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称朝鲜核问题可以和平解决

一、美称朝核问题可以和平解决（论文文献综述）

詹德斌^[1]（2021）在《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韩国认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深受日本安倍政府的影响,其主要目的在于拉拢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区域内的国家共同围堵中国。由于这个反华企图,再加上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等,导致该区域内其他国家不愿完全追随美国,所以特朗普任内很难落实"印太战略"。在此认知和判断下,2017年5月上台的文在寅政府开始明确拒绝支持"印太战略"。随着美国白宫、国防部和国务院相关报告的出台,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意志日益强烈,要求韩国参加"印太战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韩国越来越需要美国协助解决朝核问题和调解韩日矛盾,再加上中韩关系逐渐恢复,所以韩国最终决定用其"新南方政策""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一再强调,此举不是"加入印太战略",而是以东盟为中心,仅围绕经济、治理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在寅政府的"均衡外交"理念和扮演"桥梁国家"角色的愿望。今后韩国如何进一步回应美国的要求,主要取决于未来韩国政权的性质、拜登政府推动"印太战略"的连续性,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等。但无论未来内外形势如何变化,韩国都会认识到中国和中韩关系的重要性,而不会一边倒地完全参与到旨在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中去,而是有选择地支持与合作。

游启明^[2]（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杨晨^[3]（2020）在《朝核问题起源中的苏联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朝核问题是指朝鲜因为发展核电站项目获取核技术和核废料,并逐渐有了开展其核计划的能力和意愿,给地区安全和国际防止核扩散带来冲击并引发地区危机。朝核问题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联援助朝鲜核反应堆并帮助建设核电站,之后朝鲜不断派技术人员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并开展本国的原子能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后,苏联要求朝鲜加入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并且采取措施限制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行为。此后一直到苏联解体,苏联向朝鲜提供核保护伞但限制对朝核技术援助,可以说苏联因素显着影响朝鲜核技术的水平。苏联解体对朝核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苏联解体让朝鲜彻底丧失了最重要的政治同盟和安全保障,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的结束反而恶化了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拥核以自保并扭转自身实力不足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并在随后转化为自力更生的核武计划。另一方面,朝鲜核技术的发展一直离不开苏联的技术援助。苏联的限制和管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朝鲜向核武计划迈进的步伐。苏联解体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发挥苏联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从本质上来讲,苏联的解体彻底地让朝核问题失去了约束。

陈虹洁^[4]（2019）在《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研究 ——以中美贸易争端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019年是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四十周年。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的两个政治与贸易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既承担着重要责任,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备受瞩目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但在不同领域内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当前,特朗普政府下的中美贸易争端愈演愈烈,已成为当下国际热点问题,牵动着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本文以特朗普政府下的中美贸易争端为案例来分析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引用中美双方发布的报告和白皮书等文本资料,并且加入中兴、华为等最新案例。本文聚焦于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特征,以国际关系学中的相互依赖理论为基础,主要运用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理论研究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同时引入复合相互依赖模式来分析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背景。本文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自中美政府官方网站和媒体搜集大量一手资料并制成表格,以更直观地分析中美两国之间议题的变化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通过比较分析,探究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本文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正越来越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的模式,但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又存在着较明显的非对称性。总体而言,在经贸领域中,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性要高于美国对于中国的依赖性,中国对美国的相互依赖敏感性和脆弱性也比美国对中国的更高。非对称脆弱性相互依赖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来源,目前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拥有着较大的权力。本文对于改善中美之间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缓和中美贸易争端的紧张局势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继续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第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吸引外资;第三,扩大对外开放建设新平台;第四,加快我国核心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在如今中美贸易争端愈发激烈的情况下,我国需要努力提升自身实力,减少对美国的非对称性依赖,稳固在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促进中美两国关系向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

