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理性投资决策的背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阐释（论文文献综述）
耿丹青[1]（2021）在《需求冲击下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关系的计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中国,短时间内中国制造业受到了深度冲击,供给端首次出现大范围的停工停产,而需求端则在疫情严控之下出现断崖式下跌。后疫情阶段如何通过扶持和刺激经济复苏政策抵御市场需求的持续低迷,熨平市场波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似乎弱化了进一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疫情前非金融企业部门累积的债务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释放,在普惠性的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2020年一季度末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攀升至161.1%,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国内外需求的严重萎缩导致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制造业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和负债规模迅速攀升的严峻局面。在负向需求冲击下,投资下降、产出和收益下滑将继续加大债务违约风险。2020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亏损数量同比增长33.83%,亏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8.91%,而中国债券市场中到期违约债券余额已达到554.96亿元。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在当前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加速换挡的关键时期,合理配置企业资产布局、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是化解市场负向冲击不利影响、防范债务风险的前提,也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治理杠杆和产能问题指明了方向。如何让市场机制在企业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能够在尊重和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要回答以上问题,其前提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特征,深入而全面地剖析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的市场行为规律。本文立足于市场机制视角,结合中国当前的国情和经济现状,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大数据,对制造业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机制展开系统研究。首先,理论分析了市场机制作用下资产配置调整对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揭示了市场需求与债务融资U型关系的微观形成机理。其次,以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市场配置机制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考虑到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发生重大转变,进一步实证检验了不同持续期的正向和负向需求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作用机制。再次,考虑到企业对债务的调整往往是在资产配置过程中产生的,将需求冲击、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内,将资产配置分解为反映资产规模调整的投资行为和反映资产利用效率的产能配置行为后,实证检验了市场机制作用下新增投资和产能调整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最后,以探索符合市场规律的财政政策选择为出发点,实证检验了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支出政策对企业微观有息负债率和资产周转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财政政策作用下企业资产周转率对有息负债率的结构性传导效应。主要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如下:第一,结合中国“大市场”的特征,首先对影响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需求因素进行了分析。其次,对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资产配置调整与债务融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包括阐释了市场机制下资产过度进入与过剩资产形成的微观机理,以及市场机制下资产配置调整与债务融资“进入”与“退出”的关联机制。基于理论分析发现,一方面,在市场需求快速扩张阶段,决策者的非理性预期偏差以及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一致性乐观预期对资产的进入产生了诱导作用,在负债自身的节税收益以及投资收入效应增加的激励下,企业债务规模显着扩张;另一方面,在市场需求收缩阶段,投资不可逆性和资产专用性阻碍了过剩资产的退出,投资下滑和产能利用率下降导致收入效应迅速减退,抑制了存量债务的退出。因此,市场需求与债务融资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这源于市场配置机制下,资产配置调整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差异化影响机制,具体表现为对债务融资“进入”的促进作用和“退出”的抑制作用。第二,本文采用2004—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基于企业经营指标构建了反映需求冲击的代理指标,并进一步识别出剧烈正向需求冲击、温和正向需求冲击和负向需求冲击的样本。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需求冲击与制造业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而需求冲击与制造业净新增负债率之间表现为正向关系,由此可以推断,负向需求冲击下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并非原子债务规模的扩张而是存量债务清偿出现困难。对比分析不同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和产能利用率与债务融资行为之间的变动趋势发现,在剧烈正向需求冲击下,投资与负债同步上升,而负向需求冲击下投资与负债反向变动,表明了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与负债水平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正向需求冲击下,产能利用效率较高但资产负债率较低,而负向需求冲击下产能利用率下降且资产负债率显着上升,二者之间表现为反向变动关系。第三,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本文对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配置机制展开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可供检验的假设。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大样本年报数据,设计了反映需求量信号、价格信号以及需求冲击的代理指标,建立了反映企业总量及增量负债水平的双方程,实证检验了需求量和价格信号对处于不同需求冲击下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剧烈正向需求冲击下,积极的需求和价格信号对企业债务融资的“进入”形成了强势诱导,企业债务规模显着上升;而在负向需求冲击下,消极的市场信号导致企业存量债务清偿出现困难,总体来看,负债水平与需求冲击之间变现为U型关系。市场机制对债务“进入”和“退出”的作用效应呈现出显着的非对称性和非线性特征。第四,考虑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国内外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实证检验了不同持续期的正向和负向需求冲击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负向需求冲击不会显着改变企业的负债水平,但是随着负向需求冲击持续期的增加,企业负债水平显着上升。进一步将企业负债分解为经营性负债和融资性负债后发现,短期负向需求冲击下,由于企业负债能力尚未明显改变,企业将增加有息负债,降低经营性负债;但随着负向需求持续期增加,负债能力显着下降导致经营性负债对融资性负债产生“替代效应”。第五,基于企业整体战略视角,研究不同需求冲击下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产能利用调整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揭示了需求冲击与负债水平U型关系背后的企业微观行为动机。实证结果表明:剧烈正向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增加对企业负债有明显的诱导和促进作用;温和正向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对负债水平的促进作用减弱并增强了部分企业降低负债的动机;负向需求冲击下,投资支出和产能利用效率的下降对负债的清偿具有明显抑制作用。市场机制下,投资增加对债务资金“进入”诱导作用的有效性,以及投资下滑和产能利用率下降所导致的收入效应减退对债务“退出”的抑制性,是需求冲击与负债水平U型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新常态以来制造业产能过剩与杠杆过高交织共存问题的根源所在。第六,综合考虑市场机制与政府政策对企业负债的影响作用,实证检验了不同需求冲击下,投资建设性财政支出和保障性财政支出对企业负债率的影响。首先,对宏观杠杆率进行微观分解后发现,微观企业有息负债率和资产周转率均是影响宏观杠杆率的重要因素。根据经验事实分析发现,在微观企业负债率变动幅度较小的背景下,企业资产周转率的大幅下滑可能是宏观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基于此,本文考察了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政策对企业有息负债率和资产周转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检验了不同财政政策下资产周转率对有息负债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扩大投资建设性支出不但无法优化企业资产配置,还会推高企业部门杠杆率。而保障性支出扩大有利于提升资产周转率,从而抑制有息负债率的上升。因此,在需求收缩期,增加保障性支出不但能够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提高企业资产质量抑制企业负债率的上升。
马嘉唯[2]（2021）在《管理者心理偏差、信息披露质量与非效率投资》文中提出企业是我国微观经济主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投资活动作为企业三大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其效率的优劣既关乎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也会影响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现象层见叠出,投资效率整体不高,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往文献大都基于理性人假设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忽略了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而行为金融理论弥补了这部分缺陷,指出人是有限理性的,公司日常投资活动是由经营者做决定的,其心理和性格特征会渗透到企业的投资决策中,故而从管理者心理偏差角度解释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更加贴合实际,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不管是理性假设还是非理性假设,两者只是站在不同视角来探索非效率投资,随着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完善,影响非效率投资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开始交融,有学者着手探究非理性因素对投资效率的负面作用能否被理性的防御机制所改善。综观国内外文献,鲜有学者关注信息披露质量对于企业管理者非理性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因此本文综合考虑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引入信息披露质量,探讨其在管理者心理偏差与非效率投资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文深入研究管理者心理偏差、信息披露质量和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把三者放在一起讨论,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本文重点关注管理者过度自信和风险偏好两种心理偏差,首先回顾国内外文献,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及行为金融理论为基础,其次结合已有文献和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假设,并构建模型,最后以我国沪深A股2015-2019年的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管理者心理偏差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了信息披露质量在其中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1）管理者过度自信会促使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的发生;（2）管理者偏好风险会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3）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有效制约管理者过度自信与非效率投资的正向关系;（4）同样,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也可以负向调节管理者风险偏好与非效率投资的正向关系。