研究观点方面,本文认为,农村家庭之所以产生离散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家庭团聚”的自由的缺失,这种自由实质上是选择他们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被剥夺。农村留守家庭可行能力的贫困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城乡政策导向及具体的公共政策安排密切相关。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在于在农村建设视阈下通过调适农村公共政策,扩展农村留守群体的可行能力。
梁朔[5]（2016）在《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三农”问题关乎国运民生,中央连续13年的“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更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背景下,现代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国外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主的美国模式与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日本模式为主。我国在面临农民工“非农化”的背景下,现代农业的发展无疑更加依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然而,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农业劳动力结构相应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出现“老龄化”“女性化”“兼业化”等现象。国外的现代农业发展也经历了这些过程,然而他们那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已颇为成熟。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还处于过渡阶段,劳动力结构的变迁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会出现一些新的特征。本文通过对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各阶段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回顾与展望,结合当时的经济发展背景给予了呈现阶段特征的原因,得出我国正由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农业向以机械化、生物化为代表的技术驱动的现代农业过渡,这种转变伴随着我国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接着分析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情况和动因,对我国剩余劳动力情况进行了一个综述性的概括。农村劳动力流动使得我国农业劳动力结构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对每一种变化的现状、原因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实证部分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和劳动生产率四重分解模型分析了劳动结构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并将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四重分解,对分解后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分析与解读。最后结合前文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共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概括介绍了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劳动力结构变迁背景下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意义,并对各章内容及所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包括国内外研究综述、国内外研究成果评述与展望及本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三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阶段及特征分析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阶段结合当时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说明。第四章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剩余劳动力部分,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变迁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并对剩余劳动力的结构进行了分析。第五章为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农业劳动力结构“老龄化”“女性化”“兼业化”及人力资本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此部分主要用历年数据对劳动力结构变迁进行了描述性说明。第六章为理论模型及实证分析部分,基于随机前沿方法,利用2003—201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物质要素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四个方面,并分析了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第七章为结论与政策分析部分,得出结论为,技术进步、要素积累、老龄化都对农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劳动力结构的女性化、兼业化和技术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结合前面所有的分析,提出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土地流转与户籍改革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以及利用互联网打造信息化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等相关政策建议。
赖涛[6]（2015）在《打工潮背景下农村男方婚姻支付变迁研究 ——基于闽西C村的田野调查》文中研究表明农村青年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实现了城乡间的流动,为他们摆脱狭小的同质性社会交往圈,走向广阔的异质性社会交往圈提供了条件。同时,这一流动本身也对农村婚姻支付产生了影响,农村婚姻支付特别是男方婚姻支付在这一过程中悄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本文以笔者的家乡闽西C村作为调查地,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访谈、判断抽样等方法收集研究资料。在具体研究中,文章选取C村30个家庭作为访谈对象,从婚姻支付入手,将研究集中于男方（包括男方家庭和个人）在婚姻缔结过程中支出的钱和物的变化。文章重点描述了打工潮影响下的男方婚姻支付变化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婚姻支付流程简化,支付项目减少;婚姻支付形式变化,由实物向货币转变;婚宴承办市场化,从“自给自足”到市场化操办;支付主体多样化,获得经济独立的子辈逐渐与父辈共同承担结婚费用。此外,受打工潮的影响,婚姻支付产生了明显的分化趋势:一方面,贫困家庭与富裕家庭在彩礼上出现分化;另一方面,恋爱婚和介绍婚在彩礼上出现分化。打工潮对男方婚姻支付的影响,实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辐射到农村对传统文化产生冲击的一种表现。影响男方婚姻支付的主要因素有:一、经济因素。打工收入的增加提升了消费水平,进而影响了婚宴消费,推动婚宴操办的市场化;打工收入使农村青年在经济上得以独立,为他们在婚姻支付中角色的扮演提供了保障。二、社会因素。一方面,跨越通婚圈的不平衡流动,使流出地的男性面临严重的婚姻挤压,推高了彩礼上涨,造成部分男性娶妻难;另一方面,女方居于“行情优势”,向不同的家庭提出了不同的要价。通婚距离的扩大还直接促成彩礼支付的货币化,路途的遥远给实物馈赠造成不便,货币化支付成为现实选择。三、文化观念因素。文章解释了恋爱婚姻中,感情在彩礼博弈中发挥的作用。父权在弱化、子辈权力在加强,婚俗的变化是子辈权力占优的结果。本课题以实地调研为出发点,通过勾勒出闽西农村在打工潮背景下男方婚姻支付的种种变化,并探讨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从一个小窗口揭示出我国农村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步伐,对丰富农村婚姻支付理论、解读农村社会发展乃至研究我国社会转型等方面均有一定借鉴意义。
