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美国陪审团代表性与公正性的保障机制（论文文献综述）
韩晓真[1]（2020）在《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是人民有序参与司法活动、监督政府权力的创新性制度,检察机关作为我国依法行使检察权的国家机关,主要承担着追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和实施法律监督等多项职权,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产生旨在监督检察机关办案活动,保障司法公平正义,人民监督员制度自2003年产生于检察机关,用于自我监督办案活动,后转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山东省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最早参与制度试运行、全面实行、改革试点、新监察体制改革全面发展等全部发展阶段的省份之一,经过16年持续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之间逐步过渡,由自我监督发展为外部监督,为监督司法权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带来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在新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进一步推动人民监督员制度发展,为法治山东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本篇论文运用公共管理学相关知识,围绕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这一主题,以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发展历程和改革实践探索为背景,首先介绍了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过对文献梳理,并访谈司法行政相关业务处室人员、人民监督员,深入研究发掘、精准定位了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尤其是在选任范围、选任程序、监督程序、考核评价、法律及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并深刻剖析原因,通过借鉴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先进管理经验,和英国、美国、日本在相似制度构建完善,就如何发展和完善山东省人民监督员制度,从鼓励群众参与、打造选任程序、打造专业化队伍、建立履责评价机制、完善法律法规,直面新监察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合理有效的建议。为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活动、监督检察机关办案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为最大限度的促进公平正义,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打下坚实的基础。
陈昱[2]（2020）在《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黑人陪审权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推动美国历史向前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联邦最高法院是一个独特推动器。它不仅是一个政府部门,也是一个司法机构,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自身独有的对社会施加影响的方式——判决,来持续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陪审制是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明确提到的一项政治制度,它的运转状况决定了它是否能实现宪法赋予它的神圣使命。陪审不公,会影响陪审制度自身的发展。陪审团中存在种族歧视,无疑就是一种致命的不公。在早期的陪审歧视中,更多的是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黑人无权获得公正陪审团审判,也不能参与陪审团审判,成为陪审员。联邦最高法院作为联邦最高司法机关,曾多次介入黑人陪审权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对黑人陪审权的态度并非一以贯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最高法院对黑人陪审权是有不同处理态度的,但总的趋势是逐步推动保护黑人的平等陪审权。联邦最高法院在每个特定案件中的态度,都是由各种具体的原因促成的。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特定案件的分析,论证了联邦最高法院在黑人陪审权问题上司法态度的变化,及其对黑人陪审权发展的重要影响。
杨雪琛[3]（2020）在《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及对策》文中认为我国建立人民陪审制度至今也有近七十年,历经浮沉。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颁布,虽然成果喜人,却也在制度设计中留下了人民陪审员法官化的隐患。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由来已久,在司法实践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民陪审员与法官职权的混同,被遴选出的陪审员需要长期任职以及陪审员需要接受职业化的培训等。现行制度中保留了人民陪审员的长任期规则和职业化培训规则,并没能彻底改善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本文将从矫正人民陪审员法官化这一价值立场着手,分析《人民陪审员法》以及制度实践中所体现出的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并指出人民陪审员法官化现象的隐患以及该现象对陪审制度所造成的破坏,分析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的成因,结合域外陪审制度的实践经验提出对人民陪审员法官化矫正的建议。陪审制度的基本价值就是让普通公民能有序地参与到司法裁判过程之中,因此人民陪审员应当具有非职业化、非专业化的特征,而不是趋同于职业法官。通过构建配套制度,改变以往的人民陪审员选任模式以及完善人民陪审员的履职保障机制矫正人民陪审员的法官化问题,才能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参审功能,提高人民群众的参审积极性,促进人民陪审制度的社会效果。
石毅[4]（2020）在《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之完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当前,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都存在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显得尤为重要。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因为它不仅有利于司法民主,而且有利于加强对法院工作的监督,约束法官严格执法、秉公办案,更有利于事实认定,加强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我国陪审制度自清朝末年提出自今已经历经百余年,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同过去相比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陪审制度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甚至多次被写入宪法。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人民陪审员制度经历了发展停滞甚至遭受严重的破坏,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拨乱反正,人民陪审员制度又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并重新开始发展起来。2004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让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迎来了新的高潮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在2014年10月,党中央召开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了工作报告,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在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这一块,着重强调了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2015年又通过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进行新一轮的探索,根据各试点存在的问题以及取得的成效,总结经验。直到2018年出台我国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但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即使经过不断完善,仍然会存在不足之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是如此。比如在立法领域存在部分法条规定略显宽泛,在一些问题的细节上并未做详细说明,而且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未被写入宪法。在人民陪审员的选任、任职时间、参审过程,以及人民陪审员的管理机制、保障机制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另外人民陪审制度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普及度还不高,宣传工作也有待加强。所以我们要继续研究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的经验,并深入研究域外陪审制度,取其精髓,找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特点值得借鉴的地方。本文在总结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经验和探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英国的陪审团制度、德国的参审制度以及日本的裁判员制度,通过借鉴域外陪审制度的优点,主要分八个部分提出建议。第一部分建议通过宪法在法律层面确立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论述在法律上对人民陪审制度的细节性问题进行规定;第三部分是建议合理规定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案件的范围和数量;第四部分是科学选任,增强人民陪审员代表性,包括加大人民陪审员制度宣传力度,因地制宜合理制定选任条件和规范陪审员任期等。第五部分论述切实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审权利,重点对如何解决陪而不审和区分“法律问题”“事实问题”提出建议。第六部分是建立规范、透明的人民陪审员管理保障机制,这一部分分别对如何完善保障机制、监管机制、培训机制、奖惩机制、加强信息化管理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述。第七部分是建议建立健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避制度和责任机制,分别从建议建立无因回避制度规范管理人民陪审员和增加司法责任豁免制度来进行阐述。最后一部分着重建议对参审陪审员数量及组合形式进行优化,分别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根据案件社会影响力适当增加合议庭陪审员数量,二是采用专家与普通陪审员组合的方式进行陪审。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广大人民参与司法的重要途径,不断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对司法公正和依法治国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司法工作者不断实践和学者不断探究下定会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巨大的发展。