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首先对企业来说,应当优化管理层人员选聘机制,从根源上减少管理者出现心理偏差的可能,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还要完善相关决策程序,确保决策过程规范化、透明化;其次对政府来说,应建立健全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企业的信息披露工作,严惩虚假信息披露行为,发挥外部审计的监督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在进一步扩展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研究的同时,也为企业解决无效投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王天童[3]（2020）在《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控制权市场虽处于起步阶段,但近年来呈强劲崛起之势,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微观角度看,并购是公司最重大的投资经营决策和最直接的外源成长方式之一。从宏观角度看,每一次并购浪潮都有力地影响和转变着经济的格局和发展方向。公司并购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纵深发展、产业动能新旧转换、区域性经济重大调整的新时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公开透明不仅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原则,更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由于信息是市场的基础要素,是经济主体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所以信息透明度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可谓是全方面的,特别是学术界对信息透明度如何影响资本市场的研究不仅内容丰富,并且很多议题取得了相当一致的结论。然而,信息透明度对控制权市场的影响作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是通过资本市场建设促进实体经济繁荣活跃。资本市场为控制权市场发展提供了平台与基础。而控制权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延伸,又成为后者优化存量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二者相辅相成。所以,关于信息透明度影响作用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资本市场,而应该将其对资本市场和控制权市场的影响统一起来分析。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1）分析框架有待完善。现有研究大多只考察了并购交易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对并购活动的影响,却忽视了并购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影响。然而由于作用不同,这两类信息不对称不能替代,也不能单独考虑,分析框架不完整,就很容易依据现有知识得到先入为主的结论。（2）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现有研究大多从会计信息质量的单一层面考查信息对并购活动的影响。然而现实中会计信息质量并不能全部决定一家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平均信息成本。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强度与质量、信息中介对公司特质信息的加工生产、信息媒介的传播效果以及社会曝光的程度都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所以,现有研究只分析了并购信息作用机制的一个层面,缺少综合视角的分析。（3）研究方法有待精进。现有基于市值和行业标准配对的并购目标选择研究,在计量方法上存在极大似然估计系数偏误、配对组样本可能不标准以及数据信息量降低导致的实证研究结果失真问题。（4）由点及面的系统性研究有待完成。从本文掌握的文献来看,以信息透明度为作用内核,从交易动因到交易行为再到交易效果的系统性研究暂且处于空白。这使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控制权市场中信息作用机制的了解是相对片面和不完整的。鉴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公司并购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为基础,从资本市场综合信息成本角度出发,将并购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补充纳入现有分析框架,使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被并购及未被并购的随机配对研究样本,基于Logistic、OLS计量模型和事件研究法,按照“动因—行为—效果”的研究思路,对并购目标选择、并购定价以及并购市场反应的信息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进行系统地研究。主要发现和结论如下:（1）并购目标选择的信息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实证发现,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其成为并购目标的可能性存在负向影响,高声誉财务顾问地域重叠加强该影响,航空枢纽距离减弱该影响。结果表明,控制权市场存在低信息透明度公司治理机制,信息透明度通过资本市场资产定价、经营管理水平信号以及私有信息含量作用于并购目标选择。并购金融中介存在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临近航空枢纽降低了投标公司的并购前搜寻成本及并购后监督成本,地理区位因素通过加强信息流动、降低信息成本缓解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水平。（2）并购定价的信息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实证发现,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并购溢价存在负向影响,分析师预测精度平均提高10%,并购溢价降低约2%,交易所信息质量评级提高一个等级,并购溢价降低约2.5%,以研究样本2018年为例可分别为投标公司共节约32亿或40亿元人民币交易成本。并购浪潮期间并购溢价对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敏感度升高,而投资者保护政策发布施行后并购溢价对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敏感度降低。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低是并购高溢价定价的重要影响因素,投标公司与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于信息成本折价函数的差异决定了并购定价的信息作用机制,并购浪潮和投资者保护政策的外生冲击通过改变相对折价水平影响作用机制的边际贡献。（3）并购市场反应的信息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实证发现,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并购市场反应存在正向影响,投资者有限注意和大股东侵占威胁均加强了上述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则无明显作用。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通过边际信息传递能力、投资者信息风险以及委托代理顾虑作用于并购市场反应,是决定目标公司股东并购宣告财富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信息不透明导致投资者对“好消息反应不足”,市场价格发现效率受限。低信息透明度的目标公司没有因为宣告并购以及获得高溢价而被投资者重新认识,资产的信息折价效应依然存在。投资者关注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价值效应。大股东的侵占威胁使外部投资者产生投资顾虑,抑制市场对好消息的反应。本文的主要创新和贡献有:首先,相对完善了公司并购信息不对称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将并购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补充纳入现有分析框架,同时分析了并购中客观存在的两种信息不对称对交易活动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并购研究中信息不对称分析结构的完整性。其次,拓展了基于信息作用的并购研究视角。本文通过分析师跟踪预测数据、股票交易的高频日内数据以及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披露质量等级数据刻画市场感受到的上市公司平均信息成本,超越了会计信息质量的单一层面,从资本市场综合信息成本角度分析了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的影响。再次,初步构建了基于信息透明度的公司并购研究理论基础。本文以信息透明度为作用内核,按照“动因—行为—效果”的研究思路,完成了对并购目标选择、并购定价以及并购市场反应信息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的系统性研究。第四,初步检验了并购金融中介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大量研究分析认为地域重叠为投资主体带来显着的信息优势,并购中投标公司与目标公司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得到了检验。然而具有信息效能优势的财务顾问地域重叠,可能为并购公司克服信息障碍发挥的作用却未被考察。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初步检验了并购金融中介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为现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第五,通过对样本设计的优化,相对提升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使用构建与并购组样本容量接近的完全随机配对控制组的方法,相对克服了中国现有并购目标选择研究中存在的极大似然估计系数偏误和实证研究结果失真的问题,得到相对更为可靠的实证结果。最后,通过对变量设计的突破,增加了研究内容的丰富性。本文运用球面几何学的大圆距离公式通过精确计算获取上市公司航空枢纽距离变量,突破现有同地效果的研究约束,初步在中国并购实证研究中分析了地理距离对交易活动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的并购信息不对称相关研究。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还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首先,加深各方对并购活动的理解;其次,对监管层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建议;再次,对交易双方分别提供相应的并购策略建议;最后,对投资者提供相应的投资建议。
王宁[4]（2020）在《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行为与公司财务困境》文中提出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信用经济,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令世人惊叹,曾经取得的成绩也令人瞩目,但近些年来却暴露出压力上升和风险加大的迹象。有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上市公司业绩不佳,部分公司商誉减值幅度大且亏损严重。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规律是不变的。因此,可以说内部管理层制定的各项经营决策决定了公司的生死存亡,那么管理层自身的能力和行为特征以及经营决策的具体内容就变得至关重要。本文将管理者过度自信作为起点,研究管理者心理偏差如何通过投资行为影响公司财务困境。自信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自信的人有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有助于激励人们推动事物向预期的方向发展,主观上的努力往往会大大提升成功的概率。根据优胜劣汰的观点,自信的人勇于创新、敢于接受挑战,从而增加成功的机会,所以更具有生存的竞争优势。但是,当自信的人们享受成功喜悦的时候,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沉浸于自己自信、果断、高效的决策所带来的成就感,自我肯定的认知不断强化,最终形成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随着行为金融学的深入发展,研究者认为心理因素会阻碍决策者理性行事,导致实践中出现两个阻碍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行为障碍,一个存在于公司内部,是管理者由于认知缺陷和情感影响而犯下的错误所带来的成本或价值损失;一个存在于公司外部,源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行为错误。公司内部的行为障碍直接影响经营决策的制定和决策执行的后果,从而出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投资决策、投资决策影响财务困境的传导路径。本文首先在第2章中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财务困境、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投资行为对财务困境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其中重点关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财务决策尤其是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及财务困境成因的实证研究。此外,为配合后文关于中介效应研究假设的检验,对该问题涉及到的已有文献做必要梳理,为明确中介效应分析法对本文研究的适用性提供依据。第3章从行为金融的角度研究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因,重点讨论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公司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相对于理性公司而言,过度自信公司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盈利能力、公司治理水平和营运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财务困境,而投资机会、管理层持股会使财务健康状况恶化。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指标,文章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通过实证分析排除了管理层增持股票的其他潜在解释,包括内部消息、历史业绩、风险偏好和信号传递,证明该方法是稳健的。第4章从投资规模的角度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财务困境之间的作用机理,具体分为过度投资和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两个问题。