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土地上体验民主》记录了民主的故事

一、《亲历红土地上的民主》记录民主故事（论文文献综述）

顾佳赟^[1]（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张沁园^[2]（2021）在《当代西班牙文学中的内战记忆书写与构建（1996-2008）》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二十世纪西班牙乃至欧洲最具有影响力的两大历史事件,西班牙内战（1936-1939）及战后佛朗哥独裁（1939-1975）成为当代西班牙政治、社会、文化裂变与重塑的源动力。如何再现西班牙社会演变进程中的内战记忆一直是战后西班牙文学创作的关注焦点,其关注度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在战后西班牙社会内战记忆话语的曲折发展及其代际更替的共同作用下,内战记忆的文学演示呈现了从沉默到爆发、从言说个体记忆到重构集体记忆、进而至反思文化记忆的发展脉络。这一过程始终印刻着记忆主体的身份认同、记忆认知观以及价值观的演变。然而,目前国内外研究多聚焦于西班牙内战书写的某单一主题,研究范式呈现一定局限性,尚缺乏对内战书写发展的历时性全貌研究,也鲜有从记忆书写与身份认同及其价值功能维度对内战文学创作进行的深入研究。本论文以创作主体的代际差异及内战记忆社会话语的特殊发展轨迹为现实语境,历时性地概述内战记忆书写的嬗变历程并总结西班牙文学创作的时代特点。研究以记忆的文学演示模式为切入点,建立内战记忆书写模式类型,聚焦内战文学爆炸时期的文学作品,剖析其中记忆书写的身份认同以及文学记忆的价值取向,以期丰富记忆理论视阈下的文学研究,从而为今后西班牙文学及西班牙内战记忆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本论文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三大部分。首先,作为第一部分,绪论简要介绍了西班牙内战文学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概括并评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提出拟解决的研究问题。此部分结合问题对记忆理论、记忆与身份认同以及文学记忆的功能与价值进行梳理,相关梳理与论述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论文主体主要由四个章节构成。第一章在全局视域下概述了西班牙内战小说的发展进程及其历时性嬗变,从内战记忆话语演变以及创作主体双重视角总结内战小说创作的时代特征,探讨其在记忆演示模式与主题呈现上的共性特点,为后续章节中的文本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章侧重分析再现书写模式下记忆微光的发现与传承。记忆再现书写主要关注游离于集体记忆框架外的记忆,其目的在于发现并传承始终被宏大历史叙事遮蔽的鲜活个体或群体生命经历,挖掘记忆中人性与情感的光芒以抵抗历史黑洞。本章节通过分析《木匠的铅笔》和《沉睡的声音》,重点阐明内战个体经历中自我同一性的坚守以及自我与群体身份认同的实现历程,探讨记忆再现书写的文化底蕴与社会价值,从而突出了特殊记忆载体对记忆微光传承的重要意义。第三章重点研究记忆重构所实现的身份认同及记忆的现时思考。受到代际交替影响,探寻与重构成为有关内战记忆的主要认知模式。记忆的重构书写不是记忆的重现,而是探寻记忆主体根据自我的内战历史认知以当下视角对过去记忆的解读与阐释,继而赋予记忆现实意义,这是记忆重构书写的先决条件。本章聚焦作品《萨拉米斯的士兵》和《冰冷的心》中的“探寻-重构”框架,重点分析这一书写模式呈现的多文体杂糅特点,探索记忆重构进程中身份认同的特殊内涵,突出重构书写双时空交互背景下记忆现时化思考对内战记忆构建的作用。第四章探究记忆书写的美学创新实践对西班牙内战书写和记忆文化现状的反思与批判,分析了其价值所在。记忆解构书写尝试突破传统记忆书写范式,采用元小说结构形成叙事与评论互动的模式,将焦点从记忆文学创作转移到审视记忆产生与意义生成过程,并运用互文性写作手法解构传统叙事权威。本章节通过作品《无望的昨日》和《又一部该死的内战小说!》探讨记忆解构书写的特点,阐明作品通过运用反叙事、拼贴、戏仿等后现AI写作作手法,在历史与文学互文过程中凸显了记忆书写的虚构性,继而反思、批判当今西班牙内战记忆文化发展现状及意义。最后是本文的结语,此部分基于西班牙内战记忆书写嬗变发展的历时性概括,得出以下结论:作为内战记忆的重要媒介,西班牙内战记忆书写始终印刻着创作主体在内战认知观上的代际差异以及内战记忆话语的曲折演变历程。聚焦世纪交替之际内战文学爆炸背景下的记忆书写,本研究认为:在三种记忆书写模式视域下,西班牙内战小说在身份认同、记忆书写功能以及内战记忆认知方面实现了跨越与发展。在此过程中,内战经历了从历史事件到文学事件,进而跃升至文化事件三个阶段。针对这个历程的西班牙内战书写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内战记忆对西班牙社会文化、思想意识以及价值观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相关研究对今后西班牙文学及西班牙内战记忆研究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朱美姝^[3]（2021）在《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苏联解体以来,西方世界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美国自认为赢得“冷战”,从此可以独霸世界,然而,也就是不到三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阔步前进,美国反而陷入了政治分裂和经济混乱,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问题日益凸显。笔者恰在特朗普执政四年期间的两年在美国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亲身体会到美国式民主制度日薄西山,以土地开拓为原动力的美式经济走向尽头,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在此时刻,我们研究美国当年的西部边疆开拓个案,就会发现美国兴盛发展的历史时机和动力,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美国开疆拓土的资源枯竭,移民动力消退,最终会导致以个人主义和利润为核心的西方民主失去生产方式的支撑。这些历史经验和制度问题对世界各国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域外经验。笔者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期间,十分有幸搜集到了理查德·查尔斯·里奇菲尔德家族的档案、日记和信件,通过对现今依然居住在俄勒冈大学所在地——尤金的里奇菲尔德家族后人的访谈,我发现这个家族史非常典型记录了从踏上这片新土地到美国独立、从西进运动到世界大战、从战后美国的崛起到今天的三个主要历史过程,理查德·里奇菲尔德的三支祖先,因为不同的原因踏上这片大陆,后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移民俄勒冈。真正的历史是无数个人的生命史,正是在所有人的具体行动中,逐渐产生了历史的必然性。家族史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从个人生命史的角度去观摩这场巨大的历史盛宴,而里奇菲尔德家族史的独特性就在于他们自觉地保留并留传下来每一个时代主要家族成员的个体经历,通过采访、收集、记录这些个体经历,我们向中国读者展示出美国西部移民前后直到今天,这个移民家族在美国的生活:包括独立战争期间他们对旧世界的厌恶和对新世界的渴望,而他的后代,又站在另一个起点,视父辈建造的世界为反抗的对象。