崔仕绣[5]（2020）在《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文中研究说明定罪与量刑的重要性无分轩轾。作为刑事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刑结果与量刑程序的适正直接反映刑事审判质量和刑罚目的之实现情况,乃为规范司法量刑活动的必然要求和健全公正、高效廉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应有之义。着眼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量刑失衡和量刑歧异现象,在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有力关切的基础上,地方法院和科研院所的积极探索和果敢试错,最终与中央层面宏观政策形成耦合,一场“由下至上、由点及面、有浅入深、由外到内”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统筹部署并逐层推进。历经十余年砥砺前行,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攻坚克难,在确立科学的量刑方法和量刑步骤、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增强量刑实践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缩减量刑差异以及提升裁判质量和司法权威等方面效果卓着。然而,在肯定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本土经验”的基础上,还需正视当前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存在的诸多障碍。除了长期盘踞的报应刑本位刑罚目的观对法官量刑实践的影响外,冗杂细密的量刑规则不免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缩,缺乏专职化改革统领机构同样导致以量刑规则和具体情节设置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缺乏持续性和周期性,加之规则建制层面过度机械化倾向和量刑程序改革的不尽完备,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仍需克服障碍、踵事增华。本文立足于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涵探询、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在对量刑规范化改革所涉之论理支撑的论析基础上,围绕我国量刑规范改革的现存障碍,结合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的可取经验,有针对性地展开指导观念、实体和程序侧面的完善举措之探讨,旨在促进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行稳致远、进而有为。全文除导论、结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概述,乃是对本文论述对象的明确。首先对量刑内涵、量刑规范化的产生背景和量刑规范化改革实际蕴含加以剖析,进而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终而对各阶段改革经验加以凝练。量刑是法官在规范指引下,秉持法律理性与朴素良知,对具体个案和行为人的逻辑论证动态过程。鉴于日益显着的量刑偏差、滞后的“估堆式”量刑方法以及民众对公正、透明量刑程序的强烈期盼,量刑规范化命题得以孕育和发展。随后,旨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完善量刑程序、促进量刑公正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始得部署,并历经了探索试错、局部试点、全面推行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不仅使“地方法院的微观规范量刑探索”与“中央司法改革的宏观制度决策”形成“共振”,确立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量刑方法,还初步形成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协同发展格局,加强了理论与实践层面有关量刑规范化与刑罚裁量权、量刑统一化与刑罚个别化等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第二章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论探讨,乃是本文研究的论理支撑。首先是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秉持之刑罚理论的探讨。在刑罚价值方面,不仅需要对刑罚可能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和过度或错误发动而折损公民权利等负价值进行控制,还要对刑罚保护公民自由、国家秩序和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正价值加以弘扬。此外,法官基于何种刑罚目的进行裁量,是实现量刑公允、降低量刑歧异的重要前提,因此还需要明确刑罚之目的。在阐明报应理论、预防理论和综合理论的差异和不足后,并合主义刑罚目的之妥适与必要得以明确。在罪刑均衡理论的立法、司法实现方面,要始终坚持罪质与刑质、罪量与刑量、罪度与刑度之均衡,并通过量刑规范化改革提高量刑方法与步骤的科学性、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刑罚理论之探讨进而衍生出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功能探究和理念反思,前者包括对无根据量刑偏差的消除、规范化量刑思维的培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以及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完善,后者则包含体现改革基本价值的公正理念、调和各方诉求的和谐理念、体现改革工作实效的效率理念和凸显实质正义的人权理念。第三章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现存障碍,乃是研究主体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包括指导理念、领导机制、规则建制和程序延伸层面所面临的改革阻碍。首先是指导观念层面,当前我国刑事司法过于强调“惩前”而忽略“警后”的报应刑本位刑罚目的观,难以调动社会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更有碍于人权保障目的之实现。其次是领导机制层面,仅依靠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实难应对具有极高时效性、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的量刑规范化改革重任,亦不利于量刑实证调研的持续性推进。再次是规则建制层面,随着《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等文件的相继出台,不免使法官“迷失”于细密化的量刑规则之中,加之量刑规范间存在的多义性冲突,同样令法官疲于计算各罪量刑起点和各个情节对基准刑的增减幅度。最后是程序延伸层面,畸高的量刑建议采纳率不仅引发控方“胜诉结局”的价值倾向和裁判权向检察机关让渡的担忧,还可能导致量刑辩护的乏力甚至无效;量刑听证制度尚在规范依据、实施模式和理论支撑等方面存在不足;用语刁钻或解释片面的量刑裁判说理,徒增民众理解量刑结果之难度,无益于息诉服判;当前指导性案例制度援引效果不佳,同样引发理论与实务界关于构建量刑判例制度的思考。第四章是有关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指导观念的探讨,乃是对研究主体指导观念层面障碍之破除。该部分首先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演进脉络加以梳理和介评,进而探索我国规范化量刑观念的革新路径。相比之下,美国量刑改革指导理念经历了“直觉驱动”下的“康复矫治主义”刑罚观向“规则武断”下的“机械主义”刑罚观之过渡,最终形成参考性量刑指南体制下的“衡平主义”刑罚观,突出对量刑规范的简化和对法官量刑酌处权的保护;英国则是在普遍遵循先例的前提下,形成允许量刑结果“偶然偏离”的量化量刑格局;德国采用“幅的理论”以消解个案中罪责补偿和特殊预防的矛盾冲突,并以此建立“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日本量刑改革以行情约束模式为征表,要求法官依据司法经验和司法判决形成的量刑准则,并作出不超越相对确定的刑罚裁量幅度的判罚。鉴于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发展沿革,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应舍弃纯粹报应主义和纯粹功利主义的本身弱点,形成“报应为主、预防为辅”的刑罚目的观。其中,在凸显报应为主的实质正义要求之余,还需兼顾特殊预防为辅的刑罚个别化要求,而基于对我国刑法第61条量刑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考量,纯粹的一般预防目的除了存在超过报应限度的可能外,并不能在量刑阶段予以体现。第五章是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实体侧面的举措,乃是对研究主体实体层面障碍之破除。在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实体层面的可取经验充分论析基础上,从我国专职化量刑规范化改革领导机制的建构、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和量刑基准的确立程式等方面,论述了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实体侧面的完善举措。一方面,英美两国专职委员会在员额配置、机构组成和日常管理等方面优势显着,既可在及时收集、分析和研判量刑数据的基础上,预估犯罪趋势并适时调整量刑政策,又能确保稳定的财政支持和量刑改革学理研讨的充分开展。另一方面,德国虽无专职量改机构,但却通过构建完备的量刑法律框架,引导法官科学行使自由裁量权和强化上诉法院量刑审查,来实现量刑均衡目的。因此,基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司法机关的特殊性质,我国有必要设置统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专职机构,以便于制定和修改量刑指导意见、整合量刑数据并进行实证研究、获取稳定经费保障和开展周期性量刑培训等。此外,在员额构成上除了要包含卓富司法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还应聘请法学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深法学专家和具有丰富刑事辩护经验的律师。最后,在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层面,不仅要立足时效性与可适性对量刑规则进行完善,突出其与量刑法律基本原理、量刑规律的契合,还要着眼于司法效率的提高,对量刑规则进行适度简化,突出量刑规范化统领机构的规则解释功能,防止细密化、机械化的量刑规则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缩。第六章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程序侧面的举措,乃是对研究主体程序层面障碍之破除。首先展开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进程中程序侧面合理经验的介评与论述,进而依次从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优化、量刑说理的渐次升级、量刑听证的模式创制、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和其他方面,分步展开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程序侧面的具体措施。域外国家和地区的量刑程序改革经验显示,美国的量刑听证程序和量刑数据系统,不仅为法官提供全面获取量刑信息的便捷途径,更符合信息搜集和刑期预判之要求。而英美德三国对量刑裁判说理、量刑建议和上诉复审的重视,无不体现出程序侧面防止法官恣意行使裁量权之努力。此外,日本裁判员制度、被害人参与制度和量刑判例数据系统,也展现出提升量刑合理性、社会认同度和民众司法参与度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在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在优化量刑建议制度方面,要尤其注意建立量刑信息的遴选机制、促进控辩双方的量刑参与、强化检方量刑建议的说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以及创新量刑建议考评机制;在量刑裁判说理方面,既要注意实质内核的判罚证立与裁判认同,注重对量刑步骤的载明、相关情节的辨别和不同量刑情节作用力的述明,还要注意形式肌底的经验表述与繁简适度,经过法官精炼、简洁的裁判说理,让社会公众从简练的说理论证中体会各量刑情节和幅度的动态调节过程;在量刑听证程序的模式创制方面,应正视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源差异,设计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的量刑听证程序;在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方面,应深刻认识到科技革新助力于司法实践的不可逆转趋势,把握法院信息化建设和人工智能重大战略机遇,同时防范功能定位和技术迟滞等风险,合理运用智能化资讯科技辅助法官量刑。最后在量刑程序改革的其他方面,不仅要在量刑参与层面不断完善被害人参与制度,规范其参与量刑之形式和提出意见之内容,还要在可操作性层面探索“准判例”量刑参考系统的构建可能,根据各地区、各审级刑事审判需要,整理刑事判例的量刑部分,给予法官从事类案裁判的参考和指引,完善多方参与的量刑程序建制,扩大社会参与量刑实践的参与度,提高量刑辩护的有效性。