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当公司处于较为宽松的内外融资环境时,相对于理性公司而言,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更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但在融资条件较为恶劣的环境下,虽然获取资金的成本较高,但管理者自信投资项目未来的高收益足以弥补融资成本,且自身控制风险的能力可以确保高收益的实现,因而投资水平并未相应降低,没有呈现出显着的投资不足。其次,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相对于内部现金流上升的情况而言,内部现金流下降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会变弱,即内部现金流下降并未带来投资规模相应下调,投资规模出现向下调整粘性,从而出现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非对称现象,而该现象在融资约束环境下虽然变弱但仍然存在。最后,过度投资现象和投资规模向下调整粘性即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非对称现象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财务困境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第5章选择多元化经营的视角,从投资方向的角度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财务困境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相对于理性管理者而言,过度自信管理者更易选择多元化经营,且多元化经营程度更深,体现为过度自信管理者选择多元化经营的概率更高、当年出现新增收入来源的可能性更大、经营涉及的行业数目更多、赫芬达尔指数更小、熵指数更大,总体显示出过度自信管理者的扩张欲望。其次,相对于单一经营而言,多元化经营的公司更易陷入财务困境,表现为行业数目越多、赫芬达尔指数越小、熵指数越大则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越高。为进一步证实这个结论,文中对决策实施前后的不同时段进行区分,从时间序列的角度证明相对于多元化决策实施之前的财务状况而言,上市公司在决策实施之后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再次,如果公司在进入样本期之前是单一经营的状态,那么相对于经验丰富的多元化经营公司而言,这种公司在首次实施多元化决策之后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更高,在重复经历中汲取经验的学习能力是不同多元化行为产生差异化影响的原因。第四,多元化经营决策尤其是单一公司多元化一次的行为,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财务困境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五,过度自信管理者实施多元化决策后陷入财务困境并至少持续三年,而理性管理者实施多元化决策后并不会陷入财务困境。第6章选择并购决策的视角,从投资行为的角度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财务困境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相对于管理者理性的公司而言,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更易选择并购活动,而且连续并购的可能性更大、并购活动更频繁。其次,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更易选择非相关并购、跨地域并购,在并购时更易选择现金支付,而且会支付更高的并购溢价。进一步分析发现过度自信管理者往往忽视非相关并购交易资源整合的难度以及跨地域并购伴随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确定支付方式时不能充分考虑公司内部资源和所处市场环境,在确定交易金额时又夸大标的公司的潜在价值,从而不可避免的给出过度支付。再次,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的并购行为更易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最后,并购行为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财务困境关系中发挥的部分中介作用是显着的,管理者过度自信通过不恰当的并购行为间接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具体体现为非相关并购的中介效应、跨地域并购的中介效应、支付方式不当的中介效应和并购溢价过高中介效应。其中支付方式不当的中介效应体现为主并公司由于过高估计并购后资源整合带来的收益,在存有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用现金支付,进而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
米欣谊[5]（2020）在《非效率投资，媒体关注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股价崩盘是指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在短时间内,出现与整个股票市场不匹配的大幅度下降的现象,股价崩盘风险则是衡量这一现象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股价崩盘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损害整个公司价值与股东的利益,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阻碍,甚至严重动摇投资者信心,造成整个资本市场的恐慌。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上股价崩盘的现象不胜枚举,而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存在的股价崩盘现象尤为明显。股价的稳定对于增强股东信心,保障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探究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内部与外部因素,以做到有针对性地适当规避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2012-2019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2349个年度观测值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行为金融理论,从公司内部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和外部的媒体关注程度两个角度分别研究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探究媒体关注对于非效率投资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证明:非效率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正相关关系,非效率投资水平越高,越会加剧公司未来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媒体关注与股价崩盘风险呈负相关关系,创业板上市公司所受到的媒体关注度越高,越能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媒体关注在非效率投资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中起到显着的调节作用,即管理者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对股东隐瞒由于非效率投资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当这些负面消息累积到可容纳的上限时便会爆发出来,最终引发股价的暴跌,而媒体关注程度越高,越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信息传递和外部监督功能,从而抑制非效率投资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探讨了企业内部非效率投资行为和外部所受到的媒体关注对于股价稳定的重要作用,更是将企业与媒体两个经济主体放在同一框架下,研究其交叉关系对于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在理论上丰富了创业板股价崩盘风险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第二,相较于主板市场,创业板这一高成长性、高市盈率的特殊群体具有更为显着的投资不稳定性。因此,本文站在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视角,探讨内外部因素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丰富了创业板上市公司这一群体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三,对于探讨如何更有效的降低个股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包括有效降低公司非效率投资水平,以及引导媒体发挥其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积极作用。
耀友福[6]（2020）在《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监管方式”,以及“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金融监管在风险防控中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证券监管机构正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新方向。伴随着2013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的正式实施,沪深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一线监管由“事前审核”转向“事后审核”,问询制度成为“事后审核”的重要手段。2019年以来,证监会积极推进“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科创版试点注册制”来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使得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市场化监督机制越发重要。问询制度作为我国转型经济发展中一种非处罚性的预防监管方式,是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监管模式的重大变革,也是“放松管制、加强监管”这一理念在资本市场监管中的贯彻。问询函是一种监督公司会计政策的合规性、信息披露质量、日常投资及并购重组等重大财务决策乃至防范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的重要方式之一。作为资本市场监管理念转变的重要举措,问询制度的监管效果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刨根问底”式问询的监管效力如何呢?国内关于问询函的研究才刚刚兴起,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识别与治理效应的研究尚属空白。作为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投资活动是公司价值创造的一项重要战略性决策和源动力,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当前我国转型经济发展中,诸多上市公司面临着资源配置低效、产能过剩等的窘境;并且公司的投资决策行为深受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重要影响。对有损公司价值创造、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的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公司过热投资所造成后果之产能过剩的情景中,问询监管政策可能会重点关注。在我国2014-2018年沪深交易所发出的年报问询函中,且存在过度投资的样本公司中,大约有46%上市公司被问询涉及“投资行为”,并购问询函数量与年报中的“投资特征”问询函数量也旗鼓相当。这一问询监管新政的实施为深入探索交易所问询机制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一线监管有效性提供了研究契机。基于问询监管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架构,本文主要研究如下重要问题:（1）交易所问询函能否有效甄别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即历史过度投资行为严重的公司是否易于被监管问询?在过度投资行为后果特征之产能过剩公司中,问询监管是否给予高度关注?（2）基于过度投资行为的问询监管识别后,问询监管能否有效抑制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这种问询治理作用是否在具有“投资特征”的问询监管（包括并购问询、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中更加明显?（3）如果问询监管能够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发挥积极治理效用,问询监管影响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背后机理是什么呢?（4）在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直接效应进行检验后,本文从威慑效应视角,问询监管在资本市场中是否具有威慑性的“溢出效应”?我们将从同行业、同地区公司和同一企业集团公司三个层面来探究问询监管对未被问询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溢出监管效用。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其年报问询函和并购问询函为研究样本,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考察了问询监管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在控制公司财务业绩和治理特征的基础上,交易所问询监管能有效甄别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体表现为历史过度投资行为严重、产能过剩的公司更易于被监管问询。这说明,交易所在问询决策中关注了国家金融风险防控范畴中的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并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事项之产能过剩化解问题融入问询监管决策中。（2）在问询监管的经济后果方面,问询监管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治理效果,这种积极治理作用在“投资特征”问询监管情景中更加明显。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双重差分（PSM-DID）等方法控制内生性后,该研究结论亦稳健。进一步从年报问询函的文本内容,将“投资特征”的年报问询函区分为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后,发现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均具有显着的治理效用,这从问询关注公司历史性投资事项抑或瞻前性投资事项来更体现了交易所精准问询施策的路径效果。此外,当问询力度越大,问询机制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管效用更突显。