任庆伟[7]（2013）在《政府行为视角下的“三农”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想研究，是对“三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一种应然状态的思考与展望。笔者希望可以通过本文为中国“三农”议题的研究、探讨和推进搭建一个具有一定共识性的沟通和交流平台，并尝试以政府行为为切入视角打破“三农”发展僵局，从宏观整体方向谋划“三农”发展思路。文章共分为四个章节、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具体交代了研究思路。本部分在阐述了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的前提下，系统交代了研究思路，即把“三农”作为研究对象，以政府行为为切入视角，并以此统领（引导）第二、三部门和国际组织，以系统的逻辑思维为主线，以21世纪以来的12年为时间跨度，以定量的方法去阐释、梳理、分析过去、评说现状和展望未来。第二部分为第一章节：详细论证了系统假设。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特殊的国情和农情、特殊的治理结构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三农”议题是有别于其他议题的独特存在。把握其“从‘问题’到‘议题’”的发展阶段是前提，认清其“从‘塔基’到‘塔顶’”的发展现状是基础，理顺其“从‘理论探讨’到‘系统构造’”的发展方向是归宿。第三部分为第二章节：深入剖析了“三农”环境。自然禀赋良好、区域差异性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人文优势明显的同时又挑战很大，这是“三农”所面临的内部环境；在享有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国际局势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经受着它们所带来的挑战，这是其面临的外部环境。第四部分为第三章节：系统诠释了“三农”结构。本部分首先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三农”的战略目标和阶段目标，并在该目标体系的指引下，对“三农”议题的核心进行论证，萃取其影响指标，利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检验所萃取指标的有效性，并利用线性回归方式去提取核心指标，分析政府行为效度。第五部分为第四章节：理性思考了路径选择。即要在规划整体思路的基础上，从服务保障、科技驱动和生态建设三个方面保证和谐环境营造，在目标管理的指导下，从分解总体目标、加大激励投入和摒弃消极行为三个方面保障结构构建，同时，坚持多中心协同治理理念，从引导“三农”与经济组织的合作、推动“三农”与第三部门的对接和实现“三农”与国际组织的接轨三个方面弥补政府行为的不足。“三农”是以乡村为地域载体、以农民为行为载体、以农业为工具载体的结构共同体的生存状态、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等问题的综合和并发状态，是“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农村社会进步的不可持续性与农民生计的不可持续性交汇而成的社会系统的失衡”。对其研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笔者亦将与诸位同仁一道，在“三农”这片土地上继续耕耘。
江小容[8]（2012）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自农村始，并迅速以渐进、增量的改革方式向前推进，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彻底转变。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时30余年；以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形式为标志，中国的农村改革恰好亦历时30余年。30年的农村经济发展历程，其本质上即是农村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大基本生产要素不断被市场机制配置的过程。30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始终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根本途径。理论探求和实践证明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并使各要素有效结合，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大历史事件的梳理和回顾，便于把握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过程及其配置路径，既是对发展经济学、发展政策的理论新释义，对新形势下正确认识并化解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的困境和体制性障碍，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回顾并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目的在于如何进一步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并使之逐步成熟，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本着这一研究目的，论文一方面按照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农村改革标志性事件发生的时序为标准，把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细分为5个阶段，系统梳理农村土地、工业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过程，对不同时期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的背景、路径和基本脉络进行考查和总结。另一方面论文按照文献研究的方法，广泛收集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调查数据，以及系列引导要素市场流转的中央核心政策，纵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论文最后一章总结并提炼30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以及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过程中待解的迷题，在此基础上对新阶段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未来走向形成前瞻性的认识。以农村改革标志性事件发展的时序为标准，本论文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发展的过程细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家庭承包制改革及其完成为标志，依靠农地生产力的简单释放产生强大内聚力，逐步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第二阶段以乡村工业的初步振兴和乡镇企业的辉煌崛起为标志，依靠农村工业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复苏和发展，逐步化解承包制下农村生产要素亟待流转的实然困境。第三阶段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兴起与发展为标志，依靠中央核心政策的引导推动农业发展机制的变革，稳步应对农村经济市场化转轨的新困境。