窦晨[6]（2020）在《论我国人民陪审员法的制度创新》文中认为陪审制度,作为平衡民意与司法,体现民主与公正的司法审判制度一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国对陪审制度的规定细化于人民陪审员制度之上。在我国,虽然人民陪审员制度在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已有所规定,但长期以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名存实亡”,并没有发挥其真正的功能。在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制度出现“陪而不审、审而不议”、“陪审精英化”、“陪审专职化”等现象,逐渐异化为司法审判的辅助性人员。为了促进人民群众实质参与审判,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制度价值,人民陪审员制度于2015年开展改革试点工作。经过3年的试点工作,2018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人民陪审员法》）正式通过。本文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功能入手,分析《人民陪审员法》出台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作为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专门法律,《人民陪审员法》针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践中的积弊与症结作出了创新性的规定。在“陪而不审”方面,《人民陪审员法》创建双轨制合议庭模式,在7人合议庭模式中正式确立了人民陪审员只参与案件“事实问题”的审理;通过完善法官指引制度、人民陪审员保障制度等举措进一步促进民主实质参与审判。在“陪审精英化”、“陪审专职化”方面,针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选任程序,《人民陪审员法》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革,有效地扩大了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随机性,基层人民的话语权得到更加有效地保障。《人民陪审员法》的出台,是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关键性成果,但制度的创新与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人民陪审员法》在实施后也浮现出新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实践现状的反思,认为《人民陪审员法》实施后,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人民群众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了解程度依然不高以及对陪审员精英化的倾向性明显;7人法庭中界定“事实问题”的操作方法不明确以及其评议规则并未与3人庭作出实质性区分;还有司法成本的控制问题。针对这5个问题,笔者结合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规定,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一、落实多渠道宣传人民陪审员制度;二、促进法官精英化与陪审大众化相结合;三、合理界定“事实问题”;四、7人法庭中评议规则的重塑;五、系统性优化资源配置以减少司法成本。以期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路径提供创新思路。
裴仕彬[7]（2019）在《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文中认为辩诉交易,英文“Plea Bargaining”,字面意思就是答辩的讨价还价。美国辩诉交易起源于19世纪初,从出现之初便招致种种质疑,在质疑声中,美国辩诉交易如今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本文意在对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考察、比较研究、案例分析、社会学分析等方法,梳理美国辩诉交易演进过程的三个历史分段中检察官的作用、辩诉交易运行概况、主要交易模式,分析了美国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比较了美国辩诉交易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异同,针对我国检察裁量权运行中存在问题,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提出从提高检察官适用认罪协商动力的角度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除了导论外,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美国检察官的演变及在辩诉交易兴起中的作用”分成四节。第一节是对美国检察官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考察。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美国本土的居民便呈现出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特点,其检察制度在不断变革中独具特色,英国普通法绝不是影响美国检察制度的唯一性力量。在美国,对美国检察官起源之争一直没有停过,早期北美殖民地的宗主国包括英、法、荷等国,宗主国的检察制度或多或少影响殖民地检察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因此,在对各种学说进行分析介绍的基础上,结合殖民地时期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美国检察官制度是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为主体,兼具大陆法系特征的混合体系。在数百年的发展中,美国检察官制度的演变脉络主要是刑事诉讼启动从私诉到公诉、检察官选任从任命到民选,检察体制从单轨制到双轨制。第二节主要对检察官适用辩诉交易的犯罪类型进行了分析。首先考察了19世纪前美国主要的犯罪类型与刑罚,该时期道德和宗教犯罪在刑法体系中占据重要作用,独立战争后刑法加强了对财产的保护,刑罚也出现轻刑化趋势。本文通过对马萨诸塞等地区的刑事案件进行梳理,酒类案件成为马萨诸塞州最先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类型。纽约、波士顿等城市的辩诉交易并非从酒类案件开始,而是在盗窃等财产犯罪中最先适用。由于对谋杀罪进行分级,谋杀等重罪案件也逐步可以适用辩诉交易。第三节探讨了立法对法官量刑裁量权进行限制。由于存在对权力的警惕,法官尽管获得了司法审查的权力,但是在1860年以前,最高法院适用司法审查的案例少之又少,法官裁量权一方面受到法典化运动带来的刑事立法成文化和制衡思想广泛传播的制约,另一方面在司法操作方面受到强制性量刑法令的约束,检察官作为行政部门不太起眼的角色,找到了法官裁量权行使的漏洞而在实践中不断使用辩诉交易。第四节进一步考察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主要模式,美国检察官的定位和职权被认为是代表着正义、法律和秩序,代表人民和政府追诉犯罪。美国检察裁量权吸收了英国总检察长关于撤回起诉的主要内容,该权力不断演变为几乎不受司法审查的排他性权力。提出在内战之前,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可以使用的主要筹码有诉讼费用、过度指控等,检察官把撤回起诉的裁量权运用至辩诉交易程序中,指控交易便成为该时期主要的交易模式,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检察官针对立法限制检察官不起诉便又在实践中使用中止诉讼的交易模式。第二章“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广泛实践中的作用”共四节。第一节分析了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刑事立法增长而带来案件的增加。19世纪,美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移民潮以及西进运动等影响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事件,最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频繁发生,政治日益腐败和低效,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经济发展的弊病,美国掀起了一股扩张刑事制定法的浪潮,大量带有刑事制裁的经济管制立法、社会立法、道德立法出现,检察官的指控职能不断扩大。第二节着重考察了联邦检察官职权的扩大和司法部的创立对检察官职权的影响。内战后行政权,尤其是以联邦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联邦政府不断介入经济社会事务。联邦检察官的职权、人数及薪水均在增加,联邦检察官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尤其是联邦司法部的创设,司法部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司法部获得了官员账目、法官薪水分配、人事推荐权等监督法官的行政性权力。第三节介绍了进步主义运动对刑事司法运行的影响。社会有识之士为了揭露和治理社会经济等领域的问题,引发了一场进步主义运动。该运动对美国当时的政治、法律领域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该时期政治哲学发生了从立国时遵循的自然法原则向实用主义的转向。刑事司法领域也深受法学实用主义的影响,关于刑罚目的的讨论导致不定期制度、缓刑制度、假释制度和少年司法的确立和发展。同时,刑事司法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正当程序的勃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得庭审日益复杂化,控辩双方从经济的角度也必然倾向于选择辩诉交易。大陪审团固有的制度缺陷也导致其本身指控职能不断被削弱,为检察官行使裁量权进一步提供制度空间。第四节分析了内战后辩诉交易的变化和发展。由于美国政治的双轨制,本文分别考察了联邦和各州的辩诉交易的情况,辩诉交易案件主要发生在各州,各州辩诉交易的情况存在不平衡的情况。本文还选取了谋杀和酒类案件为例分析该阶段辩诉交易的特点,初步显示出政治因素的影响。辩诉交易的发展离不开法官,州法院对辩诉交易存在认同和质疑两种不同的意见,而联邦法院基本对辩诉交易持沉默态度。检察官利用新出现的缓刑、不定期刑和假释作为适用辩诉交易的工具。在具体的运行上,检察官的量刑权在扩大,检察官也利用犯罪形态和前科作为交易的手段与辩护律师谈判,辩诉交易对被告人的罚金刑影响更大,本文还分析了公众舆论对检察官是否选择辩诉交易的影响。第三章“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得到合宪性认可中的作用”一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着重考察了对辩诉交易中检察官作用的理论探讨及反思,犯罪浪潮、司法丑闻的爆发以及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由民间组织实施的犯罪调查通过案件分析和数据统计逐渐发现了隐藏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辩诉交易现象,并提出改革检察制度的建议。20世纪20、30年代,很多学者根据犯罪调查报告公布的司法数据,对检察官裁量权作了更为细致和精深的研究,揭露存在的问题,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改进建议。第二节讨论了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逐步得到法院确认的过程。在20世纪,商业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等日益成为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毒瘤,检察官对上述犯罪类型不仅具有指控权力,还享有侦查调查权。法官在辩诉交易发展史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法官在一战后对辩诉交易的态度逐步发生转变,不再一味地否定,加大了对辩诉交易是否具有事实基础、答辩是否具有自愿性和是否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等方面司法审查力度,最终由联邦最高法院于1970年通过案例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宪性。第三节研究了一战后辩诉交易模式的细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司法界掀起一股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浪潮,权利法案条款实现联邦化。辩护制度在刑事案件的全覆盖促使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公设辩护人制度自身困境又进一步导致控辩双方乐于进行辩诉交易。在一战后,联邦和各州的辩诉交易的比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根据调查表明,检察官对辩诉交易的态度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辩诉交易制度也出现类型化的趋势,本文对谋杀犯罪、毒品犯罪、部队中犯罪、少年犯罪等类型案件中的辩诉交易进行了分析,并按照交易主体和交易模式不同对辩诉交易进行了类型化的探讨。第四章“美国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探析”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简单介绍了辩诉交易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废除危机,并分析了国外对辩诉交易兴起的几种解释理论。第二节探究了辩诉交易之所以兴起于美国的特殊政治法律文化原因。