（3）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是助长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Jensen and Meckling,1976;Jensen,1986;Richardson,2006）。基于这一理论路径,本文发现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作用在信息不对称较高（盈余信息不透明度、分析师跟踪较少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较低）和代理问题突出的公司中更明显。其中,本文将代理问题刻画为代理成本考量和代理行为特征,代理行为特征包括管理层过度自信、超额现金持有和激进负债行为。代理成本考量方面,发现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在双重代理成本较严重的公司中更显着;在代理行为特征中,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在管理层过度自信较高、公司持有较多超额现金和具有较高激进负债行为的公司中更显着。（4）基于威慑效应理论,问询监管在资本市场中还具有一定的溢出威慑效力。问询监管对同行业或同一企业集团内未被问询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治理具有“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用在“投资特征”的问询监管情景中也呈现。但本文未发现问询监管在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中的“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兼具重要的学术贡献和实践价值:第一,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提供了我国交易所问询监管特色的经验证据,拓展了问询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基于我国注册制改革下年报问询和并购问询的监管新政,不仅发现了我国的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能力,还发现交易所结合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问询一线监管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之一的“产能过剩”企业的投资活动更为关注。以往关于问询监管的动因研究主要从监管方的监管风格（Baugh et al.,2017;Peter and Zhang,2018）、公司财务状况及内部治理等（Cassell et al.,2013）、税收规避（Kubick et al.,2016）、盈余管理（刘柏等,2019）、并购重组信息披露（李晓溪等,2019a）,以及政治关联（Heese et al.,2017;Chen et al.,2018）等方面。在转型经济发展的中国,交易所在执行问询监管时,更有可能考虑国家顶层政策设计意愿,将资本市场金融风险防范事项之公司过度投资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项目之产能过剩化解议题融入问询决策函数中,以更好推动问询制度服务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对融合问询函的信息披露监督机制来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通过问询机制来有效化解企业过热投资的信息风险、产能过剩风险等具有重要启示。第二,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提供了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有效性问题,拓展了精准问询施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以往问询监管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从公司信息披露（Bozanic et al.,2017;Brown et al.,2018;陈运森等,2018a;李晓溪等,2019a）、税收规避（Kubick et al.,2016）、盈余管理（Cunningham et al.,2019;陈运森等,2019）、分析师行为（Wang,2016;Bozanic et al.,2017）和审计师行为（Gietzmann and Pettinicchio,2014;陈运森等,2018b）等方面。本文则从公司过度投资角度分析了问询监管的治理机制,尤其是“投资特征”问询监管的治理效果,丰富了证券监管机构对资本市场的问询政策研究,也对完善交易所问询监管的精准性和分类问询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第三,丰富了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治理路径的相关研究。以往公司投资行为的治理研究主要从公司治理（Stein,2003;Chen et al.,2017;焦豪等,2017）、独立审计（Tong and Sapra,2009;Kausar et al.,2016;雷光勇等,2014;王兵等,2017）、新闻媒体（张建勇等,2014;陈泽艺等,2017）、反腐改革（钟覃琳等,2016;王茂斌和孔东民,2016）、制度环境（万良勇,2013;李延喜等,2015）等方面。本文则从交易所问询函的非处罚预防性监管视角,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框架下将问询监管制度纳入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中,丰富了公司投资行为治理的相关文献;同时对规范公司投资事项的信息披露、提高公司投资的价值效应和防控资本市场过热投资的金融风险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第四,基于公司过度投资形成的重要因素,从信息不对称和双重代理问题考察了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不同治理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公司过度投资的形成机制的文献,对全面解读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问询治理机制具有重要启示。在政策实践方面,交易所实施一线问询监管时要重点关注信息不对称严重、公司代理成本较高,以及管理层更具过度自信特质、公司持有大量超额现金和激进负债行为,此种公司中更有动机或能力实施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应充分发挥问询函一线监管的精准度。第五,从同行业和同一企业集团层面,发现了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治理的溢出效应,丰富了问询监管政策在资本市场中的威慑效应研究;同时也从问询机制视角对企业集团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启示。现有研究发现企业集团成员公司存在较高的过度投资水平（Larrain et al.,2019;张会丽和陆正飞,2012;窦欢等,2014）、存在财务违规及市场风险的传染效应（纳鹏杰等,2017;刘丽华等,2019;周利国等,2019）和较高金融投资行为的传染性问题（李馨子等,2019）。本文则从交易所问询监管的信息嵌入的治理角色,考察了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成员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溢出效应,这对防控企业集团组织内部的投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企业集团的外部风险管理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此外,关于问询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可为监管机构在分配有限的监管资源、提高问询监管效率方面提供有益参考。总而言之,本文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研究了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有效性,从问询监管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两方面拓展了非处罚性预防监管之问询制度的研究。本文研究结论对通过问询监管机制来防范公司过度投资的金融风险和化解企业产能过剩风险,以更好科学引导企业生态、健康的投资决策和提高投资效率,以及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研究发现也为提高问询监管的精准性和建立分类问询监管机制,强化以交易所问询函为代表的一线监管政策提供经验支持。
李妮妮[7]（2020）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股权质押因其融资快速、手续简便、变现容易等优点而备受股东青睐,成为股东在资本市场上新兴的融资工具。其中,控股股东更是成为股权质押市场的“主力军”,其高频率和高比例的股权质押行为受到市场参与者与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掀起了股权质押动机及经济后果的研究热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不仅是其自身融资行为,由于这一行为有可能引发控制权转移风险,进而会传导至股权被质押企业,而且作用于企业的财务决策。而投资决策作为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风险与价值创造。因此,本文基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常态化、企业投资结构扭曲以及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的现实背景,深入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论文首先回顾了企业投资决策影响因素以及股权质押对企业财务决策影响等相关文献;接着从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与控制权私有收益等经典理论提炼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投资决策的理论基础,同时阐述了控股股东控制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等制度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与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规律,研究表明:（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提高了企业金融投资水平,且这一现象在“牛市”行情下更为明显;（2）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降低了企业实业投资水平;（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且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4）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不但加剧了代理冲突引发的过度投资,而且恶化了融资约束引发的投资不足。最后,根据结论针对性地向企业、监管部门以及金融机构提出了对策与建议。论文立足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以企业投资决策为切入点,并细分为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较为全面、有效地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机理,延伸了控制权私有收益理论,丰富了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研究内容,同时为企业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监督与治理以及其内部投资决策机制的优化提供了经验依据。
师奕[8]（2020）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绩效在证券市场上的作用仍备受争议。一直以来,学术界存在“人本管理于科学管理是悖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于资本市场来说是没道理的”的观点。但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相继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有企业与部分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与披露,并且由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劳工权益纠纷等社会问题的爆发,使得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股价惨遭腰斩等现象的频出,无不暗示着企业社会责任对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然而,在现实管理实践中,企业管理者对于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仍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企业间对资金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投资者的竞争,在现实投资决策过程中,作为投资主力军的个人投资者在关注企业财务状况与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会考虑企业的非财务绩效指标吗?企业非财务绩效水平能够多大程度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上市公司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方能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过往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验证了社会责任信息对于投资决策的有用性,为我们理解社会责任绩效与投资意向的关系及其“黑箱”有一定帮助,但还不充足,且研究结论尚不一致:首先,从个人投资者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效的文献较少,过往研究大多关注于企业社会责任对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影响;其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在个人投资者层面的中介影响机制、个人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心理反应过程等方面的研究仍十分有限;第三,在行为金融学视角下,微观CSR的研究刚刚开始兴起,研究分别回应了Rupp和Mallory（2015）对微观CSR（Micro-CSR）研究的诉求,以及Moser和Martin（2012）对实验研究提出的诉求;第四,相关研究结论尚不一致,企业社会责任对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仍存疑。因而,该课题值得学界进一步做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在资本市场中的实践与推行迫切需要有效的理论指导。