这一过程将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第一章主要介绍我的田野对象,通过对俄勒冈尤金地区的了解,就能更准确地了解里奇菲尔德本人以及他的故事,了解这个家族在美国西部移民历史中的典型意义和特殊位置。第二章主要依照历史先后顺序,记录并探讨了里奇菲尔德家族最早移民美国的先祖,提出他们原来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特征对来到美国的影响。第三章主要展示里奇菲尔德家族移民美国后,白人在开拓殖民地,掠夺印地安人土地方面的历史细节,这些田野材料再现了美国社会制度建立初始阶段土地问题和种族问题的关系。第四章展示了里奇菲尔德家族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经历的具体活动,这段历史的意义就在于经过美国独立战争,里奇菲尔德的先辈决定“西进”。第五章和第六章记录了里奇菲尔德家族移民西部的具体过程,记录了当事人的后代如何看待父辈们历尽艰辛,逐步获得土地并赢得社会地位的过程。第七章是在通过以上田野调查和文献回顾后,我们深入研究里奇菲尔德家族史的意义和问题,而这主要是通过对里奇菲尔德本人进行访谈研究来完成的。笔者经过连续两年对里奇菲尔德本人的访谈和连续三年对其家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完成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的。从这个家族史中可以看出,每一个成员既是参与者,又是敬畏的观众。如果童年和青春期的经历植根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那么每一代人的青春期矛盾既相似又不同,历史运动是每一代人的集体创造。对于失去自己土地、仪式和传统起源的移民国家来说,回溯家庭的历史具有文化认同的意义。1840年以后,有陆陆续续的东部和中部移民迁往俄勒冈州,他们起先是骑马和马车,然后通了铁路、水运。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就包括里奇菲尔德的先辈们,这也是美国疆域一步一步西进的过程。在这一时期,俄勒冈对于美国来说是西部边疆,具有外来文明和土着文明交界的边疆特征,西进过程也是美国人真正形成的过程,在对土地的掠夺中,诞生了美国式的民主社会。笔者观察美国西部边疆开拓史的主要视角是土地。从印第安人手中获得土地的不正义性,到为了独立从英国人手中夺取土地的正义性;大到争夺土地的战争,小到土地的投机与兼并,可以说,美国的历史就是土地发展的历史。土地不仅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矛盾的转移。当最后一块边疆被占据以后,土地开拓之路关闭了,国内的矛盾不能再依靠新的土地来转移。特朗普当选总统,反映了美国民主派和共和派前所未有的分歧,国内的宗教矛盾、移民矛盾、贫富差距、性别矛盾一并爆发,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美国土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而不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美国移民开拓土地到哪里,那里就是美国的边界。来到新大陆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土地买卖开始的,他们跳过了旧大陆将土地和民族、土地和文化联系起来的阶段。因此,美国土地的问题深深隐藏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新教思想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美国土地价值观和企业家文化,认为土地真正唯一的价值,是可以买卖并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商品。土地成为投机的目标。当然,积累财富的道路之所以畅通无阻,是因为他们有一块富饶的大陆。但是,随着西部边疆开拓时代的结束,西部再也没有更多的自由土地,对自由土地的无止境追求导致资本和领土扩张,对自由经济的无止境追求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

姜文莉^[4]（2021）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一直以追求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先锋派作家”的姿态存在于日本文学界。他扎根于东亚版图边缘的家乡,在作品中融合了西方的异质文化,逐渐形成了表现人类普遍性主题的独特文体。曾翻译包括大江获诺奖的《个人的体验》等多部作品的美国译者约翰·纳森（John Nathan）称其为“日本最后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作品在创作主题和叙事技巧方面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福克纳、叶芝、R.S.托马斯、艾略特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作品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彷徨与痛苦,关注现代人尤其是日本战后青年一代心灵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现代意识。而美国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福克纳一直是包括大江健三郎、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等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大江健三郎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而且他走向创作高峰的契机之一正是从1966年春开始为创作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本论文为大江文学研究提供了以福克纳文学为比较对象的参照系。以文本细读、平行研究为主的方法,以跨文化的视角,对这两位既不同时代,也不同地域,分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诺奖作家的作品群进行全景式的比较研究,探究他们在创作思想渊源与历程、创作主题、叙事技巧与文体特征等方面的契合与差异,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和分辨大江文学创作中所包含的西方文学元素,进一步解析大江创作与西方现代文学的互文关系,以期在动态视野之中考察其文学文本的构建过程。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较为详实的梳理,特别加强了对日本的大江研究、美国的大江研究、中国的大江研究现状的综述,分析并探寻现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与本选题相关的尚待开拓的研究空间。论文正文由四章组成,分别从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创作主题、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互文性文体特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第一章以传记研究的方式梳理和比较了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阅读两位作家的传记与作品群不难发现,他们创作的思想渊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怀乡情节浓重的乡土作家。