肇始于殖民地时期塑造起来的契约精神和自治实践深刻影响了控辩双方和民众对辩诉交易的态度,控辩双方从内心认可协商解决刑事实体及程序的问题。分权理论和实践使得检察官在决定是否提起指控和如何指控具有排他性的权力,在辩诉交易中行使的是准司法权。本文认为,检察官采用选举制对检察官刑事诉讼的微观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检察官处理刑事案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其选举利益的需要。第三节通过运用庞德社会控制的法社会学基本原理对检察官倾向于适用辩诉交易进行了分析。辩诉交易兴起和发展的19世纪也正是美国工业化、大量移民的时期,人口的变迁与辩诉交易率呈现一定的相关性,通过普选制,组织的影响日益扩大,检察官必然会为了保护社会人力资本倾向于采用辩诉交易。19世纪,社会冲突不断深化,检察官也通过辩诉交易中“从宽机制”予以应对,缓和了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五章“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地位对我国的启示”共分为四节。第一节在比较了中美两国检察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不同定位后,重点分析了我国检察机关宪法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立检察机关控权型的法律监督机制,提高监督措施的法律效力和司法权威。第二节重点研究了美国检察官裁量权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美国检察官享有几乎绝对的起诉裁量权,但是,美国检察官行使裁量权也受到内部裁量政策和案例法上抗辩事由的约束。本文考察了我国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检察裁量权的变迁,分析我国裁量权存在的行使界限不清等问题,提出以公共利益标准重新塑造我国检察裁量权的行使边界,构建保障检察裁量权依法独立行使的机制。第三节分析了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并对美国在司法审查中秉持的合宪性推定进行了研讨,提出我国一方面建立刑事司法中的合宪性推定原则,另一方面构建以自愿性为核心的认罪认罚司法审查机制。第四节对辩诉交易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异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本文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检察官在适用认罪认罚协商程序时面临协商成本过高、存在职业风险等动力不足问题。总结出我国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制度中的定位,并以新刑事诉讼法新增的认罪认罚中特殊不起诉制度为例,细化在特殊不起诉中公共利益衡量原则的具体适用规范。本文提出从突出控辩双方的主体地位、提高协商主体的决策能力、落实庭审实质化和构建认罪认罚协商的“契约”秩序等方面增强检察官适用认罪认罚协商的动力。
李水平[8]（2019）在《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困境与出路》文中认为司法民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精细,人民法制意识的逐年增强,司法制度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和效率化。如何消除司法专业化对社会公众所造成的的异化感,尽可能多的让普通百姓“接近司法”,已成为当今各国司法界所面临的一个研究课题。早期西方的陪审团制度的存在也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司法民主。虽然后来我们国家也对陪审团制度借鉴和吸收,慢慢的我国也开始使用陪审制度,但是由于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异同,导致我们国家的人民陪审制度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当前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确立的基础很多都停留在历史分析的角度,忽视了时代的不同理应赋予该制度不同的价值和意义。有研究者就提出,人民陪审员制度也就能发挥其政治职能,不能随意发挥其司法职能。对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也都是分立和割裂的,如分别对“陪而不审的问题”和“精英化的问题”进行了相关论证,但并没有看到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原因。此外,有的学者虽然提出了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建议,但是要么太宽泛而不具有可操作性,比如从整个社会宏观层面提出建议;要么太详细而显得细枝末节,比如针对诉讼程序的改变提出建议。因此,笔者将在借鉴国外法治国家所赋予陪审制度的政治功能和司法功能价值的基础上,澄清了人民陪审制度生存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新颁布的《人民陪审员法》作为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理论基础,从很大的意义上说明人民陪审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已经明确。一个国家的人民陪审制度完善是否与该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均有关联。同时,存在的诸多问题之间也具有一定的联系性,笔者将这些问题予以明确并对之进行细分,然后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区分和联系,提炼出具有影响意义的原因。最后,笔者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宏观和微观层面、程序和实体层面以及不同主体的层面上提出了自己的完善意见。总之,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和完善也应具有中国法治特色,也是我国司法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民陪审员制度形成于吸收和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基础上,并且融合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因素。所以说,完善我国当下的人民陪审制度,对于加强人民民主,促进依法治国,确保司法公正等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文杰[9]（2019）在《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让一般民众参与国家司法审判,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主要制度设计之一。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彰显民主和保障公正的重要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典型的参审制度,是中国式的陪审制度。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实践成效,但其却几度沉浮和复苏,表现出极不稳定的发展历程和实践运作。至2004年《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颁行和实施,预示着法治语境下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的再度起航。然而,《决定》的出台与实施并未彻底消除理论和实务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诘问,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从价值论到结构论再到实践论,不一而足。理论争议的趋向和程度加剧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进程和力度,并催生了《人民陪审员法》出台和实施。作为对理论诘问和实践问题的回应,该法吸纳了诸多理论建议,使其在制度目的、结构安排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更具合理性和精细化,趋向于理想型的制度模型。当然,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未失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凸显陪审员制度建设的中国道路。然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这一转向,是理论逼供使然还是审慎实践需求的考量仍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深化分析和研讨,力图从本源上攫取保证人民陪审运行和效果彰显的理论资源。基于这一问题的设定,本文在梳理陪审制度历史的基础上以人民陪审实践活动为研究视角,重点分析了制度认同、陪审员遴选、参与庭审和庭审评议等环节中的现实状况,并结合量化分析对制度运行中的相关因子作了假设验证分析。全文除导言外共分7章,各章概要分述如下。导言部分,确定了论文的研究进路,厘定了当下陪审制度的不同形式并作了概要性的陈述,为后文研究展开和分析确立了逻辑思路。作为国家司法体制中的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陪审制度是为学界耳熟能详的话题。目前,关于陪审制度的渊源、种类、制度内容、运行机理和功能的学术研究已日臻完善,分析也愈发透彻和明晰。但是,这一研究现象的背后,却缺乏对具体制度实践的翔实考察,造成理论阐述上的错位和实践运作的乱象,尤其是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定位。正因如此,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普适性价值和理念指导下的陪审制度,是否存在制度构造和具体实践的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性在不同时期和地域有存在何种表现?进一步的追问是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制度构造是否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的唯一参照系和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探究当今社会中存续并与我国司法环境、诉讼构造和政治结构等相近的国家陪审制度,更有助于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内容深化。第一章以陪审制度的萌芽样态为起点,主要解释和分析了陪审制度的古代类型、演变形态及相应的制度构造。考虑到学界对陪审制度起源的争议,文章将以下述逻辑展开论述,（1）古雅典和古罗马的陪审制度。重点阐述了古雅典的赫里埃和古罗马百人团会议等参审制度及其运行机制。（2）在前述解析的基础上,文章转向对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分析。英国陪审团经历了由起诉陪审制向审理陪审制的演进过程,最终形塑出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3）论述了美国对陪审团制度的移植,并建构了适应本土政治气候条件的大小陪审团制度类型及各自的运行程序。（4）论述了陪审制在欧亚的移植及运行的情况。内容涉及制度移植经历及其失败的成因,以及后期陪审制度的建设和改造。第二章论述了陪审制度的基本理念,以类别化方式将基本理念划分为传统型和发展型理念。传统型理念分为民主价值、公正价值和分权制衡功能。发展型理念是以司法改革需求和精神而界定的制度理念,包括增进国民对司法的理解,提高国民对司法的信赖;强化司法的民主正当性;深化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改造。第三章以历史视角论述了近代中国陪审制度建设和变革的状况。第一节主要分析了清末陪审制度的立法和司法概况,揭示了引进陪审制度的必要性和欲以达至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制度构造、运行机理,以及其与中国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并推导出陪审制度难以贯彻落实的真实原因。第二节介绍和分析了民国时期的《参审陪审条例》和《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的立法背景、具体内容和运行程序,并论证了两部法律难以实施并彰显功能的真实原因。第三节简要分析了工农政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时期的人民陪审制度,以各期陪审法的具体内容,探讨了陪审合议制、陪审员来源和庭审评议等程序问题。第四章回归到1949年1999年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状况。以数据逻辑看,该阶段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均呈显着弱化的趋势。依据这一趋势,发现政治结构、治理方略、司法功能和司法理念等变化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有着显着影响,尤其是司法功能的几度转化,直接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曲折发展的历史,也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功能的反复更迭。