为此,本文首次将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相结合,从微观层面出发,探究二者对投资决策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基于双加工理论与H-V道德理论框架,试图构建一个包含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企业财务绩效、投资者道德情感、投资者道德认知（道义性评价）、投资者道德认知（目的性评价）和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在内的总概念模型,以期更为全面综合地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个人投资意向关系间的边界条件,及其过程中存在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研究问题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按照层层递进的方式展开论证:首先,根据对文献梳理分析发现,学界目前从个人投资者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效的文献较为欠缺,且该问题在个人投资决策心理层面的相关研究更是一片空白,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影响个人投资决策的过程也仍是一个“黑箱”,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个人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真实态度与感受,确定本研究中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清晰明确的研究理论框架,本文采用访谈研究进一步探索构建研究理论模型。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个人投资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决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初探,并初步确定个人投资者主要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具体维度有哪些;基于此,结构化访谈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个人投资者最为关心的四种企业社会责任具体维度,明晰了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机制,并通过更广泛的调查增强了半结构化访谈结论的普适性与外部效度。作为先导性研究,访谈研究结果不仅为下一步理论框架的构建与模型假设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后续情境实验设计提供了研究素材与理论支持。接着,在相关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探索性访谈研究结果,对投资决策过程中存在的变量及变量间关系进行推导与假设提出。研究预期投资者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道义性评价与目的性评价）将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意向的直接效应,并借助心理学与行为学相关理论,对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黑箱展开深入探讨。在实验研究与实证检验部分,研究首先通过预实验开发了所有实验所需情境材料,同时对情境材料与相关测量量表进行了测试与检验,为后续正式实验的研究设计与开展做铺垫。情境实验研究一采用实验室实验法进行研究,重点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问题的主效应与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能够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意向的影响作用,并从一个更为全面整合的视角厘清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个人投资意向关系背后的复杂中介机制。在此基础上,情境实验研究二进一步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相结合,考察二者对个人投资决策的共同影响,并深入探究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个人投资意向关系间的边界条件。研究采用2（企业社会责任绩效:高水平/低水平）×2（企业财务绩效:高水平/低水平）的组间情境实验法,设计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高低水平不同的四种情境,探究二因素对投资决策更为复杂、现实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即不同高低水平的财务绩效通过调节社会责任绩效和中介变量间的关系,进而调节了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意向的间接影响,从而深入探究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在财务绩效不同高低水平的边界条件下的作用机制。本文通过文献梳理、访谈研究（半结构化访谈与结构化访谈）与情境实验研究（预实验、情境实验一与情境实验二）,主要得到如下结论:（1）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能够正向影响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在现实投资决策过程中,个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持有积极态度与评价,企业正面/负面的社会责任表现会对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产生积极/消极的影响,即,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可以有效提升个人投资者投资意愿,反之,公司严重的社会问题将对个人投资意向产生负向影响。（2）确定了个人投资者最为关注的几种企业社会责任具体维度,依次为消费者权益、环境保护、员工权益与社会公益四个方面。（3）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会通过两条路径影响个人投资者最终投资意向,一是投资者道德情感的单独中介效应,二是投资者道德认知（目的性评价）的单独中介效应,且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大小相当。即,在投资意向形成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分别通过在道德层面的情感加工与认知加工处理两条心理路径,进而影响投资者最终投资意向。（4）企业财务绩效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意向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可以有效提升投资者的投资意向,且当企业财务绩效水平较高时,社会责任绩效对投资者投资意向的促进作用更明显。（5）企业财务绩效同时强化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通过投资者道德情感与投资者道德认知（目的性评价）而对个人投资意向产生的间接正向影响。（6）研究进一步发现,无论财务绩效水平高低与否,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投资决策产生积极的影响,即使对于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其坚持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仍然可以改善投资者对公司的评价。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在研究思路方面,本文首次将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相结合,从微观层面出发,探讨上市公司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对个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共同作用。现有文献关于社会绩效或财务绩效的经济后效都是单独展开研究的,忽视了二者对于投资决策的共同影响。本文通过情境实验方法,设计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高低水平不同的组间情境,探究二因素对投资决策更为复杂、现实的影响。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基于心理学和行为学视角,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实验数据探究证券市场中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心理。过往研究多利用金融指标等二手数据进行检验,这种通过间接变量（如,股票价格）来代替对投资决策的测量,不能直观观测到个体的决策行为过程,而情境实验与深度访谈研究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从而进一步打开企业社会责任与个人投资者投资决策之间的“黑箱”,深入了解投资决策的具体过程。第三,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选择个人投资者为研究对象,更能反映社会责任信息对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适用性。但从相关研究来看,过往研究大多关注于企业社会责任对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影响,却鲜有涉及企业社会责任对资本市场的投资主力军——个人投资者的影响。此外,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部信息等资源方面的优势,而与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其决策更多是使用企业公开披露的信息,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有效降低了股民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更能反映社会责任信息与相关政策法规对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第四,在研究机制方面,本文提供了一个多层次且更为整合的中介作用机制。基于双加工理论与H-V道德理论框架,本文首次将道德情感、道德认知（道义性评价）与道德认知（目的性评价）引入到投资决策的前导因素研究中来,深入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决策产生影响的三种途径。与认知-情感模型相一致,本研究验证了投资者的认知和情感要素是形成其决策行为的前提。该中介作用机制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个人投资决策相关研究中的解释尚属首次。本研究从心理学和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论证了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对个人投资者投资决策具有积极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其中的制约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结论为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上市公司有效制定社会责任策略做出了指引,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体系,同时,肯定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积极正面的社会责任行为能作为上市公司吸引潜在投资者与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进一步为企业社会责任在证券市场与上市公司中的推行提供了有力支持。
赵鑫露[9]（2019）在《高管权力对公司送转股政策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企业股利分配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研究的重要领域。作为企业的核心财务决策,健康的股利分配能够使资本市场健康的发展,同时有助于维护合理的股东利益并且促进企业加速发展。而近年来,我国许多上市公司在制定分配方案时出现了“轻派现、重送转”的现象,这与欧美成熟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更偏好现金分红的现状形成了显着的差异。在送转股公司数量与比例增长的同时学者们发现送转股公司的业绩与质量却存在明显的问题,许多上市公司在进行送转股时更多的考虑是内部人员的利益输送。从本质上来说,送转股政策并不会直接为企业的业绩与盈利能力带来增长,它只是股东权益的内部调整而并不是实质性的利好。然而到了每年上市公司公布送转预案时,市场上就会兴起对于送转股股票的热烈反响,特别是那些高比例的送转预案总能够在短期内吸引投资者争先关注与购买,造成了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送转股股票容易出现非理性定价的现象。高股价为上市公司的内部人员带来了巨额的收益,这就引发了内部人员与中小股东在送转股政策上的利益冲突问题。因此,从利益冲突角度分析内部人员权力与送转股政策之间的关系不仅能拓宽送转股动因的研究视角,更能够帮助我国上市公司、监管机构、中小投资者正确的认识以及面对送转股决策,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送转股政策制定单位自利性动机与能力的角度检验了高管权力对于送转股政策的影响。首先,运用代理理论中大股东及其代理人高管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矛盾分析了上市公司进行送转股的可能动因;然后,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代理理论、乘务员理论分析了高管权力对于送转股政策的影响路径;接着,构建了数理回归模型,用描述性统计、主成分分析法、多元回归的方法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并且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采用了更改被解释变量计量方法、更换回归模型、选取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为工具变量、PSM倾向匹配法等手段来对结论进行反复检验;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对高管权力影响下的送转股政策提出相应的建议与措施。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结论如下:第一,从利益冲突角度分析送转股政策的动因。传统的股利分配理论中多以信号理论、流动性理论、股本扩张理论、迎合理论等来对股票股利以及转增股动因进行解释。而近年来我国二级市场中送转股股票普遍存在非理性定价,企业内部人员与中小股东在送转股上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内部人员存在期望通过送转股溢价获得个人收益的“经济人”心理。而中小投资者由于“价格幻觉”容易被低价股所吸引,但却缺乏相应的企业内部信息,导致了内部人员在利益冲突中处于优势地位,此时容易出现内部人员用送转股政策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第二,基于不同理论基础分析了不同权力影响下企业高管的心理定位以及送转股政策偏好。权力是影响高管人性定位的一项重要因素,不同的权力类型造成了高管的不同权力动机,在不同的权力动机下高管会有不同的人性定位。所以,高管权力影响下其行为决策路径为:高管权力→不同人性定位下行为驱动→送转股政策偏好。