福克纳基于家乡密西西比北部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地理环境,构筑了其15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位于美国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和它的县城杰弗森镇。而大江健三郎则在作品中回归故乡日本四国的森林峡谷村庄,将故乡作为灵魂的救赎、回归与再生之所。在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源自怀乡想象的文学创作中,除了汲取地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透射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表达了他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对异域的感受和跨文化体验,体现出两位诺奖作家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恢弘视野。两位作家都将个人的地域性、历史性的独特创作资源与异域的个人生命体验及对国家乃至人类的时代困境的体察相融合,创作出洞察人性、救赎人类心灵的经典作品。第二章通过比较这两位作家创作中所共通的的三个现代性主题——身份主题、女性创伤主题与反战主题,探寻他们各自作品中揭示人性的善恶本质与自我灵魂救赎的途径。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救赎思想和女性人物塑造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克纳文学的影响,这成为二者可比性的基石。而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都是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作家,在他们殊途同归的主题书写中,无不透射出人类所共有的矛盾、痛苦、焦虑与挣扎等复杂情感倾向,构建出心灵异化的现代人的内心冲突与精神图景。第三章探讨大江健三郎的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源泉,以及与他所喜爱并系统阅读过的福克纳作品中所共有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时间的多样化运用。福克纳和大江既是各自民族地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现代主义创作技法的实验家,形成了与本民族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独特文体,以他们的现代主义文学想象力,为读者呈现出战后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图景,并且从中折射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倾向与心理特征,体现出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的“非理性意识”。本论文通过比较他们所采用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意识流叙事手法的共性与差异,挖掘出其中的道德伦理意义。随着两位作家对作品中主人公意识与心理描摹的多样化与不断深入,他们对叙事时间的运用也体现出了非凡的现代主义想象力。通过“闪回”来追述挥之不去的家族与历史记忆,并凸显出时代特征;通过“时光交错”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作品产生“时空变异”,并成为关于“记忆”和“启示”的经典之作。第四章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比较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他们的互文性创作既有对自我作品的指涉,也有对他者文学经典的记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在自我指涉的互文性创作中,都通过家宅空间意象的构建、蛛网式作品群内人物的穿梭与再现,以及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使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文学传统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都在与他者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获得灵感,创作出力图救赎人类灵魂的作品:在与宗教文学经典《圣经》的互文中,折射出他们对人类的拯救意识;在与詹姆斯·弗雷泽《金枝》的互文中,凸显出他们各自文化语境下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意蕴;在与西方现代诗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透射他们各自的文学记忆与时代精神。两位诺奖作家的作品有着共通的精神内核,宣扬人性中正直与善良的本质,关注人内心的冲突,呼吁全人类的爱与良知,倡导人类拥有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灵魂,承担起道义和责任,寻找人类美好而安宁的精神家园。这也是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共通的、最为突出的精神财富。

张锋^[5]（2021）在《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基本理论研究》文中提出

刘言武^[6]（2020）在《一战华工史研究的拓展：纪录片资料的挖掘和应用》文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百余年,这场战争虽然主要发生在欧洲,但却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华工作为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力军,帮助协约国集团取得“文明之战”的胜利。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的沙俄政府也招募了约20万一战华工。在这场战争中,数量众多的一战华工代表中国,用特殊的方式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学界对一战华工的贡献和影响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一战华工这段历史的影像资料的运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并且在向民众传播和宣传华工历史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缺陷。本文以相关的华工纪录片和当时一战时期留下的影像资料为基础,结合历史学、传媒学的理论研究方法,阐述纪录片解读华工历史的优势,并总结纪录片的历史叙事形式和历史社会功能,为解读历史提供更好的借鉴和经验。论文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指出华工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梳理国内外学界对华工问题已有的研究,发现其中有待提升的研究空间和论述,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与结构。