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曹雪芹生卒年的新方法——从直皮直接推断曹雪芹生卒年

一、曹雪芹生卒年推定之新方法——从脂批入手直接推定曹雪芹的生卒年（论文文献综述）

包智慧^[1]（2019）在《建国三十年《史记》文学研究史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国三十年（1949-1978）《史记》文学研究是《史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时代和环境的特殊性,本时期的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政治内容,呈现出与以往各个研究阶段不同的研究特点。对建国三十年的《史记》文学研究成果进行整体观照,不但有助于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经验,而且对当今《史记》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亦有助于研究的继续深入。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建国三十年《史记》文学研究进行概览。首先是对本时期文学研究的时代大背景进行简要的介绍,再根据研究内容和特点,将这一时期《史记》文学研究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其次对建国三十年的文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分为专着和论文两类,并分别介绍了此期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成绩。再次从司马迁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入手,探讨了司马迁的“人民性”和“唯物论”思想,以期勾勒出《史记》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最后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问题的深入化和扩大化、争鸣氛围浓厚等三个方面总结本时期文学研究的特点。第二章,建国三十年司马迁研究。本章包括司马迁生平研究和司马迁评价研究两部分。在司马迁生平研究方面,学者从生年、卒年、游历三个方面对司马迁的生平行事作出了较深入的考证,但是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依据,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同时,学者们还探讨了司马迁的贡献及其地位,对司马迁在中国史学、文学甚至是世界史学上的地位和影响都给予了肯定和赞扬。第三章,建国三十年《史记》文学研究。本章包括编纂体例、人物研究、语言艺术、叙事艺术和其他研究五部分。本时期的文学研究在前代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运用文本细读法,对《史记》的编纂体例、写人、语言、叙事艺术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对《史记》中的多个人物形象进行了具体分析。此外,学者们对《史记》的书名、《史记》的传播、司马迁与档案工作之间的关系、“马班异同”等几个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讨,不仅推进了传统课题的深化,同时还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但囿于时代,本时期的文学研究存在着研究面过于狭窄,研究文章过于零碎化,对《史记》个案研究不足的现象。第四章,建国三十年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相比较司马迁哲学和政治学思想研究的活跃与深入,本时期的文学思想研究显得凝滞,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也基本在“发愤着书”说、“春秋笔法”理论和“实录精神”这三个方面,与建国前的研究相比差别不大,仅在“实录精神”的分析上有所深入和开拓。

阮福心（NGUYEN PHUOC TAM）^[2]（2019）在《唐诗对越南李陈汉诗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越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系为与中国山水相连之重要南方邻国,相互之间保持着长期的文化关系。据史载,于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周成王时代,中越两地民族之交往关系则已形成。约自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10世纪前期,越南始终被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直接治下的郡县,因之两地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变得日益紧密。在长达1000余年的北属历史时期里,包括文学艺术领域在内的越南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广泛影响。而唐朝诗歌（618-907）——这种灿烂辉煌的文化,已对越南汉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越南李陈汉诗禀受唐诗的影响。李陈汉诗系代表着整个绵延近五个世纪的诗歌历史阶段之总称,即:从10世纪初至15世纪前的期间。这一时期,越南民族借用汉文作为官方文字,因而其对越南汉诗有着广阔的影响。当时文人尚深爱中国古典诗歌,其中最突出的是唐诗。唐诗之美,尝被越南着名文学家吴时仕（1726-1780）联想至西施之绝美。其对唐诗之爱慕可见一斑。而本文着重以李陈汉诗中的诸典型诗例加以剖析,运用对比等手法,以证明这些影响的具体表现,其中主要有李陈汉诗对唐诗体裁的接受、李陈汉诗对唐诗词句意的化用或借用以及李陈文人对唐诗及诗人的推崇等几个方面。然而,在接受唐诗巨大影响的同时,李陈汉诗在功用内容上以及表达方式上亦有改造,从而酿成其独有特质,成为越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浦晗^[3]（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指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刘尧晔^[4]（2017）在《清代北京俗文艺演变与旗人社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历史发展为线索,运用戏曲学、历史学、文艺学的交叉研究方法,通过搜集、整理和分析官方档案文献、文人笔记、戏曲曲艺文本,系统梳理清代各个时期北京城市旗人社会与俗文艺之间的互动关系,重点探讨戏曲、曲艺等俗文化在清代繁荣发展背后的特殊历史因素,探索其背后的旗人思想文化构建过程,以及这种良性互动对于中国戏曲史的积极意义。全文共分三部分,首设绪论,尾置结论,正文三章。第一章,探讨清代前期旗人群体特殊的社会制度建立过程,以及这一时期北京地区戏曲文化的整体状况对旗人群体思想文化建构的影响。第二章以乾隆时期花雅之争为开端,探讨旗人在市民化后对俗文化从观赏到介入的转变,以及这种变化背后审美取向的影响。第三章以清后期京剧的出现和高速发展为核心,探讨旗人社会制度逐步瓦解与俗文艺繁荣的内在联系。

