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制度变迁与家族企业成长

一、产权制度变迁与家族企业成长（论文文献综述）

毕亚民^[1]（2019）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且凭借自身灵活的体制机制和较高的效益水平对国有经济改革和创新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有力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深入调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前,我国正处于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存在许多有待完善之处,尤其是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在制定公平竞争的博弈规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作为我国制度变迁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仍然面临着产权保护不完善、市场准入歧视和融资渠道匮乏等制度约束,这就要求政府处理好制度供给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民营经济自身由于先天原因,其内部也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种种制度约束,只有通过改革创新,才能突破各种不利制约,实现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本文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将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背景中去考察,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民营经济发展与国家制度供给的关系,并分析指出目前在宏观制度层面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制度约束,以及微观层面的内部制度约束,同时从政商关系入手对民营经济面临的制度耦合性约束进行深入探究,以寻求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与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创新。论文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并对现有文献研究进行相应梳理归纳,指出论文的研究特色和研究难点,介绍论文的逻辑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在论述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政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为深入分析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制度约束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有力分析工具。第三章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考察,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路径演化轨迹、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就与挑战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第四章是论文的重点论述章节之一,该部分着重论述了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约束、内部制度安排约束、制度耦合性约束,回答了民营经济面临怎样的制度约束以及这些约束怎样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第。五章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为例,进一步对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制度约束进行实证研究,进而分析浙江民营经济突破发展制约的制度创新。第六章在前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突破制度约束,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思路和对策,主要包括:（1）通过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推进金融制度创新,放宽市场准入、完善竞争环境等措施,构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制度环境;（2）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管理体制、塑造优秀企业文化、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等措施,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3）通过优化发展理念、完善商会制度建设以及形塑新型政商关系来促进制度的有效耦合,尤其对构建“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进行了重点论述。

潘俊^[2]（2019）在《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手工艺企业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回归个体经营、家庭作坊、公司制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模式,因其文化产品与服务蕴含深厚传统技艺文化基因,与当下个性化文化需求市场、文化消费理念高度契合,深受消费者市场青睐,是当下深受国家文化产业关注的特色型文化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部分第一代企业主年事已高,企业逐渐迈入交接班时期,然而代际传承面临种种困境与挑战:首先是传统手工艺家族企业“子承父业”的问题;其次是基于企业“传统技艺、文化”特征而呈现的技艺型员工的问题;再者是传统手工艺企业永续传承、兴盛发展中的品牌传承问题。现有“代际传承”理论与实践研究多基于西方理论体系,缺乏适用于传统手工艺企业规范、系统、扎根本土情景的理论指导与实践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试图从管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视野出发,以代际传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无形资产理论等为理论基础依托,首先进行文献理论梳理,通过对现阶段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呈现的父子传承、师徒传承以及品牌传承三种传承模式进行传承缘由、传承核心内容以及相契合的传承路径的深入分析,构建基于三种传承模式的代际传承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本土三个特色案例,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得到基于案例实证分析的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理论,与本文最初构建的代际传承理论框架进行对比、分析、修正,最终提炼得到基于多案例的父子传承、师徒传承、品牌传承理论模型图,基于多种传承模式的代际传承整合理论模型图以及一般规律概念模型图。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父子传承模式是以血缘为传承纽带,以继承者培养、继任为核心的企业家族型传承。传承者“言传身教”,继承者“耳濡目染”“继往开来”,“传”与“承”相互沟通融合的企业家族型传承,是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传承核心之根基。父子传承模式中的关键点在于继承者的继承意愿、继承能力、以及上下两代人“传”与“承”的沟通与契合。