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纪录片对历史真实的建构。本章通过历史纪录片对历史真实的构建、历史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以及一战华工纪录片的发展,来阐明为什么通过纪录片来研究一战华工史。历史文献纪录片是一种历史认知型叙事,其中既包含对客观史实、史料的成效,也包含对历史的认知——即阐明观点。本章通过介绍华工纪录片的资料,来阐述一战华工的历史纪录片如何用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表达形式记录历史事件、书写历史进程,找到历史观念与历史纪录片创作理念的共通之处。华工纪录片同时也代表着纪录片制作人和其所在的国家对历史的政治立场、对社会发展的认知与看法。目前的学者研究中大多使用官方文件、政府资料、统计数据等一般性档案,但该问题的研究对象是华工这一特殊群体,是活生生的、具有主体意识和感情色彩的“人”,共情能力十分重要,应该更多要重视口述史料、私人日记、影音视频的史料价值。影像传播的优势在于其叙事性和表现手法更大众化,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段不同于传统的文献史、档案史,它大大降低了历史叙事的门槛。对华工史进行普及和研究方面,现代传媒手段体现出巨大的优势。通过充分利用音像资料等多种形式让一战华工问题可以更加深入人心,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第二章是纪录片中华工的生活经历。本章将结合历史学视角与社会学方法,研究主要国家（英、法、俄）的招募方式、一战华工作为外来群体与当地社会的互动等问题,其中既包括协约国集团对一战华工的管理和监督,也包括一战华工对当局政策的反应,以更微观的角度分析一战华工的处境、一战华工与当地社会的互相认知。第三章剖析了纪录片视角下的华工问题阐释。本章将利用纪录片中对一战华工形象的描述,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历史学视角和传媒学的方法,对一战华工作为外来群体与当地社会的互动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协约国各国对一战华工的态度,特别是各国对于中国劳工的“标签化”认知,以及一战华工对当局政策的反应。这些研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以及一战华工身上所包含的多元文化属性——既有东方人的传统特质,也有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为研究20世纪初海外华人社会形态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素材。第四章分析了华工在接受教育后的改变以及民族觉醒。华工所受的教育给这个特殊的群体带来了本质上的改变,也对他们日后回到中国,推动社会改革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为中国第一批勤工俭学的学生奠定了基础。一战华工军团成为跨文化交流的载体,正是受他们的影响法国才制定了对华友好的移民政策,也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未来中国的领袖到法国学习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战华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地卷入到这场欧洲列强间的战争,但在客观上接受了一场民族主义、民主观念与阶级斗争思想的洗礼,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先锋。一战华工群体在海外成为进步思想的试验场,为国内的思想运动与革命运动提供了间接经验,其中多人也成为革命的参与者。第五章探讨了华工纪录片的价值与功能。纪录片作为一种新型的解读历史的形式,不但是历史的解读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作为纪录片的制作者,他们将文献历史转述成鲜活的历史影像,为观众提供了一种阅读历史的新的形式,是历史记忆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传播者。通过华工纪录片解读历史的实例分析纪录片的历史叙事特点和历史社会功能。通过分析一战华工纪录片的影像叙事,我们发现,它以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为切入点,以现代历史学家的视角,对华工对一战和中国的影响进行重新解读。同时华工纪录片运用的一战时期拍摄的影像资料来佐证历史,把战争的亲历者与历史相结合,为观众提供可靠的心态史内容。用华工的回忆录和他们后代的采访来作为研究资料,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引起共鸣。第三部分为结论。纪录片作为“记忆消费”极具影响力的形式之一,为人们解读历史提供了一种影像传播的思路。华工纪录片重组影像史料、建构历史叙事的媒介尝试,以传媒记忆的方式让人们更加了解一战华工的历史。同时,华工纪录片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尘封的历史记忆,强调普通民众对历史的作用,实现了提升国家荣誉感、民族凝聚力的传播效果。

田诗洋^[7]（2020）在《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文中研究指明在漫长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历程中,战争始终是文学书写、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虽然文化理念的迥异影响着文学创作的差异化发展,但战争叙事都是其文学创造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近些年来,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我们发现,在欧美华文文学书写中,战争叙事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既有对发生于中国本土的战事的记述,也有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地区战场的刻画,欧美华文作家群关注发生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域的不同性质的战争,也往往在书写中流露出不同的情感态度与认知方式。概略的看欧美华文文学创作中的“战争”书写涵盖了三个层面:一是作为叙事对象的战争,即在作品中正面表现战争的经过、战场的惨烈,将战火中的人的斗争与挣扎作为文本叙事的对象,将战争置于凝聚文本叙事线索的中心位置,从而明确“战争”即为小说的主题与叙事主体;二是作为叙事背景的战争,将战争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战争在故事中时隐时现,为作品营造特定的时代条件与地域条件,促使典型事件的发生,这里所谓的“背景”并不是游离于叙事主旨的,而恰恰是存在于特定时期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外部环境;三是作为通向叙事主题通道的战争,选择战争作为叙事通道从而表达人与历史的冲突、战争中个体生存与群体选择的冲突等主题。