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结构与思想层次

一、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论文文献综述）

梁壮^[1]（2021）在《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题为“叙事、符号与知识——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意在通过叙事、符号与知识三个角度分析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形式,全文分为绪论和五个章节。绪论主题为“中医文化的表达”,述明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中医文化的形成应存在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类形式是其他领域的文化现象对中医学产生影响,第二类是中医学体系与知识进入其他其他文化领域中造成影响。第二类过程的实质之一为中医内容的不同形式展现。中医文化内容则指文化理论、思想、观念与成果本身,而文化形式则指把这些思想内容加以呈现的表现形式。形式研究的一个简明思路是将文化作为文本。涉医文学是医学与文学两者互相需求、互相协助的结果,作为叙事性涉医文学,明清白话小说具有特殊价值:是中医文化总结期的见证、是中医文化的综合性平台、是贴近中医文化现实的语言表达方式。第一章为中医文化与明清白话小说的整体关系研究。明清白话小说涉医现象的繁荣说明不仅疾病无悬念地成为了文学对象,中医学和中医文化也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中,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明清白话小说涉医文本有两个显着的特征:丰富但不集中、广泛但稍显重复。按照多寡详略和文章结构,可以将涉医文本分为单句式、组句式、段落式、章节式和跨章节式五类;按照所引医学内容的专业程度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泛称疾病、指名论症、谈因辨机、拟构医方、书写医案五类。医学主题小说较少,有医者小说、医界小说、药物和药名小说三类。涉医文本的形成有继承和创新两种情况。文本的继承,主要是从或不同体裁或前代作品中直接改用;创新则是从积累的原始素材入手,进行素材的文学化和小说化。作者的医学背景与涉医文本风格,尤其是涉医深度有正相关关系。历史发展受到小说发展和医学发展两方面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可分为明初至明中叶、明后期至明末、清前期、清中后期、晚清五个阶段。不同类型的小说面对同样的涉医素材,会基于类型风格和读者期待风格进行类型化的处理。写入小说的中医文化内容丰富,有全面多样的疾病文化、众星拱月的诊疗文化、琳琅满目的医者文化等。第二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疾病与医学叙事研究。小说继承了中医文化的叙事传统,一部分是史书中的医家传记,一部分则是医案记录。涉医小说在叙述方式和技巧方面值得探讨是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两个部分。视角有患者视角、亲属视角、医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等。叙事空间上,以病床为核心的患者空间和辐射状的医者空间存在交叉,医者的身体空间对患者小空间形成了有效介入。疾病故事的线性结构可分为病前、病中、医疗、病后四个情节单元。一个成熟的涉医叙事模式,应包括:趋同的叙事功能、类似的叙事特征、叙事空间上和人物形象的接近等要素。模式的形成应经历开创、模仿、发展、最终成熟等过程,又会在内容、形式、主旨三个方向发生变异。叙事中的疾病发挥线索和隐喻两个功能;医者则承担帮助者、推动者、观察者和隐喻的功能。在叙事主题的表达上,疾病作为主人公的考验代表着困境主题,医疗直面生死,代表着拯救主题。《西游记》形成的谐趣化审美和《红楼梦》为先导的唯美主义风格代表着对中医文化审美的发扬。第三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符号研究。文化符号学可以适用于中医文化研究之中。中医文化的符号化过程有自己的特色、脉诊的符号化是典型例子。小说中会进行进一步符号化,若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或者受众共识,则容易失败。中医文化符号化的典型是药物。中药的符号化,可以获得次文本意义、文本意义、超文本意义三种层次的意义。具有文化意义的药物大多会在情节中发挥一定的叙事功能。这类文化符号化中药常常成为了所属功效类中药的标志性药物。鸦片类似的药物文化符号则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时代主旋律共振,成为时代的共同文化记忆。如毒药、迷药、哑药、性药之类的特殊药物统称,亦取得了与具体药物一样的符号化程度。药名文化的核心要素是药名代码是否能被发现和理解,因此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可以用编码一解码理论来审视。