（二）师徒传承模式是以技艺、文化为传承纽带,以学徒的选择、培养与任用为核心的企业技艺型传承,是企业技艺传承和异质性人力资本培养的重要模式,是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协助之策略。师徒传承中的关键点在于:以工匠精神之内涵重塑企业异质性人力资本培养的思想导向;将SCEI知识创造理论充分运用于师徒之间技艺、文化传授、习得与交流;应明确企业、师傅、徒弟间的劳动管理机制,对异质性人力资本培养、留任形成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于优秀的异质性人力资本,应适度实行股权激励。（三）品牌传承模式是以品牌无形资产为传承纽带,通过品牌孕育创建、成长创新阶段优势无形资产培育、传承与创新的品牌化系统运作,提升无形资产的市场占有率以及资产增值率,最终实现传统手工艺企业永续传承、兴盛发展的传承模式。品牌传承的关键点在于:品牌文化的引领作用;品牌优势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认知以及制度激励;品牌产品、服务与消费者市场相契合;品牌知识产权的形成、维护以及市场化运作。（四）三种传承模式的逻辑关联与理论模型的灵活运用。传统手工艺企业的代际传承是以父子血缘传承为传承核心之根基,师徒技艺传承为传承协助之策略,品牌无形资产传承为传承兴盛之目标的三位一体的代际传承有机综合体,传统技艺、文化的传承为统领多种传承模式的核心传承基因。（五）企业内、外部制度环境支持。企业内部制度支持包括代际传承过程中渐近性管理理念及制度构建;异质性人力资本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实体和网络平台优势互补的营销与推广。企业外部政策环境改善主要包括本国文化层面、教育层面、法律层面制度政策的指导、支持以及他国先进经验借鉴。企业内、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与支持为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本文聚焦于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模式分析、理论模型图的构建,主要贡献如下:第一、提炼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本质内涵:以父子血缘传承为传承核心之根基,师徒技艺传承为传承协助之策略,品牌无形资产传承为传承兴盛之目标的三位一体的代际传承有机综合体。传统技艺、文化的传承为统领多种传承模式的核心传承基因,引领并贯穿于多种传承模式过程始终,三位一体传承模式的灵活运用将逐步推动、实现传统手工艺企业的基业长青、永续经营。第二、构建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三种传承模式图以及代际传承总体模型图。借鉴上述理论模型图,汇合企业所能聚集的人力资本、技艺知识、资金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支持力度,根据企业不同的发展规模、发展阶段以及未来不同的传承目标,选择一种或多种与企业契合的代际传承模式,为传统手工艺企业“小而美”家族作坊或“大而强”公司制企业的传承发展目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第三、构建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一般规律概念模型图。基于多重案例类属范畴的共同关键点提炼以及典范模型的逻辑分析,得出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的一般规律概念模型,并对传承核心要素进行本质内涵、作用机理和延伸意义的详尽论述,实现了对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为现实情境下传统手工艺企业的代际传承提供一定普适性的理论指导与支持。

卢飞^[3]（2019）在《家族企业传承中继任者的权威获得 ——基于多案例的社会学研究》文中认为家族企业研究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这40年是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当下,国内超过半数的家族企业正进入或即将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家族企业传承与持续发展问题。由于我国家族企业带有强烈的家族主义特性,使得企业主权威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资源配置起着关键作用,但很多家族企业在权力交接期间,会因为企业主权力分散、继任者有权无威而导致企业传承失败。换言之,随着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企业主逐渐退出,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但企业传承不仅仅是制度性权力的传递,更重要的是非制度性权力的传承,并通过不同行动策略把权力转化成权威,这才是实现企业传承的关键所在,而继任者的权威反过来可以强化其制度性权力,为成功的企业传承奠定基础。因此,本文展开研究的基础问题和核心线索就在于分析权力结构和权威获得在企业传承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与功能。从理论上讲,权力是构成权威的基础性要素,研究继任者的权威获得,相应地就要讨论其权力来源与权力结构。同样地,权威获得的过程具有社会性,它是继任者在企业传承中采取不同行为策略的结果。在家族和企业双重性质的组织中,面对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继任者要通过行动来展示自己的个人权威,并充分运用习得的非制度性权力,走出对制度性权力的依赖,即实现组织中法理性权威向能力权威和职位权威的转变,进而在家族企业中树立新的权威形象。基于此,笔者尝试在本研究中运用“权力—权威”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继任者权力结构与权威获得视为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其中继任者的行动策略是联接这两者的关键纽带,即继任者权威合法化的有效路径。在本文,笔者运用“权力—权威”的理论分析路径来分析三例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继任者如何建构新权威主体的个案,并试图窥见不同行动类型中的权力结构与权威获得的差异化形态。根据继任者获取权力的方式来看,并基于“权力—权威”的分析框架,可以分别将这三个案例看作“后致权威不足,先赋权力弱化”、“先赋权力权威化”和“后致权力权威化”的典型,它们是对现实中企业传承的类型化分析,分别蕴含了继任者权力结构以及企业传承中权力对权威获得的不同作用机制。首先,从“后致权威不足,先赋权力弱化”的典型来看,我们在个案中发现:在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家族威权结构决定继任者的初始权力结构,继任者往往在传承中优先获得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等制度性权力,并暂时维持家庭和谐与企业稳定,但权力不会自动转化为权威。随着企业家的退出,相关家族性资源也逐渐衰退,企业家原有的关系网络逐渐断裂和老员工的抗争,制约继任者的行动合法性,继而使得继任者在企业中行使权力的时候遭遇阻力,难以正常行使其应有的管理权力来开展工作。在双重性质的家族企业内部,面对行动权力合法性不足和低度的组织权力,继任者倾向于在企业内采取冒进的创业策略来试图确立新的权威主体,然而,权威并不是个体自决的,而是嵌入在家庭结构、关系结构和市场环境中的。在此过程中,继任者没能对市场和关系结构有正确的认知导致其面临失败的风险,这更加削弱其先赋权力效应,进而在企业内部出现更大的管理危机,企业传承最终走向失败。其次,从“先赋权力权威化”的行动路径来看,重新确立企业发展战略或联合创业是继任者获取权威的重要策略。在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继任者要想在企业确立新的权威主体,仅仅依靠先赋制度性权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继任者在获得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后,要通过企业转型和创业行动积极开辟新领地,进而打破组织中企业主的“权威阴影”,重新定义自己“企二代”的身份,并通过维护家族关系、制度化治理和文化规训等策略维护家族权威、打造企业权威和树立社会权威,进而获得家族成员、企业员工和相关利益群体的认可,这有利于继任者在企业内部被重新确立为新的权威主体,并实现“企二代”向“创二代”的身份转变。