第四阶段以农村劳动力的跨域流动为标志，依靠农村劳动力就业管理政策等推进劳动力要素的合理流动，以农村经济体制的全面变革积极应对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体制性障碍。第五个阶段是以中共十六大的召开为标志，依靠系列一号文件的连续出台，持续加大对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投入力度，在科技支撑和城乡统筹发展新思路指导下，全方位应对农村生产要素市场流转面临的诸多困境，探索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与农村发展道路。透过以上5个阶段的系统梳理，论文得出结论：30年来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发展过程呈现从农地生产力的简单释放，农村工业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复苏与发展，到以科技创新为内生动力全方位统筹发展的基本脉络。在此过程中中央核心政策由初级应对逐步转向体制变革式全方位应对的思路，逐步引导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和合理流动。毫无疑问，至今待解的惠农政策践行效果不佳、农地产权制度“两难”困境、农村教育工作现状不尽人意，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四大迷题，仍然是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瓶颈。基于这种判断论文提出，应从以下三方面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一是通过农业产业体系、科技人才体系和农业基础能力等重点领域建设持续引导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二是以城乡统筹思路促进农村社会保障、农村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强化农村生产要素市场投入机制；三是以科技创新持续发掘并强化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的内生动力。三条主线将是未来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方向，其驱动力仍然是发挥市场对生产要素的基础配置作用，和执政党及政府核心政策的引导作用，农业与农村发展也将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期”。
沈振锋[9]（2010）在《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研究》文中提出我国高等农业院校从最初的农务学堂,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大多已发展成为行业特色非常鲜明的多科性大学。我国的高等农林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方面为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机遇中,在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等方面发挥着其他类型高校所不可取代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农业大学如何发展已成为当前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十分突出的课题。大学办学模式是描述大学办学过程中各要素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简化形式,是办学理念、内部学科结构、办学程序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复合体。与其他类型的大学相比,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具有行业性、区域性、应用性和多样性四个主要特点。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的变迁经历了四个主要的阶段。这四个阶段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即以实业教育形式创立,形成高等实业学堂体系为主举办农科教育的被动开放模式；农业教育体系开始成形,以民国的独立学院、专门学校和综合大学农学院办农科教育,以综合大学农学院为主,属开放模式和封闭模式并行,开放模式为主导;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教育的改造,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行业办学模式”,属于封闭的行业主导办学模式；农业大学的分化与重构,独立设置农业大学办学和综合大学农科教育重建,属于封闭模式向开放模式转化阶段,农业大学办学模式呈现多元发展的格局。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发展的四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立的,存在“共时的多样性”和“共时的进化性”。大学学术与职业性的双重属性是大学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我国大学办学模式流变的最终动因,办学模式的流变过程是我国农业大学为了应对此双重属性而不断寻找动态平衡的过程。经过百余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高等农业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农业高校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教学资源,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农业高校办学条件相对较差,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学科专业结构及其设置仍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师资队伍数量、结构和质量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原创性高水平科研成果不多,科技成果转化乏力。国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三农”深刻变化等迫切需要大力发展高等农业教育。但是,长期以来高等农业教育一直未得到应有重视,如今发展空间越来越受到综合性大学的挤压,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弱势农业也影响了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农业院校。农业高校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现代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需求,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学科建设,扎实办好传统农科专业,稳步调整专业结构,努力形成结构合理、特色鲜明、有较强竞争力的学科专业体系,为农业提供亟需的农业科技成果,解决重要的农业技术问题,培养亟需的各类农业人才。农业高校要打破以学科研究型为主的单一人才培养模式,要把培养更多创业型人才、实用型人才纳入人才培养目标体系；要围绕农业生产实际,完善专业体系,优化课程结构,注重将学科发展新成果和生产实用技术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强化学生动手能力和综合知识运用能力。要实现农林院校的良性发展,国家应强化农业教育立法及政策调控力度,应扶持农业高校纳入我国高等教育重大发展战略规划,加大对农业高校的支持力度；国家应重点支持若干所重点农林高校建设成高水平特色型大学；积极鼓励地方农业院校建设成为以农业学科为优势和特色,具有示范功能的高水平地方性大学；国家及有关部门应在资金投资上加大对农业院校办学经费的投入。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参与农业院校的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实好农科专业免费政策,完善国家助学政策体系。办学模式的演变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既包含着办学主体在具体条件下的主体选择性和历史复杂性,也体现着办学主体为了追求更具竞争力的实践方式而不断驱动办学模式演变的内在机制。