白话散文中的药名文学是小说的新贡献。中医符号还可以进行临时符号化,也就是作为比喻的喻体;同时又进入了民间语言之中。第四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知识表达。中医知识是在中医学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知识可以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也可以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中医术语为中医药学内用来表示中医药学相关概念的词语集合,对术语的运用是显性知识的特殊形式。小说以表达显性知识为主,才学小说是其典范。为了知识对接受者的顺利传达,作者往往选择做进一步解释,即对知识的评论。以知识的角度而言,中医医籍的固定体例属于一种特殊的程序化知识,小说家常对于这类中医文化形式知识的利用和表达进行仿拟。第五章为小说式表达的价值诠释和意义阐发。明清小说当然地属于明清社会在文化领域的投射,疾病与医学概莫能外,可分为具体知识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的曲折反映、医学观念的隐含反映三种情况。中医文化可以放置到集体记忆理论之中,特定时期的医疗民俗有较强的仪式性和稳定性,是一类典型的文化记忆。叙事医学认为医疗过程具备叙事属性,普及中医叙事阅读,需要选择适合的阅读文本,应满足符合中医思维和观念、熟练运用中医语言、足够的叙事性和人文素养三个条件。明清通俗小说具有丰富的文本与多样的中医内容、丰富的叙事元素与医患视角、自然逼真的中医语言与浓厚的人文素养三个优势,具备成为中医阅读文本的条件。明清涉医小说的创作与阅读是一个完整的中医文化传播过程。将明清小说放置到传播学的框架之内可以考察小说形式对中医文化传播的积极影响和经验教训:应满足作为受传者的读者对易读性和可读性的平衡:作为媒介的小说有真实与虚构的裁量、事理情的融合、文学技巧的使用三个方面的经验:作为传播者,中医文化者应重视话语权把握,扮演好把门人的角色。

孟欣誉^[2]（2021）在《《金瓶梅词话》府邸空间叙事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空间在小说中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它对于人物形象、情节结构、主题思想具有重要意义。《金瓶梅词话》是明嘉靖万历年间的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古代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它以西门庆家庭为核心,辐射清河县,乃至整个晚明社会,深刻揭露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的贪欲行径。本论文以西门庆府邸为中心,探究《金瓶梅词话》中府邸的空间功能、空间寓意、叙事手法等方面的内容,从而深入挖掘《金瓶梅词话》中府邸空间的叙事价值,进一步体会《金瓶梅词话》独特的空间叙事策略。论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绪论简要介绍《金瓶梅词话》的成书背景,阐明选题缘由,并对学术界《金瓶梅词话》空间叙事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评述,说明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与价值。第一章概述《金瓶梅词话》中的府邸布局以及空间特点。从整体的眼光看待《金瓶梅词话》中的府邸特色。京城府邸的皇权色彩和清河县府邸的市井化特点,是一种独具匠心的空间书写策略。以西门庆府邸为主,《金瓶梅词话》中的府邸呈现出商业化特色,而周守备府、严州府一类的官宅,具有政治特色。空间的描写和对比,展示出《金瓶梅词话》对于府邸空间书写的多样化形式。另外,《金瓶梅词话》中有很多花园建筑,它们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园林式的建筑风尚。第二章重点探讨西门庆府邸的空间书写及其叙事功能。门首是划分府邸内外的界限,门首空间又包含着贪欲和度脱之意。厅堂是古代府邸建筑中的待客场所,在《金瓶梅词话》中具有独特的象征意味。宴会功能和祭祀功能,呈现出空间的政治表征性和人神互通的中介性。同时,厅堂也具有空间的性别色彩。厨房分为三种类型,内厨房、外厨房和妻妾的小厨房。厨房既反映出古代厨役的生存状况,又刻画出厨房仆妇的不同个性。西门庆府邸的花园空间,隐藏贪念、演绎罪恶。它成为男女私通之地,上演着人物之间的假情假意与命运征兆。花园空间也是文人与妓女的交往之地,以蔡御史为典型,反映出文人之堕落生活。上房、李瓶儿居室、潘金莲居室是比较典型的女性居室,它们分别具有身份、回忆、权力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第三章探究《金瓶梅词话》中其他府邸的空间寓意与叙事价值。王招宣府是一座世代簪缨的贵族府邸,生活却堕落不堪。它不仅演绎了一个家庭的盛衰史,更是国家的历史缩影。周守备府中官衙建筑的审判功能,以及后院中庞春梅与陈经济的死亡事件,都寓意了守备府对恶人的惩戒之力。京城府邸空间是国家伦理的象征,同时它也是人物的转世托生之地。京城空间具有贪欲和救赎的双重内涵。第四章主要论述空间叙事的艺术特点和艺术效果。空间叙事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强调了空间和时间之间的叙事联系。空间的历时性,表现为场景的历时性转换、“伏应式”的空间特色,以及物理空间本身承载的历时性效果。空间的共时性比较复杂,空间叙事的因果联系和非因果联系,产生了不同的叙事方式。另外,夹叙法促进了多个空间场景的共时性叙事。空间的转换衔接技巧,主要表现为移步换景法、空间视角的“看”、以及声音的空间转换作用。场景的“冷热”写法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叙事方式。府内的宴饮和死亡场景,巧妙利用“冷热”对比的方式,推动着府邸的命运变化。