第五章以社会转型的视阈,分别以社会转型的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性等方面剖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度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并以近十年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数据对其效果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分析显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效果评价因评价指向的差异而形成了“一种制度,两种评价机理”的现象。其中,官方评价遵循了民主化的逻辑,将参审人数、参审案件数量等参数作为评价指标,并得出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的喜人效果;而理论评价则以实践过程中的参数为验证指标,指出人民陪审工作严重虚华,未能彰显制度的预期功能。第六章以上海三区基层人民法院的陪审实践为分析对象,重点检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中各项环节的运行状况。第一节为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和调查时间。介绍了展开研究的前期工作和内容安排,包括调查法院、受试对象、调查方式和调查时间等内容,以及对调查结果的具体说明;第二节是确定研究问题并依文献提出相应假设。为能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本文设计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方式,并根据问题设计相应验证假设。第三是统计结果。主要包括问卷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包括陪审员信息资料、遴选资料、庭审调查和庭审评议等信息,并对相关数据信息作统计技术的处理。第四节是结果分析和假设验证。根据统计结果,对制度实践中陪审员的遴选情况、专业结构、来源结构和庭审表现等内容进行分析和释明。在此基础上,结合先期理论研究的结论采取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诊断文中假设是否成立,并由此判断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改革举措是否得当。第七章内容是依据前文分析结论而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路径的展望和具体设计。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观察和统计分析,发现导致陪审效果不彰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制度性问题,而是涵盖了文化因素、主体性问题和相关制度的衔接问题等。为此,本章内容提出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主体性建设和规范的互补机制建设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其中,主体性建设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体意识之缺失为分析和推演基点,提出法治自觉、陪审自信和陪审自强等主体意识的建构路径;规范互补机制则围绕人民陪审规范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单一性为出发点,论证了规范脱轨或偏误所引致的问题及其风险;进而,提出内部规范的优化、互补和外部规范互补机制两种建设路径。内部规范互补强调制度内部各项规范的完善及相互协调关系;外部规范互补强调诉讼规范与人民陪审规范之间的协调与支持。
崔杨[10]（2019）在《审判独立与制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取得新突破,探寻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于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崭新意义。在建构我国审判独立制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既应当批判西方法治话语体系的支配性地位,也需要立足于我国法治及改革实践反思性地创建本土的审判独立制度理论体系。我国司法语境下的审判独立不同于西方法治注重赋权的实践,而是在审判职权依法独立行使的同时强调对权力行使的合理制约,以此构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审判独立与制约的二元互动司法实践模式,这种互动实践的落脚点即为以“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为核心的司法责任制。司法责任制改革被认为是一条经由“责任”映射到“职权”再延伸到“独立”的改革进路。置于“司法责任制”落实下的审判独立与制约,如何在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与法院对审判行为具有适度控制力之间保持平衡,正是司法责任制改革所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尝试从贴合改革初衷的视角,把审判“独立”还原成“司法责任制”之视角下的“独立—专业—负责”三要素,将制约作为二元互动模式下对“独立”的约束与纠偏机制。审判的独立与制约在宏观层面是对司法责任制进行解构,旨在构建责权利平衡机制,致力于划定权限的边界并追求权责主体一致、法官履职保障与权责相适应。同时,确立以法官为核心主体的法院整体本位。法院与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并不矛盾,法院作为法定组织机构能够为法官的独立性提供切实的保障,以抵御内外力对法官审判职权的干涉;而法官则通过依法独立公正审判案件,有效落实法院的审判权,促进法院在整体上保持其独立性。司法责任制改革提出新型审判制约机制,即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对审判监督管理进行了重新界定,赋予了新的内涵,改革后的审判监督管理与审判权独立行使相互制约、彼此促进,通过改革审判权运行机制,建立审判管理监督职权清单、构建法官自主管理机制、完善质效评估体系等方式,将以往职能、权限和责任界限模糊、混沌的审判权分享模式,改变为审判权与审判监督管理权界限清晰具体的权限界分模式,实现审判独立与审判制约的有机统一。司法责任制视角下的审判独立与制约更注重在微观层面的实践进路,即审判组织和法官个体在依法行使审判权时的独立与制约。审判独立的实现与制约最终落脚在审判组织与法官个体上,因此本文在研究审判独立与制约的二元互动时,开辟新的微观研究路径,深入剖析审判委员会、合议庭等审判组织的价值定位与实践新发展,厘析法官、人民陪审员作为合议庭成员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其所分别对应的审判职权。就合议庭内部的审判独立,创新性解构与统合合议庭法官三重角色间的审判职权,并在审判独立价值指引下提出我国陪审制度改革新模式,完善审判独立与制约的综合配套保障体系,力求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找准审判独立与制约二元互动的连接点,切实保障审判权依法独立行使与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
二、论美国陪审团代表性与公正性的保障机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美国陪审团代表性与公正性的保障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1）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 |
| 1.4 研究框架和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依据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人民监督员 |
| 2.1.2 人民监督员选任 |
| 2.1.3 人民监督员管理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公共管理监督理论 |
| 2.2.2 公共权力制约理论 |
| 第3章 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改革探索 |
| 3.1 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发展历程 |
| 3.1.1 初步建立阶段(2003年9月-2010年9月) |
| 3.1.2 全面发展阶段(2010年10月-2016年12月) |
| 3.1.3 新监察体制改革阶段(2017年至今) |
| 3.2 从“自己人监督自己人”到“外部监督”的实践探索 |
| 3.2.1 “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选任管理制度 |
| 3.2.2 “外部监督”的选任管理制度 |
| 3.3 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改革成效 |
| 3.3.1 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
| 3.3.2 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逐步规范化 |
| 3.3.3 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持续发挥作用 |
| 第4章 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
| 4.1 人民监督员选任范围的“群众性”缺失 |
| 4.1.1 人民监督员的“人民”属性缺失 |
| 4.1.2 以群众为核心的选任工作执行不力 |
| 4.2 人民监督员选任和监督程序“效果性”缺失 |
| 4.2.1 人民监督员选任程序的缺陷 |
| 4.2.2 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的缺陷 |
| 4.2.3 司法行政机关疏于管理 |
| 4.3 人民监督员的“专业性”缺失 |
| 4.3.1 人民监督员综合素质不足 |
| 4.3.2 人民监督员缺乏专业培训 |
| 4.4 考核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不足 |
| 4.4.1 没有独立的考核评价标准 |
| 4.4.2 “照搬式”的考核评价内容缺乏针对性 |
| 4.5 法律及制度的“支撑性”不足 |
| 4.5.1 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
| 4.5.2 制度建设不到位 |
| 4.6 新监察体制改革下“应对性”不足 |
| 4.6.1 人民监督员的发展方向不明确 |
| 4.6.2 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应对不足 |
| 第5章 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1 选任范围模糊且易受主观影响 |
| 5.1.1 选任范围模糊 |
| 5.1.2 司法行政机关约束力不强 |
| 5.2 选任程序和监督程序的顶层设计缺失 |
| 5.2.1 选任程序顶层设计缺失 |
| 5.2.2 监督程序的顶层设计缺失 |
| 5.2.3 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性职能弱化 |
| 5.3 人民监督员培训体系不健全 |
| 5.3.1 责任意识不强 |
| 5.3.2 对法律知识缺乏专业系统培训 |
| 5.3.3 业务技能锻练不足 |
| 5.4 考核评价机制多为“走过场” |
| 5.4.1 考核评价缺乏刚性约束 |
| 5.4.2 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 |
| 5.5 法律制度不完善 |
| 5.5.1 缺乏法律和制度依据 |
| 5.5.2 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滞后 |
| 5.6 思想意识落后 |
| 5.6.1 对制度发展缺乏长远谋划 |
| 5.6.2 对制度建设缺乏调研分析 |
| 5.6.3 对制度变革缺乏积极应对 |
| 第6章 国内外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借鉴与启示 |
| 6.1 国外相近制度的经验借鉴 |
| 6.1.1 英国“集体负责制”的陪审团制度 |
| 6.1.2 美国“监督政治民主”的大陪审团制度 |
| 6.1.3 日本“外部监督民主化”的检察审查会制度 |
| 6.2 国内各省市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经验借鉴 |
| 6.2.1 江苏省首创“一人一档动态监管”信息化管理模式 |
| 6.2.2 内蒙古开拓人民监督员“法制直播间”选任方式 |
| 6.3 对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的启示 |
| 6.3.1 建立完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制度 |
| 6.3.2 设计科学的选任管理体系 |
| 6.3.3 加强人民监督员“案件纠错”能力提升 |
| 第7章 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的对策建议 |
| 7.1 制定对策建议应遵循的原则 |
| 7.1.1 依法管理原则 |
| 7.1.2 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原则 |
| 7.1.3 专业化评价原则 |
| 7.2 实现科学选任管理的目标体系 |
| 7.2.1 提升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的依法治理能力 |
| 7.2.2 构建更加严密的选任管理体系 |
| 7.2.3 提高选任管理政策性保障能力 |
| 7.2.4 提高选任管理评价效能 |
| 7.3 对策建议 |