马云鹏^[5]（2015）在《朝鲜半岛南北统一互动关系研究 ——以统一政策为基础》文中指出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核心是统一问题,对南北统一互动关系的探讨有助于从深层理解南北关系和朝鲜半岛问题。本文拟构建朝鲜半岛南北统一互动的系统研究方法,并根据系统研究方法,基于对朝鲜半岛南北统一互动关系的初步认识,构建了一个简化的统一互动系统。通过对南北统一互动关系、系统结构性环境和系统重要环境三个层面互动关系的分析,探讨南北统一互动的规律性特征及系统性影响。根据南北统一互动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将南北统一互动关系区分为“冷战期间”、“冷战解构期”和“新世纪以来”三个历史分期:冷战期间（1948-1988）南北统一互动表现出三个特征:第一,从“武力统一”到“和平统一”;第二,从“单一体制”到“政权共存”;第三,从“国际化”到“国家/民族自主”。该时期的南北统一互动对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稳态结构下互动的安全性。第二,确定了若干国家统一原则。第三,韩国政治民主化的持续进行推动了南北统一政策的接近。第四,统一主导权的争夺从舆论争夺开始转变为实力的竞争。第五,南北统一互动的民族自主性持续增强。该时期,因结构性安全问题引发了朝鲜半岛无核化论议,并产生了持续性重大影响。冷战解构期（1988-1998）的南北统一互动的系统特征和结果包括三点:第一,韩国由强调其制度优势逐渐转向支持两种体制共存,并在苏联解体后重新强调其制度优势,主张体制的阶段性共存;第二,朝鲜半岛南北统一的国家/民族自主性继续加强;第三,“和平”统一观念继续得到强化,但韩国的“和平统一”观念包含“和平演变”。新世纪以来（1998-2014）,南北统一互动经历了“和平与信任基础的构建”、“和平与信任基础的崩解”和“和平与信任基础的重建”三个阶段。该时期南北统一互动的系统特征包括三点:第一,朝美关系围绕朝核问题频繁互动,矛盾继续深化;第二,韩美同盟经历弱化后再次加强,同时,韩美日同盟及内部关系也经历着类似的变化;第三,朝美围绕核问题的结构性矛盾推动韩国TMD建设,进而与作为重要环境的中、俄产生深刻互动。此阶段南北统一互动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系统后果:一是朝鲜更加坚定了以核武器谋求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思想;二是韩国积极考虑部署“萨德”导弹防御体系以应对朝鲜核威胁。

张慧智,于艇^[6]（2014）在《朴槿惠政府的东北亚外交政策新课题》文中认为朴槿惠总统就任韩国第十八届总统后,在21世纪最艰难的外部环境下,确定了构筑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的基础、建立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合作体系、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外交目标。尽管朴槿惠执政以来的外交成绩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但依然面临着诸多新课题:在朝核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如何改善朝韩关系,开启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如何在缺少战略互信的中美之间保持均衡,建立中美韩三边合作机制;如何令日本对历史认识问题"拿出负责任、有诚意的措施",增加中韩对日本的"信任",实现中日韩大和解;如何在安全困境没有缓解的情况下促进东北亚多边合作,实现东北亚和平构想。这些课题如何解决将是对朴槿惠政府的严峻考验。

