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冶总目录第10卷

一、矿冶第10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严弼宸^[1]（2021）在《试验与冶炼之辨——论南图藏《坤舆格致》抄本第二卷内容与卷次》文中研究指明《坤舆格致》是明末传教士汤若望等人译自阿格里科拉所着欧洲矿冶经典《矿冶全书》的汉译本。2015年《坤舆格致》的一个抄本在南京图书馆重现于世,引发中外学者关注。当前研究多认为该抄本抄录了叙目记载的五卷本中的最后三卷,其中抄本第二卷论述冶炼矿石的各种方法,应为叙目所述"论炼法"的第五卷。对比抄本与《矿冶全书》,结合相关奏疏及叙目对各卷内容的描述,本文认为抄本第二卷所论乃是西方矿冶技术中迥异于冶炼的一类试验技艺。因此该卷应属叙目所述"并论试法"的第三卷,抄本仅抄录了五卷本中的第三、四卷。与《矿冶全书》的对比研究还表明,为使《坤舆格致》更易在中国推行,译本调整了原文卷次,对原文介绍的部分方法作了补充和改动。

孙磊^[2]（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刘颖^[3]（2017）在《明代福州府属方志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明代福州府属方志。方志在狭义上指通志,在广义上则还包含专志和杂志。首先,笔者简单梳理了古代福州的建置沿革,在重点把握明代福州府主要历史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明代福州府属方志的存佚情况做出了尽可能完整的统计,从而归纳出明代福州府修志事业发展的总趋势,并结合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分析出明代福州府修志兴盛的成因有四:朝廷政策的强力号召、地方官绅的积极响应、文教兴盛的坚实助力、资金技术的客观保障。其次,笔者针对现存的十一种明代福州府属通志,从其作者生平、成书背景、现有馆藏、体例、卷目、内容等方面展开述评,并探讨其史料价值与不足之处。最后,通过以上整理和研究,笔者归纳出明代福州府属方志的修纂特点有三:修志世家现象、新增了修志凡例、创立了修志申批制度。此外,笔者还对明代福州府属专志和杂志的存佚情况做出了统计,并对已佚志书的收载和着录情况进行整理,以期充实本文研究。