| 7.3.1 提高人民监督员选任范围的群众基础 |
| 7.3.2 制定符合实际的人民监督员选任和监督程序 |
| 7.3.3 夯实人民监督员业务培训 |
| 7.3.4 建立人民监督员履责评价反馈体系 |
| 7.3.5 完善人民监督员法律法规及选任管理制度 |
| 7.3.6 积极应对新监察体制改革 |
|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黑人陪审权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3. 本文核心观点 |
| 一、美国的陪审制度与黑人陪审权 |
| 1. 美国陪审制度的缘起 |
| 2. 联邦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对公民陪审权的规定 |
| 3. 黑人陪审权问题的出现 |
| 二、南方重建到新政时期联邦最高法院与黑人陪审权的初步发展 |
| 1. 施特劳德诉西弗吉尼亚州案: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保护黑人陪审权 |
| 2. 南方重建后最高法院对黑人陪审权态度的逐渐淡漠 |
| 3. 新政时期最高法院对陪审平等权利的进一步保护 |
| 三、民权运动时期联邦最高法院与黑人陪审权保障的扩大 |
| 1. 斯温诉亚拉巴马州案:防止陪审歧视止步于无因回避 |
| 2. 邓肯诉路易斯安那州案:陪审权适用范围的扩大 |
| 四、民权运动后联邦最高法院对陪审制的健全 |
| 1. 巴特森诉肯塔基州案:最高法院限制无因回避的适用范围 |
| 2. 后巴特森时代最高法院对“巴特森回避”的延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文章结构 |
| 第一章 人民陪审员法官化现象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建立及发展 |
|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初建及衰落 |
|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
|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新时期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法官化的界定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法官化的表现 |
| 一、人民陪审员任职的长期化 |
| 二、人民陪审员职权的同质化 |
| 三、人民陪审员培训的职业化 |
| 四、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公职化 |
| 第二章 人民陪审员法官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现代陪审制度的价值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法官化对陪审制度的冲击 |
| 一、破坏陪审员的身份独立性 |
| 二、影响陪审员的选任倾向 |
| 三、削弱陪审员的平民化特征 |
| 四、降低当事人对陪审员的认同 |
| 第三章 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的成因 |
| 第一节 陪审员定位的混同 |
| 一、陪审员职权矛盾的现状 |
| 二、陪审员参审角色的异化 |
| 三、陪审员理论定位与现实的矛盾 |
| 第二节 司法精英化的排斥 |
| 一、司法精英化视角下对陪审制度的质疑 |
| 二、司法精英化促使陪审员法官化 |
| 第三节 法律文化的障碍 |
| 一、依赖权威的思维方式 |
| 二、“重实体,轻程序”的价值观念 |
| 第四章 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的矫正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员去法官化的意义 |
| 一、符合陪审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二、促进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 |
| 三、反哺当前社会的法律文化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的重构 |
| 一、陪审员的参审能力分析 |
| 二、明确人民陪审员的角色定位 |
| 三、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职权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配套制度的构筑 |
| 一、构建法官指示制度 |
| 二、构建合理的合议庭配置 |
| 三、限缩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 |
| 第四节 人民陪审员选任模式的改进 |
| 一、确立人民陪审员的宪法基础 |
| 二、弃置人民陪审员长任期制度 |
| 三、构建“一天或一案”规则 |
| 第五节 人民陪审员履职保障机制的建设 |
| 一、设立陪审员管理机构 |
| 二、落实陪审员逃避义务处罚 |
| 三、建立延期履职制度 |
| 四、确立陪审义务豁免规则 |
| 五、明确陪审员雇主的责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之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3.研究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基础理论 |
| (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概述 |
| 1.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性 |
| 2.我国陪审制度历史流变 |
| 3.我国对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方向的不同观点 |
| (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方针下对人民陪审制度提出的新要求 |
| 二、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 |
|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颁布的意义 |
| (二)《人民陪审员法》的出台给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带来的重要变化 |
| 1.《人民陪审员法》的颁布及其重要意义 |
| 2.选任条件及程序的变化 |
| 3.合议庭的组成及人民陪审员的职权的变化 |
|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过程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崇左市大新县人民法院和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为例 |
| 1.人民陪审员队伍更加合理化 |
| 2.创新合议庭审理模式,效果显着 |
| 3.人民陪审员参审率得到提高 |
| 4.健全制度,管理模式更加科学 |
| 三、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不足 |
| (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缺乏宪法依据,且规定比较宽泛 |
| (二)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存在的问题 |
| 1.人民陪审员精英化问题仍然存在 |
| 2.人民陪审员任职时间较长 |
| 3.信息化管理比较落后 |
|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参审中存在的问题 |
| 1.陪审法庭模式的不足 |
| 2.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问题依旧存在 |
| 3.人民陪审员工作发展不够均衡 |
| 4.“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审理没有精确的判定标准 |
| (四)人民陪审员的管理机制和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
| 1.管理不够规范,人民陪审员对陪审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
| 2.对于陪审人员监管措施有待加强 |
| 3.对于陪审员给予的经济上的补助不够 |
| 4.对于陪审员及其亲属的保护措施不够完善 |
| 5.法院自身对于陪审制度的重视度不够 |
| (五)宣传工作有待加强 |
| 四、国外陪审制度的考察和借鉴 |
| (一)国外陪审制度的考察 |
| 1.英国的陪审团制度 |
| 2.德国的参审制度 |
| 3.日本的裁判员制度 |
| (二)国外陪审制度对我国的借鉴 |
| 五、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议 |
| (一)通过宪法在法律层面确立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地位 |
| (二)在法律上对人民陪审制度的细节性问题进行规定 |
| (三)合理规定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案件的范围和数量 |
| (四)科学选任,增强人民陪审员代表性 |
| 1.加大宣传力度 |
| 2.因地制宜,合理制定选任条件 |
| 3.缩短陪审员任期 |
| (五)切实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审权利 |
| 1.建立人民陪审员庭前审阅制度 |
| 2.建立问题列表制度,明确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 |
| 3.匿名表决,切实保障人民陪审员合议庭评议阶段权利 |
| (六)建立规范、透明的人民陪审员管理保障机制 |
| 1.提升法院对人民陪审员工作的重视度 |
| 2.完善保障机制 |
| 3.成立专门机构,对人民陪审员工作实现“无缝隙管理” |
| 4.注重培训 |
| 5.完善奖惩机制 |
| 6.加强信息化管理 |
| (七)建立健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避制度和责任机制 |
| 1.建立人民陪审员无因回避制度 |
| 2.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中增加司法责任豁免制度 |
| (八)优化参与庭审的人民陪审员数量及组合形式 |
| 1.根据案件社会影响力确定合议庭人民陪审员数量 |
| 2.特定案件采用专家与普通陪审员组合的方式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后记、致谢 |
（5）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主要内容与基本思路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概述 |
| 第一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涵探询 |
| 一、量刑规范化的概念厘定 |
| 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含剖析 |
| 第二节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发展脉络 |
| 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探索试错阶段 |
| 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局部试点阶段 |
| 三、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全面推行阶段 |
| 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阶段 |
| 第三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发展进程的经验总结 |
| 一、地方试错与学理论证推动改革发展 |
| 二、分阶段协同推进加快模式聚合 |
| 三、量刑规范化改革推动量刑制度不断完善 |
| 第二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论理支撑 |
| 一、刑罚价值观 |
| 二、刑罚目的论 |
| 三、罪刑均衡理论 |
| 第二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功能探究 |
| 一、消除无根据量刑偏差 |
| 二、培养规范化量刑思维 |
|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
| 四、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
| 第三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念 |
| 一、公正理念突出改革基本价值 |
| 二、和谐理念调和改革各方诉求 |
| 三、效率理念体现改革工作实效 |
| 四、人权理念凸显改革实质正义 |
| 第三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现存障碍 |
| 第一节 指导观念层面:报应刑本位不利于人权保障 |
| 一、刑罚目的观影响法官量刑 |
| 二、报应刑本位有碍人权保障 |
| 第二节 领导机制层面:缺乏专门机构统领量刑规范化改革 |
| 一、最高法刑三庭统领量刑改革的职能有限 |
| 二、量刑实证调研缺乏周期性论证 |
| 三、“中央政策转向”与“地方经验凝练”对接不畅 |
| 第三节 规则建制层面:过度机械化倾向 |
| 一、量刑规则细密化压缩法官裁量空间 |
| 二、忽视量刑基准的学理价值 |
| 三、量刑规范适用存在多义性冲突 |
| 第四节 程序延伸层面:量刑程序改革任重道远 |