梳理近些年来学界关于海外华文文学中战争书写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虽然相关讨论已有一定数量的积累,但大多数研究仍是侧重整体作家作品的解读,仍缺少以“战争”为基点、观察欧美华文小说整体创作,并总结欧美华文文学对“战争”的思考成果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本论文以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为研究重点,在剖析相关作品创作特点的基础上,尝试深入挖掘隐含在文字背后更丰富、复杂的内涵。多层次的“战争”定位并不是将战争书写进行泛化,而是在相关叙事文本中以“战争”这一线索,串联出欧美华文文学创作中的一条主题流向,聚焦于紧密围绕同一主题而衍生的话语场域,以此观照欧美华文作家同中有异、与时俱进的战争观念、审美取向与小说文本的批判性。论文第一章与第二章重点探讨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的历史叙事,分别聚焦发生于中国境内和海外战场的战争书写。海外华文作家的战争叙事中既有源于中国文化的政治取向和民族认同作为创作底色,也以丰厚的文学传统为积淀,在关注人类整体命运的大格局中形成生命意识和历史反思。具体的看欧美华文作家群对中国境内战事的关注较多集中于抗日战争,历史上欧美华侨在海外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对祖国抗战进行声援和经济支持,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体现了华人的民族国家情怀,并呈现在延续至今的文学创作中,同时海外作家的抗战题材作品也反映着对国内抗战文学传统的继承和革新。当代欧美华文作家往往选择站在历史之外对经历着战争的人和事进行回忆和想象,在多元文化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对话中向人性、生命、族群、种族、身份等方向进行书写,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视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面貌。论文第三章剖析欧美华文文学战争叙事中的离散境遇与身份认同,在战争故事中重新审视欧美华文文学研究的经典母题“离散”与“身份”问题。战争造成的极端离散境遇让书写者对身份的思考走向多元,与族裔意识、在地化、性别书写等主题相继迸发出新的火花,突出显现为身份的认同与偏移。战争中人的“错位”使得身份辨析更加扑朔迷离,既包括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异国进行身份追寻,也包括其他族裔由于侵略、避难等原因寄居在中国领土,甚至是主动与被动选择下的个体身份调换现象。战争同时又是一次对“民族同一性”的强化,在欧美华文作家创作中,“中国”不仅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客观存在,更是文化意义上的诗性家园和身份象征符号的总和。作家们借助于现代性、后现代性视野下身体的叙事功能,和战争语境下混血儿身份的原罪化书写,将置身跨文化背景中的生命体验进行了艺术化的呈现和思考。第四章侧重探讨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中的战争伦理问题。对于战争伦理的思考可以溯源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兵家思想、儒道学说,又与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宗教思想和历史意识等相关。此外由战争过渡到和平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战时文化规范与启蒙文化规范相碰撞而引发的问题等,也均成为海外华文作家探讨战争伦理问题时的文化立足点。本文尝试从上述问题出发,进一步探讨海外作家创作中,在群体解放与个体解放的叙事冲突中观察个体命运,兼容暴力审美与反战思想等内涵中表达的观念。第五章考查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的叙事策略,提炼共性化、典型化、特色化的叙事方式。欧美华文作家用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调和,平衡着真实与的虚构关系;用主动暴露作者意识的写作手法,借战争叙事传递和平年代的省思;在多重视角叙事与视角更迭中,使不同视角的持有者在故事中相互关联,形成一种对立式的补充;以悬疑元素发酵戏剧张力,完成氛围渲染和结构设计;用幽默介入苦难从而把控叙事的悲剧感,让叙事节奏更有节制、张弛有度地循序渐进。这些因素增强了作家创作的可读性和技巧的实验性,分析其叙事特点,由呼吁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作品的内涵。整体来看,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在题材选择思想意识和国际视野等方面,补充并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写作格局,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展现出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杜未未^[8]（2020）在《空间的文学建构与文化阐释 ——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研究》文中提出海外华文文学因创作者经历和书写对象与生俱来的跨域属性,与空间视角有着极强的适配性,受“空间转向”思潮与国内文艺研究理论热点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以空间视野介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北美华文文学作为海外华文创作版图中活跃且高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近代华工书写发展至当代新移民写作,创作实践始终与空间位移带来的意义表征相关联,但相关研究大多停留于对作家、作品的微观解读,缺少系统化、全局性的体系建构与理论梳理。因此需要借鉴空间理论与空间批评路径,对创作文本进行文本细读,结合史实史料,综合观照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在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的特质与互动,整体关注近代以来文本空间中典型空间意象的更迭,以及空间表征模式的流变,挖掘北美华文文学以空间维度对各时代话语、社会场域做出的文学回应。国内外丰富多元的空间理论资源在拓展思维路径的同时,也容易形成新的结构性制约,面对广袤的理论来源我们既需保持开放的视野广度积极吸纳,也要时刻保持警惕,避免对理论过度依赖而造成文本阐释的偏移。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研究的建构基点,仍应是立足于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融合。故而在绪论部分,从国外20世纪中后期人文社会思想领域的“空间转向”、文学研究中的空间理论方面综合梳理理论成果,关注国内对空间理论的译介、再阐发与文学批评领域的化用现状,在理论观点不断解构、碰撞、融合的过程中,结合北美华文文学创作实况选择用“乌托邦/异托邦/恶托邦”角度进行空间书写类型的结构性呈现,一方面突破现有空间理论模型的思维制约,一方面从北美华文文学以现实主义叙事型创作为主的实用精神中,提纯出典型空间感知与构建意图,作为进一步观照文学生产所表达的空间关系、精神变迁的重要端口。第一章从北美华文文学作家在空间书写中寄予的“乌托邦愿景”出发,探讨诗性空间定位的“立”与“破”。西方乌托邦概念的空间性与中国原生的桃源式空间发生交叠,并在现代性审美、寓言化言说、以历史僭越现实等创作技艺的加持下,创造出不同时代人类精神冲动的空间想象。