王安^[4]（2015）在《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明朝之前,残疾军人保障的标准不明晰,残疾没有轻重之分,待遇没有高下之别。明代的残疾军人保障有了初步的分类,体现出一定的差别。清朝前期对残疾军人的保障,主要依据其自身的残疾轻重程度和是否立有战功来给予相应的待遇;晚清时期,虽然新旧规章共存并行,但是军人的残疾等级有了较为明晰的划分,残疾鉴定更加科学,残疾军人的长期生活也受到了重视。中国传统社会原本就存在针对残疾人的积极救助措施,晚清国门开放,这些积极救助措施也开始转型,由单纯地学习技艺,转向以特殊教育为手段,激发残疾人的潜能,提高其能力。这些都可以在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制度和实践中寻找到踪迹。同时代的欧美各国通过物质补偿、康复就业、权利保障来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和合法权益。这些国家保障残疾军人的实践向民国政府和国人展示了新的保障理念和保障措施。政府和国人均表现出了仿效的愿望。优抚和安置是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优抚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抚恤,又包括精神层面的优待。抚恤方面,管理机关分层设科,各有职掌;评残范围逐步扩大,待遇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军衔,残疾程度居于次要地位,虽然恤金标准多次提高,但与日渐高涨的物价相比,依旧是杯水车薪,士兵靠抚恤金,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在实际的抚恤过程中,虽然相关手续逐渐规范,但是微薄的抚恤金常常被拖欠、克扣。优待方面,残疾军人的功绩获得了表彰,政府与社会团体经常对残疾军人进行慰问、犒劳,残疾军人及其家属还可以获得费用减免等优惠待遇。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精神慰藉、激励士气的作用,却并没有在实质上提升残疾军人的社会地位。收容教养与就业安置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重要举措。国民政府设立教养院为残疾军人提供衣食住所,对他们开展教育,灌输政治理念,传授文化知识,培养劳动技能,并管束其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就业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组织残疾军人集体进行生产活动;第二,鼓励残疾军人分散就业。安置残疾军人就业的活动,开始于全面抗战之前,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设立机构,出台法规,建构了残疾军人就业安置制度。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在抗战期间于国统区内全面推行开来,由于各种原因,抗战胜利之后,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逐渐陷入困境之中。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支持,社会舆论给予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高度关注,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安置残疾军人,不仅是满足残疾军人的个人需要,也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更是坚持抗战乃至建设国家的必然要求;并探讨了安置的具体途径,如提升素质、集体安置等。全面抗战之前,社会团体对残疾军人的救助活动就已经存在。全面抗战期间,社会团体中出现了以残疾军人为服务对象的专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开展职业培训,介绍工作岗位,设立安置社区,为安置残疾军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残疾军人也自发组建了互助团体,为群体谋福利。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人民军队中的残疾军人实行社会保障。土地革命时期,军队系统与政府部门,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集抚恤、优待、疗养、安置为一体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体系。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将优抚与安置紧密结合,引导残疾军人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将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工作与革命斗争的需要相结合,号召残疾军人继续为革命服务。各解放区开办荣誉军人学校,提高残疾军人的政治觉悟,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对于有工作能力的残疾军人,军政部门则量才使用,分配适当工作。对于身处后方的残疾军人,各解放区则鼓励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厉行节约,尽力支援前线。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性质上已由皇权恩赐转变为政府责任和社会义务。政府、社会团体、民众均参与其中。保障的目标由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提升为实现自我价值。保障措施也由单一向多元转化。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相比,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保障水平和保障标准方面还存在着差距。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成效明显优于国统区。这与两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量、政治风气及政策执行力有密切关系。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历史轨迹为今天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推行和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陈志阳^[5]（2015）在《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20多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区域贸易安排不断涌现,已成为推动区域和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主要力量之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超大型自由贸易区相继出现,对大国关系重新定位与调适、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与调整、全球产业转移与承接、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与演变等重大问题将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正在推进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的理论基础、国际态势、发展现状、内外障碍、经贸影响以及产业竞争力变化等内容,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本文首先梳理了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概念,并对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区的相关传统理论和新理论进行了探讨,为后文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其次,分析了中国推进自由贸易区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回顾了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三次浪潮”,介绍了大国推进自由贸易区的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当前自由贸易区协定中新一代经贸规则发展情况,确定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外部环境。第三,梳理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现状和主要特点,并通过是否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个案分析法,归纳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内外障碍,提出了相关的问题。第四,重点分析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中国经贸发展的总量影响,包括贸易发展、投资发展、贸易平衡、地区结构、贸易结构的影响等内容,并从产业发展角度,利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己实施自由贸易区协定对中国具体产品贸易的影响。第五,选择中国—东盟、中国—新西兰等自由贸易区,通过指数分析方式,实证分析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第六,则是提出了诸多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深入研究,得出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将相互融合、相互支持的结论,这与当前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起负面影响的大多数观点不同。第二,对自由贸易区中纳入新一代经贸规则的原因、效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并在对自由贸易区发展类型进行“三代”分类的基础上,引入“21世纪新议题”等概念并对其进行归纳和理论阐述。这种对自由贸易区与新经贸规则关系的系统分析和论述,在当前相关自由贸易区研究中较为少见。第三,通过引力模型和六大竞争力指数进行测算,实证研究了实施自由贸易区协定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对在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三个自由贸易区参与各方的产业竞争力进行了对比分析。这些定量的实证分析对中国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及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具有较大参考意义。