程俊春[10]（2009）在《打工潮在农村邻里关系变迁中的作用研究 ——以河南省H村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打工潮自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以来,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给农村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农村邻里关系主体的农民大量外出,必然对农村邻里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回顾以往的研究,少有对此影响的关注。从而决定以一个村落为个案,考察打工潮背景下的农村邻里关系的变迁,探析打工潮对农村邻里关系变迁的作用。本文选择豫南H村为个案,运用了观察法、访谈法和文献法对H村打工潮前后的邻里关系进行考察,并从邻里日常交往、邻里互助和邻里冲突三个方面对比H村的邻里关系变化,展现打工潮背景下的农村邻里关系变迁过程。本研究发现:打工潮在农村邻里关系的变迁中起到重要作用。第一,打工人员的流动导致邻居人数的缩减,局限邻里交往对象的可选择性,间接减少邻里交往时间,进而减少了邻里互动,稀释了邻里关系。第二,打工人员的收入提高了家庭支付能力,减少了邻里互助需求,减弱邻里支持功能,间接打破世代为邻的传统,引起邻居重组,导致传统邻居关系难以维持、新邻居之间关系难以构建,解组了邻里关系。第三,打工人员的生活方式日益城市化、私密化和交往圈子的扩大,间接阻碍邻里交往,削弱邻里交往意愿,疏远了邻里关系。
二、解读“民工潮”现象——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重忧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解读“民工潮”现象——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重忧虑（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分析框架: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工程初兴: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1978-1990 |
| 第一节 蓝图:乡政村治格局的初步建立 |
| ―、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村民自治的发生及其案例 |
| 二、自上而下的推动逻辑：国家的视角与髙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
| 第二节 施工:乡政村治格局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 |
| 一、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治理任务与施工者 |
| 二、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
| 二、两委矛盾问题 |
| 三、乡村矛盾问题 |
| 四、干群矛盾问题 |
| 五、宗族的复兴 |
| 六、伦理危机初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工程困境:“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徘徊1990-2002 |
| 第一节 蓝图:莱西会议与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目标确立 |
| 一、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
| 二、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推动村民自治深化发展 |
| 第二节 施工：乡村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迁 |
| 一、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施工过程：乡村权利主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业真危险”:农业经济发展困境 |
| 二、“农民真苦”:税费增长与农民抗争 |
| 三、“农村真穷”:城市化进程、农地征用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
| 四、乡村治理内卷化 |
| 五、宗族问题的消长 |
| 六、乡村伦理危机加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工程调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2002-2012 |
| 第一节 蓝图:由税费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一、税费改革与农业税的废除 |
|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 |
| 三、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政策 |
| 第二节 施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项目制下的治理困境 |
| 二、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
| 四、乡村伦理危机的演进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工程加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2012-2018 |
| 第一节 蓝图: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 |
|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施工:新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精准扶贫下的治理困境 |
| 二、村级组织建设困境 |
| 三、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40年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经验与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二、工程分析框架对于农村研究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
| 三、乡村治理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三权分置”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内背景 |
| 1.1.2 国际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数据分析法 |
| 1.4.3 调查研究法 |
| 第二章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1 “三权分置”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概述 |
| 2.1.1 “三权分置”土地制度的内涵 |
| 2.1.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类型 |
| 2.2 马克思主义农业经营主体理论 |
| 2.2.1 马克思的农业经营主体理论 |
| 2.2.2 列宁的农业经营主体理论 |
| 2.2.3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农业经营主体理论 |
| 2.3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演变 |
| 2.3.1 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的探索阶段 |
| 2.3.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与发展阶段 |
| 2.3.3 “三权分置”下农业经营主体的新变化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1 “三权分置”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存在的问题 |
| 3.1.1 缺少大而强的农业龙头企业 |