竺青^[3]（2021）在《古代小说研究主流范式的呈现——《文学遗产》创刊六十五年揭载小说论文解析》文中指出《文学遗产》创刊65年来共发表古代小说研究论文634篇,其中,阐释性论文334篇,占52.68%;实证性论文300篇,占47.31%。发表小说名着论文277篇（含《聊斋志异》）,占全部小说论文的43.69%;白话小说论文162篇,占25.55%;文言小说论文103篇（不含《聊斋志异》）,占16.24%;专题论文92篇,占14.51%。70年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是国内古代小说研究的主流范式,《文学遗产》揭载的论文是其具体呈现;以古代小说主流研究范式的呈现为观察视角,以《文学遗产》论文数量和选题分布状况为视点,通过定量分析,或可精细描述古代小说学术史"森林"中一棵特殊"树木"的生长过程和状态。

戴叶莹^[4]（2020）在《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舞蹈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运用舞蹈身体语言学、舞蹈形态学的研究方法,对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六部舞蹈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第一章阐述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创立与创作理念。一是根据王媛媛的艺术经历、“当代芭蕾”的界定及发展历程的梳理、西方舞蹈对中国的影响三点内容,阐述舞团的创团背景。二是从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再现、社会热点现象的关注、女性现象的重塑三方面总结舞团的创作理念。三是从王媛媛的生命经验出发,紧密结合舞团的舞蹈作品,阐释舞团对女性的思考与关注。第二章探索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来源。首先,通过对舞蹈作品中五个典型女性人物——杜丽娘、潘金莲、花灵、夜莺、丹妮的舞蹈身体语言分析,论述女性形象从历史场到舞蹈场的身体重塑,拟物化的身体修辞方式,不再是文学文本的复现,而是有意识地将女性形象置于当代视角下的舞蹈表达。基于以上分析,将情节中女性对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向往作为文本相似性的构筑方式,讨论其中互文性的体现及其“变异”。第三章分析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首先论述六部作品的舞蹈结构,再从身体符号象征、“他者”的身体建构两个层面总结“看”与“被看”间女性形象塑造的主体差异,继而根据舞台形式中的色块、道具、音乐等创新性地尝试运用,探讨三者对于塑造女性形象的作用。最后从“舞”“戏”并置,传统与创新并置的身体表达,分析舞蹈身体语言表达的多元并存。第四章基于前文的论述,探讨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当代价值。首先分析舞团当代芭蕾艺术风格中的审美创新如何在作品感性世界中的理性美、两性的审美和谐、情感符号建构三个层面的实现方式;其次根据年龄分界与角色转换的重审、女性话语的建构与精神关怀、当代女性编导的社会责任,解读以女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及价值。论文既关注王媛媛在舞蹈创作中以女性身体为出发点的主体性表达,也非常谨慎看待这一发声背后隐含的文化反思,从而理解人的生命本质。

刘希林^[5]（2020）在《明清世情小说中的庭院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关于明清古典小说中的园林研究,学界多将目光集中在某一单篇小说中的园林或某一时期小说中的园林。前者研究过于单一,忽略了同时期同类型小说中的园林情况。后者则过于宽泛,难以清楚地探知不同题材的小说中的园林差异与联系。且一部分明清小说中的“园林”,其大小、规格实为园林的组群单位建筑“庭院”,在研究中因并未区分园林与庭院,笼统地以园林为研究对象存在一定疏漏,如明清小说中的园林多关注文士心态,却未将生活在庭院中的女性群体纳入其中。庭院作为环境描写的对象,在明清小说中尤以世情小说中的描写较为集中具体,且最能体现庭院文化中的人情一面。故本文以明清世情小说中的庭院文化为研究对象,灵活选取具有“世情因子”（世态和人情）的明清小说作为研究范围,对其形成的庭院文化展开详细论述。