具体而言高管的权力构成中正式权力越重,高管越希望通过自身的权威地位与正式制度安排来影响企业,此时高管自利性权力动机明显,其更容易将自身定位为“经济人”;而高管权力构成中非正式权力越大,高管越渴望通过个人的能力、知识、资源、性格来影响企业,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绩效,此时高管集体主义倾向明显,越可能将自身定位为“社会人”。研究发现当送转股政策可能成为内部人员利益输送手段时:（1）高管所有权权力与送转股政策呈显着正相关关系;（2）高管组织权权力与送转股政策显着正相关;（3）高管个人能力权力与送转股政策显着负相关。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八项指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构建了高管权力的综合指标,对高管权力综合指标是否了影响送转股政策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高管综合权力越大,企业送转股倾向越大、比例越大。这表明高管的权力体系中正式权力才是权力的核心来源与保障,如果没有正式的制度与组织保证,高管的权力无法真正的体现,所以在大多数情景下高管会将自身定位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人”。第三,基于内部人员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研究了高管权力对于送股、转增股政策影响的差别。由于综合权力影响下,高管是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所以当送股、转增股政策存在限制条件与成本上的差别时,高管会通过权力选择最有利的分配方案。具体来说,送股政策的前提是企业存在可供分配的税后净利润,这就限制了许多业绩不佳的上市公司内部人员通过送股政策来进行股价操控谋取利益的行为,转而选择没有限制条件的转增股政策;同时,由于送股与现金股利一样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利润分配,所以送股政策在执行后需要股东向国家缴纳个人所得税,无形中增加了内部人员通过送股政策谋利的成本,所以高管与大股东可能更加偏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来进行股价操控;最后,送股政策按照规定往往需要同时派现,这一方面减少了可供高管控制的现金流,另一方面加大了企业外部资金的需求,使得更多的机构参与到对高管的监督过程中来,限制了高管的权力。所以高管权力影响下,内部人员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更可能采取转增股政策,而不是送股政策,通过实证检验这一假设也得到证实。第四,研究了高管权力与代理冲突相互作用对送转股政策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管综合权力与代理冲突严重程度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作用,能够正向刺激企业的送转股政策;（2）高管正式权力与代理冲突能够相互作用对送转股政策产生正向影响,高管非正式权力与代理冲突之间并不能产生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企业送转股政策,这表明高管权力与代理冲突相互作用对送转股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正式权力这条路径上。第五,研究了高管权力影响下的送转股政策对企业绩效的抑制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权力影响下的送转股政策并不与企业的业绩以及未来发展相匹配,不能高效地传导企业的业绩信号与扩充企业资本,在权力影响下送转股政策更多的是内部人员利益输送的手段,低效地分配消耗了企业发展资源,抑制了企业绩效增长。相对于已有文献,本文的研究主要具有以下贡献:（1）构建了高管权力影响送转股政策的路径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构建了上市公司高管权力影响送转股政策的影响机制与路径。本文从理论与实践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中高管权力影响企业送转股政策的路径。高管权力不仅影响了自身在送转股上的利益动机与行为决策还间接影响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在送转股政策上的利益冲突问题,使得高管权力通过直接与间接两方面影响了上市公司的送转股政策制定。（2）拓展了送转股政策动机的研究视角以往对送股、转增股政策的动因研究中,多数围绕送转股的信号效应、流动效应、迎合效应来做研究。本文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送转股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拓展了在我国目前国情下对于送转股政策的动因分析,将代理理论与利益关系融入了送转股政策动因的研究视角。（3）丰富了高管人性角色的理论研究研究企业高管行为的现有文献中,大多都围绕高管理性“经济人”心理展开,缺乏高管其他心理状态下的行为决策分析。本文深入分析了权力影响下高管的不同角色定位,不同的心理角色定位产生不同的行为动机,不同的行为动机最终对送转股政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以“经济人”与“社会人”为切入点研究了高管的行为偏好,丰富了有关于高管人性角色以及行为偏好的研究视角。
张亚平[10]（2019）在《激进还是稳健：军人企业家的财务行为考察 ——以荣盛发展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军人企业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军人企业家是指从战场转业到了商场的退伍军人群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军旅背景,受从军经历影响而形成一些特殊心理特征,而这些会影响到其后续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致使其所掌管公司的财务行为呈现独特的特征。本文以荣盛发展和其董事长耿建明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从军经历下公司的财务行为。本文先是介绍了荣盛发展公司概况和创始人耿建明的军旅经历,总结出了耿建明所具备的军人心理特征。然后,本文考察了从军经历下公司的财务战略。在这一部分中,一方面,本文参考以往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离散变量来度量公司战略,确定了公司战略的类型;另一方面,本文从筹资战略、投资战略、营运资本战略和收益分配战略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了公司的财务战略模式。最后,从战略层面具体到行为层面,本文探讨了从军经历下公司的投资行为和负债行为。经过研究,本文发现:从军经历下公司的财务行为呈现激进的特征。第一,公司战略表现为较为激进的进攻型;第二,公司的财务战略模式表现为激进的快速扩张型;第三,公司的投资行为呈现激进的快速密集型,负债行为呈现激进的高风险偏好型。本文的发现表明,受从军经历影响,军人企业家形成了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充分的自信心、偏好高风险等心理特征,表现为其所在的企业在财务行为上较为激进。
二、非理性投资决策的背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阐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非理性投资决策的背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1）需求冲击下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关系的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与评析 |
| 1.2.1 影响债务融资行为的宏观经济环境因素 |
| 1.2.2 影响债务融资行为的体制机制因素 |
| 1.2.3 影响债务融资行为的微观动机 |
| 1.2.4 现有文献简要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相关概念界定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制造业资产和债务融资市场配置机制的理论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2 影响制造业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需求因素 |
| 2.3 市场机制下资产配置的微观机理 |
| 2.3.1 资产过度进入的市场配置机制 |
| 2.3.2 过剩资产形成的市场配置机制 |
| 2.4 资产和债务融资市场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 2.4.1 市场机制下资产过度进入对债务融资的诱导机理 |
| 2.4.2 市场机制下过剩资产对债务融资退出的抑制效应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需求冲击的测度及其对资产配置和债务融资影响的统计分析 |
| 3.1 需求冲击的测度及其统计特征 |
| 3.1.1 需求冲击的测度 |
| 3.1.2 需求冲击的统计特征 |
| 3.2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的统计特征 |
| 3.3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行为的统计特征 |
| 3.3.1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投资与债务融资行为的统计分析 |
| 3.3.2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产能利用与债务融资行为的统计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配置机制 |
| 4.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需求冲击下债务融资行为的市场配置机制研究 |
| 4.3.1 整体与净新增负债水平模型的构建 |
| 4.3.2 微观大样本企业数据说明和变量设计 |
| 4.3.3 整体与净新增债务水平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3.5 异质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不同持续期需求冲击下制造业债务融资行为研究 |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计 |
| 5.2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5.3.1 不同持续期需求冲击对整体负债水平作用的实证结果 |
| 5.3.2 不同持续期需求冲击对经营性和融资性负债作用的实证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需求冲击下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非对称性机制研究 |
| 6.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需求冲击下新增投资和产能调整与债务融资行为关系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计 |
| 6.3.2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6.3.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需求冲击下异常投资与过度负债行为关系分析 |
| 6.4.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6.4.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计 |
| 6.4.3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6.4.4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支出政策对制造业债务融资的影响机制 |
| 7.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7.2 需求冲击下投资建设与保障性支出政策对制造业负债率的影响 |
| 7.2.1 宏观与微观杠杆率的经验事实分析 |
| 7.2.2 宏观杠杆率的微观分解 |
| 7.2.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4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7.2.5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7.3.1 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政策对有息负债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
| 7.3.2 需求冲击下不同财政政策对资产周转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
| 7.3.3 不同财政政策下资产周转率对有息负债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管理者心理偏差、信息披露质量与非效率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管理者心理偏差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
| 2.1.1 有关管理者心理偏差的研究 |
| 2.1.2 过度自信心理与非效率投资 |
| 2.1.3 风险偏好心理与非效率投资 |
| 2.2 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因素 |
| 2.2.1 企业内部因素 |
| 2.2.2 企业外部因素 |
| 2.3 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管理者心理偏差 |
| 3.1.2 信息披露质量 |
| 3.1.3 非效率投资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委托代理理论 |
| 3.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3 行为金融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4.1 研究假设 |
| 4.1.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非效率投资 |
| 4.1.2 管理者风险偏好与非效率投资 |
| 4.1.3 信息披露质量的调节作用 |
| 4.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4.3.1 非效率投资 |
| 4.3.2 管理者过度自信 |
| 4.3.3 管理者风险偏好 |
| 4.3.4 信息披露质量 |
| 4.3.5 控制变量 |
| 4.4 模型构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5.3.1 过度自信与非效率投资 |
| 5.3.2 风险偏好与非效率投资 |
| 5.3.3 信息披露质量的调节作用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建立科学的经理人选聘机制 |
| 6.2.2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 |
| 6.2.3 建立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 |
| 6.2.4 健全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 |
| 6.3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6.3.1 研究局限性 |