| 3.1.2 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现象严重 |
| 3.1.3 传统小农经营模式难以突破 |
| 3.1.4 经营主体之间利益联结松散 |
| 3.1.5 农业兼业主体数量过于庞大 |
| 3.2 制约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原因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特征制约了社会资本的流入 |
| 3.2.2 缺乏强有力的农业科技支撑和保护 |
| 3.2.3 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偏低 |
| 3.2.4 土地流转机制尚不健全 |
| 3.2.5 政策法规未真正落实到位 |
| 3.2.6 城乡一体化建设有待加强 |
| 第四章 “三权分置”下强化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举措 |
| 4.1 以市场化为导向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4.1.1 优化经营环境做强龙头企业 |
| 4.1.2 健全治理机制规范农民合作社 |
| 4.1.3 强化人力资本扶持家庭农场 |
| 4.2 以产业化为目标构建主体利益联结机制 |
| 4.2.1 疏通流通渠道搭建主体对接平台 |
| 4.2.2 延伸产业链条打造利益共同体 |
| 4.2.3 创新合作模式促进主体联结互动 |
| 4.3 深化城乡配套改革稳步推进规模化 |
| 4.3.1 健全农村社保政策降低土地养老依赖 |
| 4.3.2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兼业主体权利 |
| 4.3.3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扩大农民就业转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作者和导师简介 |
| 附件 |
（3）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耕地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保护传统及政策要求 |
| 1.1.2 中国耕地质量的基本情况及面临的困境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基本概念辨析 |
| 1.3.1 耕地 |
| 1.3.2 耕地质量 |
| 1.3.3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
| 1.4 耕地保护与提升理论谱系:相关文献综述 |
| 1.4.1 从自然科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4.2 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4.3 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5 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6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3 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2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基本理路与分析框架 |
| 2.2.1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环境——行为——方式”分析方法 |
| 2.2.2 基于“环境—行为—方式”分析方法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 2.3 本章小结 |
| 3.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环境分析 |
| 3.1 自然与技术环境分析 |
| 3.1.1 自然环境分析 |
| 3.1.2 技术环境分析 |
| 3.2 社会经济与制度环境分析 |
| 3.2.1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 |
| 3.2.2 制度环境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分析 |
| 4.1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识别 |
| 4.1.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4.1.2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构成 |
| 4.2 政府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2.1 中央政府的行为分析 |
| 4.2.2 地方政府的双重行为分析 |
| 4.2.3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差异与行为选择 |
| 4.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分析 |
| 4.3.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现实困境 |
| 4.3.2 税费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地保护共容利益缺失 |
| 4.3.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弱化带来耕地保护行动不足 |
| 4.4 农业生产与经营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4.1 自有耕地类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4.2 承租耕地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5 社会公众的行为分析:食品安全的逻辑链条 |
| 4.6 本章小结 |
| 5.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方式分析 |
| 5.1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多中心协同治理 |
| 5.2 进一步完善上层建筑系统 |
| 5.2.1 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 |
| 5.2.2 重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5.2.3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
| 5.2.4 强化宏观监管调控政策导向及执行力 |
| 5.3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5.3.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重要作用 |
| 5.3.2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路径分析 |
| 5.4 重构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 |
| 5.4.1 内部激励方式:发展生态农业 |
| 5.4.2 外部激励方式:加强政府补贴 |
| 5.4.3 利益约束机制:提高损害成本 |
| 5.5 引入第三方机制,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社会力量 |
| 5.5.1 构建农民耕地保护协会等第三方组织 |
| 5.5.2 激发社会公众意识,构建社会监督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6.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历史演进的视角 |
| 6.1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不同演变阶段 |
| 6.1.1 1949-1978年:耕地质量的爱护与改善阶段 |
| 6.1.2 1978-1984年:耕地质量的维持与利用阶段 |
| 6.1.3 1985-2005年:耕地质量的弃损与恶化阶段 |
| 6.1.4 2006-2010年:耕地质量的遏制与维护阶段 |
| 6.1.5 2011年至今: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阶段 |