具体包括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论文的开篇部分,包括研究论题的起因与意义、研究对象的界定及范围、研究的现状与成果以及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首先对“庭院”、“庭园”、“园林”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阐述,阐明庭院文化的概念界定,再界定明清世情小说的概念,划定研究范围。第二、三部分是正文的第一、二章,首先从自然条件、经济因素、社会思潮三个方面,对明清庭院的兴起进行论述。再从明清世情小说庭院的书写情况切入,以适定的标准对明清世情小说中的庭院进行分类、联系具体文本阐述庭院构成,总结明清世情小说中的庭院特点。第四部分是正文的第三章,本章为明清世情小说中的庭院生活。分别从男性文士、闺阁女性两个群体的庭院生活展开,最后探讨庭院生活的特点。第五部分是正文的最后一章,首先是庭院文化的内涵,从家宅信仰、礼式建筑、仕宦征途三个部分,论述庭院文化的独特内涵。其次是庭院文化的审美,主要从人居环境、人情往来等方面,分析明清世情小说中的庭院文化审美。最后结合第二章、第三章的内容,逐一分析庭院文化所起到的文学价值。结语部分为第六部分。

张欣^[6]（2020）在《《金瓶梅词话》宗教活动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瓶梅词话》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描写了诸多的文化内容,宗教活动是其中之一。《金瓶梅词话》描写的宗教活动主要是佛教活动与道教活动。佛教活动主要有宣卷、经忏法事、进香及布施等,道教活动主要有斋醮类活动、方术类活动、道教医药类活动等。《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活动主要是与市民日常生活相关,宗教人士包括了三教九流,他们积极参与了市民生活。宗教活动书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首先,文学作品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及环境之中,会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状况。《金瓶梅词话》描写了详细繁多的宗教活动,这与晚明时期宗教世俗化的状况息息相关。同时《金瓶梅词话》在描写宗教活动时,描写出市民混杂的儒释道思想,市民在举办活动时也是佛道相杂,这些体现了晚明时三教合一的历史现实。其次,作为一部写实的小说,《金瓶梅词话》中描写的宗教活动如宣卷等,历史中记载甚少,《金瓶梅词话》记录了完整的宝卷内容,可补历史记载之不足,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宗教是民俗宗教,宗教活动书写具有民俗学的价值,反映了晚明宗教活动的具体内容。宗教活动中市民及僧人道士等人的表现,体现了晚明好货好色的社会思潮,具有社会价值。最后,《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活动书写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一直贯彻在小说中的色空观念通过宗教活动能够更好地表达;宗教活动书写也强化了小说中的教化观念。宗教活动书写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首先,宗教活动书写能够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描写宗教活动时必然会涉及活动中的人物,《金瓶梅词话》中的佛道人士在宗教活动中或贪财或好色,市民在宗教活动中不忌性爱,这些都消解了宗教活动的神圣性;世俗生活中的潘金莲或风流或丑恶,算命时却表现了自己对未来的绝望,展现了人物的多面性。其次,宗教活动书写能够推进情节,择日、宣卷等都能将情节推进到金莲死亡、官哥儿死亡及孝哥出家的结局。再次,宗教活动描写使《金瓶梅词话》的结构更严谨。经忏法事的描写从武大郎始,经由《金刚科》、官哥儿、李瓶儿,至西门庆终,经忏法事的举办由简单到繁盛再到简单,展现了西门庆家族从发迹到繁盛到衰落的过程。再次,最后反讽的修辞方法在宗教活动书写中的运用,看到作者对宗教世俗化的嘲讽态度。最后,宗教活动书写具有重要的叙事意义。宗教活动书写拓展了《金瓶梅词话》的叙事空间,世情小说通常集中在家庭空间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社会空间,宗教活动内容的加入给小说加入了神秘的幽冥空间以及神圣的信仰空间。宗教活动书写体现了高超的叙事手法。零度叙事的使用表现出作者冷眼旁观的写作态度;宣卷及相面等宗教活动的描写体现了预叙的功能;同时宗教活动写出了人物之间的差异,不同人物写出了不同的语言风格。宗教活动书写增加了小说的叙事密度,作者通过对宗教活动或详或略的描写体现了对叙事时间的把握从而控制叙事节奏。宗教活动书写增强了小说的反讽意味,作者通过对宗教中人表里不一的行为描写,体现了作者的态度,具有反讽的作用。