王硕^[5]（2017）在《浓淡相宜，译在笔先 ——阐释学视域下的中国书法艺术英译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书法是在汉字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艺术。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凝聚了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造就了辉煌灿烂和流光溢彩的华夏文明。中国书法艺术是多种元素的完美结合,点画线条的方与圆、曲与直、刚与柔,用笔的提与按、轻与重、快与慢、擒与纵,结字与章法的欹与正、疏与密、虚与实,墨色的燥与润、浓与淡等等。正是因为点画线条的灵动变幻,在中国古代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风格和形式,不同流派的书体,有婉转流动、形态匀称的篆书,有体态宽博、遒劲严整的隶书,有草舞龙蛇、奔放豪迈的草书,有行云流水、飘逸隽永的行书,更有端庄典雅、规矩方正的楷书;正是因为用笔、结字和章法的合理布局和安排加之墨色的完美调和,在中国书法史中形成了一幅幅风格迥异、别具一格的书法艺术作品——“碑”与“帖”。而无论是笔画线条的灵动感,还是创作过程中用笔、结字、章法的表现力,又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书法家们情感的流露与宣泄,正所谓“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通过笔墨的流动表达书家的情感和心灵,并把这种心灵的艺术展现给世界,让中国书法成为一种“无色而具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的独特艺术。实践证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书法艺术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离不开中国书法文化海外传播。近几十年来,中国书法艺术海外传播主要体现在其艺术层面和学术层面两个方面,艺术层面上的传播与交流日益频繁,而学术层面上的传播与交流则相对薄弱,因此,促进中国书法艺术在学术层面上的传播与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翻译在加强国际间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又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基于此,本文分别从书法名称、书体特点、书法创作过程、书法审美标准四个层面对中国书法艺术英译进行研究。在书法名称上,主要从书体名称、碑帖名称、书写工具名称、书法家名字、书法笔画名称五个方面来讨论;在书体特点上,主要分析中国书法史中五种重要书体的特点——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的书体特点;在书法创作过程上,主要从书法创作过程中的三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进行探讨;在书法审美标准上,主要从书法美学术语、书法“意境美”、“山谷笔法”形式美、“五乖五合”书法创作审美标准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四部分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从低层面的材料美到中层面的形式美再到高层面的意境美,从而对中国书法艺术进行动态综合分析。在对其英译的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从西方阐释学视角出发,对其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两方面进行研究。在翻译批评上,我国学者朱健平从西方哲学阐释学思想出发,进一步阐述了“翻译即解释”的实质和内涵,并引申出“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和“翻译是有限度的解释”。笔者根据朱健平的阐释学翻译研究视角,对中国书法艺术英译文本的优缺点和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在翻译实践上,我国学者王宁结合西方阐释学、雅各布森翻译的三个方面以及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图像转折”,提出“跨文化语符/图像阐释（翻译）”。笔者以“跨文化语符/图像阐释（翻译）”为视角,对其英译实践提出一些看法和观点,试图为中国书法艺术英译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随着“汉语热”和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与交流的不断发展,中国书法文化在国际文化和艺术交流中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认同与喜爱。书法艺术已不再仅局限于中国文化语境之内,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识到中国书法艺术所具有的审美功能和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同时,为了使中国书法艺术在国际社会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更好地发展,提升中国书法文化软实力和书法国际话语权地位,避免在国际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分歧,需要提高翻译质量。在翻译的过程中,要采用合适的理论视角来指导翻译实践,翻译工作者既要积极主动地将中国书法艺术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和独特魅力表现出来,又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反应效果。因此,对中国书法艺术英译的研究不仅对促进中国书法文化海外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也对中国其他文化或艺术外译具有深远影响。