不仅早期华工书写中的乌托邦建构,体现出现实层面的生存空间逐利需求与话语层面的异域想象,北美华文文学中也出现过以对异国乡土建立怀旧式乌托邦的方法,在书写家族与寻根故事中铺展代际冲突间的理想化社会诉求,同时新移民创作从全球性反殖民话语体系出发,对革命理想进行乌托邦空间化呈现。此外也有作家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乌托邦路径,即用私人化的存在空间、割裂于历史的寓言式空间等游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封闭性场域,抗衡历史与社会的空间收编。第二章借鉴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分析空间书写对现实空间再建构的文化意义。异托邦视角不仅代表文学研究范式从历史视角向空间视角转变,更督促着文学批评对知识型的建构、文学秩序的形成、空间并置的认知变奏等进程化问题加以关注。从早期移民经历与留学生叙事中的离散空间来看,唐人街空间由最初被迫他者化的族裔聚落,演变为主动他者化的景观性空间符码,地下室意象则日趋超越离散叙事中的边缘空间定位,见证、演绎着移民群体性地位的提升;从游离于当下的异质空间来看,博物馆、纪念馆、墓地等带有时间超越性的异托邦形态,与危机异托邦所呈现的庇护、排他与悖反属性,在不同层面上展现着异托邦的独特话语模式;从内向审视的心理空间来看,心理诊所、抽屉等空间意象,也具有审视自我救赎、时代省思,考察秩序与隐私感知等价值指向。第三章由恶托邦入手观察极端场景下人的异化与人性省思,北美华文文学发展过程受到近现代时期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殖民、文化压榨,与西方20世纪经济、战争危机两种恶托邦空间感受的共同影响,展现出更为暴虐复杂的空间属性。早期华人移民遭遇“排华”事件的险恶生存处境、战争时期的罪恶城市镜像、恐怖事件阴影下的当代都市空间,以及因愚昧、贫穷、灾难等原因形成的极端封闭场景中的伦理孤岛,在展现群体苦难屈辱、无畏挣扎的过程中体现出人性与天性的博弈与沉沦。第四章聚焦于北美华文文学对空间关系的呈现。作为对空间书写类型及其转型的归纳与演绎的补充,空间的流通、割裂、争夺乃至无序,展现着科技跃迁带来的世界性空间碰撞,与空间激变对国际关系提出的新思考:如何定位空间流通与全球化体系建构中的地方性存在,如何正视社会发展节奏差异导致的空间割裂与认知错位,如何解读人类社会中多种形态的空间争夺行为,这些均是跨域书写需要加以深度思考的即时性问题。第五章集中剖解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的叙事策略,思考表达层面的空间叙事和内容层面的空间表征,如何通过叙事艺术实现共融。综合选择北美华文文学创作中特色较为突出、使用频率较高,且围绕空间元素展开的空间叙事手段,鉴于创作现状与研究视野,在对群体性创作策略的整合和对个体书写经验的凝视下,主要从空间并置主导下的复线结构、以典型空间为原点的桔瓣式结构,以及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的时空嵌套三方面入手。最后总结北美华文文学空间想象流变中的精神史变迁与创作转型,在书写范畴从“区域”到“全球”的转向中,去边界化的地志空间书写与世界化文化症候相互表征;身份感知从“缺失”与“追寻”,到形成多元复合的文化认同,隐形身份认同与日常空间审美化成为新移民作家群拓展书写主题的意识底色;职业叙事原型由“经济”过渡到“科技”,故事空间场域由纽约过渡到硅谷,表象转变的背后实则蕴藏着空间认知结构的跃迁与价值基点的当代重塑。

刘金^[9]（2020）在《金学铁抗日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朝鲜族作家、民族抗战斗士金学铁（本名洪性杰,1916-2001）,经历过抗日战争、朝鲜战争的洗礼,目睹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和冷战格局下的对立斗争,他是东亚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和平年代,他追忆往昔并以在场者的视角、纪实的描述,忠实地记录了这段惊心动魄的东亚近代史。金学铁以抗日战争为主题创作的小说、散文和传记文学作品,是建立在其亲身抗战体验基础上的记忆书写,实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高度耦合,还原了朝鲜革命者探索民族解放道路的艰辛过程,描绘了中韩革命者联合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壮丽史实,被反复描写的朝鲜义勇队抗战叙事也成为金学铁抗日文学的独特印记。金学铁于1946年在韩国首尔登上文坛,1952年定居中国延边,一生坚持用朝鲜语进行文学创作,他的抗日文学书写在中国朝鲜族文坛和韩国文坛上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这些文字填补了中国朝鲜族抗日文学的空白,也是韩国最早的游击队文学。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韩国的出版发行,引起了韩国学界对海外同胞文学和抗日文学的讨论和关注,为中韩文学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金学铁的抗日书写再现了朝鲜革命青年的抗战历程,而他个人及其所属的朝鲜义勇队的抗战活动也以纪录片的形式被搬上银幕,流亡海外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家的革命事迹继而被更多的韩国民众知悉。通过梳理金学铁在东亚的活动轨迹和文学创作经历,不难发现其坎坷的生命体验与其文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出生便带着“亡国奴”枷锁的金学铁,成长在殖民地社会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速了金学铁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以及反抗性人格特质的形成,坚定了他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决心。其次,在中国的抗战活动进一步鼓舞了少年金学铁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和信心,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也为其文学作品增添了高洁傲岸的精神色彩。另外,抗战时期的战地文艺创作也为其正式走上文学道路提供了实践经验。解放后,回到韩国的金学铁以残缺的身躯进行文艺创作,正式从一名抗战军人转变为小说家、作家。但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的对立斗争,让金学铁被迫从韩国逃离到朝鲜,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了整个青春的他,无法对自己的国民身份实现认同。最终,他再次来到中国,离散生活的苦闷只能借助抗日记忆的书写进行排解。而金学铁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幽默和诙谐的源头,即千锤百炼中淬炼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以及现实主义精神。金学铁的抗日文学作品主题鲜明、体裁多样,普遍呈现出自传体叙事特点,作者以自我言说的叙事方式流露出对身份的思索和追认。例如,抗战回忆录《抗战别曲》记录了朝鲜义勇队成员“金学武”、“文正一”、“康秉学”等人的革命经历,金学铁以旁观者和记录者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诸多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义勇队群像,是一部关于朝鲜义勇队的群体传记。