| 6.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3）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信息透明度 |
| 1.3.2 公司并购 |
| 1.3.3 并购目标选择 |
| 1.3.4 并购溢价 |
| 1.3.5 并购市场反应 |
| 1.3.6 其他重要概念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创新点 |
| 1.6.1 理论创新 |
| 1.6.2 方法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信息透明度的相关文献 |
| 2.1.1 信息透明度的内涵 |
| 2.1.2 信息透明度的测度 |
| 2.1.3 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及作用 |
| 2.2 并购目标选择的相关文献 |
| 2.2.1 并购目标选择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2.2 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并购目标选择研究 |
| 2.3 并购溢价的相关文献 |
| 2.3.1 并购溢价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3.2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溢价的影响 |
| 2.4 并购市场反应的相关文献 |
| 2.4.1 并购市场反应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4.2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市场反应的影响 |
| 2.5 并购地理区位的相关文献 |
| 2.5.1 并购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 |
| 2.5.2 并购地理距离的信息成本效应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信息透明度与公司并购的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公司并购理论 |
| 3.1.1 公司并购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1.2 公司并购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1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2.2 信息不对称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3 委托代理理论 |
| 3.3.1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3.2 委托代理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4 行为金融理论 |
| 3.4.1 行为金融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4.2 行为金融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目标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2.1 信息透明度与并购目标选择 |
| 4.2.2 地理区位的调节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3.2 变量选取与操作性定义 |
| 4.3.3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相关性检验 |
| 4.4.3 回归分析 |
| 4.5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4.5.1 内生性检验 |
| 4.5.2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溢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2.1 信息透明度与并购溢价 |
| 5.2.2 外生事件的调节作用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选取与操作性定义 |
| 5.3.3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5.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相关性检验 |
| 5.4.3 回归分析 |
| 5.5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5.5.1 内生性检验 |
| 5.5.2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市场反应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2.1 信息透明度与并购市场反应 |
| 6.2.2 行为和代理因素的调节作用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6.3.2 变量选取与操作性定义 |
| 6.3.3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相关性检验 |
| 6.4.3 回归分析 |
| 6.5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6.5.1 内生性检验 |
| 6.5.2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行为与公司财务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1.5 结构安排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管理者过度自信 |
| 2.1.1 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基本内涵 |
| 2.1.2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 |
| 2.1.3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其他决策 |
| 2.2 财务困境 |
| 2.2.1 财务困境理论 |
| 2.2.2 财务困境成因实证研究 |
| 2.3 中介效应 |
| 2.3.1 中介效应及其应用 |
| 2.3.2 中介效应分析法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2.3.3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 2.3.4 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指标选取问题 |
| 2.4.2 过度自信的双重效应 |
| 2.4.3 过度自信与财务困境 |
| 第3章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财务困境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模型设定 |
| 3.3.2 变量选取 |
| 3.3.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3.4 实证检验 |
| 3.4.1 描述性统计 |
| 3.4.2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3.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过度自信度量方法的适用性 |
| 3.5.2 其他度量过度自信的方法 |
| 3.5.3 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 |
| 3.6 基本结论 |
| 第4章 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规模与公司财务困境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 |
| 4.2.2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
| 4.2.3 投资规模中介效应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选取 |
| 4.3.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4 实证检验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4.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 稳健性分析 |
| 4.5.1 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适用性 |
| 4.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6 基本结论 |
| 第5章 管理者过度自信、多元化经营与公司财务困境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多元化经营决策 |
| 5.2.2 多元化经营与公司财务困境 |
| 5.2.3 多元化经营中介效应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选取 |
| 5.3.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4 实证检验 |
| 5.4.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多元化经营决策 |
| 5.4.2 多元化经营与公司财务困境 |
| 5.4.3 多元化经营中介效应 |
| 5.4.4 进一步分析:多元化经营导致财务困境的持续时间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归核化 |
| 5.5.2 过度自信管理者归核化后的财务状况 |
| 5.6 基本结论 |
| 附表 |
| 第6章 管理者过度自信、并购决策与公司财务困境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决策 |
| 6.2.2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行为特征 |
| 6.2.3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主并公司财务困境 |
| 6.2.4 并购行为中介效应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选取 |
| 6.3.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4 实证检验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6.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基本结论 |
| 附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非效率投资，媒体关注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股价崩盘风险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非效率投资相关文献综述 |
| 1.2.3 媒体关注相关文献综述 |
| 1.2.4 文献简析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股价崩盘风险 |
| 2.1.2 非效率投资 |
| 2.1.3 媒体关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行为金融理论 |
| 3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非效率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 |
| 3.2.2 媒体关注与股价崩盘风险 |
| 3.2.3 非效率投资,媒体关注与股价崩盘风险 |
| 3.3 变量定义 |
| 3.3.1 被解释变量 |
| 3.3.2 解释变量 |
| 3.3.3 控制变量 |
| 3.4 实证模型构建 |
|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1 描述性统计 |
| 4.1.1 总体样本描述性统计 |
| 4.1.2 分组样本描述性统计 |
| 4.2 相关性分析 |
| 4.3 多元回归结果 |
| 4.3.1 非效率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 |
| 4.3.2 媒体关注与股价崩盘风险 |
| 4.3.3 非效率投资,媒体关注与股价崩盘风险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更换股价崩盘风险衡量变量 |
| 4.4.2 增加控制变量 |
|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发现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问询监管的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主要国家问询监管模式的演进 |
| 一、美国SEC问询函的制度概要 |
| 二、澳大利亚交易所的问询制度 |
| 三、中国问询监管的制度概要 |
| 第二节 主要国家问询监管模式的比较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管制理论的研究 |
| 一、政府管制的重要性 |
| 二、政府管制的产权分析 |
| 三、政府管制的经济后果 |
| 第二节 问询监管的研究 |
| 一、问询监管的影响因素 |
| 二、问询监管的经济后果 |
| 第三节 过度投资的研究 |
| 一、过度投资的形成动因 |
| 二、过度投资的经济后果 |
| 三、过度投资的监管治理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四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历史性过度投资的甄别分析 |
| 二、问询监管对产能过剩的甄别分析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历史性过度投资的甄别检验 |
| 二、问询监管对产能过剩的甄别检验 |
| 三、问询监管对综合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二、更换过度投资指标 |
| 三、拓展年报问询函区间的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五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 |
| 二、问询监管、信息不对称与公司过度投资 |
| 三、问询监管、代理问题与公司过度投资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检验 |
| 二、信息不对称下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的检验 |
| 三、代理问题下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的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内生性控制 |
| 二、过度投资的替代变量检验 |
| 三、拓展年报问询函区间的检验 |
| 四、问询力度的检验 |