最后,从“后致权力权威化”的角度来说,继任者对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占有并不是通过纯粹的传承方式获得,而是通过组织职位上的逐级晋升来展示自己的才能,进而获得制度性权力和非制度性权力。在这种传承方式中,继任者可以在与企业主共同管理公司的过程中学习管理经验和管理技巧,并在潜移默化中习得父辈的创业精神和企业文化。同时,积极拓展社会关系与兼顾理性治理来打造个人权力空间,并在企业内部实行制度化管理和文化生产双轨制来稳固其职位权力,使其个人权威和组织权威受到家族成员和企业员工的认可,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得以平稳顺利地传递下去,并在企业传承中转化为权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传承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实践。在家族企业传承中,继任者通过行动来获得权威,而权威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强化继任者的权力效应,进而塑造其在家族企业中新的身份认同。借助“权力—权威”分析路径观察我国家族企业传承,我们不难发现,企业传承中继任者权威合法性不足与企业传承方式和继任者培养方式密切相关,同时继任者的权威获得不是“个体自决”的,而是嵌入在具体的制度安排、关系网络和社会环境中的。当前,我国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有必要从单纯的“权力转移”向“权威主体”的培养与重构转变,唯有这样才能实现家族企业的顺利传承。对于当前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而言,“权力—权威”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其明确指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不仅要完成所有权和控制权等制度性权力的传递,更要注重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和隐性社会资本等非制度性权力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只有二者在企业传承中协调运用,才有利于重新确立继任者在企业中权威主体身份,带领家族成员和企业员工共同维护家族利益,从而实现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

吴芳^[4]（2016）在《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以公司化家族企业治理为中心》文中认为家族企业是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企业形态,历史悠远却又基业常青。据统计数据显示,在全世界企业总数中有65%的企业为家族性质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更是占据近40%的份额。1这一切都在说明,家族企业治理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学术题域,对于商法学研究而言更是如此。然而,当前学界有关家族企业治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法学界尤其是商法学界对此问题鲜有着述。我国现行《公司法》、《证券法》之逻辑架构主要依据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说封闭公司与公众公司之二元界分展开,并未对家族公司治理问题作针对性规定。然而,从实证层面来看,家族企业、家族公司与普通公司在产权结构、代理成本、治理规则等众多方面有所差异。这就意味着家族企业治理规则应当被法律予以特殊关照。笔者选取“家族企业治理法律问题研究”一题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即希望通过专门化研究,找寻到家族企业尤其是家族公司治理中的特殊性问题,并为相关法律规范之进一步完善以及实践中的家族企业治理提供可资借鉴之认识。除引言与结语之外,正文共有六章:其中第一章是总括性的、前提性的介绍与分析;第二章至第五章属于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最后一章主要涉及家族企业外部治理问题。具体情况如下:第一章——“家族企业公司化治理概述”。在本章中,笔者首先通过对家族的定义引出对家族企业、家族公司的定位,提出家族企业是与家族有不可分割关系的企业组织,家族公司则是公司化的家族企业。然后,笔者从实证视角分析了文化、道德、观念、政治体制等因素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家族企业的三个特征即:所有权与控制权高度集中、企业主绝对权威和家族与企业价值同一,以保障后续研究能够侧重于中国家族企业本土性问题的发现与解决。其次,笔者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借助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家族企业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19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出现家族企业;1987年到1992年对私营企业的关注使家族企业有了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家族企业步入正轨,开始有序发展;1999年和2004年两次修改宪法之后,最终确立了私营企业的独立性地位,家族企业得到飞速发展。在梳理了家族企业发展历程之后,笔者通过家族企业上市困境与传承困境的分析提出我国当前家族企业发展已进入瓶颈期。最后,笔者通过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家族还是公司,将家族企业治理划分为家族治理与公司治理,以厘清本文的研究主线,并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双重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家族企业的首要挑战,家族势力对企业的涉入,导致家族关系矛盾影响企业发展,企业利益冲突破坏家庭和谐的局面。第二章——“家族企业产权结构分析与治理模式选择”。产权结构是家族企业治理问题的核心,在本章中笔者首先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家族企业产权方面当前存在的三个特征:股权高度集中于家庭成员、股权结构呈现超稳定状态以及产权归属模糊。同时分析了家长式权威的强弱、企业家个人素质的高低、初始物质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需求的强弱以及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我国家族企业产权结构的影响。其次,在分析了家族企业产权结构的基础之上,笔者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业主型治理模式与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当前我国的家族企业更适宜采用折衷型治理模式。第三章——“家族企业控制权治理”。家族企业治理中最为核心的命题当属家族企业控制权问题。本章中,笔者指出家族企业控制权治理是家族通过一系列机制,委任家族成员担任管理职位,限制非家族成员权利,制造投票权不同的多级股份等措施以维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的治理方式。其次,笔者分析说明了特殊性资产与企业制度稳定性对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的影响。最后笔者对家族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经理人之间的控制权配置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指出当前我国的家族企业治理暂不宜采用“董事会中心主义”控制权配置模式,未来《公司法》修改应当考虑到家族企业控制权的特殊性,对家族企业股东大会的控制地位做特殊性关照。第四章——“上市家族企业股东利益平衡”。上市家族企业治理是家族企业治理中比较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当前我国的家族企业多面临融资难的现实问题,上市融资是很多家族企业所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上市家族企业治理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实现家族成员股东与资本市场分散投资者的利益平衡问题。