孙丹丹^[6]（2015）在《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我国进入现代辞书出版时期。自此以来，我国现代汉语知识辞书发展走过了百年历程，出版了汉语知识辞书11080多部。如果加上汉语语文辞书和外语辞书，已达2万多部。从出版规模看，我们可以算得上辞书大国了。然而，我国还不是辞书强国。近些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及文化建设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辞书强国梦”。因此关于汉语辞书编纂出版问题和发展对策的研究越来越迫切。为了探讨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对策，需要回顾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现代化演进过程，总结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并藉此分析我国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汉语知识辞书研究的意义，知识辞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第二章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主要阐述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现状、理论材料以及研究方法。第三章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在引进国内外主要的知识辞书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参照已有辞书理论和知识辞书信息库中的知识辞书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现代汉语知识辞书简约分类体系。第四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简介。我们把进入现代出版时期的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起步期（1912-1948），转折期（1949-1977），繁荣期（1978-2000），新世纪（2001-2012）。第五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辞书内部世界、语言世界、辞书外部世界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六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我国知识辞书经历了由起步期草创既成、随着建国后辞书出版政策的变化而转折、逐步走向繁荣的发展历程。每一个时期的进步都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的。汉语知识辞书理念由朦胧到清晰、类型从无到有、品种由少到多、理论由粗浅到成熟、体例由略到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第七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探索。本文主要从学术界、出版社、教育机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高健^[7]（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刘敏^[8]（2013）在《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文中提出一个民族的科学态度、思想、信仰和精神，总与该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认识到在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过程中，杂志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知识人自清末开始创办科学杂志，如《科学世界》（1903）、《科学一斑》（1907）等，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杂志均遭遇昙花一现，未能延续发展的厄运。但中华民族从未间断过追求创办科学杂志的梦想。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秉志、胡明复、周仁、杨铨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创办了《科学》，1918年随着科学社的回国，《科学》也在国内生根成长，直至今天。《科学》是民国时期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科学期刊。它在极其艰苦、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以“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理念诞生并发展，这体现了当时热血知识青年奋发图强、救国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展现了他们的勇敢和才智。《科学》作为传递最新科学信息、传播科学知识、宣传先进科学思想和方法、刊载国人研究成果和弘扬科学精神的阵地，为民国时期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它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通过《科学》这一窗口，能够回眸和反思民国时期学人对科学的态度、思想、信仰和精神，从而温故知新，继往开来。通过《科学》管窥民国时期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水平，为研究民国时期科学史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科学》虽为留美学生创办发行，但因其创办者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经历等原因，办刊之初就受到世界科学界的关注，它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科学交流的平台，同时大量翻译刊登欧美和日本学者的论着。就这一层面而言，《科学》不仅记录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史，也记录了世界科学的发展史，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科学》从战火纷争中一路走来，杂志发行的背后，是强有力的编辑、作者群体的支撑，充分体现了一支有组织的团队的力量。它启示我们，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注重团队理念和团结精神，有组织地发挥一个团队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刊载的文章范围宽泛，既包括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包括对科学的性质、作用、历史、教育以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本文主要以后者为研究对象。以《科学》中文章为第一手资料，宏观上对民国《科学》的办刊历程、栏目设置和主编的办刊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新的时空观审视民国《科学》所折射的科学观，包括其作者群对科学本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认识。从时间上，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结合近现代科学思想，纵向回顾《科学》中科学观的发展历程；从空间上，结合同时期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观点，横向审视这一科学观，从而对其有较全面的认识。以《科学》为中心，论述民国时期科学史研究状况，分析这一时期科学史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论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明确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思路，阐述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发展概述。介绍《科学》的创刊缘起，通过对1915-1949年间《科学》办刊历程地详细梳理，厘清其办刊宗旨和栏目设置的变迁情况，总结在不同主编时期杂志办刊风格的变化。第3章，《科学》中关于科学的讨论。包括：1.何谓科学。论述国人思维中的“科学”以及《科学》中对科学内涵的讨论。2.科学精神。讨论的问题包括“什么是科学精神”和“科学家与科学精神”。3.科学的分类。以汤姆生《科学之分类》和任鸿隽《智识的分类及科学的范围》两篇文章为基础，解读前人提出的科学分类的观点。4.科学方法。通过对比《科学》中涉及的科学方法，总结出演绎法和归纳法在当时颇受科学研究者的重视。第4章，科学与文明。包括：1.科学与和平。讨论了科学与和平的辩证关系。2.科学与工业。《科学》中对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科学为工业之母”，另一种认为科学与工业之间是理论与实践、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3.科学与农业。介绍科学兴农的观点和科学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应用。4.科学与社会。认为科学的发展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体制的健全又可促进科学的研究。第5章，《科学》中的科学教育。包括：1.科学教育。《科学》的作者们认为科学教育的内容既包括对科学知识的教授，又包括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的传播；民国时期的科学教育存在诸如科学图书和仪器的缺乏、教师的数量和素质等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中小学科学教育中不足之处的讨论，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介绍了贤妻良母式的女子科学教育，其目的是使女子在家庭生活中更好地相夫教子。2.科学教育方法。包括科学教学法和数学、地理、植物学等学科教学法。3.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导向。应当切实改进“生活化”的科学教育，努力推进“大众化”的科学教育，迅速建立“中国化”的科学教育。第6章，《科学》中的科学史研究。包括：1.数学史研究。对《科学》中数学史类文章进行了概述，总结了数学史研究具有注重史料和通过书信进行学术交流等特点。2.天文学史研究。对《科学》中天文学史方面的文章进行了梳理，重点介绍了新城新藏和饭岛忠夫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争论。3.化学史研究。阐述了《科学》中化学史的研究状况，重点对曾昭抡、丁旭贤、王琎的化学史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4.科学史研究特点。第7章，结语。阐述了《科学》对当时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对今天科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交代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继续研究的问题。