而金学铁作为群像中的一员,对群体的肯定也的对自我的肯定,对他人的描写从侧面对自我形象进行弥补,也可以看作是“他传化的自传”。自传《最后的分队长》则是金学铁对自己人生历程的总结性回顾,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完整的展示了一个殖民地少年成长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再到无产阶级作家的自我成长历程。自传体长篇小说《激情时代》以金学铁的成长经历为蓝本,是历史真实和文学想象的结合,通过对镜像自我“徐船长”的描写,重新审视和反思自我。同时,小说浓郁的民族色彩,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民族情感。从自传到自传体小说不仅丰富了自我形象,也表现出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精神需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曾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当离散成为生活常态之后,金学铁思念故土的苦闷也只能在文字中得以消解。金学铁抗日文学作品在内容、主题、情节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主题互涉,其文学叙事也与其他历史文本也呈现出广义的互文关系。具体来说,在金学铁的抗日文学作品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散文之间以及不同文体的作品之间,通过作者的“自我改写”、“自我引用”等方式,实现了文本的交织和相互印证,产生了文本的互动和交叉,即,“内互文”关系。金学铁频繁引用自己之前发表过的作品,这种自我引用和重复并非自我抄袭,而是以自省的方式重新审视自己的前文本,从而进一步强调在海外进行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艰苦奋斗历程,以期引起东亚各国的更多关注。另一方面,金学铁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作家,记录历史、传递真相永远是他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的小说与同时代其他文本乃至与社会历史文化这个大文本之间也存在主题互涉,即“外互文”关系。小说的文学叙事与新闻报道的历史叙事在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互相回应,交织出文学化的历史现场。总之,“互文性”叙事贯穿于金学铁抗日文学作品的始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是作者对历史和记忆的重新审视和书写,多种文体的综合运用也使结构上呈现和谐的形式美感。金学铁抗日文学书写是对来华抗战的朝鲜革命者抗战经历的历史记录,以独特的叙事视角、真实的叙事内容,在东亚抗日叙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和重大历史文献价值。当记忆开始变得模糊,文字便成为保存记忆的最好方式。在中国的抗日斗争史和韩国的民族解放史上,朝鲜义勇队的名字因金学铁的抗日书写而开始变得清晰。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者和发言人,金学铁实现了记录真实历史、展示朝鲜革命青年战斗面貌的承诺。他这一篇篇或短或长的文学作品承载着东亚人民的集体记忆和他的独特个体记忆,这些“证词”既是金学铁为自己也是为已故的战友发声,一方面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另一方面是避免海外革命者的功绩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金学铁的抗日文学为朝鲜革命者竖起了一座座文字的丰碑,也由此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和传递民族价值观、构建民族同一性的“记忆之场”。金学铁的抗日文学是东亚近代史的缩影并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反殖民斗争史。

黄菲蒂^[10]（2020）在《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报告文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以来,始终以现实和历史的在场者身份参与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显示着独特而重要的文体价值。报告文学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重要文学参照,不但取得了丰厚的创作实绩,而且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成为时代文学主潮之一。但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却相对缓慢和单薄,未能给如此丰厚的创作提供足够的理论阐释与话语支撑,这不仅使这一特殊文学样式难以获得应有的文学史认同,还使文体在合法性上遭遇危机。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在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之上,报告文学因其纪实性特征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在文化立场、价值取向、话语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就相对处在这一理论评价体系的边缘。因而,建构起从报告文学自身特性出发的、符号自身创作规律的理论话语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社会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与虚构文学把握现实的方式不尽相同。报告文学对现实的把握主要表现为对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的真实书写上,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主题。这充分说明报告文学的主题话语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把握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则是抵达文体本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报告文学与时代紧密互动,其主题话语必然随时代语境变迁而嬗变。因而,本文试图从时代语境与百年来报告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考察以主题话语嬗变为问题意识的报告文学核心价值,同时为认识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提供一个报告文学的参照系,并尝试为报告文学自身理论话语的建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基于以上观点,除绪论和结语,本文主体部分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论述近现代语境与发生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主题书写。