在本章中,笔者认为未来《公司法》修改应当对上市家族企业采取双重股权结构的问题予以规定,即对家族企业主及其家族的控制权进行倾斜性保护,以避免家族控制权因企业上市融资而被严重稀释或掠夺。同时,在对家族企业主及其家族的控制权进行倾斜性保护的基础上,再对中小股东的利润分配权进行倾斜性保护。并且,还要辅之以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保障中小股东权益。第五章——“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法律构造”。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7个年头,中国家族企业第一代创业者已经普遍都过了“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家族企业传承问题即成为了摆在他们面前亟待应对与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本章中笔者通过对家族企业传承的内容及障碍因素的分析,提出公司治理是传承的保障,家族企业可以通过编制传承规制或者设立家族基金会的方式实现传承。最后,在总结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家族信托是未来中国众多家族企业实现传承的重要路径。家族信托在避税、风险隔离、遗嘱执行、子女保障以及控制权集中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我国当前环境下其发展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因此笔者建议从健全信托法律法规、丰富家族信托类型、保障债权人知情权三方面入手为我国家族信托的发展提供保障。第六章——“家族企业治理外部环境”。制约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的外部环境原因有多种,首先,国家的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为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从19世纪80年代到当下,宪法对私营企业地位的界定成为影响家族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其次,家族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变迁也有着重大影响。家族文化底蕴凝聚在企业中,成为企业的价值追求,为企业发展提供信仰与激励。再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影响着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选择空间,尤其是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的背景下,融资难导致我国家族企业物质资本变迁困难,使家族企业至今仍保持着以自有资本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复次,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是导致我国家族企业难以公司化的重要原因。在不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上,家族企业难以融合社会人力资本,由此形成了中国家族企业家族治理与公司治理相重叠的治理模式。最后,家族企业的信息化与国际化为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家族企业信息化打破了传统的市场分割的局限,另一方面,国际化又对家族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实现交易规则的国际化,组织结构的分散化,还要发挥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作用,这对家族企业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李翠萍^[5]（2015）在《制度变迁与家族企业成长绩效的机制研究 ——以印度塔塔集团为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在全球各地广泛存在并不断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企业在现代企业群体中表现出来的特点主要有：出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内部结构最为复杂、规模差异最大、多样化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国家族企业在国民经济体制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家族企业面临着许多发展的问题,如发展历程短暂,规模不大,内部结构混乱、技术落后,生命周期短等。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的学者开始研究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问题。但是制度变迁与家族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却是模糊的。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制度的不完善使家族企业可以借助家族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而享受资源获取上的优势,同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互统一降低了代理成本。另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家族企业在代理成本方面的优势会有所削弱,与此同时制度的完善促进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使得家族企业获得了进入垄断性行业的合法性,从而发现新的商业机会,进而刺激家族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本文在已有的研究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制度变迁与家族企业成长绩效的SCP动态理论模型。其后运用理论驱动型的案例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已有146年历史,并成功实现四代传承的塔塔集团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掘有利的案例事实去验证和发展制度变迁与家族企业成长绩效的相关关系。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行业准入、贸易和关税政策、资本和人员流通这三个方面,家族企业通过改变政治关联的形式、管理体制以及经营模式来适应这种制度的变迁,从而实现家族企业的持续成长。本文的基本结构是,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第三章SCP理论模型的构建,主要包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SCP理论模型的构建过程。第四章案例分析和SCP模型检验。首先对塔塔集团的发展和印度的制度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然后通过分析在塔塔集团的发展历程中,制度变迁对家族企业成长绩效的作用机制来验证之前提出的SCP理论模型。最后基于塔塔集团的案例分析得到了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启示。第五章结论。