李皎月^[7]（2020）在《词话本《金瓶梅》韵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世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小说着眼于西门庆及其妻妾们的日常生活,叙述了西门庆迅速发迹及败落的故事。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的版本主要有词话本与绣像本两大版本系统,而词话本是最接近于作者的原本。关于韵文的插入,词话本较其他版本为最。因此本文以词话本中的韵文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探讨其在文本思想构成中的作用及其文学功能。本论文除绪论、结语外,正文共分为四章。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简要阐述了《金瓶梅》的几种版本,以及小说的主要人物情节等。第二部分参照学界的研究成果,概述关于《金瓶梅词话》中韵文的研究现状,从整体来看,缺乏对词话本《金瓶梅》中相对完整意义的诗词曲赋等韵文的全面分析研究。第三部分叙述研究思路和韵文价值。正文共四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了词话本《金瓶梅》中韵文的概况。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韵文的种类,《金瓶梅词话》中韵文有很多种,包括诗、词、曲、赋、经文、宝卷等,本文主要探讨的韵文是诗词曲赋这几大类,文本中两句相对的谚语等都不在讨论范围内。此外,诗词曲赋这几类韵文又根据文体和内容的不同做了细致的划分;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韵文的来源,认为《金瓶梅》中的韵文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抄引移植前人作品,包括《水浒传》、宋元话本和元明戏曲等;另一类是作者根据情节内容的需要而自创的韵文。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词话本《金瓶梅》中诗词的功能。认为《金瓶梅》中的诗词明显体现出佛教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思想,同时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思想倾向,具有劝诫教化世人的重要作用,是构建文本思想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同时,诗词还具有品评人物,推动情节发展、预示故事结局等重要的文学叙事功能。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曲赋的功用意图。认为曲赋具有体现时代风尚、塑造人物形象等功能。如果说诗词主要承担的是议论功能,曲则由于其自身文体的特点,更长于抒情表意;而赋文则利于铺陈叙事,铺排场面及描写岁时节令风俗。同时,曲赋对推动情节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第四章从总体上探讨了词话本《金瓶梅》中嵌入韵文这种独特的艺术创作手法,认为《金瓶梅》中插入韵文并非首创,而是受传统叙事文学的影响,《金瓶梅》的出现,才真正实现了前人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文备众体的梦想,它嵌入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几乎所有的文体。在这些韵文中,插入数量较多的当属诗词曲赋四类,其中诗词主议论,曲主抒情,赋主铺排,其他韵文如宝卷、经文等主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文化。虽然一些韵文与情节不甚相合、甚至游离于情节之外,属于明显的不足,但大部分的韵文都是作者根据情节需要嵌入的,并且在插入韵文时有很明确的文体选择和目的。

罗炅^[8]（2020）在《英语世界的《金瓶梅》研究史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以来,英语世界学者便开始了对《金瓶梅》的研究,从最早的作者、版本、故事源流到文体、结构、艺术特色,再到目前的影视曲艺、阅读视角等研究领域,极大的彰显了《金瓶梅》的艺术魅力。因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英语世界对《金瓶梅》的研究多局限于零散的介绍性评论,故本论文以20世纪60年代后,英语世界对《金瓶梅》研究纵深发展的不同方向为线索,梳理不同阶段在文献考证、文本叙事与变革思潮三大部分的研究状况,对其研究的方法、特点进行系统分析,剖析了英语世界《金瓶梅》学术研究的得与失。第一部分,英语世界对《金瓶梅》文献考证的探索。本部分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英语世界在《金瓶梅》研究文献考证方面的特点。选取了韩南、芮效卫两位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为个案,其中包括对作者、小说成书方式的考证,以及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探究。第二部分,英语世界对《金瓶梅》文本叙事的研究。本部分涉及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英语世界在《金瓶梅》研究文本叙事方面的特点。选取了夏志清与浦安迪两位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为个案,夏志清认为《金瓶梅》属于通俗小说,浦安迪认为《金瓶梅》属于文人小说,通过一雅、一俗的对比,剖析了英语世界对《金瓶梅》文本叙事的认识。第三部分,英语世界对《金瓶梅》研究思潮的变革。本部分概括了自20世纪末以来,英语世界对《金瓶梅》的研究由考证、叙事转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九篇文章均为尚未被研究过的新材料,涉及影视曲艺、阅读视角与服饰等级三方面,通过简评其内容与特色,力图对英语世界《金瓶梅》学术研究走向有一个较为明晰认识。