论文将从文体孕育的前提条件、阶级属性、时代语境、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等方面来考察报告文学的发生。重点论述发生期报告文学以实录和写实文学观为宗旨的创作特征,并以梁启超等代表性作家作品为中心着重考察启蒙主题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有力表达。第二章阐释1930-1940年代报告文学对民族救亡主题的深入书写。第一节重点考察“左联”对报告文学的倡导和推动,着力分析1930年代救亡主题在报告文学中写作中的多维表现;并以《包身工》等经典文本为重点阐释对象探讨这一主题在报告文学书写中达到的高度。第二节论述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结合抗战背景、文艺政策分别考察解放区与国统区、沦陷区救亡书写的不同情形。另外还要专门论述这一时期大规模群众性写作活动及“一日”体报告文学现象。第三章重点论述建国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报告文学以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心的主题书写。新中国成立,报告文学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和时代英雄人物,形成了以祖国建设和时代人物为中心的第一个主题话语。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数以千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被记录和传唱,形成一个重要写作主题,《谁是最可爱的人》正是这一主题书写的经典文本,值得深入解读。此外,报告文学随时代政治风浪起伏,一方面在“双百”方针短暂的宽松氛围下出现了一些“干预生活”的写作,一方面在紧张压抑的氛围中走向文体异化,对这两种主题书写的变奏我们也将单独进行阐释。第四章论述新时期以新启蒙和史志录为主题话语的报告文学创作。第一节重在阐释新时期启蒙语境与报告文学自觉之间的重要关系。文革结束后,一场重新发现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到来。作家重新对现实发声,“文学主体性”观念确立。《哥德巴赫猜想》与伤痕小说、朦胧诗一道成为新时期到来的先声,也是报告文学复兴的标志。报告文学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开始回归。接下来重点阐释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对新时期启蒙主题的宏观呈现。在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将启蒙主题推向高潮,一时间成为文学主潮。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在对问题的写作中体现出对民众启蒙的强烈愿望,以启蒙为目的的问题意识正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意识的核心。赵瑜是这一写作的代表作家,不论从创作时间跨度、作品成就、思想深度还是文体探索上,他的写作都已具备某种经典的意义。第三节论述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主题书写。1990年代启蒙落潮,“人文精神的危机”出现,报告文学一方面陷入沉寂,一方面仍有少数作家坚守现实书写的品格。更重要的是,以历史书写为主题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出现,一批有历史意识,又有当代价值的文本产生。第五章论述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国是和民生主题书写。2014年,新的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以此为节点本章分为前后两个部进行论述。第一节重在阐释新世纪初报告文学的国是主题写作。一方面,以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梦的主题被集中表达;一方面,报告文学对社会问题给出谏言,“为人生”的文体自觉在创作中显现。我们还将探讨国是主题书写上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何建明国是主题书写的代表性意义。第二节阐释2014年以来报告文学的民生主题书写。习近平一系列有关文艺的论述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报告文学作家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事关民生的主题书写集中涌现,形成民生文学的报告文学写作现象。

二、《亲历红土地上的民主》记录民主故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亲历红土地上的民主》记录民主故事（论文提纲范文）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西班牙文学中的内战记忆书写与构建（1996-2008）（论文提纲范文）

（3）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一战华工史研究的拓展：纪录片资料的挖掘和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7）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8）空间的文学建构与文化阐释 ——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金学铁抗日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四、《亲历红土地上的民主》记录民主故事（论文参考文献）

•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当代西班牙文学中的内战记忆书写与构建（1996-2008）[D]. 张沁园. 山东大学, 2021(11)
• [3]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D]. 朱美姝.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0)
• [4]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D]. 姜文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基本理论研究[D]. 张锋.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6]一战华工史研究的拓展：纪录片资料的挖掘和应用[D]. 刘言武. 吉林大学, 2020(03)
• [7]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D]. 田诗洋. 吉林大学, 2020(01)
• [8]空间的文学建构与文化阐释 ——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研究[D]. 杜未未. 吉林大学, 2020(03)
• [9]金学铁抗日文学研究[D]. 刘金. 山东大学, 2020(05)
• [10]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D]. 黄菲蒂.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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