| 6.2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绩效评价 |
| 6.2.1 模型简介与指标选取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发达国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1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1.1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1.2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2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2.1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2.2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3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3.1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3.2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4 美国、日本、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对我国的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8.2 实现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对策建议 |
| 8.2.1 深化制度改革,优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外部环境 |
| 8.2.2 规范主体行为,引导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选择 |
| 8.2.3 多中心治理,构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机制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 |
（4）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调适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留守家庭 |
| (二) 家庭离散 |
| (三) 农村公共政策 |
| 三、国内外研究回顾及评价 |
| (一) 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研究 |
| (二) 农村相关公共政策的研究 |
| (三) 总体评价 |
| 四、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 |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可能的创新 |
| 第一章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
| (一) 可行能力的概念界定 |
| (二) 可行能力理论的学术要义 |
|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 |
| (一) 社会正义:可行能力的哲学基础 |
| (二) 社会安排:可行能力的制度清单 |
| (三) 社会性别:可行能力的性别视角 |
| 三、可行能力理论与研究主题的逻辑关联 |
| 第二章 留守的村庄:田野调查 |
| 一、样本村庄介绍 |
| (一) 五个样本村庄简介 |
| (二) 进入村庄——以桥村为例 |
| 三、样本村庄家庭离散状况 |
| 四、处境劣势:留守家庭离散生活状况 |
| (一) 珍视的生活:留守家庭成员的评价性空间 |
| (二) 处境劣势:留守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素描 |
| 五、不自由的选择:留守家庭的能力贫困 |
| 第三章 何为社会正义:留守家庭离散治理政策的价值反思 |
| 一、功利主义的正义:乡村衰落下的留守家庭离散 |
| (一) 功利主义与我国农村政策话语体系 |
| (二) 分配中的不平等:难以计算的团聚需求 |
| (三) “幸福的奴隶”:经济增收与家庭离散的悖论 |
| (四) 主体性困境:“物的新农村”与乡村衰落 |
| 二、罗尔斯的正义:“隔靴搔痒”的政策应对 |
| (一)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与相关农村政策 |
| (二) 机会均等下的家庭安居能力贫困 |
| (三) 补差原则下的能力帮扶困境 |
| 三、森的正义:能力进入家庭离散治理政策的视角 |
| 第四章 何种社会安排:留守家庭离散的工具性自由负面清单 |
| 一、政治自由:政治参与的边缘人 |
| 二、经济条件:经济机会的剥夺 |
| (一) 户籍制度下的劳动力迁徙不自由 |
| (二) 土地制度下的“离土不离乡” |
| 三、社会机会:家庭团聚的机会排斥 |
| (一) 教育机会的城乡距离 |
| (二) “因病致贫”的恐慌 |
| (三) 养老保障的忧虑 |
| 四、透明性担保:难以安放的民主论坛 |
| (一) 不真实的信息:“被抹平的数据” |
| (二) 政府与留守家庭:浮躁的关系纽带 |
| (三) 非政府组织:蜻蜓点水式参与 |
| 五、防护性保障:社会安全网缺失 |
| (一) 痛苦上达的信息渠道在哪里? |
| (二) 扶贫政策的内容是什么 |
| (三) 躲避危机的安全阀在谁手中? |
| 第五章 何种性别政策建构:留守家庭离散中的差异性主体地位 |
| 一、分工歧视:家庭发展政策中的男性优先 |
| (一) 被束缚在家庭中的人 |
| (二) 被拒绝行动的人 |
| 二、能力剥夺:公共政策中的性别中立 |
| (一) 支持不足:村民自治政策下的性别盲视 |
| (二) 机会剥夺:农村教育政策下的性别排斥 |
| 第六章 可行能力建设:治理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公共政策调适方案 |
| 一、公共政策调适的价值取向:以实现实质自由为核心 |
| (一) 围绕“人的新农村”建设,推动乡村复兴 |
| (二) 倡导平等的性别观念,发挥留守妇女乡村发展的主体地位 |
| (三) 在“权利维护”和“能力提升”中扩展留守家庭的发展自由 |
| 二、公共政策调适的制度安排:以推进“赋能”为主旨 |
| (一) 保障留守家庭的政治自由,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
| (二) 提倡经济自由,保障留守家庭就业机会和权益 |
| (三) 创造平等的社会机会,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四) 增强信息公开,推动政府、企业、社会、农民共同参与 |
| (五)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为留守家庭城镇化设置安全阀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生产的研究 |
| 2.2 关于农业劳动力结构及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 |
| 2.3 国内外研究成果述评及展望 |
| 第3章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阶段及特征分析 |
| 3.1 概念界定 |
| 3.2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阶段 |
| 3.3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剩余劳动力 |
| 4.1 劳动力流动理论渊源 |
| 4.2 我国的农业劳动力流动 |
| 4.3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 |
| 5.1 年龄结构的老龄化 |
| 5.2 性别结构的女性化 |
| 5.3 农业人力资本的变化 |
| 5.4 生产方式的兼业化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基础 |
| 6.2 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四重分解模型 |
| 6.3 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