王凡^[9]（2020）在《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文中认为明清小说的电影改编是我国名着电影改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创作不仅在内地电影的发展中结出了累累硕果,也于香港电影的演变进程中产生了诸多佳作。作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香港影坛占据重要地位的制片公司,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曾投资拍摄了多部依据明清小说改编的影片。本论文以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细读、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理论阐释。学界对于明清小说电影改编的研究多关注于内地及香港二十世纪80年代后的此类创作现象,而对以邵氏此类影片为代表的二十世纪80年代前的明清小说香港电影改编的研究则关注较少,本论题的探究可较好地弥补这一研究空白。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这一论题的选题意义,并从明清小说的香港电影改编和邵氏电影两个层面对这一选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对邵氏电影的整体概况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一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三国演义》的改编。影片《貂蝉》将书中王允以计诛董卓的情节搬上银幕,在部分重构片中主人公的貂蝉命运轨迹时,彰显了她“公义为先”的形象,投射出主创者的女性意识与家国情怀。而影片《神通术与小霸王》在展现《三国演义》中孙策斩于吉的情节时,凸显了浓郁的武侠影像风格,并反映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两部影片虽类型、风格完全不同,但都折射出导演强烈的个人化印记,并在这一创作主体意识的影响下,彰显出对原着人物富于新意的改易与重塑。第二章主要探究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水浒传》的改编。影片《阎惜姣》《潘金莲》运用戏曲化手段正面重塑了书中阎婆惜、潘金莲这类反面女性人物。而影片《武松》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彰显了潘金莲的人性化色调,并突出了武松形象的传统人伦意味。与之相比,张彻导演的“水浒”电影在武侠影像书写中彰显了梁山人物的英雄侠义形象,淡化了他们形象的阴暗面。邵氏“水浒”题材影片浓墨重彩地描摹了原着人物,折射出影片主创者对于这些经典形象的特殊诠释。第三章主要探析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红楼梦》的改编。影片《红楼梦》《金玉良缘红楼梦》都以“浓缩”与“节选”相融合的改编方式重点呈现了宝黛爱情悲剧,并突出了林黛玉的形象。而影片《红楼春梦》则对《红楼梦》原着的若干情节片段进行了情色化影像诠释。邵氏“红楼”影片对于原着小说的改编既体现了香港电影改编《红楼梦》的诸多特征,又反映了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所受到的商业性规制。第四章主要论析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聊斋志异》的改编。影片《倩女幽魂》强化了原着女性的艺术才情,彰显了原着男性的“家国情怀”。而影片《狐鬼嬉春》则在喜剧片的建构中对《聊斋志异》“才艺生情”模式进行了影像戏仿,并将传统劝诫意识灌注其中。邵氏“聊斋”题材影片不仅反映了影片主创者侧重对原着“才艺生情”模式的影像呈现及传统文化意识对于改编者的思想浸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聊斋》喜剧诠释的文化语境。第五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三侠五义》的改编。影片《七侠五义》《冲霄楼》较为生动地呈现了原着中白玉堂、展昭等侠士的形象,将与他们关涉的情节段落作为节选改编的主要对象,并有意强化了原着的悬念效果。张彻更是在《冲霄楼》中融入了他独有的武侠影像风格及对武侠精神的反思。此外,同为武侠片导演的刘家良在将《三侠五义》改编为影片《御猫三戏锦毛鼠》时,既尝试对其进行喜剧武侠片的改编,又表现出过犹不及的改编失当问题。