王子林^[6]（2014）在《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一章导论通过四个方面对论文进行了基本的架构说明，分别是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文献评述、研究方法与思路、可能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创新相关理论基础。研究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创新所涉及的理论很多也很复杂，在此本文不能面面俱到，只能将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涵盖进来，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私有制理论、私营企业成长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首先，私营企业在中国的成长与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私有制理论为基础的；其次，在现实的经济生活里，中国私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普遍遭遇了成长危机，此时我们应当借鉴西方世界相对成熟的企业成长理论来丰富指导实践；最后，由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坚持完全理性人、完全信息、交易成本为零等假设，使其理论与现实脱轨，无法真正有效地描述企业的运营与成长过程，因此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研究离不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与指导。第三章，中国私营企业的现实分析。这一章总结了中国私营企业当前的发展概况，分析了中国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私营企业通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逐渐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然而在中国私营企业抓住机遇不断成长的同时，也有许多曾经在商海叱咤风云的巨头在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渐渐步入困境，陷入成长危机。本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切入进行了私营企业成长障碍的制度机理分析，得出结论：从目前来看实现我国私营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决定企业成长的制度集合（包括企业内部制度结构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相容性。这里的相容性包涵了两层意思，一是指企业设计的内部制度结构与国家制定的外部制度环境是否与企业发展的现实相容；二是指决定私营企业成长的制度集合中企业内部制度结构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是否相容。其中前者的相容性决定了后者的相容性。接下来本章具体探讨了当前我国私营企业成长的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制度结构存在哪些障碍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得以攻克。第四章，中国私营企业外部制度环境变迁分析。制度环境是指影响私营企业成长所有外部制度因素的总和，这些因素由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共同支配着，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法律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与社会服务环境。其中法律环境是整个制度环境的保障，对于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来说最基本的要求有三项：立法完备、司法公正、执法严格；政治环境的构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中央政策方针的设计，二是政策的贯彻与执行；经济环境被视为是私营企业成长制度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最为关键的两个方面是金融环境与市场管理；社会服务环境的完备与否影响着私营企业成长所需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同时也会侧面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程度，考察社会服务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中介组织的建立，二是专业市场的发展。本章从市场和国家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梳理了市场经济制度变迁的轨迹，论述了国家对市场制度的选择行为；另一方面探讨了我国私营企业制度环境的演进历程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对私营企业成长的影响。最后进行了我国私营企业成长制度环境的需求与供给模型分析，为私营企业制度环境创新路径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导向。第五章，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结构变迁分析。首先，本章探讨了我国私营企业的产生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私营企业的制度特征以及制度特征对私营企业成长的辩证影响。其次，本章以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模式为归类单位对其成长过程中的制度变迁轨迹进行了梳理，总结探讨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企业制度结构变迁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私营企业的启示。最后，本章进行了中国私营企业成长内部制度结构的需求与供给模型分析以及均衡博弈分析，为私营企业制度结构创新路径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导向。第六章，美、日私营企业比较制度分析及其对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的启示。相对于我国的私营企业而言，发达国家的私营企业已经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在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它们相对成熟完善的企业制度，所以在研究我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企业制度创新的经验。本章将以美国与日本的私营企业为例，对它们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以及管理制度进行的比较制度分析，以期得出一些对我国私营企业制度创新可行建议与有益启发。第七章，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相容性制度集合创新路径选择。通过前几章对中国私营企业的现实分析以及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环境与制度结构变迁轨迹的梳理和发达国家间私营企业的比较制度分析可知，对于当前的中国私营企业成长来说，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决定企业成长的制度集合（包括企业内部制度结构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相容性。中国私营企业要实现健康可持续成长，就一定要在清醒认识企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企业成长的内外环境相容性制度集合创新，以解除企业成长外源性障碍的同时增强企业成长的内生动力。本章将具体探讨怎样通过制度创新来规避当前私营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制度结构中存在的障碍对企业成长的制约性。