黄燕冰（Ng Yen Pin）^[6]（2015）在《吹花拾蕊-花神信仰与文学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中国民俗、宗教、文学中的“花神”为研究对象。第一章《花神源流与形象钩沉》,内容分两个部分,首先,论述神话传说中的花神形象,接着,谈民间传说的十二个月花神的由来与建构。第二章《岁时芳节赛花神——花朝节与节庆习俗》,阐述了历代花朝节的历史脉络,以及在花朝节中的各类习俗。第三章《祭祀但为春华秋实——新旧花神庙探究》,以地域分类,整理或查访了中国新旧花神庙,并探讨花神庙的兴起、繁盛到衰败的因素。第四章《小说世界花卉神异形象》,为古代小说中花神的形象进行归纳,以发掘“花神”形象的演变发展过程,并探索其在中国传统文学（以古代小说为例）中的意蕴。

张真^[7]（2015）在《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文中指出中国俗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传统。中国俗文学作为汉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形成一股热潮。不仅成为日本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还对江户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随着近代以来西学的不断传入,日本现代学术制度逐步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学学科早于中国本土在日本得以确立,中国俗文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追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俗文学学科史时,是不能忘记早稻田大学的初创之功的。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在坪内逍遥的主持下创设了第一个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纯文学科系,而开设中国俗文学相关课程的第一任讲师就是森槐南。森槐南在东京专门学校首开中国俗文学课程的影响无疑是很深远的,其在中国俗文学学科史上的意义需要重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仅就早稻田大学一校而言,由他所开创的传统也一直被保留并发扬光大。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俗文学学科初创之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也相继开设中国俗文学课程,建立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并由此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日本汉学史上的“东西两鼎”。由于两校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者各有其师承关系,其治学方法形成了颇具各自特色的流派,故往往冠以“学派”之称。本文第三章、第四章主要通过东京、京都两大学派的学术源流、师承谱系、学术竞争等方面,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展现两大学派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对狩野直喜、盐谷温、幸田露伴、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人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作了较为详细地探讨。在上述三所着名大学以外,近代日本尚有不少以高等学府为中心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阵地。随着对外扩张的逐渐推进,日本在以东亚为主的殖民地设立了两所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京城帝大在儿岛献吉郎、辛岛骁的主持下,台北帝大在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原田季清等人的主持下,都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除此以外,尚有不少私立大学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宫原民平为代表的拓殖大学和以奥野信太郎为代表的庆应义塾大学。近代学术转型时期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中,有不少问题并非由某一位学者在某一篇论文或某一部论着得以解决,而是数十年间众多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问题。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各个文体中都有这样的重要问题,第六章选取南戏、《水浒传》、敦煌俗文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史加以探讨。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不仅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学术的重要一环,即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它的发生、发展始终与国际学术相联系。第七章通过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学界的关系及以《红楼梦》研究为视角的近代东亚三国学术交流为典型个案,试图勾勒出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西方、日本、中国及中、日、韩等东亚三国间的学术联系与互动关系。