三部影片都对原着进行了节选式改编,并注重对书中侠士形象的影像呈现,同时也在客观上以明清小说为载体,反映出邵氏武侠片的阶段性特征与演变进程。第六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西游记》《金瓶梅》《醒世恒言》的改编。邵氏《西游记》电影不仅强化了原着女性的负面色彩,还以影像画面含蓄展现了她们形象的官能性意趣。《金瓶双艳》《风流韵事》在呈现《金瓶梅》的过程中,突出了原着的道德劝诫意识,展现了原着女性的命运悲剧,艺术化呈现了原着的性内容,彰显了原着的世情色调。影片《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在将《醒世恒言》同名小说搬上银幕时,重构了原着的情节开端,强化了原着情节的戏剧性,并大量运用戏曲唱段来叙事表意,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第七章主要探析了邵氏电影对于明清小说人物、情节的改编方式以及电影商业性对于此艺术实践的多重影响。邵氏电影对于明清小说情节的改编主要采取了节选式、浓缩式及杂糅式这三种方式,明清小说人物在这类影片中呈现出武侠化、喜剧化、戏曲化等特征,同时也在一些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体现出描摹复杂人性的创作趋向。这与原着小说自身的审美特点、电影商业性、影片主创者的主体意识等因素密不可分。电影的商业属性促使邵氏导演强化明清小说题材电影的情节戏剧性,突出暴力、情色元素,并将影片加以类型化整合,但同时又令片中人物更显扁平化。这些表现既是香港电影历来注重商业价值的某种映射,也是古典名着在现代传播历程中受到商业性浸染的鲜明注脚。第八章主要探讨了张彻与李翰祥这两位邵氏着名导演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张彻在将《水浒传》《三国演义》拍摄成武侠片的过程中,将“阳刚电影美学”融注其中,突出了原着人物除暴安良、舍生取义的精神。李翰祥则将劝时警世的意识与对原着女性的现代理性审视灌注于明清小说的改编中。二人的创作主体意识与鲜明影像风格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亦鲜明地映射出他们的电影“作者”意识。第九章以李翰祥与高罗佩为例论述了明清小说的电影再诠释与文学再诠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二者既在复杂人性的描摹、传统文化的呈现及文化思辨意识的投射等方面体现出共通性,又在再诠释的具体对象、再诠释的媒介、再诠释中的“缩减”与“扩展”及文化增殖效应方面差异显着。艺术形象的固有差异、现代商业性及再诠释者自身因素都是产生差异的原因。对明清小说再诠释的各类方式、理念的探究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影响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各种因素,也有助于把握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内在基本规律。第十章主要从邵氏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与内地同类题材影片的比较、与此后香港同类题材影片的比较及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的历史地位、意义阐述了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对其后此类艺术实践的影响。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与其后香港电影的此类创作既在情节改编幅度、思想主题诠释、类型片整合等方面颇为相似,又在创作主体意识的突出与淡化、严肃主题与浮夸风格的对比中折射出差异性。这与创作理念的革新、商业意识的强化、不同的改编取向密切相关。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与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的此类创作在原着某些主题的彰显、情节戏剧性的强化、视觉奇观的营造也同样十分相似,在原着情节改编、原着思想的诠释、类型片整合等方面则差异显着,这与电影创作语境、主创者的主体意识有着内在的关联。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对其后的此类创作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在明清小说电影改编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结语对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进行整体归纳。邵氏电影中有关明清小说的改编实践在商业电影模式与古典名着改编的融合、改编拍摄技法的探索、改编创作中文化思辨的自觉等方面都为此后的明清小说电影改编乃至所有名着的电影改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艺术经验。更为重要的是,邵氏电影的明清小说改编在同时期的内地、台湾此类创作相对荒疏之际,填补了当时华语电影此类创作的空白。可以说,明清小说的邵氏电影改编是明清小说影视改编史上的重要进程,也是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重要阶段。