李清亮^[7]（2012）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从制度变迁视角看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文中研究说明民营经济在中国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民营经济的兴起,包括其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本身需要科学的理论解释。本文旨在通过历史分析和制度比较,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及其制度环境演变作出合乎历史逻辑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进行科学研判,提出可行对策。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工具,围绕“合法性”和“制度环境”两个核心概念,沿着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两条历史主线,仔细比较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制度政策、发展成效等,探寻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揭示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和路径,以及改革家、地方政府等在制度创新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得出三个重要结论：（一）在影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制度环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影响制度环境的关键因素又是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地位。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地位,即包括在正式的法律文本中的合法性表述,也包括由中共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构成的意识形态中的合法性地位。在转轨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民营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比法律文本上的合法性更为重要。（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史表明,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沿着特定的机制进行,即“社会压力—民营经济贡献—意识形态突破—法律地位上升—制度环境改善”。每一次民营经济制度环境的大规模改善,都以中共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突破和法律对民营经济的肯定为前提,而中共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取得突破并在法律上予以追认,均因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存在政府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民营企业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民营企业不可替代的社会贡献是其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三）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面临不同的压力甚至危机,民营经济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需要不断优化的制度环境给予支撑,而前提又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新的突破,在法律法规上予以明确,在实际运行中贯彻落实。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民营经济的新任务是担当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主力军。这就需要民营经济的制度环境更加宽松,更加体现市场经济“以人为本、规则透明、起点公平、平等竞争”的原则,所有这些又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宪法法律上有新的突破。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创新、分析单元的创新、理论模型的创新、历史阶段划分的创新。特别是提出中国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的“社会压力及贡献—合法性增强—制度环境改善”理论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对当前中国民营经济的制度环境进行剖析,涉及到产权保护制度、融资制度、市场准入制度、财税制度、社会服务体系以及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等；最后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发挥民营经济在加快转型升级、促进科学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国家需要作出重大战略调整和顶层设计,以及相配套的各项政策措施。

李尚^[8]（2014）在《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的家族企业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而发展起来的。很多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飞速发展，也离不开家族企业的持续稳健的成长。但是基于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家族企业的发展规模通常偏小，平均的企业寿命也相对较短。很多家族企业已意识到需要对企业制度进行变革创新，却对于变革的机制和路径的把握还不清楚。况且我国的家族企业发展的程度有差异，所处的情况也不同，其所在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所以制度变迁的时机和路径的选择也应该有所不同。综上来看，研究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所适合的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已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本文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我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问题。文中首先对家族企业进行均衡性分析，分别从家族企业的宏观环境和微观制度安排进行探讨，论述了宏观环境中的行政环境、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导致家族企业对制度变迁的需求。通过分析家族企业的微观制度安排，分析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诱因和供给约束。在下一章分析了家族企业的发展现状，包括各个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现状分析。而后分析了家族企业的制度特征，并对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条件也进行了探讨。通过分别对企业规模、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企业家认知和外部环境因素这四个变迁条件的分析，运用成本收益方法，对于什么样的企业该变，什么阶段该变和满足什么样的条件的企业适合变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本文的最后一部分首先分析了我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总体方向，并通过对不同主体引导的制度变迁所引起的不同路径进行分析。本文还从另一个视角，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去分析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问题，包括分阶段对家族企业现状进行分析，以生命周期的阶段性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的条件，从生命周期角度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进行分析。这样不仅从横向上分析了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且以纵向进行了论述，使文章的视角更完整，也为处于各种阶段的家族企业在进行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上提供一个完整的思路。