| 6.4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6.5 实证结果与经验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打工潮背景下农村男方婚姻支付变迁研究 ——基于闽西C村的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理论视角 |
| 1.4.1 基础理论:现代社会结构理论 |
| 1.4.2 其他相关理论 |
| 1.5 研究方法及调查对象的选取 |
| 1.5.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1.5.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有关打工潮对农村影响的研究 |
| 2.2 农村男方婚姻支付的相关研究 |
| 2.2.1 国外关于农村男方婚姻支付的研究 |
| 2.2.2 国内关于农村男方婚姻支付的研究 |
| 第三章 闽西C村概况 |
| 3.1 闽西C村的基本情况 |
| 3.2 闽西C村传统婚俗和支付概况 |
| 第四章 C村打工潮背景下男方婚姻支付变迁 |
| 4.1 婚姻支付流程简化 |
| 4.2 支付形式货币化 |
| 4.3 婚宴操办市场化 |
| 4.4 支付主体多样化 |
| 4.5 婚姻支付分化 |
| 第五章 打工潮背景下农村男方婚姻支付变迁的影响因素 |
| 5.1 经济因素 |
| 5.1.1 打工经济推动婚宴市场化进程 |
| 5.1.2 经济独立推动子辈参与婚姻支付 |
| 5.2 社会因素 |
| 5.2.1 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加大男性择偶难度 |
| 5.2.2 通婚距离扩大加速彩礼货币化 |
| 5.3 文化观念因素 |
| 5.3.1 子辈情感因素左右婚姻支付谈判 |
| 5.3.2 观念代差加速传统婚俗简化 |
| 5.3.3 社区情理变化解构彩礼单一标准 |
| 结论与讨论 |
| 本研究的结论 |
| 研究讨论与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问卷调查 |
|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政府行为视角下的“三农”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1.研究的缘起 |
| 2.研究的意义 |
| （二） 研究的设计与方法 |
| 1.研究的思路 |
| 2.研究的维度 |
| （三） 研究的综述与评介 |
| 1.研究的综述 |
| 2.研究的述评 |
| 本章小结 |
| 一、 “三农”系统的假设与论证 |
| （一） 从“问题”到“议题” |
| 1.“问题”的历史性 |
| 2.“议题”的现实性 |
| （二） 从“塔基”到“塔顶” |
| 1.“三农”内部的不可自给性 |
| 2.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 |
| 3.战备物资向市场商品的转型 |
| （三） 从“理论探讨”到“系统构造” |
| 1.形态的递延性 |
| 2.目标的导向性 |
| 3.环境的约束性 |
| 4.结构的支撑性 |
| 本章小结 |
| 二、 “三农”环境的剖析与展望 |
| （一） “三农”的内部环境 |
| 1.“三农”的自生态环境 |
| 2.“三农”的非理性环境 |
| （二） “三农”的外部环境 |
| 1.“三农”的国内环境 |
| 2.“三农”的国际环境 |
| 本章小结 |
| 三、 “三农”结构的构建与诠释 |
| （一） “三农”目标的梳理与设定 |
| 1.战略目标的全局谋划 |
| 2.阶段目标的系统构思 |
| （二） “三农”要素的构成与分析 |
| 1.“三农”核心的逻辑论证 |
| 2.要素检索的基本原则 |
| 3.选取指标的简要说明 |
| （三） “三农”体系的构建与解读 |
| 1.样本选择的时间跨度 |
| 2.“三农”结构的模型构建 |
| 3.结构体系的系统解读 |
| 本章小结 |
| 四、 “三农”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
| （一） 基于“三农”整体的考量 |
| 1.因势利导，把握且修正发展之舵 |
| 2.双向支持，打破人才与资金瓶颈 |
| 3.政策牵引，完善与执行双管齐下 |
| 4.行为约束，立法与执法双效并抓 |
| （二） 基于“三农”环境的审视 |
| 1.完善服务保障，应对国际与国内挑战 |
| 2.坚持科技驱动，弥补非理性因素不足 |
| 3.加大生态建设，改良自生态环境影响 |
| （三） 基于“三农”结构的思考 |
| 1.坚持目标管理，层层包干落实 |
| 2.稳定保健水平，加大激励投入 |
| 3.正反双向考虑，摒弃消极行为 |
| （四） 基于治理理论的补充 |
| 1.引导“三农”与经济组织的合作 |
| 2.推动“三农”与第三部门的对接 |
| 3.实现“三农”与国际组织的接轨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农村经济发展历程及其划分标准 |
| 2.1 农村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概述 |
| 2.1.1 官方式直线描述 |
| 2.1.2 时间序列分期法 |
| 2.2 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与进程 |
| 2.3 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基本脉络 |
| 第三章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立农业发展新起点 |
| 3.1 承包制改革前农村生产要素禀赋状况 |
| 3.2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初步确立 |
| 3.2.1 多种承包经营方式出现 |
| 3.2.2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 |
| 3.2.3 农地整合与结构性初调 |
| 3.3 承包制下农村经济超高速增长 |
| 3.3.1 生产力恢复性发展中经济效益初现 |
| 3.3.2 “一号文件”引导要素流动功勋卓着 |
| 3.4 简单应对—家庭承包经营引导农村生产要素重组 |
| 第四章 乡镇企业推动农村经济逐步走向繁荣 |
| 4.1 承包制下农村生产要素亟待流转 |
| 4.2 乡镇企业推动农村经济逐步走向市场 |
| 4.2.1 乡镇企业崛起并发展 |
| 4.2.2 农村经济结构市场化调整 |
| 4.3 乡镇企业体制下农村经济市场化发展动因分析 |
| 4.3.1 刚性管理政策对要素流动具有积极效应 |
| 4.3.2 需求层次假说释义生产要素的流转路径 |
| 4.4 初级应对—发展乡镇企业活跃农村生产要素市场 |
| 4.4.1 培植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
| 4.4.2 拾遗补缺充裕农村工业品市场 |
| 4.4.3 吸纳释放开辟农村劳动力市场 |
| 第五章 农业产业化发展推动农村经济向市场转轨 |
| 5.1 市场化转轨前农村经济发展困局 |
| 5.1.1 乡镇企业持续发展面临困境和矛盾 |
| 5.1.2 农业结构问题与农民增收困境突出 |
| 5.2 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发展机制形成并发展 |
| 5.2.1 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产业结构全面调整 |
| 5.2.2 高层次农业发展机制形成并发展 |
| 5.3 市场化改革中农业发展机制运行动力分析 |
| 5.3.1 现代经营理念引导农业产业化 |
| 5.3.2 连续政策支持推动农业机制运行 |
| 5.4 稳步应对—体制变革适应农村生产要素流转需求 |
| 5.4.1 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 |
| 5.4.2 变革农技推广体制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 |
| 第六章 跨域转移开辟农村劳动力流动新路径 |
| 6.1 市场化转轨中农村生产要素禀赋不足 |
| 6.1.1 二元体制下“三农问题”凸现 |
| 6.1.2 世贸规则下农业市场困境尽现 |
| 6.2 市场化发展中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探索 |
| 6.2.1 乡镇企业体制下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
| 6.2.2 “民工潮”下农村劳动力跨域转移 |
| 6.2.3 城乡经济梯度转移引导农民工返乡 |
| 6.3 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模式成因分析 |
| 6.3.1 原动力—比较利益驱动务工行为 |
| 6.3.2 牵引力—农民进城就业政策松动 |
| 6.3.3 不竭动力—城市低层次就业需求 |
| 6.4 积极应对—破除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体制性障碍 |