尹佳琪^[10]（2020）在《《金瓶梅》儒释道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瓶梅》里的儒僧道人物围绕在西门庆及其妻妾周围追财逐色,尽显世俗化特征。《金瓶梅》作者巧妙地运用多种塑造手法,多层次刻画其艺术形象,力求形神毕肖。论题由儒释道形象类型及特征分析、儒释道形象形成的思想渊源与社会背景分析、儒释道形象塑造艺术分析三个部分组成。儒释道形象系列分析部分,从儒士、僧尼、道士三个群体的身份属性、性格心理等方面入手,对三类群体进行系统化的梳理,深入挖掘儒释道群体整体堕落的形象特征。儒释道形象的思想根源与社会背景探究部分,首先,分析晚明士风沦落与信仰危机的原因,阐述士商“异术而同心”“好色”“好货”等思潮的滋长对晚明儒林的影响;其次,分析晚明佛教信仰消解与“本土化”倾向的原因,具体表现为僧风腐化现象与僧界内诸多乱象;最后,探究晚明道家文化与信仰世俗化的原因,简述崇道尚术风气及道教文化扭曲的现象。《金瓶梅》儒释道人物形象塑造艺术部分,分别从儒释道形象与情节构成、儒释道形象与环境描写、儒释道形象的外貌与动作描写、儒释道形象塑造的语言艺术四个部分入手,进行整体而系统地分析,挖掘《金瓶梅》儒士、僧尼及道士形象的生动性和复杂性。

二、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论文提纲范文）

（1）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2）《金瓶梅词话》府邸空间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古代小说研究主流范式的呈现——《文学遗产》创刊六十五年揭载小说论文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4）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舞蹈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世情小说中的庭院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金瓶梅词话》宗教活动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词话本《金瓶梅》韵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英语世界的《金瓶梅》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9）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金瓶梅》儒释道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论文参考文献）

• [1]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D]. 梁壮.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金瓶梅词话》府邸空间叙事研究[D]. 孟欣誉.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3]古代小说研究主流范式的呈现——《文学遗产》创刊六十五年揭载小说论文解析[J]. 竺青. 中国文化研究, 2021(01)
• [4]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舞蹈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 戴叶莹.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5]明清世情小说中的庭院文化研究[D]. 刘希林.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金瓶梅词话》宗教活动书写研究[D]. 张欣.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0)
• [7]词话本《金瓶梅》韵文研究[D]. 李皎月.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英语世界的《金瓶梅》研究史论[D]. 罗炅.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9]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D]. 王凡.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10]《金瓶梅》儒释道形象研究[D]. 尹佳琪. 渤海大学,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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