乔福锦^[8]（2013）在《《红楼梦新证》的学术范式意义——在中华书局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文中研究指明"为芹辛苦"一生的现代学术大家周汝昌先生,通过《红楼梦新证》一书,在新材料发现、新方法创造、新体系建立等方面为一门专学的发展进步做出举世瞩目之重要贡献,也为整个红学学科建构起一个赖以存在的知识论系统。《新证》所创造的超越考据、索隐与文艺评论三大派别的学术新范式,不只为红学研究开拓出继续探索的广阔学术天地,也为中华人文学术之现代重建及再度繁荣,留下独具个性风采的历史文本依据。

王丽耘^[9]（2012）在《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文中认为一部英国汉学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英交流史。汉学家在其间承担的是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媒介角色,是比较文学与汉学领域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尤其,二战后英国专业汉学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专业汉学家,是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群体。从译介为主到译研并重,是20世纪汉学研究的基本走向,而专业汉学家的出现使得译研工作走上更加专业化与学术化的道路。他们阐释中国文学文化比前辈学者更为理性与精准,他们传播中国文学文化也比前辈学人更为全面与接近源文化的真实状态。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接受了专业的汉学训练,整个汉学生涯正好活跃在英国的专业汉学时代,是英国第一批专业汉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从交流的角度综合梳理与评述其一生主要的三大汉学活动——汉学教学、汉学研究与汉学翻译,不仅有利于霍克思汉学面貌的清晰呈现,也裨益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以及透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这一交流语境中的霍克思个案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暂付阙如。论文借鉴历史分析、“推源溯流”及整合描述等传统中西学术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西方新史学理论、接受传播学理论、文本发生学理论、文本细读理论、跨文化研究理论、文化诗学及文化传递中的误读、误释理论等汉学领域、翻译领域、社会历史领域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结合语料库分析,从中英文学交流的角度契入对霍克思一生三大主要汉学活动进行全景扫描,准确定位其在英国汉学史上的地位,清晰勾勒其汉学活动促进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发展的脉络。论文在汉学史大背景下,首先梳理霍克思六十余年的汉学生涯并界定其在英国汉学史中的地位：英国专业汉学的奠基人与中坚力量。其次通过阅读与分析霍克思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书评、译着及其为友人所作序文或前言等一手文献,笔者整理出指导霍克思一生汉学活动的主要汉学观点。霍克思摆脱了英国传统汉学与宗教、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提倡汉学以文学为内容,主张学习汉学旨在体验人类世界遗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了望“亚洲尽头的另一个欧洲”。霍克思就任牛津汉学讲座教授及汉学科主任后对牛津汉学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立了牛津的专业汉学时代,培养与储备了一批后继的专业汉学人才,他们是英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的生力军。霍克思的汉学研究坚持人文主义原则,广涉《楚辞》、汉赋、杜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现代文学等领域；研究路径上与前辈学者相比也有较大转向,由传统的史迹考察走向比较思想视野下阐释学术文献的意义。在深厚的汉学修养之上,他对中国文学作品所作的意义解读与文化阐释趋于理性与精准,这有助于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而霍克思的汉学翻译更是其汉学活动中的重中之重。他的译文精准、译笔流畅,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楚辞》、杜诗、《红楼梦》、《蟠桃会》和《洞庭湖柳毅传书》等相继远游西方,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论文逐一解读霍克思中国文学作品的几大代表性译本,通过细读透视译者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拳拳之枕；并借助译本海外接受情况的一手文献探究译本的西方地位,以明确其在中英文学交流中的作用并总结其中的翻译启示；同时对于译本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翻译进行归类分析。霍克思的专业汉学家身份,虽然使其译文免于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干扰,但仍无法保证他能够完全准确无误地解读中国文学文化。这些语言、文化或美学意味上的误读、误释及误译是中西文学文化互识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也是可以不断完善之处,翻译批评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有关霍译文问题翻译的讨论既裨益于后人的翻译实践,也为霍克思汉学译本的再版修缮提供了警戒与参考。