李少丹^[7]（2013）在《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认知视角下的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互动与竞争关系研究》文中认为美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域外大国,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同时中日关系也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21世纪的头三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国仍将是中美日三国关系组合中最关键的行为体,其对中日两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三国关系的未来和东亚地区的未来。本文以二战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及其演变的规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演变的影响因素、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对美国对日与对华政策的影响。本文指出,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的决策认知——东亚地区观是确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基础；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在实施东亚政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新决策信息的输入而形成新的决策认知,从而导致东亚政策逻辑的转变或修正,相应的政策重心也会同步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日美关系是美国在这一地区诸多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但相对有限的美国外交资源在不同的地区政策逻辑推动下,会投向不同的政策重心,因此使美国的对华与对日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和互动关系。本文在对相关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关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认知—决策分析框架。该框架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决策行为体的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决定认知形成的首要因素,国际环境是影响认知形成的最重要外部条件；第二,国际环境、政策对象国的能动性和国际危机是推动美国东亚地区认知修正或转变的三大关键因素。本文依据“何种关于政治现象的解读是‘主流’的争论”是总统决策过程的中心要素这一立场指出,总统外交决策团队的成员们“都致力于界定某一问题的本质并为其政策选择寻求认同和支持”。因此,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源自于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信息被共享和沟通、团队成员尝试着影响其他成员的认知等社会性互动过程中形成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政策对象国发挥能动性和国际危机的综合影响,原来决策团队中那些试图重塑政治辩论以有助于其观点主张的成员便通过宣传、历史类比、树立典型等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认知意象,从而再次形成决策团队内部的争论。最后,随着足够新信息的输入,原有的集体认知逐步被修正或瓦解,形成新的认知意象,从而导致政策逻辑的修正或者转变。本文运用认知—决策分析框架对美国冷战开始前后的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政府,冷战中后期的尼克松、卡特和里根三任政府,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政府的东亚政策及对华、对日政策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从而解读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并验证本文观点和分析框架的可靠性。本文最后在对前述五章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前景做展望和判断,归纳了论文的理论贡献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卞英奎（Byun Young Kyu）^[8]（2012）在《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作用 ——韩国安全专家的看法》文中提出从第一次朝核危机到现在，对于中国在朝核问题中的作用，韩国安全专家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次朝核危机时，韩国大部分的安全专家认为中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只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可是，第二次朝核危机后，中国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所以，韩国专家对于中国在朝核问题中作用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专家们的观点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分歧。第二次朝核危机到第二次朝鲜核试验之前，韩国安全专家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中国的政性变化在解决朝核问题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虽有解决朝核问题的意志，但因对朝鲜影响力有限，只行使有限作用；虽对朝鲜具有影响力，但考虑到国家利益，在对朝关系中只是有选择地实施其影响力；与解决朝核问题相比，中国更注重扩大影响力。这段期间，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对朝鲜实施包容政策，并期待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方面发挥一定作用，所以当时乐观论占较大的优势。但当看到六方会谈没有显着成果时，一些专家怀疑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中态度的消极论逐渐占据上风。在朝鲜第二次核试验以后，韩国安全专家的看法总的说来大致可以分为3类：中国继续扩大对朝鲜的影响力，诱导朝鲜改革开放，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上具有巨大力量；中国虽然对朝鲜具有影响力，但是只有在符合本国利益的前提下才会行使；中国会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这段期间，韩国李明博政府上台，可以说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和中国解决朝核问题的悲观论观点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韩国政府的政策。每个阶段，韩国安全专家的主要意见与韩国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基调基本相同。这是因为，本论文中所分的三个阶段与政府政权交替的时间基本一致，而大部分的研究机关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政府也会较多地推荐与政府政策理念基本一致的安全专家来进行研究,而这些安全专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若考虑安全专家的阅历，乐观看待中国作用的韩国安全专家有以下几个共同点。第一、主张对朝鲜采取包容政策或赞同对朝鲜实行阳光政策等。第二、在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有在国家政策研究所任职的经历。第三、在中国有过留学经历的专家一般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中的作用看法更为乐观。第四、一般都是带有进步倾向的研究员。然而，对中国的作用持有否定意见的专家则大部分担任过金永三、李明博政府国家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或是李明博政府交接委员会的委员，在政策层面上他们都支持朝鲜先放弃核武器及相互主义原则，并且，主张悲观论的安全专家大多数具有美国或台湾的留学经历，都带有保守倾向。