韩文国^[9]（2012）在《中国家族企业制度理论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导论部分，本文共分为四个方面进行论文的基本架构说明，分别是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的说明、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归纳以及对论文可能的创新和不足予以说明。第一部分，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一般范畴与规律。共分为四节内容，一是家族企业的界定，二是家族企业存在的合理性与生命周期，三是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基本认识，四是中国家族企业制度面临的整体性问题。在第一节家族企业界定中，首先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家族企业的概念分析界定了全文探讨话题的外延和内涵。其次分析了家族企业的特征，包括其存在的制度经济学上的依据，藉此为后文的分类研究做好铺垫。然后分析了家族企业存在的优劣势问题，这实际上关乎家族企业存在和必要性，也是对学界关于家族企业组织形式废立的一种回应。在第二节内容中，首先分析了家族企业存在的合理性，选取了经济和文化的两个视角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其次说明了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探讨了各种生命周期理论，概括了本文强调的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我国家族企业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等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含义。在第三节有关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基本认识中，首先就企业制度创新的理论进行了说明，从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对企业制度的认识和理解着手，进而对企业制度创新的含义进行了说明。然后分析了制度变迁的理论，包括制度变迁的认知、制度变迁的动因、制度变迁的方式等，重点对制度变迁的动因进行了分析说明，分别从马克思的生产力一元动力制度变迁论、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动力理论着手。在第四节中国家族企业制度面临的整体性问题中，首先分析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面临的内部问题，包括产权制度残缺、管理模式屏障、用人规则制约等方面。其次从中国家族企业制度面临的制度供给约束着手，分析了正式制度供给不足，以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第二部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分析中共分为四节内容，分别是：中国家族企业制度演进过程及阶段、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中国家族企业现阶段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问题与对策。在第一节中国家族企业制度演进过程及阶段中，从三个角度分析了我国家族企业所处的阶段和具体的表现，在以家族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为引领的制度演进视角中，从制度供给的缺失期的迷茫、混沌期的投机和清晰期的选择入手分析；在以家族伦理关系的演化体现的制度演进的视角中，分别从家族化封闭的制度起点、泛家族化半开放的制度过渡、形式公众化的制度应付阶段、实质公众化的制度主导阶段四个阶段进行了分析探讨；在以企业生命周期为视角的制度演进体现中，探讨了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中国家族企业在产权、管理、财务等制度上的变迁和现状。在上述问题分析中，分别引入了对产权制度、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的讨论，在对家族企业的产权内涵进行分解的基础上，逐步引入产权理论、家族企业产权制度的优劣问题，讨论了基础的制度问题。梳理了家族企业管理体制与制度的含义、集权与分权——家族企业管理体制与制度的两难选择以及交易成本与家族企业管理体制与制度创新的抉择等有关的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该领域的应用。讨论了家族企业财务体制与制度的有关问题，分析了有关的影响因素，同时借鉴了海外家族企业财务体制与制度上的经验，探索了企业的内外源融资问题，以及家族企业的公众公司改造和资本市场上市等问题，同时对家族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第二节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中，从影响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内外部原因分析入手，探讨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所应当解决的问题，在内部原因上，分析了产权和管理模式带来的变革。在外部原因上，分析了四个方面的影响，分别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技术创新以及网络时代的推动、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引入、人口政策带来的变化。在第三节中国家族企业现阶段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一节中，从四个方面简要分析了当前阶段制度变迁所体现的一些主要的特征，即围绕产权制度为核心推进制度变迁、非正式制度变迁与正式制度变迁并存、诱致性与主动性制度变迁模仿化的过程、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性较强等表现。在第四节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问题与对策中，首先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当前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问题，即政策变革导致的短期急剧无序变更、非正式制度因素屏蔽正式制度因素、制度变迁的主体影响变迁方向和效率；同时针对性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对策思考：稳定政策预期引领制度变迁、重视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增强家族企业主制度变迁的能力建设。第三部分，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制度创新。本部分包括四个方面，遵循理论导入、当前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制度现存问题的分析、海外家族企业组织制度变迁的发展和借鉴、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变迁的具体构想的思路进行论述。第一节是家族企业组织的形成机理与历史沿革。通过对企业组织理论与家族企业组织制度的介绍，从三个视角（结构、流程、文化）分析了家族企业组织制度创新的基础问题。第二节是关于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制度发展历程与现存问题的分析。通过对中国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发展历程的逐步深入分析，梳理了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制度形成的机理，并因此而探讨了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制度存在问题。第三节是有关海外家族企业组织制度发展的借鉴。通过对海外家族企业组织制度历史演进进行梳理，得出海外家族企业组织制度变迁的借鉴与启示。第四节探讨了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制度创新的方式方法等问题。