苏倩^[10]（2011）在《胡适与俞平伯红学研究之比较》文中指出《红楼梦》大致写于清代乾隆中叶,被誉为我国“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顶峰之作。红学研究源远流长,流派众多。其中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是其中一个重要派别,他们抨击索隐派猜谜附会式的方法和观点,提出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划定了考证范围,建立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范式,在红学史上影响深远。新红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考证派两大领军人物胡适与俞平伯的研究方法及成果较为全面而详细的比较,一方面探索考证派红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总结出在学术研究中不断传承、借鉴、反思、超越的重要性。这对于红学研究的健康推进、进一步发展无疑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主体比较共分五部分。一是胡适与俞平伯红学研究方法的比较。胡适与俞平伯的研究方法同属于考据范围,大方向是一样的。但是,两人的具体方法有差异,故研究各有所侧重。胡适以历史材料入手进行考证,属于科学严谨的历史考据范畴。俞平伯的研究更多从文本着手寻找内证,带有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的性质。其研究方法显现出考证派与小说批评派合流的趋向。二是胡适与俞平伯关于《红楼梦》作者及其家世的比较研究。胡适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确立了曹雪芹对《红楼梦》的着作权,并考证了曹雪芹的家世,这是他对红学史的一大贡献。俞平伯主要沿袭胡适的观点,同时,他又结合作品本身,从文本“内证”入手,进一步确证了胡适的观点。两人相互影响,使得曹雪芹及其家世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并成为后世的一门显学。三是胡适与俞平伯关于“自叙传”观点的异同。胡适首次提出“自叙传”观点,并且一生倡导、坚持自叙说。俞平伯对于自叙说的态度从一开始的追随到后来不断反思修正,直至最后完全摒弃,体现了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在红学研究上的一大超越。四是胡适与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版本的比较。胡适创立了《红楼梦》的版本学,尤其是对甲戌本的发现和介绍贡献很大。虽然在版本研究上胡适有一些观点不正确,有些结论定性不是很严密,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功大于过的。俞平伯的版本研究涉及到了胡适不曾深入考证过的本子,拓展了《红楼梦》版本研究的范围,这是俞平伯对胡适的超越,也是对《红楼梦》版本研究的贡献。五是胡适与俞平伯对后四十回续书的比较。胡适对后四十回续书作了初步考证,确定《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不是一人所作,并且通过考证确定高鹗是续书的作者。俞平伯在胡适的基础上对续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二、曹雪芹生卒年推定之新方法——从脂批入手直接推定曹雪芹的生卒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曹雪芹生卒年推定之新方法——从脂批入手直接推定曹雪芹的生卒年（论文提纲范文）

（1）建国三十年《史记》文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2）唐诗对越南李陈汉诗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北京俗文艺演变与旗人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浓淡相宜，译在笔先 ——阐释学视域下的中国书法艺术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吹花拾蕊-花神信仰与文学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9）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胡适与俞平伯红学研究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四、曹雪芹生卒年推定之新方法——从脂批入手直接推定曹雪芹的生卒年（论文参考文献）

• [1]建国三十年《史记》文学研究史论[D]. 包智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2]唐诗对越南李陈汉诗的影响研究[D]. 阮福心（NGUYEN PHUOC TAM）.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3]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4]清代北京俗文艺演变与旗人社会研究[D]. 刘尧晔.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7(02)
• [5]浓淡相宜，译在笔先 ——阐释学视域下的中国书法艺术英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大学, 2017(07)
• [6]吹花拾蕊-花神信仰与文学形象研究[D]. 黄燕冰（Ng Yen Pin）. 南京大学, 2015(06)
• [7]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D]. 张真. 南京大学, 2015(01)
• [8]《红楼梦新证》的学术范式意义——在中华书局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J]. 乔福锦.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6)
• [9]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D]. 王丽耘. 福建师范大学, 2012(01)
• [10]胡适与俞平伯红学研究之比较[D]. 苏倩. 新疆师范大学, 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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