| 6.4.1 “三农”问题三维度解析 |
| 6.4.2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 |
| 第七章 新农村建设促使农村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 |
| 7.1 免税时代“三农”发展新困境 |
| 7.1.1 农民负担反弹面临潜在压力 |
| 7.1.2 农村基层组织面临双重压力 |
| 7.1.3 利润垄断威胁农产品价值链 |
| 7.2 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初步确立 |
| 7.2.1 “三农”发展推向新境界 |
| 7.2.2 新农村建设高潮兴起 |
| 7.3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动力分析 |
| 7.3.1 中共十七大新论明晰要素市场发展方向 |
| 7.3.2 新政解读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新路 |
| 7.4 全方位应对—城乡统筹思路引导农村生产要素流转 |
| 7.4.1 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 |
| 7.4.2 持续破解农民工问题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经验与启示 |
| 8.1 农村经济发展基本经验总结 |
| 8.1.1 生产力的释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
| 8.1.2 核心政策牵引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 |
| 8.1.3 辩证应对探寻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路径 |
| 8.2 新时期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待解迷题 |
| 8.2.1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面临“两难选择” |
| 8.2.2 新农村建设四大民生问题遗留待解 |
| 8.3 新阶段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路径展望 |
| 8.3.1 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及未来走向 |
| 8.3.2 生产要素市场化流转的可行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参考文献 |
| 2 大学办学模式解析 |
| 2.1 大学办学模式的含义及特性 |
| 2.2 农业大学办学模式 |
| 2.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3 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的外部关系 |
| 3.1 社会政治与农业大学办学模式 |
| 3.2 经济发展与农业大学办学模式 |
| 3.3 文化传统与农业大学办学模式 |
| 3.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4 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的内部关系 |
| 4.1 大学理念与农业大学办学模式 |
| 4.2 管理模式与农业大学办学模式 |
| 4.3 大学结构与农业大学办学模式 |
| 4.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5 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的流变 |
| 5.1 清末:被动开放模式 |
| 5.2 民国:艰难发展中的开放模式 |
| 5.3 改革开放前:封闭的行业主导办学模式 |
| 5.4 改革开放后:正在形成中的开放办学模式 |
| 5.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6 高水平特色型大学建设:以华中农业大学为案例 |
| 6.1 华中农业大学的历史演变 |
| 6.2 新时期的办学理念和定位 |
| 6.3 高水平特色型大学建设战略 |
| 6.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7 地方性农业大学建设:以河北农业大学为案例 |
| 7.1 河北农业大学的历史演变 |
| 7.2 新时期的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 |
| 7.3 区域性示范农业大学建设战略 |
| 7.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8 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的创新 |
| 8.1 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演进的外部约束 |
| 8.2 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演进的内部局限 |
| 8.3 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创新的有力条件 |
| 8.4 未来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的创新 |
| 8.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9 研究结论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10）打工潮在农村邻里关系变迁中的作用研究 ——以河南省H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 H 村和H 村的打工潮概况 |
| 2.1 H 村概况 |
| 2.2 H 村的打工潮概况 |
| 3 打工潮背景下的H 村邻里关系变迁 |
| 3.1 邻里闲暇交往的变迁 |
| 3.2 邻里互助的变迁 |
| 3.3 邻里冲突的变迁 |
| 4 打工潮对邻里关系变迁的作用分析 |
| 4.1 打工人员的流动稀释邻里关系 |
| 4.2 打工人员的收入解组邻里关系 |
| 4.3 打工人员的生活方式变迁冲击邻里关系 |
| 5 结论与讨论 |
| 5.1 结论 |
| 5.2 进一步的讨论 |
| 5.3 本研究的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四、解读“民工潮”现象——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重忧虑（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2]“三权分置”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研究[D]. 孙阳阳. 北京化工大学, 2019(06)
- [3]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D]. 王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
- [4]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调适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D]. 全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5]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梁朔. 山东大学, 2016(02)
- [6]打工潮背景下农村男方婚姻支付变迁研究 ——基于闽西C村的田野调查[D]. 赖涛. 福州大学, 2015(07)
- [7]政府行为视角下的“三农”议题研究[D]. 任庆伟. 吉林大学, 2013(08)
- [8]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D]. 江小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06)
- [9]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研究[D]. 沈振锋. 华中科技大学, 2010(11)
- [10]打工潮在农村邻里关系变迁中的作用研究 ——以河南省H村为个案[D]. 程俊春. 华中科技大学, 2009(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