| 一、量刑建议实践效果不佳 |
| 二、量刑听证制度尚待明晰 |
| 三、量刑裁判说理流于形式 |
| 四、量刑判例体制尚待建制 |
| 第四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指导观念的完善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参考 |
| 一、美国:“直觉驱动”与“规则武断”的折衷 |
| 二、英国:“量化量刑格局”的发展成熟 |
| 三、德国:“幅的理论”与“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促进量刑均衡 |
| 四、日本:“行情约束模式”和“裁判员制度”降低量刑歧异 |
| 第二节 我国规范化量刑观念的革新 |
| 一、并合主义刑罚观之确立:报应为主、特殊预防为辅 |
| 二、法官量刑裁量权的合理释宽:公正优先、限权为辅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体举措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实体层面经验参考 |
| 一、美英:“独立量刑委员会”之效仿 |
| 二、美国:“合宪性质疑”与“量刑指南强制性降格”之警示 |
| 三、英国:“适度量化的量刑格局”之提倡 |
| 四、德国:“无量刑规则”之反观 |
| 第二节 专职化量刑改革领导机制的建构 |
| 一、设置专职化领导机构的必要性 |
| 二、本土化量刑改革领导机构建构思路 |
| 第三节 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 |
| 一、侧重规则时效性与可适性的修改 |
| 二、规避规则适用的多义性冲突 |
| 三、规则效力转变构想:“强制性”到“实质参考性” |
| 第四节 量刑基准的确立程式 |
| 一、明确逻辑起始:量刑基准之确立原则与原理法则 |
| 二、明确择定机理:量刑基准之确定方法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程序举措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程序层面的经验参考 |
| 一、美国:“量刑前报告”和“量刑听证程序”之比照 |
| 二、美英德:“裁判说理”、“量刑建议”和“上诉复审”制度之参照 |
| 三、美日:“量刑数据系统”与“量刑判例数据系统”之补强 |
| 四、日本:“裁判员制度”与“被害人参与制度”之融合 |
| 第二节 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优化 |
| 一、坚持和优化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意义 |
| 二、量刑建议的模式确证 |
| 三、完善量刑建议的形成机制 |
| 第三节 量刑说理的渐进升级 |
| 一、量刑裁判说理的法理与社会意义 |
| 二、实质内核:判罚证立与裁判认同的体现 |
| 三、形式肌底:经验表述与繁简适度的结合 |
| 第四节 量刑听证的模式创制 |
| 一、量刑听证的理性界说 |
| 二、量刑听证的价值分析 |
| 三、我国量刑听证制度的构建思路 |
| 第五节 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建制 |
| 一、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司法实践的时代特性 |
| 二、建制我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必要性 |
| 三、人工智能刑事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 |
| 第六节 完善量刑程序的其他方面 |
| 一、量刑参与层面:被害人参与制度的完善 |
| 二、可操作性层面:“准判例”量刑参考系统的设想 |
| 三、量刑互动层面:多方参与的量刑程序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论我国人民陪审员法的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陪审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功能 |
| 第一节 陪审员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 域外陪审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
| 二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 |
| 一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政治功能 |
| 二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社会功能 |
| 三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功能 |
| 第二章 《人民陪审员法》现有的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调整人民陪审员选任资格条件 |
| 一 人民陪审员年龄要求升高 |
| 二 人民陪审员学历要求降低 |
| 三 选任资格的限制性规定 |
| 第二节 完善人民陪审员履职保障制度 |
| 一 补助经费方面 |
| 二 人身安全方面 |
| 三 实质参与审判方面 |
| 四 权利责任认同方面 |
| 第三节 改革人民陪审员选任机制 |
| 一 “三个随机”选任方式的确立 |
| 二 选任权力的再分配 |
| 第四节 建立“双轨制”合议庭模式 |
| 一 “事实审”与“法律审”相分离 |
| 二 三人庭模式与七人庭模式相结合 |
| 第五节 完善相应配套制度改革 |
| 一 内部完善法官指引规则 |
| 二 外部加强相关机关的配合 |
| 第三章 《人民陪审员法》的实证调查与反思 |
| 第一节 实证考察样本介绍 |
| 一 样本年龄构成 |
| 二 学习法律人员构成 |
| 第二节 实证考察的结果数据分析 |
| 一 群众的认知广泛性依然不足 |
| 二 精英陪审员的观念根深蒂固 |
| 三 “事实问题”界定方法不明确 |
| 四 司法成本的控制问题 |
| 五 评议规则的适配问题 |
| 第四章 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创新的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落实多渠道宣传人民陪审员制度 |
| 第二节 法官精英化和陪审大众化相结合 |
| 第三节 界定“事实问题”的具体措施 |
| 一 法官确定权与陪控辩三方建议权相结合 |
| 二 事实问题清单制度与类型化事实问题数据库相结合 |
| 三 完善事实问题列表设计与法官指引制度相结合 |
| 第四节 系统性优化资源配置 |
| 第五节 大合议庭中评议规则的重新配置 |
| 一 域外评议规则模式分类 |
| 二 七人庭评议规则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对人民陪审员的看法与倾向”的调研问卷结果 |
| 致谢 |
（7）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概念辨析 |
| 第一章 美国检察官的演变及在辩诉交易兴起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美国检察官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美国检察官制度起源之争 |
| 二、私诉到公诉 |
| 三、任命到民选 |
| 四、单轨制到双轨制 |
| 第二节 检察官适用辩诉交易的犯罪类型 |
| 一、19世纪前美国主要的犯罪类型与刑罚 |
| 二、19世纪早期辩诉交易的案件类型 |
| 三、适用辩诉交易的其他案件类型 |
| 第三节 法官的量刑裁量权受到立法的限制 |
| 一、法典化运动 |
| 二、强制性量刑法令 |
| 第四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主要模式 |
| 一、普通法文化下的检察官裁量权 |
| 二、检察官进行交易的主要筹码 |
| 三、辩诉交易的基本模式 |
| 第二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广泛实践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不能承受之重——案件量的不断增长 |
| 一、美国工业社会的繁荣与困境 |
| 二、检察官刑事指控职能在增加——制定法的膨胀和刑法的扩张 |
| 第二节 联邦检察官职权的扩大与司法部的创立 |
| 一、内战后联邦权力的扩大 |
| 二、联邦检察官的扩容和地位的提高 |
| 三、联邦司法部的设立 |
| 第三节 进步主义运动对刑事司法运行的影响 |
| 一、进步时代法学思潮的兴起 |
| 二、实用主义在司法领域的兴起和发展 |
| 三、进步主义时代刑事司法领域的变革 |
| 第四节 内战后辩诉交易的变化和发展 |
| 一、辩诉交易的基本情况 |
| 二、法官对辩诉交易的矛盾态度 |
| 三、进步主义时代刑罚改革对辩诉交易的影响 |
| 四、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新变化 |
| 第三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得到合宪性认可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对辩诉交易中检察官作用的理论探讨及反思 |
| 一、20世纪20年代犯罪报告对检察官裁量权的评论 |
| 二、20世纪20、30年代学者对检察官裁量权的研究与反思 |
| 第二节 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逐步得到法院确认 |
| 一、检察官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在增加 |
| 二、法院对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态度的转变 |
| 三、法院加大对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 |
| 四、联邦最高法院对辩诉交易的正式确认 |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模式的细化 |
| 一、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影响 |
| 二、公设辩护人制度与辩诉交易 |
| 三、检察官交易模式的类型化 |
| 第四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演进中占主导作用的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理论研究现状 |
| 一、辩诉交易废除危机 |
| 二、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若干解释理论 |
| 第二节 传统的政治法律实践 |
| 一、美利坚民族基因——契约精神 |
| 二、分权思想在美利坚的落地生根 |
| 三、选举制的全局性影响 |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社会学解析——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 |
| 一、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 |
| 二、社会控制视角下的检察官与辩诉交易 |
| 第五章 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检察官的定位 |
| 一、美国检察官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 |
| 二、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现状 |
| 三、改革思路 |
| 第二节 美国检察官裁量权的演变 |
| 一、美国检察官裁量权的自由与限制 |
| 二、我国检察官裁量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检察裁量权的路径 |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 |
| 一、辩诉交易中司法审查的合宪性推定原则 |
| 二、构建我国认罪认罚司法审查制度 |
| 第四节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中的作用对认罪认罚制度的启示 |
| 一、辩诉交易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比较 |
| 二、认罪认罚协商制度中检察官面临的困境 |
| 三、关于认罪认罚制度中检察官作用的思考——以特殊不起诉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选题的理论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三)选题的实践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的研究现状 |
| (二)域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及不足 |
| 三、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孕育期 |
|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期 |
|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成熟期 |
| 四、设立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分析 |
|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政治价值 |
|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价值 |
|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社会教育价值 |