以目前学界比较认同的创新方向作为探讨的目标——公司制抑或其他制度的抉择，分析了家族企业与公司制的对立与统一、家族企业的现代化方向和中国家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等问题。第四部分，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制度变迁分析。包括四节内容，分别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发展的辩证认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因素、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模式、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制度的变迁。第一节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发展的辩证认识，通过分析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得以持续发展的辩证认识，说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含义和目前代际传承过程中比较着名的几种理论模型，并分析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结果成功的评价标准。第二节影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家族企业发展周期阶段的影响、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以及家族企业传承人与被传承人的影响、家族企业文化的影响；外部的因素包括外部资源的综合影响，同时对乡土文化的影响进行了说明。第三节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模式，通过对海外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模式比较及评鉴，分析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各种模式，这其中进行了比较分析的运用，包括国内外的比较、城市和乡村家族企业的比较、多子女与独生子女家族企业的比较等。第四节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制度的变迁，提出了城乡差别与城乡一体化下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制度创新的想法，最后对信托制度引入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可能性进行了初步探讨。结论部分提出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系统构建。从分析影响家族企业各制度创新的内生制度与外生制度之间的统一和结合问题入手，思考了当前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在自主创新和比较借鉴上平衡问题，探讨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效率评价及持续创新的动力问题。

王理研^[10]（2012）在《基于生命周期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问题的探讨 ——以苏州A公司为例》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家族管理的弊端并未得到有效改进，家族企业的治理问题已成为制约家族企业成长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依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公司治理等理论知识，通过对家族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家族企业发展的特征进行分析，从而对家族企业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必须进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逐步分离进行探讨，选择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典型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以试图提出适应家族企业发展进程的分离模式，最终构建了基于生命周期的家族企业治理的模式，其核心的观点是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是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创业初期的家族式管理是有益于其发展的，随着家族企业成长期以及稳定期的到来，家族式管理无法驾驭其组织形态时需要进一步导入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引入职业经理人，将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步分离，使得企业进入良性循环，逐渐做大做强。

二、产权制度变迁与家族企业成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产权制度变迁与家族企业成长（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家族企业传承中继任者的权威获得 ——基于多案例的社会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以公司化家族企业治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制度变迁与家族企业成长绩效的机制研究 ——以印度塔塔集团为案（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从制度变迁视角看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家族企业制度理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生命周期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问题的探讨 ——以苏州A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产权制度变迁与家族企业成长（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问题研究[D]. 毕亚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2]传统手工艺企业代际传承研究[D]. 潘俊. 云南大学, 2019(09)
• [3]家族企业传承中继任者的权威获得 ——基于多案例的社会学研究[D]. 卢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7)
• [4]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以公司化家族企业治理为中心[D]. 吴芳. 西南政法大学, 2016(10)
• [5]制度变迁与家族企业成长绩效的机制研究 ——以印度塔塔集团为案[D]. 李翠萍. 东北财经大学, 2015(06)
• [6]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研究[D]. 王子林. 吉林大学, 2014(09)
• [7]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从制度变迁视角看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D]. 李清亮. 复旦大学, 2012(02)
• [8]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研究[D]. 李尚. 河北经贸大学, 2014(08)
• [9]中国家族企业制度理论分析[D]. 韩文国. 吉林大学, 2012(03)
• [10]基于生命周期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问题的探讨 ——以苏州A公司为例[D]. 王理研. 苏州大学,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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