王禹^[9]（2012）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研究 ——以图们江开放开发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简称延边州）,是中国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区,是中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延边州南隔图们江与朝鲜邻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朝鲜）,是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的友好邻国。大韩民国（简称韩国）是朝鲜半岛南部地区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交后从对峙国家发展成为友好邻邦。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在地缘、人缘方面有着特殊关系,地缘方面,它们都位于东北亚中心交汇点,处于连接中、朝、俄、韩、日等国陆海运输通道的枢纽。人缘方面,延边朝鲜族的祖先来自朝鲜半岛,多数人与朝鲜、韩国人有血缘亲属关系。冷战时期,在中朝两国坚持战斗友谊,兴衰于共中曲折发展的大框架内,延边州成为我国与朝鲜开展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在中韩两国从严重对峙状态逐渐转向缓和的关系中,延边州开始与韩国进行了民间交流。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潮流,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伴随着冷战解体,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全世界宣布：由UNDP支持,周边多国共同开发图们江三角洲地区。图们江开发的主要目标是,开辟东北亚海、路、空国际通道,以促进东北亚区域各国的国际合作。从此,图们江区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延边州、朝鲜罗先地区以及俄罗斯沿海洲成为多国合作开发的重点地区。图们江开发为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加强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图们江开发论证准备和开发阶段,中朝两国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经过高层互访,将两国关系推进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1992年8月,中韩两国建交,为延边州与韩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延边州充分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加强与朝鲜、韩国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开辟了珲春.罗津-束草的陆海客货联运航线、珲春-清津-日本西海岸诸港的定期班轮和珲春-罗津-釜山-新泻的集装箱航线,又开通了珲春-波谢特-釜山-秋田的国际陆海联运航线。至此,延边州初步实现了我国政府提出的“借港出海”战略,为延边州、吉林省乃至东北的振兴创造了新机遇。区域国际陆海通道的开辟,使延边州扩大与朝鲜、韩国的交流和合作,在经贸、劳务、旅游以及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由于东北亚区域还存在着冷战遗产的影响,区域各国的合作深受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层次等诸因素的制约,开发经费的支出依然局限于地方政府行为等原因,远远没有达到UNDP所预定的目标。为了进一步推动图们江开发,2005年9月,图们江开发五个成员国在长春签署“大图们江行动计划”,将图们江开发项目提升为大图们江行动计划。经过中朝频繁的高层交往,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发展阶段,直接推动延边州与朝鲜的交流与合作,使延边州租借罗津港一号码头,进一步扩展了延边州的“借港出海”战略。与此同时,中韩高层频繁往来将中韩两国关系提升为新世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力地促进了延边州与韩国的交流与合作。不久,延边州与韩国开通了延吉-首尔、上海-延吉-釜山和延吉-青州直航航线。对外通道的扩展促进了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延边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09年11月,我国正式批复《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使延边州成为我国第一个沿边开放开发先行区和示范区,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落实《长吉图规划纲要》的关键,是加强和扩展图们江区域对外国际通道,使延边州充分发挥我国在东北亚区域的国际窗口作用。延边州在积极保障珲春—扎鲁比诺—新泻—束草四国联运航线运营的基础上,与朝鲜、韩国紧密合作,打开了珲春-罗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跨境运输通道,成功对接了延吉-韩国-日本的空中航线。中、俄、朝环形跨国旅游的启动,也是延边州与朝鲜、俄罗斯联合开办的边境旅游新亮点。展望未来,延边州与朝鲜、韩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关系将继续本着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方向发展,中韩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不断得到深化。在中朝、中韩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大环境下,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在开辟东北亚五国陆海通道、开辟新欧亚大陆桥的过程中,将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的过程中,延边州与朝鲜、韩国将加强交流,扩大合作领域,深化合作,互补资源,在合作中一定会达到双赢目的。

钮维敢^[10]（2010）在《冷战遗留视角下的当代朝美关系跟踪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朝鲜半岛是冷战的焦点地区之一。两极格局瓦解后,冷战阴影在朝鲜半岛仍然挥之不去。两极格局瓦解后的朝鲜半岛冷战现象更多地具有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体现了美国东北亚外交的主导性。美国继续并强化在朝鲜半岛的冷战外交是美国东北亚战略利益的需要。当代美朝关系发展体现了冷战在亚洲结束的独特性。

二、美称朝核问题可以和平解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称朝核问题可以和平解决（论文提纲范文）

（1）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2）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朝核问题起源中的苏联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研究 ——以中美贸易争端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朝鲜半岛南北统一互动关系研究 ——以统一政策为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6）朴槿惠政府的东北亚外交政策新课题（论文提纲范文）

（7）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认知视角下的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互动与竞争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作用 ——韩国安全专家的看法（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改革开放后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研究 ——以图们江开放开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冷战遗留视角下的当代朝美关系跟踪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美称朝核问题可以和平解决（论文参考文献）

• [1]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政策[J]. 詹德斌. 东北亚论坛, 2021(02)
• [2]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3]朝核问题起源中的苏联因素分析[D]. 杨晨.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4]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研究 ——以中美贸易争端为例[D]. 陈虹洁.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朝鲜半岛南北统一互动关系研究 ——以统一政策为基础[D]. 马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5(01)
• [6]朴槿惠政府的东北亚外交政策新课题[J]. 张慧智,于艇. 东北亚论坛, 2014(01)
• [7]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认知视角下的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互动与竞争关系研究[D]. 李少丹. 复旦大学, 2013(03)
• [8]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作用 ——韩国安全专家的看法[D]. 卞英奎（Byun Young Kyu）. 清华大学, 2012(12)
• [9]中国改革开放后延边州与朝鲜、韩国交流合作关系研究 ——以图们江开放开发为中心[D]. 王禹. 延边大学, 2012(01)
• [10]冷战遗留视角下的当代朝美关系跟踪分析[J]. 钮维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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