| 五、从司法访谈看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运行 |
| (一)对L市XX人民法院周副院长的访谈 |
| (二)对L市XX人民法院赖法官的访谈 |
| (三)对L市XX人民法院高人民陪审员的访谈 |
| (四)对L市XX律师事务所杨主任的访谈 |
| 六、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的困境及其原因 |
|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困境的出现 |
| (二)司法结构内的体制弊端 |
| (三)运行环节中的利益干扰 |
| (四)法律人眼中的人民陪审员 |
| 七、陪审员法背景下陪审员制度的出路所在 |
| (一)完善立法:规避运行障碍 |
| 1、从“陪而不审,审而不议”到人人(人民陪审员)争着审 |
| 2、从学历限制到破除陪审精英化 |
| 3、从陪审随意到陪审责任追究制 |
| (二)突破瓶颈:填补体制弊端 |
| (三)福利保障:排除利益干扰 |
| (四)关于《人民陪审员法》颁布的几点思考 |
| 1、确保区分事实审判和法律审判 |
| 2、细化对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制度 |
| 3、完善法官对人民陪审员的评议前指示制度 |
| 结语 |
| 附表 一 |
| 附表 二 |
| 附表 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9）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进路、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陪审制度缘起与演进 |
| 第一节 陪审制度缘起 |
| 一、古雅典陪审制度 |
| 二、古罗马陪审制度 |
| 第二节 现代陪审制度 |
| 一、英国陪审制度 |
| 二、美国陪审团制度 |
| 第三节 陪审制度演进样态—以法国和日本为例 |
| 一、法国参审制度 |
| 二、日本裁判员制度 |
| 第二章 陪审制度的基本理念 |
| 第一节 传统型理念 |
| 一、司法民主的理念 |
| 二、裁判公正的理念 |
| 三、权力制衡的理念 |
| 第二节 变革型理念 |
| 一、增进司法信赖 |
| 二、强司法民主正当性 |
| 三、对诉讼结构的改造功能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陪审制度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清末陪审制度 |
| 一、立法背景 |
| 二、立法效果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陪审制度 |
| 一、立法概况 |
| 二、实践效果 |
| 第三节 早期人民陪审员制度 |
| 一、工农民主政权时期人民陪审制度 |
| 二、抗日民主政权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陪审工作的发展 |
| 第四章 新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概况及司法实践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辉煌期(1949 年~1957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前进期(1958 年~1966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过渡期(1976 年~1999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五章 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立法的背景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概况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一、官方评价及依据 |
| 二、理论评价及依据 |
| 第六章 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和调查时间 |
| 一、调查对象 |
| 二、调查工具 |
| 三、调查时间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及研究假设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统计分析 |
| 一、信度分析 |
| 二、效度分析 |
| 三、描述性分析 |
| 第四节 结果分析和假设验证 |
| 第七章 面向“法治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法治中国之维的主体性建构 |
| 一、法治中国概念的内涵 |
| 二、法治中国的主体性建构 |
|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体性建构 |
| 第二节 规范互补之维的制度建设 |
| 一、内生性规范的互补 |
| 二、外生性规范的互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审判独立与制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范围 |
| 第一章 对审判独立现状问题的全景评估与反思 |
| 第一节 审判独立内部运行的再考察 |
| 一、落实独任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情况 |
| 二、改革后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的情况 |
| 三、推广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情况 |
| 四、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的运行情况 |
| 五、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的改革运行情况 |
| 六、热点个案中暴露出的审判独立运行窘况 |
| 第二节 审判独立外部问题的再认识 |
| 一、司法改革去“地方化”过程中对人民法院审判独立的影响 |
| 二、司法改革去“行政化”过程中对人民法院审判独立的影响 |
| 三、诉讼流水线化对人民法院审判独立的影响 |
| 四、外部监督的无序化对审判独立的影响 |
| 第三节 审判独立之制约的再反思 |
| 一、司法独立的域外梳理与比较研究 |
| 二、审判独立含义的再界定 |
| 三、审判独立的制约与界限 |
| 四、审判独立与审判支持保障 |
| 第二章 审判独立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法院组织理论 |
| 一、审判组织的平权性结构要求 |
| 二、建立扁平化的审判组织结构体系 |
| 第二节 诉讼法理论 |
| 一、审判权的独立属性 |
| 二、审理主体与裁判主体的同一性与独立性 |
| 三、裁、判同一的诉讼原理 |
| 第三节 审判管理理论 |
| 一、泛监督哲学与制约单向性侵蚀审判独立 |
| 二、审判管理的转向抉择与路径 |
| 第四节 民主集中制理论 |
| 一、民主集中制概念及价值 |
| 二、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 |
| 三、民主集中制与审判独立的融合 |
| 第五节 审判责任理论 |
| 一、审判责任追究的基本类型 |
| 二、审判责任模式的评估与抉择 |
| 第三章 审判独立与审判制约的关系定位 |
| 第一节 审判权的行使范围和限度 |
| 一、审判权的基本属性 |
| 二、审判权的行权内容与程度 |
| 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实践标准 |
| 第二节 审判监督管理权的必要性及其基本形式 |
| 一、回应审判监督管理必要性的“三组关系” |
| 二、审判监督管理权的基本内涵及形式 |
| 三、我国审判监督管理权的功能 |
| 第三节 审判权与审判监督管理权的关系及其实践展开 |
| 一、审判权与审判监督管理权的关系 |
| 二、审判监督管理权的实践困境 |
| 第四节 以确保审判独立为目标的审判监督管理改革路径 |
| 一、改革审判权运行机制 |
| 二、健全完善新型审判监督管理机制 |
| 三、构建法官自主管理机制 |
| 四、完善审判质效的评估体系 |
| 第四章 审判独立与院庭长监督管理的失衡和协调 |
| 第一节 审判独立与院庭长监督管理职责的失衡 |
| 一、司法体制改革对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提出的具体要求 |
| 二、院庭长监督管理机制运行的实践困境 |
| 三、院庭长监督管理机制改革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的解构和重塑 |
| 一、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的再认识 |
| 二、完善院庭长监督管理机制的改革思路 |
| 三、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能的规范与完善 |
| 第三节 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机制改革的实践成效 |
| 一、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机制改革的全国成效 |
| 二、以北京地区为样本的实践成效考察 |
| 第四节 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权的建议 |
| 一、审判监督管理权行使要求 |
| 二、审判监督管理权的具体适用“清单” |
| 第五章 审判独立与审判组织的一体考量 |
| 第一节 审判组织的基本内涵、功能与类型 |
| 一、审判组织的基本内涵 |
| 二、对审判组织的重新定位及科学拟定 |
| 三、主审（专业）法官会议 |
| 第二节 对我国审判组织基本运行实际的考察 |
| 一、独任庭运行实际 |
| 二、合议庭的运行实际 |
| 三、审判委员会的运行实际 |
| 四、赔偿委员会的运行实际 |
| 五、我国审判组织运行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
| 第三节 以突显审判独立为标志的审判组织改革 |
| 一、审判组织改革的全国成效 |
| 二、进一步深化审判组织改革的建议 |
| 第六章 合议庭内部法官各角色的审判独立 |
| 第一节 法官作为合议第三人的审判独立 |
| 一、合议第三人审判独立的逻辑前提 |
| 二、群体决策理论下合议规范的重构 |
| 三、合议第三人独立审判的职权设定 |
| 第二节 法官作为承办人的审判独立 |
| 一、我国的案件承办人制度评述 |
| 二、承办法官审判独立的现实羁绊 |
| 三、承办法官审判权独立行使的优化 |
| 第三节 法官作为审判长的审判独立 |
| 一、我国的审判长制度变革 |
| 二、合议庭首长负责制的弊端与重构 |
| 三、审判长独立审判的实现路径 |
| 第四节 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的审判独立与制约 |
| 一、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改革 |
| 二、二元混合参审职权模式下的审判独立 |
| 三、法官独立审判与陪审员参审的协调 |
| 第七章 审判独立与制约的配套机制建构 |
| 第一节 审判独立视野下的法官管理制度 |
| 一、以审判独立为目标的法院内外部管理制度 |
| 二、审判独立下的两权分离管理模式建构 |
| 三、以审判独立为导向的法官业绩合理性评价 |
| 四、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
| 第二节 审判独立实现的保障机制构建 |
| 一、法官基本职业权利保障审判独立 |
| 二、审判独立与法官责任追究 |
| 三、审判独立与法官保障性职业权利 |
| 第三节 构建以审判独立为核心价值的法官职业共同体 |
| 一、审判独立指引下的法官选任制度改革 |
| 二、审判独立与法官继续教育培训制度 |
| 三、培育符合审判独立要求的法官文化 |
| 参考文献 |
| 附件：论文逻辑结构图 |
| 致谢 |
四、论美国陪审团代表性与公正性的保障机制（论文参考文献）
- [1]山东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研究[D]. 韩晓真. 山东大学, 2020(10)
- [2]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黑人陪审权的发展[D]. 陈昱. 山东大学, 2020(10)
- [3]人民陪审员法官化问题及对策[D]. 杨雪琛.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之完善研究[D]. 石毅.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5]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D]. 崔仕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论我国人民陪审员法的制度创新[D]. 窦晨. 郑州大学, 2020(02)
- [7]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D]. 裴仕彬.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8]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困境与出路[D]. 李水平.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9]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D]. 李文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10]审判独立与制约研究[D]. 崔杨. 武汉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