陈元^[9]（2012）在《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的大学研究院所不仅是我国近现代科研体制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机构,而且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机构。它们是在我国移植西方大学制度以及争取学术独立的时代背景下创建与发展的。它们的发展演变过程是我国现代学术研究摆脱殖民化并逐步走向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国现代大学学位制度、学科建设、教研结合和学术独立的一个融合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深受我国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们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功能的变化,引发了大学学术研究与交流方式的转变,为大学培养了人才并创新了人才的培养模式,加速了大学学位与学术的独立进程。现将本文大体结构分述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并对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确定了研究范围,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综述,阐释了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指出本研究的可能创新及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主要分析了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背景及初创过程。分析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背景,实是探寻大学研究院所出现的历史条件和动因,主要从西方大学制度的移植、书院学术精神的传承、大学学术独立的寻求以及学术研究方式转变的需求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由于对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肇始年代至今仍存有一些模糊说法,故就其肇始年代进行了考证辨疑；同时由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历了一个由试办、改组到正式创办的探索过程,并为其它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提供了模式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故而对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大国学门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三部分为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变迁及发展概况。第一节是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变迁,分别以1934年《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和1946年《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的颁布为界点,将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演变史分为1902-1934年、1934-1946年和1946-1949三个阶段,梳理在此三个时间段里,国家层面上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与职能变化情况,并分析其制度变迁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第二节是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概况,分别介绍了1917-1934年、1935-1946年和1947-1949年三个时间段里大学研究院所发展规模的变化,并分析其地域分布、学科分布等特征。第四部分为第三章。主要探讨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此部分以7所院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为例,具体分析了各校研究院所的隶属关系、组织架构、人事管理、经费来源等方面的内容,以此反映当时的总体状况。由于当时大学的特种研究所是独立研究机构,并不开展研究生教育,其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也有特殊性,故而将此类特种研究所的分析穿插于各校之中,以利于与其他院校研究院所进行比较分析。第五部分为第四章。主要介绍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情况。第一节分析当时全国高校学术研究的总体概况,以此折射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情况。第二节具体介绍了7校研究院所的学术研究工作,包括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方式、成就等。特种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情况亦穿插其中。第三节仍以7校为例,介绍了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交流情况,包括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学术考察等。第六部分为第五章。主要介绍了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教育情况。首先分析了全国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主要包括研究生教育的制度变迁、发展规模、学科分布和公私性质等特征。接着用二、三两节分别具体讨论了7校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招考和研究生培养两方面的情况。通过7所大学的比较,可以分析比较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研究院所在招生和培养方面的异同,从而反映出当时的总体状况。第七部分为结语。主要对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所作出的贡献进行总体性描述,并对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归纳,而后结合当今大学研究院所的实际情况,提出个人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李周峰^[10]（2012）在《顾毓琇与中国科学化运动》文中研究说明兴起于1932年的中国科学化运动,是由官方和专家学者共同发动领导的。它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这其中离不开官方的强有力的支持,但更离不开一些专家学者的积极支持。顾毓绣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科学化运动前期（1932-1937）,他是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的领导者和创建者。在他的领导下,他们创办刊物和科学化专刊、广播演讲、民众学校、通俗科学展览、学生科学讲演、编辑科学丛书等方式,开展多种多样的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北平的科学化运动是各分会中开展最好的一个。在后期（1938-1942）,顾毓琇虽然担任政府高官,但仍不忘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宣传和实践。他不仅是中国科学化运动积极推行者,而且还充当了中国科学化运动理论家的角色。1936年1月,在北平分会出版了顾毓琇的《中国科学化问题》论文集。在这部论文集中,顾毓琇集中的讨论了：什么是科学与科学化；科学化的目标；科学化的具体指向等三个问题,提出了较系统的科学化理念体系。它的主要特色是鼓吹科学的应用。中国科学化运动是在官方主持下开展的,它不可避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使“科学”成为当政者合法统治的辩护工具。研究结果表明,顾毓琇始终坚持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开展中国科学化运动。作为一位学者,后来又成为一名政府高官,在这种身份的转换中,顾毓绣基本秉持了一名学者对于“科学”的尊重。可以看出,顾毓琇在舆论上更多的注重科学家的“科学社会化”,在实践参与中注重“社会科学化”,基本贯彻了他提出的科学化理念构想。

二、矿冶第10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矿冶第10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试验与冶炼之辨——论南图藏《坤舆格致》抄本第二卷内容与卷次（论文提纲范文）

（2）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福州府属方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顾毓琇与中国科学化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四、矿冶第10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试验与冶炼之辨——论南图藏《坤舆格致》抄本第二卷内容与卷次[J]. 严弼宸.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21(04)
• [2]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3]明代福州府属方志研究[D]. 刘颖.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5)
• [4]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D]. 王安. 苏州大学, 2015(07)
• [5]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研究[D]. 陈志阳. 武汉大学, 2015(10)
• [6]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D]. 孙丹丹. 鲁东大学, 2015(07)
• [7]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8]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D]. 刘敏.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10)
• [9]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D]. 陈元.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1)
• [10]顾毓琇与中国科学化运动[D]. 李周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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