| 五、考虑公司治理的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六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同行业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二、问询监管对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三、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内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同行业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二、问询监管对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三、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内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更换过度投资指标 |
| 二、重新定义企业集团成员公司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七章 全文总结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7）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2.2 控股股东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研究综述 |
| 2.3 股权质押对企业财务决策影响研究综述 |
| 2.4 研究述评 |
| 3 理论基础、制度背景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2 制度背景 |
| 3.3 分析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4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结构的影响研究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结果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创新之处与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English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选题动因 |
| 1.1.3 研究意义 |
| 1.1.4 创新之处 |
| 1.2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 |
| 2.1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
| 2.1.1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
| 2.1.2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发展与界定 |
| 2.1.3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结构与测量 |
| 2.1.4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结果 |
| 2.1.5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 |
| 2.1.6 总结与简评 |
| 2.2 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 |
| 2.2.1 个人投资者的界定 |
| 2.2.2 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的概念 |
| 2.2.3 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影响因素 |
| 2.2.4 总结与简评 |
| 2.3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 |
| 2.3.1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2.3.2 研究主体 |
| 2.3.3 作用机制 |
| 2.3.4 边界条件 |
| 2.3.5 研究结论 |
| 2.3.6 主要研究方法 |
| 2.3.7 总结与简评 |
| 2.4 双加工理论 |
| 2.4.1 理论概述 |
| 2.4.2 理论发展 |
| 2.4.3 认知—情感信息处理理论 |
| 2.4.4 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4.5 总结与简评 |
| 2.5 文献综述小结 |
| 第3章 探索性访谈研究 |
| 3.1 访谈目的 |
| 3.2 半结构化访谈研究 |
| 3.2.1 访谈目的 |
| 3.2.2 访谈实施 |
| 3.2.3 访谈问题提纲 |
| 3.2.4 访谈对象 |
| 3.2.5 访谈内容分析 |
| 3.2.6 结果与讨论 |
| 3.3 结构化访谈研究 |
| 3.3.1 访谈目的 |
| 3.3.2 访谈设计与程序 |
| 3.3.3 访谈对象 |
| 3.3.4 结果分析 |
| 3.4 小结 |
| 第4章 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
| 4.1 理论基础 |
| 4.2 理论模型构建与模型因素阐释 |
| 4.2.1 理论模型构建 |
| 4.2.2 模型因素阐释 |
| 4.3 研究假设 |
| 4.3.1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 |
| 4.3.2 投资者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的中介作用机制 |
| 4.3.3 财务绩效的调节作用 |
| 4.3.4 投资者道德情感、道德认知（道义性评价与目的性评价）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
| 4.3.5 研究假设汇总 |
| 第5章 情境实验研究 |
| 5.1 研究方法的选用 |
| 5.1.1 情境实验法的介绍 |
| 5.1.2 情境实验法在本研究问题中的优势 |
| 5.2 预实验 |
| 5.2.1 预实验的目的 |
| 5.2.2 预实验的过程 |
| 5.2.3 预实验的结果 |
| 5.3 情境实验研究一:主效应与中介机制检验 |
| 5.3.1 研究目的 |
| 5.3.2 研究模型 |
| 5.3.3 实验设计与实验过程 |
| 5.3.4 实验结果 |
| 5.3.5 讨论 |
| 5.4 情境实验研究二:调节效应与有调节的中介机制检验 |
| 5.4.1 研究目的 |
| 5.4.2 研究模型 |
| 5.4.3 实验设计与实验过程 |
| 5.4.4 实验结果 |
| 5.4.5 讨论 |
| 第6章 结论、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半结构化访谈问题提纲 |
| 附录2 :结构化访谈调查 |
| 附录3 :实验研究设计 |
| 一、实验研究的操控材料 |
| (一)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操控材料 |
| (二)企业财务绩效的操控材料 |
| 二、实验研究的案例设计 |
| (一)情境实验一案例设计 |
| (二)情境实验二案例设计 |
| 三、实验研究所用量表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高管权力对公司送转股政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送转股政策动因与效应研究 |
| 二、高管权力与效应研究 |
| 三、第二类代理问题与企业分配政策研究 |
| 第二节 高管权力与送转股政策制度背景及现状分析 |
| 一、送转股政策制度背景 |
| 二、送转股政策与高管权力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高管权力与送转股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高管权力理论 |
| 一、高管权力的来源:不完全契约中的契约剩余权力 |
| 二、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高管所有权权力 |
| 三、基于公司治理理论的高管组织权权力 |
| 四、基于管理租金理论与人力资源理论的高管个人能力权力 |
| 第二节 送转股政策理论 |
| 一、基于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企业送转股政策分析 |
| 二、送转股政策相关理论阐释 |
| 三、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的送转股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不同权力维度下高管人性角色定位与行为驱动理论 |
| 一、“经济人”定位下高管行为驱动:基于代理理论的解释 |
| 二、“社会人”定位下高管行为驱动:基于乘务员理论的解释 |
| 三、不同权力维度下高管人性角色定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管权力影响公司送转股政策的机理与路径——基于利益冲突视角的分析 |
| 第一节 高管综合权力影响送转股政策的逻辑关系分析 |
| 一、内部人员通过送转股政策获利的前提:二级市场的非理性定价 |
| 二、内部人员通过送转股政策获得收益的必要条件:高管配合 |
| 三、内部人员实现送转股政策收益的保障:高管权力 |
| 第二节 高管权力影响送转股政策的路径分析 |
| 一、高管权力对送转股政策的直接影响 |
| 二、高管综合权力对送转股政策的间接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管权力影响公司送转股政策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一、高管综合权力对送转股政策的直接影响 |
| 二、高管综合权力对送转股政策的间接影响 |
| 三、高管综合权力对送股、转增股政策影响差别 |
| 第二节 样本选取、变量定义与回归模型构建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变量计量、高管权力指标体系与回归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高管综合权力对送转股政策影响实证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
| 一、变更被解释变量计量方式 |
| 二、变更回归模型 |
| 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 |
| 四、缓解样本自选择问题的PSM内生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管权力影响公司送转股政策的进一步讨论 |
| 第一节 高管各维度权力对送转股政策的影响 |
| 一、高管所有权权力对送转股政策的影响 |
| 二、高管组织权权力对送转股政策的影响 |
| 三、高管个人能力权力对送转股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高管权力作用下送转股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分析 |
| 一、高管综合权力作用下送转股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二、高管各维度权力作用下送转股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本文的创新点 |
| 四、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激进还是稳健：军人企业家的财务行为考察 ——以荣盛发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5.1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二章 制度背景、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制度背景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心理学理论 |
| 2.2.2 行为公司金融理论 |
| 2.2.3 高阶梯队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从军经历对军人企业家特征形成的影响研究 |
| 2.3.2 管理者非理性与公司财务行为的研究 |
| 2.3.3 企业家从军经历与公司财务行为的研究 |
| 2.3.4 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军经历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的机理考察 |
| 3.1 从军经历与军人企业家心理特征形成分析 |
| 3.1.1 军队组织特征与军人企业家心理特征 |
| 3.1.2 作战经历或军事训练与军人企业家心理特征 |
| 3.2 军人企业家心理特征影响公司财务行为分析 |
| 3.2.1 军人企业家个性、偏好影响公司投资行为 |
| 3.2.2 军人企业家个性、偏好影响公司负债行为 |
| 3.2.3 军人企业家个性、偏好影响公司战略 |
| 3.3 从军经历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的路径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荣盛发展公司财务行为的特征考察 |
| 4.1 荣盛发展创始人的军旅经历和公司概况 |
| 4.1.1 创始人的军旅经历 |
| 4.1.2 公司发展概况 |
| 4.2 从军经历下公司的财务战略考察 |
| 4.2.1 公司战略度量 |
| 4.2.2 筹资战略 |
| 4.2.3 投资战略 |
| 4.2.4 营运资本战略 |
| 4.2.5 收益分配战略 |
| 4.2.6 财务战略模式 |
| 4.3 从军经历下公司的投资行为考察 |
| 4.3.1 投资规模 |
| 4.3.2 投资方向 |
| 4.3.3 投资效益 |
| 4.4 从军经历下公司的负债行为考察 |
| 4.4.1 公司负债水平 |
| 4.4.2 公司债务期限结构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 5.1 结论 |
| 5.2 启示 |
| 5.3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非理性投资决策的背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阐释（论文参考文献）
- [1]需求冲击下制造业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关系的计量研究[D]. 耿丹青. 吉林大学, 2021(01)
- [2]管理者心理偏差、信息披露质量与非效率投资[D]. 马嘉唯.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D]. 王天童. 吉林大学, 2020(08)
- [4]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行为与公司财务困境[D]. 王宁. 吉林大学, 2020(08)
- [5]非效率投资，媒体关注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D]. 米欣谊.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6]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D]. 耀友福.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7]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研究[D]. 李妮妮.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8]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个人投资者投资意向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D]. 师奕.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9]高管权力对公司送转股政策的影响研究[D]. 赵鑫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10]激进还是稳健：军人企业家的财务行为考察 ——以荣盛发展为例[D]. 张亚平. 苏州大学, 2019(04)